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產生的理論支撐

A. 如何理解經濟法產生的規律

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生。
一、通說的缺陷
國內各種教材或著作在論及經濟法產生背景時，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別闡述不同地域或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過程，一般是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國，有的還涉及到東歐和蘇聯經濟法產生發展情況，但並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結論。從科學角度看，這種論述方法是不妥當的，更讓人感覺到似乎世界范圍內經濟法產生背景千差萬別，無可比性。
2．關於「經濟法」的含義標准不統一。由於「經濟法」這一概念可以在經濟法規范和經濟法部門甚至經濟法學等多重含義上來理解，因此，含義不同，結論就不盡相同，甚至相去甚遠。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法規范，必然得出經濟法與國家、法律同時出現的結論。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表面上以歷史沿革為主線，實際卻無視歷史事實，更無法將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分，最終喪失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法律部門，則經濟法產生不過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事情。
可見在明確闡述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上，統一經濟法的含義是關鍵性的前提。否則，表面上製造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虛假的繁榮，實際上卻無益於該學科的發展。從其他法律學科研究的啟示來看，將經濟法理解為部門法，進而考察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才是合適的。
3．論者前後標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將近代以前的「經濟法」界定為經濟法規范，而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界定為獨立的部門法。例如，「國家出現以後，便要對社會經濟進行一些這樣那樣的干預、管理，發生國家經濟管理關系，並以法的形式予以調整。這種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經濟法……那時的經濟法不是作為獨立部門法而存在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嚴格地說，它只是經濟法性質的法。」[1]這種對近代以前「經濟法」採取「寬容」態度的本意也許在於表明經濟法並非在現代社會突然產生，而是有著歷史發展的漸進性和必然性。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態度，這種寬容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經濟法並無近代以前和現代意義上經濟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學者們對經濟法產生的表述並無實質區別[3]，而這正好可以作為我們探討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於此，下文將進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對學者達成共識的事實不再贅述，而只是針對共識本身進行更為細致的解析、梳理，總結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性和個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發展的「求同存異」的基本規律，並應用於我國經濟法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經濟法產生也遵循這一規律，即經濟法產生背景雖然表面看來千差萬別，但仍有共性的規律可循，分析如下：
總體上，經濟法產生有兩個淵源，即以美國為代表的暫稱之為和平主義的自然演進型經濟法與以德日等為代表的戰爭經濟法（包括蘇俄），前者常被稱為經濟法產生的「常態」，後者則為「非常態」。的確，在前者，經濟法產生與戰爭並不直接關聯，而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時期過渡的必然產物，是在和平（美國本土遠離戰爭策源地）的環境中，國家順應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調整經濟管理職能，有目的立法的結果，並與二戰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一脈相承。學界通常將競爭法比作經濟憲法和經濟法誕生的標志，而最早在美國產生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這個論斷的注腳。而該法既與經濟危機對策無關，也與戰爭無涉。而在後者，經濟法產生卻往往直接與戰爭的蓄意發動、戰時保障以及戰後重建等戰爭諸要素相關，體現出濃重的戰爭法味道，更與戰後和平發展時期作為一種經常的國家適度干預手段的經濟法不同。
但是這樣的表述並不否認兩個經濟法產生淵源存在的共性。實際上，只要我們承認，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新型手段，而暫不考慮具體國家基於何種目的進行干預，我們就應得出二者之間存在共性的必然結論，即經濟法產生背景源於兩個基本的前提：市場經濟和社會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論美國還是德日等國，在經濟法產生之時都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國素有自由的傳統，其市場經濟在沒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況下自然生長，充分發展，至壟斷產生，負面影響凸顯，國家以「看得見的手」主動進行干預。德日等國的資本主義則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產生的，並因為其發展時間較短，又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為戰後經濟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稱為市場主導型，後者可稱為政府主導型。其次，經濟法本質在於國家針對市場的天然缺陷進行必要干預，將個體正當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會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協調統一。表面上看，美國經濟法中才真正體現出社會公益，即維護自由競爭秩序，從而維護美國的自由傳統，而德日經濟法由於戰爭法的味道濃厚，其體現的不過是被軍閥、財閥控制的政府或國家的利益，而與社會公益有天壤之別。但本質上各國經濟法立法都是統治階級謀求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協調的反映。

B. 經濟法的基礎理論是

就是關於經濟法學科的基本知識呀，比如公司法、合同法、稅法等。。

C. 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法從產生到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盡管如此，法學界對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仍然爭論不休。否定派認為由於經濟法不存在獨立的調整對象與調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肯定派則主要從社會實踐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場失靈來論證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從表現上看，兩大不同觀點的爭論似乎只是局限於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問題上；其實，從更深層次上看，二者實際上是對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認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本文擬對傳統經濟法理論有關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研究進行修正與完善來進一步論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一、市場失靈現象分析
（一） 市場存在失靈情形
市場，原本意義上是指人們交換物品的場所，後來逐步演化為一種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卻又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翻譯為市場失敗，它一般是指市場機制在一定場合下會導致資源不適當配置，使自由的市場均衡背離帕累托最優狀態。市場出現失靈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從哲學角度來講，事物的兩面性以及發展變化原理說明市場不可能一直是完美無暇的，當市場運行環境變化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會暴露出來，市場也就出現失靈情形；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也證明：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由於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包括自然壟斷）、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單一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場秩序的建設任務。[③]現代市場失靈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 ；⑷失業問題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等等。這些表現形式都是市場內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市場失靈也是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之一。
（二） 市場失靈是一種抽象的表述
市場失靈是人們對市場無法完成全部社會資源配置的經濟現象所作地一種抽象語言概括。它雖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內容卻往往具有相對的特定性。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同階段的市場失靈的程度與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配置機制，市場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當市場運行的環境對市場本身的要求越來越高時，市場的相對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場也就越發顯得失靈甚至出現完全的癱瘓。西方國家的的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當西方資本主義剛剛擺脫封建制度的約束時，由於當時的經濟運行環境要求相對較低，市場幾乎能夠完成所有的社會資源的配置。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催生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它濫觴於整個古典經濟學時代。好景不長，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市場失靈日益嚴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規則導致欺詐泛濫逐步上升到商行為的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現1933年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第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失靈也有差異。由於各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場失靈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間表現的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已經達到了政府公權必須赤裸的光明正大的進行干預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大部分屬於這種類型；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尚還處於市場自由配置的末期階段，這種情形一般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的中小國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處於同一層次的國家或者地區，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之間市場失靈具體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往往表現出帶有個性色彩。研究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對於我們界定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產生與發展有著深刻的意義，它表明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具體時間是不盡相同，對經濟法產生時間進行籠統下結論的做法是不科學的。
市場失靈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觀性，它不以人們的發現與否而改變存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市場也會失靈的意義就在於能夠充分發揮人類的主動性去創造條件來逐步改變市場失靈的存在形式，逐步減輕其給社會帶來的副面影響。但人類不可能徹底的消除市場失靈，除非人類社會不存在商品交換。認識與肯定市場失靈的客觀性對於我們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論的「市場失敗」論作為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筆者認為，雖然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基本上清楚闡述了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達方式和推理邏輯上需要進行局部的修正與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學科之間的爭論。
二、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一）市場失靈催生相應的法律部門產生
市場失靈是對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機制的反動，它往往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副面影響。因此當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不協調時，政府必然會採取一定的措施與手段進行的干預，制定相應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於市場失靈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表現，因此不同時期針對市場失靈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作了一定的歸納與總結，他認為「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交易費用逐漸增大，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產生。其產生的軌跡具體呈現為：首先，平等交易主體之間因欺詐、違約等行為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不具體強制性的交易規則演變成具有強制性的民法規范，以保證交易規則被遵守，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其次，市場主體規模擴大，內部交易費用增加，商行為不統一、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商法產生並從民法中獨立出來；再者，交易費用繼續增加、市場經濟秩序崩潰，以政府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交易行為和間接調空宏觀經濟的經濟法產生。」[④]依據上述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市場失靈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的相繼產生這樣的結論。
（二）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門
通過前面的分析，市場失靈理論已充分的證明了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目前，雖然法學界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總體上還是沒有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爭論的那麼激烈。肯定派與否定派是針鋒相對，各執一詞。從爭論的結果上來看，如果從純粹的傳統理論分析，否定派則佔有很大的優勢；如果從社會實踐來看，肯定派則佔有上風。這場爭論實質反映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因此，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檢討並試圖尋求新的理論來論證經濟法部門的存在。筆者認為，既然市場失靈理論已經證明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應該從社會現實來討論經濟法的存在情況，而不是固守和套用傳統的理論。由於所謂的法律部門本質上只不過是學者根據大量已經存在某類法律規范而在理論上對它們所作的一種抽象上的歸納與表述，因此討論一個法律部門是否存在，其最直觀有力的依據就是看看相關法律規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會現實客觀存在大量的某類法律規范，那麼該法律部門就是獨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兩個法律部門的形成與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以此為標尺，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則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從目前社會現實來看，無論是我國還是其它相對發達國家都現實的存在數量相當多經濟法律規范。理論源於實踐。既然社會實踐中客觀的存在經濟法部門，那麼理論上則一定可以得到論證。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失靈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門的產生與發展，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新老法律部門的分離和新興的法律部門的獨立。雖然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出現民商分離……。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註定法律部門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當社會發展到傳統的法律部門無法包容時，新興的法律部門則應孕而生。民法如此，經濟法亦是如此。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現存的法律對現實的調節與控制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社會現實呼籲新類型法律的產生以彌補現存法律的漏洞與不足。這種現象最先出現在美國的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與傳統立法風格迥異法律。學者將這些眾多而且帶有政府幹預內容這一共性的法律籠統稱為經濟法。經濟法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本身的內容都是民法、商法等傳統法律部門無法包容。對於這點，我國很多學者的著作已經做了很多的比較與論述，這里就不贅述了。但值得補充的是有關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問題。在討論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時，我國曾經出現經濟行政法論之說。筆者認為，該理論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混淆經濟法與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與刑法一樣，主要基於顯示國家主權；而經濟法的產生則是基於市場失靈。政府因市場失靈而所做的行為與政府基於國家主權而所做的行為在本質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後者是政府對公民的統治。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活動主體的競合而否定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否定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
(三)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與相對偶然性
市場客觀上是會失靈的，市場失靈需要大量的法律來矯正，而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傳統的法律部門所無法涵蓋，這些法律又被很多學者命名為經濟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必然的，而且具有絕對性。它是市場失靈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只要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的程度時，經濟法必然應社會發展需求而產生。認識到市場失靈與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經濟法立法並不意味著對市場失靈導致經濟法產生理論的否定，因為超前的經濟法立法目的還是在於規制市場失靈。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絕對的必然性與相對的偶然性是有機統一的。肯定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並不能否定其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所謂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是指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時間和方式往往因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呈現很大的差異，它是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的表現與必然結果。認識到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對於我們解決經濟法產生的時間爭議問題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經濟法產生具有相對偶然性說明了籠統討論經濟法產生時間的做法非科學性。

結束語
掐指一算，有關經濟法獨立性之爭已有將近上百年的歷史。適度的理論崢嶸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如果忽視現實而過度的進行理論爭議則適得其反。客觀規律和現代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經濟產生與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從理論研究的社會目的角度來看，有關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有必要畫上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

D. 經濟法產生的法律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是：
(一) 社會發展方面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需要運用完備的經濟法律手段來干預經濟的運行。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雖然國家也對經濟進行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預，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實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經典理念是，強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井水不犯河水」，國家如果侵犯市民社會之私事的話，人民就有權起來造它的反。在這種情形下，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干預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這一信條被奉為經濟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實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等宗旨和原則。國家調節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縮不全，因而不存在經濟法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由於私有制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引起了社會矛盾激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的過分集中產生了壟斷財團，這些壟斷財團大量吞並、擠垮中小企業，獨占或者操縱市場，嚴重惡化了競爭環境並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自由市場的競爭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則，都被破壞殆盡，資本主義經濟由競爭機制所產生的活力和生機受到壓抑和摧殘。而且，財團實力的膨脹，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領域滲透，國家政權於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財團所控制，成為服務於財團利益的機器或工具。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制定有關反壟斷的法律來取締壟斷組織，限制壟斷的發展。最早的反壟斷法由此得以產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預防和禁止貿易合並法》，1892年美國制定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經濟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對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步放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而改為奉行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原則，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預經濟的法律法規的產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頻頻發生，單靠市場的力量，顯然無法擺脫這種日益深重的困境。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改變被動的不幹預政策，逐步改而採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混合經濟」、「組織經濟」、「管理貿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開始奉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適度干預主義」，加強組織管理經濟的職能。他們以「有形之手」，直接、具體地干預和參與經濟生活，以國家的經濟集中限制私人壟斷財團，以社會總代表的身份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調控經濟進程。諸如通過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爾等，防止市場競爭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壞：通過國有化和政府投資建設，控制那些有關國計民生和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宜被私人壟斷的重要產業部門；制訂國家計劃和產業政策，力圖誘導和制約私人的經濟決策；運用金融、稅收手段和其他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規范格式合同，興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約自由原則和經濟實力被濫用；強制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行「福利社會」：通過諸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政府間政治組織或經濟組織，在國際上實行聯合干預；在國際貿易和交往中，以國家的名義和形式開展經濟協作和競爭，等等。上述種種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進程的干預和參與，都是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實施的，於是就出現了與民商法和其他傳統法律特性差異較大的經濟性法律、法規，於是有的法學家將它命名為「經濟法」。
(三)導致經濟法產生的誘因和歷史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和參戰國德國為了戰爭的需要制定經濟性的法律法規來推行戰時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嚴厲管制。眾所周知，德國挑起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時大力推行經濟管制的戰時經濟政策，將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當時德國建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戰時工業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戰時原料管理處後來升格為原料管理局，由它監督原料分配並支持重要原料的生產，統管的原料最多達到約三百種。德國在戰時還控制居民生活，設立了帝國糧食局和帝國服裝局，帝國內政部還下設了帝國采購公司等特殊企業，負責對糧食、服裝、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分配。與此同時，德國於1915年發布的《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公告》，1916年發布的《確保國民糧食戰時措施令》，1918年發布的《戰時經濟復興令》，1919年制定了以「經濟法」命名的對煤炭和碳酸鉀製造工業實行國家管制的《煤炭經濟法》和《碳酸鉀經濟法》等。這一立法動向迅速引起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掀起了研討經濟法學的熱潮。這樣，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就伴著經濟法學一起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的經濟法又得到長足的發展，以致達到了相當發達和完備的程度。

E. 經濟法的基礎理論是 什麼本位論

c社會整體本位論

F. 論述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和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基礎條件是：(1)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被動地或者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2)社會經濟及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

經濟法產生的原因是：

(一) 社會發展方面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需要運用完備的經濟法律手段來干預經濟的運行。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雖然國家也對經濟進行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預，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實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經典理念是，強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井水不犯河水」，國家如果侵犯市民社會之私事的話，人民就有權起來造它的反。在這種情形下，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干預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這一信條被奉為經濟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實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等宗旨和原則。國家調節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縮不全，因而不存在經濟法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由於私有制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引起了社會矛盾激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於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階段。生產手段和經濟實力的過分集中產生了壟斷財團，這些壟斷財團大量吞並、擠垮中小企業，獨占或者操縱市場，嚴重惡化了競爭環境並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自由市場的競爭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則，都被破壞殆盡，資本主義經濟由競爭機制所產生的活力和生機受到壓抑和摧殘。而且，財團實力的膨脹，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領域滲透，國家政權於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財團所控制，成為服務於財團利益的機器或工具。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制定有關反壟斷的法律來取締壟斷組織，限制壟斷的發展。最早的反壟斷法由此得以產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預防和禁止貿易合並法》，1892年美國制定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經濟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對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步放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而改為奉行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原則，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預經濟的法律法規的產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頻頻發生，單靠市場的力量，顯然無法擺脫這種日益深重的困境。於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改變被動的不幹預政策，逐步改而採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混合經濟」、「組織經濟」、「管理貿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開始奉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適度干預主義」，加強組織管理經濟的職能。他們以「有形之手」，直接、具體地干預和參與經濟生活，以國家的經濟集中限制私人壟斷財團，以社會總代表的身份協調各方利益關系，調控經濟進程。諸如通過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爾等，防止市場競爭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壞：通過國有化和政府投資建設，控制那些有關國計民生和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宜被私人壟斷的重要產業部門；制訂國家計劃和產業政策，力圖誘導和制約私人的經濟決策；運用金融、稅收手段和其他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規范格式合同，興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約自由原則和經濟實力被濫用；強制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行「福利社會」：通過諸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等政府間政治組織或經濟組織，在國際上實行聯合干預；在國際貿易和交往中，以國家的名義和形式開展經濟協作和競爭，等等。上述種種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經濟進程的干預和參與，都是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實施的，於是就出現了與民商法和其他傳統法律特性差異較大的經濟性法律、法規，於是有的法學家將它命名為「經濟法」。

(三)導致經濟法產生的誘因和歷史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和參戰國德國為了戰爭的需要制定經濟性的法律法規來推行戰時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嚴厲管制。眾所周知，德國挑起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時大力推行經濟管制的戰時經濟政策，將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當時德國建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和戰時原料管理處。戰時工業委員會負責分配政府訂貨和管理軍需生產：戰時原料管理處後來升格為原料管理局，由它監督原料分配並支持重要原料的生產，統管的原料最多達到約三百種。德國在戰時還控制居民生活，設立了帝國糧食局和帝國服裝局，帝國內政部還下設了帝國采購公司等特殊企業，負責對糧食、服裝、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分配。與此同時，德國於1915年發布的《關於限制契約最高價格的公告》，1916年發布的《確保國民糧食戰時措施令》，1918年發布的《戰時經濟復興令》，1919年制定了以「經濟法」命名的對煤炭和碳酸鉀製造工業實行國家管制的《煤炭經濟法》和《碳酸鉀經濟法》等。這一立法動向迅速引起德國法學界的注意並掀起了研討經濟法學的熱潮。這樣，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就伴著經濟法學一起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的經濟法又得到長足的發展，以致達到了相當發達和完備的程度。

G. 經濟法產生的經濟基礎

經濟法產生的經復濟基礎制：19世紀以後，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原始積累已基本完成，市場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商品的生產與交換比較充分，這時的市場條件已經比較接近完全的自由競爭市場，市場「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想更好地解決市場自由競爭中產生的問題，就必須要運用政府幹預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矛盾。由於政府因素的介入，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界限，就不能夠單純的運用公法或私法手段來解決這些矛盾，所以，就必須要出現新的法律部門—經濟法來解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矛盾。

H. 經濟法產生的理論背景是什麼

亞當．斯密經濟學理論的破產和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