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學律師
Ⅰ 「反削20年前班主任」的男子出獄了嗎
「反削20年前班主任」的男子於今日（6月19日）出獄了。
6月19日上午，紅星新聞記者從「20年後學生當街毆打老師案」當事人常某堯父親常先生處獲悉，常某堯已經刑滿釋放。「准備在酒店換洗換洗然後回家。」常先生說，接下來的事情等安頓好再做打算。
隨後，常某堯走出賓館接受采訪稱，他意識到此前打老師這種以暴制暴的方式是不對的，希望以後做什麼事情不要沖動，遇到事情多想一想。對於以後的打算，常某堯稱，准備先回家看看奶奶，然後好好做生意，多賺點錢。
(1)王殿學律師擴展閱讀
律師表示20年後打老師對於尊重老師的社會美德是一種挑戰：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殿學對此案背後的社會心理進行了分析。他表示，20年後打老師會給一般人的社會心理造成震撼，對於尊重老師的社會美德是一種挑戰。
王殿學認為，判決書中所說的「情節惡劣」，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五項規定，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破壞社會秩序，嚴重影響他人的工作、生活、生產、經營的，屬於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第一、二項規定的「情節惡劣」。
「打人視頻的傳播是案情的關鍵。」王殿學表示，判決書中，張林曾對自己被學生毆打表示難堪，而視頻的廣泛傳播加重了這點。「打老師是尋釁滋事行為，但如果沒有網傳，我覺得不一定能構成罪。」
Ⅱ 「無證收購玉米案」,王力軍非法經營罪，一審請了假律師，是怎麼回事
根據公開的報道，王力軍收購玉米案，一審的確是委託了假律師，不存在的律師，不存在的律師事務所，一審法院對律師身份的審查失職。
冒充律師，代理案件，收取費用，這是刑事詐騙案，當事人可以報案，並依法追究冒充者的刑事責任。也可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冒充者的法律責任，因為無代理資質，無代理許可權，而冒充者本身代理的案件就是非法經營罪，這是極大的諷刺。
關於真假律師判斷，法律工作者判斷，簡要回答如下：
律師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執業范圍是全國，民商事刑事案件代理，可以在律師當地的省司法廳和省律師協會官網查詢和核實。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服務所工作，執業范圍是所在區縣，只能代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也不能跨區跨縣執業，更不能跨市跨省執業，可以在律師當地的省司法廳和省律師協會官網查詢和核實。
附：
「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回溯： 查不到的律師和律所_新聞頻道_東方頭條
巴彥淖爾市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二所與臨河區法院僅一條馬路之隔，王力軍在這里找了自己的一審辯護律師。（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現在回想起來，王力軍只記得王潤生說過：無意識犯罪。「他基本上就說了這5個字，花了5000塊錢就買了這5個字。」
山東省司法廳官網查詢結果顯示，並無「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也無「王潤生」律師。司法廳稱，官網是實時更新的。
王潤生回應稱，律所為什麼查不到，他不清楚；至於他本人的律師執業證，或許因為注冊晚了，「把我漏報了，沒有上網」。
2017年2月13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中級法院再審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案」。控辯雙方均主張王力軍無罪，法庭決定將擇日宣判。
2016年4月15日，巴彥淖爾市臨河區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王力軍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並處罰金二萬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適用法律錯誤為由，發出再審指令。
再審現場坐滿了前來旁聽的人大代表和記者。王潤生沒出現。作為一審辯護人，他為王力軍做有罪但罪輕的辯護。但此後，王潤生連王力軍的電話也找不到了。
在一審判決書中，王潤生是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簡稱「青銀所」）律師。此外，他還有另一重身份：巴彥淖爾市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二所（簡稱「二所」）主任、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省司法廳官網查詢，結果顯示：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不存在；在山東省司法廳注冊的律師中，也沒人叫王潤生。
執業時，律師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最大差異，就是後者不能以辯護人身份參與刑事案件。「無證收購玉米案」，是一起刑案。
王力軍找到王潤生是2016年春天，案子已由檢察院移送法院。一直自信無證收購玉米「不算個事」的王力軍，拿到開庭通知後，從臨河區法院出來直奔二所。
與附近其他幾家法律服務所相比，二所的位置最好，就在臨河法院對面，只隔一條馬路。牆上的公示欄顯示，該所有十幾名工作人員。王潤生的名字在第一排第一個，職務為「主任」。
接待王力軍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員。交了100塊咨詢費，王力軍被告知，如果認定非法經營罪，可能會被判三到五年，還有一至五倍罰金。聽說可能要坐牢，王力軍決定請個律師——二所主任王潤生。
據二所一名工作人員介紹，所里接的案子以民事居多，刑事一年只有幾件。王潤生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收案有明確統一的收費標准：民事案件收取標的額的4%；刑事案件，公安、檢察院、法院每階段各5000元
。
剛借錢交完6000元違法所得、5000元保釋金，5000元的律師費在王力軍眼裡不是個小數目。但陪他同去的女兒不肯省這筆錢。她在西安工作，是一本大學的畢業生。
王潤生掏出律師執業證讓父女倆看，兩人隨便一瞥，也沒拿在手裡細瞧。王潤生的律師執業證顯示，他是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的專職律師。
交了錢，雙方簽了刑事辯護委託書，但這份協議王潤生似乎沒給王力軍留底。「我把所有跟案子有關的東西都放在一起，但都沒有這份協議。」王力軍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一疊訴訟文件，其中就有與兩名再審律師簽
訂的委託代理協議。
南方周末記者從其他渠道了解到，王力軍與王潤生的刑事辯護委託書上不僅有二人簽名，而且按著王力軍的手印，加蓋了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的公章。
依照刑事案件程序，律師出庭前要向法院提交三樣東西：與當事人簽訂的刑事辯護委託書、律師執業證、律所出具的刑事辯護出庭函。
王潤生提交的刑事辯護出庭函內，抬頭為臨河區法院，落款為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並加蓋公章，右上角還有「【青銀刑字第201600293】」字樣。
到法院調卷後，王潤生很快有了判斷：「我第一反應是，整個案子的偵查情況比較模糊，21萬的非法經營數額不太清楚。別的沒有疑點。」
在王潤生看來，這樣的案子並不復雜，偵查機關早把各種證據准備好了，非常清晰，自己不用再去調查取證。他甚至在開庭前就預測出了一審結果。因為王力軍收購的玉米都賣給了糧庫、澱粉廠等正規銷售渠道，「
沒有賣到黑道上」，非法經營數額雖然高達21萬，但實際獲利只有6000元，「所以我預計他能判緩刑」。
王力軍從王潤生處也曾得到同樣的信息：你這個罪名應該能認定，我不可能承諾給你辯得無罪，只能給你爭取緩刑。
根據臨河區法院筆錄，2016年4月5日一個多小時的一審庭審中，辯護人王潤生的話很少。他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異議，法庭調查時無發問，對公訴人出示的十多組證據無異議，辯方也無證據出示。
質證時，公訴人提到臨河區糧食局、臨河區工商分局開具的王力軍無經營資質證明時，王力軍忍不住說道：「我沒有辦證資格，只有固定場所才給辦證。」辯護人王潤生依然無異議。
法庭辯論階段，辯護人王潤生說得也不多。他說：「被告人是無意中觸犯了刑法，不是故意犯罪，犯罪後主動投案自首，有自首情節，收購的玉米都賣給了正規渠道，獲利數額較小，請求法院從輕判處。」
當被問到有無新的辯論意見時，辯護人王潤生又說：「王力軍無意識犯罪，希望法庭從輕處罰。」
現在回想起來，王力軍只記得王潤生說過：無意識犯罪。「他基本上就說了這5個字，花了5000塊錢就買了這5個字。」
「無證收購玉米案」曝光後，引起輿論強烈關注，尤其是質疑糧食收購資格審批和市場經濟下的管制。
2017年2月13日的再審，是另一種場面。辯護人是從北京來的律師王殿學、張雪峰，兩人自願為王力軍提供法律援助。律師對檢方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提出多次質疑。比如，王力軍親戚楊某認為王的行為屬於犯罪的
證言，律師認為這與本案無關。
「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回溯： 查不到的律師和律所
2017-02-16 10:19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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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根據的是《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而該條例在2016年2月進行了修訂，不再要求農民個人必須取得糧食收購資格。」王殿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記者在二所的辦公室里與王潤生進行了一番對話。當記者提到一審開庭前《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已修訂時，王潤生反問：那是判決以後的事情了吧？
「修訂是在開庭前兩個月，你當初想過從這個角度給王力軍辯護嗎？」
「我想過，我也說過。法官不採納。」
「別人收糧食咋沒事，別人大部分都有證，或者掛靠在某一個有糧食經營許可證的公司。」王潤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法律上來說我不能做無罪辯護吧？《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在那放著呢，還有法律規定，所以
我只能做罪輕辯護。就這么簡單。最後給他判了緩刑。」
一審時，王力軍的一切訴求就是不進監獄，讓他能夠回家種地。王潤生說，王力軍對緩刑的結果很滿意，沒有上訴。但最高法院經過審查後，指令再審。王殿學認為，最高法院主動要求再審的情況十分罕見。
王力軍說：現在才知道我這就不應該判有罪。要是早知道，我就上訴了。
王潤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是青島人，青島大學法律系畢業；在青島的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內蒙古巴彥淖爾市148法律服務二所兩頭兼職。據他介紹，青銀所有十幾名律師。
中國裁判文書網共收錄「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律師參與代理、辯護的12件案件，其中，內蒙古9件、甘肅2件、福建1件，裁判起止時間為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上述青銀所參與的案件，全部由王潤生、陳正勃代理。裁判文書網上查不到該所其他律師代理的案件。
王潤生以青銀所律師身份出現了9次，某交通肇事案為刑事案件，其他皆為民事案件。陳正勃以青銀所律師身份出現了3次。
王潤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二所十幾名工作人員中，有三名律師，除了自己，還有王飛、鄔瑞。巧合的是，二所也有一名工作人員叫做陳正勃。南方周末記者詢問陳正勃是否也為青銀所律師，王潤生給予了肯定的答
復。
律師執業證顯示，2015年5月18日山東省司法廳向王潤生發證。據他介紹，2001年他從山東到內蒙，一直在做律師的行當，2002年取得律師資格。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省司法廳官網「山東省司法行政網」上查詢，結果顯示並無「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
記者再分別輸入王潤生的姓名、律師執業證號、法律執業資格或律師資格證號，均顯示「暫無符合條件的數據」。陳正勃的信息同樣查不到。
但若換成其他山東律師，只需輸入姓名、證件號等任一項，即可顯示結果。即便是2016年因故未通過年檢的律師，也能查到相關信息。
內蒙古司法廳官網也查不到王潤生與陳正勃兩名律師。
對此，王潤生回應稱，律所為什麼查不到，他不清楚。至於他本人的律師執業證，或許因為2016年回山東注冊時因事耽擱了，「原本應該5月注冊，我7月才去，已經注冊完了。可能因為這個把我漏報了，沒有上網。
」
王潤生還說，「他（陳正勃）估計現在也查不到，他和我一塊去注冊的，也是注冊晚的。注冊得晚，估計系統就不報了。」
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山東高院的關系向山東省司法廳查詢，得到的結果也是，沒有「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沒有律師王潤生、陳正勃。記者又通過青島市司法局的內部渠道查詢顯示，查不到青銀所。
對於是否存在系統登記疏漏的情況，南方周末特約撰稿人向山東省律師協會考核監督部咨詢，答復是：不可能。只要他拿了執業證，司法行政網上肯定就有他的登記。
山東省司法廳律師管理處資質管理科給南方周末記者的答復是：山東省司法行政網是實時更新的，如果在這個網上查不到，那就可能沒有這個人。
該查詢系統還提示，2009年全國統一換發律師證後，執業證號以「137」號段開頭；此前的「150」號段執業證號不作為律師身份的證明，致電才可查詢。王潤生的執業證號為「137」號段。
一名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巴彥淖爾市磴口縣法院的工作人員曾告訴他，網上查不到青銀所，「但這么長時間了，一直沒人把它當事」。
二所與臨河法院不過幾十米遠。王潤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與「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的兩名法官都相識，「有時候他們法院印不了東西，偶爾過來印印東西」。
2016年7月，「無證收購玉米案」經媒體報道引發全國熱議。王潤生當時還很納悶：咋就傳出去了？他為此問過法官，法官說，案子被法院當做典型案例上網做了宣傳。「後來又再審，我感覺他（法官）這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裁判文書網顯示，王潤生還以巴彥淖爾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二所法律服務工作者身份，在內蒙古代理民事、行政案件33件，判決起止時間為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
從時間上看，王潤生交互使用著律師、法律工作者兩個身份。
對於專職律師是否可以在法律服務所任職，上述山東省司法廳及律協兩機構的答復一致：不行。「專職就是這個意思，要不怎麼叫專職律師呢？」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簡稱「法工」）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萌芽、80年代發展起來的職業。彼時，中國的律師制度尚不完善，律師奇缺，為了填補農村、城鎮的法律服務空白，一支特殊的法律人隊伍建立起來。
「他們是特殊年代的產物，」巴彥淖爾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法工都是退休的公檢法人員，而最近十幾年，過司法考試的做律師去了，有些歲數大的干不動了，巴彥淖爾的法工只出不進越來
越少，現在還有一百多人。
沒有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工，多在基層法律服務所、鄉鎮法律服務所或司法所執業，手裡拿的是《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
據上述工作人員介紹，與律師相比，法工執業受到三大限制：只能接當地人的案子，「好比你是臨河的法律工作者，當事人必須也是臨河的」；報酬標准參照司法部針對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規則，與律師收費完全不同
；不能從事刑事辯護。
然而，三條老規矩，有兩條早已被時代淘汰。比如，法工的收費標准已突破司法部的硬性規定，「不然連調查取證、開庭的車馬費都不夠」；實際接案時，也會有人打破地域方面的限制，基本沒什麼人會管。
唯一剩下的，便是不能為刑事被告人辯護。上述工作人員說：這是一刀切，絕對不允許，只有律師才能接刑案。
盡管如此，南方周末記者還是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到了兩份刑事判決書，陝西丹鳳縣、貴州黎平縣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分別成為故意傷害案、危險駕駛案中被告人的辯護人。
會不會是當地律師稀缺由法工頂上？上述工作人員解釋，如果某個地方律師特別稀缺，國家會調配一部分律師去進行法律援助。這樣的事，巴彥淖爾就有過，從市區臨河調律師到相對偏遠的烏拉特中旗接案。
在臨河法院旁邊、二所斜對面，還有另外幾家法律服務所。一個房間里，一名四五十歲的女性法工正為來訪者解答與離婚相關的問題。她的名片上印著「法律本科」及資格證號。
當南方周末記者詢問，這是什麼資格證號時，她說，「就是我們工作用的證」。那是律師？「不是，我們和律師的區別就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至於是否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等，她隻字未提。
在許多法律專業人士眼中，法工的地位非常尷尬，「只能吃律師吃剩下的」。尤其在城市，提到法律、打官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律師。
「大概90%的人不知道還有法律工作者這么個職業，」上述巴彥淖爾市司法局工作人員說，他們碩果僅存的服務市場，絕大部分都在農村、鄉鎮等地區。
因為「無證收購玉米案」，眾多媒體趕來采訪王潤生。「記者來都是先找我，再找他（王力軍）」。不過，他曾拒絕了內蒙古電視台的采訪；當一名報社記者希望與他合影時，他同樣婉拒，「我不想出名，我就是平
民老百姓出什麼名？我就想平凡地生活。」
（南方周末實習生席莉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Ⅲ 判刑了還可以翻案不
當然可以翻案，案件審結後，無論是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只要有證據證明系冤假錯案，都可以向上級法院或檢察院申請啟動司法審判監督程度，要求再審。准確地說，這個程序不叫翻案，這是案子走到生效判決後的一個處置方法，法律術語叫申訴。
只要是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以前的判決的依據是錯誤的，那麼申訴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申訴成功的表現形式或無罪，或減刑）。與二審終審制度不同，再審是一種審判監督的機制一般來說，三大類案件的審判，如果確系冤假錯案，那麼當事人都有權主張自己合法權益。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
第五章審判監督程序
第二百五十二條
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
第二百五十三條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
（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
（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四）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
（五）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3)王殿學律師擴展閱讀：
冤假錯案翻案案例：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改判聶樹斌無罪。法槌落下，沉冤21年的聶樹斌終於得到昭雪。在庄嚴的法庭上，72歲的聶母張煥枝泣不成聲。
「我等這個無罪判決等太久了，我很滿意這個結果，可我兒子再也回不來了，我很想他。」張煥枝說。21年來，為了給兒子討回清白，她四處奔波碰壁，但始終沒有放棄。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司法系統依法糾正包括聶樹斌案在內的重大冤假錯案34件，涉及54名當事人，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遲到的無罪判決，雖飽含辛酸，但令人欣慰。
「我們看到了國家糾正冤假錯案的決心和司法改革的成效，希望類似的悲劇不再發生。」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殿學說。
如何建立起依法糾正和從嚴防範冤假錯案的訴訟制度和工作機制，讓正義不再遲到，已經成為司法界和社會各界關注的一項重大課題。
Ⅳ 張志超申請780萬國家賠償具體是怎麼回事
6月1日，記者從張志超案代理律師、北京市大禹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李遜處獲悉，6月1日下午，北京市大禹律師事務所律師袁楓、陳曦為張志超向山東臨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遞交國家賠償申請，請求申請國家賠償總計788.9萬。李遜告訴記者，張志超申請的國家賠償，其中包括人身自由賠償金188.9萬元 和精神損害賠償金600萬元。
對於申請788萬余元國家賠償，張志超對界面新聞稱，雖然看上去是一筆巨款，但他相信沒有人願意用15年的青春去交換。據張志超介紹，由於在監獄期間長期勞作，做縫紉機活，導致他頸椎、腰椎變形，出獄之後曾暈倒過兩次，目前仍在進行葯物治療。
(4)王殿學律師擴展閱讀：
張志超回顧
2005年1月10日清晨，山東省臨沭縣第二中學一名女生在校突然失蹤。一個月後，該女生的屍體在學校一男生洗刷間被發現。經臨沭縣公安局偵查，認定該校時年不滿16歲的高一學生張志超強奸殺人。2006年3月，張志超以強奸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張志超的同學王廣超因犯包庇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張志超在服刑期間一直堅稱自己無罪。申訴被屢次駁回後，2017年11月16日，最高法經審查作出再審決定，認定被告人張某超強奸致人死亡、另一被告人王某超對其包庇的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再審。
張志超案再審的代理律師王殿學此前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最高法作出再審決定的關鍵，在於此案存在諸多疑點。該案不僅物證稀缺、口供矛盾，證據上也有種種漏洞，且在偵查階段，張志超是在遭遇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有罪供述。
經過六次延期之後，2019年12月5日，張志超涉奸殺案再審一案在淄博市中院開庭審理。公訴方山東省檢察院在庭審中稱，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建議山東高院依法改判張志超無罪。
2020年1月13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淄博市中院對張志超案再審宣判，撤銷此前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判決張志超、王廣超無罪。
Ⅳ ,兄弟之間的詐騙案拆了以後還可以翻案嗎
當然可以翻案，案件審結後，無論是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只要有證據證明系冤假錯案，都可以向上級法院或檢察院申請啟動司法審判監督程度，要求再審。准確地說，這個程序不叫翻案，這是案子走到生效判決後的一個處置方法，法律術語叫申訴。
只要是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以前的判決的依據是錯誤的，那麼申訴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申訴成功的表現形式或無罪，或減刑）。與二審終審制度不同，再審是一種審判監督的機制一般來說，三大類案件的審判，如果確系冤假錯案，那麼當事人都有權主張自己合法權益。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
第五章審判監督程序
第二百五十二條
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
第二百五十三條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
（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
（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四）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
（五）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5)王殿學律師擴展閱讀：
冤假錯案翻案案例：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改判聶樹斌無罪。法槌落下，沉冤21年的聶樹斌終於得到昭雪。在庄嚴的法庭上，72歲的聶母張煥枝泣不成聲。
「我等這個無罪判決等太久了，我很滿意這個結果，可我兒子再也回不來了，我很想他。」張煥枝說。21年來，為了給兒子討回清白，她四處奔波碰壁，但始終沒有放棄。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司法系統依法糾正包括聶樹斌案在內的重大冤假錯案34件，涉及54名當事人，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遲到的無罪判決，雖飽含辛酸，但令人欣慰。
「我們看到了國家糾正冤假錯案的決心和司法改革的成效，希望類似的悲劇不再發生。」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殿學說。
如何建立起依法糾正和從嚴防範冤假錯案的訴訟制度和工作機制，讓正義不再遲到，已經成為司法界和社會各界關注的一項重大課題。
Ⅵ 提起37億國家賠償，這"黑老大"要幹啥
5月22日消息，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袁誠家、謝艷敏向遼寧省公安廳申請國家賠償37.3億元案又有新進展，5月19日，代理律師向媒體證實，遼寧省公安廳在5月18日發出了受理通知書。袁成家、謝艷敏憑什麼向遼寧省公安廳提出如此巨額的國家賠償？有什麼依據？袁誠家 袁誠家曾先後擔任過本溪市政協委員和鞍山市人大代表，2014年1月24日袁誠家因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6項罪名，被營口中院判處有期徒刑20年，他的妻子謝艷敏也獲刑3年5個月。法院還判決追繳、沒收該組織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包括20多家企業，企業賬戶內的存款和企業車輛30台。2015年11月24日，遼寧高院終審維持袁誠家等人的量刑，同時判決對袁誠家被查扣的部分財產予以返還。袁誠家的代理律師王殿學告訴記者，袁誠家、謝艷敏申請國家賠償的依據就是法院的判決。一審法院營口中院還有二審法院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袁誠家的個人財產、投資款還有17家企業，不屬於跟黑社會相關的財產，應該予以返還。返還資產也是國家賠償法規定的國家賠償的一種形式，國家賠償法規定，違法的查封、扣押、凍結是應該予以賠償的。王殿學說，申請人已經收到了遼寧省公安廳發出的「遼公賠受字[2017]001號」國家賠償申請受理通知書。「5月15日去遼寧省公安廳遞交的國家賠償申請，5月18日遼寧省公安廳通知已經正式立案，5月19日我們拿到了正式立案的通知。」遼寧高院判決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明袁誠家的17家企業及其企業賬戶資金等，用於違法犯罪活動及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具有關聯性，將這些企業及企業賬戶資金、車輛及凍結資金、其他資金部分予以追繳、沒收不當，判決由查封、扣押、凍結機關依法返還。判決還認為應返還袁誠家家人名下，以及非企業名下的財物返還入股銀行股金，返還袁誠家2003年黑社會組織成立前已經擁有的2000萬元資產等。袁誠家夫婦憑什麼提出37.3億的國家賠償申請，另一位代理律師張雪峰說，包括四部分內容。遼寧省公安廳查封、扣押、凍結5.3億元現金，現已返還3億多，未返還的有1.5億；第二部分是遼寧省公安廳非法處置的17家企業，及其於2010年11月至2017年5月期間正常經營所產生的收益26億元；第三部分是袁誠家投資銀行籌集款2.8億元及其0.97億元的收益；第四部分是遼寧省公安廳在偵查階段非法查封、扣押、凍結的袁誠家整個家庭的手錶、金條、書畫、工藝品、玉擺件、茅台酒等物品。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發布，緊接著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意見，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依法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工作，之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意見，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權司法保護。可見，加強產權司法保護已經被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在推進。針對近年來對民營企業家違法採取強制措施，對民營企業的資產違法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時有發生，最高法的《意見》要求一定要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圍、法定的對象、法定的程序查封、扣押、凍結；要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同時遵循責任自負原則。最高法研究室主任顏茂昆指出，個人違法的，不能牽連企業；企業違法的，不能牽連個人財產，處理違法所得也不能牽連合法財產。個人違法的不能牽連家庭成員的合法財產。總之，不能牽連無關者，不能株連無辜者。《意見》要求，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當作刑事犯罪處理。顏茂昆指出，對於法律界限不明、罪與非罪不清的，司法機關應該嚴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則、疑罪從無原則，對這種行為依法宣告無罪，堅決防止造成冤錯案件。針對產權保護的薄弱環節和突出問題，最高檢的《意見》突出了打擊的重點。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春指出，《意見》明確要求依法從嚴懲處發生在國企國資改革、農村產權流轉交易過程中導致國有、集體資產嚴重流失的職務犯罪，依法從嚴懲處以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商業賄賂、虛假訴訟、強迫交易等不法手段破壞市場公平營商環境，侵犯各類主體財產權的犯罪，突出打擊鏈條式、產業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等。
Ⅶ 為何於歡「不存在防衛緊迫性」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於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於被害人存在過錯，且於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於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民警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Ⅷ 張志超申請780萬國家賠償是真的嗎
張志超申請780萬國家賠償是真的。今年兩會被寫入「兩高」報告的張志超今天正式申請國家賠償，金額為788.9萬余元。他的國家賠償申請書已於今天下午遞交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
他提出的788萬余元國家賠償申請，包括5449天的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1889440.75元，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600萬元。他的代理律師袁楓對記者說，張志超還請求原辦案機關通過《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媒體公開賠禮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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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經過：
2005年1月10日清晨，山東省臨沭縣第二中學一名女生在校突然失蹤。一個月後，該女生的屍體在學校一男生洗刷間被發現。經臨沭縣公安局偵查，認定該校時年不滿16歲的高一學生張志超強奸殺人。2006年3月，張志超以強奸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張志超的同學王廣超因犯包庇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張志超在服刑期間一直堅稱自己無罪。申訴被屢次駁回後，2017年11月16日，最高法經審查作出再審決定，認定被告人張某超強奸致人死亡、另一被告人王某超對其包庇的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再審。
張志超案再審的代理律師王殿學此前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最高法做出再審決定的關鍵，在於此案存在諸多疑點。該案不僅物證稀缺、口供矛盾，證據上也有種種漏洞，且在偵查階段，張志超是在遭遇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有罪供述。
經過六次延期之後，2019年12月5日，張志超涉奸殺案再審一案在淄博市中院開庭審理。公訴方山東省檢察院在庭審中稱，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建議山東高院依法改判張志超無罪。
Ⅸ 於歡刺殺辱母者時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2016年4月14日，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10多人的催債隊伍多次騷擾蘇銀霞的工廠，辱罵、毆打蘇銀霞。案發前一天，吳學佔在蘇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其還錢。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並沒有得到幫助 。
催債的手段升級，蘇銀霞和兒子於歡，連同一名職工，被帶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債人員圍堵並控制了他們三人。其間，催債人員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並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他母親嘴上，甚至故意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
催債人員杜志浩甚至脫下褲子，露出下體，侮辱蘇銀霞，令於歡瀕臨崩潰。外面路過的工人看到這一幕，讓於歡的姑媽於秀榮報警。
警察接警後到接待室，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看到警察要離開，報警的於秀榮拉住一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於秀榮在後來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被催債人員控制的於歡看到警察要走，情緒崩潰，站起來試圖沖到屋外喚回警察，被催債人員攔住。混亂中，於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時就醫導致失血性休剋死亡，另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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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的觀點看，於歡刺殺催債人的確觸犯了法律。畢竟在現代社會，用暴力剝奪他人生命屬於政治不正確的行為。然而，於歡這種「政治不正確」，卻被社會大眾高度認同。因為在大眾潛意識里，除了「政治正確」，還有一種「自然正確」。
從本質上而言，於歡的行為屬於血親復仇。自原始社會以來，人類以血緣為紐帶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氏族。對於所有氏族成員來說，他們彼此之間不僅是共同生活、戰斗的夥伴，同時也是血脈相連的親人。
所以某一氏族成員受外敵侵害時，其他氏族成員都有義務為他復仇。所以從原始時期起，為血親復仇便成了一種天然的「正確」，並且這種「正確」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進入文明社會後，雖然國家機器初具雛形，法律剛剛被建立，然而血親復仇在某種程度上仍被國家和社會所默許。在極為重視家庭倫理的中國，血親復仇更是被高度認同。
子夏曾問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簡單翻譯過來就是，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必須要和仇人干到底。
在這種復仇精神的感召下，使得中國血親復仇的案例數不勝數。對於這些復仇者的行為，中國人大多持贊賞的態度。
西方法律體系逐漸取代中華傳統法律。失去了宗法體制、儒家思想保護的血親復仇，從此時起才真正變得「政治上不正確」。但即便如此，作為「自然正確」的血親復仇卻仍然保持有強大的慣性，並且一直持續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