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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兩種基本社會職能

發布時間: 2021-01-29 20:27:24

❶ 法律有那兩種基本社會職能

規范職能和調整職能。規范職能,規定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哪些可為,哪些勿內為,法律是最低標準的道德規容範。調整職能,法律調整人們的行為,是對社會物質的分配,對社會權利的分配,對一定的行為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可以通過法律進行約束。比如說歷史上的納妾,按照現在的法律進行調整,一夫一妻,重婚違法,就是一種調整行為,還有計劃生育也是一種調整的職能。

❷ 簡述法的本質及其社會作用

法的本質包括:
1、法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共同意志的表現。
2、法所專反映的統治階級屬意志的內容最終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
3、經濟以外的因素對法也有一定的影響。如政治,文化,宗教,道德,哲學,藝術等。

法的社會作用是指法律作為社會關系調整器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經過法的規范作用而產生的。法的社會作用圍繞兩種基本職能和三個領域展開,即階級統治的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領域。
(P.S.:注意區分法律的社會作用和規范作用。法的規范作用為指引、預測、評價、強制、教育五大作用。)

❸ 法律的最基本的兩種職能是什麼和什麼

我覺得一個有道德和理性的好人是基本不需要知道什麼法律常識的。
如果實在回想了解的話,可答以看看民法通則/婚姻法/繼承法/物權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如果你經商的話,要看看合同法/擔保法/公司法,如果你想當公務員的法看看行政法/行政處罰法,開車的話要看看交通安全法,還有可以看看勞動法和未來要出台的勞動合同法。刑法我覺得沒多大必要,基本不做壞事就不會觸犯。

❹ 法具有兩種職能,即什麼和社會公共職能。

社會規范。

❺ 法既執行政治職能,也執行社會公共職能。這句話對不對

社會公共職能又可稱為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則是指特定環境下,公共管理部門回在社會公答共產品與服務的管理過程中所承擔的基本職責與所具有的功能作用的統一體。具體理解:1. 公共管理職能的實施者是整個公共管理系統,包括以政府行政機構為核心的各類公共管理組織。2. 公共管理職能得以實施的依據,是國家或社會通過某種途徑賦予給公共管理組織以某種特定權力或者權威。其中,對於各種類型的政府機構而言,國家往往要通過憲法和法律的形式賦予它們一定的公共管理權力,就當代政府而言主要是行政權力。 公共管理職能與通常所說的政府職能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不同的概念。政府職能是公共管理職能體系的一個核心構成部分,隨著社會自治能力的不斷加強和政府職能社會化改革在各國的展開,公共管理職能越來越超出政府職能的范圍。

❻ 法的最基本的兩種職能是什麼

法的最基本的兩種職能是什麼?
階級統治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

❼ 法的最基本的兩種職能是( )和( )

階級統治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

❾ 法的概念和特徵是什麼

1.法的概念:

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以權利義務為主要內容,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行為規范及其相應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法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

2.法的特徵:

法是調整人的行為的社會規范。

法是由國家制定、認可並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

法是規定權利和義務的社會規范。

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規范。

(9)法具兩種基本社會職能擴展閱讀:

法的作用:

從總體上看,法的作用就是建立、維護和發展對統治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具體來說,法的作用體現在其政治職能和社會職能上。

法的政治職能是指統治階級運用法開展階級斗爭,維護其政治、經濟統治的職能。主要表現在:①體現國家政權的性質,確認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②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③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系以及統治階級與其同盟者的關系,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④維護自己的經濟基礎,維護自己階級統治的物質條件。

法的社會職能是指統治階級從自己的根本利益出發而維護全體社會居民公共利益的職能。主要表現在:①維護人類社會的基本生活條件;②發展社會生產力;③發展社會文化;④規范某些技術指標。

法的政治職能是法的作用的核心,法的社會職能又是法的政治職能的基礎。因此法的兩種職能是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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