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中的法盧曼

1. 社會秩序的維持主要靠法律的社會生活中的例子，事例，從古至今，從國外到中國的例子，越多越好，我要參加辯

比如說搶劫，你不能把人家的錢也搶過來，以牙還牙，這要考法律來維持社會秩序，當然在《漢莫拉比法典》中是以牙還牙的，但在當今社會，是依法治國，要知法，學法，用法。

2. 盧曼的主要影響

尼克拉斯·盧曼是當代最重要的學術領袖之一和社會學系統科學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影響已經遠遠地擴展到社會學領域之外。他為社會學、系統科學和諸多其他學科開創了驚世的見解與嶄新的視角。他是當代極少數幾個確實改變了範式的社會學家之一：從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functionalism)到功能-結構的(functional-structural)和問題-功能主義(problem-functionalist)的理論，從行動社會到溝通和語義學（semantics）社會，從社會「機器」到自我再生(autopoiesis)。其中一些變化也許看上去僅只是在玩文字游戲，然而這種術語的轉換卻已經改變了世界。
他接受了馬圖拉納和瓦芮拉關於生命組織的理論，結合自己在法律科學方面所接受的精確、復雜的推理訓練，他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並將其移植進社會學，不久便成為他自己的紀念碑式理論建構的基石。他畢生的眾多工作體現於將其抽象的而又復雜的理論參考框架切實地運用於社會的所有領域，從行政管理的內在運行到全球的生態問題，從政治、經濟到藝術、愛情和宗教。以建立一種普遍社會理論(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為目標，他在努力應用、檢驗和進一步發展其理論的過程中，沒有疏漏社會的任何一個部分。他所運用的是自己通過卷帙浩繁的閱讀積累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網路全書般的知識。 盡管盧曼生命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德國北部平原而不是在海岸邊度過的，但是，在呂訥堡、漢諾威、明斯特和比勒菲爾德，地平線(horizon)另一端的大海送來的風，吹拂著蔚藍而略帶灰色的天空。終於，視界(horizons)變成為他理論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似乎它們也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一次又一次，他迎接新的重重挑戰。

3. 論述題.盧曼社會系統理論有哪些特徵

盧曼社會系統理論特徵：

盧曼的學術研究以現象觀系統論為線索，廣泛地穿行於各個學科領域內，容其中許多觀點是原創性的。

比如他對於社會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的探討，對於行為與意義的反思，他所提出的交互偶變性、自我指涉、自我創生、復雜性化約等一套概念，都烙上了他自己獨特的研究痕跡。盧曼社會系統理論給我們總的印象是：論域寬廣，資料豐厚，個性鮮明，但其思維之抽象和觀點之艱深卻令人望而卻步。建立「卡片箱」是盧曼做學問的獨特方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證收集在卡片箱中的文獻，使各種文本之間形成一種無言的對話，體現出他的對比研究的風格。

4. 時政法,自然法,社會法三者的區別與聯系

推薦閱讀張文顯先生的《21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史》。你說的時政法應該是實證法學吧。題主你應該是說的三個學派的關系吧。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實證主義法學派通常泛指以19世紀A.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的各派資產階級法學，也稱實證法學或法律實證主義，其創始人是19世紀英國的J.奧斯丁。
從狹義上講，實證主義法學就是指各種分析法學派。因此又稱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它強調的是實在法，即國家制定的法。這派法學的特徵是：區別「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即區別實在法與正義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實在法，著重分析實在法的結構和概念；根據邏輯推理來確定可適用的法；認為法與道德無關或至少二者沒有必然的聯系。
實證主義法學派的基本觀點是：惡法亦法；法和道德之間，實然的法和應然的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法是國家主權者的命令，是一個「封閉的邏輯體系」。在法和道德本質聯系的問題上主張不符合道德的法不影響法的實在性的觀點。這也是其與自然法學派主要的分歧之一，自然法學派主張惡法非法，從自然法和道德的合理性基礎上探討法的合理性問題。
而自然法學派是指以昭示著宇宙和諧秩序的自然法為正義的標准，堅持正義的絕對性，相信真正體現正義的是在人類制訂的協議、國家制訂的法律之外的、存在於人的內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們的協議產生的規則本身的法學學派。
自然法學派又可分為古典自然法學派和新自然法學派，它們的產生和發展都是適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並產生了各自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每次社會大變革時期，自然法學總是作為一面旗幟，主導著西方社會法律發展的大方向。例如，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法無明文不為罪、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人民主權、權力分立等思想，都發端於自然法學的理念。
另外，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他們對法律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客觀基礎的探索，對於認識法的本質和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在法學研究中表現為一種激進的理想主義情懷，以諸如正義、平等、自由等抽象價值來構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傳統法律理念，重塑時代法律神聖性的歷程中，功勛卓著。
然而，社會學法學派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其將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工具引進到法學領域，在社會中研究法律，並通過法律研究社會，強調法律的社會作用和效果。
社會學法學派認為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秩序，真正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而是社會立法中的秩序或人類聯合的內在秩序。法律與國家之間並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它並非一定由國家機關特別是立法機關所制定和實施，在沒有國家的時侯和地方也存在著法律。社會和國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生存競爭和強存弱汰；法的任務只在於維護個人自由；每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樣自由，就可以從事他所願意從事的任何活動。 最後，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

5. 社會生活中與法律有關的案例，

4名村民抄合法取得了該村襲村民資格，理應享有村民同等的權利和待遇，應享有集體收益分配權，和其他集體成員一起，成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他項權主體的一部分，就應該成為征地補償費的受益權主體。
村規民約是村民會議制定的涉及村風民俗、社會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綜合性行為規范，屬於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各種守則、公約」的一種。但村規民約絕對不能違犯法律、法規，否則就沒有任何約束力。村規民約中該項規定不僅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則，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內容相悖，同時也侵犯了村民的合法財產權，應屬無效。

6. 盧曼的社會的宗教

《社會的宗教》是抄盧曼襲生前直至1998年逝世時仍在書寫的一本書。本書是盧曼相互關聯的系列作品集的其中之一。在1984年出版的《社會系統》即為此系列的導論，而全系列的結論是《社會的社會》一書。《社會的宗教》是從起遺稿中整理編輯出版的，延續了此系列對社會的可續、藝術、法律及經濟等領域的研究。盧曼認為宗教在社會中佔有中心地位，而且正是在這個現代、所謂遠離了宗教的社會。在宗教領域，探討的基本主題為內在性或超越性，以及由此形成關於道德與宗教的差異化，此研究均可延伸至社會的其他功能領域。盧曼的貢獻即在於對現代社會中宗教的未來提出了比較性的評判。本書共九章，分別為意義形式宗教、符碼化、宗教的功能、偶連性的表達形式--上帝、宗教溝通的區分、宗教的組織、宗教的演化、世俗化和自我描述。

7. 跪求尼克拉斯·盧曼寫的那本《社會的社會》那能買到，謝謝！好像看看啊！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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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盧曼的生平介紹

尼克拉斯· 盧曼於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國的呂訥堡，成為一個啤酒廠主的兒子。他的母親帶有瑞士血統，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家庭使得他們遠離開政治。1944年，年僅17歲的尼克拉斯·盧曼不得已從軍服役，一九四五年被盟軍所俘，這段戰虜的經歷使他決心後來（1946-1949）在弗賴堡致力於法律的研究。
然而，成為一位著名的社會學教授並沒有捷逕可走。戰後德國的物資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學習並返回到呂訥堡。最初在呂訥堡行政法院（1954），然後在漢諾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從事著公共行政法律事務方面的實際工作，然而，卻並沒有放棄個人學術上的興趣。在那時，雖然他的觀點已經直接針對著法律和哲學的理論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這一時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並於不久之後就擁有了一個誕生了三個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日益清晰地顯示：他在學校所學課程以及他的興趣不適合於一種常規性的行政職業，並且他不願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個黨派而放棄自身的獨立性。盡管他喜愛他的工作，但這種工作日漸變成例行。由於意識到他職業發展中的困難，尼克拉斯·盧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機會到哈佛大學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師從塔爾科特·帕森斯，並為將來的一個出版物收集資料。
當他返回德國後不久，使其可以繼續從事學術工作而又不放棄作為州政府官員身份的另一個機會向尼克拉斯·盧曼敞開。他設法轉到斯派爾（Speyer）公共行政學院的一個研究所（1962-1965）。在那裡，他享有工作上的極大獨立性並能順從他自己的學術興趣。在斯派爾，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組織的功能與後果》（1964）。盧曼作為社會學家的生涯開始於1966年，當時他已經39歲。在那時期，赫爾蒙特·謝爾斯基(Helmut Schelsky)參與一所新的「改革大學」的創建，其校址最終選在比勒菲爾德。他確定盧曼於1965年到多特蒙德與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盧曼通過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學的教職，在那裡盧曼追隨赫爾蒙特·謝爾斯基和迪特爾·克萊森(Dieter Claessens)。在明斯特，尼克拉斯·盧曼發表了題為「社會學啟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職演說，提出了一項深受啟蒙時代啟迪同時滿懷遠大社會學抱負的社會學研究計劃。1968年起，尼克拉斯·盧曼在新建的比勒菲爾德改革大學成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並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8年11月6日，尼古拉斯·盧曼與世長辭。

9. 法律與社會的關系

法律與社會

怎樣才能超越「法庭與律師的社會學」呢?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30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與社會」的學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歷史學進入法律領域，固然增加了我們對法律的社會「面目」的認識，但同樣也導致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各種法律關系中的法本身趨於剩餘化和邊緣化。從法律現實主義到批判法學運動，以及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法和經濟學等研究，都試圖將法律研究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科學」之中，或至少使法學具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但在法學援引社會學經濟學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無論是概念理論還是學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統計或歷史學或民族志的敘事)時，當法學重新進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時，法學本身是否會喪失其獨特的研究傳統呢?畢竟，法學的研究傳統並非僅僅意味著盲點，它同樣具有洞察力。跨學科的研究往往能夠提醒我們注意到法律對各種社會領域造成的意外的後果，注意到法律現象往往於各種政治文化於社會的關系交織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於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環境的子系統，但在強調法律的社會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時我們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會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特徵。法律與社會的研究，並不僅僅要關注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種種面目，還要關注化身在這些千變萬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僅要要理解，法律過程同時也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政治過程或文化歷史過程，更要理解，在現代社會中，法律過程為什麼沒有變成上述這些過程的「附庸」或者所謂「附屬現象」，正如盧曼、哈貝馬斯等許多當代社會理論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復雜分化的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節。

因此，關注「法律與社會」這一研究傳統的學者，不僅要棉隊法學內部的排斥，對法學傳統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當然假設重新加以反思;同時，也要警惕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引誘」，對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基礎的任何還原論做法，對任何有意或者無意的忽視法律理性中應然與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樣要持有反思的態度。因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研究，往往並不能實現一種開放的社會科學，爾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受到專業分工的紀律束縛的研究傳統，取代了現在這種研究傳統，用另一種封閉性取代了這種封閉性。所以，「法律與社會」所要克服的就不僅僅是來自現代法學內部的「樸素」態度，也要克服來自那些促請法律學者關注所謂法律的「社會」、「文化」或「歷史」因素的學科自身內部的「樸素」態度。探討法律的社會性，並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響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或者反過來社會中的所謂「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法律;「法律與社會」需要承擔更為艱巨復雜的任務。

自80年代以來，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以及整個批判法律運動，已經不在是「前衛」的法律思想，而有淪為成詞濫調的危險。所謂「內生變數」與所謂各種社會「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其表現就是簡單地將法律地「性的」「外生變數」聯系起來，這種簡單套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果，是遺棄了法學這門所謂「最古老的社會科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關聯，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即處於法學理論，也處於社會理論的邊緣地位，將法學變成了一門社會理論的應用學科，無力推動法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發展。在《北大法律評論》的這期專號中，我們選擇的文章，盡管不夠全面，但關注的問題卻有共同之處，就是如何思考所謂「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法律作為社會理論的核心理論提供「理論的想像力」和「經驗的感受性」。

當然，這種「法律與社會研究的危機」，還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強調「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並不等於法律的實質化，並非只有哈貝馬斯所謂「社會福利」範式的法律才具有社會性，「自由派——市民範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樣展現了法律與社會的關聯，只是關聯的形式更復雜、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並不象有的「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表明法律缺乏與其他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換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會性，而是盧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會的歷史進化結果。就中國的現實處境和具體問題而言，「分化」並非一個尚待理解的事實，而是一個尚待實現，甚至在某些時候被認為是不應實現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研究視角就更容易帶有濃厚的「實質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隱含了危險的政治意涵。因此，這種研究就尤其要重視法律與社會的深刻/復雜，而非簡單直接的關聯;要重視法律的規范努力和建構作用，而不僅僅是法律的經驗處境。

當然，從學科背景來看，也許法學出身的學者，更願意藉助「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偏頗與過度規范化的取向;而所謂「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更願意藉助這種研究，來重新理解現代社會的規范性與各種程序技術，彌補70年代以來社會理論的「規范化不足」和喪失理解應然問題的社會性能力等諸多欠缺。套用英國著名法律史學者milsom的一句話，「社會理論家看到的法律現象，太大了，以致於正在思考的律師根本就看不見」。所以，如果說「法律與社會」的研究是要給理論和實踐中的「律師」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的話，他同時也意味著為法的思想傳統於實踐技術找到一個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而接納法學的社會科學或社會理論，並不只是一味的向這個回家的戰士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樣需要傾聽正義女神子孫們的聲音，它們從中得到的，或許比法學所得到的更多。

10. 歐洲法社會學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經典的理論貢獻

歐根·艾利來希，奧地利人，自由法學源派重要人物，法社會學史上一座高峰；馬克斯·韋伯，德國人，法學家、社會學家，一戰後作為德國代表團成員參加過巴黎和會談判，提出過統治類型、科層制等理論主張；尼可拉斯·盧曼，新功能主義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會學家。具體理論貢獻三言兩語難盡，LZ自行網搜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