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典型案例
㈠ 求一些行政法學方面的案例
我的行政法作業,剛剛做完的,呵呵
題目1:王某(高中學歷),通過假造大專文憑取得中山大學研究生入學考試資格,並通過考試。之後王某完成學業並已工作兩年。畢業9年後因人舉報其大專文憑為假冒,中山大學撤銷其碩士文憑。王某以中山大學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問:1、分析中山大學撤銷其學位的行為的性質;2、你認為訴訟結果應該是什麼樣子?
答:
中山大學撤銷其學位的行為的性質分析:
首先,關於中山大學撤銷其學位這一行為的性質,我認為應該是行政行為。我國學界對於行政行為的定義有許多學說,其中的通說「公法行為說」這樣定義行政行為:「所謂行政行為是享有行政權能的組織運用行政權力針對相對人作出的,具有法律效果並且表示於外部的法律行為。」[①]中山大學是我國的公立學校,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下簡稱《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以下簡稱《高等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以下簡稱《學位條例》)的授權,取得行政主體資格;其次,中山大學做出的撤銷學位的行為,是經過行政法規授權的行政行為;再次,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行政法上的特別權力關系[②],中山大學與王某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行政法律關系;最後,中山大學所做這一行為起到了撤銷王某學歷的行政法上的效果。故而中山大學撤銷王某碩士學歷這一行為是行政行為。
其次,關於中山大學撤銷王某學位這一行為是屬何種行政行為,我認為是針對錯誤行政行為的一種補救性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通過行政權作用對行政違法所造成的後果予以彌補和恢復,目的是使被違法行為破壞的法律關系或行政秩序恢復到原有狀態。具體而言,是指行政主體恢復或責令相對人恢復被非法破壞的行政法律關系或行政狀態,如對已作出的行政行為進行撤銷或認定無效,以及責令當事人改正違法行為、賠償損失或返還財產等。所以,本案件中中山大學撤銷學位的行為就屬這一類。但中山大學的這一行為很容易被誤認為是行政懲罰行為,因為王某因這一行為得到了「懲罰」。然而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包括(1)警告、(2)罰款、(3)沒收違法所得或非法財物、(4)責令停產停業、(5)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中山大學的行為不屬前六種行為,也不屬於第七種行為,因為我國法律法規沒有關於撤銷學位的行政懲罰方式。
綜上,中山大學撤銷王某碩士學位的這一行為的性質是針對錯誤行政行為的一種補救性行政行為。
我認為合理的訴訟結果:
我認為,法院應該判定王某勝訴,中山大學重新確認給王某頒發的碩士學位有效。
因為首先,中山大學不能對王某作出撤銷其學位證書的處理。《高等教育法》第19條第2款關於報考人資格,首先確立了一個基本標准--學歷標准,即只要是本科畢業生均可報考碩士研究生。這主要考慮到非本科畢業生一般不具備接受碩士研究生教育所必須的知識和能力,倘若允許其報考並接受研究生教育,會造成有限的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但是《高等教育法》又規定了只要達到與本科畢業生具有相同學問的人或者說與其有同等學力者,均可報考碩士研究生,不論其學歷如何。王某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順利通過並完成學業,足以證明其與本科畢業生有同等的學力。中山大學這一做法違反了《高等教育法》的立法意圖。並且,中山大學所作的這一行為是依據《學位條例》的規定,其法律效果作用於王某的受教育權。而公民的受教育權是憲法規定的一項基本權利,根據法律保留原則,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處分必須由法律規定,而《學位條例》是行政法規。中山大學的這一行為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其次,中山大學沒有必要對王某作出撤銷其學位證書的處理。因為即使認定中山大學錄取王某和王某獲得入學資格、學位證書的行為是錯誤的,但由於王某在報考研究生時的詐欺行為,致使中山大學對其作出了授益行政行為--錄取行為,使其獲得了入學資格並取得了學籍。如果說在錄取行為發生時,在王某剛入學或剛獲得學籍時,王某的學問沒有達到大專或與本科畢業生相同程度的話,那麼,當王某入學後經過研究生階段的努力學習,最終獲得研究生畢業證書之時,王某的學問已經超過大專、本科而達到碩士研究生教育所要求的學業標准。這時,其先前產生的錯誤已不存在。
所以,法院應判決中山大學撤銷王某學位的行為無效。
題目2:武漢足球隊「光谷建設」因故被中國足協開除,對此不服,將中國足協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訴訟。問:行業協會(NGO)可不可以作為行政被告,應如何起訴?
答:
行業協會(NGO)可不可以作為行政被告?
在我國,行業協會是近些年來開始得到迅速發展的。在中世紀的歐洲,行會章程是作為極為重要的法律淵源得到適用的。關於行業協會是否可以作為行政被告,首先需要認定其是否有行政主體資格。我認為,中國足協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其得到了法律的授權,可以作為行政被告。我國《體育法》第31條第三款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四款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並且,中國足協與武漢足球隊的關系是行政上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其對武漢足球隊做出的行為是屬行政處罰行為。而學理上對此有這樣認定:「由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③] 綜上,此案件中,中國足協是可以作為行政被告的。
應如何起訴?
如上所述,中國足協可以作為行政被告,就應該對其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法院判決中國足協撤銷其開除武漢足球隊的行政處罰。
註:有人認為,《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第56條規定,會員協會、注冊俱樂部及其成員,應保證不得將他們與本會、其他會員協會、會員俱樂部及其成員的爭議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會的仲裁機構——訴訟委員會提出申訴;並且《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委員會章程》第十八條規定,受到處分的會員可以並只能向中國足球協會訴訟委員會提出申訴,由中國足球協會訴訟委員會作出的裁決為最終裁決。所以武漢足球隊不能向法院提起。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雖然武漢足球隊加入了中國足協,接受了《中國足球協會章程》和《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委員會章程》,要受到其約束。但是此時武漢足球隊已經被開除,不再受這兩部章程的約束;而且這兩部章程中的上述規定違反了我國法律的規定,應當認定其沒有法律效力。所以依據兩部章程認為武漢足球隊不能對中國足協提起行政訴訟的說法是錯誤的。
㈡ 行政法案例及案例分析 1500字
訴訟時效中斷的認定——山東日照中院判決韓幫峰與聖公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發布時間:2009-09-25 08:30:48裁判要旨 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向債務人住所地送達債權催收通知,債務人處無人簽收能否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應當從訴訟時效的立法目的來理解。 ■案情 山東省日照市聖公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聖公公司」)分4次向農行日照市東港區支行借款50萬元,第一筆20萬元期限自1997年1月8日至同年12月8日,第二筆10萬元自1997年2月27至同年12月27日,第三筆10萬元自1997年5月30日至1998年11月30日,第四筆10萬元自1997年9月28日至1999年3月28日。 第一、第二筆借款到期後,雙方協商展期至1998年11月8日。東港支行於1998年12月10日對上述兩筆借款進行了催收;1998年11月30日,對第三筆借款進行了催收;1999年11月20日,對第四筆借款進行了催收。2001年4月21日、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東港支行三次向聖公公司送達了公證借款催收通知書。2002年12月,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2005年12月,農行嵐山支行(由東港支行嵐山辦事處變更)與第三人韓幫峰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將50萬元債權轉讓給韓幫峰。2006年2月,嵐山支行向聖公公司送達了債權轉讓通知。 因聖公公司未還款,債權人韓幫峰起訴至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人民法院,要求聖公公司償還借款50萬元。聖公公司辯稱,被訴主體已不存在,且原告的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應駁回訴訟請求。 ■裁判 日照市嵐山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東港支行與聖公公司簽訂的四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聖公公司應按借款合同約定履行還款義務。嵐山支行將債權轉讓給韓幫峰並履行了通知義務,該轉讓行為有效。在債權轉讓前,原債權人均在兩年內進行了催收,未超過訴訟時效。聖公公司系被吊銷營業執照,仍具備法人資格,應承擔民事責任。遂判決:聖公公司償還韓幫峰借款50萬元。 聖公公司不服,提出上訴,請求駁回韓幫峰的訴訟請求。 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前三筆借款到期後,債權人的催收行為均已超過兩年訴訟時效。第四筆借款於1999年3月28日到期,債權人於1999年11月20日、2001年4月21日進行了催收,引起訴訟時效中斷。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未辦理注銷工商登記手續,此後該公司的經營處於非正常狀態,債權人於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向聖公公司送達催收通知書,說明其有主張權利的意思表示,因該公司無人簽收致使意思表示未到達聖公公司的責任不應由債權人承擔,應當認定債權人該兩次催收行為能夠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2006年2月,嵐山支行及韓幫峰將債權轉讓通知送至聖公公司法定代表人,引起訴訟時效中斷,自此時至韓幫峰起訴,該筆債權未超過訴訟時效。遂判決:撤銷(2007)嵐民二初字第306號民事判決;聖公公司償還韓幫峰第四筆借款10萬元;駁回韓幫峰其他訴訟請求。 ■評析 債權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向債務人住所地送達債權催收通知,債務人處無人簽收能否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應當從訴訟時效的立法目的來理解。訴訟時效制度設計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督促權利人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進而加速社會經濟流轉,促進經濟社會生活的便捷、高效;另一目的是保護義務人,考慮歷時很長的請求權所產生的舉證困難的問題,因此賦予義務人以時效抗辯,允許其在法定期間之後可以拒絕履行。 應當看到,後一立法目的的實現是建立在權利人怠於行使自己權利的基礎上,從而以時效制度來促進權利義務關系的穩定。本案中,韓幫峰在訴訟時效期間內到聖公公司住所地進行債權催收,足以表明其並未怠於行使自己的權利。聖公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經營處於非正常狀態,對債權人2003年4月15日和2004年4月28日送達的催收通知書,因無人簽收該致使意思表示未到達該公司這一事實,韓幫峰既無過失,也非故意,其主張權利的意思表示未到達聖公公司的責任不應由債權人承擔。故二審法院認定,債權人該兩次催收行為能夠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第四筆借款應予償還。 本案案號為:(2007)嵐民二初字第306號;(2008)日商終字第77號 案例編寫人: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 張寶華 李 紅
㈢ 日常生活中能體現行政法原則的案例有哪些
行政法原則有6種之多呢……
生活中最常見的應該是合理性合法性,比如開罰單、執照吊銷、行政拘留等等。
案例多的好比醫院的病患,但大多類似
㈣ 行政法案例分析
1.案例一公安機關行使的是偵查權而非行政權,所以公安機關的行為屬回於廣義的司法行為答。對此行為的合法性公民不能起訴,對於公安機關的扣押貨物的行為,當事人可以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向公安機關提出國家賠償請求。
2.行政訴訟法解釋規定原告應當對起訴行政機關的不作為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所以法院的判決並無錯誤。
㈤ 行政法案例與分析
好像是違法的吧
㈥ 行政法案例
因為該局並未對星光大酒店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所以焦點是市質量技術監督專局的行為是行政行為還是民屬事行為,其次才是合不合法。
作為被告在辯論中應列舉所有取得的證據,特別注意的是,應當舉證上述事件是酒店行為而非個人行為。
作為原告主要應從是廚師個人行為而非酒店行為方面進行答辯。酒店應當向人民法院起訴市質量技術監督局侵害其名譽權,請求被告為自己恢復名譽,公開道歉,並對由此給自己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賠償。
㈦ 行政法相關案例
1.張某作為該行政處罰的相對人,有直接的利害關系。《行政復議法》第二條內規定:公民、法人或容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提出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決定,適用本法。只要與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利害關系就可以作為行政復議申請人。
2.《行政復議法》第九條規定行政復議申請期限為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60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3.行政復議被申請人為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機關,在本案中為辦事處,如果該辦事處不具有獨立主體資格,應以其所屬機關為被申請人。
4.本安中行政復議機關為該辦事處或其自所屬機關的上級機關或同級主管部門,如同級政府。
5.《行政復議法》第十七條規定:行政復議機關收到行政復議申請後,應當在5日內進行審查,決定是否受理並作出決定。本案中復議機關在申請人提交申請後未在規定期限內作出審查決定,違反法律規定。而且復議申請未超過規定期限,其認定超過規定期限是錯誤的,用口頭方式通知申請人也是不當的。
6.屬於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因為其對於處罰的結果予以改變了數額,而且還徵收了超生費。
㈧ 行政法兩個案例分析
1.依法行政原則分為兩個子原則:(1)法律優越原則,即行政行為不能違反法律規定。(2)法律保留原則,即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
依法行政原則中的「法」的含義經歷了一個歷史的變遷,從最初的「法律」逐漸演變到了現在的「法」。現代意義上的依法行政,不僅僅要求行政機關的行為符合形式上法律的規定,而且要求行政機關的行為符合事實上的法的要求。這種法包括:公平正義等等基本價值原則、憲法原則、法理等等。
從本案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工商局並沒有根據法律規定履行職責;另一方面,工商局的某些行為雖然並沒有明顯違反形式上的法律規定,但是卻違反了事實上的「法」。
2.高權行政的特點是行為的強制性,其存在的目的在於確保行政目標的有效實現。但是,伴隨著政治民主化的不斷深入,服務行政深入人心,高權行政越來越需要進行改革,於是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行政法都逐漸削弱行政行為的強制性。在高權行政領域,只要能有效夠達成行政目標,非權力方式也是可以採用的,這是對政治民主化的一種順應,也是服務行政的基本要求。
行政權的不可處分性指的是行政機關不能隨意放棄、不履行行政權力。而本案中公安機關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委託,行政權力並沒有被放棄,也並不存在不作為,只是行政機關將此權力委託給他人行使而已,自己則負責監督。
承包人未能完成相應任務,只能根據合同進行責任追究,除非發現其有其他屬於行政機關管轄范圍內的違法行為,方能追究其其他責任。行政機關與承包人之間存在的是行政契約關系,這種契約關系盡管與民事契約有所區別,但其核心仍然是根據雙方的約定行使一定行為並承擔相應的後果。如果任憑行政機關以某些借口承擔合同約定之外的責任,將打破行政契約的平衡性,使得行政合同成為單方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在將行政權委託給他人行使之後並不是自己就沒有任何責任了,而是必須嚴格監督受託人的權力行為,一旦發現有作為或者不作為的違法情形,委託機關有義務予以處理。如果行政機關沒有盡到監督管理的責任則需要承擔失職、瀆職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