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務行業的歷史
A. 現代服務業的歷史 、現狀和發展趨勢是什麼啊,有沒有這方面的文獻啊
現代服務業的概念
根據2012年2月22日,國家科技部發布的第70號文件,現代服務業是指以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網路技術為主要支撐,建立在新的商業模式、服務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礎上的服務產業。它既包括隨著技術發展而產生的新興服務業態,也包括運用現代技術對傳統服務業的改造和提升。 它有別於商貿、住宿、餐飲、倉儲、交通運輸等傳統服務業,以金融保險業、信息傳輸和計算機軟體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房地產業及居民社區服務業等為代表。 「現代服務業」的提法最早在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中,200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既要改造和提高傳統服務業,又要發展旅遊、信息、會計、咨詢、法律服務等新興服務業」。
歷史:
現代服務業初步發展於工業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確立於20世紀80年代。
發展趨勢:
我國「現代服務業」的提法最早出現於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上。2007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07]7號),對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起到了政策支持和促進作用。當前,國內許多城市的現代服務業正蓄勢待發,沈陽市的現代服務業也正在迅速崛起,現代服務業增加值佔全市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持續提高,到2006年達到47.3%。
B. 中國企業法律法規的發展歷史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政府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政府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政府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較完整的現代中國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立法院即擬定了「公司法原則草案」,在原有4種公司類型外增加了「保證有限公司」,以後在修訂過程中又被否決。
1929年(公司法)頒行之後,南京政府又先後頒行了《公司法施行細則》、《公司登記規則》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會議通過並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條,主要內容是規定《公司法》施行的具體程序。另外,國民政府實業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記規則》,分通則、規費、呈請程序、附則4章46條,對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設立登記應繳納的各種費用等加以規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記規則》和《公司法》一起,於1931年7月1日同時施行。
抗戰期間,在1940年,國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予以補充。按該條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機關組織、准許本國人民或外國人認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國民黨立法院商法委員會依據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修正公司法原則」,隨後訓令商法委員會修正1929年公司法,經商法經濟兩委員會聯席會議,立法院討論研究,修正後的公司法於1945年9月29日通過,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義」、「通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外國公司」、「公司之登記及認許」和「附則」10章、361條,篇幅大為增加,規定更為詳細,內容大為豐富。為近代中國篇幅最大、內容最全,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後的1946年《公司法》,與前幾部公司法規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它概括了一切有關公司的法律、條例、規則,形成十章的編制,除第九章純為程序的規定外,前面各章都屬實體上的規定,用整章規定登記手續置於實體規定章節之後,使該法呈現出濃厚的集實體、程序規定於一身的特點。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鑒英美公司法的內容,其次,在內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強了法律彈性,減少了官廳干涉,力圖使立法精神從大陸的干涉主義趨於英美自由主義,該法的許多規定都體現了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引進有限公司制度。為此,1946年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股東人數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東人數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於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資力者組織有限公司,」至於「其他資力較薄須集合多數人方能經營者」,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相對於1929年公司法重視中小股東利益保護的原則,1946年公司法則通過一系列規定維護了大股東利益。
最後,1946年公司法為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進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規定中外合資公司董事長須有中華民國國籍,不設董事長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應有一人有中華民國國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設外國公司一章,規定凡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的外國公司,可向中國官署申請認許,從而在中國境內營業或設立分公司,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中國公司相同。將外國公司規定於公司法中,在中國公司立法中屬首次。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台灣當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後由於經濟的發展,經濟政策的變化,台灣當局於1966年對該公司法進行全面的修正。此後,公司法又進行了7次修訂。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2005年)
(一)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
政務院於1950年12月29日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凡32條,1951年又公布了《實施辦法》,凡105條。根據上述條例和實施辦法,私營企業有獨資,合夥和公司三種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規定的五種公司形態。
政務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該條例規范的公私合營企業雖然名稱上不再稱為公司,但其實質內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徵,因為它確認公私雙方的股份,並確定合營企業股東的有限責任(第5、8條),並規定合營企業的法人機關為董事會和私股股東會會議(第20、21條)以及盈餘分配辦法(第17條)。
1956年第一季末實現全國全行業私合營後,標志著社會主義改造已告完成,從此私營公司不復存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同時失效,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隨之消失。根據1956年2月10日國務院的《關於在公私合營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及7月26日《關於對私營工商業、手工業、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問題的指示》,私有股份變為債權,私有股東不復存在。這樣《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所規范的有限公司也歸於消失,此後23年,中國的企業全部轉為國營、集體企業,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業立法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計劃經濟時期(1956——1978)
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開始按照行業歸口、產品歸類和方便管理的原則,按行業組建了各種專業性公司。這種公司雖然名為生產性專業公司或銷售公司,實際上其本身並非一種從事經營性的公司,而是國家對同行業的企業進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質,事實上這些專業公司後來又轉變為各種行業主管機關。從所有制角度看,這一時期我國全面實行集中的計劃經濟法制,企業組織形式逐漸演變為國營、集體企業兩種公有形式,而且這兩種組織形式彼此之間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聯合投資的情況。由此,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國不復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亦銷聲匿跡。
(三)經濟體制改革時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經濟體制改革時期,作為經濟體制微觀基礎的企業組織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個重點。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我國的公司制度逐漸開始重新恢復,有關公司立法也逐步推進。這一時期我國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與豐富為中心的,具體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1、關於三資企業
1979年7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於1990、2001年兩次修正)的頒布,標志著大陸公司立法在停頓23年後又恢復了。這部法律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國公司企業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點。這一法律的頒布,開創了新中國法律確認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後,全國人大又分別於1986、1988年過《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均在2000年修訂)。此外,經過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經在三資企業領域建立並逐步完善起來,而且成為我國公司立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關於經濟聯合
1980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動橫向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明確提出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並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系的限制,並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強行組織,而要堅持自願原則。這一規定可謂是企業聯合經營和資本流動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組建成為可能,為後來企業聯營式公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關於私營經濟
1988年6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可以採用獨資企業、合作企業和有限公司三種形式。依該條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是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這樣,法律就實際上規定了以國內法人、自然人作為股東而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新中國企業公司立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首先因為,雖然這一法規本4、關於公司的清理整頓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興起了一股「公司熱」。公司濫設現象十分普遍,出現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掛名公司」,嚴重阻礙了公司制度的健康發展。國家隨後開始了「清理整頓公司」工作,為此,國務院陸續發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頓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間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規、行政規章[,為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主要規范內容包括:(1)公司不擁有行政管理職能;(2)公司設立采許可主義,須經政府有關部門審批;(3)公司必須辦理注冊登記,注冊資金不得少於法定最低額;(5)董事長或經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規范化
我國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活動始於1980年初期。1983年國家經委和體改委開始著手起草公司法。但當時顯然不具備制定統一公司法的實踐基礎和外部環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論問題也未得到解決。1985年8月,由國家經委主持起草工作,並於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根據徵求的意見和建議,起草小組又分別擬定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送審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送審稿)。1987年,兩個條例的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務院在研究這兩個條例時認為股份公司尚屬試點性質,不宜在全國以行政法規形式加以規定,有限公司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在實踐中也已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可以先行通過。1991年國務院法制局與國家體改委以送審稿為基礎,會同有關部門反復修改,於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並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但由於有限公司法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的關系,國有獨資公司是否列入等問題未予解決,未獲通過。後有關部、委、辦對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股份制企業發展聲速,為適應規范化的需要,後決定先由國家體改委(1988年國家經委被撤銷,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轉由國家體改委主持)以這兩個公司的「規范意見」這一行政規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國務院行政法規形式而先加以公布。這樣,1992年5月15日,《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與《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一道由國家體改委正式發布。《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1章79條,《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2章119條,以大陸法系的公司制度為藍本,在全面總結了自1978年以來我國公司制度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系統規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則、設立、公司治理、資本(股份)、合並與分立、解散與清算、財務會計、法律責任等基本制度。其後,相關部、委、辦也相繼發布了十餘項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極有特點的中國公司法律制度體系。
同一時期,我國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性公司法規也對公司制度予以規范。最早的是廣東省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涉外公司條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責任公司暫行規定》。之後,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繼頒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規。這些地方性公司法規、規章的制定,不僅規范了本地公司的行為,也為全國統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經驗。
這一時期,在以兩個《規范意見》為核心的一系列規范性立法文件基礎上形成的公司制度體系具有以下鮮明特點:首先,它是以行政規章、行政法規為主構成的制度體系;其次,與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該制度體系內容更為系統和規范;復次,它既汲取了台灣地區和國際上的通用准則,又特別反映出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化的實際需求;再次,它總結了我國公司制的經驗教訓,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的可操作性;最後,這一制度體系具有試點和過渡性質。總之,上述規范性文件尤其是兩個《規范意見》的制定與實施,對我國公司法的制定與出台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也標志著我國公司立法逐漸走向規范。
(五)1993年《公司法》
兩個《規范意見》發布後,各界要求盡快制定公司法的呼聲很高。這里有一個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規范意見》所規定的主要是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試點方面的問題,加之它們是以部門規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適用效力有局限性。隨著這一時期各項市場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國有企業和其他組織、個人也紛紛組建公司,國家迫切需要制定適用范圍更加廣泛效力位階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計劃,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責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並獲原則通過。7月28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法制局局長楊景宇關於該草案的說明。依該說明,有限責任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在不打破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已經確立的企業立法體制的基礎上,定位於:在中國境內由二個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體)企事業單位作為股東出資舉辦的有限責任公司;私營有限公司仍適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並參照本法執行;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之間相互聯營或同其他企業聯營而舉辦的有限公司,參照本法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認為,草案確立的調整范圍太窄,沒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進行企業立法的作法,太遷就了立法現實,並提出應制定一部覆蓋面更寬一些、內容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會議閉幕後,委員長會議決定由全國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較完整的公司法。此後,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有限公司條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資料之基礎上,廣泛參考其他國和地區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該草案歷經1993年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1993年6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次會議、1993年12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三次審議,最終於1993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並於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於此,新中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為法人,分為兩種形式,即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都規定了最低注冊資本限額。根據各國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等。為彌補此項不足,1997年頒布的《合夥企業法》和1999年頒布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對於合夥與個人獨資作出了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與合夥企業為非法人商事主體,注冊資本無最低資本額限制,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其設立程序較公司為簡便,條件限制較少,設立較易。
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市場發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雖然有230條之多,但條文存在著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諸多不足,在實際應用中問題頗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進行了修改,但只是對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的增設和對高新技術的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進行了規定,對於司法實踐應用的大量問題並沒有做出相應修改。此後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關於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徵求意見稿),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做出了一定的答復,但隨著《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這一意見稿並沒有最後出台。
200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正式生效,依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進行了修改,但僅僅刪除了一款「股票採用溢價發行的,須經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准」的規定,基本上僅僅是涉及到技術層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會議上,數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項議案,建議盡快修改公司法。隨後,《公司法》的修訂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本屆要審議的立法規劃。2004年7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並將徵求意見稿下發到有關部門徵求意見。2004年12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歷經三次審議之後,於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公司法。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42號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訂後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條,分為總則,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和轉讓,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公司債券, 公司財務、會計,公司合並、分立、增資、減資,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法律責任和附則。
這次公司法對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較全面的修訂,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當然有些是屬於文字上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內容,大體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修訂後的公司法,完善了公司設立和公司資本制度方面的規定,包括較大幅度地下調了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擴大了股東可以向公司出資的財產范圍;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向募集設立方式;將「一人公司」納入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允許一個自然人或法人投資設立一人有限公司,對其依法加以規范;等等。這些修改和補充,為公司設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有利於鼓勵投資創業,促進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
第二,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方面的規定,包括完善了股東會和董事會制度,充實了股東會、董事會召集和議事程序的規定;增加了監事會的職權,完善了監事會會議制度,強化了監事會作用;增加了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的規定;對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的忠實和勤勉義務以及違反義務的責任,作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這些修改和補充,對於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保障公司的規范運作和有效管理,推進國有企業繼續進行規范化的公司制改造,維護出資人權益,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支持。
第三,充實了公司職工民主管理和保護職工權益的規定,進一步強化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更充分地體現了我國公司立法的社會主義特色。
第四,健全了對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機制,包括為保證股東的知情權,增加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可以查閱公司財務會計賬簿的規定;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監事時,可以實行累積投票制的規定;增加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退出機制的規定,在公司符合分紅條件而長期不向股東分紅等情況下,股東可以要求公司收購其出資,退出公司;增加了股東代表訴訟的規定,當公司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侵犯了公司權益,而公司不予追究時,股東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維護公司和自身的權益。這些修改和補充,對於維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保護投資積極性,增強投資信心,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五,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或稱為「揭開公司面紗」制度的規定。修訂後的公司法在為公司的設立和經營活動提供較為寬松條件的同時,為防範濫用公司制度的風險,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規定。當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時,該股東即喪失依法享有的僅以其對公司的出資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的權利,而應對公司的全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規定,為防範濫用公司制度的風險,保證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當然,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必須嚴格把握界限,不能因此動搖公司有限責任的基礎。修訂後的公司法,設置了法人人格否認的制度安排,至於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即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具體情形,還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嚴格掌握的原則,通過司法解釋作出規定。
這次修訂後的公司法,進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順應了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實踐要求,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當然任何修訂都只是階段性的。隨著實踐的發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還會適時加以修改,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完善的要求相適應。
C. 如何認識法律的歷史發展
法律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制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才到社會主義社會。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
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這些早期的法律對後世文明的影響力是很小的。
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3)法律服務行業的歷史擴展閱讀:
法律的作用:
1、法律的最終作用: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群眾的人身安全與利益。
2、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指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模式,指引人們可以這樣行為、必須這樣行為或不得這樣行為,從而對行為者本人的行為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的,它涉及的對象主要是指本人的行為。
3、法的評價功能(作用)是指法律對人們的行為是否合法或違法及其程度,具有判斷、衡量的作用,也就是說,法的評價作用涉及的是法的律他作用,即對他人的行為的評價,這是區別指引作用(涉本人的行為)和評價作用(涉他人的行為)的關鍵所在。
4、法的預測作用是指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的規定事先估計到當事人雙方將如何行為及行為的法律後果,也就是說,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相互之間的行為,這里的人們應作廣義的理解,即包括國家機關的行為。
5、法的強製作用是指法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實現,運用國家強制力制裁、懲罰違法行為的作用,也就是說,法的強製作用只能針對違法犯罪人的行為,如果沒有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那麼法的強製作用就不能顯現。
6、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過法律的實施,法律規范對人們今後的行為發生的直接或間接的誘導影響,也就是說,法的教育作用針對的是一般人的行為,例如,通過對違法行為實施法律制裁不僅對違法者本人起到警示、警戒的作用,而且也對一般人產生了教育性影響。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律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
D. 法律從哪個歷史階段出現
隨著國家的出現,奴隸社會的出現,法律便應用而生了!
E. 律師行業的發展趨勢
目前,要求中國律師業快速發展的呼聲很高,但客觀理性地講中國律師業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發展較快,經濟落後地區發展遲緩,有些甚至不能維持生存。律師的發展,固然受經濟制約,但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律師制度在政治體制的框架中是作為民主與法制的一種象徵,而非社會民主法制的一種平衡和制約力量,律師制度不能保障律師充分發揮作用,律師政治地位低,致使律師的作用十分有限,也不可能為整個社會所重視和認可。
當前,世界上政治民主化,經濟一體化,社會平民化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各國的政治民主、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不可能不受國際社會的影響和制約。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更加公平、激烈、復雜的競爭,中國的發展受國際社會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律師怎麼辦,國家設置什麼樣的律師制度指導律師發展,毫無疑問是什麼重要的。世界經濟表明,凡是民主法制健全的國家,律師必然是國家的民主和法制的重要力量,是國家經濟規則的主要參與者把關者和制訂者。我們應該考慮吸收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改變目前不利於律師業發展的現狀,健全完善中國的律師制度。
一、律師的現狀
(一)律師的政治地位極其低下。
1、有相當多的政府部門不理解律師,歧視律師,不屑於與律師對話,對律師的正常工作不配合,甚至有些政府部門針對律師作出一些限制性的規定,更有甚者,有些對律師正常履行職責維護群眾利益的行為視為與政府作對。
2、律師能夠參政、議政的機會、人數比較少。各地除了少數律師被作為「花瓶」選為人大、政協代表有機會參政、議政外,大部分律師都沒有參政、議政的機會。而被選舉到權力機構當人大代表的律師要比到政協的少得多,使律師發揮不 了職業優勢。就是這些少數被選為參政議政的代表的律師,大多都是少數民主黨派推選的,很少有律師群體推選出來的。
(二)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利限制過於窄小
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利限制的過於窄小,不利於律師開展工作,「以事實為根據」的辦理案件和處理法律事務。我國法律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利過於窄小,其具體表現在:
1、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不充分。《律師法》第31條規定:「律師承辦法律事務,經有關單位或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調查情況。」《刑訴法》第37條也作了相似的規定。這些規定意味著,證人、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同意,律師就無法調查與案件或法律事務相關的證據和情況,律師不具有完備的充分的調查取證權。根據我國的傳統觀念和文化,屈死不打官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涉及到案件和法律事務,都唯恐避之不及,誰願意捲入訴訟糾紛漩渦之中。這種規定使律師調查取證處於極為艱難的境地,等同於一般代理人,限制了律師發揮應有的作用。
2、律師部分調查取證權依附於與其相對的控方不合理。在刑事訴訟中,律師作為辯護人與檢察人員形成控辯對立的雙方,從控辯不同的角度出發達到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的目的。但在控辯過程中,雙方為履行職責,難免激烈爭論,觀點對立,相持不下,這就需要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刑訴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收集與案件有關的材料」。實際這是將律師應有的調查取證權變為「申請權」,轉化為「經」控方同意才能收集的附條件調查取證權,使辯方依附於控方,從形式上講顯然不合理;從地位上講明顯不對等;從結果上講不可能達到預想的目的。作為控方的檢察人員對辯護的意見出於本能地防範,有的連已收集到的情節輕的證據都不提交,怎麼可能讓其採納辯護律師的意見,收集不利於控方的證據呢?
3、對律師提供證據的要求過於苛刻。《律師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律師執業活動中,提供虛假證據、隱瞞事實,要吊銷律師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法律規定對律師在執業中進行違法犯罪行為給予懲處是應該的、必要的。但是,必須科學嚴謹,范圍必須嚴格限定。筆者認為,只要不是律師人為地製造的假證據,都不應讓律師承擔責任。現有的法律規定不夠科學嚴謹,對律師要求過於苛刻,造成律師無故被追究的情況時有發生。
(三)律師執業中的權利經常被非法剝奪
在刑事案件中,偵查、起訴階段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以種種理由反復推辭、甚至被拒絕安排的最為常見,致使律師心灰意冷,很多都不願再接辦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中,律師的閱卷權、質證權以及發表意見的權利也經常出現被非法剝奪或侵犯的情況。特別是在個別權錢交易案件、行政干預案件、涉及領導親戚朋友的案件的庭審中,律師辯律師的,法官判法官的,對一些顯而易見的正確意見都置之不理,司法實踐向社會證明律師作用極其有限,且可輕而易舉地被剝奪干凈。這就是中國律師的現狀。
二、健全完善之思考
中國律師的現狀不利於律師的發展,既有律師制度設置上的問題,也有國家政治體制人事制度上的問題,既涉及《律師法》,也涉及其他基本法,要改變絕非易事。但是,作為律師,無論多麼艱難,都應該努力去探索,去呼籲。筆者以為:
1、建立律師轉入政界和司法界的流動機制。建立了這樣的機制,大批的優秀人才才會有計劃地設計自己,到律師業中磨練發展,既為國家培養法律人才,又提高律師隊伍的整體水平。尤其是律師能同政界加強交流聯系,進行經常性的對話,反映社會問題,發揮政治功能作用,實現對偏離於法律的公權和私權的制衡。
建立律師轉入政界、司法界的機制,挑選品質優秀,富有政治才華,具有行政管理和決策能力的律師進入政界無疑能加快實現黨中央「依法治國」的方略;挑選富有辦案經驗、技巧和綜合能力的律師進入司法界,無疑會成為司法界的骨幹力量,加快司法體制的改革。
2、增加律師參政議政的機會和逐步擴大參政、議政人員比例。考慮各級人大、政協應有律師代表並保持一定的比例,尤其是還應有一部分是律師群體選舉產生的代表。律師與社會有著廣泛的接觸,能夠傾聽到各階層不同人士的呼聲,加上熟悉國家法律,一般具有一定的參政議政能力。各級權利機構保持一定比例的律師代表,有利於權利機構作出正確反映和決策。
3、建立刑事辯護律師享有豁免權制度。縱觀國際社會,一些法制健全的國家,都有律師原則上享有一定的豁免權制度,即律師在訴訟中發表的言論無論對錯,均不受法律追究。同時,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不得傳喚律師到庭作證。雖然我國現在政治環境大為改觀,已經不會出現以律師在訴訟中發表反動言論為借口而對律師治罪的情況了。但是對律師進行打擊刁難,甚至迫害陷罪的現象仍屢見不鮮,以至於在一個時期內律師如何維護自己權利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一個檢察官控訴了一個結果被宣告無罪的人,沒見有受到追究刑事責任的,而律師由於無罪辯護被追究包庇的卻時有發生,這不能不說這是中國律師制度的悲哀。保護律師自己的權利,保護律師在刑事訴訟發表言論無論對錯都不受追究,調動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一個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規定律師參與刑事辯護享有豁免權無疑會充分調動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積極性,提高刑事審判的質量,減少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風險,完全是必要的。
4、強化律師的調查取證權。首先,盡快修改《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有充分調查取證權。其次,建議立法機構在對其他法律修改前,作出補充規定,與律師法規定一致,待到成熟時,逐步修改相關法律。強化律師調查取證權,筆者認為應該有以下四點:一是規定律師承辦案件和法律事務,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進行調查。二是律師沒有人為地製造假證據,不應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三是考慮有些單位和個人拒不配合律師調查取證時,律師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有關證據和材料,律師申請調取與案件有關材料,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接到律師取證申請必須調取。四是已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持有與案件相關的材料,又拒不提供的,為查清案件事實,律師有權申請人民法院責令對方提交,人民法院應該責令對方提交,否則,對方承擔敗訴的責任。
5、建立應有的律師費轉付制度。法律的精髓在於維護權利,維護公平正義,如果當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被迫訴訟而請律師的合理費用不能由對方承擔,即使法律判決全部勝訴了,因付出一部分本不該付出的費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權益也沒有得到全部維護,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過去有一種說法,律師費不是必須應該付出的費用,只要你有理,法院就會判你勝訴,這種說法不符合客觀實際,過於簡單化了,其實質是對律師作用進行抵制。事實上,很多當事人沒有能力把事實講清並舉證,法院的審判人員也不是都掌握所有的法律、法規、規章等。審判中,對所涉及事實證據和法律、法規及規章如何適用,還需要當事人進行辯論,說明法院不是一進入訴訟程序就必然得出公正結論。隨著國家越來越多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的頒布、實施,當事人不可能全部掌握運用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如缺乏參與訴訟的能力,舉證不能或不力,都可能承擔敗訴責任。而律師作為專業人員,知道如何正確取證和使用證據,適用國家的法律、法規,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所以,聘請律師是必要的,聘請律師的費用應該由敗訴方承擔。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法治國家,都確立律師費轉付制度。我國由於法律上沒有規定律師費轉付制度,使一些應該訴訟因缺少費用而沒有訴訟的不是少數,律師喪失了不少的業務。國家確立律師制度,就應該使其生存發展有著廣泛的基本的基礎。
6、建立適當的律師法律服務強入制度,推進國家法制化的進程。
目前,解決社會上出現的越來越嚴重的多角債務糾紛、交易中的行賄受賄、暗箱操作等問題,都需要律師法律服務的介入,事前以法抑制這些問題的發展蔓延。因此,建議建立國家投資項目、政府采購、國營企業必須由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強入制度。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強入對於保護國有資產,防止權錢交易等杜絕社會腐敗現象,具有深遠的意義。
F. 跪求中國律師發展的歷史材料或論文
你是不是想讓人幫你寫好發給你啊?網上這些資料多多,你隨便粘上一些都夠了
G. 法律服務工作者何時退出歷史舞台
目前來說還不確定,因為最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確立了他們執業的法律依版據。《民事訴訟法》
第五權十八條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
下列人員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
(一)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
(二)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工作人員;
(三)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
H. 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的歷史類型
法的歷史類型是向前發展變化的,其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基本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力具有活躍性、革命性,當其向前發展變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生產關系發生與之相對應的變化。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是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就是經濟基礎的變化,當生產力變化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出現了一定量的變化時,那麼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在內的上層建築就會發生局部的變化。當生產力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從而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也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時,則會導致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內的上層建築發生歷史類型的更替。
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即是法的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
2、(1)法的歷史類型是按照法所據以產生和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和體現的階級意志的不同,對人類社會的法所作的分類。
(2)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凡是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之上、反映相同階級意志的法,就屬於同一歷史類型。
(3)劃分法的歷史類型,有助於認識和揭示法的階級本質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規律。
3、(1)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與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社會形態的劃分相一致,人類社會存在四種歷史類型的法,即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社會主義法。
(2)前三種法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社會的法,體現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和意志,通稱為剝削階級類型法。社會主義法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是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法。
4、(1)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法都一定經過法的這四種歷史類型。
(2)但法的歷史發展的總體過程表明,從奴隸製法到封建製法,繼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是法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法的歷史類型也由低級類型的法向高級類型的法依次更替。
5、(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必然,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的矛盾)的運動是法的歷史類型更替的根本原因。
(2)但是,這種更替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來實現的。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先進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並實現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
二、關於法的歷史階段的其他劃分方式
英國的梅因 「身份」的法和「契約」的法 2
美國的龐德 原始的法,嚴格的法,17、18世紀的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的法,社會化的法,以及下一階段的世界法 5+1
德國的馬克斯•韋伯 形式不合理的法、實質不合理的法、實質合理的法、形式合理的法 4
美國的昂格爾 習慣法、官僚法、法秩序(法治) 3
日本的田中成明 自治型法、普遍主義型法、管理型法 3
我國的不少學者 自然經濟類型的法與商品經濟類型的法 2
義務本位的法與權利本位的法 2
人治的法和法治的法 2
專制的法與民主的法 2
三、資本主義法
(一)資本主義法的產生
資本主義法的產生有幾種典型的模式:英國式模式、法國式模式;
1、在封建社會中後期,逐步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法:
(1)商法的興起:這些商法淵源於習慣法,最為典型的是海商法,以後又有一些票據、保險、公司、破產等方面的法規。
(2)羅馬法復興:羅馬法原先是統一的、擁有世界霸權的帝國的法律;羅馬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簡單商品生產關系極為發達基礎上的,對這方面的法律關系作了詳盡規定;羅馬法代表了相當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3)資本原始積累的法律的出現:
(4)憲法性法律的開始制定:限制王權,試圖以政治契約形式確立國王與臣民的權利義務關系。如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
2、總的來看,資本主義法主要有這樣一些基本特點:
(1)維護以剝削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錯責任」等原則。
(2)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和代議制政府,規定資產階級民主制、政黨制、代議制等法律制度。
(3)維護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人權,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保障資產階級法治。
(二)資本主義法的發展
1、除法西斯時期這樣的特殊發展外,資本主義法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從自由競爭時期到壟斷時期的變化。
2、從自由競爭時期發展到壟斷時期,特別是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法從「個人權利本位」變化為「社會本位」
(1)法律原則有了許多變化,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加入了「所有權的限制」的內容,並制定了不少調整經濟、文化關系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出現了「法的社會化」的趨勢。
(2)但資產階級法的本質並沒有根本改變。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法的發展表現為:
(1)法律基本原則的變化,私有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等有不少限制的內容。
(2)法與政府、社會的關繫上,政府不僅僅只是「看守人」、「守夜人」,國家、政府通過法律來干預經濟。同時,出現了法的社會化趨向。
(3)法的運行方面的變化,如委託立法、授權立法的出現,行政機關權力日益擴大;准法院組織的出現。
(4)兩大法系逐步靠攏,國際立法增多,出現了像歐盟法律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的法律。
四、社會主義法
1、(1)社會主義法是在推翻舊政權、摧毀舊法體系基礎上創建起來的,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2)社會主義法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體現,是維護社會秩序、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2、(1)新中國的法是在摧毀國民黨法律的基礎上創立的,是革命根據地法的繼承和發展。
(2)中國社會主義法的建立還經過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
五、法的繼承與法的移植
法的繼承是指不同時間條件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法的移植指不同空間條件下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一)法的繼承的含義與根據
1、法的繼承是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之間的延續和繼受,一般表現為舊法對新法的影響和新法對舊法的承接和繼受。
(1)法的繼承是客觀存在的,法就是在繼承中發展的。
(2)法作為文化現象,其發展表現為文化積累過程,其繼承是不可避免的。
(3)法的階級性並不排斥法的繼承性,社會主義法可以而且必然要借鑒資本主義法和其他類型的法。
2、法的繼承的根據和理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社會生活條件的歷史延續性決定了法的繼承性。
(2)法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法的發展過程的延續性和繼承性。
(3)法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決定了法的繼承的必要性。
(4)法的發展的歷史事實驗證了法的繼承性,如資產階級的《法國民法典》即是以奴隸制的羅馬法為基礎制定的。
3、法的繼承的內容:
(1)法律術語、技術、形式。基本的法律概念、術語;立法、執法和司法程序;法律解釋方法;法律體系的結構、形式,法律機構的設置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2)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規定。其中有許多屬於技術性規范或者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規范是可以繼承的。
(3)反映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原則和規范。
(4)反映法的一般價值的原則,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二)法的移植
1、法的移植是指在鑒別、認同、調適、整合的基礎上,引進、吸收、採納、攝取、同化外國法,使之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本國所用。
(1)法的繼承體現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法的移植則反映一個國家對同時代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鑒,
(2)法的移植的范圍除了外國的法律外,還包括國際法律和慣例。
(3)法的移植以供體(被移植的法)和受體(接受移植的法)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即受同一規律的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納為前提。
2、法的移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1)社會發展和法的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較落後的國家為促進社會的發展,有必要移植先進國家的某些法律。
(2)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徵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場經濟要求沖破一切地域限制,一個國家借鑒和引進別國的法律,特別是世界各國通行的法律原則和規范是非常必要的。
(3)法制現代化既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也是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而法的移植是法制現代化的一個過程和途徑,是法制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
(4)法的移植是對外開放的應有內容。
3、法的移植有以下幾種類型:
(1)經濟、文化和政治處於相同或基本相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互吸收對方的法律,以至融合和趨同;
(2)落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直接採納先進國家或發達國家的法律;
(3)區域性法律統一運動和世界性法律統一運動或法律全球化。
4、法的移植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
(1)要注意國外法與本國法之間的同構性和兼容性,
(2)注意法律體系的系統性,
(3)同時法的移植要有適當的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