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治權力

⑴ 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可以請律師這個自由的嗎

可以請律師。獲得來律師辯護是犯源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不能被剝奪。
剝奪政治權利中的政治權利是指（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的權利；（三）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四）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

⑵ 被拘留期間享有什麼權利

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間不涉及剝奪政治權利的問題，原來享有選舉權和被選內舉權的人，仍容然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63條的規定，如果司法警官有理由懷疑某人已經或試圖進行犯罪，出於偵查的需要，可以將該人刑事拘留。 拘留的期限一般是24小時，經共和國檢察官同意可以延長至48小時甚至更長。

另外， 警察決定拘留某人時，必須立即通過被拘留人理解的語言，告知被拘留人享有的如下權利，這意味著如果被拘留的人不會講法語，警察應該通過翻譯告知這些權利：

-從拘留一開始，警察必須告知被拘留人犯罪行為的性質。

-被拘留人一般有權通過電話通知其家人或其他親屬或其僱主。如果警察不同意被拘留人通知以上人，必須立即告知共和國檢察官。

-被拘留人有權要求醫生對他進行檢查。一般來檢查的醫生是警察局的醫生，而且是免費的。

-從拘留一開始，被拘留人有權要求見自己的律師或國家指定的免費律師。在一般情況下，沒有紙張的人不大可能隨身帶著自己律師的聯系方式。但是，被拘留的人完全有權利要求自拘留一開始與國家指定的免費律師見面。被拘留人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⑶ 判決書下來律師不給最後一頁給家屬看是怎麼回事，各種理由不給看！！犯人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一

不正常。你堅決要求他把判決書完整的拿給你。看看他到底在隱瞞什麼？作為律師，我希望這個行業能得到社會的尊重，大家的信任，所以對於這類可能涉及違背職業道德的事，持堅決反對的態度。

⑷ 論律師在征查階段的地位和作用

你的問題應當是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地位和作用！！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該規定改變了舊《刑事訴訟法》中律師只能在審判階段參與訴訟的做法，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至偵查階段。它曾被認為是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得到強化、律師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的標志。然而，從近幾年的司法實踐看，律師在偵查階段代為申訴、控告及申請取保候審權形同虛設。律師的會見難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律師會見時偵查機關派員在場嚴重妨礙著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達。偵查機關侵犯律師、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事件屢屢發生，導致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數量的急劇下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狀況面臨巨大損害和危機。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律師權利缺乏司法保障，控辯雙方地位嚴重失衡和偵查機關不履行義務沒有相應的制裁措施。

一、 該規范缺乏對律師權利實現的司法保障機制

任何權利都是一種使他人負有義務的能力，賦予了一種對他人的強制力量。而這種強制必須以國家的司法保障為前提，沒有司法的保障就沒有權利的實現。為保障公民權的實現，現代法治對權力的行使採取了限制的辦法。因為「每一個有權力的人都趨於濫用權力，而且還趨於把權力用至極限。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① 為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不受偵查機關的侵犯，西方國家的法律規定了偵查機關對公民實施人身強制措施時應當接受司法審查的制度。在英國警察進行無司法令狀逮捕後，一般應在24小時內移交治安法院。在日本，無證逮捕或收到嫌疑人後至請求法官批准羈押的時限總計不得超過72小時。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不得制定取消司法裁判而剝奪人民私權及公權之法律。比利時憲法第七條規定：「人身自由應受保證。除現行犯外，任何人非有裁判官發出的命令，不受逮捕。此項命令必須於逮捕時或至少24小時內宣示。」德國、波蘭、西班牙、希臘等其憲法中亦規定被監禁者應於24小時內移交法庭審問或規定一定時日內予以釋放或改為司法監禁，並應通知之，使其答辯。另外，我國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第6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時，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24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者其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24小時內提審。」 對偵查機關人身強制措施的司法審查，實質上是對犯罪嫌疑人答辯及律師代為申訴、控告和申請取保候審之理由能否成立的審查。只要律師的主張成立，就一定能夠得到中立的司法裁判的支持。同時，任何權利的實現都有期限性，權利實現若無期限等於沒有權利。而司法審查機制的確立為律師權利的實現提供了確定的期間（該期限為犯罪嫌疑人被採取人身強制措施至對該措施的司法審查結束），避免了律師權利實現在時限上的障礙。因此，司法審查的確立是律師權利實現的保障。

司法審查機制的確立，不僅是法治的產物，也是訴訟本身的要求。偵查機關對公民實施人身強制措施，律師對該強制措施提出異議，進行申訴、控告和申請取保候審，這實質上是一種利益爭議。有爭議就應有訴訟；有訴訟就應有超越當事人和當事人利益的司法裁決機制。這是利益平衡的要求。

我國雖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確定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但作為普通法的刑事訴訟法並未體現法治的內容和要求。我國刑事偵查權的行使仍是偵查任意主義原則，對公民人身強制措施如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拘留的實施完全由偵查機關根據案件需要自由決定，不接受司法審查。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逮捕雖要經檢察機關批准，但這種審查屬於行政審查，而不是司法審查。司法權具有中立性特點，而檢察機關對批捕案件的審查完全是站在國家一方的角度考慮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有逮捕必要、提起公訴時控方的證據和主張能否被法院所採納，並不考慮偵查機關和犯罪嫌疑人利益的平衡。更何況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批捕權也完全是自己決定，並不接受法官的監督。同時，我國雖將偵查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一部分，但在國家和公民利益沖突發生的最初、最激烈的這一階段卻沒有司法裁決機制，這就導致了律師代為申訴、控告、申請取保候審權利的行使缺乏專門的受理機構，權利的實現缺乏強制性和時限性。犯罪嫌疑人、律師與偵查機關的利益難以得到平衡。而沒有利益的平衡，就沒有正義的存在；沒有正義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權利的實現。

二、 控辯雙方地位的嚴重失衡是導致律師權利無法實現的直接原因

律師權利的實現不僅要有司法機制的保障，還應有控辯雙方平等法律地位的確立，若雙方地位不平等，便無權利可言，只會導致一方對另一方的暴力。該96條不僅未依法治原則對偵查機關的權力進行限制，反而賦予了偵查機關對律師權利行使的審定權，這種讓偵查機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既當當事人，又當法官的做法，違背了「任何人不得在自己案件中擔任法官，相反在自己案件中擔任法官是非法的。」② 「任何人均不能作為其本人或者與其本人有任何關系或者本人有所偏私一類案件的裁判者。」③ 「不允許任何個人同時是法官和當事人。」④ 等法律格言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導致了控辯雙方地位的嚴重失衡，律師既缺乏對行政權力的對抗，又要受行政權力的制約，這就使得律師權利的規定成為虛設。

由於控辯失衡，導致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應享有的主要權利沒有設定，已設定的權利缺乏實效。1、為追求控辯平衡，國家有偵查權，犯罪嫌疑人應有調查權，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並未賦予律師辯護人的法律地位和律師應有的調查權。2、律師在行使代理、申訴、控告和申請取保候審權時，偵查機關不是不答復，便是無端排斥律師意見，這就導致了《刑事訴訟法》執行中的四大問題之一—超期羈押（另三個問題是刑訊逼供、律師被迫害、執行過程中減刑假釋的濫用）。有的未決犯被羈押幾年，甚至十幾年。3、律師有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但律師會見難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律師在偵查中的會見權被偵查機關以種種理由推脫而無法得以實現。律師在偵查階段見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情況絕不是少數。制度的缺陷導致了律師甚至律師事務所對辦理刑事案件的抵觸。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師幫助是衡量一國人權狀況優劣的標志。而我國偵查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數沒有律師的幫助，而且這個比例會愈來愈高。4、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派員在場，嚴重妨礙了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達。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明確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人應有充分的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延遲的、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的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的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該規定作為人類共有的法律文化成果，在我國卻得不到絲毫的執行。

該96條之規定導致控辯雙方地位失衡的原因和體現主要是：1、在權力和法律二者關繫上，強調權力至上。當國家和公民利益發生沖突時，尋求控辯平衡的有效手段就是通過法律限制國家權力。我們卻將法律視為實現權力的工具，而未將其界定為約束權力，實現公平和正義的源頭。這就導致了偵查機關強制措施的實施不僅缺乏司法審查，而且缺乏對該措施嚴格的適用條件，導致偵查權的行使任意性。這種權力不受法律嚴格制約的作法，必然導致控辯地位的失衡。2、在權力和權利發生沖突時，主張權力優先。這主要體現在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和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時律師不得介入；律師的代為申訴、控告和申請取保候審權只能向偵查機關提出；對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要經偵查機關的批准和同意；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偵查機關可以派員在場；律師會見涉及國家秘密的犯罪嫌疑人，應經偵查機關批准。這很明顯已將行政權力凌駕於公民權利之上，違背了現代法治所要求的權利優先的基本原則。「在很大程度上講，正是因為法治保護私人公民以對抗行政機構侵入私域這種日益發展的趨向，所以法治才在當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義。」 ⑤ 權利只受法律的約束，而不應受權力的限制。3、在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片面強調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觀念，追求司法的最大效率。然而「一項法規如果只想為公共利益服務，卻拒絕為個人利益作任何辯護，那他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獲得法之名分。」⑥ 且「最大效率意味著最多的司法暴行」⑦ 因為正當法律程序保護的核心是個人和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 4『、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 條根本未將犯罪嫌疑人作為訴訟主體對待，而是作為訴訟的對象和打擊的目標。這就導致為犯罪嫌疑人服務的律師也不可能取得訴訟主體的法律地位。如果一項制度不將人作為主體對待，便無所謂人的權利。更談不上權力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平衡。「如果一個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結果，而不關注人權，那麼它就有可能導致獨裁和壓迫。」⑧

三、該規范缺乏對偵查人員不履行義務的制裁措施

任何一個法律規范都是由兩部分構成即行為模式和後果。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是以他人履行一定的義務為前提，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義務性法律規范的後果就是制裁措施，只有輔之以制裁措施，義務性法律規范才能得到切實的履行。只有義務的履行才能保證權利的實現。可以說，制裁措施是法律規范的核心，沒有制裁措施就沒有法律規范。制裁的目的就是在於保證法律的遵守與執行。埃德溫帕特森認為：「每一種法律在某種意義上都具有一種法律制裁形式，而且制裁是每一法律體系和每一項法律規定的必要特徵。」 喬治奧·德爾·韋基奧稱「哪裡沒有強制力，哪裡就沒有法律。」⑨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律師代為申訴、控告、申請取保候審和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都是建立在偵查機關履行相應義務的基礎上。但《刑事訴訟法》並沒對偵查機關不履行義務應承擔的法律後果作出規范。因而隨之出現的律師會見難問題也就不足為奇。為解決這一問題，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規定：「……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不能以偵查過程中需要保密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該規定看似對偵查機關安排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作出了強硬規定，但並未為解決律師會見難問題帶來任何生機，因為該規范在設計時仍未制定不履行義務時要承擔的法律後果。制裁應存在於一切義務性法律規范之中，公民不履行義務要受制裁，偵查人員不履行其義務，妨礙公民權利行使的，同樣應受制裁。作為權利的救濟方法，這在歐美有關國家法律中早有規定。該規定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對主管官吏科以罰金，再犯則加倍處罰，並褫奪其官職。此項罰金則由被害人承受之，此乃英國出庭法所明定；二是論以私擅監禁之罪、並賠償被害人一切損失，為希臘憲法所規定；三是概括規定應負一定責任。如西班牙、墨西哥憲法。制裁是法律的生命，沒有制裁就沒有權利的保障。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雖然加強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可以介入訴訟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並進一步明確和強化了律師在各個訴訟階段的訴訟權利,但是,比較而言,我國現行立法仍存在以下不足:
1,立法歧視的存在.刑事訴訟法第38條規定律師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刑法第306條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這種對律師單獨規定罪名的做法在世界各國的立法中非常少見的.因為在訴訟中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控辯雙方都可能發生.這種歧視性規定的存在,在實踐中,給一些公安,司法機關濫用權力,為其在實體辯護失利或失勢情況下對辯護律師進行職業報復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說,正是這些規定的存在,才使一些律師認為"刑事辯護危險"而不願接受委託.
2,對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的限制過多.表現在:(1)辯護律師自行取證之限制.現行法律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可以介入訴訟,但是偵查階段的律師參與訴訟只能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幫助,根本沒有收集材料,調查取證的權利.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法律雖然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請律師為其辯護,律師可以向證人,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但法律同時又規定,向證人或者其他單位和個人收集材料必須經這些人同意,向被害人或其近親屬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材料時,除經過這些人的同意外,還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許可.這意味著律師以辯護人的身份收集證據時,一旦上述人員不同意或司法機關不許可,辯護律師的這項權利便函無法實現.(2)請求取證之限制.現行法律規定,辯護律師自己無法收集證據時,可以申請檢察院,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如果辯護律師認為屬於案件需要而檢察院,法院不"認為有需要",律師便無法取得這些證據.(3)閱卷之限制.根據現行法律規定,辯護律師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案件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但並非全部材料.即使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後,也只能看到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其他證據材料卻無法看到.

⑸ 律師是干什麼的有什麼權力嗎

律師不同於古來代的訟師、狀師自。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
就「律師」的屬性而言，包括：其一，具有一定法律知識，按現行《律師法》之規定，是具有「高等院校法律本科以上學歷」之法律知識或「高等院校其他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具有法律知識」；其二，經國家「司法考試合格」，取得資格；其三，經國家司法行政部門批准，取得執業證書；其四，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並以此為職業。
因此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的性質就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為職業的法律服務工作者。

權利：

中國《律師法》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了律師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內容和范圍：
（一）擔任法律顧問；
（二）擔任訴訟代理人；
（三）擔任刑事辯護人；
（四）擔任非訴訟代理，參與調解和仲裁；
（五）解答法律咨詢，代寫法律文書等，以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

⑹ 中國律師起什麼作用

（一）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在我國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具有明確的規定，即法律規定和保護的當事人應當享有的權利和利益，對於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權利，律師應當堅決維護，對於某些法律沒有明確的權利，只要不是法律禁止和限制的，律師也要盡力維護。而且當事人合法權益一旦受到侵害，維護的方式與途徑也多種多樣，既可以通過協商解決，或第三人調解解決，也可以通過國家公共救濟的方式解決。但必須注意的是，維護的首先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不是非法權益，即使是實施了非法行為的人的合法權益，律師也應當予以維護；其次維護的合法權益必須是當事人或與當事人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系的合法權益，如與當事人無關，則不是律師應盡的責任范圍。
（二）維護民權，制約國家權力與政府權力
律師是其客戶的代言人，代表民眾的利益，因而是與公共權利相「對抗」的，尤其表現在刑事訴訟中。因為國家與政府權力的膨脹與濫用導致對其限製成了一個重大課題，國家權力濫用可能比個人的危害更大，這就是為什麼在刑訴中控制國家權力，如刑訴中的排除合理懷疑以證明標准與無理由地拒絕陪審團人員的制度，證據排除規則等，這體現了對政府權力制約和對個人權力尊重的價值觀念。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完美無缺的。
（三）、維護法治統一
但是，應該看到，法治也是有其缺陷的，明顯的例子，就是法治社會建立在依照法律有良好的可預期性基礎上，即使過去存在的規則統治將來的生活，這樣可能產生法律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情形；而如果法律頻頻修改的話，又往往會減弱法律的權威性，因為權威恰恰是建立在不變的基礎上。這些就出現了法律的穩定與社會的日新月異的變化間的矛盾，而正是這一矛盾表明了一個社會是法制社會。我思考了一下我國古代社會的「法治」，其最大問題是法治不統一，包括空間維度和時間為維度上的不統一，充滿了個別主義，每個案有每個案的判決方式。因而法律的確定性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是不存在的，一個人的利益受保護程度與其個人身份實力有關，惡霸橫行成了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正式的法律不足以平等地恆定地保護人民的權益。另一方面，法治的統一性取決於司法過程中的制約，使法官不能隨心所欲的判決。這背後蘊藏著知識的制約，法官受到律師的制約。我國的法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律師有義務促進和維護法治的統一。
（四）增進「法律共同體」的團結,3、促進社會民主法制建設。.
我們知道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採取各種方式促進法律共同體的團結，如統一的法律教育與訓練背景，而我國的法學教育層次繁多，甚至法官的任命不需要法學教育，我認為最大的根源是選任上的的混亂。另外，國外的三種法律職業都需要需過統一的考試，且有研修過程使大家都經歷和體會三種職業，這樣三種職業的團結強化了。美國和香港等地一般做法法官是做律師的頂峰，有利於法官拒賄，制約律師耍花招。有效的在知識上引導訴訟，且法官更理解這個制度和律師的行為，這也有利於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團結。

⑺ 英國律師的權利和義務

舊題新說：如何保障辯護律師的權利

2003年9月27日至日，由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攜手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聯合主辦、《中國律師》雜志社協辦的中英「辯護律師權利保障與證據開示」案例研討會在京召開。英方參會的法律專家羅伯特·西布魯克先生（Robert Seabrook 王室法律顧問）、布魯斯·豪爾德先生（Bruce Houlder 王室法律顧問）和 羅伯特·布朗先生（Robert Brown 律師），通過對具體個案訴訟過程的演示，展示了犯罪嫌疑人和辯護律師在刑事案件審前的權益。中方來自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全國律協、法院和檢察系統、律師及刑法學研究領域的近70名知名專家和教授，在兩天的交流與研討過程中，針對英國先進的辯護律師制度與目前我國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權利、作用與職能的局限性，就如何增強我國辯護律師權利的保障，積極地進言獻策。
會上，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及其博士生、法學院青年教師共同呈獻給與會代表的《辯護律師訴訟權利保障和證據開示問題調研報告》（下文簡稱《報告》），不僅為與會者提供了詳盡的數據，審視並分析了目前我國辯護律師「行路難」的症結所在，而且還從理論、實務及現實性方面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為還讀者一個直接的語境，筆者現將部分與會者發言記錄剪輯成文，謹希望技術性的節錄對關心自身發展的律師和關注律師命運的讀者，閱讀此文不會有不妥之處。

羅伯特·西布魯克先生、布魯斯·豪爾德先生、羅伯特·布朗先生：

1．獨立的羈押警官制度

背景案例片斷一：一位女士打電話向警察報案，聲稱剛剛在某一街道上兩名男子試圖偷竊她的手錶。警察隨即趕到了案發現場，拘捕了兩名符合作案人情況的年輕人。警察將疑犯帶到了警察局，交給了羈押警官。

在英國，逮捕警察在第一現場拘捕了疑犯以後，應立即交給羈押警官。羈押警官獨立運作，不受其他警察干擾，但不得參與從犯罪嫌疑人那裡收集證據的調查活動。他還需保證嫌疑犯閱讀並了解規制警察行為的《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執行守則》，以充分保護自己的訴訟權利，防止警察權力的濫用。被羈押人如是未成年人，應告知其監護人或父母其被羈押地點，如父母不在場，不能進行訊問。如被羈押者有病，則羈押警官必須確保其得到醫療幫助。警察違反該法，將導致控方證據在法庭上被作為非法證據加以排除。羈押警官最重要的一項許可權還在於，他可以決定是否對嫌疑人保釋。

2．疑犯享有沉默權

背景案例片斷二：警察告知兩名疑犯沉默權等正當權利。

在此階段，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但需注意的是，近年來在英國發生了微妙變化。從前，禁止因沉默或拒絕回答而作出對嫌疑人不利的推論，1994年對沉默權制度進行改革後，對於告知嫌疑人沉默權的措辭修改為：「如果你不回答對你的提問，而以後又在法庭上把它作為辯護的依據，這將對你的辯護產生不利的影響。」

3．高效的律師值班制度

背景案例片斷三：疑犯與值班律師取得聯系，值班律師通過電話給他們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咨詢。

被羈押者到警察局以後，羈押警官必須詢問其是否希望與律師聯系。如需要，可以提供值班律師免費的24小時服務，是否需要均須記錄在羈押記錄中。值班律師接到電話通知後，必須在45分鍾內趕到現場。當然，疑犯也有權自己委託律師，並取得聯系。

值班律師都經過嚴格的、連續性的職業培訓，以保證值班律師了解法律新發展、保證律師有良好的職業道德，保證遏制警察濫用權力。對於律師不適於繼續開業的不軌行為，如犯罪行為、瀆職行為和非法執業行為，任何受害人或律師協會可向紀律法庭提出，紀律法庭的組成人員來自執業期不少於10年的在職律師，紀律法庭的庭長必須是執業律師。

律師在此階段有權隨時會見當事人，且時間沒有限制。其角色是保護疑犯的法律權利，並幫助疑犯主張這些法律權利。律師享有與當事人秘密交流的權利，不得泄露當事人的秘密。律師的執業特權從屬於委託人，他所提供的法律建議具有私密性。

訊問時律師有權在場，為了咨詢律師以獲得進一步的法律意見，疑犯有權要求中止訊問的進行。對於警察因案情需要而決定進行的辨認和鑒定程序以及對被告人起訴的決定，律師有權提出意見。

在英國，也有人認為對於律師過早介入訴訟，固然可以防止警察濫用權力，使辯方得到更多的信息，充分實現「控辯平衡」，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干擾控方的舉證義務，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的律師制度加以修改。

4．貫穿訴訟過程的證據開示制度

背景案例片斷四：在偵查階段，律師通過證據開示了解了控方所掌握的一切證據。

在訊問開始前，值班律師可以與警方的調查人員進行交談，從警方那裡得到該案的大致情況，包括警方掌握到的證據。盡管成文法上沒有關於辯方要求進行證據開示的權利，但實踐中警察往往會向辯護律師進行證據開示，如果不進行這種證據開示，在法庭審判中將禁止控方要求從被告人的沉默中得出不利的推斷。

決定對嫌疑人起訴後，檢察官准備在庭審中使用的證據必須開示給辯方，其好處在於通過對辯方開示證據有可能盡早地、公正地解決案件，也可能促使被告方對適當的指控答辯有罪。辯方在控方進行證據開示後，也須提供書面形式的辯護概要，並出示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等相關證據，在此之後，檢察官對有可能有利於辯方的證據進行第二次開示。對於控方未依法履行開示義務的，法官可以發布具體的指令強迫檢察官開示有關證據。

5．不受限制的律師調查權

背景案例片斷五：律師打算尋找證人，以搜集被告人不在現場的證據，警方想先行接觸證人，並威脅律師說，如果律師先行接觸證人，警方將以妨礙警務工作為由拘捕律師。警察與律師之間的這一爭議提交法庭，法庭作出裁決：證人不屬於控辯任何一方，律師有權為辯護進行調查工作。

6．律師有權了解所有卷宗材料

背景案例片斷六：在庭審開始前，律師了解警方對於案件的陳述，並了解相關鑒定結論等證據。

王尚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對於我國律師的閱卷權，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從思想上是想賦予律師更大的權利，將閱卷權提前到案件審查起訴階段，但考慮到審查起訴階段還有可能退回補充偵查，鑒定結論、訴訟文書有可能改變，允許律師閱卷有可能對偵查不利，因此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不能閱卷。應當承認，由於《刑事訴訟法》改變了庭審模式，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羅力彥（遼寧陽光律師事務所）：關於律師會見權，偵查階段一般只安排一次律師會見，如果犯罪嫌疑人更換律師，不再安排新的律師會見；律師在會見之前都被明確告誡不能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有的辦案機關甚至要求律師必須同意對會見內容進行錄音，否則不予安排；審查起訴階段會見，檢察院派員陪同；審判階段會見，看守所為律師安排單獨的會見室，但在會見室中安裝監控設備，並有管教人員在場。因此我們有必要共同研究探討如何完善律師會見權。至於律師應當具有何種限度內的調查取證權，直到現在我們法律、法規中仍然沒有相關規定。

相關鏈接：

《報告》中完善律師會見權的對策與建議：1．參照有關國際公約的通行標准，完善相關立法與司法解釋。我國目前已經加入或簽署的多項國際條約中都有關於律師會見權的規定，比如《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等，其中的有關規定已成為律師會見權的通行標准。為此，立法應當對具體的會見程序作出統一規定，執法機關不能對刑訴法有關規定隨意解釋，應遵循「法無明文規定不禁止」的行使原則，摒棄諸如「會見一律須經批准」之類行為。

2．改革看守所的隸屬體制。調研中我們發現，目前律師會見遇到的阻力並非來自看守所，而是來自偵查機關。由於隸屬於公安機關管理，看守所對偵查機關的工作配合居多、制約有限。因此有必要考慮將看守所從公安機關體系中劃分出去。

3．完善會見權的救濟機制。「無救濟也就無權利」，立法應當賦予律師在會見權受到不合理限制時，向中立的司法機關申請救濟的權利。另外，對於非法限制律師會見權的行為應當設置相應的法律責任，建立個人行政責任與訴訟程序性制裁措施並存的懲戒機制。

李明（福建天衡聯合律師事務所）：完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和國際性法律接軌，明確律師有權不受非法干預，有權隨時會見當事人，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第二，修改《刑事訴訟法》中有關相互矛盾的規定，使之嚴謹統一。如《刑事訴訟法》第37條與第48條的規定，前者規定作證義務對辯護律師而言可以不履行，只有經其同意才能調查取證，而後者則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簡而言之，應當明確辯護律師與公訴機關有相對平等的調查取證權。第三，建立聽證會制度；修改《刑法》第306條，不能單獨把律師列為犯罪主體；禁止公訴機關在法院審理階段對辯護律師調取的證據進行復核。

相關鏈接：

《報告》中關於完善律師刑事調查取證權的對策與建議：對於辯護律師調查取證困難的原因，問卷結果顯示，有64％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是法律規定不合理，31％認為是由於執法部門的刁難。保障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實現應從以下方面著手：1．為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准確定位。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權利不僅僅源自被追訴人自身固有的基本權利——辯護權。同時，律師作為一個專業行業，代表著來自民間的社會力量，處於國家權力體系之外。因此，律師的訴訟權利從根本而言是以社會權力作為依託和支撐。正是這一權利來源決定了律師具有不依附於法官、檢察官和被追訴人的獨立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理解這種定位有助於正確理解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內在合理性。

2．更新司法觀念，剔除辦案人員特權思想。必須採取措施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剔除辦案人員的特權思想，整頓司法隊伍，對濫用權力，限制、妨害律師行使調查取證權及其他嚴重侵害律師權利的行為依法追究。

3．賦予律師充分的調查取證權並完善相關配套制度。

（1）完善辯護律師現有的自行取證權和申請取證權。應規定辯護律師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有關單位和個人如果不提供，辯護律師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取證，人民法院不同意該申請的，應當有具體理由，同時賦予律師享有復議的權利。

（2）取消《刑法》第306條的規定，消除辯護律師對取證之高風險的擔憂。《刑法》第306條的內容其實已包含於《刑法》第307條中，而且其中「威脅」、「引誘」的含義寬泛、不確切，為司法人員隨意追究律師刑事責任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對於律師的違紀違法行為，由律師協會處理；構成犯罪的，可依據《刑法》第307條予以追究。

（3）其他相關配套制度的設置和落實。司法實踐中，證人不願作證也是辯護律師調查取證的重大障礙之一，因此，應當健全和完善證人作證制度，從立法上強化對證人的人身權、財產權的保護以及建立經濟補償和拒絕作證的規制。此外可考慮確立證據保全以及關鍵證據公證制度等，保障證據的及時固定、收集以及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真實性和有效性。

於新（山東康橋律師事務所）：由於開庭前辯護人在法院只能看到起訴書、證據目錄及檢察院認為是「主要證據」的復印件，使抗辯式庭審活動缺乏辯方充分准備材料的支持，所進行的舉證、質證不能收到實際效果。鑒於法律規定上的缺陷和司法實踐中的弊端，我認為應當以立法的方式完善我國的證據開示制度。對證據開示的原則、范圍、時間和地點等做出明確規定。

為取得控辯式庭審方式的預期效果，使控辯力量基本平衡，建議立法規定律師取證的規則、方式、不當取證的責任等。在制定律師取證規范後，取消律師調查取證的種種限制，強制證人及其他單位和個人向律師提供證據。在向被害人一方收集證據前，應當無須檢察院、法院許可，但應規定律師要嚴格按照取證規則進行，否則被調查人有權拒絕作證。辯護律師調查取證確實有困難的，可以根據規范申請檢察院、法院協助律師收集、調取證據。

關於證人出庭作證問題，既然法律和司法解釋明文規定了證人應當且必須出庭作證，那麼證人未出庭作證的審判活動就屬程序違法，因此，人民法院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證人出庭作證的制度。同時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證據法》，規范證人作證的權利與義務。

由於法官對庭審筆錄不夠重視，導致整個庭審筆錄記錄不全面甚至有些特別重要的內容都記錄不上，嚴重影響庭審的質量，也直接影響到以後案件的審理（特別是現在刑事案件二審還普遍採用書面審理）和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討論和認定。

相關鏈接：

《報告》中有關證據開示的研究：(一)證據開示應當單向還是雙向。煙台市檢察院的證據開示規則明確規定了對等原則。即不僅檢察機關需向辯護方開示證據，而且辯護方必須向公訴方開示相應證據，未經開示的證據不得在法庭上出示或使用，辯護方也不例外。我們認為，現代的證據開示制度已經由單純的關注司法公正轉向公正與效率並重，而實踐中經常發生辯護人在庭審時突然出示被告人無罪的證據，令公訴方措手不及而不得不請求延期審理的情形，影響了訴訟效率。因此，應當規定控訴方和辯護方都負有向對方開示相應證據的義務。當然，各自開示的范圍可以有所不同。

（二）證據開示的范圍如何確定。煙台市檢察院的證據開示規則規定，控方應當開示控訴證據：庭示證據和非庭示證據、出庭證人和出庭鑒定人名單、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的證據，並證明上述證據合法性及其他應當開示的證據等。辯護方應當開示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筆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現場、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不具備所指控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據；能夠推翻法律上推定事實的證據；法定和酌定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的證據；出庭證人和出庭鑒定人名單；證明上述證據合法性及其他應當開示的證據等。同時，他們也規定了國家、公共利益豁免和保守職業秘密等例外情形。另外，煙台市檢察院還要求律師必須在證據開示結束之後向檢察院提交自己對證據和有關案件的看法與意見，類似於要求提前告知辯護意見。可以看出，他們規定的證據開示範圍非常之廣泛，不過，其中有幾個方面引起了我們關註：

首先，該院規則中關於控訴方與辯護方應當開示的證據范圍有重合之處。比如，庭示和非庭示證據與其後幾項證據是同一關系。「不具備所指控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據」包括「不在現場、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等情形的證據。

其次，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筆錄也必須開示的規定於法於理都不通。會見筆錄是辯護律師與當事人交流的記錄，其中可能包含有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秘密、特別是可能有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內容，無論從職業要求還是法律規定看，辯護方都沒有義務向公訴方開示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因此證據開示的范圍包括辯護律師的會見筆錄顯然不合適。

再次，控辯雙方在庭前取得的證人證言是否應當開示或者應當明確排除在開示範圍之外。調研過程中，檢察官和律師們不約而同地表露出對證人證言在證據開示後可能被對方施用某種手段改變的擔心。實際上，在某些國家，法律明確規定證人向控訴方或者辯護方所作的陳述不屬於向對方披露的范圍。這一方面可以防止證人在開庭前被對方用某種方式改變作證內容，另一方面也是庭審的直接言詞原則所要求的。我們認為，我國也可以借鑒這種做法，證據開示只需開示證人名單、住址等，雙方都可以事先去詢問證人，但證人的陳述不屬於向對方開示的范圍，也不能作為證據提交，只能自己用來准備控訴和辯護，最終認定案件必須以證人出庭作證為准。如此，擔心證人在證據開示後被對方引誘、脅迫改變證言的問題可能就不會太突出。

最後，在證據開示活動結束之後，辯護律師是否應當在開庭之前將自己對證據及案件的看法、意見提交檢察院。煙台這種做法的理由是公訴機關已經將證據材料和載有公訴意見的起訴書提供給了辯護方，作為一種對等，辯護方也應該將本方的辯護意見、根據及理由在庭審前提供給檢察機關。這一規定可以與日本的控辯雙方庭前整理爭訟焦點、英國的庭前答辯指導程序中的觀點交換以及民事訴訟中被告庭前提交答辯狀的做法相類比。我們認為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即使不能屬於證據開示，也可以作為庭前准備程序的一個環節。

（三）證據開示的形式及開示次數等事項有無必要明確限定。考察證據開示制度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該制度的本質其實就是控辯雙方的證據信息披露活動。基於此，一些國家，比如日本、美國等，對證據開示並沒有規定嚴格的形式，對開示次數也沒有具體的限制規定。由此可見，只要能夠達到雙方互相知悉信息的目的，不應該太過拘泥於開示的形式，不需要將其設計成類似庭審或者聽證的形式，也不必規定是一次開示還是二次開示。

理解了證據開示的本質和形式問題，證據開示的提起、開示時間、地點等問題就迎刃而解。一般情況下律師到檢察機關查閱、復制證據材料時，只需將己方掌握的有關信息披露給檢察院即可，如果有必要，雙方可以連續開示。對證據開示雙方發生爭議如何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爭議可以提交法庭依法裁決。

（四）未開示證據的處理。煙台市檢察院證據開示規則主張凡是未經開示的，不得在法庭上出示和使用。我們認為，刑事審判在證據取捨方面必須慎之又慎，簡單地規定不得在法庭上出示和使用，不一定能帶來積極的效果。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做法，我國在建立證據開示制度時，可以規定下述救濟和制裁措施：法庭可命令違反義務方繼續向對方開示證據；法庭可批准訴訟一方基於另一方違反開示義務而提出的延期審理申請；對違反開示義務導致訴訟延期者，法庭可給予經濟處罰或者要求給予對方經濟賠償；最後，對於某些特別情形，法庭可以禁止未經開示的證據在法庭上出示、使用。

張金龍（河北張金龍律師事務所）：辯護律師雖然享有一系列的權利，但在立法上對辯護律師知情權的規定幾乎處於空白，比如，羈押期限的延長是否告知律師，偵查機關的偵查終結、移送起訴、退回補充偵查、向法院及哪級法院提起公訴應否通知律師。

1、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應向辯護律師履行如下告知義務。A、及時轉達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的意思表示。B、對辯護律師代為申訴、控告的情況及時予以答復。C、應將延長羈押期限的原因書面通知律師。D、應將偵查終結，移送起訴或者撤消案件的情況書面通知律師。

2、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應向辯護律師履行如下告知義務。A、應將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的情況書面通知律師。B、應將提起公訴、不起訴或撤銷案件的情況通知律師。

李明（福建天衡聯合律師事務所）：刑辯之路不好走，卻不能不走，因為有多少受監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期盼，期盼著律師為他們打開刑事辯護之門，帶來一束法律的陽光。而從律師制度誕生之日起，為維護當事人的權利而斗爭就成為了律師的神聖天職。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相信，只要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律師能為實現公正而對刑事辯護給予更廣泛的關注和更主動的參與，刑辯之路必將越走越寬，越走越平坦！

相關鏈接：

關於辯護律師參與訴訟的時間。在英國，律師應當在第一時間內掌握指控的材料，而且必須有充分的時間准備、研究這些材料。早期的偵查階段是最關鍵的階段，在此階段，犯罪嫌疑人可能被折磨、會認罪，這些都可能導致最後法院對他作出有罪宣判，因此犯罪嫌疑人在這個階段應當得到律師全面的法律協助，而不是低等的、差一檔次的協助。

關於律師的訴訟權利，在英國，警察的任何訊問律師都會自始至終在場，而且律師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交流也是保密的，當事人不需要擔心律師會泄露他的講述，這也就意味著公訴人沒有任何權力了解律師與其當事人交流的內容。

關於辯護律師的角色。在英國，辯護律師與控方律師是平等的，即在刑事訴訟中，人們尤其是法官對他們的支持和尊重是平等的。

在英國，要求辯護律師永遠不能背叛他的當事人的利益和信任，人們希望辯護律師為被告人的利益激烈地爭辯。但律師的所有行為必須在法律的規則和行業規范之下進行。

作者：華鵬
來源：中國律師網

⑻ 論偵查階段律師的法律地位和權利

偵查階段 有會見權。會見當事人，了解罪名和案件情況 為他提供法律服務，代理申訴、控告、申請取保候審等權利，但是不能調查取證和閱卷

⑼ 為什麼犯罪分子會有辯護律師，這個辯護律師是犯罪分子自己請的嗎，還是辯護律師是人人都有的權利

請辯護律師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不管他有沒有犯罪，也不管他犯多大的罪，這體現的是回每個人在答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能因為有人犯罪了就不給他辯護的權利，法律要求的是公平公正，作為律師，他的職業要求是維護當事人的權益，所以既然犯罪人請了律師，律師就要給當事人做無罪或罪輕的辯護

⑽ 律師有哪些權利

律師復的主要權利：
1. 依法執業受製法律保護的權利。
2. 律師的人身權利：（1）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含刑事辯護豁免權）；（2）拒絕作證權；（3）拒絕辯護、代理權。
3. 調查取證權。
4. 查閱案卷權。
5. 同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的權利。
6. 刑事偵查階段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權。
7. 有得到人民法院適當的開庭通知的權利。
8. 出庭參與訴訟權。
9. 代行上訴權。
10. 獲得本案各種法律文書副本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