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誰來解釋
立法解釋
立法解釋是指立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解釋。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當然也有權對法律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具有與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釋對於彌補刑法規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規范適應復雜多變的犯罪活動，維護刑法規范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7年刑法頒行以後，我國立法機關開始注重通過立法解釋進一步明確立法意蘊。尤其是對司法機關存在異議的問題，通過立法解釋加以明確。例如，2002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一節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二)》)，是在刑法實施以來，第一次在有關的法律問題已有司法解釋的情況下，由於司法機關對法律規定認識不一致，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做出立法解釋。其中《解釋(一)》是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立法解釋，《解釋(二)》是對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立法解釋。這兩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經作過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存在不同意見，因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這些立法解釋對於明確法律規定的立法本意，進一步規范司法解釋具有重要意義。
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多功能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經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因此，司法解釋對於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的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刑法適用中有關問題所作的解釋。根據198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有司法解釋權。
從1997年刑法頒行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刑法的問題分別進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同時就一些刑法適用的共同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名作出司法解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還與有關行政部門共同對刑法適用中的問題進行解釋，這可以視為一種准司法解釋。我國的司法解釋就內容而言，可以分為規范性解釋與個案性解釋。規范性解釋通常以《規定》、《解釋》等形式發布，而個案性解釋則通常以《批復》、《答復》等形發布。此外，還有以座談會紀要的形式出現的司法解釋性文件，也同樣具有司法解釋的性質，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遜於正式的司法解釋。根據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對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
Ⅱ 刑法的解釋主要有哪些種類
刑事處罰是指違反刑法，應當受到的刑法制裁，簡稱刑罰。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刑事處罰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兩部分。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此外還有適用於犯罪的外國人的驅逐出境。
Ⅲ 刑法的含義
（一）刑法的概念、淵源、分類
1、刑法概念：規定犯罪及刑罰的法
注意：這里的「犯罪」不僅僅是事實描述，而更是一種價值評價
2、刑法淵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組成部分）；
1個單行刑法（創立騙購外匯罪；將逃匯罪的主體由國有單位擴大到所有中國的單位；將非法買賣外匯定為非法經營罪）；
附屬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規定；（中國沒有明確的附屬刑法）
3、刑法分類：狹義刑法與廣義刑法、普通刑法與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徵
1、調整和保護利益的廣泛性與不完整性
2、最後手段性（其他部門法的補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機能
刑法的機能實際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體是指刑法在客觀上可能發揮的作用和主觀上人們希望和追求刑法發揮的作用
1、行為規制機能：指刑法具有使對犯罪行為的規范評價得以明確的機能。
刑法是面向未來的，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而不是報復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復和禁止別人模仿。
例1：如張三偷錢，沒人管，那麼別人也會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傳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擔刑事責任，因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復制自己以前的行為。（其本身無正常意識）。
用處：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極為罕見的行為即使是社會危害性極大也是不能當作犯罪來處理，否則就違反了行為規制機能（如刑法第17條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負刑責的情形）。
國民得以自由活動的前提條件，是確立公正且透明的行為規范，使其成為人們的行為規范。在此規范的范圍內，人們的自由活動將被保障，同時，當違反規范侵害他人利益時，將被追究責任。
2、保護法益機能：刑法能夠保護而且值得保護的利益。
例如：刑法認為男子的性權利不值得保護。
當侵害的法益發生變化時，罪名也隨之發生變化。（轉化犯）
3、自由保障機能：保障公民個人自由不受國家刑罰權不當侵害的機能；
使國民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又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層次：刑法的整體目的：保護法益
2、第二層次：分則各章規定的目的（同類客體）。
3、第三層次：各個條文的目的。對各個條文目的的理解不應超出規定該條文的「章」的目的范圍。例外：刑法分則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釋→任何解釋都必須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釋的效力分為：有權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無權解釋（學理解釋）
按解釋的方法分為：文理解釋（平義解釋）、論理解釋
文理解釋指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闡釋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文理解釋的根據主要是語詞的含義、語法、標點及標題。文理解釋是一種基本的但並非簡單的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合理，則沒有必要採取論理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不合理或產生多種結論，則必須進行論理解釋。
論理解釋是指參酌刑法產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關事項，按照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論理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
(1)擴大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於是擴張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341條中「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將刑法第116條中的「汽車」解釋為包括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機，則是一種擴大解釋。擴大解釋是對用語通常含義的擴張，不能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果完全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應否做出擴大解釋，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對於一個行為而言，其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換言之，「解釋的實質的容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律條文通常語義的距離成反比。」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處罰的必要性越大，擴大解釋的擴張程度便越寬。
(2)縮小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廣，於是限制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111條規定的「情報」限定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則是縮小解釋。罪刑法定原則的保障人權的思想，並非意味著在任何場合都盡可能做出縮小解釋；事實上，任意做出縮小解釋反而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例如，將刑法第232條中的「故意殺人」的「人」限制解釋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滿1周歲以上的人」，可謂縮小解釋，但嚴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義，而是在刑法規定之外附加條件的，不是縮小解釋，可能是目的性限縮。
(3)當然解釋。即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如刑法第201條規定，「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認為因偷稅被給予三次、四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則是當然解釋。（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
(4)反對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含義的解釋方法。如刑法第50條前段規定，判處死緩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滿後，減為無期徒刑」。據此，沒有滿2年的不得減為無期徒刑，此即反對解釋。反對解釋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能採用：一是法條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全部條件；二是法律規定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必要條件。
(5)補正解釋。即在刑法文字發生錯誤時，統觀刑法全文加以補正，以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如認為刑法第63條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數，則是補正解釋。補正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體規定。在刑法解釋中，補正解釋不意味著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解釋為犯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的。
(6)體系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規范意旨的解釋方法。體系解釋的目的在於避免斷章取義，以便刑法整體協調。刑法是存在於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整體，它不僅要與憲法協調，而且本身也是協調的。因為刑法體現正義，要對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處理，對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處理，對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處理，絕對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協調的解釋，必然有損刑法的正義性。所以，使刑法相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對一個本文某一部分的詮釋如果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證實的話，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則應舍棄。」遇到不明確的規定時，應當通過明確的規定來闡釋不明確的部分，而不應當以某種規定不明確為由而否定明確的規定。體系解釋並不意味著對刑法中的任何用語都必須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釋，更不意味著刑法用語必須與其他法律用語的含義相吻合。由於語言的特點等原因，刑法中的許多用語也具有相對性，即同一用語在不同條款甚至在同一條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義。同時，肯定刑法用語的相對性是為了實現刑法的協調與正義，所以，對用語作相對解釋，實質上也是體系解釋。
(7)歷史解釋。即根據制定刑法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歷史解釋並不意味著只是探討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據歷史參考資料得出符合時代的結論。歷史解釋也不意味著必須永遠按照過去的觀念解釋現行刑法或對舊刑法的解釋必須仍然適用於新刑法，而是應注重刑法變更的歷史原因。例如，私自開拆、隱藏、毀棄郵件、電報罪，已由舊刑法中的瀆職罪調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解釋者應當把握這種調整的理由並做出新的解釋，而不能按瀆職罪解釋本罪的構成要件。
(8)比較解釋。即將刑法的相關規定或外國立法與判例作為參考資料，藉以闡明刑法規定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在進行比較解釋時，不可忽視中外刑法在實質、內容、體例上的差異，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與犯罪的名稱，而應注重規定某種犯罪的條文在刑法體系中的地位，從而了解相同用語在不同國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義。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條規定了詐騙罪，第246條之二規定了使用計算機詐騙罪，第248條規定了准詐騙罪，而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後兩種罪名。不能認為，使用計算機詐騙與准詐騙的行為，沒有被我國刑法規定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處刑；相反只能認為，這些行為包含在我國刑法第264條、第266條規定的盜竊罪、詐騙罪之中。
(9)目的解釋。即根據刑法規范的目的，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任何解釋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釋；當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出多種結論或不能得出妥當結論時，就以目的解釋來最終決定；刑法分則規定具體犯罪與刑罰的條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護目的；在確定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時，必須以其保護法益為指導。目的解釋的前提是正確確定刑法規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難以確定的是分則具體條文的目的。例如，規定盜竊罪的第264條的目的，是保護財產的所有權，還是保護財產的佔有？規定受賄罪的第385條的目的，是保護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還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對此，又需要根據憲法原則和刑法理念與現實，採取多種解釋方法來確定。
在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時，既可能採取某一種解釋方法，也可能同時採取某幾種解釋方法，對不同條文可能採取不同的解釋方法（如對A條進行擴大解釋，對B條進行縮小解釋），但解釋必須符合刑法目的。
對於一個詞語的解釋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它的判斷標準是：對一個概念的解釋是否超出了國民對於這個詞語含義的預測可能性
Ⅳ 最高院的司法解釋與刑法相沖突，誰來解決
如果司法解釋與法律規范沖突，當然適用法律規范，因為法律位價不同，法律規范屬於上位法，司法解釋屬於下位法，因為有全國人大常委會解決之。
以上回答希望能夠給你提供幫助。
Ⅳ 什麼是刑法的體系如何理解刑法解釋的含義與分類
刑法體系，是指各種刑法規范按照一定的規律、順序、聯系、有機地排列，組成統一的整體。各國刑法典，一般從總體上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個別還有附則。編之下，再根據法律規范的性質和內容有次序地劃分為章、節、條、款、項等層次，從而構成一個科學的統一整體。
[編輯本段]一、編
編是刑法典的第一級單位。我國刑法將總則和分則列為兩編，附則不另立一編，但性質上與總則、分則並列。把各種刑法規范科學而系統地納入總則和分則之中，並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刑法總則是關於刑法的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以及關於犯罪和刑罰一般原理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刑法分則是關於具體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是定罪量刑的具體規則。根據上述標准，可以將刑法規范分為總則性規范和分則性規范。在刑法典中刑法總則規定的是總則規范，刑法分則規定的是分則規范。不僅刑法典的規范可以分為總則性規范與分則性規范，而且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按其內容屬性也可以作這樣的劃分。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內容大多屬於刑法分則性規范，但也有個別總則性規范。應當指出，刑法總則規范的效力不僅及於刑法典，而且也用於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對此，我國刑法第101條明確規定：「本法總則適用於其他有刑罰規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這里的有刑罰規定的法律，就是指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從理論上說，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的關系是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的關系。附則是關於刑法內容的附屬性規定，一般涉及刑法的生效等非實體性內容。
[編輯本段]二、章
編下是章，章是總則和分則兩編之下的單位。刑法總則和分則各自獨立設章。我國刑法總則分設五章，刑法分則分設十章。在刑法分則中，罪名往往按章排列，各章的排列有一定的順序，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編輯本段]三、節
章下是節，節是章根據需要而下設的單位，反映章內部的有機聯系。我國刑法，根據內容決定章下是否設節。在刑法總則中，凡內容較多並且有明確的層次之分的，往往設節，否則就不設節。在刑法分則中，罪名較多的第三章與第六章下設節，其他章下均不設節。
[編輯本段]四、條
節下是條，條是表達刑法規范的基本單位。刑法規范通常都是以條文形式出現的，因而是刑法規范的基本構成元素。配置在各編、章、節中的刑法條文，全部用統一的順序號碼進行編號。編號自成系統，不受編、章、節劃分的影響。刑法條文採用統一編號，便於檢索，引用方便。
[編輯本段]五、款
條下是款，款是設於某些條文之下的單位。有些條文表達的內容簡單，只有一段，因而沒有必要在條下設款。在條文所要表達的內容比較豐富，存在若干層次的情況下，需要在條下設款。我國刑法中的款採用另起一行的方法表示。例如，我國刑法第23條分為兩款，第一款規定的是犯罪未遂的概念，第二款規定的是未遂犯的處罰原則。 在款的內部還有段之分。在某些情況下，在同一款里還會包含有兩個甚至三個意思。在學理上，對同一款里包含的兩個意思，分別稱為前段與後段；對同一款里包含的三個意思，分別稱為前段、中段與後段。在具有這種結構的條款當中，如果用「但是」這個連接詞表示轉折關系的，則從「但是」開始的這段文字，在學理上稱之為但書。刑法中的但書所表示的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1）補充性但書，這種但書是前段的補充，使前段的意思更為明確。例如我國刑法第13條前段規定了犯罪的概念，後段規定：「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就是補充性但書的適例，它從反面使犯罪概念更加明確。（2）例外性但書，這種但書是前段的例外。在條款中，幾是以「但是……除外」這種句型出現的但書，都屬於例外性但書。例如我國刑法第65條前段規定了累犯的概念和處罰原則，後段規定：「但是過失犯罪除外」，這就是例外性但書的適例。因此，過失犯罪是累犯構成的排除性條件。（3）限制性但書，這種但書是對前段的限制。例如，我國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就是限制性但書的適例。
[編輯本段]六、項
條與款下有項，項是某些條或款之下設立的單位。刑法典中的項，往往採用基數號碼進行編號。一般來說，列為項的內容之間往往具有並列關系，並共同從屬於條或款。例如，我國刑法第33條規定：「主刑的種類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無期徒刑；（五）死刑」。以上五種主刑，刑法學分為五項加以規定。
[編輯本段]七、目
條與款下還有目，目也可能設於節下條上，一般來說，目是某些條與款之下設立的單位。
Ⅵ 刑法中的法律解釋
在刑法規范體系中，刑法司法解釋雖然不是一種具體的法律淵源(法律表現形式)，但是其指導刑事司法實踐的作用是巨大的。刑法司法解釋的大量出台，對於統一法律適用標准，澄清刑事司法中的模糊認識，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其是否會對刑事法治的健康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對此，在學界尚存諸多疑問：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規范(即實定法規范)之間的關系如何？刑法司法解釋權是否會僭越刑法立法權？刑法司法解釋的范圍應如何界定？等等。現行刑法司法解釋體制為我國法治所認可，而其存在確實符合中國現今的法制現狀，因而目前關於刑法司法解釋的首要問題不是否定或者重新配置司法解釋權，而是如何完善刑法司法解釋體制，並將法治原則貫穿始終。刑法司法解釋權歸屬於「兩高」，自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開始確立，因而刑法司法解釋權的合憲性不成問題；而如何行使這一權力，則必須以法治的視角予以認真審視。基於此，筆者認為，刑法司法解釋在制定過程中應堅持以下四條原則：
一、附屬性原則
所謂附屬性，就是刑法司法解釋的內容必須附屬於具體的刑法條文，刑法司法解釋的制定只能以現有刑法規范為惟一根據。這也可以看作是刑法司法解釋的一個特徵。刑法司法解釋的目的就是澄清刑法條文所承載的刑法規範本身的確切含義，是法律適用中的一種司法活動，因而不能創設新的罪刑規范，否則即屬於越權解釋。由於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規范之間具有附屬與被附屬的關系，而不具有任何獨立性可言，因而某一刑法司法解釋的內容必須與特定刑法條文建立依附關系。
二、謙抑性原則
所謂謙抑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釋制定的前提必須是當刑法具體條文已經出現嚴重歧義，或者需要制定刑法司法解釋來統一法律尺度時。在制定刑法司法解釋過程中保持一種謙抑的精神，一方面要求制定機關應當在自己的許可權內來進行解釋，不能超出法律本身設定新的規范，另一方面要求制定機關嚴格出台刑法司法解釋的程序，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解釋。反之，對於已經為刑法基本理論所公認，為司法實務所認同的問題，或者雖有爭議但是根據現有理論容易形成共識的問題，或者純粹屬於事實認定的問題，則沒有必要單獨制定司法解釋。例如「兩高」《關於對軍人非戰時逃離部隊的行為能否定罪處罰問題的批復》的內容，完全可以從刑法典第四百三十五條的規定邏輯地推出，因為該條第二款已經明確地表述：「戰時犯前款罪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自然該條第一款即應指非戰時的情形。顯然該批復實質上只是重復了刑法的規定。
三、明確性原則
所謂明確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釋應當語義明確，邏輯清晰，將被解釋對象的含義能夠准確、無歧義地表達出來。刑法司法解釋的目的就是要澄清刑法條文所承載的刑法規范的確切含義；語義含糊、邏輯不清的解釋內容顯然與刑法司法解釋的目的相違背。將明確性作為一條刑法司法解釋的原則，其價值自不待言；然而如何貫徹，確實並非易事，這主要涉及到制定刑法司法解釋的技術問題。目前關於刑法司法解釋的批評意見也多集中於某些解釋內容表述中的不確切問題。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為人不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系是否構成強奸罪問題的批復》中後半句「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雙方自願發生性關系，未造成嚴重後果，情節顯著輕微的，不認為是犯罪」，其表述就易產生歧義：如果造成嚴重後果，或者情節超出「顯著輕微」程度的，是不是就可以適用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款以姦淫幼女型強奸追究刑事責任？顯然不能，但是如此表述卻很可能導致不必要的誤解。為保證刑法司法解釋的明確性，在努力提高制定解釋的技術水平的同時，應當盡可能開展較為廣泛的制定前的咨詢活動，以便集思廣益，避免可能存在的語義不確切等問題。
四、客觀解釋原則
所謂客觀解釋原則，是指制定刑法司法解釋時應以被解釋的刑法條文的客觀含義為准，即將刑法條文現時的客觀意思作為理解刑法的根據。客觀解釋相對於主觀解釋而言，兩種解釋論爭訟已久，在不同國家的司法實踐中亦各領風騷。採取何種解釋論，必須與本國的立法體制、立法現狀相照應，脫離本國立法實際進行選擇則缺少說服力。在我國，刑法立法過程中並沒有一個全面的立法說明(草案說明的作用十分有限)，探尋立法原意所依據的載體並不存在，因而堅持追求立法原意作為解釋根據的主觀解釋論，其解釋的根據及結論即難以讓人信服。堅持客觀解釋原則，就要求制定刑法司法解釋應當以被解釋的刑法條文現時的一般含義為基本出發點，而不宜去推知立法者立法時的主觀心態。
Ⅶ 哪些機關有權解釋刑法
有權解釋法律的只能是制定法律的機關，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規定，有權解釋法律的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解釋是司法解釋，是對法律如何適用的解釋，不屬於對法律的解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
（1981年6月10日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幾個法律以來，各地、各部門不斷提出一些法律問題要求解釋。同時，在實際工作中，由於對某些法律條文的理解不一致，也影響了法律的正確實施。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加強立法和法律解釋工作。現對法律解釋問題決定如下：
一、凡關於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用法令加以規定。
二、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收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
三、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國務院及主管部門進行解釋。
四、凡屬於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制定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作出規定。凡屬於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門進行解釋。
http://hi..com/bdxs0519150/blog/item/fc58734b55c8fb25afc3abe8.html
Ⅷ 刑法解釋中的當然解釋是什麼意思
刑法當然來解釋是刑法源條文表面上雖沒有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已包含於法條的意義之中，故而依照充足的理由對法條進行自然解釋的方法。所謂充足的理由，是指根據社會常識和法律精神，進行推理判斷，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某種結論。刑法當然然釋包括以下兩種情況：（1）種屬關系的解釋。即將種概念范圍內的屬概念加以明確化、具體化的解釋。例如，偽造有價證券罪中的「有價證券」是一個種概念，在這個種概念的范圍內包含著許多屬概念，如股票、支票、債券、匯票、銀行存摺與存單、印花等。因此，對偽造有價證券罪中的犯罪對象即有價證券可做上述當然解釋。 [1]
（2）發展關系的解釋。即被解釋的事實上的事項是所解釋的法條上的事項的自然發展。例如，中國唐律中的「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的法條解釋方法是最為典型的當然解釋。即在確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如果根據法條的規定重的危害行為不構成犯罪的，那麼實踐中輕的危害行為當然也不構成犯罪；輕的危害行為構成犯罪的，那麼實踐中重的危害行為自然也構成犯罪。
Ⅸ 有權對刑法進行司法解釋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作出司法解釋。
人大作出的解釋叫立法解釋。
Ⅹ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解釋
（一）從法條抄本身來理解，綁架罪應當包括並列的兩種情形：一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的行為，二是綁架他人作為人質以達到綁架者的主觀目的行為。「劫持綁架人質」理所當然地包括在此定義之內，「勒索錢財」這個犯罪目的是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主要界限，行為人主觀目的的內容對於確定綁架罪起著決定性的意義。
（二）學理通說理解。在實踐中，有的學者認為，如果立法者試圖用列舉方式窮盡勒索手段是不現實的。有的學者則認為綁架罪應當在立法體例上採用類似於《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款「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罪狀敘述模式。由於「勒索」一詞本身的內涵具有不確定性，且外延又不周密。無法用列舉的方式加以窮盡。按通說來理解，綁架罪應當是指以勒索錢財或扣押人質為目的，採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作人質的行為。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是指除暴力、脅迫以外的一切可能導致他人人身自由遭受程度嚴重的強制性限制的一切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