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
① 世界各國的死刑方式
目前世界上有99個國家抄仍實行死刑
主要有槍決、絞刑、斬首、電刑、毒氣、石刑、注射等
採用槍決的國家有86個
採用絞刑的國家有77個
僅有中國和美國正式採用注射死刑
砍頭、斬首、斷頭台、斷頭機
環首死刑、絞刑、絞殺、投寰、套白狼、立枷
槍決、槍斃、炮擊
電椅
毒氣室
毒針注射
踏刑
磔刑、車裂、五牛分屍、五馬分屍
碾刑
火刑、水煮、油炸、炮烙、點天燈、烤刑、炙刑
毒葯、鳩殺、吞金
溺刑
活埋、坑殺
餓刑、幽死、恐怖梨、飢餓面具
鈍擊、杖斃、撲殺、金瓜擊頂、石刑
穿刺、箭刑、十字架、木樁刑、貫穿刑
剝皮
肢解、大卸八塊、碎身刑、鋸刑
蠆盆、猛獸吃人
割喉刑
腰斬、剖腹
投擲刑
車輪刑
中國古代的死刑方法有：
凌遲、寸殛
五刑
殊死
台灣用槍決執行死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死刑的方式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採用槍決。1997年1月，新修訂了《刑事訴訟法》，首次規定「死刑採用槍決或注射等方法執行」。並於1997年3月28日，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採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
② 在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發展過程中，無罪推定思想首先出現在哪個國家的訴訟理論中
早在雅典共和與古羅馬共和時期，無罪推定就已經萌發。在當時的訴訟中，偵查與起訴的職能獨立於司法機關之外。當需要收集、補充證據時，由當事人自己憑借專職官吏賦予的許可權去完成。在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辯論時，首先由原告提出控訴意見，詢問證人，舉出證據。接著由被告答辯。如果原告不能為自己的控訴提供充足的證據，就要敗訴，甚至受到某種懲罰。辯論結束後，由陪審官實行表決，按絕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判決。這種具有民主精神的訴訟形式，實際上是當時一定范圍內的民主政治在訴訟中的體現。無罪推定雖然沒有明確寫在法律文件中，但是，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運用於司法實踐中了。
羅馬實行帝制後，隨著民主政治的消失，無罪推定也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帝國後期，訴訟形式發生了一次重大變革，偵查、控訴與審判的許可權合而為一，由裁判官統一行使，專制主義充斥於刑事訴訟之中。這時，整個訴訟完全由裁判官一手控制，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被壓縮到最低限度，舉證責任也被無條件地強加到被告頭上，並開始動用刑訊拷打的野蠻手段迫使被告作有罪供認。在封建專制時代的歐洲和中國，這種訴訟形式被普遍採用。近代人們對此深惡痛絕，每有論及必斥之為 「有罪推定」。
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了使自己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續承和發展了人類歷史上的民主傳統，首次把無罪推定明確地載入《人權宣言》這個憲法性文件，並使之成為適用於社會全體公民的普遍准則。其後，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義大利等）、發展中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菲律賓等）、社會主義國家（如南斯拉夫等），也都在自己的憲法中明確肯定了無罪推定原則⑴。
③ 有關未成年人的法律書籍
如下：
《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瞿豐 陸才俊 陳舷(2017-4-20)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證據的運用》/岳慧青(2018-6-3)
《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律指南》/以案釋法/艾其來，郭槿桉(2017-3-23)
《困境未成年人國家監護制度的健全》/福建省三明市中奸(2016-11-1)
《未成年人、婦女、老人權益保護不可不知400問》(第3版).10/法律社專業編委會(2016-7-4)
《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知識漫畫讀本》/劉凝.王蕾編寫(2015-9-28)
拓展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經1991年9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通過，1991年9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50號公布；根據2012年10月26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通過、2012年10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5號公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決定》第2次修正。
《未成年人保護法》分總則、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法律責任、附則7章72條，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④ 為何世界各國刑事案件普遍難破，難破難在何處
對於重大刑事案件從古到今總牽動著人們的神經，因為刑事案件不比別的案件，這些案件和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有著直接的聯系，一旦發生就有可能會造成重大的人身傷害或是財產損失。
可是從古至今，刑事案件一直很難破，有的案件時隔一二十年才會破，像很多兇殺案、像2020年5月才破獲的蘇州兇殺案，有的已經成懸案，像韓國的華城案, 青蛙少年失蹤案、李亨浩綁架事件它們被並稱為韓國三大懸案，有的已經成百年懸案，像美國的百年開膛手傑克、美國近20年內發生的長島海灘連環兇殺案。
這一些是筆者根據個人工作的經歷進行的分析，不一定會對，不過如果您有什麼意見請您斧正。
⑤ 法院開庭時間怎麼查
看公告、電話咨詢都可以。
拓展資料：
如果是原告，一般情況下會由案件的版承辦法官電話通知開庭時間權，也可以自己到法院立案的地方去查下案件移送到業務庭以後是由哪位法官承辦的；如果是被告，法院會寄送傳票等法律文書；但如果你不是案件的當事人，可以到大廳公告看最近開庭審理的案件的開庭安排。
不管是什麼案件，如果人民法院要依法作出判決的，是需要經過開庭的，經過雙方當事人質證以後，才能依據事實和法律作出相應的判決。法院審理案件,一般在法院公告欄提前三天公布開庭時間。
簡易程序對於及時懲罰犯罪，提高辦案效率，都有重要意義。簡易程序，首先還是要保證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不能為了簡便、省事而將不應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也按簡易程序審理。比如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人民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
⑥ 世界各國對死刑犯的執刑方法都有哪些
世界各國執行死刑的形式主要有槍決、絞刑、斬首、石刑、注射死刑等。
1、槍決（槍斃）
槍斃指用槍處決，是對死刑犯執行死刑。現用國家或地區：中國大陸（實踐中一般已改為注射死刑方法）、中國台灣地區、美國猶他州、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只有在毒液注射被列為違憲的時候才能採用槍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
2、絞刑
分成縊死和勒死兩種。縊死，俗稱弔死，是指以繩索將人的脖子吊在半空而死亡的方法。勒死，是指以繩索勒住人的脖子而使之死亡的方法。施行國家有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葉門，黎巴嫩，約旦，科威特，日本，新加坡等。
3、斬首
斬首，原理是割斷脖子，也就是說將頭和軀干分離。中國在1905年以槍決代替斬首，法國也在1981年廢除死刑（至少廢除了斬首），現時只有部份伊斯蘭教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葉門等以斬首作為處決囚犯的其中一種合法方式。雖然合法，但並不常用。
4、石刑
石刑是一種鈍擊致死的死刑執行方式，即埋入沙土用亂石砸死。通常把男性腰以下部位、女性胸以下部位埋入沙土中，施刑者向受刑者反復扔石塊。
石刑是伊斯蘭教法的一種，石刑在國際社會普遍被視為過於殘酷，故通常會使用一些較人道的死刑。仍然存在石刑的國家包括沒有舍棄伊斯蘭教刑法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蘇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和奈及利亞、汶萊。
5、注射死刑
注射死刑，或注射毒葯、致命性注射是利用注射足以致命劑量的葯劑（通常是巴比妥酸鹽、肌肉鬆弛劑和氯化物）使被注射對象瞬間死亡的過程。主要用於死刑執行。
中國是繼美國之後，世界上第二個正式採用葯物注射死刑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97年起開始使用這種方式，瓜地馬拉從1998年開始，菲律賓（現已廢除死刑制度）從1999年開始，泰國從2003年開始。
⑦ 刑事案件辯方如何對控方證據質證
轉載他人論文一篇，供參考。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廣義上說，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種「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質證的概念尚未達到一致的盾法，可謂眾說紛紜。較早的法學詞典對質證的定義是：「指出問題，要求證人作進一步的陳述，以解除疑異，並確認證明作用的訴訟活動，是審查和核實證人證言的一種方式」，或是「在刑事審判的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對與證人證言有關的疑難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進行核實查證的訴訟活動。
對制裁證要領的爭議主要是關於質證對象范圍方面的分歧，即在質證程序中「被質疑證據」的范圍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認為質證對象僅限於證人證言；第二類認為質證對象為所有證據；第三類認為質證對象是與實物證據相對立的言詞證據。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趨向於贊同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的觀點。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一類言詞證據的盤詢質疑僅僅是質證制度中較特殊的一部分內容。筆者認為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
據此筆者認為刑事庭審質證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審過程中，在法官的指揮下，控辯各方對當庭舉出的所有證據相互進行質疑和辯駁，以此為法官的認證提供依據的訴訟活動。
二 刑事庭審質證的法律關系
法律制度一經確立後，即在相關領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關系。質證制度一經確立後，就在控辯雙方及相關的證人、鑒定人等接受質詢的人之間形成了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對該種程序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妨稱為質證法律關系。由於法律關系是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化，因此通過對質證法律關系的剖析，能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一制度的本質。
對於一切法律關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要件構成，質證法律關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對質證法律關系的認識也就是對其所含的諸構成要件的認識。
（一）、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
在刑事質證活動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是刑事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其范圍包括：1、檢察官（當事人）。在英、美法系檢察官也是當事人，本文只就大陸法系做一探討。檢察書在提起刑事訴訟後即代表國家對犯罪行使訴訟權，對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證的責任。因此，檢察官必須通過對各類證據進行質證，合理排除被告人無罪的所有疑點。當事人是指與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和被告。由於當事人與訴訟的結果有最終的利害關系，因此，當事人對訴訟證據應有質證的權利。2、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根據事實和法律，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都應當減輕、免除處罰的責任，因此通過質證排除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是辯護人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要手段。訴訟代理人受當事人委託參加訴訟，在受託范圍內為維護委託人的利益，也應有質證的權利。此外，由於質證是一項對法律專業和訴訟技能互相配合的訴訟活動，因此，作為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實際上在質證活動中要發揮比當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質證的人。在以人證作為證據方法的場合，提供證詞的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作為證據的，鑒定人、勘驗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物作為證據方法的，負責收集物證的偵查人員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與證物有關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書證、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的，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以及該書證、視聽資料本身的製作者及其它等與證據相關的人員是接受質證的人。
對於未成年人能否成為質證的主體，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於未成年人能夠在其認識范圍內作證，因此，在其作證的范圍內應當有接受質詢的義務。如果未成年人作為被告人，由於法律同樣賦予其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因此，其應有對證人及相關人員就證據問題進行質詢的權利。
對於上述人員作為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理論上應不會有太大的爭議，爭議主要體現在審判人員能否作為質證的主體。因此，要從質證的本質和審判人員的職責進行分析。質證在本質上運用質詢、辯論等對抗的方式來揭示證據證明力的活動，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審判人員採納某一證據作為判決的依據。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在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會就證據的某些問題進行發問，但是這只能是「認證」權的延伸，其范圍只限在控辯雙方在質證的范圍內，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審判人員未能聽清的內容。也就是說審判人員不是質證的主體，但是其對質證活動應有監督權和指揮權，以確保庭審活動有秩序、高效率地進行。
（二）、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
即是質證這一訴訟活動的訴訟標的。對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是本案的訴訟標的。但對於質證這一特定的訴訟活動而言，其訴訟標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項證據資料在訴訟中的證明力。通常情況下，凡是規定能夠作為證據資料的，都必須經過質證才能確定其證明力大小，並作為裁判的依據。對此也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某些常識、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根據已知的事實簡單推理得出結論等，無須經過質證就可以被裁判所採納。此外，根據我國證據學來說，證據必須同時具備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證據資料的證明力大小應由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所決定。因此，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也就是證實證據資料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內容
是控辯雙方和接受質詢的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是相對應的關系，一方主體在行使質證權利的同時也就是另一方主體履行受質問義務的過程。在控辯雙方和證人之間是質詢和受質詢的關系。通常情況下，受質詢的人有回答控辯雙方提問的義務，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其次，對控辯雙方而言，同時有向對方進行質證的權利和回答對方質詢的義務。
三 刑事庭審質證的基礎規則
借鑒國外的有關立法規定，結合我國刑事司法的實際情況，筆者以為在我國的刑事庭審質證程序中應確立以下的基本規則。
（一）、充分質證規則
這是最重要的基本規則之一，也是實現控辯各方質證權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內容是：一是指所有證據材料都必須經過在庭審中控方（包括公訴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辯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認、質疑、說明、解釋方能作為定案根據；二是指每個證據都應該給予控辯雙方對其進行充分的辯論、駁斥的機會。
（二）、嚴格程序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活動順利進行的基本規則。其內容包括：庭審質證程序必須實行「誰舉證、誰主詢、誰答疑」原則，質證主體每一項質證行為都應當遵循法官的指揮，詢問必須經法官同意後才可進行，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的詢問順序進行質疑等。如果一方違反規則，擅自詢問，或打斷對方的正常詢問，法官應予以制止，以維護法庭程序和質證的順利進行
（三）、證據中心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規則，主要指質證必須圍繞當庭當示的某些特定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等問題進行質證，在質證環節中不允許隨意地進行其它事實問題或法律適用等的辯論，質證必須對事不對人，嚴禁一切借質證之名進行人身攻擊、惡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
（四）、質證自願規則
一般來說，控辯各方是否質證以及對哪些證據進行質證被認為是質證主體的權利。主持和指揮質證程序的法官不適合去干涉控辯各方行使這種權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質證依照控辯各方的意願有序進行。當然，必須同時在立法上明確不質證和不能充分質證的後果，以促進質證主體積極有效進行使質證權。為防止故意的訴訟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對控辯雙方的證據進行詢問，但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而且必須嚴格限制。
（五）、禁止性規則
針對質證程序的特點，設計一些較具體的禁止性規則對於確保質證活動的順利進行和高效地實現質證目的非常必要。這類規則主要應包括禁止誘導性詢問、禁止質證已方證人和限制重復詢問規則等。
四 刑事庭審質證的模式
一般認為，刑事質證程序的模式從屬於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當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種：法官主質型、控辯方主質型和兼容型質證模式。
（一）、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
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大陸法系國家適有。是在批判地繼承和改造糾問式訴訟形式的基礎上，並吸收英國的辯論式訴訟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訴訟形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發揮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而不強調當事人在質證中的積極作用。這種模式下，法官擁有很大的職權，可以主動詢問被告人、公訴人。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各種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均以法官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開展詢問、調查，辦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較高，但是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審法官越俎代皰，削弱了公訴人的控訴職能，並且受到檢察機關的起訴材料的影響，難以客觀公正的聽取辯護意見，從而導致控、辯失衡，這對於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決是極為不利的。
（二）、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
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英美漢系國家適用。在繼承和改造控告式訴訟的基礎上，形成了辯論式訴訟模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被告人、辯護人和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強調控、辯雙方的力量平衡，賦予雙方當事人以平等的訴訟地位各自提出證據以支持自己的主張，法官只負責主持法庭辯論，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動直接調查收集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防止法官先主為主，在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前作出預斷，這種模式強調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漢權利的保護，因而更符合設立質證程序的本意，其缺點是：1、懲罰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夠，並且難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尋求客觀真實有效地結合起來。2、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過分拖延，乃至降低訴訟效率。
（三）、兼容型質證模式
兼容型質證模式主要在二戰後的義大利、日本等國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和控辯方主質型質模式的有機融合，這種質證模式彌補了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過分強調法官的能動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辯護人在庭審質證中的積極主動性，不利於辯護職能的發揮，不利於法官從正反兩個方面兼聽而明的缺點。同時也彌補了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審理過分依賴於控辯雙方的調查和辯論。因而，案件處理結果很可能會依賴於控辯雙方的經驗和辯論技巧，尋求客觀真實變成空談和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拖延缺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控辯雙方在法官的指揮下進行質證，法官在庭審質證的過程中也並不是消極被動的。在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進行詢問以後，法官就案件的相關部分，可以在控辯雙方詢問結束以後作補充性詢問。兼容型質證模式的優點是吸取了前兩種質證模式的長處，兼顧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鑒性。
五 刑事庭審質證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情況
（一）、漠視辯方權力導致控辯雙方在庭審質證中的地位不平等
據材料在偵查階段就已經開始形成，並固定成形，但這些證據作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根本不可能見到，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使律師能夠提前介入，幫助犯罪嫌疑人，但由於質證前司法機關對有些證據的採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為辯方難以予以證實，即使是質證，也很難達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國《刑事訴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就強調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權，應當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由於這種情況是在極為秘密的方式中進行的，外界根本無法知曉。實踐中，偵查機關採用刑訊副供的這種對他們來說奉為「捷徑」的方式獲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審質證時說這是刑訊逼供形成的，又怎麼去證實呢？這樣一來，質證的意義又有何在呢？相反，由於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尋證據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辯護人（在偵查階段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還沒有給律師一個明確的稱呼），由於法律沒有賦予其足夠的權力，獲取證據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到，律師在偵察階段是不享有調查取證權，雖然在審查起訴階段，法律賦予了律師這種權力，但這是有條件限制的。《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它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方的這種帶條件的權力同控辯方依靠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表現出來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單從證據材料數量的掌握上，辯方就已經處於絕對的劣勢，質證時極容易形成一邊倒的局面，這樣就會使質證這一庭審程序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往往流於形式，根本不利於查明案件真相，打擊犯罪，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證據展示制度對刑事庭審質證的影響
跟據我國司法實踐，刑事案件中，證據展示的范圍、方式、時間對於刑事庭審質證的作用的發揮具有直接的影響。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只能『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對於案件事實部分的證據仍在禁看之列，這對於辯方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了解和做抗辯准備不會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顯得沒有多大的意義。而根據《刑事訴訟》第36條的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實材料………」但此處規定的「犯罪事實材料」只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三者150條規定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審查起訴時只向法院移交這部公材料，所以辯護律師通過法院所獲無幾，根本無法對控方證據材料作全面了解，從而影響辯方的辯護權的充公實現，最終導致質證失去了實際意義。
（三）、法官在刑事庭審質證活動中的作用
司法實踐中法官在法庭上對證據直接進行查問的仍然過多，去庭調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職權詢問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調查和閱卷中就形成了對實體問題的預斷，從而使控辯雙方的質證實際上成了印證其預斷的表演。而且，法官在這種預斷形成的「內心確信」的驅使下，往往會對控辯雙方之間的質證活動持漠視態度，甚至對質證橫加干涉。
法官在庭審質證程序中的定位應主要是質證程序的指揮者和秩序維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成為直接的質證主體。而為限製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況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具體來說，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應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官擁有對質證的引導權。在當事人雙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節問題或偏離案件事實時，由法官加以引導，使詢問緊緊圍繞對裁決有決定和影響作用的事實和情節進行。其次，法官司應該保障控辯雙方具有均等的質疑、詢問機會。再次，庭審質證禁止性規則中規定的禁止權應當由法官來行使。
我國的訴訟制度還存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即案件的最終處理要經過不出庭的庭長、審委會成員、院長決定。由於出庭的法官未必對案件的處理有最終決定權，這就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對質證的積極性。
（四）、證人出庭率低，導致質證的質量度不高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確立了「控辯式」庭審方式，要求證人原則上應當出庭，接受以交叉詢問方式進行的質證，必要時還要接受法官的詢問。從而使法庭能夠直接審查證人的作證資格，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合理判斷主客觀因素對證人作證的影響，辯別證方的真偽。但是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做證的簡直是少的可憐。這種情況的出現導致法庭審理事實上深化了法官對控方卷宗筆錄的書面或口頭審查：由於證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均不出庭作證，法官對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的調查，僅局限於摘錄和宣讀控方卷所記載的筆尋。這種庭審方式使得質證變成了「紙上談兵」而流於形式。導致證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而：1、法律規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對於條款中的「作證」是出庭作證還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員提供證人證言，沒有明確的規定。同時《刑事訴訟法》157條又規定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對未到庭的證人證言，應當當庭宣讀，然後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證人履行作證義務既可以出庭作證，當庭向法庭口頭陳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證，由司法人員其證言制定成筆錄在法庭上宣讀一下就可以了，在這種有選擇的情況下，容易造成成證人不出庭作證的現象。2、證人的義務與現任脫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作證是公民的義務，但是對於證人拒絕作證，卻沒有規定負什麼法律責任，受什麼懲罰，也沒有規定，對證人拒絕作證可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因此，證人不出庭作證時沒有任何後顧之憂。3、由於沒有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專職人員以及行之有效的保護機制，對證人的保護只停留在事後保護、人身保護、宣言式保護范圍內，忽視了對證人事前預防及財產方面的保護，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給社會大眾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時，個人最好的對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質影響，沒有充分認識到證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在執行證人出庭作證時採取消極應付的方法，認為證人證言已經在卷宗中出現，出不出庭都不礙大局，這樣一來質證也往往只是走過場，走形式。
此外，關於鑒定人、勘驗人、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筆者認為盡管嚴格要求每個案件都傳喚所有相關人員出庭接受質證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仍然有必要強調相關人員都要出庭接受質證，以保證判決的公正性。
⑧ 世界各國的死刑方式有哪些
目前世界上有99個國家仍實行死刑
主要有槍決、絞刑、斬首、電刑、毒氣專、石刑、注射等屬
採用槍決的國家有86個
採用絞刑的國家有77個
僅有中國和美國正式採用注射死刑
砍頭、斬首、斷頭台、斷頭機
環首死刑、絞刑、絞殺、投寰、套白狼、立枷
槍決、槍斃、炮擊
電椅
毒氣室
毒針注射
踏刑
磔刑、車裂、五牛分屍、五馬分屍
碾刑
火刑、水煮、油炸、炮烙、點天燈、烤刑、炙刑
毒葯、鳩殺、吞金
溺刑
活埋、坑殺
餓刑、幽死、恐怖梨、飢餓面具
鈍擊、杖斃、撲殺、金瓜擊頂、石刑
穿刺、箭刑、十字架、木樁刑、貫穿刑
剝皮
肢解、大卸八塊、碎身刑、鋸刑
蠆盆、猛獸吃人
割喉刑
腰斬、剖腹
投擲刑
車輪刑
中國古代的死刑方法有：
凌遲、寸殛
五刑
殊死
台灣用槍決執行死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死刑的方式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採用槍決。1997年1月，新修訂了《刑事訴訟法》，首次規定「死刑採用槍決或注射等方法執行」。並於1997年3月28日，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採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
⑨ 無罪推定原則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影響及其原因
論無罪推定原則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影響及其原因 「無罪推定」作為一項各國普遍承認的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在其法治現代化的進程中已經越來越多的受到重視和運用。我國是一個發展經歷不同於別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對待西方通行的無罪推定原則，既不全盤否定，也不盲目接收，而是批判地吸收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作了重要修訂。新的刑事訴訟法廢止了收容審查等不利於人權保障的措施，吸收了無罪推定等先進的思想，確立了疑罪從無的處理原則。從而結束了長期以來刑事司法活動中對涉案人員有罪推定的歷史，它在我國刑事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盡管我國尚未建立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但卻在新的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由其衍生的兩大訴訟規則，體現了我國現代法治的進步。
關鍵詞：無罪推定 疑罪從無 刑事證據 非法證據排除 誰主張，誰舉證
一、概述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經證實和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因此，無罪推定所強調的是對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須有充分、確鑿、有效的證據。如果審判中不能證明其有罪，就應推定其無罪。應該說這一原則對於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訴訟地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歷史上看，無罪推定作為封建社會有罪推定和刑訊逼供的對立產物，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在否定中世紀糾問式訴訟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並發展起來的一項法律原則，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承認的刑法和刑事訴訟原則。在大陸法系，無罪推定原則是由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在其《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最早提出來的，並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首次成為法律原則被載入《人權宣言》。在英美法系，英國普通法的訴訟理論中該原則也有較早的體現，後來為美國憲法及其訴訟實務所採用，英美法系刑事程序的各個環節都體現了這一原則。《世界人權公約》和《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採用了該原則,因此,無罪推定可以說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際司法准則。
我國96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由此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內核，但我國在刑事訴訟中尚未確立完全的無罪推定原則。因為無罪推定原則還包括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具體制度，如沉默權等制度，而這些制度正是我們所缺乏的，同時，鑒於我國的國情和現代法制建立的時間較短，人民群眾和司法人員的現代法治觀念還很不成熟，對無罪推定的認識遠未達到應有的水平，因此，還不能說我國已經全面地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但目前，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權保障理念和司法觀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二、無罪推定在我國刑事訴訟用中的體現
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它在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適用體現在刑事證據制度中。目前，由該原則衍生出與刑事證據有關的兩大規則，對於從根本上確立無罪推定的原則和觀念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疑罪從無」規則的確立。
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即：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兩難情況。我國在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疑罪從掛」的現象，即對於事出有因，又查無實據的疑難案件，先掛起來拖著，對已經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則實行長期關押不予釋放，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刑事訴訟法修改後，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規則。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訴的決定」，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些規定，是我國確立疑罪從無規則的顯著標志，它不僅是無罪推定原則的重要派生規則，而且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該規則強調證明有罪的責任應由控訴機關來承擔，控訴機關必須收集到確實充分的證據以證明犯罪，如果不能證實犯罪或者依據收集到的證據定罪存在異議，則應作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解釋和處理，罪輕罪重不能確定時，應定輕罪，有罪無罪不能確定時，應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
（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
該原則是刑事訴訟中對舉證責任分配的通俗說法。在刑事訴訟中，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訴機關，控訴機關必須用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支持其對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負有舉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該原則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訴機關證實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證據必須超出合理懷疑的程度，控訴機關不能通過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證據的標准。
在我國，盡管新的刑事訴訟法還沒有確立完全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但由無罪推定原則衍生出的以上談到的兩大規則已經確立。然而在實踐中由於實行時間較短，加之我國的司法、執法人員的素質有待提高等問題，違背以上兩大規則的觀念和行為依然非常盛行，其中刑訊逼供在我國的泛濫和屢禁不止就是一個典型。因此，僅僅確立了法律原則，而沒有相關配套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原則的落實可能只是一句空話，人們所期盼的由該原則來徹底解決刑事訴訟中的嚴重侵反人權和有效打擊犯罪將只會成為一種美好的願望。
三、「無罪推定」給司法機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無罪推定原則是指任何人在沒有經過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終確認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無罪的人。其基本含義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如何確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提供證據並且證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責任應由控訴機關或者人員承擔，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協助控訴一方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責任，對於控方的指控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對於偵查、起訴、審判官員的提問有拒絕回答的權利；控方履行證明責任必須達到確實、充分或者超出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若不能證明其有罪或者證明達不到法定的要求，則應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即「疑罪從無」。最終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權力專屬於獨立公正的司法機關，即法院。法院必須經過合法、公正的審判程序才能做出有罪判決，在這種程序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應當擁有對抗國家追訴權所必備的程序保障。如被告知罪狀的權利、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與控方證人對質的權利、傳喚有利於自己的證人的權利等等。
（二）在法律上無罪的人被定罪之前如何對待他。任何人在法院最後定罪之前在法律上是無罪的人。因此，政府如果懷疑某個人犯罪或者決定採取拘留、逮捕等措施時，必須有合理的根據，不得隨意決定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既使是因為現行犯罪而被拘捕的，在依法審判確認有罪之前，也不能把他當作罪犯對待，特別是不能採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搜集證據，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格尊嚴。一切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損害財產權益的強制措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把可能造成的損害減少到最低限度。
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關鍵是要更新司法觀念。但由於我國對該原則曾經長期持批判態度，受其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多數司法人員習慣於有罪推定的思維模式，習慣於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謂「進門三分罪」。司法人員出於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職業責任感，在嚴厲打擊犯罪的思想指導下，對一些證據不足，本應當做出不起訴或無罪判決的案件遲遲下不了決心，惟恐放縱了犯罪，使得為法律所正式確認的疑罪從無規則的貫徹遠遠不能到位。這就要求我們的司法人員亟需轉變陳腐落後的思想，加強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學習和認識，將疑罪從無規則從法律規定層面提高到法律意識層面上來，不斷更新司法觀念，增強現代法治意識，樹立人權保障理念，真正體現法律的人道主義精神。
四、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應切實貫徹並不斷完善無罪推定原則
嚴格訴訟程序，在刑事訴訟中切實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以確保我國刑事訴訟法業已確立的兩大衍生規則真正落到實處。
（一）切實貫徹證據不足作無罪處理的疑罪從無規則
「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原則派生的規則，如果說在法院判決有罪之前把被告人當作無罪的人來看待，是無罪推定在程序上的體現的話，那麼在面對證據不足的疑罪案件時，控訴機關基於這一規則做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處理則是其在實體上的運用。疑罪從無規則被現代文明國家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普遍認可，是現代刑事司法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我國在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順應了這一趨勢，正式肯定了該規則。使得長期以來困擾司法機關的疑案處理有了明文法律標准和依據，從而避免再出現疑案從輕、從寬、從掛甚至存疑判決的尷尬，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在面對疑案時，是選擇錯判還是錯放，這是涉及到司法公正的價值取向問題。現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個體公正，即個案公正，司法活動應當圍繞個體個案進行。盡管我們的錯案率對於司法機關來說可能只有千分之幾，但是對於被冤枉的當事人來說則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從無規則，必然會放縱了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如果我們把疑罪都按照有罪處理，則會冤枉許多無辜的人。權衡利弊，我們只能採取「寧縱勿枉」的原則，既使放縱了某些真正的罪犯，也決不能冤枉一個好人，這是現代司法觀念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實現司法公正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二）應當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
控訴機關負責證明被告有罪的責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這是無罪推定原則下的一項重要訴訟准則。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均將「誰主張有罪，誰承擔舉證責任」的證明責任的分配規則視為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但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負如實回答的義務卻間接違背了這一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變相承擔了自證有罪的義務，這顯然是有罪推定的產物，也是刑訊逼供這一頑症始終得以存在的制度性支撐。同時，面對控訴機關的訊問和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可為自己作辯護的基本權利。他既可以作罪輕的辯護，也可以作無罪的辯護，既可自行辯護，也可委託辯護。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既然行使辯護是一項權利，而權利是可以放棄的，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時，既可以積極辯解也可以保持沉默，而現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回答的規定實際上是變相剝奪了其辯護權。
但在實踐中，我們也不宜機械地理解這一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同時應告知其有放棄沉默而坦白被從寬處罰的權利和制度上的保障，並積極鼓勵其運用這一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確實以其真實意願表示放棄沉默權向司法機關如實陳述其罪行，這種陳述可以被採納為訴訟證據；相反，如果不是其自願，而是被以誘導、欺騙、強迫等手段迫使其放棄沉默權而獲取的口供，則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而應該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同時對有關的司法、執法人員的違法取證行為進行制裁。這就使不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可以落到實處，有效遏止刑訊逼供的發生。為了保障供述自願性，有必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決定是否需要在自己被採取強制措施後立即聘請律師介入，並以有效的措施保證他的這項權利能真正的實施。一旦賦予律師訊問時在場的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告知有關權利，是否自願放棄沉默權利而坦白陳述或者不放棄這項權利而保持沉默，偵查人員是否使用了刑訊逼供等強迫手段獲取供述，這些問題就能夠得以公開化，律師在場可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證實。同時，律師在場可以極大地減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壓力，以避免違心供認產生的不實口供。在此種情形下所取得口供，不但可以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而且可以防止其在庭審階段的口供翻復，也增強了其作為訴訟證據的效力，提高了其證明力。
（三）盡早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所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般是指擁有證據調查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為定罪與量刑的根據。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盡管對非法證據的排除不盡相同，但都規定了嚴格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例如：美國的證據法中「毒樹之果」理論就要求不但採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證據不能使用，就是根據該證據所獲得的線索而進一步取得的證據也作為「毒樹之果」而被排除，體現出美國對執法人員取證權的嚴格限制和對人權保障的重視。但是，在犯罪浪潮的沖擊下，完全排除「毒樹之果」，在實踐中很難做到。結合我國的法治水平，在我國目前偵查手段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擴展到對「毒果」的一律排除，可能會影響對案件真相的揭示，影響辦案的效率，所以我國有必要建立符合本國國情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運用強制手段威脅個人自由、財產等基本權益，保障個人相對於強大的政府的獨立、自治的主體地位。雖然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受益者主要是已經進入刑事程序、正在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它同時也要求阻止政府隨意決定開始刑事追究、無根據地決定採取程序外的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權。因此，這一原則的確立不僅僅帶動了整個刑事程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且對於提高公民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保護個人不受政治權力干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罪推定不僅僅是一項基本的訴訟原則，更是一項關繫到每個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