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遠合同法五十一條

『壹』 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有什麼區別大神們幫幫忙

締約過失責任是指在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因故意或過失違背依其誠實信用原則所應盡的義務，使合同未成立、被撤銷或無效而致另一方信賴利益的損失時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在合同法第42條對締約過失責任作出明確的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2)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有其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違約責任是指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即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時所承擔的法律後果。我國合同法第107條將違約責任定義為：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為了保護當事人雙方從開始磋商至合同履行完畢過程中的信賴利益、履行利益，而在立法技術上，將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統一規定在合同法之中;但締約過失責任並不是合同責任，它與違約責任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民事責任。准確區分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對於充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正確處理民事糾紛，特別是對當前民事經濟案件日益增多的審判工作來說，分析締約過失責任和違約責任的問題，尤其在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二者相同點 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盡管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民事責任，但二者都具有民事責任的一般特徵，相比較具有以下相同點： 第一、責任主體具有相對性。 二者主體都只能是締約雙方當事人，不涉及第三人，也都體現了民事責任的平等性屬性。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主體是在締結合同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地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應負的先合同義務的一方當事人，另一權利主體是信賴利益受損的一方當事人，在締約過失責任中不可能出現第三人，這是因為在締結合同中只存在要約人與承諾人雙方當事人。而違約責任也只能產生在合同當事人之間，不涉及合同之外的當事人，盡管在合同中可能會涉及第三人，但責任承擔中也只能是債務人向債權人負擔義務與承擔責任，這是由合同的相對性決定的。 第二、責任形式具有財產性。締約過失和違約責任都表現為一種財產責任，即都是表現為責任人向對方支付一定的貨幣或者給付一定的財物，充分體現了民事責任是以財產責任為主的法律責任的屬性。締約過失責任中，依《合同法》第42條的規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責任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而違約責任中，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的形式依據《合同法》第107條、第112條、第114條的規定，主要有繼續履行，支付違約金、定金、賠償金，還有採取補救措施等，分析二者的責任形式可以看出它們都具有財產性的特徵。 第三、責任結果具有補充性。即責任主體的債務人必須彌補或填補因其締約過失行為或違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後果，損害多少或欠付多少，就應賠償或補償多少，這也體現了一般民事責任的對待相應的屬性。《合同法》第42條充分體現了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性特點，該條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自違約責任最終得以財產責任的形式表現後，賠償性就成為違約責任的基本特徵和屬性之一。《合同法》第 107條、第114條第1款的規定都體現了違約責任的賠償性特徵。 第四、責任承擔具有意定性。即兩種責任在最後承擔上當事人雙方可以就損害賠償的方式、范圍、賠償額計算的方法、賠償數額的多少進行依法協商，也可以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下酌情減免對方的責任，以非訴訟的和解、調解方式來解決，這些都體現了民事責任是法律允許當事人依法協商議定的法律責任的特性。責任承擔的意定性也是合同訂立、履行中當事人雙方意思自由的具體表現之一。 另外，任何責任都是以法律的強制力為其後盾，保障責任的最後實現，體現國家意志的干涉，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也不例外，這一特性也同樣貫通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締結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故意或過失地違反了先合同義務，另一方有權請求* (或仲裁機構)要求對方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同樣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時，對方當事人有權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正是憑借人民*(或仲裁機構)的這種依法賦予的特殊強制力，才能使締約雙方當事人或合同當事人全面、正確的履行義務，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3、二者不同點 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是民事責任的兩種具體責任，二者都有民事責任的一般特徵，有許多相同之處，所以常易混淆，但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有著本質的不同，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民事責任，主要區別體現在： 第一、產生的依據不同。締約過失責任是在締結合同中基於合同不成立、合同無效或被撤銷的情形而產生的責任，締約一方當事人違背以誠實信用原則所應負的通知、說明、協力、忠實、照顧等先合同義務，此時合同並未生效，即未發生合同之效力，因此，締約過失責任產生的根據是先合同義務。而違約責任則只能產生於已生效的合同，合同已生效，債務人應按合同約定的義務履行，對約定義務的違反，債務人應承擔違約責任，因此，違約責任產生的根據是合同義務。 第二、責任保護的利益不同。締約過失責任制度在制度設立上最初就是為了保護締約雙方從開始接觸、磋商到合同不能成立、合同無效、合同被撤銷時雙方之間為此而形成一種特殊的信賴關系，並基於這種特殊的信賴關系期望通過合同的訂立、履行去實現合同目的過程中產生的信賴利益。所謂信賴利益是指當事人信賴其與對方簽訂有效合同而產生的利益。對於信賴利益的損失，依民法一般原理應給當事人予以補償，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若無締約過失責任制度，則難以建立對信賴利益的保護制度，從而使當事人在締約階段的信賴利益失去法律保護。而違約責任則重在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履行利益，所謂履行利益是指合同當事人基於合同的生效，實際履行後所獲得的利益。合同生效後，對於債務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而使得債權人的履行利益得不到實現時，法律規定或當事人約定債務人對此應承擔違約責任。 第三、責任的性質不同。締約過失責任具有法定性，它是基於法律的直接規定而產生的，不是以當事人之間的約定產生，並且締約過失責任的責任形式也是法律規定，即賠償損失，當事人不能任意選擇。而違約責任具有約定性，這是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違約責任的形式，約定違約金及賠償損失的數額、計算辦法等;同時違約責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定性，如它規定了定金罰則及約定的違約金不得過分高於實際損失賠償額等。但違約責任的性質更多的體現在約定性上。 第四、責任發生的時間不同。締約過失責任只產生在締結合同過程中，包括合同成立;在這個過程中，因一方當事人的過錯致使合同不能成立，即仍處在要約或承諾階段，或合同雖已成立但因其合同標的不適法而無效，或因合同雖已成立但因其意思表示的不真實，法律行為不能發生法律效力而被撤銷時，當事人已經為訂立合同花費了一定的費用或為簽訂此合同而喪失了其他利益機會，這樣立法上為平衡當事人的利益，對信賴利益的保護而創制了締約過失責任制度。而違約責任只能發生在合同成立後且已生效，如合同已成立但不生效，此時並沒有產生合同義務，因而不產生違約責任，只能產生締約過失責任。合同生效後，債務人開始履行義務，如對合同義務的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約定，此時才產生違約責任。 第五、歸責原則不同。締約過失責任的歸責原則應該是過錯責任原則，即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因合同未成立、合同無效或合同被撤銷，致使對方信賴利益損失時，應以其過錯作為確定責任的要件及確定責任范圍的依據。這里包括兩層含義：一方面，過錯責任原則要求以主觀過錯作為過錯方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即確定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不僅要有違反先合同義務的行為致使對方信賴利益的損失，而且締約方主觀上有過錯;另一方面，這種過錯必須與信賴利益的損失之間有因果關系，以此來確定締約過失責任的范圍。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是嚴格責任原則，即違反合同義務的當事人無論主觀上有無過錯，均應承擔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嚴格責任原則作為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已得到國內學者的普遍認可。立法上在合同法第107條將該原則予以確立。同時，對於某些有名合同規定適用過錯責任，如合同法第189條、第191、第320條、第374條、第406條、第425條等，這樣形成以嚴格責任原則為主導，過錯責任原則為例外和補充的格局。 第六、構成要件不同。歸責原則的不同決定了它們的構成要件不同。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主要有：(1)當事人雙方必須有締約行為，即這種行為發生在合同訂立階段;(2)當事人一方必須違背依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的法定義務，即先合同義務;(3)主觀上必須當事人一方有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4)客觀上須另一方當事人信賴利益受到損失;(5)當事人主觀上的過錯與另一方當事人信賴利益的損失之間須有因果關系。上述五個條件須同時具備，才能構成締約過失責任。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分為一般構成要件與特殊構成要件，對於一般構成要件目前學界有不同觀點，有一要件說、兩要件說、三要件說、四要件說。[16]我認為，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只有一個，即違約行為，只要當事人一方有違約行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就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違約責任的特殊構成要件因違約責任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有：①違約行為;②損害事實;③違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要有因果關系。 第七、免(減輕)責事由不同。締約過失責任沒有免責事由，在締約過程中只有雙方人存在混合過錯的情況下才存在減輕責任的可能，即雙方在締約過程都有過錯造成了一方當事人的信賴利益的損失時，才可以減輕另一方的締約過錯責任。而違約責任中當合同雙方當事人都存在違約時，就各自的違約行為對對方承擔責任，可以相互折抵。當出現法定的免責事由或約定的免責事由時，違約方將免除承擔法律責任。法定的免責事由主要是指合同法第117條規定的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災害、*行為、社會異常事件等。約定的免責事由包括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免責條款和約定的不可抗力的范圍，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是對法定不可抗力條款的補充與細化。 第八、賠償損失的范圍不同。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的是信賴利益的損失，既包括因他方的締約過失而導致信賴人的直接財產的減少，如費用的支出，也包括信賴人的財產應當增加而未增加的利益，信賴合同有效而失去的某種應得到的機會。當然，這些利益表現是在締約時可以預見的范圍之內。賠償應以過錯責任原則為依據，適用完全賠償原則。信賴利益賠償的結果是使當事人達到合同未曾發生時的狀態。違約責任賠償的是履行利益的損失，即合同成立且生效後，而違約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時給非違約方造成的損失，履行利益賠償的結果是使當事人達到合同完全履行時的狀態。一般而言，相比較違約責任賠償的范圍要比締約過失責任賠償范圍大。對於賠償的計算辦法、數額等，違約責任可以通過雙方當事人協商，也可事前達成合意，但締約過失的損害賠償則不能合意事先達成。 第九、行為形態不同。對締約過失責任構成要件中的締約過失行為的研究，梁慧星先生，王利明先生，崔建遠先生對此有較完善的論述，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見合同法第42條第1款);(2)欺詐締約，即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見合同法第42條第2款);(3)違反人格及人格尊嚴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締約行為(見合同法第42條第3款);(4)擅自變更，撤回要約;(5)違反初步的協議或意向協議或許諾;(6)泄露或不正當地使用商業秘密;(7)訂立合同中未盡保護義務而侵害對方人身權、財產權的行為;(8)違反禁止強制訂約的義務;(9)締約之際未盡通知、保密義務等給對方造成損失的締約過失行為;(10)因一方過錯使合同不能成立的行為;(11)因一方違反法律、法規致使合同無效的行為;(12)因一方過錯使合同變更後無效的行為;(13)因一方過錯使合同被撤銷的行為;(14)合同不被追認的無效行為;(15)無權代理而訂立合同的行為等。違約行為形態不同學者劃分不同，有學者將違約行為分為預期違約和實際違約，實際違約又分為不履行合同義務和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不履行合同義務又可分為履行不能和拒絕履行。履行義務不符合約定又分為遲延履行、瑕疵給付與提前履行等。 第十、責任形式不同。締約過失責任的責任形式只能是賠償損失，依合同法第42條的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違約責任的責任形式則很多，合同法在第七章違約責任中主要規定了如下幾種責任形式：①繼續履行;②採取補救措施;③賠償損失;④支付違約金;⑤定金罰則;同時，在「合同履行」一章中的第63條規定了針對執行*定價或*指導價的合同的價格制裁的違約責任形式。 通過上述的相同和不同點比較，可以看出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是完全性質不同的兩種民事責任。對這兩種民事責任作本質上的認識，有利於充分保護締約當事人及合同當事人的民事權益，

『貳』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條與物權法第106條之間的適用關系

閣下所提的問題說得細致了，完全可以做一篇很有水平的論文。
合同法第51條和物權法第106條在法律適用層面的關系，二者的關聯在於無權處分，合同法第51條規定的是無權處分場合合同效力問題，而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的是無權處分場合物權變動的問題。盡管如此，二者也不是沒有關聯，其間的關聯發生在善意取得場合是否要求合同有效。對此學學者之間存在較大爭議。
王利明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堅持認為善意取得場合應當具備合同有效這一要件，當時物權法草案（三審稿）第111條也曾經規定要求轉讓合同有效這一要件。
比如，物權法（草案）三審稿
第一百一十一條 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即時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
（一）在受讓時不知道或者不應當知道轉讓人無處分權；
（二）以合理的價格有償轉讓；
（三）轉讓的財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
（四）轉讓合同有效。
受讓人依照前款規定取得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的，原所有權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賠償損失。
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參照前兩款規定。
後來將這一要件刪去了，其中的一個理由即是，這一規定和合同法第51條相矛盾，將會製造碰撞式法律漏洞。
所以從維護合同法第51條的出發點來看，刪去這一要件是正確的。但是從法律優劣、比較法視野來看，這一立法並非無可挑剔。而問題的根源均源自合同法第51條。
韓世遠教授、王軼為代表的學者即倡導，可以採取物權法第15條的做法，區分合同效力和物權變動，合同效力本身不受無權處分的影響，除非存在法定無效、可撤銷的情形。但是這樣的做法勢必造成合同法第51條成為具文。
綜上所述，在不修改合同法第51條的背景下並且不修改對合同法第51條的解釋（合同效力待定而非物權合同效力待定）的情況下，將轉讓合同有效剔除出第106條是符合法學方法論的。也就是說不要求轉讓合同有效，物權法第106條的善意是指「對出讓人沒有處分權不知情」，對於是否需要區分不動產和動產採納不同的善意標准（吸收德國法的做法，對動產還需附加無重大過失的主觀要件），學者之間存在爭議，從物權法第106條文義來看，確實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所以崔建遠教授認為，對於動產、不動產適用統一的善意標準是指「不知情且無重大過失」。但是程嘯、朱廣新等認為應當區分動產不動產分別採取善意取得和公信力制度。
代表性著述可參考崔建遠著：物權法（第二版）；王利明、尹飛、程嘯著：中國物權法教程；王洪亮：登記公信力的相對化（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程嘯：動產善意取得和不動產公信力制度。

『叄』 求崔建遠合同法

《合同法第六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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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合同法》第51條 無權處分 清華博士 40萬字

尚緒美，清華大學，無權處分合同及其法律效力 2007年的
在中國知網上可以找到
【英文題名】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and Its Legal Validity
【副題名】 以《合同法》第51條為對象
A Research on Provision 51 of Contract Law
【作者中文名】 尚緒美;
【導師】 崔建遠;
【學位授予單位】 清華大學;
【學科專業名稱】 法律
【學位年度】 2007
【論文級別】 碩士
【網路出版投稿人】 清華大學；尚緒美
【網路出版投稿時間】 2008-07-18
【關鍵詞】 無權處分; 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 善意取得; 不當得利;
【英文關鍵詞】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validity; bona fide gains; illegal profit;
【中文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很多學者對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提出了質疑和反省。 本文將以《合同法》第51條為對象分四個部分論述。第一、二部分:准確界定無權處分、無權處分合同等概念,使討論的對象—無權處分合同特定化、清晰化。第三部分討論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沿著初步論證—實證分析部分—反面論證—得出結論的順序展開。在初步論證階段對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非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分別進行論,並運用比較的方法對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有效與非物權行為模式下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進行綜合的比較。實證分析部分主要是結合我國的法制背景和相關規定進行討論。接下來的反面論證部分分別反駁了無權處分合同無效說、有效說和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說中的有力說,以從反面論證無權處分合同應該是效力待定(通說)的論點。筆者認為對我國法律中的無權處分的概念及效力應以我國法律體制及所採取的物權變動模式為背景作上述理解。這樣有助於我國法律的應用,其不足之處宜通過解釋加以消除。 在此基礎上,本文得出結論:在我國無權處分合...
【英文摘要】 Although the 51st provision of Contract Law has stipulated the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the arguments never stop whatever in academic circles or legal practice fields. Particularly many scholars challeng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ovision. The thesis made a research on 51st provision, having three parts to verify the author s views step by step. First part and second part: give the demarcation of unauthorized acts and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contract and so as that we can specify and make clea...
【DOI】 CNKI:CDMD:2.2008.087944
【相同導師文獻】 導師：崔建遠 導師單位：清華大學 學位授予單位：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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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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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公務員合夥辦廠是不是算非法經營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以下簡稱「《公務員法》」）是規范我國公務員各項活動的基本法律，是公法。《公務員法》的絕大多數條款都是強制性規定，公務員以及政府機構無權也不能改變該規定，也不能經由其他方式如合同等規避。實踐中較為普遍的問題是，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法的規定參與營利性經營活動，參與這些營利性活動而訂立的合同的性質則是民法上一個比較棘手的疑難案件。此時，合同效力的判斷必須考慮到公法規定的目的和功能，而且合同效力的判斷所產生的結果應當具有以科學性為基礎的社會妥當性。私人自治從來不是「公法規定」的「避風港」，更不應是得到民法承認的「避難所」。對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法》規定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而訂立合同的性質界定，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筆者即試圖對其進行分析。

一、學界通說：違反《公務員法》第53條第14項規定訂立的合同有效

既有學說判斷合同有效性的最主要根據是意思自治或者合意。雙方當事人按照自己的真實意思訂立了合同，法律基於鼓勵締約的目的通常承認該合同為有效。雙方當事人可以請求對方履行合同。相應地，協商的利益是雙方當事人基於合同的約定而獲得的，因此是其正當擁有的受法律保護的財產。「私人自治」是民法的根本理念，私人主體以及私人權利通常不受公法規制的影響，自然也包括公務員法。因此，合同法專家通常認為公法規定也必須納入合同法的價值判斷范圍內，才能獲得判斷合同效率的正當性。《公務員法》可以經由《合同法》第52條第5項進入合同的效力判斷中。[1]公法在現代社會在更大意義上影響著私法。現有的合同法作品也均認為，公法規定對合同效力是有影響的。這是一種抽象的普遍共識，這些抽象的命題並非總能在個案中產生一致的、確定的結果。既有的「私人自治」的觀念依然有強大的傳統慣性，學界目前對公法規定進入私法的態度還是非常謹慎。就公務員法違反《公務員法》第53條第14項的禁止性規定與公務員訂立投資經營協議效力就是這些問題的焦點之一。通說認為：「這種禁止性規定至少根據學界的意見，它是禁止特定人從事某類交易的，你去做了就要有處罰或者是處分，或者是承擔刑事責任，合同行為的效力不應當因此無效。」[2]筆者就此與崔建遠教授、申衛星教授、彭誠信教授、孫學致教授的探討後，四位教授總體上可分為以下兩種不同觀點：

（一）合同有效論。孫學致教授持此種觀點。他基本的出發點是，公務員與對方訂立的合同是自由意志的反應，而且從法規目的上看，公務員法並沒有明確違反該規定而訂立營利性合同的效力，相反只是規定了違反此規定，行政機關可以對公務員進行處分，這意味著法律並不欲使該合同無效；另外，如果法律認定此類合同無效，相當於為企業的經辦者施加了對股東或合夥人是否為公務員的資格審查義務，會實質上妨礙企業的經營自由，增加經營風險。彭誠信教授認為，此類合同無效將實質上妨礙締約自由，而且其後果是將公務員基於合同所得的財產收歸國有，侵犯個人財產權，不具正當性。

（二）合同是否有效取決於個案。崔建遠教授認為，此類合同的效力需要具體判斷，不能一概而論。單一化的解決方案可能在具體個案中產生不可接受或不可欲的結果。如果是省委書記投資入股企業，該合同自然是無效的；如果主體為一般的公務員，此類合同則很難認為是無效的。申衛星教授的觀點與此相似，但分析角度不太相同。他認為，此類合同效力判斷的關鍵是看公務員是否運用了公務員的身份締約或者是否濫用了國家權力，如果利用了公務員身份締約或者濫用了國家權力，合同無效；否則，合同效力不受影響。

因此，我們總體上可以認為，將公務員違反法律中禁止進行投資經營的規定而訂立的協議認定為有效是較為普遍的、占據主導地位的觀點。而筆者認為，這種合同必須是無效的合同，[3]但這是少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