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

A. 急需！一篇論不安抗辯權的自述報告。

論不安抗辯權

我國合同法吸納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規定的精華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的合理因素，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本文依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擬就不安抗辯權的法律性質及其適用問題進行探討。我國合同法所規定的不安抗辯權，又稱先履行抗辯權，是指雙務合同中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經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喪失商業信譽，或者有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危及到自己債權的實現時，可以中止自己的履行，在合理期限內對方未恢復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適當擔保時，可以解除合同的權利。合同法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的立法本意，是法律賦予當事人依法享有「中止履約權」和「合同解除權」兩項不安抗辯權利。由此可見，該法所規定的不安抗辯權在性質上並非與同時履行抗辯權、後履行抗辯權一樣，僅屬於延期的(一時的)抗辯權，它同時還具有消滅的抗辯權屬性，並具有留置擔保的性質。依合同法規定，只要先履行一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的四種法定情形之一的，即可行使中止履約權，將自己的給付暫時保留並有權對抗對方的履行請求，以防止因自己履約後對方不能對待給付而造成損失。權利人中止履行後，不安抗辯權在一定條件下可轉化為消滅的抗辯權，權利人依法可以進一步行使合同解除權，消滅對方的履行請求權和合同關系。

關鍵詞：不安抗辯權 概念 適用條件 實踐 合同法 違約責任

一、不安抗辯權的概念
不安抗辯權，亦稱「保證履行抗辯權」，是指按照合同約定或者依照法律規定應當先履行債務的一方當事人，如發現對方的財產狀況明顯惡化，債務履行能力明顯降低等情況，以致可能危及債權的實現時，可主張要求對方提供充分的擔保，在對方未提供擔保也未對待給付之前，有權拒絕履行
二、不安抗辯權的適用條件
（一）因同一雙務合同互負債務，且兩債務間具有對價關系。不安抗辯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一樣，均只能發生於雙務合同。因此，單務合同以及不完全的雙務合同均不能產生不安抗辯權。
（二）不安抗辯權適用的雙務合同屬於異時履行。異時履行是指雙方履行存在的時間順序，即一方先履行，另一方後履行。根據我國合同法規定，對一些買賣合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一般採用同時履行主義。而對於以下合同，我國合同法規定，除當事人有特別規定外，應採用異時履行主義，這些合同包括租賃、承攬、保管、倉儲、委託、行紀、居間等。
（三）先履行方債務已屆清償期。如果履行期未屆至，先履行方只能暫時停止履行的准備，無從停止履行。
（四）先履行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後履行方於合同成立後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它包括三個要素：
1．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能力。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的原因有：①財產顯形減少。包括經營狀況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②喪失商業信譽；③提供勞務或完成工作的合同中，債務人喪失勞動能力；④給付特定物的債務中，該特定物喪失；⑤其他情形。我國合同法規定的不安抗辯權的適用條件與大陸法系各國的規定有較大差異，即較寬松，這顯系參考了《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中的相關規定。
2．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發生於合同成立之後。在大陸法系各國，後履行方財產顯形減少應發生於何時，有兩種不同的立法例，一是訂立後財產顯形減少，如德國、瑞士等民法採用；二是訂立時財產已減少，如奧地利民法第165條規定。筆者認為，第一種立法例較為妥當。因為若訂立時後履行方財產已減少，先履行方已知或因過失而不知，主觀上有過錯，應當承受不利，沒有必要保護，非因過失而不知，可以重大誤解或受欺詐為由主張救濟。我國合同法沒有規定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應發生於何時，筆者認為，在解釋時採用第一立法例較為妥當。
3．先履行方對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先履行方主張不安抗辯權，必須有對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確切證據，而不能憑自己的主觀猜測。否則，將會因擅自中止合同履行而承擔違約責任，從而使自己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
三、實踐中的不安抗辯權
實踐中應注意的是，不安抗辯權在抗辯性質上具有延期性和消滅性的雙重屬性，因此，權利人行使此項抗辯權的法律效力並非僅限於可以中止履行，而是可能發生二次法律效力(產生二次法律後果)：一是中止履行，即權利人可以依法中止履行自己的債務並通知對方，促使其及時提供適當的擔保。若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恢復履行能力或提供適當擔保的，權利人應即時恢復履行；二是解除合同，即權利人依法中止履行後，若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債務能力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則權利人可以單方解除合同，消滅合同的履行效力並免除自己的給付義務。
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適用不安抗辯權制度，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注意和研究：
（一）「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的認定問題。合同法採取列舉與概括相結合的辦法界定了不安抗辯權的適用范圍，由於法律對於「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的其他情形」並未作出明確規定，因此，需要最高法院及時作出司法解釋予以明確，以便於統一執法。根據合同法立法精神和不安抗辯權的內涵要求，筆者認為，所謂「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幾種：(1)嚴重資不抵債，瀕臨破產倒閉；(2)身負巨額債務，有多個合同義務不能按期履行；(3)惡意經營、私分或壓價出售財產，以致財產顯著減少，難為對待給付；(4)因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履約的特定物(不可替代物)滅失，而不能履行；(5)買賣合同中出賣人「一女兩嫁」，將約定交付的特定物賣與他人，以致履行不能；(6)承攬合同中承攬人簽約後喪失履約的行為能力，不能按約定親自完成工作成果；(7)勞務(僱傭)合同中提供勞務的當事人簽約後喪失履約的行為能力；(8)有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危及先履行方債權實現的其他情形。實踐中，只要先履行一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即可認定屬於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當事人據此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依法支持其不安抗辯主張。
（二）「合理期限」的界定和適用問題。依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後，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權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由於法律對於「合理期限」的上限(具體時間)並未明確，以致實踐中對此認識與理解不一。同時，還影響到權利人及時行使合同解除權，而使此類合同關系可能長期處於懸而未決的不確定狀態。因此，亟待最高法院對「合理期限」作出司法解釋，以便於統一執法和規范司法操作。根據合同法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則，並參考國外的有關立法例，筆者認為，對「合理期限」的界定，宜採取當事人約定與司法解釋確定相結合的辦法，即由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釋，將此期限的具體時間確定為30日。同時，應當允許當事人自行約定「合理期限」的具體時間。即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在中止履行時，可以根據合同的性質與對方當事人通過協商約定「合理期限」的上限。當事人雙方約定合理期限的，其上限不受30日的限制。且只有在當事人雙方未約定合理期限的具體時間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合理期限為30日的規定。這樣，既便於統一執法和司法操作，又利於促使對方及時提供適當的擔保，同時還利於保障權利人及時行使合同解除權。
（三）解除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中止履行後，在一定條件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權利。按合同法規定，解除合同的法定條件有二：一是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二是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提供適當擔保。二者必須同時具備，中止履行的權利人才能進一步行使合同解除權。實踐中，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採取適當的方式通知對方。合同關系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無須徵得對方的同意。但是，為了防止權利人濫用合同解除權損害對方的合法權益，法律在賦予不安抗辯權利人合同解除權的同時，還賦予了對方當事人異議權，即對方當事人如對解除合同有異議的，可以請求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或雙方協議選定的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此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解除合同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的，權利人與對方當事人還應依照其規定，到有關部門辦理解除合同手續，並經有關部門批准、登記後，其合同關系才能徹底解除。
（四）不安抗辯權與違約責任請求權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對此問題，合同法並未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不安抗辯權與默示預期違約責任請求權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發生競合。如先履行一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或者依法中止履行後，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且沒有提供適當擔保的，則對方的行為構成默示預期違約，從而發生這兩種權利的競合。在不安抗辯權與默示預期違約責任請求權發生競合時，根據民事法律處理請求權競合的一般原則，應允許權利人選擇對其更有利的一種請求權(訴因)提起訴訟。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權利發生競合的情況下，權利人既可以進一步行使不安抗辯權主張解除合同，也可以選擇行使默示預期違約責任請求權主張解除合同。如果對方的違約行為給權利人造成損害的，權利人還可以行使賠償請求權，要求對方承擔賠償責任，以利其及時獲得賠償和更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四、不安抗辯權與《合同法》
《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的規定
我國的《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做出了如下規定：
「第六十八條 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
（二）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
（三）喪失商業信譽；
（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
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六十九條 當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適當擔保時，應當恢復履行。中止履行後，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的優點：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與傳統大陸法系國家有關不安抗辯權的法律規定相比，我國的《合同法》有以下幾個優點：

（一）對行使條件作了更充分詳細的規定。
按照傳統理論，不安抗辯權的應用應具備如下條件：（1）須因雙務合同互負給付義務；（2）須合同雙方特別約定一方應先履行義務；（3）須在雙務合同成立後對方發生財產狀況惡化；（4）須對方財產顯著減少，可能難以履行。然而財產的減少並不是相對人不能履行或不願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現，商業信譽的喪失，技術機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對人履約能力的喪失。因此傳統大陸法中對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條件僅限於「財產顯著減少，有難以履行的可能」的規定就顯得過於僵化，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的《合同法》突破了這個限制，把商業信譽的喪失作為判斷相對人失去履約能力的標准之一，體現了誠實信用的立法原則。同時，《合同法》還通過第六十八條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規定，把一切有害於合同履行的行為都包括到相對人喪失履約能力的判定標准當中，大大拓寬了不安抗辯權的使用范圍，給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護。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權益，又充分照顧到後履行一方當事人的期限利益。從《合同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並沒有獲得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者要求對方提前履約的權利，在中止履約並盡了通知義務後，先履行方只能處於等待的狀態之中，而無權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約。這一規定充分考慮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為後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其履約能力降低、難以履行的狀態可能只是暫時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還可能恢復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就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行，會對後履行方造成額外的負擔，進一步降低其履約能力，這是明顯不公平的。法律不能為了避免一種不公平的後果而造成另一種不公平，因此不給予先履行方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和提前履約的權利體現了對後履行方的保護。同時，《合同法》對後履行方提供擔保的行為並未作任何的限制，後履行方為了避免對方中止履行後可能造成的損失，也可以自願提供擔保。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合同法》的先進性。
（三）進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的救濟方式。不安抗辯權規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證據證明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約能力時可以中止對合同的履行，一旦對方提供了充分的擔保，則應繼續履行義務。但如果後履行方不提供擔保，那麼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是否可以接著解除合同呢？許多國家的法律對此的規定十分模糊。這種救濟方式的不明確導致了先履約方當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我國的《合同法》明確規定：後履約方「在合理期限內未能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並進而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對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確的救濟。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有關規定與不安抗辯權制度間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這條規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它給與了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權利。法律並沒有限制這種權利適用於何種場合，因此可以認為這條規定對同時履行和先後履行兩種場合都是適用的。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不履行債務時，另一方當事人適用第九十四條規定，直接享有解除權，這與英美法系對明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是相同的。但當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既可以解釋為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這是英美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又可解釋為第六十八條第四款「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這時另一方當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辯權，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對人提供履約保證，但無權直接解除合同，這是大陸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出現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矛盾。如果賦予先履行人選擇適用第九十四條的權利，則極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濫用合同解除權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條所設置的一系列旨在保護後履行方合法權益的措施形同虛設，從而損害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這個問題是我國新《合同法》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相關制度的融合還不夠徹底造成的，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解決。
（二）舉證責任過重。
與英美法系的默示預期違約制度和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允許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不同，我國合同法對舉證責任的要求相當嚴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應當負舉證責任，這是各國法律所認同的，但即使在市場規則比較完善的國家，要取得「確切證據」也決非易事，更何況目前我國的法制環境還不完善，要掌握「確切證據」相當地困難，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許當事人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雖然可以避免當事人不當行使或濫用不安抗辯權，但卻大大增加了當事人使用不安抗辯權的成本，有違設立不安抗辯權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負舉證責任的同時，要求後履行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以減少不安抗辯權的使用成本。
（三）「適當擔保」含義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當後履行一方提供了「適當擔保」後，先履行一方應恢復合同的履行。但對於「適當擔保」的「適當」程度，法律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這就給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機。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擔保不適當為名拒絕履行其本不願履行的合同，從而造成後履行一方的損失。因此應當對「適當擔保」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使法律更清晰。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國的《合同法》將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有機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著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但是由於經驗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和庭審實踐共同加以解決。

參考文獻資料：
①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②江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精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③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④余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⑤李永軍《合同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
⑥卜煒瑋《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與不足》
⑦張旭科、孫佳楣《關於不安抗辯權的法律思考》
⑧劉凱湘、聶孝紅《論〈合同法〉預期違約制度適用范圍的缺陷》，《法學雜志》2000年

B. 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的異同點是什麼

1、前提條件不同

行使不安抗辯權的前提條件是雙方當事人履行債務的時間有先後之別，而預期違約制度不以雙務合同當事人債務之履行存在先後順序為前提。

無論雙方當事人是否有義務先行作出履行還是同時作出履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在對方預期違約時中止履行合同而尋求法律救濟。

2、行使權利主體不同

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主體僅為一方，具有特定性，即有先為履行合同義務的一方。而合同任何一方都可提出預期違約。

3、行使權利所依據的原因不同

行使不安抗辯權的根據是後給付義務人的履行能力明顯降低，有不能為對待給付的現實危險，

包括：其經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謊稱有履行能力的欺詐行為;其他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能力的情況。

而預期違約所依據的理由是一方聲明不履約以及債務人在准備履約過程中的行為表明其將不履約。

4、時間要件不同

不安抗辯權要求應當先履行一方當事人的合同義務已到履行期。這是因為，如果先履行一方當事人的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屆至，擇期可以根據期限規定進行抗辯，不必援用不安抗辯權。而在預期違約中，違約的時間必須是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至履行期限屆滿之前。

C.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發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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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抗辯權的適用條件有：
(一)因同一雙務合同互負債務，且兩債務間具有對價關系
不安抗辯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一樣，均只能發生於雙務合同。因此，單務合同以及不完全的雙務合同均不能產生不安抗辯權。
(二)不安抗辯權適用的雙務合同屬於異時履行
異時履行是指雙方履行存在的時間順序，即一方先履行，另一方後履行。根據我國合同法規定，對一些買賣合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一般採用同時履行主義。而對於以下合同，我國合同法規定，除當事人有特別規定外，應採用異時履行主義，這些合同包括租賃、承攬、保管、倉儲、委託、行紀、居間等。
(三)先履行方債務已屆清償期
如果履行期未屆至，先履行方只能暫時停止履行的准備，無從停止履行。
(四)先履行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後履行方於合同成立後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
它包括三個要素：
1.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能力。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的原因有：
①財產顯形減少。包括經營狀況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
②喪失商業信譽;
③提供勞務或完成工作的合同中，債務人喪失勞動能力;
④給付特定物的債務中，該特定物喪失;
2.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發生於合同成立之後。
3.先履行方對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先履行方主張不安抗辯權，必須有對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確切證據，而不能憑自己的主觀猜測。否則，將會因擅自中止合同履行而承擔違約責任，從而使自己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

D. 談談你對《合同法》的認識與學習《合同法》後的體會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和不足
〈摘要〉 我國的《合同法》將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有機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著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本文對《合同法》中有關不安抗辯權的規定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其優點和不足。
〈關鍵詞〉《合同法》 不安抗辯權 優點 不足

不安抗辯權是指雙務合同成立後，應當先履行一方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將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義務的可能時，在對方沒有履行或者提供擔保之前，所擁有的拒絕先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
不安抗辯權源於德國法，又稱拒絕權，不安抗辯權制度是大陸法系的一項傳統制度，它與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一起，對雙務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護。我國新修訂的《合同法》在承繼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同時，吸收和借鑒了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並結合我國國情，對傳統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加以改進，在適用范圍、適用條件、救濟方法、對行使權利的限制和對濫用不安抗辯權的補救措施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確規定，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系。它體現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防止合同欺詐、保障交易安全、實現有序競爭的立法意圖，也體現了我國合同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合同制度及國際商務合同貿易規則的接軌。

《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的規定
我國的《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制度做出了如下規定：
「第六十八條 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
（二）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
（三）喪失商業信譽；
（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
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六十九條 當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適當擔保時，應當恢復履行。中止履行後，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優點
與傳統大陸法系國家有關不安抗辯權的法律規定相比，我國的《合同法》有以下幾個優點。
一、對行使條件作了更充分詳細的規定。
按照傳統理論，不安抗辯權的應用應具備如下條件：（1）須因雙務合同互負給付義務；（2）須合同雙方特別約定一方應先履行義務；（3）須在雙務合同成立後對方發生財產狀況惡化；（4）須對方財產顯著減少，可能難以履行。然而財產的減少並不是相對人不能履行或不願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現，商業信譽的喪失，技術機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對人履約能力的喪失。因此傳統大陸法中對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條件僅限於「財產顯著減少，有難以履行的可能」的規定就顯得過於僵化，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的《合同法》突破了這個限制，把商業信譽的喪失作為判斷相對人失去履約能力的標准之一，體現了誠實信用的立法原則。同時，《合同法》還通過第六十八條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規定，把一切有害於合同履行的行為都包括到相對人喪失履約能力的判定標准當中，大大拓寬了不安抗辯權的使用范圍，給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護。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權益，又充分照顧到後履行一方當事人的期限利益。
從《合同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並沒有獲得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者要求對方提前履約的權利，在中止履約並盡了通知義務後，先履行方只能處於等待的狀態之中，而無權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約。這一規定充分考慮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為後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其履約能力降低、難以履行的狀態可能只是暫時的，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還可能恢復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就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行，會對後履行方造成額外的負擔，進一步降低其履約能力，這是明顯不公平的。法律不能為了避免一種不公平的後果而造成另一種不公平，因此不給予先履行方要求後履行方提供擔保和提前履約的權利體現了對後履行方的保護。同時，《合同法》對後履行方提供擔保的行為並未作任何的限制，後履行方為了避免對方中止履行後可能造成的損失，也可以自願提供擔保。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合同法》的先進性。
三、進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的救濟方式。
不安抗辯權規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證據證明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約能力時可以中止對合同的履行，一旦對方提供了充分的擔保，則應繼續履行義務。但如果後履行方不提供擔保，那麼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是否可以接著解除合同呢？許多國家的法律對此的規定十分模糊。這種救濟方式的不明確導致了先履約方當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我國的《合同法》明確規定：後履約方「在合理期限內未能恢復履行能力並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並進而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對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確的救濟。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有關規定與不安抗辯權制度間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這條規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引入的，它給與了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權利。法律並沒有限制這種權利適用於何種場合，因此可以認為這條規定對同時履行和先後履行兩種場合都是適用的。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不履行債務時，另一方當事人適用第九十四條規定，直接享有解除權，這與英美法系對明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是相同的。但當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既可以解釋為一方當事人以自己的行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債務，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這是英美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又可解釋為第六十八條第四款「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這時另一方當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辯權，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對人提供履約保證，但無權直接解除合同，這是大陸法系對默示預期違約的處理方法。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出現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矛盾。如果賦予先履行人選擇適用第九十四條的權利，則極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濫用合同解除權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條所設置的一系列旨在保護後履行方合法權益的措施形同虛設，從而損害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這個問題是我國新《合同法》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相關制度的融合還不夠徹底造成的，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解決。
二、舉證責任過重。
與英美法系的默示預期違約制度和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允許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不同，我國合同法對舉證責任的要求相當嚴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一方應當負舉證責任，這是各國法律所認同的，但即使在市場規則比較完善的國家，要取得「確切證據」也決非易事，更何況目前我國的法制環境還不完善，要掌握「確切證據」相當地困難，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許當事人有較低限度的主觀判斷，雖然可以避免當事人不當行使或濫用不安抗辯權，但卻大大增加了當事人使用不安抗辯權的成本，有違設立不安抗辯權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負舉證責任的同時，要求後履行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以減少不安抗辯權的使用成本。
三、「適當擔保」含義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當後履行一方提供了「適當擔保」後，先履行一方應恢復合同的履行。但對於「適當擔保」的「適當」程度，法律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這就給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機。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擔保不適當為名拒絕履行其本不願履行的合同，從而造成後履行一方的損失。因此應當對「適當擔保」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使法律更清晰。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國的《合同法》將大陸法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有機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著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但是由於經驗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和庭審實踐共同加以解決。

E. 當代大學生學習合同法的意義

第一，制定《勞動合同法》是尊重勞動，保護勞動者的重要舉措。勞動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切實保護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生命力和優越性的體現。《勞動合同法》通過對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解除、終止等作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和我國國情的規定，在尊重用人單位用工自主權的基礎上，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規定用人單位必須全面履行勞動合同、引導用人單位合理約定勞動合同期限、規范用人單位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行為、要求用人單位在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時必須依法支付經濟補償，從而在勞動者十分關心的這些問題上，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第二，制定《勞動合同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勞動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活動,勞動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所以，以人為本，重要的是要以勞動者為本；社會和諧，重要的是勞動關系的和諧。勞動關系和諧穩定，是保證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和基石。在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一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一對既統一又對立的矛盾共同體。《勞動合同法》在維護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的同時，側重於維護處於弱勢一方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實現雙方之間力量與利益的平衡，從而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第三，制定《勞動合同法》是完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舉措。勞動合同在保護勞動者各項勞動保障權益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勞動合同一方面可以從形式上確立勞動關系，從而為勞動者獲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等各項法定權益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又從內容上具體約定了勞動者的工資、工作內容、工作時間等權益，從而考，試大網站收集為勞動者實現和保障自身的權益提供了依據。勞動合同的重要性，決定了《勞動合同法》在勞動保障法律體系中處於基礎地位。制定《勞動合同法》，不僅可以直接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合同權益，而且還可以起到間接維護勞動者的其他各項勞動保障權益的作用。由此可見，《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標志著我國在完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F. 論不安抗辯權

一、不安抗辯權的概念及構成要件
所謂抗辯權，是指對抗請求權或否定對方權利主張的權利，也稱之為異議權。其功能在於通過行使權利而使對方的請求權歸於消滅，或發生效力延期的效果。雙務合同中的抗辯權，是指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當事人一方對抗對方當事人的履行請求權，暫時拒絕履行其債務（合同義務）的權利，包括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和後履行抗辯權這三種類型。
不安抗辯權的適用應當具備以下構成要件：
1、須雙方互負給付義務。不安抗辯權只在有效的雙務合同中才能適用。在這類雙務合同中，雙方負有互為給付對價的義務，且合同必須是有效的。如果合同無效，依據該合同取得的權利義務均不受保護，先履行方當事人也就不能取得行使不安抗辯權的權利。因此，單務合同，不完全的雙務合同及無效的雙務合同均不能產生不安抗辯權。雖然我國《合同法》中的規定並未明確規定上述適用條件，但依據傳統民法理論及從不安抗辯權的內容來分析，它只能適用於雙務合同，且可以適用於各類雙務合同。
2、一方須先為給付。依據法律規定負有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在對方當事人有不能為對待給付的現實危險時，可以中止自己的給付行為。這種中止給付的前提之一，是行使不安抗辯權的權利人負有先履行義務。只有履行義務時間有先後差異時，先履行方當事人才會有「不安」，會產生後履行方當事人不能給付對價的風險。因此，同時履行或沒有履行時間先後順序的雙務合同，不存在適用不安抗辯權的情形。
3、行使不安抗辯權的期間限於合同生效後至先履行義務履行完畢之間。合同未生效，自然不存在履行合同義務的問題；如果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已經履行了自己的義務，而對方當事人違反合同規定不履行義務，則由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追究對方的違約責任。故不安抗辯權只能在這兩者之期間內適用。
4、須先履行合同義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有不能對等給付的現實危險。
5、後履行方未主動提供擔保。後履行方在出現危及對價支付的情形出現時，為保證合同能順利得到履行，可以主動向先履行方提供適當的擔保，則先履行方就不能產生不安抗辯權。後履行方為合同履行提供擔保的時間不同，則將產生不同的法律後果。
不安抗辯權的行使和效力

二、不安抗辯權的行使

不安抗辯權與其他抗辯權一樣，須經當事人主張行使才能產生效力，而非當然生效。

根據《合同法》關於不安抗辯權的規定，可以看到不安抗辯權的行使要件及特徵如下：

（1）有權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主體是雙務合同中應當履行債務的一方當事人

即：首先，不安抗辯權的行使限於異時履行的合同，而不適用於同時履行的合同；其次，行使主體限於應先履行債務的一方。立法有此規定是適當的，因為在同時履行義務合同中，若一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危及自己利益的，完全可以通過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而使自己無須冒先予給付的危險。

（2）當事人一方可以據以行使不安抗辯權的事由是對方當事人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的能力。

具體內容正如《合同法》第68條所規定的，只要出現此條中四條情形之一的，並有確切證據能予以證明的，先應履行一方就有權行使不安抗辯權。由此可見，我國法律中的不安抗辯權的行使的依據是對方當事人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各種情形。而且還包括轉移財產、抽逃資金等惡意逃避債務的行為以及其他諸多的未盡事由。[5]但是，如果對方當事人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發生在合同有效訂立之前，則一般適用欺詐等規則以保護一方當事人利益，沒有必要主張不安抗辯權。例如：瀕臨破產的甲公司故意隱瞞其不能實際履行合同的情況，而與乙公司簽定合同，則乙公司得基於受欺詐訂立合同而主張合同可撤消；但如果甲公司在訂立合同當時具有履行能力，其後因經營不善瀕臨破產，則乙公司僅得不安抗辯權拒絕合同先為履行。

（3）不安抗辯權人負有舉證和通知義務

一方當事人因行使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合同，這將使對方無法如期獲得合同利益，從而增加對方的負擔。為了保證不安抗辯權的正確行使，也為了平衡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法律規定不安抗辯權人負有兩項附隨的法律義務：

1、通知義務。行使不安抗辯權的當事人一方行使權利的單方行為，無須徵得另一方的同意，依法律規定履行一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時，應當及時通知對方當事人。這一規定一方面是為了讓對方知悉一方已中止履行的事實，以免其因此而遭受損害；另一方面，是為了讓其考慮設法恢復履行能力或提供擔保，以消滅不安抗辯權，獲得對方的恢復履行。如果先履行的一方不予通知，將使後履行的一方喪失通過提出擔保或消除不能履行障礙而排除不安抗辯權繼續存在的機會，產生了新的利益失衡，有違誠實信用和公平原則的要求。至於通知的時限，我國合同法的規定為「及時」通知。

2、舉證義務。當事人一方行使不安抗辯權必須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對方喪失或可能喪失不能履行的事由。因而他對此負有舉證責任，而且必須舉出確鑿的證據，絕不允許一方當事人任意借口對方沒有履行能力而隨意中止履行合同，否則應承擔違約責任。舉證義務應何時履行法律沒有規定，但本人認為最遲應在訴訟或仲裁階段履行。[6]

三、不安抗辯權的效力

不安抗辯權人行使不安抗辯權必然會產生效力，其效力如下：

行使不安抗辯權可以停止原來所負的先行給付義務。

若相對人對債務無擔保的，需提供擔保，此類擔保可以是人的擔保（保證），也可以是財物的擔保。但其擔保應是足夠和必要的。因為後履行一方不能在被通知後提供必要的擔保，不安抗辯權的行使人有權解除合同。如果相對人提供相應的擔保，不抗辯權人應恢復履行。

3、若相對人不提供擔保，且在合理的期限內法定的難以給付的狀況沒有改變，抗辯權行使人可以行使解除權解除合同。

但就合同解除後後履行一方當事人是否應承擔違約責任及責任如何確定，對這個問題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本人認為，先履行一方在解除合同後，還要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理由是後履行一方在先履行一方正當行使不安抗辯權而請求提供擔保時，後履行一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又不提供相應擔保，可視為已構成違約。這也正是先履行一方當事人行使解除權的合法依據。

G. 關於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適用有爭議的真實案例2

是復制過來的，希望對你有幫助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都是在雙務合同中運用的一項法律制度，它為善意簽約人提供了一種自我保護，同時在宏觀上具有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功能，但兩者是不能等同的，在審判實踐中，對不安抗辯和預期違約較難區分，因此有必要對兩者進行比較。

1、適用的前提條件不同。

預期違約制度不以雙務合同當事人債務之履行存在先後順序為前提，無論雙方當事人是否有義務先行作出履行還是同時作出履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在對方預期違約時中止履行合同而尋求法律救濟。相反，不安抗辯權行使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當事人的債務履行順序存在先後之分。若沒有履行時間的先後順序，則僅僅適用同時履行抗辯權則不會發生不安抗辯權的餘地。正是因為如此，故而法律將行使不安抗辯的權利賦予先行履行的一方，而對方則無權行使。但具體到明示預期違約上，該制度主要是涉及不安抗辯制度所不能包容的內容，即不安抗辯的適用條件之一是他方的財產於訂約後明顯減少或出現其他不能履約的惡化情況，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而明示預期違約則是一方無正當理由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主要義務，這里無履行債務時間的先後之別。

2、行使權利主體不同。

不安抗辯權的行使主體僅為一方，具有特定性，即有先為履行合同義務的一方。而預期違約合同任何一方都可提出。

3、行使權利所依據的原因不同

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根據《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四種情況，且是具有確切證據；而預期違約不限於此，明示的預期違約非常好理解，對於默示預期違約其所依據的情況主要有：一、債務人的經濟狀況不佳，沒有能力履約；二、商業信用不佳，有不能履約的危險；三、債務人的實際狀況表明債務人有違約之危險。

4、法律救濟方法不同

行使不安抗辯權的債權人可以中止自己的對待給付，但若對方提供履約擔保，則債權人仍需履約，如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約能力且未提供擔保，則債權人可解除合同。默示預期違約則規定在對方不提供履約保證時，債權人可選擇解除合同或不解除合同，同時也可要求對方賠償損失。

5、過錯是否為構成要件上不同。

預期違約制度考慮了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問題。明示預期違約是指一方明確向另一方作出其將屆期不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行為人從主觀上以某種積極行為侵害對方的期待債權，其在主觀上是有過錯的。在默示預期違約中，債務人是以其行為表明其將不履行主要債務，它是以債務人不按期提供履行保證為要件，雖未明確向對方傳達該意思，但其行為可看出債務人是不能按時履約的，此也表明債務人主觀上存有過錯。而不安抗辯權，其成立無須對方主觀上存在過錯，只要其財產或其經營在締約後明顯惡化並導致難為對待給付的危險即可，不就其何種原因所引起。從我國《合同法》第68條所規定的4種情況上可看出不安抗辯權基本上不考慮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問題。而與不安抗辯權相聯系的《合同法》第69條所規定的解除合同條件上，則與《合同法》第108條即默示預期違約的規則基本相同。

H. 在合同法里如何解釋"不安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就是合同的先履行義務人對後履行義務人由於出現某種情況可能導致後履行義務人到時無法履行義務提出的抗辯.合同法應該有詳細的解釋.

I. 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的法律特徵，試舉例說明

不安抗辯權指當事人互負債務，先履行的一方有確切證據表明另一方喪失履行債務版能力時，在對方沒有恢復權履行能力或者沒有提供擔保之前，有權中止合同履行的權利。不安抗辯權是與同時履行抗辯權相對應的一種抗辯權。它們分別適用於異時履行與同時履行的情況。兩者共同構成了大陸法系債法中保護債權的抗辯權體系。盡管不安抗辯權與後履行抗辯權一樣都適用於異時履行的情況，但不安抗辯權主要是為了保護先履行一方，或者說該抗辯權是由先履行一方所享有的權利；而後履行抗辯權主要是為了保護後履行一方，或者說該抗辯權是由後履行一方所享有的權利。
例如甲乙簽訂買賣合同，約定甲在合同簽訂後10日內交貨，乙在甲交貨後1個月後付清價款。後甲在准備交貨時發現乙經營狀況惡化，而且有證據證明，所以甲沒有按照合同約定期限交貨，中止履行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