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地位的變化婚姻法

1. 中國女性地位變遷

38婦女節，一個屬於女人的世界性節日，它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38節是女人為了爭取自由、平等和權利進行長期艱苦卓絕斗爭而得到的結果。38節是女人地位得到提升的有力佐證。為了得到這個節日，為了得到今天的地位，世世代代的女人們前赴後繼，英勇奮戰，流傳下來一個個催人淚下的故事，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華麗樂章，產生了一個又一個巾幗英雄。，

讓我們沒翻開歷史的扉頁，回到5000年的歷史長河裡去搜尋那些女英雄們的足跡，讓我們懷著悲憤、敬仰的心情去追憶那些巾幗們的奮斗歷程。

在三皇五帝之前的氏族社會里，母系氏族是第一個氏族社會，那時候女人是社會的主宰，不管是生兒育女還是狩獵，農活都是女人們的工作，男人們除了傳種接代這個重要任務外，就是打架斗毆，弄槍舞棒，幹些無用，無聊，無奈的瑣事，女人擁有很高的權威，她們的話就象聖旨，男人不得違抗。這是有史以來，女人們地位最高的一次，也是女人們最得意的時刻，但好日子不長，之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就到了父系社會，女人們的地位一落千仗，從此開始了長達幾千年被壓迫，被奴役的悲慘命運。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向男權發起挑戰的是花木蘭，她女扮男裝，頂替父親去打仗，在漆黑冰冷的夜裡，在滾滾的黃河邊，在屍橫遍野的戰場上，她以過人的計謀、高超的武功、出眾的領導能力，把敵人打的望風而逃，落花流水。當花木蘭功成名就，榮歸故里時，就註定她會成為一段佳話而流傳千古，花木蘭讓男人們第一次開始重新審視身邊的女人，讓所有的男人知道女人不比男人差。即使是到男人們才能上的戰場，女人同樣可以做地很出色。

第二個讓我欽佩的是秦始皇時期的孟姜女，作為一個民間女子，她千里迢迢，來到長城腳下，在人山人海的工地邊，在夫君范喜郎杳無蹤影的巨大悲痛中，一哭就是七天七夜，直哭得天混地暗，日月無光，直哭到萬里長城轟然坍塌，然後縱身跳進了茫茫大海。我們在悲傷，同情、感動之餘，沒有必要更多的去探究故事的真實性，這是一個催人淚下的愛情悲劇，但更大的意義在於，孟姜女向秦始皇，向這個中國最偉大的男人發起了挑戰，向秦王朝發起了挑戰，向那個黑暗殘暴的社會發起了挑戰，在孟姜女哭倒長城不久，強大的秦王朝就被項羽和劉邦推翻了，孟姜女不僅告訴我們怎樣去愛一個男人，更告訴我們怎樣去恨一個人，恨一個社會，恨一個國家。孟姜女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人，值得人們尤其是女人門永遠學習和尊敬。

2. 社會主義下中國女性地位的變化

我的網路知道都5級了
我回答了太多問題了
你這個問題

我還是先回家問問我老婆再回答吧

3. 中國女性地位的變遷

傳統意義上，是男尊女卑

但是新中國後，男女平等了

在新中國第一版屆中央人民政府機構權中，1名女性國家副主席(宋慶齡)，3名女部長(司法部部長史良、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和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副部長以上的女性領導幹部有20名，從而開啟了新中國女性高層政權參與的先河。

4. 中國新婚姻法有什麼變化

1997年—1998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青年中，有近.8%的人對婚前性行為持肯定態度；3—4成的青年對結婚和生兒育女的價值持懷疑或否定態度。有近5萬的青年贊成離婚。有半數的人對「婚前財產公證」表示認同。
對21世紀婚姻的展望

許多學者認為：下世紀婚姻將呈多元化趨勢，家庭形式將更為豐富。男人和女人都將不依賴他人而生存，個人的權利將受到尊重，生活將趨於個性化。

中國具有明顯的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婦女解放程度也不同步，因此，城鄉婚姻掌握的數據和綜合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具體來說，在城市：

1.核心家庭繼續增加。目前核心家庭已達60%，還會繼續上升。家庭結構小型化，每家3—4人。

2.晚婚晚育人數增加，單身不婚者增多，自願不育者有上升趨勢。

3.婚前性行為不會減少，隨著封建「貞操觀」影響的削弱，試婚有可能增多。

4.擇偶更注重情趣相投，經濟條件重要性降低。同居數量有可能上升。

5.婚姻質量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使多數家庭不再湊合。婚姻調適能力的提高，將使家庭生活更豐富、新鮮和幸福。婚姻中男女更加平等，家庭暴力減少，丈夫將與妻子共同承擔家務。

6.家務勞動強度降低，時間縮短，夫妻因家務勞動導致的矛盾減少，家務勞動將社會化、家用電器普及化。

7.協議離婚、試離婚將成為離異的首眩離婚率會呈上升態勢。知識、文化水平越高的人情感越豐富，對愛情要求越高，因此會越不幸福，越痛苦，離婚可能性越大。

8.社會對婚外戀繼續保持寬容的態度，人們對婚姻的責任感更多的是自我認識、自我約束、自我修正，而不是迫於外在壓力。隨著我國對個人自由的管理放寬，機會增加，婚外戀會增加。

9.民眾婚姻自由度增加，婚姻不再是從眾行為，結婚與否是個人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單身不婚、單親家庭等生活方式可能成為人們多樣化選擇的內容。

在農村：

1.婚姻自由將隨著經濟改善而提高，女性將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尤其是「打工妹」，她們的眼界開闊了，有了自立能力，必然更要求婚戀自主。但是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她們的要求與農村強大的傳統勢力之間還在較量。

2.早婚多育現象將隨著婦女地位提高、農村經濟條件的好轉、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健全而減少。

3.由於貧困和性別比例失調，仍有相當數量的農村男性難以成家。

4.離婚在農村仍是一件困難的事，尤其牽涉到承包地等生產資料，易使離婚女性及子女生計無著。參加鄉鎮企業勞動的女性比較而言有更多的自主權。

5.婚外戀對於農村婦女既是一種誘惑又包含著危險，往往導致她們承受動盪不安的生活和悲劇的結果。

總之，21世紀的婚姻變遷，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都將朝著多元的、理性的、進步的、以人為本的、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發展。

5. 從哪個方面研究女性地位變化的為什麼

淺談婦女地位的變遷
上溯古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法制建設的不斷進步，我國婦女的地位在一步一步的改變，從只能相夫教子的無知婦孺，從文人墨客觀賞的藝術玩物到現在主宰社會的中間力量，我國婦女的思想觀念、社會地位以及經濟收入都有了質的飛躍。
從「小腳女人」到大步踏入社會，這是中國現代婦女社會地位提高的一大標志。
據說，古代女人裹腳是因為南唐後主李煜喜歡觀看女人在「金制的蓮花」上跳舞，由於金制的蓮花太小，舞女便將腳用白綢裹起來致腳彎曲立在上面，跳舞時就顯得婀娜多姿，輕柔曼妙。這本來是一種舞蹈裝束，後來慢慢地從後宮向上流社會流傳。再以後，民間女子紛紛仿效，裹腳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習俗，成為一種病態的審美。這一封建陋俗，也是中國古代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直觀體現。
新中國成立後，徹底革除了裹足的陋俗，婦女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高。在現代社會，婦女可以和男子一樣大步踏入社會，從事各行各業、各種活動。現代女性更是徹底摒棄了昔日所謂「穩小弓鞋三寸羅」的審美觀念，毫不掩飾自己的「大腳」，甚至出現「美麗的大腳」說。中國女足風靡於世界足壇，成為一支耀眼的球隊，這是中國現代婦女「腳解放」最好的例證。
從「女子無才便是德」到邁出家門參政議政，這也是中國現代婦女社會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現之一。
封建社會中傳統女教貫以儒學思想。在西漢，已經出現了奴化女性的封建女教，認為「婦女只許初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有損無益也。」正是這種「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剝奪了婦女學習文化知識的權利與機會，給婦女們套上精神的桎梏，讓婦女成為封建倫理道德的殉道士，從而喪失了自由，成為男子的附庸。
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女性不僅可以從事各種社會活動，而且可以參政議政，撐起社會的半邊天。放眼望向飛速發展的中國，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的文化層次和意識觀念也有了大幅的進步。在高層次行業領域，女性工作者所佔的比重已經相當可觀，某些行業甚至超過了男性，這不能不說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從「夫為妻綱」和「男尊女卑」到法律面前男女平等，這又是我國現代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大里程碑。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女子「在家從父，既嫁從夫，父死從子」，一生一世都要從屬於男子，服從於男性。若膝下無子無女者，便被視為不孝，即所謂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更有甚者，被當作買賣的對象，隨意被賣為奴婢、賣為別人的妻妾、賣為娼妓，陷入悲慘境地。宋代大文豪蘇軾，文風豪邁，堪稱一代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對自己的妻子王氏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令人潸然淚下。然而，若考察他對侍婢的態度，就會讓人目瞪口呆。蘇東坡被貶官後，將身邊的婢妾一律送人，完全視婢妾為自己的私物，可以拱手相讓。……我國古代社會婦女地位之低，可見一斑。
相比之下，在現代社會中，婦女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應有的保障。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男女平等已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條規定：「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它更為有效地保障婦女婚姻自由權利提供了法律依據。由此可見，我國現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社會可認，真正有了與男子平等的地位。
偉大的詩人高爾基這樣贊美女性「沒有陽光，花不茂盛，沒有愛就沒有幸福；沒有婦女，就沒有愛；沒有母親，就沒有詩人，也沒有英雄。」我相信，作為社會大家庭主要成員的婦女，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必將登上時代的舞台，為平安和諧中國建設撐起半壁江山！

6. 中國婦女地位的變化

1、先秦時代

中國商朝的婦女地位較高。夏朝在開國時還是母系氏族社會，其居住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游牧性，二是從妻居。商代社會的婚姻是由多個父和多個母共娶，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會。按照周禮的規定，男性貴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個。

2、秦漢時代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貫徹法家思想，講求國家利益至上，禮法道德傳統相對受到忽視。秦代家庭立法中，婦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擁有平齊地位，如婦女可殺死通姦丈夫，丈夫毆妻與妻毆夫同等處罰，等等。

反映在婦女再嫁的問題上，也就非常地寬容。從江陵張家山漢簡中有關秦代法律的記載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規定。

3、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時代，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為了生息繁衍，統治者對婚姻的要件給予了寬松的規定對於婦女再婚的問題，同樣沿襲了漢代法律的寬松規定。

4、隋唐時期

隋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於北方異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這之前幾百年間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視婦女地位、婚姻自由結合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

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會輿論和官方立法對婦女再婚的問題顯得非常寬容。具有北方民族血統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為天下垂範的情況下，自身對婦女的再婚曾經毫不在意。

5、宋元時代

由於程朱理學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視婦女的權益，甚至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理學的影響和長期滲透下，從宋初到南宋的幾百年間，民間對於婦女再婚問題的輿論評價和社會風氣本身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

6、明清時代

明清時代對於婦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壓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明清時代，封建的宗族勢力有了進一步的增長，大量的鄉規族約充斥著迫害婦女、剝奪婦女再婚權利的條款。在當時，國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規范，實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在廣大的鄉村，宗族習慣法、地方習慣法實際上起著主要的調整功能。因此，婦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極其強大的宗族勢力的阻礙。

7、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變革劇烈的時期，婚俗的變化也是這一時期社會變化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婚姻觀念習俗的變化，婚姻法的變化也在所難免；但民國時期婚姻法對於一夫一妻制的規定有名而無實；「新舊並存,中西共用」是這一時期婚姻習俗演變的主要特點。

8、解放初期

新中國建立之後婦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毛澤東同志率先地喊出：「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一時間中國大地上職業女性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真正改變了女性的經濟地位從而徹底改變了女性的社會地位。

9、二十一世紀

隨著計劃生育的普遍開展與教育的發展，更多人真正的擺脫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兩性更加趨近平等。

(6)中國女性地位的變化婚姻法擴展閱讀

纏足禮教意義與婚姻穩定功能：

中國歷史上婦女禁錮走向嚴密與纏足推廣時代高度一致。纏足出現的年代說法不一，最早的有漢代之說，稍次的是六朝之說，最流行的是五代南唐後宮舞姬窅娘之說。不管出現年代的早晚，婦女纏足普及始於宋代，是普遍的共識。

更晚的是元陶宗儀《輟耕錄》主張的元代說，婦女纏足是為了與蒙人區別。為什麼原來少數人病態審美追求，宮廷奇巧翻新，邀寵帝王的行徑，能夠廣為民間接受？不管怎麼說，對於勞動人民，摧殘婦女的雙腳，實在有損生活的方便。

如果人們付出了巨大代價而無收益，恐怕風靡一時以後也難以為繼。事物因其功能而存在，大致是不錯的。毋庸諱言，任何時代，人們追求美麗向來是不惜自戕自己身體的。然而，纏足無論起初還是普及，似乎都不是女子本人的自願行為，而是他人的強迫。

纏足是一個自五六歲開始至成年大約十年左右束縛改變腳骨自然生長的過程。不是婦女成年以後想做就能做成的事情，即使一位成年女子羨慕纏足甘願如此，也徹底喪失了纏足的生理條件。

因此，追溯其初，必然是以獻媚取寵為業的色情業或宮廷舞樂中人，在挖空心思尋求花樣時找到的方式，不然就是受到什麼啟發而做的實驗。

不管創意來自何方，都不可能是創意者本人的行為，且不論創意者可能是男性，就是宮廷舞姬或青樓舞妓，在擁有想法的年紀，也失去了自己實踐的可能，一定是通過女孩來實驗的。在這一意義上說，南唐的窅娘究竟是創意者還是實踐者，則不能定論。

婦女纏足在支撐禮教約束方面的作用極其顯著。其一，女子出嫁以前，可謂是伴隨著纏足過程而度過的。因此，纏足猶如牢籠一樣，鎖住女童的行動，也就鎖定她自由交往的空間，由此減低引誘私奔與被拐賣的危險。昔日家庭無論貧富，幼女若不纏足將影響日後出嫁與財禮薄厚。

男人重視女子纏足，實質上是把它作為女子貞潔標志看待的。這一顯見的標志概括了女子在娘家生活的全部經歷。其二，減低女子出嫁後逃跑的風險。男女未曾謀面的包辦婚姻，雙方婚後發生性格沖突的幾率增高，下層家庭居室簡陋，沒有僕役侍女和閑人專門行使看管責任。

所以，婦女婚後，不管什麼性質的逃跑行為，纏足都造成很難逾越的障礙。通過買賣實現的婚姻，在資金支付以後，不能不重視家庭的完整，在防止女子逃離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平日的婦道行為約束。

纏足劃定了婦女活動的空間，女人日常生活生產，諸如做飯、紡織、蓄養家禽等等並不倚重腳力，所以，男人才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纏足婦女。因而，如此摧殘行為能暢行無阻一千餘年，形成難以更改的習慣，甚至清朝康熙年間幾次發布上諭禁止纏足，人們都依然我行我素，照樣纏足不誤。

不過，人類生活實際需要永遠是處於第一位的，狠心殘害婦女的雙腳也以不妨害日常生活為限度。當纏足與謀生發生沖突時，人們就不會再無條件的沿襲仿效普遍的習俗。譬如明清兩朝，運河兩岸，靠運輸、拉纖為生的家庭，婦女就沒有纏足的，流動的生活方式註定選擇天足。

不管怎麼說，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再如明代宮廷選淑女。選中入宮以後，皆放腳，就是為了服務奔走方便。不過這些人不是天足，而是改造腳。蓋因入宮時已13歲上下，再放腳已不可能完全恢復自然生長狀態。

7. 中國女性的地位變化

中國古代女性地位一直不高（母系社會時期除外）。「三從四德」一直壓在女性身上，從出生時就被教育要有女德。要為夫生兒育女，為夫家傳宗接代。女性一直被束縛在一個低下的確地位。但是有覺醒。

男性和女性是歷史文明的共同締造者,在社會地位上應是平等的。可事實上卻不是如此。從猿人變為人直到封建社會的確沒落，女性地位有礙兩個時期：一是母系社會時期以女性為主導，二是從父系社會時期開始女性一直處於附庸狀態。

母系社會是一個早期的農業種植時期，環境惡劣，人類生存能力差，經濟生產能力掌握在女性手中。但是隨著生產工具的發展，經濟生產能力逐漸開始掌握在男性手中，並且隨著歷史的進一步向前發展,男性逐漸在生產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女性的地位在總體上一落千丈，雖然女性也有過不屈的抗爭，但在總體上來說在往後的幾千里都未曾改變。

封建父權家長制度和封建道德規范使男女關系成為主從與尊卑關系。而「三從四德」①就是最好的體現。它們是為了維持父權制家庭穩定，根據「內外有別，男尊女卑」的原則，儒家禮教規范要求婦女的道德、行為與修養的准則。其中「四德」是為「三從」而存在，日後更成為中國婦女的道德、行為、能力和修養的標准。何謂「三從四德」。「三從」既是「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是歷史束縛婦女的思想根源，使得大多婦女不為自己的地位而反抗。

而第二個原因是中國古代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從屬地位及政治經濟權利被剝奪的社會根源。慶華在《封建私有制與中國古代婦女從屬地位及社會成人身份喪失——以中國古代婦女的經濟活動為例》中提到：隨朝以前，婦女廣泛活躍在國家經濟領域中，而婦女以紡織為主的「婦功」是封建國家及家庭的重要經濟來源，但仍是以男性為主導，「婦功」只不過是個體農業的輔助與補充。封建私有制中規定規定家庭財產的所有權歸男性，所以婦女即使在其中做出了貢獻，也只能隱匿與男性背後，使她們喪失了自己的獨立地位。②隨煬帝是規定：婦女不再納課。也就意味著婦女從此不再受田，也不再為國家承擔賦役，也就是占人口半數的婦女從此退出了國家經濟領域。雖然此後的租庸調制依然是按照男耕女織的模式制定出來，但是婦女的勞動已經不再得到國家、社會的承認……也使婦女進一步喪失了家庭經濟地位。③

而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犧牲精神是內在原因。古代婦女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納妾制又是一個很好的體現。「三妻四妾」使得中國古代婦女的婚姻毫無保障。失去丈夫的寵愛，在家中毫無依靠成為了每個婦女最為擔心的事。因此對於丈夫的納妾不會反駁（當然家裡有地位的不會接受），以期丈夫不會厭惡自己並對自己保留一份心意。

老子要求道教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識，這是起了理論上的先導作用。女性對於其地位並非不反抗。《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就是一例：在焦母逐其出門時的不卑不亢，對於兄長決定的婚姻以死抵抗。甚至從《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中可能看出元明清時，女性意識也初步覺醒。④雖然其結果並未是想像中的好。隨朝皇後獨孤迦羅是出名的女權活動家，旗幟鮮明的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對男人納妾。可知古代女性並非全是「無我」的。

8. 中國婦女的中國婦女地位變遷

中國商朝的婦女地位較高。夏朝在開國時還是母系氏族社會，其居住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游牧性，二是從妻居。商代社會的婚姻是由多個父和多個母共娶，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會。按照周禮的規定，男性貴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個。
《公羊傳》上講：「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這個習俗在禮制上流傳到後代。周朝時期，已婚婦女地位卑下，婚姻關系能否維系取決於丈夫的好惡。丈夫願意維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願維系，就要被丈夫掃地出門。《詩經》中的一些詩，如以敘事為主的《邶風·谷風》、《衛風·氓》，以抒情為主的，《邶風·日月》、《王風·中谷有蓷》，均為當時棄婦的悲戚之聲。春秋戰國時代幾百年間戰爭頻仍、人口損失慘重，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更多的勞力，這使得婚姻所承擔的繁衍人口任務更為重要。於是，連青年男女的私奔在當時都不被絕對禁止，孀婦再嫁自然就不成問題了。甚至在諸侯國君中，這種事都屢見不鮮。史載衛宣公和其繼母私通，所生子長大後迎娶齊女，宣公見齊女貌美，竟劫奪來據為己有。《詩·邶風·新台》就是衛人諷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後，其庶長子公子頑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後又繼為國君。衛人又作《牆有茨》刺之。其貴為國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後代並未受到歧視，可見此風俗的普遍。從現存的關於先秦時代法律規定的殘存記載中，也未見有對婦女再婚作出限制之處。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貫徹法家思想，講求國家利益至上，禮法道德傳統相對受到忽視。秦代家庭立法中，婦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擁有平齊地位，如婦女可殺死通姦丈夫，丈夫毆妻與妻毆夫同等處罰，等等。反映在婦女再嫁的問題上，也就非常地寬容。從江陵張家山漢簡中有關秦代法律的記載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規定。
西漢武帝之後，儒學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官方的正統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禮法標准也就愈益發揮出自己的影響力，逐漸地成為社會主流的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兩漢時的儒者和官僚發揮了先秦典籍中關於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對婦女再嫁問題給出了道德上進一步否定的評價。班昭《女誡》中說：「男有再娶之意，女無再適之文。」以一個婦女的口吻對同性的自由作出嚴格限制，千百年來貽害深遠。兩漢時的統治者也開始旌表守節孀婦，漢宣帝就曾於神爵四年（前58年）給穎川一帶的「貞婦順女」獎勵布帛。東漢以後，這種舉動變得非常頻繁。
不過，兩漢時正統儒者的言論尚未完全拘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當時的成文法律沒有明確地限制婦女再嫁。而實際生活中，婦女再婚的現象屢見不鮮。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守寡後，看上了有婦之夫宋弘，光武帝親自替她作說客。東漢末年的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東衛中道、被擄入匈奴後與左賢王成親，並生有子女，歸漢後又嫁與董祀，先後改嫁兩次。這樣的身世並沒有成為她一生的污點，相反她由於傳奇的經歷和文學上的才華被南朝人范曄收入了《後漢書·列女傳》，這在一千多年之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古詩《孔雀東南飛》敘述東漢建安年間的故事，劉蘭芝不見容於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後，馬上就有眾多提親者找上門來，可見婦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婦女的再嫁，都不是羞恥之事。 三國時代，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為了生息繁衍，統治者對婚姻的要件給予了寬松的規定對於婦女再婚的問題，同樣沿襲了漢代法律的寬松規定。
《三國志》記載吳主孫權就曾納喪偶婦女徐夫人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後甄氏原為袁紹子袁熙之妻，袁紹被曹氏打敗後，歸於曹丕。西晉統一全國後，禮教綱常曾在短時間內又有所抬頭，晉武帝多次頒布詔令，禁止士庶為婚、嚴明嫡庶之別。對於孀婦改嫁問題，和東漢時的情形類似，官方意識形態中已經頻繁贊揚守節的烈女，而民間改嫁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大體來講，在東晉、南朝的宋、齊兩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國、北魏時期，由於玄學的興起，儒學處在相對低潮的發展階段。反映在家庭法領域，婦女的地位略有提高。東晉時甚至出現了以女休夫的情形。
至於婦女再婚，也較為普遍，劉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駙馬不和，紛紛被皇帝准許離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後，儒家禮教開始重新興盛，統治者對於貞節烈婦的宣傳也開始升級。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國和北魏初期的長期戰亂時期，宣傳婦女節義的論調始終不絕於耳。北周政府正式下達詔令，宣布「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這也是效仿歷史上漢、晉這些漢族政權的措施的一種舉動。 隋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於北方異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這之前幾百年間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視婦女地位、婚姻自由結合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會輿論和官方立法對婦女再婚的問題顯得非常寬容。具有北方民族血統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為天下垂範的情況下，自身對婦女的再婚曾經毫不在意。
據《新唐書·公主傳》的記載計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間更是家常便飯，大儒生房玄齡、韓愈的夫人或女兒都曾改嫁。可見當時，「女無再嫁之文」的古訓一定程度上被人們遺忘，即使是主張道德文章的正統知識分子們也不以改嫁為非。《舊唐書·列女傳》記載：「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王死，服終，諸兄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范。』」這說明當時年輕又無子的孀婦改嫁，是社會的常例，「守節」說不定才是不正常的。與此相對應，男子，甚至是貴族男子娶再婚婦女，也不以為恥。眾所周知武則天原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嬪妃，結果被高宗立為皇後。楊貴妃本是唐玄宗子壽王妃，卻改嫁玄宗。這些在後人看來屬於亂倫的行為，卻在唐代皇室中公開地存在。至於朝廷大員、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婦更是司空見慣。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會規范雖然沒有大力提倡婦女守志，但婦女若自願終身不再嫁，還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唐律疏議》在「夫喪守志而強嫁」條規定：「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徒一年；期親嫁者，減二等。各離之。」在疏議中解釋到：「婦人夫喪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嫁之。」不過，從條文來分析，其實女子守節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個社會風氣並不特別注重貞節的時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兒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臨朝的事情屢見不鮮。高宗後武氏、中宗後韋氏、肅宗後張氏，都是掌握實權、炙手可熱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轉衰，思想控制反而甚於從前。公主改嫁、母後臨朝等情況都趨於絕跡了。 由於程朱理學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視婦女的權益，甚至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理學的影響和長期滲透下，從宋初到南宋的幾百年間，民間對於婦女再婚問題的輿論評價和社會風氣本身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
宋初，仍乘唐代遺風，社會上婦女再嫁之風流行。皇室內部經過五代時的多年變亂，甚至連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規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後改適高懷德。社會名人中，大文學家范仲淹幼年喪父，隨母改嫁，長大後才歸宗。宋仁宗時頒布了類似唐宣宗當年的規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間改嫁之風終北宋年間，未見式微。周敦頤、程頤等所宣傳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在北宋當時影響並不很大，程頤的侄子亡故，媳婦也未能守節。但是，南宋以後，禮教之風漸趨嚴厲，一面有朱熹等不遺餘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識分子的觀念；另一方面，其在社會生活中也開始顯出巨大的影響。在這以後，絕無皇室公主和親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記載，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狀況也逐漸減少。與之相對應的是，《宋史》、《元史》列女傳中的節婦、烈女的記載與前代相比，大為增強。本來《列女傳》這種體裁是劉向所創，范曄在《後漢書》中首次將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幾部史書所贊揚的列女系各個領域優秀的婦女，如拯救父親的緹縈，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輔佐丈夫的樂羊子妻等，相當於一部「各行業出色婦女傳」。但《宋史》之後，所謂列女幾乎全都是保持貞操、不事二夫的節婦，當然有立志守節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與之同歸於盡的。總之，修史者認為婦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堅守節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傳》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傳」。
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本來與趙明誠為夫婦，恩愛美滿，生活幸福。金兵的鐵蹄踏碎了她悠閑的生活，南渡以後不久，趙明誠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給周汝舟為妻，婚後發現丈夫人品低劣，有違法行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檢舉其夫，其夫被法辦。宋朝法律規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為實，也要「徒二年」。清照為友人救助，才免於身陷囹圄，並與其夫離婚。但是，李清照後半生的這段經歷卻往往被欣賞她才華的文人所隱去，可能是認為她的行為不大光彩，有損於冰清玉潔的形象吧。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於弟的習俗。元代時，該習俗不但在進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繼續存在，還進入了漢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條格·戶令》中記載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親，在漢族傳統習俗中，本屬於親屬間相奸，這是少數民族習俗對中原文化發揮影響的一個實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倫理上使漢族人難以接受，而且也產生了法律沖突。元代法律對於漢族男女婚姻繼續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強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無所適從。基於此，元中期以後，對於收嫂給予了逐漸嚴格的限制，如：嫂僅訂婚不收繼、叔已有妻不收繼、叔嫂年齡相差懸殊不收繼等。而且，蒙古族風俗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收繼制度，象侄兒收養嬸母、兄收養弟媳，因為和漢族傳統禮教太不相容，不在漢族地區實行。 明清時代對於婦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壓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將前代法典中關於婦女再婚問題的兩條規定「居喪嫁娶」與「婦女守節而強嫁」濃縮到一條之中，不過處罰力度變輕。在唐宋「徒三年」的「居喪嫁娶」，改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婦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規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寬松。但是明朝的法律為了集中精力維持其王朝的統治，著重懲罰那些謀反、謀大逆等侵犯政權利益的行為，而對於婚姻之類的私事，則能寬就寬，不過多干預。即所謂「輕其輕，重其重」的原則。所以，處刑減輕未必就意味著在這個問題上，婦女可以享有更寬松的選擇。
《大明律》中還首次明確規定了：「若命婦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註：指上文所引關於居夫喪改嫁的規定），追奪並離異。」關於禁止官員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時就有規定，但不久就廢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復。其理由解釋為「婦人因夫子得封郡縣之號，即與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後，若夫子不幸亡歿，不許本婦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剝奪了有爵位的貴族之婦的再婚權。封建法律剝奪了無數普通群眾的幸福，也沒有給其維護者以任何照顧。
《大清律》對於強迫守志孀婦改嫁的問題，作了破天荒的新規定：「其夫喪服滿，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來，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顧孀婦的意願，強行逼其改嫁，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的。清代的這一嶄新規定，決不是為了尊重婦女的自由選擇權，只不過因為當時鄙夷婦女再嫁之風，在民間已經根深蒂固。立法者經過考慮，認為維護綱常名教，阻止婦女改嫁的意義已經可以和同為封建倫理最高規范之一的家長對子女的絕對控制權相抗衡了。這一立法上的改變，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時代，封建的宗族勢力有了進一步的增長，大量的鄉規族約充斥著迫害婦女、剝奪婦女再婚權利的條款。在當時，國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規范，實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廣大的鄉村，宗族習慣法、地方習慣法實際上起著主要的調整功能。因此，婦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極其強大的宗族勢力的阻礙。
這是因為統治者基於維護自身業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斷強化對婦女守節的推崇和提倡。《內訓》、《古今列女傳》、《規范》等所謂女教讀物鋪天蓋地，明清帝王都曾下過不少諸如此類的詔書、制文。從民間那密布的貞節牌坊和各地方誌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從死的婦女大量的涌現，我們都能感受到廣大婦女的不幸和封建禮教的殘忍。 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變革劇烈的時期，婚俗的變化也是這一時期社會變化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婚姻觀念習俗的變化，婚姻法的變化也在所難免；但民國時期婚姻法對於一夫一妻制的規定有名而無實；「新舊並存,中西共用」是這一時期婚姻習俗演變的主要特點。
來華傳教士積極投身於近代中國的放足運動。他們利用大眾傳媒抨擊纏足陋習，剖析纏足之害。依靠宣傳攻勢動搖傳統觀念和輿論導向，並在全社會發起反纏足運動，倡導放足新風；教會女校率先實施放足運動，教會女生適逢其會，充當了中國近代放足運動的先行者，女校的實踐具有開拓性意義；天足會是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反纏足組織，以民間社團的形式出現，在全國形成網路，成為清末在中國倡行放足運動的主要力量，正是他們的艱苦工作最終將放足運動推向整個社會。傳教士在中國的這些活動，在主觀上體現了基督教義的奉獻精神和人文關懷，在客觀上成為近代中國歷史進步和社會演進的推動力。
民國時期曾經一度興起女權運動。但是這樣的所謂女權運動帶有盲目西化的色彩。婦女的經濟地位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創造社會財富機會上的不均等這個前提下，婦女很難真正的普遍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
但是這一時期的思想運動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識有理想的新女性也見證了無數追求獨立生活的女性最終在大時代下的香消玉隕不過其最大的意義在於為婦女解放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普遍的社會認識。 新中國建立之後婦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毛澤東同志率先地喊出：「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一時間中國大地上職業女性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真正改變了女性的經濟地位從而徹底改變了女性的社會地位。
但是，這樣的解放來得太快太猛，以至於沒有反應過來的反而是女性自己，隨著經濟地位的大幅改變，女性在對自我解放的認識上並沒有得到很大發展。這主要在於這樣的解放並非自主的抗爭，而是帶有外力的推動性，以至於重男輕女的問題仍然嚴重。
解放過程中帶有的越俎代庖和片面強調女性承擔男性社會義務的情況，導致這一時期婦女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空虛和迷茫，往往無法了解表現自己獨立性的姿態到底應該是怎樣。 隨著計劃生育的普遍開展與教育的發展，更多人真正的擺脫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兩性更加趨近平等。
據統計，2001年，中國婦女勞動力對中國GDP的貢獻已超過40%，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到2000年，中國的女專業技術人員已達1.1億多人，佔全國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40.6%。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張義山2003年3月3日在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會第47屆會議時發言時宣布，女性在中國互聯網用戶總人數中的比例已經從1997年的12.3%上升到2002年的40.7%。
一項調查還顯示，按照目前國際通用衡量女性地位的6項指標（對待男、女嬰的態度；男女青年入學比例；男女就業比例；女性在高尚職業中的比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個人財產在社會總財富中的比例），雖然中國排名並不在前列，而且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目前各行業處於高層位置的仍以男性為多，但在以中國知識女性的社會地位而言，不僅遠過日本、韓國，也比大洋彼岸的美國更為優越。
這數據已充分表明，中國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的社會地位變化之快，地位之高，在世界上更是名列前茅。同時表明，在今後社會發展中，中國的婦女們正在以其智慧的頭腦贏得「半邊天」製造「陰盛陽衰」。
然而，在農村的女性地位仍然不容樂觀，傳統的「傳宗接代」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同等的家庭條件下，一般仍然選取男性接受教育，然而，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遙遠的明天，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完善的解決。

9. 當今女性地位有哪些變化變化

到了現代社會，女權運動的發起和社會的變革，才慢慢將女性的權益解放出來。她們可以接受教育，可以選擇自由的婚姻，可以參與社會分工，奉行一夫一妻制度。女性的地位漸漸與男性齊平，在經濟與精神上獲得獨立。

然而，女性最大的禁錮，還是最原始的「生育」方面。

由於女人天性就是為人母，這種上天賦予的功能，是不會因為社會的變遷而改變。直至當今社會，生育仍然是女人面對各種選擇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盡管提倡男女平等，而的確我們也做到了。可是，在很多時候，男女之間依舊是被「不平等」的繩索牽引著。生兒育女的天職仍舊是女人的責任，我們無法拋除這個現實因素。

首先，女人被適婚年齡約束。在生理上，女人生育的黃金年齡在24歲至35歲之間，到了一定年齡，被催婚、催生的大有人在，雖然沒有古代社會那般苛刻，但是也是造成女性心理負擔的一個方面。

其次，女人要承擔相夫教子的職責。相夫教子，被譽為是一種「婦德」，意思是培養有才華的孩子，幫助丈夫成才。從古自今，這種觀念仍然牢牢地存在，因為古代中國主要以農耕為主，男耕女織，女人主要是在家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教育孩子的任務，主要就是母親負責。

最後，女人是弱勢群體，歧視依然存在。身體結構決定女人比男人弱，無論從力氣還是精力。許多難熬的職業，都是男性的身影，如警察、工人、運動員等，而在同一領域，男性比例也普遍高於女性，尤其是高層職位。女人還要面臨結婚生子，這些都是讓女人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重要原因。

如何看待女性生育賦能

盡管我們說女性與男性一樣有能力，但是從根本上我們還是認為女性是需要保護的。這個問題我們不應該用強硬的態度去駁斥，而是理性地看待。

女人的偉大，除了體現在男女權益的平等，還有我們獨有的生育天賦。人類作為大自然的一部分，理應順應天和，男女有別，各自分工，這才是最好的平衡狀態。

「女子無才便是德」，被很多人誤會了是貶低女性的話，其實它的意義，是指「女子雖然很有才華，但是不張揚，不外露，不在人面前顯擺，把自己的姿態擺得很低，是一種謙卑的表現。」這才是女人最大的德行。

而女性的偉大，也不僅只有在職場上發光發熱的戰斗，家庭婦女也是偉大的角色。正是她們默默無聞的付出，才能使丈夫在外面安心的勞動工作；也正是她們的任勞任怨，才為家庭培養了下一代。

賢妻良母，是偉大的身份，母親最大的價值，是承傳了家道、家風，教育孩子懂得做人的道理，把子女培養成人才。厚德載物，這是一種偉大的德行。

琴瑟和弦，鸞鳳和鳴。女人需要得到尊重，得到愛護，得到公平的對待。無論社會如何變遷，男女和諧，家庭和睦，才能讓這個社會更加美好，讓下一代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