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矛盾與經濟法

A.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

B. 商法 民法 經濟法這3者之間的區別！！

民法、商法、經濟法的相互關系，是近年來倍受法學界關注的一個問題。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見頻仍，而關於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共性和個性的爭論，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作為規制市場交易和經濟運行的互補互動的重要法律部門,是社會主義市場良性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個法律部門以市場的完善和協調發展為共同的立足點,相互之間存在許多共性和差異,充分認識其相同點和不同之處,對於健全我國經濟法律制度,推動市場經濟的穩定和高效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對三者之間關系的考察存在多個視角,而選取本質屬性和價值取向為切入點,能夠充分揭示問題的實質。此外,經濟分析方法的運用,則是進一步深化該認識的有效途徑。
（一） 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通屬私法，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則、制度、規范，同時，屬於商法的一些原則、制度和規范也不斷的被民法所吸收。眾所周知,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它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它所調整的財產關系主要是指財產歸屬和流轉關系,人身關系是指個人非財產關系。而這些都符合龐德所指的個人利益的特徵。無疑,民法所保護的利益是個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則是由商事交易習慣形成的商品交換規則,完全可以視為民法的特別法,因此,它所保護的利益也是個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在古羅馬時期,商品交換十分頻繁。從事交易的人們漸漸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於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護交易利益為主要內容,因而必須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即人格之獨立性——能以自己獨立意志從事交易,所有權之確定性和訂立契約的自由。
商法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在公元11世紀,商人為保護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爾特,採用通行的商事慣例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在當時,商人是一個特權階層。他們擁有普遍人所沒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權利。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商事慣例被長期沿用,最終發展為商法。商法保護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無非是以更復雜、更特殊的規則來實現其保護目的。因此,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一般認為商法系民法的特別法,兩者均以個人利益為保護重心,在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處。
在民法的編篡體繫上，大陸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張民商合一論的學者們看來，無論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還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則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現。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論（德國學者李賽爾是代表人物），後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論（我國民國時期林森、胡漢民是代表任務）。①而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把並存於同一經濟形態下的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和簡單商品經濟形象的比喻成經濟的「高級齒輪」和「低級齒輪」，兩者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運行規律。②
關於民法與商法關系有以下幾種論述：
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二、 反對民法是商法的特別法，但未提出新的見解，希望廣大民法學者研究；
三、 「民法和商事法規之間是基本法與補充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③
現分述之。
第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此觀點認為「民法有普通民法與特別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國家的民事單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國家的商法，相對於作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屬普通法。我國采民商合一主義，現行民法通則相當於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均屬特別法。遇普通法與特別法均有規定的事項，應優先試用特別法的規定。」④總的說來，商法是民事特別法，它和民法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民事關系的規范；對市場關系來說，民法提供了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行為和民事救濟的一般規定，而商法提供各種商事組織和商事交易的具體規則。前者以普遍性、穩定性和原則性著稱，後者以技術性、普遍性和靈活性而見長。此一觀點指出，「現行民法通則為民商合一之立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及技術合同法，雖屬商事合同法性質，但仍屬民法通則之特別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均屬民事特別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謂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 反對把商法說成是民法的特別法。持此論者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是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模式是一種過時的、陳舊的、落後的模式。在簡單商品經濟下產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適應當今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另外，此觀點還提出，國際性是商法的天然屬性，也是其調整的市場交易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商法納入國內法後，忽視商法調整對象、調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與家庭人身財產關系攪混在一起，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其不合理性不明顯，但在世解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來了。因此認為「不應該將一個具有國際性調整交易關系的法律部門，淪為調整家庭關系的附庸。」⑦
第三， 認為民法和商事法規間是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王利明教授等有這方面的論述，具體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實際上並不存在商法部門。雖然由於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公司、保險、票據、破產等方面的立法相應得到了重視和加強，但這些法律規范大多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商品關系，因而可以視為我國民法的組成部分。我國民法作為調整社會商品經濟活動的基本法，是千千萬萬種商品關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現象，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商事法規不過是民法原則在具體領域中的表現，是民法規范在某些經濟活動中的具體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組成部門法體系，而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原則，民法的總則、物權制度、債券制度實際上已對商品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規定，對商事法規中的一些問題同樣適用。」⑧
（二）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存有爭議的。但在大陸法國家和普通法國家,在有商法典的國家和無商法典的國家,在國外和我國爭論的焦點是不同的。從總的趨勢來說,在國外,經濟法和其他法的關系主要是同商法的關系。在我國商法與經濟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為,在西方國家中都有較完備的商事法律制度,社會是典型的商業社會,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國家,也由於民法商法化,從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經濟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舊有法律部門的劃分疆界,從古典商法規范中引申出來的原理重新組合為一個新的整體。這樣,在西方社會經濟法與商法的矛盾就顯得比較突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民法和商法是從橫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他們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而經濟法則既從橫向、也從縱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它們雖然是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但並非純然無涉,而是應相互配合,相互輔助,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保障社會經濟發展。單純以某一個部門法為主體,其必將有害於我國改革開放大業的順利進行。

① 蘇惠祥主編：《中國商法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② 同上，第101頁。
③ 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④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⑤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⑥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⑦ 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制訂》，《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京），1998年5期44-52，83。
⑧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制訂》，《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京），1998年5期44-52，83。

C.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

1.經濟法產生的直接根源是自由放任的商品經濟管理模式所產生的市場秩序失衡，從而要求國家公共權力的介入以維護公共利益、穩定市場秩序、促進效率與公平。 2.由於經濟法是國家利用其公權力對市場經濟主體以及運行的調控、管理、監督、引導，所以經濟法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即一方為國家相關主管機關，另一方為經營者（包括市場被管理主體和中介組織，其中中介組織又同時具有市場主管機關授權的監管職能和接受管理的義務）。它們之間是調控和被調控、監督和被監督、管理和被管理、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是雙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關系。 3.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有宏觀和微觀兩的領域（例：相關經濟法對經營者不正當競爭方面的管理就是微觀方面的管理；而相關經濟法對市場運行的管理便是宏觀方面的管理），所以經濟法可具體分為：宏觀調控法律關系；國有參與法律關系；涉外管製法律關系；市場監管法律關系。 4.由於經濟法所調整的上述對象和范圍不同於其它部門法所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所以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5.盡管法律從整體上來說是用來維護和平衡效率與公平這兩大價值，但作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有其所側重的追求價值，即經濟法總體上追求的價值是：可持續的社會整體效益。 6.由追求價值便引出了經濟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為：經濟民主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公正原則。 7.結合綜上所述，故經濟法的概念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為了修正市場運行的缺陷、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而履行各種現代經濟管理職能時與各市場主體發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另外，有關經濟法之性質的爭論，即公法、私法抑或公私混合法，本人認為已無現實意義，皆因當今行政權力之擴張於社會生活各領域。社會本位法律觀念的回歸，所以，本人認為於現實中再討論這一性質問題已毫無意義。） 樓主，此問題實在太大，以上僅為概括敘述，並加之一些個人觀點，所以不詳之處歡迎指教。不勝感激！

D. 經濟法產生的法律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是：
(一) 社會發展方面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需要運用完備的經濟法律手段來干預經濟的運行。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雖然國家也對經濟進行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預，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實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經典理念是，強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井水不犯河水」，國家如果侵犯市民社會之私事的話，人民就有權起來造它的反。在這種情形下，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干預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這一信條被奉為經濟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實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等宗旨和原則。國家調節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縮不全，因而不存在經濟法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由於私有制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引起了社會矛盾激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的過分集中產生了壟斷財團，這些壟斷財團大量吞並、擠垮中小企業，獨占或者操縱市場，嚴重惡化了競爭環境並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自由市場的競爭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則，都被破壞殆盡，資本主義經濟由競爭機制所產生的活力和生機受到壓抑和摧殘。而且，財團實力的膨脹，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領域滲透，國家政權於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財團所控制，成為服務於財團利益的機器或工具。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制定有關反壟斷的法律來取締壟斷組織，限制壟斷的發展。最早的反壟斷法由此得以產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預防和禁止貿易合並法》，1892年美國制定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經濟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對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步放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而改為奉行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原則，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預經濟的法律法規的產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頻頻發生，單靠市場的力量，顯然無法擺脫這種日益深重的困境。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改變被動的不幹預政策，逐步改而採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混合經濟」、「組織經濟」、「管理貿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開始奉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適度干預主義」，加強組織管理經濟的職能。他們以「有形之手」，直接、具體地干預和參與經濟生活，以國家的經濟集中限制私人壟斷財團，以社會總代表的身份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調控經濟進程。諸如通過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爾等，防止市場競爭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壞：通過國有化和政府投資建設，控制那些有關國計民生和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宜被私人壟斷的重要產業部門；制訂國家計劃和產業政策，力圖誘導和制約私人的經濟決策；運用金融、稅收手段和其他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規范格式合同，興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約自由原則和經濟實力被濫用；強制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行「福利社會」：通過諸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政府間政治組織或經濟組織，在國際上實行聯合干預；在國際貿易和交往中，以國家的名義和形式開展經濟協作和競爭，等等。上述種種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進程的干預和參與，都是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實施的，於是就出現了與民商法和其他傳統法律特性差異較大的經濟性法律、法規，於是有的法學家將它命名為「經濟法」。
(三)導致經濟法產生的誘因和歷史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和參戰國德國為了戰爭的需要制定經濟性的法律法規來推行戰時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嚴厲管制。眾所周知，德國挑起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時大力推行經濟管制的戰時經濟政策，將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當時德國建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戰時工業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戰時原料管理處後來升格為原料管理局，由它監督原料分配並支持重要原料的生產，統管的原料最多達到約三百種。德國在戰時還控制居民生活，設立了帝國糧食局和帝國服裝局，帝國內政部還下設了帝國采購公司等特殊企業，負責對糧食、服裝、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分配。與此同時，德國於1915年發布的《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公告》，1916年發布的《確保國民糧食戰時措施令》，1918年發布的《戰時經濟復興令》，1919年制定了以「經濟法」命名的對煤炭和碳酸鉀製造工業實行國家管制的《煤炭經濟法》和《碳酸鉀經濟法》等。這一立法動向迅速引起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掀起了研討經濟法學的熱潮。這樣，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就伴著經濟法學一起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的經濟法又得到長足的發展，以致達到了相當發達和完備的程度。

E. 如何理解經濟法調整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問題

1、基本矛盾

私人慾望與私人物品是相對應的，從對私人物品的私人慾望來看，人們總是希望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或效用的最大化，因而必然要強調私人個體的營利性，必然要追求私人物品領域的效率；

人們還存在著對公共物品的公共慾望，還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價值追求，而在這種群體性的或整體性的慾望中，由於涉及橫向的關系，相關主體有共同利益，因而必須追求公平，並要求確保社會公共利益。

2、基本問題

從個體的角度看，要追求個體的營利性，力爭效率；從整體的角度看，又要追求社會的公益性，強調公平。從而形成了主體的不同要求，也有由此形成了經濟法上的基本矛盾，即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之間的矛盾，以及作為其延伸的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

(5)社會矛盾與經濟法擴展閱讀：

經濟法產生的基本原因

基本問題：市場經濟發展到現代是市場經濟階段，即進入壟斷階段以後，隨之出現的市場缺陷與市場障礙問題日益突出，成為經濟法的基本問題。

市場缺陷產業失衡：由於市場主體具有逐利性經濟結構失衡

總量失衡：經濟運行失衡，欲求宏觀調控，國家授權政府依法進行宏觀調控。

市場障礙：市場主體的趨利性決定了首先進入市場的主體不希望同類主體再進入；競爭沒有效率經濟秩序混亂，社會分配不公，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欲求市場規制，包括行為規制、結構規制、綜合規制，政府依法進行市場規制。

F. 經濟法是如何調整經濟關系的

經濟法:調整一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
責權利效相結合原則:責即責任,義務,權即權力,權利,利是物質利益,效主要指經濟效益.四者關系:責字當先,權由責定,利由責生,效是中心。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企業等,社會組織,都要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盡責,享權,獲利.原則是經濟法中最基本的原則,是最能體現經濟法本質的基本原則
經濟法是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對方的法: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永恆話題。在現代市場經濟生活中更是一對突出的經常左右全局的矛盾。現代經濟法是在它們的對立統一中產生的,也是在它們的對立統一中存在和發揮作用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解決舊體制,的過度,大力發揚社會主義經濟民主。確立企業組織的獨立的地位和利益,同時仍保持國家有效的宏觀調控和必要的經濟集中,這樣才產生了經濟法。在經濟法出現形成之後,都在大力運用經濟法這一法律手段,不斷地調整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關系,為實現自己的經濟目標服務。其基本目標是要管活經濟,」管而不死,活而不亂」這是經濟法功能發揮的最佳狀態。我們必須從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中去認識經濟法的產生,去把握經濟法的本質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對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以及經濟法制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都具有指導思想和基本准則1.遵循和綜合運用經濟規律的原則2.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保護多種經濟形式合法發展的原則3.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原則5.責權利效相統一的原則。
經濟權利的種類:所有權,經營管理權,經濟職權,經濟債權,工業產權。
經濟法律關系:是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參加經濟管理過程中和經營協作過程中發生的,由經濟法律、法規確認和調整的,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存在和運行的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相統一的關系。特點:1.它是組織管理要素與財產要素相統一的法律關系2.它是國家意志與企業等組織的意志直接協調結合的法律關系3.它的主體多為「組織」,個人只能地法定情況下,在參加生產經營性質的經濟關系時,才能進入經濟法律關系,成為經濟法主體4.它一般就採用較為嚴格的法律形式和法定的程序。
經濟法律關系的管理和保護的顯著特點:可概括為全面、系統綜合:1.經濟法由里及外地全面地管理和保護經濟法律關系2.它自始自終的系統地管理和保護經濟法律關系3.它對經濟法律關系采作多種手段予以綜合地管理和保護。
經濟法律關系三要素之間的關系:構成要素有主體、內容和客體。它們是構成經濟法律關系最基本、最必需的要素,三者緊密相連,缺一不可。主體是經濟關系形成的啟動者,是權利義務的隨者,有此主體的特殊性還常常決定著經濟法律關系的性質,主體是構成經濟法律關系的第一要素。經濟權利和義務是經濟關系的實體內容,是確定主體之間關系的性質和量度的,是聯系主體之間以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紐帶。客體是經濟法主體通過經濟關系所追求的經濟目標和經濟利益。經濟權利和義務也只有通過客體才能得到落實和體現。

G. 簡述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區別

1、調整對象不同

經濟法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社會公共性經濟關系，不調整人身關系。而民商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

2、主體及主體之間關系不同

經濟法的主體包括國家機關（主要指行政機關中的經濟管理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企業的內部組織及有關人員、農戶、個體工商戶和公民。民商法主體是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組織。民商法的主體是平等的，沒有管理關系；經濟法的主體地位卻不要求平等。

3、調整方式不同

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為核心，其調整方式相應地採取意思自治原則，即由當事人自己意志設定其權利和義務，國家並不予以過多干涉。商法的主體是商事慣例，但在現代社會中，為保護交易安全，其中也滲入了一些公法性因素。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也在逐漸增加。

4、本質功能不同

保護利益的不同，必然導致法律本質功能的差異。民法維護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換者以自己意志設定權利和義務。因此，民法的本質是市民社會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權利法。它站在當事人平等這一平面上對商品關系加以保護，其功能主要是維護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商法的本質功能基本與此相同。

5、價值取向不同

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著重於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協調個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實現利益均衡，促進社會共同加之目標的實現。民商法以個人權利為本位，以保護個人利益為導向，著重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個人利益最大化。

(7)社會矛盾與經濟法擴展閱讀：

經濟法以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為保護重心，為解決民商法、行政法均無法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而產生。它的本質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是平衡協調國民經濟運行的法。

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生活發揮著機制效用功能，即從更高層次上全面、一體、綜合系統地調整經濟關系。它通過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途徑來指導預測、激勵限制、整體協調與個別規制經濟活動。可以這樣認為，在現代社會，沒有經濟法，整個經濟秩序將重復本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的「磨難」。

參考資料：

經濟法-網路

民商法-網路

H. 解釋市場缺陷、國家調節機制與經濟法的關系角度,三者的各自類型與相互關聯是什麼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國家干預和參與經濟關系的內涵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從廣義上理解，是指國家基於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運用國家權力對經濟關系進行管理、控制和協調的活動。本文所指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從狹義上理解，僅指現代國家基於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為實現社會整體經濟發展目

I. 經濟法和民法分別調整哪種社會關系

簡單的說,經濟法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社會公共性經濟關系,不調整人身關系。而民商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
具體而言,民法起源於《羅馬法》中的市民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在古羅馬時期，商品交換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交易順利。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發展為法。民法以保護交易利益為主，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經濟法和民法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所起作用的不同日益明顯。作為法律體系重要的組成部分，兩者既存在一定的聯系，又有一定的區別。
（一）經濟法與民法的聯系
經濟法和民法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法律，在調整范圍、宗旨和調整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之處，然而實際上二者聯系最為密切，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從調整對象上看，兩者具有交叉性，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作為民法，重要調整對象是財產關系，本質上是經濟關系，在經濟關系調整中與經濟法相輔相成。一方面，經濟法維護宏觀、自由公正的社會經濟秩序，而另一方面，民法規范自由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行為，超出民法調整的范疇由經濟法作具體調整。
在法律作用上，經濟法和民法都在保護公民合法經濟權益，維護良好的經濟秩序方面發揮重要功能。
最後，兩者互為補充。民法以人為本，其理念是自由主義，對抗國家力量的侵犯；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宗旨，調整社會經濟關系，消除個體權利本位對整體經濟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解決個體私利與社會公利的矛盾，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二）經濟法與民法的區別
經濟法與民法既是不同的法律，自然也存在差異和個性，且兩者的區別是較大的，主要體現在：
1.兩者法律屬性不同。民法突出個體權利，以個體為本位，強調社會個體權利平等和自由；而經濟法強調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著眼於全局和長遠的利益。
2.兩者法律關系的主體不同。民法調整的主體只限於公民和法人；經濟法主體除公民和法人外，還包括企業法人的內部機構和其他經濟主體。
3.兩者的調整目的不同。民法側重對私人利益的保護，目的是保障經濟主體自由基礎下的交易成果；而經濟法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追求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強調合理配置社會公共資源和公平分配社會財富。
4.兩者調整主要內容不同。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體公民、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具有平等性。具體來說，民法法律規定是為了保護市場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體現對個人權利的關照。經濟法主要管理和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具有顯著的服從性、經濟法每一條具體原則都以保護社會利益為目標，體現社會整體權益本位，追求社會公共利益內部的和諧。
5.兩者調整方法不同。民法對違法行為則更多地採用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補償性。在民法保護范圍內，個人的行為一般不會受限制，不過多對法律行為後果予以保護，尊重市場自由交易規則，由市場主控。而經濟法則以行政性手段為主，民事、刑事的調整方法為輔，多帶有懲罰性。另外，還有經濟法獨有的獎勵手段等。在經濟法領域，若市場交易破壞公共利益的協調，即使交易是經濟主體在平等、意願基礎上進行，也可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強制手段即宏觀調控，彌補自由交易狀態下的民法的缺陷。
6.兩者的責任形式不同。民法的責任形式多位民事責任，注重事後補償性；而經濟法的法律責任則是兼有行政、民事、刑事責任。
經濟法和民法有著很多的不同點，互不隸屬，互為補充。我們更應關注的是他們之間的差異性鑄就了他們之間的聯系。只有這樣，才會發揮兩者在社會資源配置和社會財富分配中相得益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