法教義學和法社會學

① 法教義學，法哲學和法社會學的區別

區別
三者的側重點不同
前者重於規范 後者是哲學與社會學

② 法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讀後感

法學到底是一門什麼樣的科學或學問？在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雙重大躍進的今天，尤有檢討和追問的必要。為什麼我們的法學總被人指為「幼稚」？為什麼法學上的研究總難與其他學科進行一種實質性的對話與交流？為什麼實務人士與法學研究者總是互相鄙視？雖然置身於法學這個圈子，但我仍然不得不頗不情願地承認，我們的法學確實有太多的理由無法贏得別人的尊重。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迄今為之，我們對於投身於其中的法學本身，仍然缺乏足夠清晰和准確的認識。

最廣義上說，法學無非是與法律相關的一門學科，但此種界定實際上相當於什麼都沒說。在現代社會，在各學科存在廣泛交叉的今天，與法律相關者實在是數不勝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哲學、心理學、政策學甚至是醫學，無一不與法律密切相關。固然我們亦可將法社會學、法人類學、法哲學、法心理學、法經濟學、法政策學以及法醫學統統歸於某種廣義的法學，但實際上這些交叉學科無不是從其他學科的基本假設出發的，所運用的亦是其他學科固有的方法。似此，若以為法學即限於此，則所謂法學與其他學科的真正界限何在？法學觀察法律問題的獨特視角何在？法學真正的智慧性何在？法學的專門貢獻又何在？實際上，法學如果不能單單限於法解釋學（法教義學）的話，至少應當是以其為基本的。換言之，舍上述交叉學科仍可認為有獨立法學的存在，但舍法解釋學，則將無從發現真正的法學。這是因為，與上述形而上學（哲學）和各事實科學相比，真正能體現法學獨特立場和方法的只能是法解釋學。法解釋學是以承認一定的法秩序為基礎的，其獨特方法就在於，通過觀念（概念）的形成，將原本單純的價值判斷轉換為純粹的形式邏輯問題，從而尋求相對的客觀性和合理性。與各事實科學（行為科學）旨在通過觀察、試驗、統計、模型建構等方法來發現某種客觀的規律或趨勢，並因而具有證偽性相比，法解釋學顯然不同。與抽象地探討存在的本體或獲取客觀知識的方法的哲學，亦不相同。

不妨從法學史的角度來看。無須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通常認為，現代法學產生於歐洲中世紀後期。其時，法學與神學、醫學並稱為三大學術，而法學之所以能從神學和哲學中獨立出來，實賴於所謂「實證法學派」的興起。此實證為分析實證，而非社會實證。換言之，即以對特定法秩序下的實在法進行分析注釋為其唯一任務。其後雖然過度形式化地發展成了所謂「概念法學」，因此受到隨後興起的「利益法學」、「價值法學」或自由法運動的抨擊，但利益法學並非是對概念法學的全盤推翻，而毋寧是對其呈現出來的過於僵化和機械進行的一種適度的調整和糾偏。時至今日，雖然所謂自然法又以新的形式卷土重來，但實證分析法學仍為主流的法律思想。這毋寧是由法律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決定的。

③ 什麼是法律教義學

法教義學基本問題初探

在德國法學家Dreier看來，「信條論處理的對象可以是個別規范、規范要素、規范復合體、規范的連系以及規范和事實之間的關系。」依Dreier的定義，我們可以將法教義學界定為狹義的法律規范科學（Rechtswissenschaft im engeren Sinn）。但這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尚有賴於一般法律理論的力量，法學才有進一步反省與批判實證法體系的能力。

另外，法教義學之不足還可以藉助其他學科知識予以補充。如法律社會學家Rehbinder認為社會科學引進法律信條論有三種途徑，「將社會科學帶進法律信條論的領域，無論就理論模式或社會事實態樣而言，都是可能的。這種情形主要出現在三個地方：概括條款和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具體化、發現法律漏洞時的法律創造、以及目的論的解釋。」傳統上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的學問並非是法教義學可以壟斷的。而法教義學只有跟其他社會科學進行對話與交流，才能以社會科學的觀察和理解來促進法學知識的完善。

3．法教義學與法律解釋學

僅就法教義學跟法律解釋學而言，二者存在若干一致或者相似的地方。首先，法教義學和法律解釋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某種一致或者重合。所謂獨斷的法律解釋學，在法學上，往往亦被稱為「法律教義學」。相應地，經常被視為與「實證民法學」同義的「民法解釋學」，其實也即是獨斷解釋學意義上的「民法教義學」。這恐怕也是人們往往將它們等同觀之的重要理由（另外這兩個用語本身即詞義相近）。其次，從研究對象看，二者也存在相似之處，即它們均甚注重對某國某時期法律體系（實在法）的研究。最後，從研究方法上，跟其他社會科學不同，二者都不是把法作為社會現象進行客觀的考察，而是把法作為維持現實社會生活秩序的規范進行研究，均力求使法律規范能夠得到公正恰當的適用。因而法教義學和法律解釋學都具有鮮明的實用科學和技術科學之特徵，具有突出的實踐性品格。當然，二者同樣也不能離開法史學、法社會學、心理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輔助。

另一方面，法教義學和法律解釋學畢竟不同，切不可將其簡單等同。在西方法學上，法律解釋學歷史悠久，以致有人將狹義上的法學看作就是法律解釋學。「……幾乎有2000年歷史的法學只是處於所謂法解釋學的史前階段，真正意義上的法解釋學直到近代才開始形成。」法律解釋學在發展過程中先後受到自然法學、概念法學等法學流派的影響。相比之下，在發展過程中，法教義學似乎是個地域文化色彩更為濃厚的一種學問，這尤其適合於以德國為主的歐陸法系國家。而且跟法律解釋學相比，法教義學其實並非一門學科，亦非一門專業的法學課程。從研究對象看，跟法律解釋學相比，法教義學似更側重以實在法為對象。如台灣學者王立達所論：「目前可見之法釋義學理論論述，其思想源頭、推論前提與價值判斷標准，事實上未必僅限於現行實證法規定一端。然而迄今法釋義學對於實證法規范以外的價值思維來源，其重視程度仍舊不足。」可見，由於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在法教義學對象問題上的看法一時很難改變。但是，基於上述當今法教義學在研究對象上的某種變化，以及關於法教義學研究取向（approach）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的區分，王立達進一步從方法論的高度重新對法教義學進行了反省。尤其是隨著法律論證理論的興起和發展，法教義學的知識屬性和學科定位也在發生某種變化（如上文所論）。同樣，20世紀後半期以來隨著哲學解釋學的本體論轉向，法律解釋學亦發生了一些變化。可以說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法教義學跟法律解釋學二者本身均在經歷重要的變化。這也使得其關系變得更為密切，二者共同致力於具有實踐理性品格的法學知識。

【注釋】參見林來梵、鄭磊著：《法律學方法論辯說》，載於《法學》2004年第3期。法教義學跟法律方法論關系甚密，如陳興良即主張在方法論的意義上使用刑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刑法學如欲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推進刑法教義學方法論的研究。參見陳興良：《刑法教義學方法論》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三年間居然有人在法學三大刊上發了這么多文章！

盤點三年內法學三大刊高產學者

法學三大權威期刊——《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和《中國法學》，一直是學術界矚目的平台。本文聚焦於在這些期刊上發表過2篇以上論文的學者，揭示他們的學術貢獻與活躍度。以下是截至2021年8月15日的亮點介紹，以期揭示學術界的動態和學者的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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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磊教授，來自中國政法大學，以法學理論研究見長，共發表4篇論文，涵蓋了法的淵源、法理論、法教義學等多個領域，展示了深度和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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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志遠教授，華東政法大學的行政法學專家，發表的論文涉及行政審判、府院互動和公私合作行政法，展示了行政法學領域的獨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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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長山教授，同樣在華東政法大學，他的研究領域涉及法學理論、法治發展、法社會學和數字法治，發表的論文反映了智能互聯網時代法律變革的前沿思考。

  
  

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華東政法大學等院校的學者表現出色，顯示出其在法學研究的卓越實力和影響力。

對於法學愛好者來說，深入閱讀這些學者的文章，不僅可以了解學術前沿，還能感受到他們扎實的學術功底和獨特的研究視角。

以上盤點只是冰山一角，法學三大刊上的文章是探索法學世界的重要窗口，讓我們一起探索更多學術新知和大師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