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Ⅰ 環境資源法屬於經濟法范疇么

屬於。我來國法律部門分類源的標准主要是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環境資源法主要調整的是國家對環境、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與稅法、商業銀行法、會計法、土地管理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等一樣都是屬於經濟法部門的范疇，這與合同法等商事法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主要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商事行為，而經濟法所調整的一般是經濟活動中的有關國家主管機關、部門執行國家宏觀調控功能時所產生的經濟法律關系。這與民法、商法是存在細微的區別的。

採納哦

Ⅱ 經濟法與環境法的關系是什麼

經濟法與環境保護法的區別：
1、調整對象的不同
（1）環境法的內調整對象容是環境社會關系
（2）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調制關系
2、調整方法的不同
（1）環境法中「生態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2）經濟法中「包容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3、調整目的不同
（1）環境法的調整目的是實現環境安全和環境正義
（2）經濟法的調整目的是實現經濟安全和經濟正義

Ⅲ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

Ⅳ 環境法和環境保護法的區別

其實上面那些法律都有涉及到環保法的范疇，所以你可以說他們都屬於版這個范圍，但是同時他們有權些又可以劃分到別的部門法當中，所以嚴格的區分很難得，比如土地管理法，目前主要把它劃分到經濟法當中。
繼承的是這樣，甲的兒子是代位繼承，其他的都是應當繼承的，都屬於第一順序繼承人。

Ⅳ 環境法與經濟法的區別

經濟法與環境保抄護法的區別：
1、調整對象的不同
（1）環境法的調整對象是環境社會關系
（2）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調制關系
2、調整方法的不同
（1）環境法中「生態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2）經濟法中「包容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3、調整目的不同
（1）環境法的調整目的是實現環境安全和環境正義
（2）經濟法的調整目的是實現經濟安全和經濟正義

Ⅵ 經濟法經濟關系經濟法律關系三者有什麼聯系

1、經濟法
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1）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2）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3）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2、經濟關系
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它是各種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生產關系的內容。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生產關系是指直接生產過程中結成的人和人的關系。廣義的生產關系是指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關系在內的生產關系體系。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社會生產總過程中所建立的諸方面的經濟關系的總和。
3、經濟法律關系
經濟法律關系是指國家調節或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根據經濟法的規定在經濟法主體之間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經濟法律關系和其他法律關系一樣，是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個要素構成。
（1）主體
經濟法律關系主體是經濟法律關系產生的先決條件，是客體的佔有者、使用者和行為的實踐者。主體是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承擔者，失去了主體就不存在權利這種可能性以及義務這種必要性轉化為現實權利義務的條件，因此也就談不上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
在我國，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包括以下幾類：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內部組織、自然人。
（2）客體
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法律關系主體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沒有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經濟法律關系主體的活動就失去了意義，權利義務也就失去了目標。
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主要有：有體物、經濟行為、智力成果、權利。
（3）內容
經濟法律關系內容是經濟法律關系的實質和核心，是聯絡各主體、聯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橋梁，直接體現了法律關系主體的要求和利益。只有主體、客體，不通過權利義務互相聯結，也不可能形成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有其特殊性，除了一般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外，還包括經濟法律關系的權力。
所以，經濟法律關系的三個要素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抽去其中任何一個就不能構成經濟法律關系，變更其中任何一個，也不再是原來的經濟法律關系。
4、三者的聯系
（1）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特定的經濟關系，而不是一切經濟關系；經濟法更不調整經濟關系以外的其他社會關系。比如說，財產贈與關系、財產繼承關系雖然是經濟關系，但不在經濟法的調整范圍之內；經濟法律關系是思想關系、意志關系，屬於上層建築范疇；人身關系也不是經濟關系，它們不屬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的范圍。
（2）客觀存在的經濟關系決定了經濟法調整的具體形式和內容，與此同時，經濟法律關系對經濟關系存在巨大的反作用。

Ⅶ 如何理解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關系

經濟法學是研究經濟法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學學科。
第一，經濟法學是一門法學學科。
第二，經內濟容法學以經濟法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經濟管理和協調發展經濟活動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總稱。
第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第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第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
區別：（1）經濟法是一個法律部門，經濟法學是一個法學分支，經濟法學研究的對象是經濟法本身。
（2）經濟法作為法律，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經濟法學作為學說，對當事人的行為沒有約束力。
（3）經濟法的發展也會促進新的法律部門的產生，學習經濟法也能促進法律素養，促進其他法律的學習。

Ⅷ 環境法與經濟法、行政法、民法的區別

經濟法與環境保護法的區別：
1、調整對象的不同
（1）環境法的調整專對象是屬環境社會關系
（2）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調制關系
2、調整方法的不同
（1）環境法中「生態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2）經濟法中「包容性」調整方法的獨特性
3、調整目的不同
（1）環境法的調整目的是實現環境安全和環境正義
（2）經濟法的調整目的是實現經濟安全和經濟正義

Ⅸ 經濟法與經濟法律是一回事嗎二者有什麼區別和聯系

經濟法是與市場經濟活動聯系最為密切的法律部門之一經濟法律是研究經濟法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守法活動，以及經濟法學基本理論和實務操作的學科，應當全面、完整反映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重要作用、立法意義和理論依據。經濟法與經濟法律經濟法與經濟法律，是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概念。經濟法及其發展規律是經濟法學的研究對象；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為經濟法的完善發展創造了條件，經濟法學所提出的各種經濟法學說、概念、理論、原理及對各種經濟法制度建設的探討為經濟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可借鑒的建議。經濟法與經濟法學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屬於不同的范疇。不過，有學者在重新考察了經濟在我國初始使用的含義之後，又發現，經濟法被分化出了新的語義，這一語義使經濟法在某些時候等同於經濟法學。二、經濟的法與經濟法「經濟的法」的觀點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經濟活動中的法律問題，因而凡是與經濟有關的法統統可稱之為經濟法。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廣義上的經濟法，其法域幾乎涉及部門法體制下的所有部門。「經濟法」則是更多地從狹義的角度講的，這一語義被嚴格限定在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特定范疇之內，即只有反映國家作為社會的代表干預、參與及調節經濟，以及社會公益等經濟法本質屬性，且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才屬於經濟法的范疇。三、經濟法學與法經濟學法學和經濟學的相互滲透和交叉，是現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集中體現在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法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模型、方法來解構法律的成長規律、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核心思想是「效益」。它側重於用經濟學的准則和價值觀來評判法律問題，認為一切法律都應以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為目的。經濟法學是以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一個部門法學，探討經濟法理論問題並揭示經濟法規律的法學學科。它側重於用法學的准則和價值觀分析經濟問題，研究對特定經濟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或規制。二者既有聯系，又存在區別。（一）兩者的聯系兩者的聯系體現在，都是對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現實和法律現象進行研究的理論，都涉及法學和經濟學理論，都研究法律制度與經濟運行相互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