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對證據制度的最新修改及其意義

㈠ 為什麼要修改刑事訴訟法有什麼政治意義（或作用），有什麼重要性

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必要性
刑事訴訟法是規范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法律。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於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進行了修正。實踐證明，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總體上是科學的、合理的。刑事訴訟法修改16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在刑事犯罪方面也出現了新的情況，有必要在認真梳理代表議案、深入總結實踐經驗、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按照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對刑事訴訟法予以修改完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修改刑事訴訟法是進一步加強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需要。當前，在懲罰犯罪工作中面臨許多新的情況，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和人民群眾法制觀念的增強，對維護司法公正和保護公民權利提出了更高要求。各方面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十分關注。本屆以來，全國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個代表團提出相關議案81件。司法機關和其他方面也在不斷提出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建議。迫切需要通過完善刑事訴訟程序，進一步保障司法機關准確及時懲罰犯罪，保護公民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

各方面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十分關注。本屆以來，全國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個代表團提出相關議案81件。司法機關和其他方面也在不斷提出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建議。迫切需要通過完善刑事訴訟程序，進一步保障司法機關准確及時懲罰犯罪，保護公民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

修改刑事訴訟法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嚴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種類和手段出現了新的變化，這些都對我國社會管理提出了嚴峻挑戰.通過刑事訴訟准確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對於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適時修改刑事訴訟法，著力保障公共安全，著力化解社會矛盾，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對於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具有重要意義。

修改刑事訴訟法是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需要。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是中央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進一步規范司法行為，推進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貫徹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要求的具體舉措。

㈡ 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強制措施等方面增加有關保護人權的規定的修改怎樣體現了司法獨立的要求

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是西方國家司法制度的第一大特點，主張司法權必須同行政權和立法權分立，非經司法機關，非經正當司法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 「司法獨立」源於資產階級的分權學說，從歷史上看，它的提出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它是新興資產階級為對抗封建帝王的專制統治，特別是反對專制君主控制司法機關，隨意逮捕、審訊甚至處死臣民而進行的一種抗爭，是資產階級反對王權專橫暴戾統治的一面大旗。

㈢ 求：《刑事訴訟法》中關於非法證據的最新修改內容

按相關法律規定，刑事訴訟法中關於非法證據的相關規定：
相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九十五條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採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願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
認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應當綜合考慮收集物證、書證違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等情況。
第九十六條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第九十七條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副本時，應當告知其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提出，但在庭審期間才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第九十八條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在開庭前及時將申請書或者申請筆錄及相關線索、材料的復製件送交人民檢察院。
第九十九條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人民檢察院可以通過出示有關證據材料等方式，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說明。
第一百條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庭應當進行審查。經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進行調查；沒有疑問的，應當當庭說明情況和理由，繼續法庭審理。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以相同理由再次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庭不再進行審查。
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根據具體情況，可以在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後進行，也可以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並進行。
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不符合本解釋第九十七條規定的，應當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並進行審查，並決定是否進行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
第一百零一條法庭決定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的，可以由公訴人通過出示、宣讀訊問筆錄或者其他證據，有針對性地播放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提請法庭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等方式，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
公訴人提交的取證過程合法的說明材料，應當經有關偵查人員簽名，並加蓋公章。未經有關偵查人員簽名的，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上述說明材料不能單獨作為證明取證過程合法的根據。
第一百零二條經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排除。
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後，應當將調查結論告知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
第一百零三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
（一）第一審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沒有審查，且以該證據作為定案根據的；
（二）人民檢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審人民法院作出的有關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結論，提出抗訴、上訴的；
（三）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在第一審結束後才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申請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證據的。

㈣ 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重新界定對司法有何意義

此次修改，對證據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重點。除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化證人出庭和保護制度等以外，對於證據概念的重新定義，則「牽一發而動全身」，它標志著證據觀念的根本轉變，即由過去的實質證據觀轉向形式證據觀，這對於整個證據制度的完善來說，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證據概念的重新定義
二、形式證據觀下證據屬性的再認識
三、證據種類及其規范性表達
四、新證據觀念下的事實認定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了兩個證據規則，即第五十條中的口供自願性規則，第五十四條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口供自願性規則體現的是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基本精神，核心要旨在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願性，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是為了遏制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取證行為。上述兩個證據規則的目的都是為了防止因刑訊逼供而發生的冤假錯案，人民法院為了保障人權和程序公正，可以確認某一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從而拒絕將其作為定罪的依據，這極大加強了證據在刑事證明和訴訟程序中的重量。而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一次在我國引入了對證據合法性的裁判程序，將證據資格與證明標准、證明責任和證明程序聯系在一起，充分體現了證據、證明與證明規則之間的密切關系。

㈤ 論文題目：刑事訴訟法中證據制度的修改及評析。求文本文檔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和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形成後，本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證據制度方面，應堅持實事求是，充分考慮我國的基本國情，特別是應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內容予以合理吸收和採納，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一、設計理念的三個「相結合」首先為了有效的實現保障人權的理念，明確地吸收「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證據規則;就應根據懲治犯罪的需要，賦予追訴機關一系列的特殊偵查手段和措施;就應賦予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權地位和權利。其次，要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相結合。要避免過去「超職權主義」模式下的「程序工具主義」所導致的程序虛無主義。實體公正主要是要求准確認定犯罪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使案件作出公正處理;程序公正主要是要求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案、取證合法、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等;而程序公正本身就直接體現著民主、法治、人權和文明的精神。正是因為程序公正的實現，實體公正才能真正凸顯「案結事了」的實質意義。目前存在的突出的實踐問題依舊是「重實體、輕程序」，應當進一步確定程序法定原則、證明責任、證明標准等制度。堅決防止為了所謂的迅速「破案」違反法定程序，不擇手段地「發現」事實和打擊犯罪。再次，要堅持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相結合。只有做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才能防止冤枉無辜的現象，才能樹立國家的司法權威，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而要讓案件證據達到確實充分，就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原則、質證原則和交叉詢問方式，對所認定事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程度。二、證據應從「事實說」走向「材料說」由於理論界對於「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這一定義在邏輯上的質疑，如果證據必須都是「真實的」，不真實的「事實」不屬於證據;那麼，一是通過何種方式或渠道才能知道或確定某一「案情」是真實的還是不真實的不得而知;二是既然證據是「真實的」，為何還要「查證屬實」，二者之間的邏輯順序應當如何演進;三是證據與「定案根據」兩個概念間的種屬關系應做如何理解。而證據的「材料說」則很好的解決這一邏輯悖論。首先，「證據材料」可以真，也可以假，真實的證據材料可以證實案件事實，而假的證據材料則可予以排除;其次，從證據種類的角度來看，作為證據材料的一種，鑒定只能是一種「意見」，而非「結論」，鑒定意見可以真也可以假，而不應稱其為「結論」越俎代庖取代或否定法官的認證;再次，證據材料經「查證屬實」到「定案根據」符合正常的邏輯法則和經驗法則;最後，程序上只有「用於」證明案件的材料才可稱為證據，不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只是「材料」，並非證據，即證據材料只有經過嚴格證明和質證，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三、證明責任的強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貫穿整個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的一條金線就是：主張者必須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否則要承擔舉證不力的法律後果。如果在審判結束後，沒有能夠滿足這一要求，即說明控方沒有能夠證明被告人犯罪，被告人就有被宣告無罪的權利。不能因為被告人沒有抗辯，或者抗辯證據不足，或者根本沒有抗辯證據，而證明負擔轉由被告人承擔。辯方如果在法庭上行使辯護權，提供證據證明其無罪或罪輕，這是其享有的基本辯護權利，而不是法定的舉證義務。這就要求在制度上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證明責任分配的目的在於，通過控方提供證據，使得法官內心確信控方的主張是真實可信的。當然，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來承擔。四、證據規則的法定化首先，應當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這就要求嚴禁司法人員為了達到破案的目的，採取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司法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要求偵查機關的訊問方式正當、合法、文明、人道，並且可以採取全程錄音錄像的方式進行訊問;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夠處於正常的陳述環境，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和必要的休息時間和擴大非羈押措施的適用;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要求在陳述之前有被充分地告知有罪陳述可能導致的不利後果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這就要求作為訴訟主體依法享有辯護權等廣泛的訴訟權利並受法律保障。其次，應當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取證問題在任何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下都可能發生，而設立排除規則的目的旨在排除通過酷刑等手段獲取的不可采證據，從性質上屬於針對濫用偵查權的一種程序性制裁措施，從而使得證據的取得方法的正當性決定證據可采性有了實質性的程序意義。我國在法律上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沒有單獨適用非法證據排除的司法程序。《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機關、程序、後果和措施。建議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時能夠予以合理的吸收並可稍作擴大解釋，不應僅限於審判階段，而應將排除規則的適用期間向前延伸至偵查階段，對於在偵查階段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的依據;對於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檢察機關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法庭上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控方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如果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處理。以保障任何人，特別是被追訴人所應當享有的基本人權，並抑制將來違法取證行為的發生，維護程序法治與正當程序價值。五、證明標準的具體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的規定，我國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該證明標準是對定案證據充足度在宏觀上的要求，如何具體把握和認定什麼是「清楚」、「確實」、「充分」，並沒有具體地說明，《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對於「證據確實、充分」這一證明標准作了詳細規定：「(1)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2)每一個定案的證據均已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3)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4)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5)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為唯一結論。」上述幾項具體條件充分體現了證據裁判原則、程序法定原則、質證原則、邏輯法則、經驗法則、排除合理懷疑標准等基本的證據法原理，應當將該證明標准具體化的合理成分納入到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當中，並將其作相關調整後，作為一般原則性條款來規范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的認定。六、證人的保障機制依照質證原理，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雙方當事人展開質證，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等都要出庭接受對方當事人的交叉詢問。通過交叉詢問，才能攻訐對方證據的弱點或缺陷。而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證人極少出庭作證已是公開的事實，證人不出庭作證顯然使得庭審流於形式。為了保證證人毫無顧慮的參與庭審，必須制訂相關的保護措施來保障和促進證人出庭作證，如不公開證人的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遮身不遮音」的方式作證;庭審期間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對於證人因出庭所造成的交通費、住宿費等予以解決;對於證人在訴訟期間請求予以保護，公檢法機關應依法採取保護措施等等。

㈥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介紹

新刑事訴訟法共計修改二十三處，具體內容主要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內犯罪案件容的處理;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時的程序規則;補充了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舉幾條：一、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二、將第十八條改為第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三、將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

㈦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證據概念和種類是如何規定的

根據新刑訴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內。
包括：
（一）物證；容
（二）書證；
（三）證人證言；
（四）被害人陳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六）鑒定意見；
（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
（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㈧ 刑事訴訟法修改了什麼

一、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可以委託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同時增加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有利於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對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和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經偵查機關批准。修訂後的《律師法》作了不同的規定，規定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並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就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在審判階段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後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
為了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職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於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

1、採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

2、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

3、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

4、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

5、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

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四、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木製度，對於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同時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作了規定。為從制度上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後，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同時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並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五、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於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 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 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於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訴訟法》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鑒定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的保護力度。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增加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所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
上述規定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不僅是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對於打擊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
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聾、啞、盲人的，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訴訟法將這個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提供辯護。這項規定將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這些修改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七、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行案件的繁簡分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適當調整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公訴案件和對自訴案件的簡易程序。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新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對於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同時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新刑事訴訟法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於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實踐中存在通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由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規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情況,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不得加重刑罰作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
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嚴格規范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嚴格規范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准和及時收監的程序，為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並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機關提出書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