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起源

Ⅰ 從刑事訴訟法治透視反對自證有罪原則 是怎麼回事

一方面，慣用演繹法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註：這里所說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和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兩種「理想化類型」，只是在某種理論上的抽象設想和誇張化的「觀念」或「模式」。在實際政治生活及意識形態中以及社會人類學中，並不存在上述純粹的絕對化的形式。而是在法庭審判中，立法以及警察的職權行為中常常呈現出對兩種模式的傾向性。）教條式地推斷：所謂法律是被強加於所有法律主體之上的一系列實體性規則。這一傳統觀念將法律程序充其量看作是實施實體法的輔助性工具，而實體法，正如大陸法系一直強調法律的實體方面一樣，則是國家專政權力機構發出的不容置疑的指令。（註：在這里需要對法律的實體方面和程序方面並列的觀點從程序法的價值上作進一步解釋。第一，不要把程序規范與實體規范之間最顯著的區別誤認作是理所當然的和不證自明的事；第二，問題在於法律是如何通過實體與程序兩種規范而實現的，而不是僅通過其中某種規范單獨實現的；第三，問題的焦點在於對法律在社會關系中真正的職能作出較之通常的假定更深入和恰當的認識。）正如凱爾森所言：法律的職能是對社會生活中人們相互之間的對抗性關系所導致的非正常的、不合邏輯的、無理性的無秩序的結果所實施的強制性命令。（註：參見凱爾森（kelsen）：《純粹理論的法律》，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另一方面，一向具有探索精神的自由主義法哲學派（註：參見昂格（ynger）：《知識和政治》，紐約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第63—144頁。）從不墨守成規，他們以歸納法合乎實際地認為：所謂法律是為了解決各種沖突而使用的救濟手段。（註：譯者註：自由法哲學派，是對當時盛行於歐洲大陸的概念法學和司法中的形而上學的反叛，其觀點的主要特徵是：成文法並非法的唯一淵源，重視社會現實中的活法的作用，主張擴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允許法官依據正義原則加慣例自由地創製法律規則。）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對法律職能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少了些妄想而多了些生機。它把以和平方式解決沖突作為法律的首要目的，而把當前的實體性規則作為訴訟程序次要的鋪墊。程序法追隨實體規范的同時，也在反作用並檢驗實體法，以及創造性地或反其道地運用之。只有在這種法律傳統中，霍姆斯法官才可能公然聲稱：「法律的生命不在於其邏輯性，而在於其經驗性！」然而，程序法的功效不僅於此，其最核心的也是最易被人們忽視的職能在於：規范和限制國家公共權力的運用。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程序法具有非依賴於實體法的獨立價值。

這里有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就法律傳統而言，兩種法哲學（註：也可以說「兩種刑事訴訟模式」。）相比較哪一種更為正確和合理，也就是說哪一種更能充分地體現法律的職能所在。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作為公法的一個分支，並不具有法律的典型意義。因為從起源來看，所有法律都源於私人沖突。（註：gumplowitz.dp.cit，n.11. ）私人沖突才是典型的法律關系。所有的實體法從形成之時起，其職能取向就是為了阻止違反契約等私人沖突的發生和補救民事侵權等行為造成的後果，法的公共職能實質上是從這些原始職能中派生出來的。 （註：參見 von bar：《羅馬刑法史》（波士頓1916）。雖然von bar 對此未能專門地說明，但書中顯示出羅馬帝王，特別是奧古斯都大帝對已建樹起的私法概念和制度結構進行開拓，並以懲處判國罪為開端在其私法中強行植入刑罰功能。而在此之後很長的歷史時期，在中世紀一些國家的法律中，人身傷害等行為仍被規定為民事侵權行為。具體內容參見h ·伯爾曼（berman）：《西方法律傳統的變革》（哈佛大學出版社，1983年）。而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國家機器的基本要素和維護社會安定的必要武器，並非隨著國家產生就具有法律的職能。確切地說，只有當國家在法庭審判的對抗性訴訟過程中，作為一個在程序上與罪犯平等的當事人出現時，它的強制約束力才能具有法律職能。在歷史上，英國的大憲章（1215年）和貝卡利亞的《犯罪與刑罰》（1764年）（註：切薩里·貝卡利亞：《犯罪與刑罰》（bobbs—merill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65年）。） 是這一認識發展的里程碑。顯而易見，受大憲章等國家憲法調整的民主國家制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與專制國家的刑法典與刑事訴訟法典相比，雖然在表面上存在某些相似之處，但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民主國家裡，刑事訴訟必然通過對抗性司法程序進行，國家在原則上處於原告的地位，面對法官和陪審團接受審判；而在專制國家裡，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只是由國家一手操縱的鎮壓工具-一個所謂裁決私人沖突的欺騙性贗品罷了。

為了更簡單地回答這個理想化問題，我們可以進行如下兩種假設，它們分別代表糾問式和對抗式刑事訴訟模式的極端化情形。首先，讓我們假設，在一種極端化糾問式模式中，法律是權力至上和萬能的上帝主持正義的工具，那麼主持正義所依據的實體性規則就代表了一種「絕對道德」，而程序僅僅是執行這些道德規則的工具。顯然，上帝對人間的一切事實都能夠直接感知和認識，認定事實對於無所不知的神聖權威簡直是易如反掌，他在轉瞬之間就可以判明其中的錯綜復雜並作出裁決，用代表著「絕對道德」的規則對違反正義的行為進行懲罰。所以，在上帝的裁決過程中，任何形式的程序都顯得多餘。其次，與以上極端化的糾問式模式相反，我們可以假設一種更接近人類的境況來反映對抗式模式。在斐濟島或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原始森林裡生活著原始共同體，其社會成員之間時常發生沖突。共同體通過讓沖突雙方進行角斗來解決爭端。事實上，此處正義的裁判就取決於體力的強弱。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爭斗」使社會的群體關系轉變成為個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必須用一些「規則」對個體的行為加以約束。

國家及其訴訟制度自其產生之時就是為了禁止藉助武力解決個人沖突。（註：羅馬《12銅表法》（leges odecim tabularum）第一條規則是：「如果你被傳喚出庭，你必須去！」該條款基本的法律含義是：（1）所有沖突應通過合法程序加以解決；（2）禁止採用「自助」，被告人必須出庭經過審判後才能定罪和處罰，這已成為當今社會一個重要的程序規則，不允許有例外。帕舒坎尼斯在其著名的論著《法律與馬克思主義》（ink links，倫敦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中，對羅馬法這一規則做了生動的分析。然而，他所引證的龔普洛維奇（gumplowitz）著述《公民權利和社會主義》（innsbruck，1881）中的論斷（p145， n，16）：「所有的法律都產生於個人間的爭紛」，這是我們最初的前提之一。作為平等（無武力）的當事人間的對抗程序的民事訴訟是解決社會爭端的原本方式。而刑事訴訟則是從民事訴訟這種形式中演化出來的。）禁止使用武力解決沖突這一規則在職能方面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證明這一點也並非難事。首先，假設國家不復存在，這一規則也被破壞殆盡，社會上的武力就會四處泛濫，出現混亂的無政府主義；其次，假設任何沖突都訴諸武力這一社會倒退方式來解決的話，法律程序就會成為多餘之物。上述兩點也反過來說明了國家必須集中控制武力的使用，同時，國家必須制定法律，並依法通過司法裁判來解決沖突，以替代以武力解決沖突。

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公正作為武力的替代品，意味著一種新的價值觀念開始控制社會，與之相關的是智能、創造力、道德規范等價值觀念。而任意地使用武力解決沖突將可能使社會文明的發展毀於一旦，所有這些價值觀念都會被戰爭和無政府的混亂所湮滅。換言之，法律本質並不是一系列得到正面認可的規則，或法哲學家致力去建立其他定義。反之，法律的本質是否定的。它僅僅是為了防止武力的使用。法律就是以「公正」一詞所蘊涵的邏輯的力量去代替武力的邏輯。然而，關鍵並不在於公正的邏輯，因為即使法律毫無邏輯和正義可言，它也會執行其社會職能。（註：參見凱爾森，op.cit.n.3.）福科（foucault ）說國家或世界的和平僅僅是連續宣戰的結果。法律，在一定意義上，相當於對社會上那些訴諸武力解決問題的人宣戰。國家制定出對武力有威懾力的各項刑事法律，以法律為武器，象持著德莫克利斯的劍一樣向社會上的任何沖突宣戰。

可以看到，自然的爭斗是程序和實體的有機合成，如：戰爭、原始競技等，在程序和實體規則之間沒有人為的分隔。對於自然爭斗而言，所謂的程序就是戰斗或運動本身，而判斷輸贏的實體標准也是競技的一部分。

但是國家的建立，自然爭斗的替代者-法律程序的產生，使自然爭斗被杜絕。沖突的解決分化為兩方面：程序和實體。比如：誰是最好的網球選手，事實上不再是由打比賽決定（禁止自助），而是由人為的仲裁來決定。這些人為的仲裁包括特殊的裁決程序和程序中所使用的實體標准，如，速度、靈活性、耐力等。
當然，一定會有人譴責：「法律並非體育比賽。」但說話的人並未考慮這里的問題不在於事實是否是「體育比賽」。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任何的沖突和爭斗本質上都相當於一場「體育比賽」。在這種富有試驗性的比賽中，當事人雙方都各持勝券在握的假定相互對峙、爭斗。
從某種程度上准確地說，在法理學中，將法律隱喻作「體育比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霍姆斯的基本自由假定認為：法律的首要職能是取代以下各種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包括個人當事人之間（以私法取代），以及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以國際公法取代）的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

在用法律取代武力解決沖突的某些場合下，我們可以看到程序作用的優勢（協商、調解、裁決、外交談判）與實體意義的消弱（公正、道德等）。當然，對於解決國際間沖突的實體法標準的缺失，其原由很簡單，因為在沖突雙方之外沒有第三國（超主權國家）來強行維持和平（實體法標準的代理）。

上述內容表明：首先，程序的第一性和實體的第二性；其次，法律的首要職能在於達到程序性的和諧，相比之下，邏輯和實體正義的成分處於第二位；第三，事實上，訴訟程序並非「體育比賽」，而是以自主的法理實體邏輯通過程序取代了比賽中的武力試驗邏輯。以公正的邏輯代替武力的邏輯是法律本質的全部所在。其維護社會安定的實體功效是根據在訴訟中排除武力的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說，只有武力被排除在程序之外，程序才是合法的。

因此，在遵循這一首要規則的基礎上，替代武力解決沖突的各種法律程序隨之產生。而從訴訟程序中衍生出的實體規則（由此也產生了人們對實體「正義」的錯覺）則居第三位。給人們以「正義的觀念」的實體規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法律」，實質上，它是人們在運用邏輯方法解決沖突的長期司法程序中的經驗積累。
隨著文明的發展，國家作為禁止訴諸武力的保證人和武力的壟斷者，同時它又是法律程序中的當事人。就事實上來看，國家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但在法律上，為了維護正當的程序，國家必須杜絕使用武力。由此，國家才需要程序法來防止自己成為強權壓服者，而反對自證有罪原則便成為制約司法專橫的武器。

Ⅱ 口供的起源及發展是什麼

其實我們常說的口供，就是某一個人說自己或者是坦白自己犯錯誤的一個經歷，
只要人們開始犯錯的時候，就開始有口供的出現。

Ⅲ 傳聞證據規則的起源發展

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英美對抗式的庭審方式，由於刑事回訴訟中有關證據的部分答基本未作改動，特別是與對抗式庭審相適應的證據規則尚告闕如，因而，刑事審判不得不面對操作性規則缺乏的困境，舉證、采證、質證和認證程序都在一種相對無序中進行。制定相應的證據規則，以規范法官審查運用證據過程，已經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識。
證據規則來源於英美法系證據制度，因而在制定中國證據規則的時候，必須先從理論上研究英美證據規則的深刻內涵，解析其對程序運行的基本功能，才能結合中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際情況，為我所用。誠然，在證據法立法的醞釀過程中，證據規則的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問題，在研究中，諸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似乎已成老生常談，但是對構成英美證據法中最重要證據規則之一（曾被稱為「英美證據法之基石」）的傳聞證據規則，卻鮮有人涉足，探討也不夠深入。然而，該規則對於完善中國訴訟制度和改革證據制度的現實意義卻不容忽視。

Ⅳ 中國法制史的主要內容

第一講 中國歷代立法制度

一、中國法制的起源

二、中國法制的類型中國法制史的發展，經歷了奴隸制時期，封建制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每一時期，出現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不同類型的法制。

三、中國歷代法制的思想法制思想指導了某一個時代的法制，也就指導了某一個時代的立法和司法，所以應對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一）夏、商、西周的法制思想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天命神權的思想。夏朝，「奉天罰罪」，商朝，除此還有「君權神授」，在西周，出現新的天命觀，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同時還加上了宗法思想「親親、尊尊」。

（二）春秋春秋時期是過渡時期，這時期的法制思想特點用夫子的話來講，就是「禮崩樂壞」，從禮制思想向法制思想過渡。

（三）戰國及其戰國以後的秦朝這個時期的法制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韓非等人，主要觀點為「重刑輕罪」，「刑無等級」，「事斷於法」，等等。這一時期，列國爭雄，由於法家思想是積極進取的思想，講耕戰，依法治國，刑無等級，所以被採用。

（四）西漢及以後（重點）

1．西漢初期不再採用法家的法制思想，改用黃老思想（黃帝，老聃），也就是道家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這時期的法制思想為「輕徭薄賦，約法省刑，安定百姓，與民休息」。因為用法家思想取天下，是可以的，而無法用以守天下。而且，經過秦末戰亂，土地荒蕪，百姓不堪重負，所以要用黃老思想安定百姓，鞏固統治。這一時期，經歷了高祖，文帝，惠帝，景帝幾代帝王。

2．西漢中期漢武帝當政的時候，漢武帝希望建立大一統的局面，需要大一統的思想。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這時的儒家思想不同於孔孟之儒。按照宋朝的儒生的觀點，稱此為雜儒。這時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家的德、禮、教和法家的政、刑、罰等思想，還攙雜了陰陽家等其他的思想。所以這時的法制思想可以概括為「德主刑輔，禮法並用」。這一思想對以後的中國古代社會乃至近代社會影響深遠。

四、中國歷史上的各類法律形式（主要介紹1840年以前的法律形式）

（一）習慣法

（二）刑、辟、法、律、條畫、條例（可以歸到法一類）

夏、商、周三代用「刑」，有時用「辟」，還有時「刑辟」連用；春秋時期用「法」；戰國商鞅時，改「法」為「律」，對後世影響深遠；元朝稱為「條畫」；明清時期把單行的法稱為「條例」。

（三）誓、誥、命、遺訓、令、制、詔、敕、條格、諭（屬於令的一類）

（四）課、科、格（指具體的法律形式）

如牛羊課，講如何養牛羊的具體規定。秦有課，漢有科條，南北朝時期有麟趾格。

（五）程、式戰國時秦國和秦朝時開始有，如《工人程》、《封診式》，也是官府的具體法規。

（六）典、會典、則例（屬於行政法一類）

（七）故事、廷行事、比、例、斷例、判例（指的是各個時期對判例的不同稱謂）

西周稱故事，秦稱廷行事，漢朝稱比或決事比，例是泛稱，宋朝稱為斷例，近代稱判例。

（八）法律解釋秦有法律答問；漢朝的大杜律，小杜律，鄭氏章句；晉朝的張杜律；唐朝稱為律疏。這個作為知識，一般掌握。

掌握幾個朝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如漢朝的律、令、科、比；唐朝的律、令、格、式；宋朝的敕、令、格、式。

五、中國歷史上的立法機關

（一）古代法自君出

（二）近代南京臨時政府的參議院

第二講 中國歷代主要法律

一、奴隸制社會的主要法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此外，注意鄭國鑄刑書；竹刑。

二、封建社會的主要法律

（一）戰國時期——《法經》掌握其作者、篇目、意義，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最系統的封建法典。

（二）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簡》

（三）漢朝——約法三章的原始意義；九章律；其餘作一般性了解。

（四）三國、兩晉、南北朝主要是分裂割據的時期，但法制建樹較大1．魏律注意改具律為刑名2．晉律又稱泰始律，分刑名為刑名和法例兩篇。

3．南朝法律沿用晉律

4．北朝律

5．麟趾格改科為格

6．大統式提高式的地位

7．北齊律定律12篇，影響深遠；合刑名、法例為名例律；規定重罪十條；規范刑罰。

注意從戰國法經的具法；戰國秦以及秦漢的具律；到曹魏時改為刑名；到晉律中分為刑名和法例兩篇；北齊律又合為名例律的發展過程。

8．北周律建樹不大（五）隋

1．開皇律定十惡；定五刑（笞、杖、徒、流、死）

2．大業律（六）唐（七）五代（略）

（八）宋掌握宋刑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刷的法典；編敕；編例（九）元

1．《至元新格》元朝第一部法律2．《風憲宏綱》有關綱紀、吏治3．《大元通制》元朝比較完備的法律4．《元典章》地方官府所匯的法律5．《至正條格》最後一部（十）明1．《大明律》改篇目為7篇，被後世沿用。

2．明大誥重典治民，重典治吏的體現3．大明會典（十一）清1．《大清律例》共7篇，436條2．《大清會典》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太平天國1．《天朝田畝制度》體現平等、平均的思想。

2．《太平刑律》主要規定太平天國所定的一些罪名和一些刑罰。

3．《資政新篇》超前的成分很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尤其是戰亂的環境下，無法實現。

（二）清末（1840——1912年）

1．憲法性法律欽定憲法大綱；十九信條

2．刑法大清現行刑律的特點：根據大清律例刪改而成；對民事條款予以分出，不再科刑；解除同姓相婚的禁令。它是過渡性的刑律。

大清新刑律是新型刑律。分總則和分則兩編；規定了新式的刑法原則；規定新刑罰，區分主刑，從刑；規定了一些新罪名。這些內容要重點掌握。

3．民律草案共五編，1911年完成，未及公布實行。

4．商律（略）

5．《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

6．《法院編製法》規定各級審判廳的設置，實行四級三審制。

（三）南京臨時政府

1．憲法性法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重點掌握：背景，公布時間，五點內容，三個特點，意義；

（2）不要認為是孫中山親自製定的第一部正式憲法——孫中山沒有親自製定；也不是第一部正式憲法（盡管革命派說相當於憲法，但畢竟不是憲法）。

2．其他法令：保護人權，保護私產，廢除陋習，保護華僑，廢除刑訊逼供，廢除體罰，反對株連等。（大體上看一下）

（四）北洋政府（1912-1928）

1．憲法性法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天壇憲草）

中華民國約法（袁記約法）

中華民國憲法（賄選憲法）（1923年10月10號）：它是中國近代第一部正式憲法——雖然在程序上是賄賂的結果，但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並非一無是處。

2．刑事法律暫行新刑律：基礎是《大清新刑律》，其刑法原則，刑罰制度都一樣，僅僅把一些帝制下的用語，改成民國下的用語。

（五）國民政府1．憲法性法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黨治下的產物，其基本精神是維護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雖於1936年5月5號公布了，但沒有實施，理由是日本侵華使得沒有條件實施。

中華民國憲法：了解基本內容及條文。

2．民法五編。注意與清朝的五編（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不一樣，而是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採取國家本位主義和民商合一制，大量抄襲外國的。

3．刑法1928年和1935年兩部。新的內容主要是規定了保安處分。

4．民事訴訟法注意其當事人進行主義。

5．刑事訴訟法注意自由心證原則。

其他如行政法和法院組織法，一般性了解。

（六）人民民主政權

1．工農民主政權時期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制定的第一部憲法性法律文件，其特點是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規定的政治制度是工農兵代表大會制。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主要掌握它反映了一些左傾的影響，即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

2．抗日民主政權時期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為代表規定的參議會制。

3．人民民主政權時期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最大的建樹是規定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奠定了以後共和國政治制度的基礎。

第三講 中國歷代刑事法制一、罪名

1．昏、墨、賊、殺（夏）

2．寇攘姦宄（西周）

3．五過之疵：審判官在五等過失免人之罪時所出現的五種弊病：惟官（舊僚屬）

惟反（恩人）

惟內（親屬）

惟貨（行賄）

惟來（故交），從而把不該開脫的人開脫了，這要以開脫之罪治之。（西周）

4．漏泄省中語：泄密（漢）

5．重罪十條（北齊）

6．十惡（隋開皇律）

二、刑罰舊五刑；新五刑（笞、杖、徒、流、死）；清末過渡刑罰（現行刑律規定的：罰金、徒、 流、遣、死）；近代刑罰（主刑：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

三、刑法原則

1．區分過失和故意：惟眚和非眚（眚即過失）（西周）

2．區分偶犯和慣犯：惟終和非終（西周）

3．區分主犯和從犯：造意和非造意（漢）

4．罪疑惟輕（呂刑）

5．株連：緣坐（株連親屬）；連坐（株連非親屬）

6．贖：也可以認為是刑罰，區別罰金

7．寬嚴適中

8．訴訟時效和法律時效

9．因時因地制宜：「刑罰世輕世重」（因時）；「三國三典」（因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10．老幼殘疾犯罪減免刑罰

11．據實定罪和論心（動機）定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至唐朝之前的春秋決獄，特別強調當事人的動機。

12．考慮犯罪的情節和認罪的態度

13．類推：呂刑中的「上下比罪」，一直沿用到新刑法的頒布前。

14．正當防衛原則：最早可以推到西周

15．誣告反坐：最早起碼可追溯到戰國的秦國

16．更犯（累犯）加重

17．數罪並罰

18．自首減刑或免刑

19．上請（請）：某些人的犯罪和某些情況下的犯罪必須報請皇帝裁決的原則，起源於西漢漢高祖劉邦，一直到清朝。

20．議（八議）：周禮中有「八辟」，三國《曹魏律》始入律；八種貴族官僚犯罪可免死，一般犯罪可減等；親故賢能功勤貴賓。重點

21．親親得相首匿（漢）和同居有罪相為隱（唐朝及以後）：後者的范圍更大，甚至包括部曲和奴婢。其共同的理論源頭：孔子的父子相隱的思想。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律重視倫理的特點

22．五服治罪：晉律首先將服製作為定罪量刑的規定。

23．區分公罪和私罪（唐律）：前者是官吏因公事而犯，可以從輕處罰，保障官吏積極履行公務；後者是官吏因私事或因假公濟私而犯，要從嚴懲處，打擊官吏徇私枉法和貪贓枉法。

24．官當：用官品抵銷刑罰。最早由南朝的陳律規定下來，在後來唐律和宋律中也有反映，但在明清律中就沒有了。因為當徒刑的比較多，故又稱「以官當徒」，但不僅僅是這樣。

25．外國人在中國犯罪的處理原則：唐律：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表現了既尊重外國習俗和法律的友好態度，又堅決維護主權的精神。原因在於唐的強大。）明朝：化外人犯罪以律擬斷。清末：《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首先攫取領事裁判權；大清新刑律第八條承認了領事裁判權；1943年才真正廢除。

26．同罪異罰：在我國存在了很久，從奴隸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甚至民主政權時期，都有此類規定。

27．罪刑法定：最先由大清新刑律規定

第四講中國歷代民事法制

一、所有權制度（主要是土地所有權問題）

（一）奴隸制時期土地王有制，土地不可以買賣。

（二）封建制時期私田可以買賣，國家保有一部分官田。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在民法的物權編里具體規定。

二、契約

（一）奴隸制時期西周時期買賣契約：質，劑；借貸契約：傅別

（二）封建社會（略）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略）

三、婚姻制度歷史上變化不大掌握內容：六禮的內容和影響。在這部分，教材上的第七到第十二部分屬於誤印，應刪去。同姓不婚的內容和目的。目的:生育健康的後代；附遠，擴大本家族的勢力；厚別，嚴格區別同宗，防止紊亂綱常。這一規定影響深遠，到大清現行刑律才開禁。七去和三不去的具體內容。

四、家庭制度：父權制、夫權制五、繼承製度：嫡長子繼承製度（始於西周成王後），與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有關。

第五講 中國歷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一）奴隸制社會傳說的成分較重。西周的內容較肯定，西周的大司寇，小司寇，士師。

（二）封建制社會戰國時期：秦的廷尉；齊的大理；楚國的廷理。

秦朝至南北朝的北齊前：基本上是廷尉。

北齊改為大理寺。在隋、唐、宋時期，主要是三法司，大理寺負責審判，刑部負責復核，御史台負責監察。元朝較特殊。在明清時期，大理寺負責復核，刑部負責審判，都察院負責監察。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主要類型：清末，中央刑部改為法部，負責司法行政；大理寺改為大理院，負責審判。地方省設高等審判廳，府設地方審判廳，縣設初級審判廳。審級制度為四級三審。與此相對應，設立了四級檢察機關，分別是總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地方檢察廳，初級檢察廳。北洋政府普通法院的設置與清末相同，北洋政府實行審檢合一制，在各級審判廳設立各級檢察廳。在中華民國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審判機關中央設最高法院，省設高等法院，縣市設地方法院，實行三級三審制。人民民主政權時期設置較復雜。

注意隋唐和明清三法司的區別；廷尉到大理寺的變化；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變化。

第六講中國歷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二、訴訟制度

（一）奴隸制社會重點掌握五聽

（二）封建制社會重點掌握：秦的公室告和非公室告。漢朝的秋冬行刑，春秋決獄。登聞鼓制度確立於西晉。北魏開始實行死刑奏報制度。明清時期的三司會審，九卿圓審，熱審，秋審，朝審及廠衛制度。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重點掌握領事裁判權、會審公廨。

此外掌握馬錫五審判方式。
中國古代主要立法思想概述
一、夏商時期

1、「天討」、「天罰」的神權政治法律觀

二、西周時期

1、「以德配天」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2、「明得慎罰」的法律主張。

三、秦朝
1、法自君出，君主獨斷。
2、以法為本，嚴刑峻罰。
3、統一法律法令，注重法律宣傳。

三、漢朝

1、「與民休息」、「寬省刑罰」的指導思想。
2、「禮法並用」、「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

四、隋初的立法思想

1、 以德為主，德刑並用的正統法律思想。（以輕代重，化死為生。）
2、 嚴格執行法律，依法辦事，不徇私情，也是隋初君臣的法律思想之一。

五、唐朝
1、「德本刑用」的指導思想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2、立法要求寬簡、穩定、劃一的思想。
3、嚴格守法與執法的思想。

六、宋代

1、 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
2、 強干弱枝，集權中央。

七、元代

1、 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
2、 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八、明代

1、 朱元璋重典治亂的思想。
2、 「重典治吏」與「重典治民」的思想。
3、 禮法並用的指導思想。

九、清代
1、清初「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立法思想。
2、「參漢酎金」的立法思想。

Ⅳ 兩大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區別和聯系

法系是指根據各國法律的特點和歷史傳統等外部特徵進行分類將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法律傳統、法律制度的若干國家的法律劃為同一法系。在當代一百多個國家中，有兩個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前者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後者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自20世紀以來，上述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互相借鑒、吸收或融合，但由於法律的傳統、文化和習慣的不同，客觀上仍然各自具有明顯的特點。這些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點

英美法系發源於英國，自11世紀起，以中世紀英國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則為基礎、根據資本主義的需要重新解釋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為主，英美國家高級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淵源之一。適用判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則，下級法院必須遵守上級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須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實際上起著法律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以來，英美法系國家也加強了議會立法和修訂原有立法，如英國《1965年證人出庭法》、《1974年陪審團法》、《1976年保釋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訴法》、《1995年刑事上訴法》等；美國《1975年聯邦刑事訴訟規則》、《1983年聯邦司法官審理輕微犯罪程序規則》、《1984年聯邦保釋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紐約州刑事訴訟法典》等，但是上述議會立法或國會立法，多系單行法，不是統一的法典。

大陸法系以羅馬法為基礎，盛行於歐洲大陸諸國，以後又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陸法系以成文法典為主，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既有總則又有分則，內容比較嚴謹，形式比較完整。在古羅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當然法官更無權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崙法典》第5條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公認的一個原則，該條規定：「審判員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判決。」[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陸法系法官判決案件的依據，判例僅供參考而已。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條，《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分8編，共477條；《日本刑事訴訟法》分7編，共506條和附則；《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分11編，共746條；都自成體系，比較嚴謹和完整。

二、偵查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的偵查由警察機關負責。現代的警察機關起源於英國，於1829年9月由當時擔任內政大臣的羅伯特，皮爾爵士在倫敦創建，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和偵查刑事犯罪。美國於1845年依照英國的模式在紐約市建立起第一個警察機關。這一模式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產生過影響。英國警察機關根據1984年制定的《警察機關與刑事證據法》開展對犯罪的偵查[3].英國警察機關具有較廣泛的詢問權，警察機關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證據，可以詢問任何人，而不論是否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別規定的（如恐怖主義分子）以外，被詢問人可以拒絕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用同一部機器同時錄制兩盤錄音帶和錄像帶，不許復制，一盤供訴訟中使用，一盤封存，如果以後在法庭審理時，被告人及其律師對警察機關的錄音、錄像記錄提出異議，就可以由法官主持，當眾啟封另一盤進行對比，以核實口供的真實性和可信性。當警察機關認為被詢問人確有犯罪嫌疑時，必須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即可以不開口說任何話。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沉默權問題上，英國已有所變化，雖然《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權，但在某些法定的情況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審團可以對此作出不利於被告人的推論[4].此外，為了提高偵查和鑒別犯罪的技術手段，英國向警察機關投資1.07億英鎊，擴大建設含300餘萬件樣品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資料庫，計劃到2004年用於對所有犯罪進行DNA鑒定。[5]在美國，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是一項憲法性權利，並且通過判例規定警察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其律師必須在場，否則，該證據應當排除，不得作為證據採用。在偵查階段，英美的警察機關還有權採取搜查、扣押、有證逮捕和無證逮捕等強制措施。同時，英美在偵查階段對保釋的運用比較廣泛，即除了具有社會危險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經違反過保釋規定的以外，一般的輕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擔保、承諾隨傳隨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續後予以釋放。

大陸法系國家負責偵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檢察官或預審法官的領導或指揮。法國的預審法官是從法官中選出任命的，任期3年。預審法官有兩項主要職能，一是領導、指揮偵查，二是有權簽發傳票、拘票、拘留證或逮捕證[6].德國的檢察官領導和指揮警察的偵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機關進行偵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後，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機關補充調查證據[7].日本法律賦予犯罪偵查權的有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和司法警察職員，三者無明確分工，但檢察官對司法警察職員有指示、指揮權[8].義大利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由檢察官領導偵查工作並且直接調動司法警察。為了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繼續危害社會，大陸法系各國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但在名稱和分類上有所不同。關於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法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拘留20小時以後，被拘留人可以要求會見律師。」[9]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階段委託辯護人。」[10]日本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親屬及兄弟姐妹，可以獨立選任辯護人。」[11]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在初期偵查階段，即48小時之內應訊問嫌疑人，同時應告知他有權委託律師，與律師會見和通訊。」[12]

三、起訴程序的特點

英國在傳統上是由警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和作用較小。1985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犯罪起訴法》，該法規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蘭和威爾士設立皇家檢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強化了檢察官在公訴中的作用，即警察機關在案件偵查終結以後，認為應該起訴的案件，必須移送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獨立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這明顯是吸收大陸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國起訴有兩種形式，一是經大陪審團（由16至23人組成）審查後批準的起訴書（indictment），二是檢察官提出的告發書（information）。聯邦和半數的州規定重罪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決定是否批准起訴。在起訴書或告發書送達法院以後，法院應迅速及時安排傳訊。如果被告人作認罪答辯，而且法官確信該答辯系出於自願，被告人懂得其後果和意義，在一般情況下法院不再開庭，法官可以逕行判決。如果被告人作無罪答辯，法院將安排開庭審理。基於此，審前程序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許多案件在審前程序階段已經解決，只有少部分案件才進入開庭審理程序，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辯訴交易（又稱答辯談判、答辯協議）在美國合法化以後更是如此，即起訴方和被告方律師在庭外進行磋商或談判，如果被告方滿足起訴方的要求作認罪答辯，檢察官則作出撤銷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刑的承諾，即控辯雙方達成辯訴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該辯訴交易，將在定罪和判刑中體現辯訴交易的內容；法院如果拒絕該辯訴交易，則應將這一事實記錄在卷，通知雙方當事人，並給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辯的機會，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認罪答辯，案件的最終處理可能比辯訴交易所期待的更為不利於被告人。

檢察官制度始於14世紀的法國，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及其制度比較完備。法國的檢察官一般派駐於各級法院內，實行檢察官一體原則，即同一級檢察官系統的檢察官相互之間可以調換。法國沒有自訴案件，公訴案件均由檢察官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須經過兩級預審，即預審法官預審和上訴法院刑事審查庭預審，經刑事審查庭裁定起訴，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國的起訴不作為一個獨立的程序，而是與偵查共同組成審判前程序。德國的檢察機關對應設置在各級法院內。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定，除了8類輕微的刑事案件為自訴案件以外，都是公訴案件。德國在刑事訴訟中一直實行法制原則（又稱起訴法定原則），自20世紀60年代又引入機會原則（又稱起訴便宜原則），即賦予檢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用以撤銷案件或者決定不起訴。從80年代以來，提起公訴的案件不到案件總數的20％。日本沒有自訴案件，實行國家追訴主義、起訴壟斷主義（一律由檢察官提起）和起訴便宜主義（根據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輕重及情節和犯罪後的情況，沒有必要追訴時，可以不提起公訴）。提起公訴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即只能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訴書，而不得載人可能使法官對案件產生預斷的文書和證物。義大利的檢察官派駐於各級法院內，由於檢察官領導初期偵查，因此有一個快速的審查程序即初步庭審階段，由法官主持該程序，檢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參加，但證人不參加。初步庭審結束，法官可以決定提起訴訟並發出審判令外，還可以宣告不追訴判決，對後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訴。決定提起公訴以後，與義大利舊刑事訴訟法典不同的一點是，新法對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許多證據由當事人在庭審時當庭提出。起訴以後，檢察官可變更或增加指控的內容，但要給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辯護機會。

四、審判程序的特點

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庭審採用對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雙方地位平等，權利相同，控、辯雙方就有爭議的問題提出證據以支持本方的主張，申辯事實並進行辯論，法官負責主持庭審，不主動調查證據；參加庭審的陪審員（juror），負責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庭審結束後，由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該案的爭議點、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不同問題所要求的證據的可靠程度等，然後陪審團進行秘密評議和表決；法官不參加評議，原則上要求12名陪審員一致作出有罪或者無罪裁斷，實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審員取得一致意見；在陪審團作出有罪裁斷之後，法官負責適用法律和判刑。

英國和美國的正式審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幾個階段：1.選定由12人組成陪審團；2.開庭陳述，先由起訴方，後由被告方在審判開始向法庭作陳述，即簡述案情，說明准備提出的證人和證據要點；3.起訴方出示證據，證人逐個在法庭上就事實問題作證，同時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證、專家證人的證明，還可以讓證人當庭鑒別文件、圖片或其他物證；4.主詢問（美國稱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主詢問（直接詢問），由對方詢問本方的證人即交叉詢問；5.再次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如有必要可以進行第二輪詢問；6.被告方提供證據，原則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證據，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證，則同樣要接受對方即起訴方的交叉詢問；7.法庭辯論（美國稱終結辯論），在陳述和提證的基礎上，可以對證據加以評論；8.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提示，包括適用於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種爭議問題的證明責任歸哪一方等；9.陪審團退庭進行秘密評議；10.陪審團返回法庭宣布陪審裁斷，如果陪審團宣布為無罪裁斷，法官必須接受，被告人如系審前拘留，則應立即釋放被告人，審理程序即告結束；如果陪審團宣布為有罪裁斷，則以後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決書由法官個人署名作出，多數意見作為判例，判決書中必須寫明判決理由，判決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歸納法。

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庭審採用審問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審判長指揮整個庭審，由他主動詢問當事人，主動追查犯罪，收集調查證據，按照審判長規定的次序，證人出庭依次作證，審判長還要向合議庭和訴訟雙方出示物證、勘驗報告、鑒定結論等。大陸法系的參審員（assessor）「[14]在法院執行職務期間，與法官有同等權利，即由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共同聽審，共同評議，在判斷證據、認定事實和判處刑罰上，均由法官和參審員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共同決定。

大陸法系國家的庭審程序雖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詢問和辯論原則，但仍有幾點不同。1.強調法官在庭審中的指揮作用。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09條規定：「審判長有權維持法庭秩序和指導審判。」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38條規定：「審判長負責指揮審判。」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4條規定：「在公審期日的訴訟指揮，由審判長進行。」2.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法國的重罪法庭由3名職業法官和9名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德國也是由職業法官和參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但參審員的人數各級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實行陪審或參審制度。3.法官可以主動調查證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310條規定：「審判長享有自由裁量權，可以憑自己的榮譽和良心，採取自己認為有助於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44條規定：「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法院應當依職權將證據調查延伸到所有的對於裁判具有意義的事實、證據上。」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98條規定：「檢察官、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可以請求調查證據」，同時又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現在，義大利的法庭審理以當事人為主而展開，但法官還有權調查新證據，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507條規定：「在取證結束後，如果確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調取新的證據材料。」大陸法系的判決書以法院的名義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繹法，法典中的有關規定是大前提，具體案由是小前提，最後推導出結論，即從一般法則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後獲得結論。

當代西方國家刑事訴訟法發展的一個特點，就是擴大和增設簡易程序和其他速決程序。英國按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佔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國（包括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佔90％，德國佔85％以上，日本佔94％，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典增設了5種特別程序，為了鼓勵被告人選用簡易程序，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被告人選擇簡易程序，則減輕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減少罰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濟程序的特點

由於主客觀上的各種原因，法官作出的判決裁定，難免不會出現事實上或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各國有必要根據其審級制度，設計出各種救濟程序加以補救，通常有上訴程序（包括事實上訴和法律上訴）、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訴程序，在上訴理由和審查范圍上有更多更嚴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國家對於一審案件中被告人自願作出有罪答辯（認罪答辯）的，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提出上訴，而只能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上訴審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議，實行書面審，而且是法律審。少數案件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並且涉及有普遍意義的重大法律問題，才能上訴至最高審級。

大陸法系都有統一的刑事訴訟法典，對上訴程序的規定更為明確和完備，而且上訴制度與法院的審級制度密切相關，基本上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實行兩審終審制的，以一次上訴為限；實行三審終審制的，第二審為事實審，第三審為法律審，如法國、德國和日本。

再審程序與監督程序，前者是對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發現事實有錯誤而進行重新審理的程序，法國、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均有再審程序。後者是發現裁判有違背法律的錯誤而依法糾正的程序，英國的審判監督權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總檢察長和內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審判監督權，以糾正審判工作中的違法錯誤。英國還在伯明翰市還設有獨立的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負責接受申訴並進行審查，如有新證據，認為可能有錯誤，則轉上訴法院處理，至於如何認定，完全屬上訴法院的許可權。「[15]美國設有」調卷令「程序，當事人不服終審判決，經過特別申請，由聯邦最高法院頒發調卷令，進行重新審查，不過獲准者為數不多。大陸法系國家的監督審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轄，統由檢察總長提出，如法國和日本，日本的監督程序稱非常上告，即檢察總長在判決確定後發現案件的審判違背法令時，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Ⅵ 中國國家與法的起源的特點

《中國國家與法的復起源》闡述中國制國家與法起源於黃帝時代，距今已有近五千年的歷史，中華民族享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無愧為炎黃子孫。
《中國國家與法的起源》闡釋了國家的定義與標准，為炎帝、黃帝創立中華文明帝國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並對國家起源的不同主張進行了商榷。
《中國國家與法的起源》還說明了法的定義與在古代「法定」的含義，介紹黃帝時代已經有法，並強調了苗民始創刑法。

作者簡介
茅彭年，1986年，受國家教委委託，編寫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刑事訴訟法教學案例選編》，擔任主編。1992年任國家社會科學「七五」項目主持人，編寫《中國律師制度研究》，任主編。1993年後陸續出版國家社科項目《賄賂犯罪研究》等26部著作。
曾受最高人民檢察院委派到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深入司法實踐，掛職一年。90年代，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特邀監察員8年。
1999～2006年，連續7年應邀到北京大學法學院給刑法學博士生講授「中國刑事司法制度」課程，獲得師生好評。

Ⅶ 一事不再理的原則起源

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於羅馬法的「訴權消耗」理論。所謂「訴權消耗」，是指所有訴權都會因訴訟系屬而消耗，對同一訴權或請求權，不允許二次訴訟系屬。訴訟系屬是指因為訴的提起，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就有爭議的法律關系受有管轄權的法院審判的狀態。在訴訟已經發生訴訟系屬後，到訴訟終結的時候止，稱為在訴訟系屬中。
古羅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實際上包含了訴訟系屬效力和判決的既判力雙重內涵。在古羅馬法中，案件的審理分為「法律審理」和「事實審理」兩個階段。原告先向法官提出告訴，就訟爭進行陳述，被告進行申辯，然後由法官決定訴訟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否應當受理，這就是「法律審理階段」；如果是應當受理的訟爭，就進入「事實審理階段」，由選定的承審員進行審理，查明事實，作出判決。法律審理的終點是「證訴」，經過「證訴」，訴訟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系屬於法院，同時原告的訴權即行消滅，不得再對同一案件起訴。此即「一案不二訟」，是一事不再理的第一重內涵。
但是雖然「證訟」產生的「一案不二訟」的效力可以制止原告對同一案件再次起訴，卻不能阻止敗訴的被告另行起訴，由於其在前訴中未行使訴權，「證訴」並不能消滅其權利，所以其敗訴後可另行起訴，控告勝訴的原告，從而導致判決的不穩定。於是，為了維護判決的穩定，古羅馬法學家在「一案不二訟」效力的基礎上發展了判決的「既決案件」效力。 「既決案件」效力發生在案件的事實審理階段，以判決作為終點。判決作出後，當事人對案件均不得再起訴。這是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第二重內涵。
另外，羅馬人奉行一事不再理原則，是因為當時奉行的是神示證據規則，對證據的真實性和證明力的大小由神來判斷，通過神的啟示對爭端作出裁判，因此該裁判代表著神的意志，由此法院的裁判在古羅馬人眼中具有絕對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一事不再理原則首先在民事訴訟中確立下來，後來在刑事訴訟中也適用。
現代刑事訴訟普遍將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被告人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但由於理論基礎和價值評判不同，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對該原則在適用上也有所不同。大陸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則直接接受了古羅馬「既決案件」的理論，發展為既判力理論，強調生效判決的既判力，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再理」；而英美法系國家繼承了古羅馬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精髓，並將其發展為「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本文僅就大陸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則進行論述。
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於羅馬法，近現代刑事訴訟法普遍將其作為保障被告人人權的一項訴訟權利。一事不再理原則，就是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訴和審理。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一項古老的訴訟原則一直延續至今，是基於現代刑事訴訟功能的多元化取向。

Ⅷ 刑事訴訟法中辯護的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內。」憲法第125條規容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因此辯護原則不僅是一項刑事訴訟原則，而且還是一條憲法原則。
一）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

我國法律規定被告人享有辯護權，是不附有任何先決條件的，沒有「但書」規定的限制。這就表明：

Ⅸ 自證其罪的歷史淵源

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最早起源於英國，人們關於這一規則的斗爭歷經了數百年的時間，最早可追溯到英國12世紀的早期。根據中國政法大學易延友博士的考證，在1066年諾曼征服英國後，結束了英國法律不統一的狀態，為了實現司法權的集中，威廉要求原有的司法機構根據國王的令狀並以國王的名義進行審判，以防止其權力的擴大，同時又建立了由僧侶貴族及高級官吏組成的「御前會議」。起初，它只在國王安寧受到重大威脅而各地法院又無法滿足正義的要求時才行使最高審判權；後來，它的司法職能受到重視，逐漸從中分離出一系列專門機構，分別行使皇家司法權，其中包括王座法院，這些法院的權力有所擴張。而當時在英國，教會是一個較有影響的政治組織，教會法院對教徒之間的糾紛有「專門」的管轄權，教徒之間的爭議不得訴諸於普通法院。
在這種糾問式程序下，法官享有極大的職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訴訟權利，他們僅是被審訊和被拷問的對象。當時，英國的教會法院還設計了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這種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須忠實地回答所有針對他提出的問題，由於當時被告人不會被告知指控他的具體內容，也不知道反對他的證據到底是什麼，所以在這種程序下，無論他怎麼回答，都有可能被歪曲成證明他有罪的含義。如果他拒絕宣誓，或者未能提供受歡迎的可采性證據，他都將被判罪處刑；如果他未能說出真相，他還得承受被判偽證罪的風險，所以，一旦被告人進入了宣誓程序，他基本上是在劫難逃了。
當時的普通法院就是以此為借口來反對教會法院的，普通法院的法官們簽署反對宗教官員主持的訴訟程序的人身保護令，來抵制教會法院的越權，後來一系列反對「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繼出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萌芽。美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問題專家萊納得·利維，在他所寫的《第五修正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是在兩種對立的刑事訴訟制度的斗爭中產生的，一邊是支持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普通法，它逐步形成發展了不得被強迫回答可能導致自我歸罪的權利（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另一邊是羅馬法傳統以及適用審訊制度的英國教會法庭，它的執法者們強烈反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
後來隨著王權的興起，普通法院在反對教會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時，卻相應發展出了自己的糾問程序，其中也包括糾問誓言的使用，這些經常體現於王座法院、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員會的行為當中。這些法院受王室的直接支配，所以它們也經常運用誓言的糾問程序來迎合國王的主張。在1568年，普通上訴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爾在賜於一個被迫宣誓者以人身保護令時，他第一個公開反對在王室法院中進行這種宣誓，並提出了一句響亮的口號：「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提供反對他自己的證據」——這成為之後人們在贊同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時樂於稱道的一句名言。
之後，當清教徒托馬斯-卡特被指控犯有信仰上的罪行時，他認為進行宣誓是對一個人隱私的侵犯，也是對一個人良心的侵犯，還是對宗教教義的違反。不久，普通法和英國《大憲章》成為反對宣誓的首要理由。一位備受尊重的律師兼議員詹姆斯-莫里斯就認為，糾問誓言違背了普通法規則，也違背了《大憲章》第29條，因為該條宣稱，刑訴程序應當由議會制定的法律來調整。據此，英國議會於1534年宣布禁止使用宣誓這種審判方式，同時取消了1401年以來允許教會法院中的主教使用糾問技術的法律，這些都反映了英國議會與國王之間的斗爭。
最後，議會取得了初步勝利，在17世紀初葉，英國法律朝著限制使用宣誓和糾問程序並確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方向發展，當然，這也遭到了糾問程序的報復，「李爾本案件」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個案件的基本情況是：李爾本這個人，一生中曾多次受到過刑事指控：第一次是1637年，因為政治犯罪在星座法院受審，最後一次是因為叛國罪在普通法院受審（開始於1694年）。李爾本的名聲主要來自他在最後一次審判中進行的精彩辯護，即主張被告人應當獲得辯護律師的幫助，以及陪審團應當同時裁決事實和法律問題；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有關的案件則是他第一次受審的審判。在這次審判中，李爾本因為涉嫌輸入煽動性書籍進入英國，而遭到星座法院的指控，在審判中，李爾本對星座法院的指控予以否認，同時要求與控告者當面對質，並拒絕宣誓或回答任何「無禮的」提問，以免自己因回答這樣的問題而受到傷害。具體地說，在這次審判中，李爾本主要是在兩個地方行使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一是在「罪狀認否程序」中，他宣稱：「根據英格蘭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於我或關於我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主審的凱博法官要求他辨認筆跡時，他拒絕看控方提交的文件，並且再次主張不回答任何問題，反而要求控方先證明其犯罪。
當時，星座法院不光不採納他的要求，反而以此為由於1639年判決他藐視法庭罪，並將他投進監獄，同時對他處以肉體上的刑罰。李爾本在遭受鞭打時，他向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宣講糾問程序的壞處。正是李爾本這種大義凜然的態度，贏得了民眾的同情與支持，使輿論倒向議會一方。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議會掌握了政權，並於1641年議會宣布李爾本案件的判決不合法，廢除了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員會，並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職權宣誓」。又過一年後，一個由12名盎格魯主教組成的代表團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議會起訴，呼籲國王保護他們在上議院的豁免權，在這一案件的審理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被人們所主張；1688年，國王詹姆斯二世起訴七個主教違抗他關於取消所有反對極端主義法律的命令，在這個案件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在英國牢牢地站穩了腳跟。
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自1688年在英國正式確立後，1848年通過的《約翰傑維斯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必須被告知在審判前的調查程序中有權拒絕回答問題，並且警告他，他在審判前審訊中所作的回答可以在審判中用作不利於他的證據；1898年通過的《英國刑事證據法》也規定，被告人在審判中享有不被強迫提供不利於自己證據的權利；1912年制定的《法官規則》也再次確認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須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否則因此而作的任何供述並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這里的「法官規則」在英國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作出的判例，它是應警察部門的要求，由王座法庭的法官們製作的關於審訊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指南，對於警察的訊問行為具有實際上的約束力。這一規則在1912年制定時只有4條，1918年追加5條，1930年後又作過多次「補充說明」，1964年「法官規則」經過全面修改，與「補充說明」一起以內務部規章的形式公開發表，成為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制定以前，指導警察審訊犯罪嫌疑人活動的基本准則。在這些「規則」當中，都有關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也就是說，「法官規則」在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准據法》制定之前，具有實際上的法律效力，而在「法官規則」中又有大量的有關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
在美國，盡管其最先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美國正式確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卻不能說完全是受英國的影響。因為最先到達美洲大陸的人，大多是清教徒或者是被英國法院判刑的人，所以他們對自身的處境有切身的體會，堅決主張享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這也是後來美國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作為一項憲法原則的重要原因。
由於美國是聯邦制國家，不同的州也都有各自的「憲法」，所以到1780年代的時候，已經在九個的州的憲法中明確規定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也就是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即使後來通過的的人權法案，對此也作了明確的規定。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明確指出：「任何人……享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後來的「米蘭達規則」也就是從此發展起來的。
後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對這一憲法修正案進行了解釋，它的主要內容有：（1）這一特權僅適用於刑事案件，它不僅包括實質上的導致自我歸罪的陳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導致自我歸罪的其他證據；（2）這一特權不僅能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張，而且能為證人所主張；（3）這一特權不僅可在偵查程序中主張，而且可在審判過程中主張；（4）這一特許可權於為本人利益而主張，不能擴大適用於他人利益；（5）這一特權只適用於自然人，不適用於法人等。
而且，這一憲法的權利在各州中也可得到了適用實施，按照華爾茲先生的接受，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在各州適用中起關鍵作用的一個案件是發生於1964年的馬洛伊訴霍根一案。在此案中，馬洛伊這個人，以前曾在一個賭博的指控中被認定有罪，在他服刑之後，一位受法庭委託正在進行賭博活動調查的人將他傳喚並詢問，當調查人所問的問題涉及到馬洛伊被判罪的事件時，馬洛伊以「這可能歸罪於我為理由」而拒絕回答，任命該調查人的州法院以「藐視法庭罪」對他判了刑。對此，馬洛伊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推翻了該下級法院的判決，認為調查人對馬洛伊提出的問題與他曾犯過的罪相牽連，馬如果回答將「可能會構成那足以使（他）與近期的犯罪聯系起來的證據鏈中的一環，而且他可能仍會為該犯罪而受到追訴」；同時，最高法院還裁定：不僅各州法院要像聯邦法院一樣尊重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特免權，而且各州法院在適用該特免權時遵循聯邦的標准。該法院對「聯邦標准」的描述為：「所提供的特免權不僅涉及那些本身會支持有罪判決的回答…… 而且同樣包括那些會構成起訴所需證據鏈之一環的回答」。正是通過這一判例，美國確立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可以通過聯邦第憲法十四條修正案規定的正當程序而適用於各州。
另外，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國家，也相繼確立了這一規則，例如，1982年加拿大通過的《權利與自由憲章》第7條就規定：每個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除非「依據基本正義的原則」，不得剝奪，據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認為，在警察拘捕後的訊問過程中保持沉默的權利，是《權利與自由憲章》所規定的「基本正義」原則之一，並指出：「刑事訴訟中或許唯一最重要的組織原則是被追訴者不得被強制協助對自己的指控」。
法國屬於大陸法系的典型國家，大陸法系國家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表現出以成文法典為核心的模式與特點。具體說來，在傳統上，法國奉行的也是一種糾問主義的訴訟模式，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有「如實陳述」的義務，否則法院可判以「虛言罰」或者「不服從罰」，並且當時明確賦予司法機關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對其進行拷問的權利。雖然法國1789年公布的法律，效仿英國而廢除了對被告人要求宣誓後進行訊問的規定，但是1808年通過的《治罪法》又規定，法院可以為發現真實而採取一切方法，並以此為根據實行預審及法庭審判中的訊問被告人的作法。
直到1897年，法國才通過新的法律，要求在預審法官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明確告知其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和律師在場權。現在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已成為法國的一項刑事訴訟原則，除有關被追訴者的身份事項外，他們沒有必須回答警察、檢察官或者預審法官提問的義務，被追訴者在審判中也可以根據本人的意願保持沉默，無需擔心而因此會受到處罰。1993年修正的《法國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16條、第128條和第133條，規定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相關規則。
在德國，於1994年10月28日修改並於1994年12月1日生效的《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基於對二戰中納粹暴行的反思，該法典專設了「第十章、訊問被指控人」的規定，在這一章中，第136條第一款對又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作了專門規定：「初次訊問開始時，要告訴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為和可能適用的處罰規定。接著應當告訴他，依法他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述的權利，並有權隨時地，包括在訊問之前，與由他自己選任的辯護人商議。此外，對他應當告知可以申請收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在對此適當的情況中還應當告訴被指控人可以用書面陳述。」從而確立了訊問人員在初次訊問被指控人時所應當堅持的嚴密的「告知」義務，比如應當告知他被指控的事由、可能適用的處罰，以及可以收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等，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告知被指控人「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述的權利」。
按照德國學者施米特的說法，在德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僅有權保持沉默，而且有權說謊，而無須被追究偽證罪的刑事責任。對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德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審訊人員在發問前的告知程序，按照另一德國學者的解釋：「如果審訊官員沒有提出這種警告，只有在能夠證明嫌疑人知道這項權利的情況下，其陳述才能被用作證據」，「嫌疑人可以限定願意回答問題的范圍，可以撤回所作的回答，甚至可以對某個或者某些特定的問題拒絕回答」；在法庭審判中，審判長在審查被告人的個人情況之後，應當告知其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接下來當庭就所控犯罪事實進行審問，被告人可以拒絕回答每個具體問題，法庭不得就這種拒絕回答作出不利於被告人的推論。
在日本，1946年制定的《日本國憲法》第38條中關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壓力下制定的，在此之前，日本警察一直對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持敵視態度，當然這也和那時的立法規定有關：1890年的明治刑事訴訟法，一方面禁止以恐嚇或者欺騙的方法獲得口供，同時又規定了「訊問被告人」的程序；1922年的大正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必須給予被告人陳述有利事實的機會，但也沒有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現在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不光在日本國的憲法中有所體現，而且在日本刑事訴訟法中也有明確的規定。
另外，荷蘭《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沒有義務回答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提問，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懷疑某個人有罪時，在訊問之前必須告知他「沒有義務回答問題」；如果因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權益受到損害，或者嫌疑人受到來自警房的任何不當壓力，那麼由此獲得的口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在開始訊問前，除第66條第1款的規定外，還應當告知被訊問者，他有權不回答提問。」葡萄牙《刑事訴訟法》第61條也規定，被追訴者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都有權不回答有關指控他的犯罪事實或者對於這些事實的陳述內容的問題，關於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實方面的提問，嫌疑人可以拒絕回答或者作虛假的回答，不得從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論，也不得因其作虛假陳述而追究其刑事責任。此外，保加利亞、波蘭、南斯拉夫以及我國的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刑事訴訟法律」，都有關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