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是政治法和民法的補充和必然產物
❶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在經濟法價值體系中的特殊性。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1】
[摘要] 正義與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古典自然法學家直到當代風行的社會法學家，在各時代法學家的一步步詮釋中，正義從法的一種必然內涵直到現在成為評價法律的一個標准和法律所要追求的一種價值。
[關鍵詞] 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正義實質正義
在我國，對法的價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法律」二字的形成及其被賦予的含義上。
我國傳統的法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從古代社會發產生之日起，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法的價值觀念的總和。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以及資本主義法律理念的引進，使得法的自由價值觀、平等價值觀、等內容引起了法學家們的關注，並在研究中一步步確立了其地位。
經濟法是與市場經濟同步產生的，它調整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取向。
一、經濟法的正義價值的概念分析
在歷史上，對於正義的理解非常豐富。
就像博登海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樣「正義如同普羅米修斯的面孔一樣變化無常，隨時可能呈現不同的形狀，並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正義」有著不同的內涵，並且為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所信仰。
在它具有的價值序列中，自由、平等、安全曾先後被不同的思想家放置在價值序列的頂層。
對於經濟法這一特殊的部門法而言，它調整對象的經濟性及調整方法的強制性都決定了其價值基礎的特殊性。
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認為博登海默教授提出的對於正義的理解符合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即「滿足個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張，並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進步和提高社會內聚性的成都―這是維持文明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義的目標。」
二、正義――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
古希臘有句著名的格言:「正義乃百德之總」。
這一格言形象地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的特殊地位。
的確，正義這一價值是一個可以涵蓋指導其他價值追求的全局性的價值追求。
1.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可能性
法的價值從哲學意義上分析一方面具有客觀需要性，另一方面具有對於主體的有用性或積極性。
具體到經濟法這一特殊的法律部門中，經濟法的存在也是基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它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宏觀調控關系與市場規制關系，有很大部分是涉及不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
在經濟法中，更多體現的是一種間接手段，其領域是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良好的、有秩序的競爭及生存環境。
筆者認為，從以上對於正義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正義內涵的廣泛以及適時性，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其他價值在此基礎上衍生、擴展但同時被其指導，這將是一種適合當代經濟法發展的價值體系的設計。
2.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必要性
在個人正義的理解中，有一種認為正義就是遵守法律。
古希臘智者色拉敘馬霍斯在與蘇格拉底辯論正義的含義問題時指出:「政府制定法律，違法者就有不正義之名。」他的隱含意思是，正義就是指人的行為遵守法律、符合法律這種狀態。
從此引發，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被遵守的法律即是不正義的，那麼行為的正義也無從談起。
所以可見法律本身的正義的重要性。
這是保證個人正義的前提條件。
經濟法的發展經歷了戰爭經濟法階段、危機應付階段以及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階段這三個由低到高的階段。
在此階段中，市場經濟由自發的競爭發展到社會化條件下國家以經濟法來協調維持。
從經濟法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經濟法社會性的特徵，而經濟法的價值作為經濟法追求的目標，正義作為社會經濟秩序的一種衡量標准，以其作為經濟法的價值基礎是無可厚非的.。
三、經濟法正義價值內涵的延伸
1.由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
實質正義是與形式正義相對而言的，這里的形式正義的基本含義是指：對於相同的情況給於相同的對待。
現代形式正義觀的代表人物為佩雷爾曼， 他試圖從各種復雜的正義定義中抽象出一種可以適用於不同正義概念的定義公式，他認為「所謂的形式正義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對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疇的人都應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動原則。」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強勢團體、壟斷等等這一切經濟政治實體的存在造成了個人之間、個人與團體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實質不平等。
在現實條件下，形式正義本質上已成為一種不正義。
經濟法作為對於民法的補充而出現，必須正視建立在對於19世紀社會經濟條件判斷基礎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的喪失，由此帶來的從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變更。
實質正義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
2.公平與效益的兼顧
羅爾斯把公平作為正義的首要要素和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任何一種理論、法律或是制度，不管怎麼樣有用和巧妙，但只要它是不正義的，就一定要被拋棄和消滅」但與此相對應的，效益也是法的價值目標之一。
在實踐中，追求效率必然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過分的追求公平也會損害一部分人的效益。
效益是指減去投入後的有效產出。
在法的效益價值中，社會效益價值是與公平的追求同向的，即維護社會公正。
法的社會效益追求中，力求以法的形式為社會機構的運作創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則，避免假公濟私、效率低下。
但法的經濟效益追求有時可能會損害公平。
但是並不是說效益與公平是完全對立的。
二者同作為經濟法的價值目標，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效率優先並不意味著不要公平，而是要在實現效率的前提下，盡可能的保證公平的實現。
綜上所述，正義價值作為人類永恆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有可能也很有必要成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在全局上指導並且涵蓋經濟法的價值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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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正義價值論文【2】
【摘 要】自從法產生以來，關於法的價值問題法學界從來沒有停止過爭論。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孟德斯鳩至近代的羅爾斯都提出了自己對法的價值的追求與探索。
法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階級、私有制、國家產生的必然結果。
不論是雅典的城邦、古埃及、羅馬，還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無一例外的都有自己自成體系的法律。
從法的發展歷史來看，毫無疑問，法是有價值的，但究竟什麼是法的價值，法又有哪些價值呢?這困擾著我們無數的法學研究者。
法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因，人類對法律不懈的探索究竟在追求什麼?古往今來，人來一直在追求正義，希望受到正義的對待，社會公平，人人平等。
正義為什麼一直受到人類的追捧，法的價值是否也在於實現正義。
【關鍵詞】法的價值;正義價值;分配正義
「任何值得被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法的價值體現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決定法的價值，進而影響立法，影響著整個法律體系的運行。
但凡民主文明講究平等和諧的國家法律發達，對法的價值問題研究深入，成果豐碩。
而統治者根據自身好惡無視社會承受能力，肆意訂立法律的國家，命運無不是被人民推翻或遭外敵入侵而覆滅。
法的價值是一個抽象而復雜的概念，也是法學研究不能迴避的難題。
一、法的價值含義
價值是一個哲學范疇，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的眾多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無不廣泛使用價值。
國內法學界對價值定義時多從主客體的關系出發，既強調價值客體的屬性，又認為不能忽視主體的需要，認為價值是客體的屬性對主體的需要的滿足關系。
「『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也許我們應該從更為朴實的角度來探討「價值」，從而揭示價值的本質。
可以這樣認為，「價值」是一種特定的關系背景下的事物的存在、屬性、作用等。
法的價值依據價值的概念是指，與主體的需要、訴求具有相洽互適性的，從而受到主體的珍視、重視的事物的存在、屬性或作用。
根據使用的情況不同，法的價值可以有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目的價值，指稱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助長那些值得希冀、追求或美好的東西。
「法律的重要價值就是保護人權」，「程序法具有確保司法公正的價值」，等等。
在此種情形下，法的價值更多的體現為對人們追求的美好事物的保護作用，是法對社會的作用，存在於法的自身之外。
第二，形式價值，指稱法律自身所應當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質和屬性。
如，法應該邏輯嚴謹，應當簡明扼要，而不是自相矛盾、含混繁瑣。
此種意義的法的價值更強調法的自身，形式上的法應該具有的被人們追求和珍惜的東西。
第三，評價標准，指稱法律所包含的價值評價標准。
這更多的受到西方影響，是以法的價值平價標准去評價社會上與法有關的現象，如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
二、法的首要價值
(一)法的三種基本價值形態
1. 正義。
「正義有著一張普羅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在社會生活中，正義有多種不同的含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正義;「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是一種正義;在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自由、平等、博愛」也被視為一種正義。
決定法的價值中的正義，是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
社會基本結構指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生產的利益劃分方式。
「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於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於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這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具有根本性。
作為社會主要制度，社會基本結構影響著人們的基本前景即他們可能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就。
對法律的正義價值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可以說，法的正義價值在於保障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讓人們享有正義的權利承擔正義的義務，正義地分配社會財富、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
2. 秩序。
學界不乏關於法律秩序的診釋。
「 制度論」 和「 結果說」 是西方學人對法律秩序的兩種重要界說。
「 制度論」 把法律秩序等同於法、法制或法的體系。
「 結果說」 則視法律秩序為法作用於社會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結果。
法律秩序是一種社會狀態，一種由實體性的制度和觀念化的意志所合成的社會狀態。
實體性的制度是說法律秩序是以法的形式存在的社會規則，為實現這些規則還存在著一定的物質設施如法庭、監獄、警察等等。
法律秩序價值也是法的其他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環節。
法的價值誠然遠不止確認和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
但所有法的其他價值都離不開秩序價值。
任何法都會體現一定的社會秩序、利益、正義，但一定的利益、正義的確立和實現，都離不開一定社會秩序的確立和實現。
3. 自由。
個體可以是自由的、獨立的，但仍然是全人類整體的一分子;不但每個人的自由能依據普遍的自由規范而與他人的自由相協調，而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個人自由主要表現在人格獨立、人格尊嚴、抉擇自由、自我實現等方面。
人是社會中的人，自由的實現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法律保障人的自由，便成為法的重要價值形態之一。
(二)正義乃為法的首要價值
「法的目的價值構成了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會目的，反應著法律創制和實施的宗旨，它是關於社會關系的理想狀態是什麼的權威性藍圖，也是關於權利義務的分配格局應當怎樣的權威性宣告，無疑法的目的價值是整個法的價值體系的基礎……」法的目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力也是法實施的宗旨，形式價值和評價標准都是為一定的目的價值服務的。
而在法的目的價值中，秩序，自由，正義是其基本的價值形態。
所謂基本是指法的目的價值最重要，最根本的價值目標。
然而由於人類生活需求的多樣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便產生了發的價值沖突。
即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中滿足人類眾多不同的價值追求時產生的競合狀態。
秩序與自由的沖突，正義與秩序的沖突，秩序與自由的沖突常常出現在我們生活中，而這也是困擾立法者法學家的難題。
這時便需要法律的協調整合。
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如何協調整合法的價值沖突謀求價值總量最大化呢? 首先應該堅持兼顧協調的原則，因為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應該最大限度地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盡可能的避免、化解或弱化價值沖突。
然而，當協調兼顧已無法達到化解價值沖突時應遵循「兩善相權取其重」的標准。
而正義價值則是我們應該首要保護的價值，是法的首要價值。
亞里士多德曾經提出「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的命題。
可以說，自由與秩序是手段價值，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正義才是法律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
「法律或成例就是正義的一種衍生物」「要使事物合乎正義，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的一個中道的權衡」正義是人類永恆的價值追求和重要美德，亦是衡量法律之善的首要尺度。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正義一直是引導法律產生、完善和不斷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法的諸價值之中，法律與正義價值的關系最為密切，亦是法的價值理論體系中的核心論題。
人們在論及法律或對法律制度進行評價時最常使用的是「正義」這一詞彙，以至於法律的其他道德品質都顯得那麼不甚重要或突出。
正義在法的諸價值之中具有優先性地位，法律的有效性亦取決於法律自身的正義程度，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亦是法律產生的社會根基和根本前提。
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法律需要正義價值之引導，亦必須體現正義之精神。
正義作為一種倫理觀念和價值准則十分廣泛而深刻地存在社會生活之中，並一直引導並推動著法的生成、發展和不斷完善。
一般來說，符合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或價值准則即是正義的。
反之，不正義則是指不符合或者違背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准則。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
三、法的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
(一)分配正義
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即分配正義與矯正正義。
分配正義是根據接受者的功績來分發榮譽和獎勵。
即正義等於平等。
「相等的人分享了不相等的事物，不相等的人反而分配到了相等的事物，就是不正義。」分配正義是關於對權力、產品等社會資源在社會主體間進行正常配置的規則設計，滿足主題生存的基本需要。
可以說分配正義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
保障分配正義要求在立法等領域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有限的社會資源，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取所取，從而實現社會的正義。
(二)矯正正義
亞里士多德認為矯正正義是指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造成了損害，使其遭受到了損失時，就應該從損害方的好處中拿出來一些，加到蒙受損失的人那裡，以補償其損失。
從現代社會來看，矯正正義是針對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動盪與矛盾而設計的救濟性措施。
與分配正義相比，矯正正義是一種程序正義是對失衡的分配正義進行糾錯從而實現實體正義，矯正正義主要體現在司法中。
(三)分配正義的法律體現
分配正義解決的是社會資源的計劃與分配問題，因而需要通過資源分配方案、模式等形式表現出來，而法律文本因其強制性、穩定性則成為分配正義實現的主要工具。
而另一方面，法律的終極價值就是實現正義，正義體現在法律的權利義務分配方面。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沒權利的義務」，法律在權利與義務方面堅持了對等原則，是分配正義的體現。
權利是法律賦予人滿足其利益的手段，義務是承擔者負擔的不利益。
法律在給公民分配權利義務時也應堅持分配正義，而這又具體體現在三個基本原則中，貢獻原則、平等原則和不平等原則，分別對應不同性質的權利義務。
第一，平等原則。
每個人不論貢獻如何，都應該完全平等地分有基本權利(人權)。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不妨簡化為六個字：平等分配人權。
平等分配人權就是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
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權就是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要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每個人的基本需要是完全一樣的、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
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實際上又等於按需要分配人權。
誠然，按基本需要分配權利與按需分配權利根本不同。
但是，人權與權利不同。
人權僅僅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不可能滿足人的非基本需要。
因此，按需分配人權與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是同一概念;正如按需分配食品與按生理需要分配食品是同一概念一樣。
第二，貢獻原則。
如所周知，應該按照貢獻分配權利，即按一個人給予社會和他人的利益(貢獻)來分配社會和他人必須且應該給予他的利益(權利)。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貢獻原則」：按照貢獻分配權利，按照權利分配義務。
但是按照貢獻分配權利，並不意味著貢獻越多權利也越多，相反權利應少於貢獻，與貢獻相等的是索取。
權利是一種強制的索取，如果權利與貢獻相等必會導致強者更強而弱者更弱。
因此，貢獻應多於權利多於義務。
這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分配正義。
第三，不平等原則。
每個人因其貢獻(才能和品德)不平等而應分有相應不平等的非基本權利和非基本義務。
但是，在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中，獲利多者如果較多地利用了社會合作，便應該補償給獲利少者以相應的權利。
獲利越少者，對社會合作的利用往往便越少，因而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越多。
於是，獲利最少者，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最多。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不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表明，社會應該不平等地分配每個人的非基本權利，因為每個人對社會和他人的非基本貢獻是不相等的：能力較強、品德較高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大，因而應該分有較大的權利;能力較弱，品德較低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小，因而應該分有較小的權利。
不同社會制度下法的價值內涵側重各有不同，但從總體而言，正義、秩序、自由三者構成了法的價值的基本內容。
而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不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下，對正義的追求法從來沒有停止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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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
經濟法的產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政治、經濟與法律層面的影響尤為顯著。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市民社會在經濟秩序混亂、失衡的狀態下，面臨困境，不得不尋求國家的授權，通過社會契約調整社會經濟生活，以維持其自身穩定，這是經濟法產生的政治背景。
經濟法是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與國家干預（「國家之手」）相互融合的產物。經濟學理論中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的對立與磨合，推動了經濟法的誕生。隨著政府介入經濟活動，傳統市民生活與政治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出現了單純運用公法或私法手段難以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新型經濟關系需要特定法律體系來調整，成為經濟法興起的契機。
法律部門的出現往往源於利益沖突的現實需求。民商法側重保護個人權利，關注個體利益；行政法則聚焦於國家權力運作，側重國家利益實現，而忽視社會整體利益。經濟法的產生，正是在現有法律體系無法有效調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背景下，為了滿足對新利益調整的需求，而形成的一個全新的法律領域。
❸ 經濟學和經濟法有啥區別
一、性質不同
1、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即價值的創造、轉化、實現的規律——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分為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經濟學兩大類型。
2、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
二、起源不同
1、人類經濟學起源於中國古代以經世致用為代表的價值觀，均富、損有餘而補不足為代表的平等觀，交相利、義利統一為代表的生產關系觀，通功易事為代表的貿易觀，農本工商末為代表的產業觀等等早期經濟思想。
2、經濟法最早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學家關於經濟法的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中。
(3)經濟法是政治法和民法的補充和必然產物擴展閱讀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與傳統的相鄰法律部門相比，其主要特點有：
一、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
經濟法的產生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它把調整的重點始終放在引導各類經濟主體依法進行經濟活動，保證經濟關系的正確確立和有序的進行上，以形成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
二、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
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相比較，在調整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關繫上，各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經濟法是「社會責任本位法」，它以社會利益為基點，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此基礎上處理和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
三、經濟法是商品經濟發達的法
只有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主導，經濟法才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因而經濟法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四、經濟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法
經濟法始終調整經濟關系，調整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且在這個調整過程中甚至會有意使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有所損失。
五、經濟法是綜合調整的法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縱向經濟關系，但對橫向經濟關系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採取的手段既有懲罰性的，也有補償性的，既有鼓勵類的，也有禁止、限制類的，體現了明顯的綜合調整的特徵。
❹ 經濟法制度的體系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❺ 論述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對經濟法產生的兩種不同觀點的評價 在進行評析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經濟法律、經濟的法律規范、經濟法是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我們有必要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律的制定、經濟法部門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的范疇。經濟法部門是由經濟法律規范組成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經濟法律為表現形式。 但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把經濟法的產生理解為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或經濟法律的制定，我們不能把一個或一些經濟法律規范等同於經濟法，不能把經濟法律或經濟法律的總稱視為經濟法，只有相當多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才是經濟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就是從部門法意義上講的，是指作為**的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因此，把經濟法產生理解為經濟法這個**的法律部門的形成是正確的。[9] 我們還應明確：經濟法律規范產生於古代社會，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產生晚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的產生早於經濟法學的產生。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同時論」是錯誤的，它抹殺了經濟法律規范與經濟法之間的界限，將經濟法的產生等同於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經濟法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三、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一）古代經濟法律規范的產生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古代經濟法律規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和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也可稱為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奴隸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最早出現於奴隸制度古巴比倫國家。早在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奴隸制國家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就對土地的國家所有權和土地的法律保護作出了規定。《漢漠拉比法典》還有對農業、商業、質量、財政稅收等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規定。我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隸制國家土地國有的規定。西周中後期，還出現了土地流通的活動。我國從夏朝開始就有了徵收貢賦的制度，商朝的貢賦實行公田收入交國家，西周則按井田計畝徵收賦稅，西周的財政開支還實行了量入為出、專款專用等等內容，均體現了我國奴隸制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漢漠拉比法典》是奴隸制經濟法律規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會經濟法律規范存在的時期較長。在產生過程中，《羅馬法》及其復興起過一定的作用。西歐封建社會從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滅亡至18世紀，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從春秋戰國之後算起，延續了2000多年。此時，中國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詳細地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定。秦簡《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須標明價格的規定，秦簡《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長，不得砍伐；春天土地乾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獸、幼鳥；不得設置陷阱和網罟捕捉鳥獸；不得毒殺魚鱉」的規定，漢朝的發展對外貿易的規定，明朝的禁止私人開採金、銀、銅、鉛、錫和水銀礦的規定，唐朝的以戶稅、地稅為基礎的「兩稅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據各種開支總額確定兩稅的總額規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級管理，征解制度、財政監察制度和預算制度等財政管理制度，等等，均體現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全面和完善。前資本主義經濟法律規范的特點是：反映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意志，公開地維護等級特權，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時主要運用直接手段，經濟法律規范以「諸法合體」的法典為主要表現形式。[10] （二）空想共產主義者的經濟法思想及其意義 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萊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學術名著——《自然法典》，該書反映了他對未來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作者在書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圖的法制藍本」，被作者稱為「法律草案」，共12類法律、117條。其中，第二類法律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規則。從目前的資料反映，這是「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的地方。摩萊里看來，未來社會中的產品不發生買賣和交換，而是通過分配給予公民，「一切產品都要核算，其數量要與每個城市的公民人數相適應，或與使用它們的人數相適應，這些產品當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規則公開分配，如有剩餘則保管起來」[11]。摩萊里是在產品（財產）分配規則的意義上使用「經濟法」，並以此來表達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來社會的法律規范。[12]19世紀30—40年代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薩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冊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個概念，並發展了摩萊里的經濟法思想。 由摩萊里在18世紀提出的「經濟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產主義的社會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至今「經濟法」的涵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它對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概念的形成仍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除了表現為援引「經濟法」這個概念的外殼之外，更重要的是人們把空想共產主義者那種具有萌芽狀態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思想加以擴大，利用來作為建立現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法概念的一個合理內核。[13] 補充回答： （三）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國外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實質上是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時期，傳統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斷被突破，並演變乃至最終**的過程。[14]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性，我們將國外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一種法律思想的經濟法，盡管早在資本主義壟斷初就被提了出來，法國著名政治家、經濟學家——蒲魯東於1865年就提出應由「經濟法」來構成新社會的基礎，[15]但其理論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反應。經濟法作為一種新的法律思想在實踐得到體現，應該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壟斷階段改變了原來對資源和財富的配置機理，由原來原始資本主義積累階段主要憑借政治強權和經濟強制，自由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主要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和財富的機制，轉變成壟斷階段主要通過採取經濟集中排斥競爭的機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注意到經濟的社會意義，因為此時的經濟壟斷涉及諸多經濟參與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壟斷導致競爭萎縮而發生經濟滯長。這時，需要有一種能夠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當壟斷的力量——國家的力量，[16]這就需要一種新的法律形態加以規范。經濟法作為這樣一種法律形態，就在19世紀末出現了，經濟法作為新質的法律部門產生就成為必然。 美國1869年的《反鐵路壟斷法令》、1887年《州際商務法》，特別是1890年頒布的《反對不法限制和壟斷，保護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謝爾曼法》和1914年頒布的《克萊頓法》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成為經濟法最早出現的表現形式的法律標志。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了戰爭需要，頒布了大量的經濟法，如1915年《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通知》，1916年《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經濟法》和《鉀鹽經濟法》，1923年《防止濫用經濟力令》等。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在奉行「經濟自由」的同時，確立了「社會化原則」，規定了許多對私有制進行限制的措施，並授權政府對全國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和管制。《魏瑪憲法》後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與私法分離的原則，擺脫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原則，突破了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經濟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則，確認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直接干預、管理。這些法律引起了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積極展開了研究。1920年前後，一大批經濟法著作相繼問世，真正意義的經濟法就這樣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在德國出現了。[17] 第二階段，經濟法的發展階段，1929年—1933年經濟危機至第二世界大戰後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調整特殊時期的整體經濟法，又可稱為「危機應付經濟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府對經濟干預有所放鬆，1929年—1933年出現的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國家更加註重對國民經濟進行更為全面和強有力的總體調節。一方面，實行資本主義國有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出現並得到發展，國家不僅以政權主導者身份對私人經濟進行干預，而且開始以資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參與生產經營領域的活動。另一方面，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出現和興起，國家經濟職能全面強化，對經濟進行更加綜合性、全方位的調節，從而出現了又一次經濟立法的高潮。[19]此時，美國制定了一系列體現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法律，實施所謂「羅斯福新政」。先後頒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國產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緊急銀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等。 德國在此時期也先後制定了大量經濟法，如1930、1932、1933幾次修改了的《防止濫用經濟力令》、1933年《強制卡特爾法》、1934年《經濟有機結構條例》等。 這個時期的經濟法，是一種典型的「危機應付經濟法」。它從一個側面說明：「鑒於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國家公權力與市民社會嚴格分野，所以西方國家的經濟法往往是經濟危機或者社會矛盾激化時不自覺的產物。」[20]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加強了對經濟干預，有的國家頒布了對私有制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法律。德、日作為戰敗國，被聯合部隊佔領，為了減輕經濟危機的沖擊，頒布了一些穩定經濟的法律，如《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促進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穩定不景氣行業離職人員臨時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為了振興經濟，在實行經濟非軍事化、確立和平經濟、提倡經濟民主化等三項原則的基礎上，頒布了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種經濟法規，內容涉及到企業管理、工業交通、通訊、農林牧水產、城市建設與計劃、商業、財政金融、證券、保險、外貿、外匯、科學技術、教育、環保、防止公害以及計量、會計、統計、測量等諸多方面。日本法學界對經濟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熱情，進行了范圍廣泛的研究。日本經濟法學者高田桂一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界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又稱：「社會法」。和商法相比，經濟法關注國民全體的公共利益。 從體繫上講，主要包括禁止壟斷法、業法、統製法和消費者保**四個部分，並指出日本這個新興的發達國家應在農業經濟法、產業經濟法、新興工業經濟法、知識產權法方面進行更加充實、完備的立法。[22] 第三階段，經濟法的完備成熟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階段的經濟法主要表現為經濟法內容與體系逐漸完善，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增強，對國民經濟的總體調節達到嚴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國家已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不可缺少的主體。[23]此階段的經濟法是「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又稱為「現代經濟法」。此階段，以經濟民主、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較成熟的經濟法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基本形成。其顯著標志是：經濟法據以解決社會經濟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預、管制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和行為，轉向盡可能創造充分、適度、公平的競爭環境以維護這種自由意志和行為上來。[24] 此階段經濟法體系更加完善和科學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戰局面結束，各國出於對本國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在經濟學界對凱恩斯主義理論的不斷修正和批判，現代高新科技迅猛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各國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界面來對經濟進行重新審視和規劃，注重綜合應用各種經濟手段，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體系，使之逐漸成為經濟法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並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壟斷及限制競爭以及國有企業法也逐漸完善起來。[25]以西方七國集團中的義大利在1990年頒布的《反壟斷法》為標志，反壟斷所體現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條不紊的競爭」等經濟法理念被西方國家所公認，「現代經濟法」最終確立。[26] （四）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1、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法律規范 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保護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我國先後在計劃、基本建設、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勞動工資、自然資源和能源、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如《土地改革法》、《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對順利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50年代末期，由於受指導方針上的「左」傾錯誤和法律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經濟工作方面的立法和執法活動不僅沒有加強，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公、檢、法被徹底砸爛，國民經濟領域中的各種法規、制度被任意踐踏破壞，經濟秩序混亂，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28] 2、中國經濟法的真正產生和發展 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還沒有產生現代意義的經濟法。中國經濟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出現的。從時間上來說，我們可以將我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經濟法的產生階段，從1979年—1992年。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舊經濟法階段。[29] 黨和國家領導全國人民在此階段，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經濟法制建設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經濟法制建設與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結合起來，「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保護改革開放，為經濟法制建設規定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任務。第二，我國的經濟立法活動按照國家立法的議事日程和國家既定的經濟立法規劃[31]的要求，緊密結合國民經濟調整改革的實際，對一些重要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及時地制定了一大批經濟法律、法規。從1979年到1992年14年間頒布的經濟法律就達52件；1979年以來，國務院頒布和批准頒布的400多件法規，經濟法規佔大多數，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經濟法規。第三，把經濟立法與經濟司法結合起來，狠抓經濟法實施。此階段我國經濟法獲得了巨大發展，經濟法制建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視以法律手段調節經濟的法律思想，為1992年經濟法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此階段處在以有計劃的商業經濟體製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立法沒有市場經濟為基礎，國家的宏觀調整主要還依靠計劃手段，規制市場主體行為的反壟斷法、限制不正當競爭法還缺失，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不分離，還出現經濟立法不平衡，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可以說，此階段的經濟法還打下深深的計劃體制烙印。 第二階段，經濟的發展完備階段，從1992年至今。此階段，有的學者又稱為我國的新經濟法階段。[32] 1993年3月我國對憲法進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確提出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並明確提出要注重經濟立法。為此，我國先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利保**》、《農業法》、《農業技術推廣法》、《科技進步法》、《預演算法》、《會計法》、《審計法》、《稅收徵收管理法》、《中華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產品質量法》、《土地管理法》、《價格法》、《證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購法》，等等。自1993年憲法修正案頒布以來，全國立法機關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規中與經濟法相關的佔了近一半。這些經濟法律法規的制定為中國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內核。為彌補市場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整體利益，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產生著其他部門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伴著中國加入WTO，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經濟法建設將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她將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自己重要的貢獻。 四、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 法是以社會為基礎的，其產生和發展是由多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些因素中，經濟因素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法同樣應由經濟基礎來決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產物。因此，我們在研究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條件時，必須先從研究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入手。 （一）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條件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的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便必然產生出以維**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33]恩格斯對法產生的分析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法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產物。經濟法的產生，也應是如此，而且應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體說來，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社會化大生產和壟斷的產生，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物質條件，經濟社會化是經濟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場經濟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固有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市場機制事後調節所具有的被動性和滯後性，以及市場存在的調節機制的障礙的特點，會使市場主體要麼限制競爭，要麼不正當競爭，從而形成無序競爭，使商品價格嚴重偏離價值，導致競爭秩序混亂，引起結構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現象的發生。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國家就主動介入社會經濟，消除前進過程中的不足。而國家調節的手段主要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和運行的間接方式進行，在市場調節仍起基礎作用的基礎上，輔之以國家調節。我們可以說，經濟法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市場經濟階段的產物，並且必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就社會化大生產而言，社會化大生產推動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具體歸結於19世紀末開始的經濟社會化。經濟社會化是指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動態發展中逐漸形成的經濟利益多元化、經濟競爭激烈化、經濟壟斷普遍化、經濟結構規模化、經濟關系復雜化和經濟交往國際化的社會經濟格局。經濟社會化使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名義上是個體經濟行為的同時，實質上是社會整體的經濟行為，其經濟行為的影響在經濟社會化的指導下將以倍增的方式不斷影響周圍的個體，影響一國局部的經濟運行，影響一國整體的經濟運行，有時甚至於會跨越國境，影響他國的經濟運行，從而導致對經濟秩序、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社會可持續穩定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在經濟社會化背景下，強化對主體行為的規范，實現對社會整體利益保護的價值，成為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主要緣由。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中，經濟法的內容、形式、作用領域和發展道路會有所不同，但依賴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實現經濟法的價值方面應是趨同的。 （二）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導致作為上層建築核心的國家職能的變化，而國家職能的變化應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政治條件。 我們知道，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是「守夜人」，對經濟採取放任態度，對社會經濟生活，國家干預很少。「干預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識，國家為實現鼓勵自由競爭，維護經濟秩序，實現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目的的自由經濟狀態所承擔的經濟職能來承擔「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場經濟主要由民商法調整。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壟斷對自由競爭的限制，使生產力發展受到阻礙。此時，民商法對此**為力。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客觀實際要求國家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干預，以求經濟能夠穩定發展。這種干預按照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亦必須在法定程序下合法進行。於是西方國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國家干預、協調經濟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門法——經濟法，就應運而生了。簡而言之，反壟斷、促競爭、反危機及促發展的政治現實促進了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展，使國傢具備了干預、協調經濟的職能，這種職能成為經濟法產生的政治條件。 （三）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思想條件 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是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法律基礎。[34]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社會思想觀念的主流。以個人權利本位為核心的個人本位（又稱權利本位）獨行社會。個人本位強調把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之上，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極力主張「天賦人權」，「私有財產權是從自然狀態帶進國家組織中去的自然權利，因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不能設置任何障礙，認為自由是人性的結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權力應為保障自由、財產和安全服務；權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到來，資本家的壟斷行為排斥了自由競爭，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喪失，市場自發調節的盲目性、滯後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來，市場經濟逐漸失去了自律性，產生了重新調整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本位」的思想。社會本位的思想，強化以社會權為權利的核心；這種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不再以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權利論為前提，它強調社會利益才是個人的真正利益，個人生存發展依賴於社會的生存發展；無限制的權利不符合社會關系原理，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權、無限制的所有權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必然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法律控制社會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會本位的思想為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以社會為本位，強化保護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社會權，正是經濟法作為社會法所追求的價值取向。 五、經濟法發展的新趨勢 經濟法從產生到逐漸完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濟法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體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首先，從立法內容來看，其一，以國家干預經濟和反壟斷法為中心內容的各種經濟立法進一步發展起來。其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立法理念不斷地在經濟法中得到體現。其三，經濟法與科學技術發展、新興產業部門結合更加緊密，立法內容空前豐富，立法領域不斷擴張。其四，宏觀調控法成為經濟法重要內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視。 其次，從重要程度來說，各國均將涉外經濟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貿法、外資企業法、海外投資法、涉外稅法、外匯管理法等成為一國經濟法中的重要內容。 最後，從立法層次來看，各國均在不斷提升經濟法的立法層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逐步將經濟立法以法律、法規並重的作法，轉向以法律形式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國家還計劃在條件成熟後，學習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
❻ 為什麼經濟法的概念由空想共產主義首先提出
據迄今史料記載，經濟法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書中提出來的。該書第四篇是作者所設想的未來理想社會的法制藍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經濟法」，有12條，其內容是就未來社會里「自然產品或人工產品的分配」作出了規定。1842年法國另一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這本書第三章論述的是「分配法或經濟法」。可以看出，兩位空想共產主義者談論的「經濟法」是在未來的理想社會公平分配財富的分配法。
楊紫烜老師認為：經濟法的概念是發展、變化的，當代經濟法不能等同於分配法，但它們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經濟法是調整特定經濟關系即物質利益關系的，其目的在於為各個經濟法主體之間物質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法實質上就是分配法。
我認同的說法是：最早提出比較接近現代經濟法理念的應當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蒲魯東（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於一農民兼手工業者家庭，卒於1865年。 蒲魯東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 ，他否認一切國家和權威，他反對政黨，反對工人階級從事政治斗爭，認為其主要的任務是進行社會改革。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對蒲魯東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魯東在其所著《論工人階級的政治能力》一書中提出：法律應當通過普遍和解來解決社會生活矛盾，為此需要改組社會，由「經濟法」來構成新社會組織的基礎。因為公法會造成政府過多的限制經濟自由，私法則無法影響經濟活動的整個結構，必須將社會組織建立在「作為政治法和民法之補充和必然結果的經濟法」之上。
進入20世紀，德國學者萊特（Ritter）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
❼ 經濟法的產生是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社會因素
經濟法的產生正確的應該是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
經濟因素：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市民社會在經濟秩序紊亂、失調的情況下，不得不予以認可、或者說不得不在社會契約中對國家做出授權以對社會經濟生活加以協調，否則它本身就無法維持下去，這是經濟法產生的政治原因。
他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自然是經濟，經濟這個最基本的概念是一個清晰自明的實體，對經濟無須下定義，故至今為止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一詞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由此導致他們對經濟學的定義也處於混亂狀態。我們只能從其對經濟學的定義中推測出經濟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