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行政法院制度

❶ 行政法院（南京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法院制度
1928年，由國民黨一黨控制的「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定都南京，開始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近代中國的法律制度也由此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

從行政訴訟制度方面來說，1928年10月頒布的《司法院組織法》第1條規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審判署、行政審判署及官吏懲戒委員會組成；按其第6條規定，行政審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 [44]同年11月，又將《司法院組織法》加以修改，經國民政府公布，此修正案即將組織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司法行政部」，「司法審判署」改為「最高法院」，「行政審判署」改為「行政法院」，其餘均照原案 [45]。這初步奠定了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的體制。1931年6月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22條規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權」，但關於行政法院的內容並無涉及。1932年11月17日公布《行政法院組織法》與《行政訴訟法》，這兩個立法構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基本依據和框架。此外，1933年5月公布了《行政訴訟費條例》，1933年6月由司法院公布了《行政法院處務規程》。

《行政法院組織法》共12條，下不設章。新《行政訴訟法》共27條，也不設章。這兩個法律所規定的行政法院的組織及訴訟程序，有延續原來平政院制度的，也有一些新變化的內容。

與平政院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就組織方面言，主要體現在：行政法院置院長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行政法院組織法第2條）；行政法院分設二庭或三庭（同法第3條）；行政法院之審判，以評事五人之合議行之（同法第5條）。此外，關於評事的任職資格、評事包括司法官與行政官吏兩部分等也與以前的規定相同（同法第4、6條）。就訴訟許可權與程序言，與以前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內容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采概括主義（新行政訴訟法第1條）；對於行政法院判決，不得上訴或抗告（同法第3條）；得命令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同法第16、17條）；行政訴訟一般無停止原處分或原決定執行的效力（同法第9條）。此外，行政訴訟訴狀及其他一些程序也與過去的相似。

與原來的平政院制度相比，也有一些新變化。行政裁判機關的名稱由原來的平政院改為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屬於司法院；行政法院無肅政廳的設置，因而也無由肅政史提起行政訴訟的制度；無就地審判制度；無訴訟當事人不得撤回訴訟的規定；民事訴訟為行政訴訟的先決問題時，沒有規定等到民事訴訟確定後而再行審理行政訴訟；完全採取訴願前置原則；規定評事的保障准用推事保障之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採取書面審理主義，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的申請，得為言辭辯論；得提起再審之訴，等等。

從上面的對比可以看出，盡管國民政府的關於行政法院的立法與平政院的有所不同，但從體制上說，按照歷史的慣性，採用的仍然是大陸法系的模式，立法方面如果說仍與日本的行政裁判法相似也是立得住腳的。現對其中有些規定的得失作些分析。

第一，關於行政法院的屬性。如前所述，平政院隸屬於大總統，是行政機關，而行政法院則屬於司法院，這是行政裁判機構在民國初期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大的不同之一。把行政裁判機構從行政組織系統中分離出來，在司法院裡面設置行政法院，依法管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這與英美法系的體制及與大陸法系的法國、日本等均有差異，而與德國、奧地利的較為相似。對照原來平政院的性質，這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一種新創的制度。民國初期有許多學者主張行政裁判要從司法機關獨立的理由已在前文加以闡述，主要是普通司法官欠缺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及損害司法獨立兩個方面。而現在司法院中另設行政法院，學者一般認為不會發生上述兩個弊端。這是因為一方面，設立行政法院當然可以任用富於行政法知識和行政經驗的法官；另一方面，司法院是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處理一切審判事件，那即使行使行政裁判的職權也不算侵害行政獨立，因為這是司法機關對於一切法律上訟爭事項加以裁判，絕非干涉行政機關的事務，也不違反裁判的實質上的意義，而只是事務上有牽連的關系，權力卻依舊是分立的 [46]。

與行政法院的屬性發生變化緊密相關的是，評事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一定的變化。民國初期，平政院直接隸屬於大總統，行政訴訟的作用，實質上不過是行政監督而已，平政院具有行政機關的性質，故規定曾任薦任職三年以上之行政官也有評事資格，每庭評事五人中只須有司法官出身者一人或兩人，大部分評事均以行政官員充任。而現在的行政法院為法院之一種，隸屬於司法院，行政訴訟成為人民權益受侵害時之法律救濟途徑，體現了行政訴訟司法化的立法傾向，這比較符合現代法治國家行政訴訟發展的趨勢。

行政裁判機關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內部組成人員的性質和地位也應發生相應的變化。行政法院組織法第9條規定，評事之保障，准用關於推事保障之規定。除此之外，其他的變化不大。規定任職評事的資格之一仍是曾任國民政府統治下簡任職公務員2年以上（第6條），每庭的評事只要兩人曾任法官，其他多數評事仍得由行政官充任（第4條）。關於評事的保障，如前所述，只是簡單的一條規定，而且只是「准用」，而非「適用」，這與原來平政院時期的法律對平政院評事的保障的不厭其詳的規定相比，可以說反而退步了。行政法院為全國唯一的行政審判機關，又為直屬於司法院的機關，其評事的地位，和最高法院推事相當，上述關於資格、保障的規定，不免失之妥當。因此在嚴格規定評事資格條件的同時，應加強對評事地位的保障制度的建立。

第二，關於概括主義與損害賠償。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訴訟的事項也沿用舊制採用概括主義，這與奧地利的體制相同。採用概括主義可以適應社會變遷，便於保障人民權利，避免列舉主義可能產生的掛一漏萬。而相對於舊制不同的是，平政院不得受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而行政法院，則依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得附帶審理請求損害賠償之訴。在立法上說，較以前的規定有進步。這也體現了對國外學說和法例的借鑒。

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問題，是指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違法損害人民權利的行為，應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從學說上看，在20世紀之前，基於國家主權絕對及過失責任的原則，基本否定國家的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即使在執行職務故意或過失違法侵害他人的權利，仍是公務員個人的行為，而非國家的行為。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學說上逐漸出現折中主義，也就是說，國家應否負賠償責任，應視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職務的性質及國家所處的法律地位而定。國家的行政作用分為權力作用和非權力作用，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屬於國家權力的職務，即是公法上行為，這不能適用民法上損害賠償的規定，而如果公務員代表國家實行的是屬於非權力作用的行為，而損害人民權利的，則應適用民法規定，負賠償責任。當時大多數學者持此學說的基點是，把國家的非權力作用所發生的損害賠償問題也列為行政法上的損害賠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國家賠償責任大多持肯定的態度，也即承認國家對於公務員因執行行政職務的侵權行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47]

從立法例上看，最早確立國家賠償責任的主要國家是德國 [48]。早在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有些邦的立法及理論上對此就有過探索。1900年實施的《德國民法典》對賠償責任作了較為詳盡的規定：公務員合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者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的第31條的規定，由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承擔與私法人同樣的賠償責任，而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對第三人造成損害的，適用該法第839條的規定，由公務員個人承擔民事責任。這體現了以公務員個人賠償為基礎的侵權責任賠償原則。

1910年德意志帝國頒布的《帝國責任法》奠定了國家賠償制度的基礎，該法第1條規定：國家公務員在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違背對第三人的職責時，國家代替公務員承擔民法第839條所規定的賠償責任。這較原來的更是進了一步，因為按照此條規定，國家不但對於公務員非權力作用的侵權行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且對於由於權力作用而發生的侵權行為也要負擔賠償責任。這為1919年的魏瑪憲法所繼承，其第131條規定：「公務員行使所受委託的公務，違反對第三人的職責的，原則上由公務員所屬國家或公共機關負責任，不得起訴公務員。但國家保留對該公務員的求償權，依普通司法程序提出的訴求，不得拒絕」。魏瑪憲法是世界上第一個明確承認國家應負賠償責任的憲法。作為現代時期的第一部憲法，它的這一規定不僅奠定其後德國行政賠償制度的基礎，而且，也為其他國家所效仿。

新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法院得審理損害賠償訴訟的規定可以說也是受到了德國的影響，只是這種影響比日本、英國、美國等國來得更早，這些國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通過立法加以規定的 [49]。不過，盡管新行政訴訟法有這一比較先進的規定，但結合若干相關條文來分析一下，這種先進性就大打折扣了。

按照近代中國的一般法例，國家處於私經濟地位的損害賠償責任，系屬於民事范圍，應由普通司法機關受理審判 [50]，只是普通法院在審理這樣的案件是否能維護普通民眾的權益是很讓人懷疑的。因此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的「提起行政訴訟，得附帶請求損害賠償。前項損害賠償，除適用行政訴訟之程序外，准用民法之規定，但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其中的損害賠償僅指基於行政權之作用而發生的賠償責任。

首先，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者，是以受行政機關的「違法」處分而損害其權利者為限，而對於不當處分是不能起訴的，這一條件本身就非常狹窄，況且違法與不當的界限很難劃分。

其次，損害賠償之請求須附帶於行政訴訟，按照提起行政訴訟的條件，則當原行政處分盡管屬於違法，並且損害人民權利，但如果已經作出訴願決定，或者撤銷或變更了再訴願決定，即使損害尚未消除，也不得獨立向行政法院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也就是說，此時民眾所受的損害就沒有請求的途徑。

最後，關於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按照民法第216條的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的外，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均應賠償，而且該條第2款明確規定這種損失包括「可得之預期之利益」。而按照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規定，行政訴訟附帶請求損害賠償之范圍，原則上以所受損害即財產上積極的損害為限，至於所失利益即財產上消極的損害則不得請求賠償。

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對此的規定更加明確，其第24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就此條的立法意圖而言，主要也是為了保障民眾的權益。不過，依該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時，必須另有法律規定始得為之。而在民國時期，相關的國家賠償法始終沒有制定。而從行政法院的實踐來看，由於長期的官尊民卑意識無法在短時期內根除，民眾對於提起行政訴訟尚不習慣，更別提是請求國家損害賠償了。相對於立法而言，實踐更是落後。

第三，關於訴願前置原則。平政院時期的行政訴訟法仿照日本規定了訴願前置與非訴願前置相結合的原則，其中規定，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最高級行政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者，得直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而新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則是完全的訴願前置原則，其第1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經依訴願法提起再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再訴願30日內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按照此規定，人民在中央或地方官署之違法處分致其權利受到損害時，只有對不服訴願之決定提起再訴願，而對再訴願不服或應該對再訴願作出決定的機關在30日內沒有作出決定的情況下，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因此，確切地說，新行政訴訟法體現的是再訴願前置原則。

設立訴願制度的目的，是給予行政機關本身，運用自我審查與監督的作用，變更或撤銷違法或不當的處分，以迅速、簡便的方法，達到保障人民權益，實現行政合法化的目的。因此訴願制度的存在本身是有重要意義的。正因為如此，在民國初期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同時，也以近代日本的相關制度為模式進行了有關訴願制度的立法和機關的創建，國民政府時期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51]。

但是訴願與行政訴訟有本質上的不同，訴願只是行政內部本身自我審查或上級行政機關監督的作用，不能把它視為行政訴訟的預審或其審級的一部分。在新行政訴訟法初步實現行政裁判機構司法化的同時，又規定行政訴訟的提起必須經過再訴願的程序，這比原來的程序更為煩瑣，這似乎給人以欲擒故縱之感，有些不倫不類。加上在全國仍僅設立一個行政法院，對行政法院的裁判又不得上訴或抗告，這些都為民眾提起行政訴訟、維護和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權益設置了無形的或者說是心理上的障礙，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潮流。

第四，關於言辭辯論與書面審理。對此，新舊行政訴訟法都有一定的規定，但是確立的原則是不同的。舊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是言辭辯論主義為原則，書面審理為例外。其第23條第1款規定：「被告提出答辯書後，應指定日期傳原告、被告及參加人出庭對審，但平政院認為便利或依原告、被告之請求時，得就書狀裁決之」。新行政訴訟法則是以書面審理為原則，言辭辯論為例外。其第16條規定：「行政訴訟，就書狀判決之。但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或依當事人之聲請，得指定日期，傳喚當事人及參加人到庭為言詞辯論」。舊法的規定雖然立意較好，但在當時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平政院只有一所，設於京城，而我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這些都使這一立法精神更加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新法的規定更具現實主義，但是，訴訟中的辯論原則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便於讓行政法院中的評事更准確地了解案件事實真相及訴訟當事人所持理由的充分與否，有利於行政法院作出正確的裁判，況且，行政訴訟原為人民因各級政府的違法處分致損害其權利，不服再訴願時之特別救濟程序，也可以說是人民權益的特別保障法，行政法院有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功能，對於人民權利之存否，關系至為重要，如側重書面調查和審理，不重視（或不經過）言辭辯論，存在的弊端更加明顯，公平的判決自然難以作出。而且，行政法院成立數十年間，皆以書狀審理，未曾認定有必要或准許當事人之聲請而舉行言辭辯論，使第16條但書部分的規定，形同具文，這是與現代各國訴訟法發展的潮流相違背的 [52]。

總之，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訴訟制度從立法上說，雖仍然沿襲傳統，更多地體現了與奧地利、日本的某些制度的相似性，但同時又有許多創新，這些創新有些是受隨時代發展國際新立法潮流的影響，有些則是結合平政院的實踐和國情所作的調整（有些調整體現了倒退）。立法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是比較多的，這既有主觀上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因素。這些法律頒布以後，直至1949年一直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行政訴訟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不過其間作了一些修改，但只是枝節的改動，沒有大規模的更張。事實上，這些法律在我國的台灣地區一直實施至今，只是對它們進行了更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由於這已超出本論題范圍，故在此恕不展開

❷ 我國是在什麼時期開始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

行政訴訟制度自1914年在有著長期專制統治傳統的中華古國嘗試建立已有80多年的歷史。
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時間段中，行政訴訟制度的命運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劇變遷而變化。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由於缺乏法治成長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文化基礎及和平環境，行政訴訟制度只能作為一個紙面上的法存在，並未發揮多少實在的功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2.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和依政策治國觀念的束縛，行政訴訟制度沒有得到重視。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市民社會在國家之外逐漸得以發育，個人獲得越來越多的自主空間，要求國家保護其利益的願望愈益強烈，權利意識大為增強。而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強調黨政分工和國家機關之間的合理分工，為司法機關監督行政機關掃清了體制障礙。行政訴訟制度的基礎從多方面得以奠定。
1989年4月，在此前所頒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訴訟的單行法律、法規以及行政審判實踐的基礎上，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行政訴訟法》，並於1989年10月1日起開始施行。行政訴訟法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行政訴訟制度最終得以確立並走向成熟，是社會主義中國民主法治建設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誠如有學者指出的，在中華民族近兩千年的成文法歷史中，在中國法律現代化的進程中，該法的頒行意味著「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的開始。

❸ 我國是否建立行政法院制度

只是改革方向，還沒有具體規定。

❹ 法國的行政法院由什麼組成

法國行政法院沿革
作者：張海斌
法國是「行政法之父」，是現代行政法的發源地。法國行政法的發展是隨著行政法院的產生與完善而逐漸成熟的。因此，對法國行政法院的沿革進行必要的梳理，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現代行政法的價值和精神。

眾所周知，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法國的行政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而代表司法權的普通法院則掌握在封建貴族手中，兩者之間芥蒂頗深，相互抵牾。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資產階級掌握的政府頒布了許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律，但這些法律的執行往往受到代表封建勢力法院的故意阻撓和破壞，因此，為規避干涉起見，資產階級以「三權分立」為理論武器，在 1790年8月制憲會議上制定了關於司法組織的法律規定：「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不同，現在和將來永遠分離，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擾行政機關活動，也不得因其職務上的原因，將行政官員傳喚到庭，違者以瀆職罪論」。自此，普通法院便喪失了行政審判的權力。

雖然在大革命時期，制憲會議禁止了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權力。但是在禁止以後的十年內，並沒有考慮設立一個行政法院來專門管轄行政訴訟。法國公民對於行政行為的申訴，主要由被訴行政主體的上級機關受理，而最終的裁判權屬於國家元首。因此，這個時期雖然存在行政救濟，但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訴訟尚未產生。拿破崙上台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於 1799年通過憲法，決定設立國家參事院（即現在的最高行政法院）。國家參事院除了起草和審查法律外，還受理公民對於行政機關的申訴案件。但是，由於參事院的裁決必須以國家元首名義作出，此時行政裁判權仍由國家元首保留著。普法戰爭後，國家參事院一度被取消，但1872年即被恢復。同時規定，國家參事院以法國人民的名義行使行政審判的權力。據此，行政審判權不再是法國國家元首保留的權力，國家參事院在法律上成為了最高行政法院。後來根據1872年的法律，又成立了一個許可權爭議法庭，專門裁決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之間的許可權爭議。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於 1799年國家參事院的設立，並沒有取消部長對行政案件的裁決權。因此在當時，除非法律規定可以直接向國家參事院起訴，一切行政案件必須先由部長裁決，不服部長裁決，當事人才可以向國家參事院起訴。此即所謂「部長法官制」。1889年12月，最高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卡多案件的判決里，正式否定了部長法官制，規定當事人不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可以直接向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起訴。自此，總體意義上的法國行政法院制度才正式形成，從而奠定了世界上最為典型的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並立的二元司法制度。

❺ 行政訴訟制度的理論基礎

行政訴訟（亦或司法審查）制度，乃藉助於一種國家權力（司法權）對另一種國家權力（行政權）施以監督，其方式是審理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行政機關間存在的糾紛和爭議，目的在於矯正行政機關的不法行為，進而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正當權益。這樣的制度既非在人類歷史伊始就存在的，也不是在某年月日一下子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類社會長期演進的結果。具體到目前確立這種制度的各個國家，也是經歷不同的演進過程而達致的。其間，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地理環境、戰爭、跨國界交往等等各種各樣因素，都在其中發揮著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梳理清晰的作用。然而，無論國家、地區間差異有多大，行政訴訟制度至少需要建立在人權理論、法治理論和權力分立與制衡理論基礎之上。若無這些理論作為支撐，很難想像為什麼要建構之。盡管各國在其特殊歷史積淀、傳承的影響下，對人權、法治、權力分立與制衡有著不同的理解，制度上因此也有不同的反映，但是，這些理論的基本要義仍然是各國所公認的。

1．人權理論。人權，雖然是一個舶來於西方世界的概念，但這絲毫不影響人權保障作為人類各種制度普遍追求的理想所具有的吸引力。同樣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確實曾經對早期自詡弘揚人權的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導致人的異化進行過批評，可其目標也是希望實現人的真正解放。目前，人權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如各種權利之間的關系和權利等級序列問題），決定了各國在如何具體地建構相應的制度以實現人權這一問題上，難免存在差異，而且，還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權保障可以說是接近完美的、更不必言完美了。然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畢竟都已經承認人類社會有基本的人權標准、人權具有規范其制度建設的作用。1949年以來，我國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確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目前也已經加入了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在內的17項國際人權公約。1997年10月，我國政府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2月28日第9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已經批准），1998年10月，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尚未批准）。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在具體的、漸進的制度建構上，切實體現人權理論和切實履行一國政府的國際承諾義務，而不是糾纏所謂的人權是否具有普適性。當然，人權受到侵犯的事例，有可能發生在個人與個人、組織之間，也有可能發生在個人、組織與政府之間。人權理論對這兩個領域存在的侵犯威脅都給予了關注，但其更加關注後者，因為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普遍共存一個現象，即個人、組織在受到政府侵權的時候是極為弱小、無助的，若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給予充分的救濟，人權就無保障可言。行政訴訟（亦或司法審查），就是人權保障制度之一種。這一點也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條所明確承認，即行政訴訟法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2．法治理論。與人權理論並行、且為一個國家法律制度充分保障人權提供規范性原則的是法治理論。法治是一個其內涵在歷史上不斷衍變的概念，而且，不同國家或地區甚至同一國家或地區的不同學者，對法治具體內涵的概括也有差異。但是，古希臘先賢亞里斯多德所提法治的兩個基本要素，還是得到普遍的認同： 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
如果在人權理論暢行的時代來詮釋亞里斯多德法治觀的話，那麼，「良好的法律」至少是尊重和保護人權的（何為良法，實際上還有別的判斷標准）。這就意味著，無論立法機關的制定法律，還是當代行政國家無處不在的行政立法，都應至少符合該要求。不過，相對而言，這是一個人類所欲追求、但也引發諸多困難的要求，而「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則是一個更易操作、實踐的要求。在此要求之下，不僅個人、組織必須守法，更為關鍵的是政府機關必須依法行使其掌握的權力。暫且拋開法律法規本身是否良好的難題，對於行政機關而言，無論是其制定普遍適用的規范性文件的活動，還是其執行法律法規、就特定事項、特定個人和組織作出具體決定的活動，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合法合理地進行。行政機關作出任何違反法律法規的行政行為，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是最低限度的「法律獲得普遍服從」的應有之義。我國1982年憲法第5條確認了這一法治要求：「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1999年憲法修正案又在該條上增加了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因此，建立行政訴訟制度，通過法院對行政爭議的審理，監督行政機關使其在法律框架內活動，也是法治理論的體現。

3．權力分立與制衡理論。權力分立與制衡理論本身並不應該被貼上過於僵化的意識形態標簽，因為沒有人可以否認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那句名言的真理性，「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必須承認，任何以權力分立與制衡理論為基礎而設置的制度，在實際運作中，並不能實現理論倡導者所想像的國家權力嚴格劃分以及完全真正的制衡。但是，權力與制衡理論，同人權理論、法治理論以及其他具有規范意義的理論或原則一樣，都不可能完全成為現實，而我們卻不能因此就拒斥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放棄追求。畢竟，存在一個差強人意的制度，總比沒有這樣的制度要好。而且，權力分立與制衡，並不是為了分工而分工、為了制衡而制衡，其實際上是人權保障、法治實現的前提之一。可以設想，在行政法層面上，沒有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沒有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監督行政機關實施法律的情況，又何以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盡可能少地侵犯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何以保證受到違法行政侵權的個人和組織獲得充分的救濟。我國憲法在規定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其他機關的許可權時，實際上就隱含了權力分立和制衡的理念。行政訴訟制度則是將此理念進一步具體化，這也可以從行政訴訟法第1條所謂「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之立法宗旨窺知。

❻ 如何設計行政訴訟管轄制度才能確保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

《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一條原則，真正落實起來還是頗有難度的，僅從管轄角度進行制度設計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可能確保獨立審判。但作為一種討論，倒是可以的。

現行的行政訴訟，一般地域管轄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則，實質上將行政權與審判權緊緊拴在了一起，法院很難避開與自己有切身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人大、黨委的非法干擾， 為了避免司法地方化，有必要順應行政訴訟的立法原旨，逐步抬升原告的弱勢地位，徹底摒棄民事案件的傳統管轄理念，阻斷行政權及其他權力對行政審判權的影響，最大限度地平衡訴訟程序中原、被告雙方的地位和利益，使之趨於更加的平等。

一、「被告就原告」確立為行政訴訟特有原則，同時賦予原告起訴的選擇權

在行政訴訟中確立「被告就原告」原則，有助於彌補行政訴訟當事人地位失衡狀態。可以賦予原告選擇原告所在地法院和其他與行政行為發生地有關聯的法院進行訴訟。

二、建立行政訴訟異地審判制度

司法實踐證明，法院審理以本轄區內行政機關為被告的案件，確實難以保證獨立、公正審判，有時根本就不敢立案。「異地審判」制度就是針對原告與被告在同一法院轄區很難確保中立裁判的案件，原告或基層法院可以申請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級人民法院管轄或由其指定最鄰近區域的法院管轄的制度。

三、確立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制度

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具有超脫地方黨委、政府及基層行政機關控制的地位，可以減少制約，作出比較公正的判決。這既具有一定的現實法律基礎，在目前也較為具備可行性、容易實行。

四、構建跨行政區域的司法區域，從根本上改革管轄制度

應當通過改革法院設立體制，設置不同於行政區域的司法區域，將法院轄區轉變為跨行政區域設置，組建可以超越地方利益的最高法院、大區法院、基層法院，從而將司法權與行政權以及同級立法權完全分割開來，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擾機制，使司法機關徹底擺脫對區域黨政機關的人事和財產依附關系，有效地防範司法權的地方化，保障司法獨立，克服司法地方保護主義。

❼ 建立行政訴訟制度對於搞好行政管理有何重要意義

行政訴訟制度對行政管理的保障和促進作用
行政訴訟法是為了規范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規定製定的法律。
行政訴訟法是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和行政訴訟參加人（原告、被告、代理人等）進行訴訟活動必須遵守的准則。它規定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方面的法律規范和行政訴訟參加人行使權利、承擔義務的各種法律規范，是現代國家據以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法律依據。該法的頒布與實施, 對於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受政府機關和國家行政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行為的侵犯, 維護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促進政府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軌道, 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個重大發展；人們普遍地把這部法律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它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為了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 使廣大人民能夠有秩序地生產、生活、工作、學習, 不但需要賦予政府充分的行政管理權, 而且, 還要使他們能夠有效的依法行使職權。否則, 便不能使政府有效的進行行政管理, 維護各方面的社會秩序, 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也就從根本上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為了實現維護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一目的, 首先，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機關對特定對象而作出的各種行政處理決定，即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管理權, 進行行政管理活動。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 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所作的行政處理決定, 依據的證據確實、充分, 認定的事實清楚, 適用的法律、法規准確, 正確的確定了作為行政爭議一方當事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權利義務關系的, 應作出判決, 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維持行政機關的原行政處理決定。這就使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的效力得到了司法確認。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 任何人不得改變或撤銷該行政行為。其次, 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 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或者依法強制執行。這一規定彌補了我國現在有些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理決定後, 行政機關本身沒有執行權的不足, 使運用司法權來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權力得以充分實現。
行政訴訟制度維護行政機關依法行夜職權, 對於搞好行政管理工作,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有利於排除行政障礙, 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管理活動中, 常因被管理者與行政管理機關發生行政爭議而使行政機關無法開展正常的工作, 影響了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進行. 現在行政訴訟法把這種爭議納入法律的軌道, 創造了及時、公正解決爭議的前提, 提供了行政機關排除這種障礙的有效手段, 避免一些行政爭議久拖不決, 妨礙行政機關工作效率的發揮& 二是有利於確立行政機關的權威, 強化行政管理。行政機關是我國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 應當是「銳話有人聽, 辦事能兌現。」 但是, 由於我國過去不少行政法規沒有賦予行政機關有強制執行的權利。因此, 當行政機關依照這些祛規作出各種處理決定, 而被管理的相對人扣不執行時, 行政機關就會感到束手無策, 發生「 行政危機」 。現在, 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從而位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能夠得到切寡的執行, 強化了行政管理, 增加了行政機頭的權威性。三是促進政府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軌這從國家機關分工來說, 依照我國憲祛規定, 行政機關是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依照憲法與法律規定, 制定與執行行政法規, 依法進行各方面的行政管理是它的主要職責但是, 由於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工作主要只該按政策辦事, 不講或者不強調依法辦事, 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設, 較長時期未能提上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由於行政管理的需要, 雖然也制定了不少行政法規, 但由於人們普遍缺乏行政法制觀念, 不理解依法行政的重要意義, 因而, 在政府工作中, 嚴謹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出現。
行政訴訟法的頒行. 由於它具有監督行政機關依法村政這一特點, 對千克服這些現象, 促進政府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軌道,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 將促進加快行政立法的步伐。行政訴訟法的頒行, 使法院有可能對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這就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活動, 要有法律、法規的依據。其次, 促進行政機關努力改善執法活動, 提高執法水平. 行政訴訟制度的建立, 使行政機關不依法行政的違法行為有可能被告到法院, 為了盡可能避免出現這種情況, 行政機關就必須理解和把握行政法規的精神實質, 學會運用行政法規的手段調整好國家與公民, 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權利義務關系。行政訴訟法的頒行、將從根本上改變行政機關只按政策辦事而不管法律的傳統觀念。
行政訴訟制度所確立的「民告官」制度、行政糾紛司法解決機制和中國特色的司法審查制度,對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產生了巨大推進作用,對推動近20年的行政法制度轉型、促進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設,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對消解行政專斷、化解社會糾紛、緩解官民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產生了一定的效應。因此,行政訴訟法應當被看作是一部推進人權保障和法治進步的基本法律,並且它所體現的法律思想和制度精神以及由其衍生出來的權力制約、人權保障等行政法原則,還會繼續規約著行政法制的發展方向和實質內涵。

❽ 為什麼要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體系，能夠有效地解決行政審判組織和管轄制度中存在的問題。行政法院的設立，有利於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有利於促進司法審判區與行政管理區的有限分離，促進司法審判權得到相對公正地行使，確保司法獨立，排除外界因素對審判工作的干擾；也有利於確保行政審判工作的穩定，提高行政法官的專業素養。
根據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我國行政法院體制可以由最高行政法院、高級行政法院和普通行政法院組成。最高行政法院和高級行政法院的法官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直接任命，而普通行政法院法官由本院院長提名後，提請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避免地方政府對於人事任免的干預。對於高級行政法院的設置，要打破行政區劃的地域限制，而以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人口數量、案件數量等）為標准，劃定高級行政法院的管轄范圍。此外，對於高級行政法院的數量也要加以嚴格限制，過多則易造成管轄區域過小，浪費司法資源；過少則不利於案件的及時解決，降低辦案效率。對於普通行政法院的設立、管轄也可延續高級行政法院的模式，但由於大部分第一審行政案件是由縣級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作為被告的，因而可以考慮適當增加普通行政法院的數量。
設立我國的行政法院，〔[10]〕絕非生搬硬套，而是要在本土化的制度背景之下，最大限度地發揮行政法院法官的獨立性和專業性。所以，從獨立性確立的角度來看，要做到行政法院的獨立，就要從人事權、財政權兩大源頭進行合理布局，完全排除來自各級行政機關的干擾；〔[11]〕此外，還要建立完善的行政法院法官責任追究機制。為避免司法地方化現象，防止地方保護主義，行政法院系統的所有財政經費都應當由中央財政直接編制、撥付，最高行政法院統籌全國行政法院的人事任命、財政支付等事宜，避免地方政府在人事、財政問題上對行政法院指手畫腳，排除來自各級行政機關的干擾。此外，廢除不同等級法院之間帶有行政色彩的上下級關系，兩者之間應建立純粹的業務關系，使法院內部各人員之間僅僅存在行政級別上的差異，不再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對於行政法官的來源、數量也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高標准、嚴要求。
總而言之，我國司法改革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大多是由司法區域與行政區域高度吻合的制度設計而引起的。因此，《決定》提出建立與行政區域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使得司法權能夠擺脫當地行政區域內的諸多消極因素的干擾。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真諦在於促使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由於我國司法管理體制種種弊端的存在，司法管理體制受制於各級地方政府，使得我國審判工作的開展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有利於確保人民法院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保障國家法制統一的正確實施，保證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行司法區域與行政區域相分離的司法管理體制。因而在司法實踐中，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

❾ 行政訴訟的制度

1、選擇復議原則
2、審查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原則
3、具體行政行為不因訴訟而停止執行原則
4、不適用調解原則
5、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則
6、司法變更權有限原則 西方國家的行政訴訟制度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在普通法院以外單獨設立與之平行的專職受理行政訴訟的行政法院。法國行政法院屬行政系統。行政訴訟有：①越權訴訟。公民和社會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行為損害其權利和利益時，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有權撤銷違法的行政行為。②損害賠償訴訟，又稱完全管轄范圍內訴訟。行政法院有權判決行政機關對受到損害的公民和社會組織給予賠償。法國的行政法院在判決時所依據的主要是判例。仿效法國行政訴訟模式的國家還有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土耳其、希臘、埃及等。
另一種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由普通法院根據受到行政機關不法行為侵害的利益關系人的申請，對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稱為司法審查。審查的主要根據是越權無效原則。在英國，
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一樣,都由普通法院管轄,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一般訴訟原則和程序也適用於行政訴訟。司法審查通常依據普通法上的各種令狀：提審令、執行令、禁止令和人身保護狀。在同一個程序中，原告可以申請任何一個或幾個令狀。根據1947年的《王權訴訟法》，對行政機關違反契約行為和違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按一般行政責任法的規則賠償。仿效英國採取普通法院制的國家有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阿根廷等。 中國行政訴訟制度可追溯到1914年3月31日中華民國政府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和 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錄例》。這些法令規定採取平行於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制。1932年11月17日公布的
《行政訴訟法》與《行政法院組織法》沒有改變此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廢除了上述法統。從1950年開始，有個別法律法規規定，發生行政爭議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沒有形成制度。1982年10月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3條第2款規定：法律規定由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適用本法規定。1987年1月1日起生效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治安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訴。1989年4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進一步使行政訴訟制度化。

❿ 行政訴訟制度的簡介

在中國，行政訴訟與刑事訴訟、民事訴訟並稱為三大訴訟，是國家訴訟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是行政法制監督的一種特殊形式。
行政訴訟作為一種獨立的訴訟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產物，並隨著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建立而逐步發展。由於各國社會制度和法制傳統不同，世界各國對於行政訴訟機構的設置、職權范圍和程序制度等的規定不盡相同。 西方國家的行政訴訟制度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在普通法院以外單獨設立與之平行的專職受理行政訴訟的行政法院。法國行政法院屬行政系統。行政訴訟有：①越權訴訟。公民和社會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行為損害其權利和利益時，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有權撤銷違法的行政行為。②損害賠償訴訟，又稱完全管轄范圍內訴訟。行政法院有權判決行政機關對受到損害的公民和社會組織給予賠償。法國的行政法院在判決時所依據的主要是判例。仿效法國行政訴訟模式的國家還有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土耳其、希臘、埃及等。
另一種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由普通法院根據受到行政機關不法行為侵害的利益關系人的申請，對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稱為司法審查。審查的主要根據是越權無效原則。在英國，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一樣,都由普通法院管轄,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一般訴訟原則和程序也適用於行政訴訟。司法審查通常依據普通法上的各種令狀：提審令、執行令、禁止令和人身保護狀。在同一個程序中，原告可以申請任何一個或幾個令狀。根據1947年的《王權訴訟法》，對行政機關違反契約行為和違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按一般行政責任法的規則賠償。仿效英國採取普通法院制的國家有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阿根廷等。 中國行政訴訟制度可追溯到1914年3月31日 中華民國政府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和 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錄例》。這些法令規定採取平行於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制。1932年11月17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與《行政法院組織法》沒有改變此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廢除了上述法統。從1950年開始，有個別法律法規規定，發生行政爭議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沒有形成制度。1982年10月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3條第2款規定：法律規定由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適用本法規定。1987年1月1日起生效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治安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訴。1989年4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進一步使行政訴訟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