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法律服務市場的競爭

A. 如何開律師事務所

【內容提要】 個人律師事務所是律師行業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國雖然對此仍沒有法律層面的規定，但各地已開始探討並進行了大量的試點。本文試就個人律師事務所的概況、產生的原因、在法律服務市場的定位及如何規范發展作簡要的探討和介紹，以期拋磚引玉。
【關鍵詞】 個人律師事務所 市場定位 規范發展
個人律師事務所，是律師事務所的一種組織形式，是由一個律師投資設立的律師執業機構，由投資律師個人對外承擔無限責任。其法律性質類同於一人投資的企業，但不同於一個股東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承擔有限責任，不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我國現行律師法沒有規定個人律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但《律師法》目前正在修訂，修正案（草案）已對個人開設律師所作出規定。
一、個人律師事務所概況
個人律師事務所源於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基於個人和小商業者的需求。我國的紹興師爺也可以說是個人律師事務所的淵源，但現代我國個人律師事務所的出現，如其說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不如說是我國律師職業現狀的內在需求。目前我國個人律師事務所最早在海南省試點,現在北京、上海、廣東、河南好多省份都開始了個人律師事務所的試點工作。安徽省首家由個人出資的律師事務所——安徽王良其律師事務所於2006年11月18日上午在合肥成立。
二、個人律師事務所是律師執業和法律服務需求的產物
存在就有其合理性，我國現行律師法沒有規定個人律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但實際上個人律師事務所在我國早已存在。這個存在不只只指已領取個人律師事務所執照的律師所，還指那些雖然領取了合夥所執照的但實際上是個人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所。眾所周知，在我國大多的律師事務所都是幾個人的小所，其中只有一兩個人牽頭，實際上與個人律師事務所沒有多大的差異，只不過是由於現行律師法的規定必須有三個合夥人。也就是說，個人律師事務所在我國早已實際存在，而這是一社會現象。這一現象如何解釋，只能說是社會發展的需要。那麼，為什麼社會發展有這樣的需要呢？具體原因在哪裡？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1、律師職業的自由性決定的。雖然我國對於律師的官方定性還不是自由職業者，還是國家的法律工作者。但律師職業的自由性是由律師職業的內在特性決定的，它需要一個自由的人從事這一職業。尤其是一個專職律師，他們內心渴望職業的充分自由。而個體經營是最自由的，故而個人律師事務所是最能保障一個專職律師的職業自由。
2、合夥所能發揮律師事務所的整體規模優勢，但又與專職律師內心渴望職業的充分自由格格不入。現行法律規定成立律師事務所必須「有三名以上的執業律師」，但實事上在律師事務所的管理上，三名以上的「合夥人」往往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合夥人之間的利益和分配很難取得平衡和公平。所以這種「強扭的瓜」結不出「甜蜜的果實」來，「拉郎配」的「包辦婚姻」並不能帶來必然的「幸福」，於是合夥人分家的很常見，名存實亡、「同床異夢」的也很普遍，甚至「假合夥」也不鮮見。許多律師眼見如此「合夥」的真相和現狀，不做合夥人覺得不夠獨立，不能自主，做了合夥人卻又怕被套住脫不得身，拿著司法廳頒發的《律師執業證》卻又不能獨立執業，還非得「掛靠」一家律師事務所，無謂地交付許多費用，實在是尷尬異常。如其這樣，不如成立個人律師事務所，以實現律師職業的充分自由。
3、現實法律服務的實際需求決定的。法律服務市場上，除了大公司的特別法律需求要求有一個法律服務團隊以外，大部分的個人和小商業者只需要一個或兩個律師提供服務就可以了。尤其是在中小城市、鄉鎮、農村、社區往往不需要有一個幾百人的大型律師事務所為其服務，而只需要有一個負責任的律師為其服務。實際上，這些個人、小公司在有法律服務需求時，也只是與個別律師聯系，及時先找到律師事務所，也只會選擇其中的某一個律師。以上法律服務市場的實際情況為個人律師事務所的產生提供了充分的土壤。
4、個人律師事務所的高效快捷、相對價廉更能適應個人、小公司的需求。合夥所相對教煩瑣的收結案管理，大型所的較大投資造成的較高收費可能使有的當事人望而卻步。但個人律師事務所給人以親近、方便、合理消費等等明顯的優勢。
三、個人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服務市場定位
從國際慣例看，個人開辦律師事務所已成了普遍和通行的做法，允許個人開辦律師事務所也是一種與國際接軌的做法。我國已批准美國等國家在內的十多家私人律師機構在我國設立辦事分支機構，依照我國法律的規定，為該國的商貿機構提供法律服務，那麼，本著平等對待的原則，我國應當允許自己的律師單獨執業，開辦個人律師事務所。這一點，已從《律師法》修正案（草案）得到證實。但我國的個人律師事務所如何定位呢？
首先，應按照市場的需求來定位。法律服務市場的需求是多層次的。個人律師事務所是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的發展，公民法律需求不斷上升的歷史背景下適應社會的需要而出現的，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不可否認的是，個人所具有很多局限性，其不可能在法律服務的市場起到主導作用。未來市場的主宰者還是大型的專業的可以聯合作戰的律師事務所。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法律服務市場的日益規范是必然的，競爭也將越來越激烈。而作為新生力量的個人所，無法與已經初具規范的大型專業所抗衡，所以，其市場最初應定位在社區服務、小公司法律服務、家庭法律顧問等業務領域上。唯有如此，個人所才能有發展的空間，也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實現其自身的歷史價值。
其次，應按照投資律師的職業情況去定位。一般來說，個人律師事務所的成立，其發起人都是知名律師，在某一領域都有自己的專長，能更好地為客戶服務和帶動其他的律師。個人所可以根據發起人律師的專長確定自己的主要服務范圍，走自己的專業化道路。同時，個人所根據當地的市場需求，提供一些處於法律服務初端市場比如離婚、收養、未成年保護、工傷賠償、工資糾紛等方面一些快捷法律服務。
四、如何規范個人律師事務所的發展
1、確定開辦個人律師事務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1）具有5年以上專職律師執業經歷；
（2）執業信譽良好，執業期間未受過司法行政機關或者律師協會的處罰、處分；
（3）具有申報所在地的本縣（市）、設區市市區的戶籍並且年齡在 60周歲以下；
（4）有3名執業5年以上並且現任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或者合作律師事務所主任、副主任的推薦；
（5）有必要的辦公設施；
（6）有3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資產和2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執業風險准備金。
（7）有3名以上專職律師。
2、規范個人律師事務所的職業風險。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恐怕是目前執業律師最關注也最擔心的問題，個人開業可以說是一種風險最大的投資，這勢必就要求各種保障制度的配合。筆者認為，首先1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執業風險准備金在開辦之初應落實到位，並規定在個人所歇業之前不得動用；其次，強制個人所購買律師職業責任險。
3、在律師協會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加強對個人律師所的規范、指導和管理，特別是對個人律師所的發展提供幫助，比如設立針對個人律師所的期刊，給個人律師所提供經驗交流的平台，為個人律師所提供優惠的法律軟體和網路服務等等。

B.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C. 法律服務市場

按照法律服務市場客戶的主體特徵，中小城市法律服務市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傳統市場、中端市場、高端市場。
一、傳統市場
所謂傳統市場，相對中端、高端市場而言，也可稱之為低端市場，主要是指法律服務的層次較低，絕對量較大，但是標的額不高，所需要的法律服務技巧並不復雜，只要考取律師資格或法律職業資格，或者乾脆從事過法律工作的人，甚至是經歷過幾次訴訟的人，就可以從事的法律服務工作。這屬於傳統的法律服務項目。此類服務的特點是：
（一）主流業務的依附性
這類服務更加依賴於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主要是與民事刑事案件有關的訴訟代理、辯護等業務。為什麼在法院門口有那麼多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和法律服務所的辦公室？究其原因，關鍵在於在法院門口可以比較方便的接到低端市場的業務。當然，這也給法律服務的接受者提供了方便，去法院辦事時，順便換個門就可以到律師或法律服務所辦公室了解一下自己的案件怎麼處理，不同的人可以出一個什麼樣的價格。曾經有一個需要法律服務的客戶，到這個律師事務所這里，咨詢了一下，問了一下價格，有人告訴他說要1000元，而到了另一個辦公室有人告訴他應當收費1500元。兩相比較，覺得他們提供的咨詢意見都差不多。然後又到了第三家辦公室，經咨詢後，先是開價1200元，經過討價還價，最後確定800元成交。
（二）服務需求的隨機性及被動性
其產生法律服務需求主要是基於無奈。比如，鄰里之間因為宅基地、排水等相鄰關系而產生的糾紛，輕傷害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數額不大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清晰的債務案件，等等。對這部分市場的客戶來說，臨時抱佛腳的成分比較大。往往是後院起火了，要到法院起訴了，或者法院傳票來了，自己的親屬被拘留了，或者自己被別人打成輕傷或輕微傷了，而自己對法律或訴訟知識一點不懂，只好到法律服務市場逛一逛，了解一下行情，了解一下誰能為其提供服務。這些客戶往往拿著同樣的材料，先從這個律師事務所咨詢，再到另一個律師事務所了解，還有各種各樣的服務所、免費咨詢所等等。
（三）服務需求的暫時性
在這個層次的法律服務市場中，客戶的需求往往是一次性的，打過官司後，生活恢復正常以後，一般也就不需要律師了。所以在這個層次的市場，很難有長遠的忠誠的客戶。
經常有律師說，現在法律服務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了。細細分析就會發現，競爭激烈的法律服務市場主要是指這個層次來說的。
（四）服務需求的基礎性和服務主體的多樣性
在此層次中，對提供服務人員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實習律師、實習完畢剛剛拿到執業證的律師，往往是這個層次中提供法律服務的主體。當然，也存在不少非律師執業人員。主要有：①已考取律師資格，但沒有申領律師執業證的人員；②公檢法系統退休但無律師執業證的人員；③法院清退的部分臨時人員；④按規定只能為本企業提供法律服務的企業法律顧問；⑤企業、市場的保衛幹部；⑥其他無證非法從事有償法律服務的人員。
（五）市場競爭的無序性
在此層次中，律師之間、律師與非律師之間的不正當競爭現象嚴重。因為該層次法律服務的成本相對較低，且存在諸多法律服務主體，既存在肆意漫天要價現象，又存在胡亂壓價的不正當競爭，既損害了客戶的合法權益，又損害了法律服務市場的合法有序。
客戶在發生法律問題時，往往要對不同的服務機構進行分析比較。了解了以後，他們就可以壓低價格，挑選服務人員。還有的甚至在弄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了解了法律規定之後，決定不請律師了，Do it yourself！當然也有更聰明的，在經過一個案件，明白了在這個低端市場中訴訟是怎麼回事之後，乾脆就在法院周圍轉來轉去，先是給來打官司的人搭訕，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然後告訴需要法律服務的人某某法官是他的熟人，他可以擺平這個案件。一來二去，他倒是久病成醫，搖身一變，也成了「獨立代理人」了。
二、中端市場
第二個服務市場是中端市場。這一市場主要是針對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著大量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它們所形成的法律服務市場與其他類型法律服務市場相比，有其明顯的區別。
根據統計，我國中小企業已超過800萬家，占我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以筆者所在的地區為例，本市是全國第三大小商品批發市場，專業批發市場有45個，每個企業平均擁有攤位3000餘個，平均擁有有限責任公司200餘家，這簡直是一個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汪洋大海。從生產領域看，僅蘭山區一個義堂鎮，從事裝飾用膠合板生產的小型企業就達4600餘家。
雖然這些企業規模並不很大，但其內部法律事務並不因其規模小而減少。相反，「中小企業也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特別是與大企業相比，在獲得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包括中介服務等方面遇到的困難更大，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 恰恰由於這些企業的困難，導致這些企業在發展中更容易產生這樣那樣的問題，更應該得到更多的法律服務，成為最需要法律服務的一個階層。
但實際上，市場主體的多樣化，並沒有帶來律師業務的大發展，市場經濟的繁榮，並沒有帶來律師服務市場的繁榮。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從接受法律服務的市場主體方面看，普遍存在對法律服務的茫然。
我國的市場經濟尚處於無序狀態，我國的法治體系尚不完備，市場經濟離成熟的法治化環境還有一段距離。在全社會對法治的作用還處於努力理解、力求推進的狀態下，一般市場經濟主體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存在相當程度的茫然性。中小企業的管理層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法律服務的必要性，但看不到這種服務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系，找不到服務與需求之間的結合點。在一般經營者的心目中，知道律師的服務很重要，但是具體到自己的公司企業，究竟何處需要法律服務又不甚了解。人們還只是從表面上承認法律服務的作用，但並不了解如何去實現這種作用，有時候甚至還認為律師的意見會束縛手腳而持排斥、規避態度，直至鑄成大錯後才追悔莫及。這種茫然也往往使提供服務的律師陷入被動地位。這也是此類法律服務市場不成熟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
在這種狀態下，律師的任務顯得任重而道遠。一方面，律師肩負著為廣大中小企業解決法律困惑，處理經營中發生的種種問題。另一方面，律師還肩負著喚醒、開發、引導中小企業法律意識的重任。在律師們看來，這種任務所帶來的可能是出力不討好：一方面律師們為中小企業缺乏律師指導而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卻又背著律師屬於高收費、高報酬的黑鍋。
其次，從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來看，存在被動應付的消極性法律服務的狀態。
我國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相對淡漠和對法律服務方式缺乏了解的現狀，導致人們尋求法律服務時往往處於一種消極求助的被動狀態。也就是，人們只知道滅火，而不知道預防。形成這種局面的具體原因大概有四個方面：一是人們還看不到法律問題與社會生活聯系的普遍性，因此只有當問題暴露時才開始尋求法律服務，這種現象在各種經營活動中反映尤其明顯。二是人們尚未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維方式，往往習慣於用行政手段和利用人際關系代替法律手段，受到挫折後再回過頭來轉向法律途徑。三是人們往往把復雜的法律問題簡單化，認識不到專業化法律服務的必要性。自以為經過普法後一般的法律問題也可以自行解決。四是由於人們對法律服務的內容與方式缺乏了解，往往把訴訟方式當成解決法律問題的唯一手段而不是最後手段，因而嚴重地忽視了非訴訟法律服務的重要性。而正是由於非訴訟法律服務的嚴重缺失，致使一系列本可以防範的法律問題不得已被推向了訴訟階段，從而又不得已被動地求助於法律服務。
這樣做的後果是，一方面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小企業在遇到法律問題時，並不知道這屬於法律問題，應當由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另一方面很多律師在抱怨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不強，沒有給律師服務提供充足的天地。如何實現法律服務需求的意識覺醒，如何加強律師宣傳自己法律服務價值的自覺性與系統性，以實現法律服務需求與法律服務的對接，是所有律師，尤其是中小城市執業律師急需考慮的首要課題。
在這個市場中，單兵作戰已顯得十分單薄，團隊的合作成為提供滿意服務的保障。既保持律師事務所的靈活，又開發與滿足中小企業的法律服務需求，成為中小城市律師服務業的當務之急。
三、高端市場
第三個法律服務市場是高端市場，這個市場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一些規模比較大的集團企業、股份公司。其特點是：
（一）法律服務需求的必然性
在這個層次的市場上，市場主體的法律服務需求不但是一種自覺，同時還具有一種必然性。眾多的集團企業、股份企業，在其組成過程中，從報批、籌建，到規范運作，各個部門、各個機關都在給這個層次上的企業灌輸一種觀念：你的企業、你的發展，一定離不開法律，離不開律師，律師對你的企業的壯大與輝煌不可或缺。尤為重要的是，在企業改制、股票發行上市過程中，都有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把律師法律意見書作為上報審批的必備材料，把律師對董事會等會議的見證作為信息批露的必經程序。這也就使得任何一個改制企業、上市企業在其資產運營、企業運轉等方面離不開專業的律師服務。
（二）法律服務需求的綜合性
在這個市場上，市場經濟主體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即服務者必須具有在訴訟與非訴訟的各個領域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綜合能力。這種綜合服務能力應當體現在兩個不同階段：一是在企業運營過程中提供綜合的服務，即通過全方位的論證、咨詢、參謀、分析、判斷、把關，幫助企業防患於未然，消除隱患；二是在事後救濟中能夠全面迅速地應對各種法律問題。
（三）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一般無緣高端市場律師業務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服務意識的片面的高度覺醒，以及對法律服務質量的高要求，反倒不利於中小城市律師法律服務。在意識到法律服務的重要性，而自己的重大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懸於律師意見一線的時候，我們的企業家們突然意識到：原來法律這么重要，原來律師對我的事業膨脹有這么大的作用，我一定不惜代價，聘請最好的律師，讓他們為我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務。在這時候，對中小城市的律師們來說，並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因為對其利益的重大影響，大型企業在請律師的問題上又有著各種各樣的考慮，本地的律師，他們又開始信不過了。於是，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目的只有一個，請一個全國最好的律師。
結果就是，在一個中小城市，請來的是北京、上海等某某大所的知名律師。盡管他們可能資深閱廣，能力超群，而且不乏做過成功案例。但由於路途遙遠不說，他們對當地資源的認識，對當地法制環境的感知，對本地各種人脈資源的拓展和利用，均顯得並不十分得心應手，而律師服務費反倒多出當地的五倍、十倍甚至幾十倍，再加上由於市場環境的不成熟而出現的違規操作與法律隱患、由於法治環境的不完善形成的法律約束與保護的相對缺失、由於法律服務的缺乏與滯後，使得諸多法律隱患難以消除一並爆發，而形成滅頂之災。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對律師的普遍抱怨。對外地大律師的抱怨，逐漸又強化為對本地律師的不屑一顧：連大城市的律師服務都有這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中小城市的律師能怎麼樣？而事實上，在股票發行、公司上市、國有企業出售等領域，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也培養了大量的合格的人才。不考慮業務特點、服務水平，不考慮從事服務的便利與快捷，不考慮對當地人文、法制環境的感知與認識，一味地追求大城市的律師事務所提供法律服務，並不是一種成熟、理智的市場行為。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服務市場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律師法律服務在中小城市呈現一個多元化的趨勢。
在低端市場，人數少、規模小的律師事務所，致力於低端法律服務市場的法律服務，成本較低，所需知識與技巧並不苛刻，服務對象的法律服務需求也並不復雜，反倒更容易滿足市場的法律需要。比如為一個輕傷的自訴案件，標的額一般不會超過十萬元或五萬元，請一位收費低廉、認真負責的律師，倒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這時，如果要求律師事務所的專業化、規模化，無疑會增加客戶的成本。在低端市場永遠不會消失的判斷下，發展低端市場的服務主體，完善操作規程，指導律師們對客戶事務的理解與從容，反倒顯得比一味要求發展成規模所、大所要更能提高律師提供服務的水平，更能刺激客戶對法律服務的信任與依賴。
在中端市場，採取適當措施，提高律師的專業化水平、綜合性能力，提高自身素質，增加律師法律服務的附加值，盡可能全面、系統的滿足中小企業的法律服務需求。同時，增強律師之間的合作，開發、喚醒市場主體的法律意識，讓廣大的中小企業的經營者管理者認識到，律師是「完成法律事務的助手，是解決法律問題的專家」。在每一艘中小企業的航船上，都飄揚著律師法律服務的旗幟，在每一個中小企業的管理活動中，都活躍著律師的身影，是我們永遠的追求目標。
在高端市場，我們仍然要高舉律師事務所規模化、專業化的大旗，通過政府的重視與推介，使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提供高層次的法律服務成為可能；或者通過中小城市律師事務所與大城市律師事務所的聯合與合作，運用自己各自的優勢，為客戶提供盡可能完善、周到的法律服務。
那麼在這樣的理念指引下，最終形成的市場狀況是：大所、小所、中等所各盡其責，各得其利，把市場經濟的各個層次主體的需求，均予以開發與滿足，整個法律服務市場呈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和諧局面。倘如此，則律師幸甚，社會幸甚！

D. 根據三大訴訟法的規定：法律服務所的基層法律工作者有無訴訟代理資格

1、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
2、在刑事訴訟中非被告人的監護人或親友不能擔任辨護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法》
第三十二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託為辯護人：
（一）律師；
（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
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法】的解釋》
第三十五條 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應當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利。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辯護人辯護。下列人員不得擔任辯護人：
（一）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處於緩刑、假釋考驗期間的人；
（二）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無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的人；
（四）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的現職人員；
（五）人民陪審員；
（六）與本案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
（七）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
前款第四項至第七項規定的人員，如果是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由被告人委託擔任辯護人的，可以准許。
第三十六條 審判人員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員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辯護人。
審判人員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員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所審理案件的辯護人，但作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進行辯護的除外。
審判人員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擔任其任職法院所審理案件的辯護人，但作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進行辯護的除外。

E. 中國電信怎樣消除 電信法律服務業務

盡管如英國全球經濟問題專家阿蘭.魯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詞已經被濫用，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國際經濟領域，以貿易自由化、生產全球化、資本流動國際化、金融活動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全球化和各國商法體系國際化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的腳步已勢不可擋。在金融、商務等領域出現了十分復雜的跨國法律問題，「法律服務的國際化」呼聲隨之而來，律師將不再與打官司劃等號，中國律師正迎來以大市場、大收購、大重組為背景的更廣闊的國際法律服務市場。 「入世」，是中國政府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從《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國政府開放法律服務市場作出的三點承諾到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的CEPA區域經貿合作模式的開展，我國法律服務的國際化正在快速演進，與此相伴隨的是國際同業的激烈競爭。面對競爭，中國律師界急需既了解國情，又了解世貿規則，同時又有開闊的視野，能夠解決跨國法律事務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面對「律師服務的國際化」的大潮，中國律師任重而道遠。 二、中國律師應對法律服務國際化的必然性。 1、利益驅動是律師服務國際化的內在動因。 國際化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利益的競爭,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大，1970 年，全球的服務貿易僅為710 億美元， 1997 年達到13200 億美元, 2005年則達到47750 億美元，法律服務作為服務貿易的形式之一越來越成為各國競相爭奪的對象，誰能夠在這一領域占據優勢，誰就能夠在法律服務國際化的競爭中獲得巨大利益。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各國紛紛要求在國外設立律師事務所或分支機構，這不僅僅是為了保護本國商業利益，而且是為了尋求更廣的法律服務市場，爭奪更大的法律服務利潤。截至2005年,獲准在中國境內執業的外國和香港律師事務所代表處已經達到171家，其中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129家，香港律師事務所駐內地代表處42家。 目前，隨著我國大量優秀企業和上規模企業的上市，隨著借殼上市公司重組與兼並成為近幾年經濟特點，以上市公司為主體的經濟已經代表中國以後若干年經濟結構的主體。而上市公司的運作，始終發生不斷的重組、收購現象、並以大市場為背景。這種特點也必然帶來中國律師業結構的調整。以上海律師為例，第一批律師如李國機等以打名氣為特色，出名後有人請，這種不分專業的知名律師模式仍然是我國目前中小城市律師所採取的執業路線。第二批律師是專業化服務模式，名字與專業劃等號，如朱樹英的房地產業務等，這種律師執業模式多為大城市的大中型律師事務所採用。而目前，以企業收購、兼並和公司重組為特徵的新一代律師執業模式已經悄然掀起（此類業務在美國早已開始），中國目前此類業務的開展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為它服務的律師被稱為華爾街律師。 2、潛在競爭是律師服務國際化的外在推動力。 中國政府逐步開放國內法律服務市場後，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紛紛建立，但由於法律服務的高度專業性和地域專屬性，同時考慮中國相關立法對外國律師在我國活動業務范圍的限制，目前的外國律師主要是從事與本國法或國際法有關的金融、商務方面的業務，例如提供有關其本國法、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的咨詢等，而外國律師在現階段要想就中國法律向客戶提供法律服務，仍然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外國律師面臨的上述「困難」正隨著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而逐漸消除，在將來，當國外一些從事移民、收養、婚姻關系法律服務的民事事務所進入中國法律服務市場，尤其當他們可以就中國法律出具意見書時，就會對各個層面的中國律師形成直接的競爭，也正是這種潛在的法律服務競爭逼迫著中國律師要抓緊現有時機快速成長起來，以迎接未來國際化的競爭與挑戰。 三、應對法律服務國際化的策略。 1、中國法律服務業在國際法律服務市場中的自身定位。 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第1 條和第34 條的規定,我們可以將律師服務國際化歸納為四種服務方式: 第一、境外提供方式，這種方式主要通過函件、電訊等手段提供法律服務，但律師和律師行不進入外國提供服務；第二、境外消費方式，指客戶在出國後，由外國當地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服務；第三、商業存在方式，指律師到外國設立相關機構，並向外國當地客戶提供服務；第四、人員進入方式，指律師個人到外國向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中國律師界開拓國際法律服務市場大致包括「坐守國門」和進駐境外市場兩大類。「坐守國門」包括上述的「境外提供」與「境外消費」兩種方式，因此涉及不到外國律師的「市場准入」問題，且各國對此也一般不作限制，因此，較為適合在提供國際法律服務方面尚處幼稚、輔助階段的中國律師採用。進駐境外由上述「商業存在」與「人員進入」兩種方式組成，這兩種方式均需通過進入他國境內提供法律服務，涉及嚴格意義上的「外國律師的市場准入」問題。在進駐境外方面，中國的金杜和君合走在了前列，但並非搶得了先機，因為根據他們的報告，其在美國矽谷和紐約設立的分支機構，也僅僅起一個「窗口」作用，同時將該「窗口」作為信息聯絡、人才培訓的基地，並通過該「窗口」獲得聲譽上的裨益。然而這些分支機構卻很難做大作強，境外市場很難拓展，主要因為：第一、像美國這樣的法律服務市場已經很成熟，競爭很激烈，尤其在金融、商務領域，各個層面都已經有律師在做，而且做得很細；第二、境外律師很難融入背景相當復雜的英美法律服務市場；第三、即使對於考取美國律師資格的中國律師而言，在美國用純熟的英語進行交流和書寫文書仍然是一件難事；第四、文化差異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隔閡，這種隔閡無處不在；第五、在境外開辦律師事務所成本太高，因此，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律師暫時還沒有能力把法律服務完全國際化。相反，對於中國市場內的國際化法律服務業務，中國律師由於在對中國法律的理解、政策的把握、人際關系的熟悉、綜合的融會貫通方面較外國律師具有優勢，因此， 我們目前應該充分發揮「坐守國門」的優勢，逐步發展壯大之後再進駐境外市場。 2、中國政府需要為中國律師「松綁」。 中國按照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對法律服務行業做出的承諾，只允許外資所對國際規約、慣例以及該律所被注冊執業的其它WTO成員的法律，向客戶提供法律意見，不得從事中國法律事務，不得僱傭中國律師。國務院頒布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管理條例》也重申了這個界線。然而事實上，上述規定並未真正阻止外國律師在暗中從事中國法律事務，無形中卻嚴嚴實實的為中國現職律師戴上了「緊箍咒」。 一方面，一些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在處理涉及中國法律時，通過打「擦邊球」的形式實行幕後操作，即由其出具的法律意見書最終只是經中國律師事務所翻譯、核實、簽字，實質性工作都是由其內部的外籍律師親手處理的，有時更乾脆，直接由外籍律師向客戶提供涉及我國法律的意見書，只是在結尾加上一句申明:「本所不具備解釋中國法律的資格」等。其實，中國政府多慮了，真正決定律師業發展的還是市場，如上文所提及的，眼下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駐華代表處還未對中國律師構成真正沖擊，原因是當前進入的都是很大規模的外國律師事務所，提供的主要是金融、商務方面的非訴訟服務，在其他很多領域和層面（如民事領域）他們無法提供服務，而在他們可以提供的領域，我們在客觀上也很難插足（但少數律所如金杜、君合、海問、通商、競天公誠、大成等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可以說，中外律師各有各的空間，互相可以填補對方的空缺市場，其彼此之間主要還是合作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 另一方面，中國律師因為不能以律師身份被外資所聘用，因此無法接受外國律師事務所的實踐培訓機會，也就無法快速提高在非訴訟高端業務領域提供法律服務的技能和經驗，等到可以做同樣業務的時候，由於長期被排斥在非訴訟高端業務領域的大門外，又沒有能力做好，沒有競爭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日本、韓國的金融重組工作，多是由歐、美國家的律師擔當主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這個例證帶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應該引以為戒，及時為現職中國律師松綁，允許外資所聘用中國律師，使中國律師通過參與外資所的實踐快速成長起來。 3、律師事務所採取的內部優化措施。 （1）充分發揚團隊合作精神。 中國律師事務所在建設方面，多數選擇了「合夥制」的模式，這是一種人合性質的模式，講究的是一種團隊合作，然而遺憾的事，大多數國內所只是掛「合夥制」之名，行「個體經營」之實，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對在某領域有專長的律師而言，與同事分享交流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不一定帶來個人利益，因而缺乏與所內同事協作的動力，反過來，這位律師即使有極其豐富的經驗，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也是有限的，不足以針對所有客戶面臨的所有問題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務，但又因為不能得到其他有專長律師的合作，而只好一邊摸索一邊應付。由此可見，面對國際大環境下的復雜法律問題，律師事務所內部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完善管理運作機制，調動每一位律師的積極性，充分發揚律師團隊合作精神。 （2）發展規模、細化分工 中國律師起步晚，律師事務所規模也相對偏小，世界知名的外國律師事務所人數可達到三四千人，而中國目前最大規模的律師事務所人數不過四五百人，在法律服務國際化大背景下，非訴訟業務又是主流，因此對律師事務所的規模化有較高要求，為的是在應對各種復雜問題時，能夠保證有充足的法律資源可以共享，有豐富的辦案經驗可以交流。事實上在西方，從事非訴訟業務的，通常也多是由大規模的律師事務所所掌控，而個人律師事務所有的只能開展訴訟業務，如英國。就目前而言，為擺脫規模小的困境，我們可以借鑒90年代初法國律師界面對外國律師事務所沖擊時的經驗，即運用國內重組甚至跨國聯合的方式實現規模化。然而，對做好非訴訟國際法律業務的律師事務所而言，規模化只是一個前提，為提高業務水平，充分發揮規模效應，規模化還必須做到專業化，即根據法律服務市場的需要，將有專業特長的律師細分並建立專門的法律部門，集中管理，集中指導，以金杜律師事務所為例，其根據自身業務強項將律師分組為：公司組（包括外商直投部、並購部、房地產部、電信、傳媒和技術部、勞動部）、融資組（包括銀行部、證券部、保險部）、知識產權組（包括專利部、商標部、知識產權訴訟及法律事務部）、國際貿易與政府事務組（包括國際貿易部、反壟斷部、日本部）、訴訟仲裁組（包括國際訴訟仲裁部、國內訴訟仲裁部），金杜正是憑借其准確的定位分工，做強做大，不僅成為中國第一流的綜合性律師事務所，同時也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 （3）資深律師的傳幫帶。 律師事務所需要的是團隊合作，律師事務所整體實力的提高得益於每一位律師執業水平的不斷進步，因此對於一位辦理國際非訴訟業務的新手而言，迅速的提高其辦案技能對律師團隊的整體合作十分重要，而這些實踐技能的獲得不同於法學院的課堂知識，它們需要在熟悉業務的資深律師的指導下從實際辦案中一點一滴的積累，通常採取的做法是，讓年輕律師由初期的跟隨和觀摩發展到以律師助理的身份參與辦案學習，使其通過資深律師的言傳身教、督導批評，學會查漏補缺，逐步成為熟練掌握辦案技能、了解辦案傳統的實踐性律師。目前，中國已經將這種學徒制進行了制度化，即把經過一年的實習作為獲得律師執照的前提條件，但這一制度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這一年實習期或更長的時間內，在律師事務所內部將資深律師的傳幫帶很好的落到實處，以便迅速培養業務新手，全面提高律師事務所的整體服務質量。 4、律師個人通過留學深造提高外語溝通能力。 從事國際性的法律服務，對律師的綜合能力要求很高，其中對外語（尤其是英語）的掌握對於面向國際法律服務市場的律師至關重要，很多情況下，中國的律師，本可以就中國法律向跨國公司提供同等的甚至更加優質的法律服務，但跨國公司不信任你，不給你表現的機會，原因很簡單，因為語言的關系，中國律師不能用外語（包括英語、德語、日語等）直接與外商（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等）進行交流，使他們寧願花大價錢去聘請國外的或香港的可以熟練運用外語的律師事務所提供服務。因此，對於有意從事國際法律服務的中國律師而言，根據自身的未來業務定位，去國外深造，過語言關，是目前提高律師自身競爭力，迎接未來國際化挑戰的有效途徑。以自費美國留學為例，只要獲得中國法學本科文憑，並通過TOEFL考試，即可申請美國法學院1年期的LLM(法學碩士）；而對於通過中國司法考試但並非法學本科畢業的中國律師來說，也只要憑本科文憑，並通過TOEFL考試和LSAT考試，即可申請美國法學院3年期的JD（法學博士）。同時，中國司法部針對國內優秀年輕律師還設有「選派青年律師赴英培訓公費留學項目」，即有2年以上專職律師執業經歷，年齡35歲以下，通過雅思考試的中國律師，通過申請可以有機會去英國（其中在英國10個月，在香港2個月）公費深造一年。 5、國內法學教育機制的完善。 法律服務國際化的競爭本質上是人才的競爭，高素質的國際化法律服務人才離不開教育的國際化，對比中西方法律教育，我們還有許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第一、中國法學教育的本科階段過多關注法律專業知識的灌輸，卻忽視知識結構的全面構建（尤其是經貿知識），而我們知道，法律服務作為社會關系的調節器首要關注的就是經濟關系，因此，一位只懂法律不懂經貿知識的律師終究是不會在國際化的大潮中得心應手、游刃有餘，相反，美國大學本科沒有法律專業，因此，每一位攻讀JD的美國人都有了本科專業的豐富背景知識，加上JD課程選擇空間很大（甚至可以跨學院修得學分），美國法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相對而言是比較全面的；第二、中國的法學教育注重對法條的理解和解釋，學生較為死板，沒有創造性，而西方則鼓勵創造性思維，美國法學院典型的「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培養出來的法律人才的優勢在於，即使一位律師不知道所有的法律規定，但通過對有關法律進行調研後，仍然可以運用其分析技能為當事人解決實際問題。

F. 目前國內法律服務平台有哪些

目前各省市都抄開通了公共法律襲服務平台，像是湖南的如法網，昆明的五華區公共法律服務平台等。可按省市搜索。
這些公共法律服務平台一般都提供辦公證、求法援、找律師、尋鑒定、學法律等多類服務。其中河北、徐州、湖南的還開通了在線辦公證服務。

G. 下列各句橫線處依次填入的詞語，最恰當的一項是①要解決我國法律服務市場監管 的問題，就必須完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