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互動

Ⅰ 🎉 【今晚互動】 🎉 羋月傳看了吧這刑法叫什麼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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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許霆案從法律行為方面做一個淺顯的分析

2008年2月22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公開開庭審理了「許霆取款案」，本案已引起全國媒體和廣大民眾的強烈關注，先簡要回顧一下案件經過：2006年4月21日，許霆利用廣州市商業銀行取款機故障，171次惡意提款，取出17.5萬元現金，2007年5月22日被公安機關抓獲，2007年11月6日，許霆在廣州市中級法院出庭受審，公訴人以盜竊罪名起訴，2007年11月20日一審認定被告人許霆犯盜竊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追繳違法所得17.5萬元發還廣州市商業銀行。被告人許霆不服上訴，2008年1月9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原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一審判決，發回廣州市中級法院重新審理此案。

原一審判決所依據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而依據1998年3月1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3萬元至1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由此看來，從法律條文層面講，原一審判決是恰當的，但是，法官適用法律不能機械和教條地套用法律條文來解決現實判決問題，現實永遠是變化常新的。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是立法機關制定成文法律後，由法院依據該法律對實際案件進行法律適用，制定法相比英、美等國的判例法，存在著與現實社會生活的相對滯後性，由於我國最新修訂的《刑法》也是1997年的事了，距離本案的審理正好是十年，而我國市場化改革步伐的突飛猛進，已使我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全球經濟發展史觀察，我國最近十年的經濟發展速度，相當於一些常規發展中國家幾十年的速度，制定法的社會滯後性在我國就顯得尤為突出。就本案而言，我認為，現行刑法與許霆案的具體情況存在著需要研究、辨別的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如何界定金融機構？自動取款機是否是金融機構？

此問題是本案的關鍵之一，目前很多人包括法學專家都認為，自動取款機不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一）款所規定的金融機構。我認為，自動取款機應當屬於金融機構的范疇，盡管在1997年的《刑法》中沒有界定自動取款機是金融機構，但是，自動取款機作為金融機構的延伸部分，是代表金融機構的意志，實際履行著金融機構的服務職能，將過去人工的櫃員服務（存取款業務），轉變成了機器的自動櫃員服務（專業的名稱為自動櫃員機），因此，我認為自動取款機應視同金融機構，通過自動取款機實施的盜竊行為，應視為盜竊金融機構，只不過，這與盜竊傳統金融機構是有很大區別的。

二是許霆的行為是否應認定為盜竊？

許霆的辯護律師為其作了無罪辯護，辯護律師認為許霆的行為不具有「非法進入」和「秘密竊取」的特點，其行為不構成盜竊行為，具體理由：（1）從行為上看，許霆沒有從物理空間或虛擬空間非法進入到銀行系統去取錢；（2）許霆使用自己的實名銀行卡到有監控系統的自動櫃員機上取款，輸入的是自己的密碼，自始至終的取款行為都是公開的，只是影響了交易行為的有效性。公訴人的意見對秘密竊取作了擴張的解釋。關於銀行是否知道許霆的取款行為，許霆始終都認為銀行知道，沒有秘密性，而銀行當時不知道是銀行自己造成的，不能把這個責任歸咎於許霆。（3）許霆在自動櫃員機上的行為屬於一種無效的交易行為，刑法保護的是財產本身，而不是保護無效交易所產生的後果。許霆是通過無效交易取得了17.5萬元，是一個交易的結果，不屬於刑法保護的范圍。許霆的第一次取款行為屬於民法上的不當得利的行為，是無效的民事行為。（4）盜竊行為的實施是單方面的，而本案中許霆的每筆取款行為始終都是互動的，不是單方面的行為，因此不存在秘密竊取。如果沒有櫃員機的配合，許霆不可能取到錢。

對辯護律師的意見，我有不同看法，我認為許霆的行為應當分成兩部分來加以分析：

第一部分，許霆在第一次取款時，發現櫃員機出來1000元現金，而自己的銀行卡的余額只減少了1元錢，這多出來的999元應屬於不當得利，因為許霆在這次取款之前並沒有主觀惡意以非法佔有銀行財產為目的，只是在誤操作之後，自動櫃員機錯誤的運行，使許霆意外地多獲得了999元現金。這時候，他應當已經認識到，銀行的自動櫃員機出故障了。根據《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規定，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屬於不當得利。所以，我認為許霆的第一次取款行為是民法中的不當得利行為，不構成犯罪。

第二部分，許霆在第一次取款之後的170次取款行為，屬於什麼性質呢？我認為已構成盜竊行為。首先，根據犯罪行為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許霆在知道自動櫃員機出現故障的情況下，仍然多達170次實施了取款行為，主觀上顯然存在惡意和非法佔有銀行財產的目的。其次，在行為上，盡管「許霆使用自己的實名銀行卡到有監控系統的自動櫃員機上取款，輸入的是自己的密碼，自始至終的取款行為都是公開的」，但是，許霆的取款行為與他對於取款機存在故障的主觀判斷必須結合起來分析，而不能割裂開來，除非能夠證明許霆的智力、情感和認知水平遠遠低於正常成年人的水平，否則無法解釋他為什麼會進行170次的取款行為。盡管許霆是以合法的身份進入櫃員機系統取款，但由於他存在非法佔有他人財產的主觀惡性，決定了其實施取款行為的非法性，「非法性的行為」並不排除以合法的手段達到非法目的的行為。關於「秘密性」的問題，同樣也不能從狹隘的字面意思理解，所謂「秘密性」，是指在財產所有人或管理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非法佔有他人財產的行為，盡管銀行有監控系統，但是由於銀行方面的過失，在許霆實施取款行為的時候並沒有察覺到，在事實上是處於不知情而被秘密竊取的狀態。辯護律師辯稱：許霆始終都認為銀行知道，沒有秘密性。這其實是站不住腳的，按照一般的常識和邏輯推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許霆在每一次取款的時候，都存有僥幸心理，希望銀行沒有發現自動櫃員機出現了故障。實際上在許霆每一次成功取款之後都證實了這一點，從而促使許霆進行下一次的取款行為。所以，不能因為許霆以合法的身份進入櫃員機系統且銀行有監控系統，就否定「秘密竊取」的事實。再次，關於取款的互動性的問題，也不能機械地理解盜竊行為的單方面性，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具備正常認知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對所遇到的問題進行判斷、推理，如果發現自己有錯誤行為也能夠及時加以糾正，不再重犯同樣的錯誤，而作為一台機器，如果出現運行故障而沒有被它的管理人及時發現，那麼它就會永遠按照錯誤的程序運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認為這種互動是取款人與櫃員機所有人之間的真實意思的表示。因此，我認為許霆的行為是針對銀行，而非針對自動櫃員機，從這個角度講，許霆的行為是單方面的行為。

三是數額特別巨大如何界定？

我在前面已經講到，最高人民法院對「數額特別巨大」的界定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的這十年間，立法和司法機關一直都沒有對此數額進行過調整，應當說存在立法缺位的問題，而這可能也是法院的判決造成廣大民眾震動和異議的重要原因。

四是刑罰理念和刑罰平衡的問題。

很多人認為，對於貪污受賄等讓普通民眾極其憤怒的犯罪行為來講，十幾萬元的數額所判的刑期應當是比較輕的，而同樣是犯罪行為，針對許霆個案來講，不僅銀行也存在很大過錯，存在誘使一個正常的公民臨時產生犯罪意圖的嫌疑，而且許霆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並非達到必須判其無期徒刑的程度，這就存在一個刑罰平衡、罪刑相適應的問題。

至於在刑罰理念，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談到，中國傳統中在財產保護方面，法律會更偏向保護國有財產，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十分強烈。因為許霆的行為損害的是國有銀行的利益，所以格外不能被忍受。賀衛方教授還認為，中國與西方法制發達國家的刑罰觀念存在差異，我們國家法律體系的最大問題在於有非常多的人相信嚴厲的刑罰會遏制犯罪，但是嚴厲的刑罰從來沒有帶來良好的社會秩序。

在時下公民法治意識逐步增強的當口，某些利益集團或壟斷行業濫用公權力侵害公民私權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也是本案能夠引起轟動和關注的現實社會環境因素，如何重審重判，是擺在法院和主審法官面前的一個課題。

可以說，盡管原一審判決在法律條文層面上是適當的，但是在刑罰理念和刑罰平衡上，以及在與廣大民眾的法律意識上，卻存在很大的偏差和不足。誠然，許霆的行為已構成盜竊金融機構罪，但存在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盡管自動櫃員機屬於金融機構的組成部分，但與傳統的金融機構是有區別的，從盜竊手段來看，並不是以外力破壞自動櫃員機，而是利用櫃員機的程序錯誤實施盜竊行為，其社會危害性不是很大，並且，銀行在這個事件中也存在很大過錯，應當承擔一定的過錯責任。另外，根據《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法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所以，重審法院完全可以通過以上一些方面的綜合考慮，給予許霆適當、合法而又合理的審判，既能夠維護法律的尊嚴，也能夠做到與現實社會的發展相和諧，如此，才能彰顯法律的人文關懷和生命力。

Ⅲ 刑法簡答題：程序法的內涵和意義

在現代社會法治與公正的程序是不可分開的，如果把法治看作是良好的法律能夠普遍遵守，那麼，法律必須要通過一套公正的程序才能得到良好的運作，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過正當的程序才能體現其應有的價值，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一些正當的程序如司法獨立、公開審判都成為了基本的法治原則。司法以正確地適用法律，裁決糾紛為宗旨，司法過程乃是准確地適用法律的過程。然而，適用法律並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和自由決定的過程，而必須嚴格依附一定的程序，只有在嚴格公正程序的規范下，法律才能得以准確地適用於具體的案件，法律的正義價值才能在裁判中得以實現。

程序必須是公正的，才能形成裁判公正的基礎。公正在訴訟領域始終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如何理解程序公正的內涵呢？一般認為，程序公正主要是指程序法的規范是公正的、體現了公平正義的精神，從總體上說，此種見解是合理的。然而，程序公正不能完全從程序法所確定的規則的內涵中理解。它還包括了整個司法制度在運作中的程序是否公正的問題。例如英國學者貝克爾增把法院的獨立、中立視為「司法程序的心臟」或公正程序的最基本的要件[13]，黑格爾也把不帶對特殊利益的主觀情感「，而在特殊場合中」認識和實現法「視為法院的基本使命[14].由此可見，法院的獨立乃是程序公正的最重要的內容。而審判的獨立絕不是單純的程序法所包括的制度，而包括了整個司法制度的原則和內容。

在許多情況下，程序的公正與實體法制度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兩者甚至是不可分開的。例如，無論是美國憲法中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還是英國法中的「自然正義原則（Natural justice）」，都可以既解釋為實體法的原則，也可以解釋為程序法的規則，正像英國丹寧法官所指出的「我所說的『正當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訴訟程序條例，它在這里——和麥迪遜提出美國憲法修改案時所說的非常相似——即『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15].它是指「法律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純潔性而認可的各種方法促使審判和調查公正地進行，逮捕和搜查適當的採用，法律救濟順利的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誤等等」[16].所以，司法過程中所採取的由法律所確認的各種公正的訴訟方法和制度，如無最推定原則、逮捕和搜查等強制措施的合法性，公正的調查程序、辯護制度、陪審制度等都屬於正當程序的范疇。這些制度不完全是程序法的范疇，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理解為實體法的規則[17].

那麼，程序公正究竟應包括哪些內容呢？一般認為，其內容主要包括：

1，裁判者的獨立和中立。中立是指「與自身有關的人不應該是法官」，或者按英國的自然正義原則，任何人不能審理自己或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案件（nemo judex in parte sua）。所謂獨立，是指法官只能服從法律，在司法活動中不受任何外來的干預。嚴格地說，獨立是一項整體制度的要求，而中立則是在一個特定的具體案件中的正當程序的要求。獨立的含義更為廣泛，它常常包括對中立的要求。因為在一個具體的案件中，法官對訴訟當事人雙方保持中立的立場，對任何人當事人一方不具有好、惡和偏見，對其審理的案件不具有利害關系，這本身便是司法獨立的內涵。

按照戈爾丁的看法，獨立、中立是以一種公平方式運行，給予當事人一種受公平待遇之感，因為公平能夠促進解決並在當事人心中建立信任感[18].實際上獨立與中立，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是整個司法程序運作的前提，也是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的基礎。司法者的中立可以被視為一個正當的訴訟的基本特徵。因為對抗的雙方相互爭訟，法官居中裁判，三方互動才能形成訴訟。如果法官不能保持中立，或屈從於任何外來的壓力而偏向任何一方，甚至與一方聯合而反對另一方，則訴訟的本來含義也就不存在了。正如美國學者亨利盧本斯所指出的：「在法官作出判決的瞬間，被別的觀念，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權勢或壓力所控制或影響，法官也就不復存在了。宣布決定的法官，其作出的決定哪怕是受到其他意志的微小影響，他也不是法官[19].

從程序公正的角度來看，司法的獨立、中立不僅要求法官要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如個人的干涉，而且還要求在程序上符合如下要求：第一，在程序過程開始以前，不對訴訟參加和案件的事實本身做任何先驗的評價或預測，在對案件的事實作完整的、全部的了解以前，不得對裁決結果形成任何先入為主的意見。第二，對訴訟的參加者的平等地位及其請求和主張予以相同的重視，不得對任何一方具有好惡偏見。即使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中，雖然控方是國家機關，但法院也不是其利益的代表，而是控辯雙方的裁判者，他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要根據是非曲直和法律規定對案件進行公正裁判。第三，裁判者對訴訟參與者及案件的事實不具有任何利益的關聯性，否則，應當主動申請迴避。例如法官的配偶、子女、親屬作為訴訟一方的律師，將使法官與該案件形成利害關系，該法官應主動申請迴避。

2、程序的合理性，這就是說，整個司法過程都必須具備一整套合理的、固定的、便於操作的程序，從而限製法官的恣意，使裁判體現公正性、判決具有可靠的預測性。所以，在司法活動的每一個過程和環節中，都必須有程序規范的存在，從案件的起訴、受理、開庭、辯護、辯論、質證、裁判、執行、上訴、審判監督等等，都要依循嚴格的程序規范。程序的設計越細蜜、合理，則便對法官的恣意和濫用裁判權的行為形成更為嚴格的限制，使裁判公正更具有保證。另一方面，程序應對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予以充分尊重。程序制度本身賦予了訴訟當事人一系列權利，如聘請辯護人、要求迴避、要求公開審判等權利。訴訟當事人也可以在法定范圍內放棄自動的權利。尊重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和放棄程序權利的自由，也是正當程序的內容。

3，程序的公開性。活動的公開性和透明化是公正程序的重要內容。一切骯臟的事情都是「暗廂作業」中完成的，追求正義的法律必然是公開的、透明的。正如肖揚同志所指出的，增強審判活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明確任何人不得搞「暗箱操作」，將審判活動置於廣大群眾和新聞媒體的監督之下，是確保司法公正的重要內容[20].程序的公開性、透明化要求首先要求除法律有特殊規定以外，所有的案件都必須實行公開審判，當事人的證據、理由必須當庭提出，並應在公開程序中進行辯論和質證。其次，應當重大限度的允許民眾旁聽審判。此外，判決書也應當完全公開，法官的判決理由應向公眾展示，以利於公眾的監督。

4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平等性意味著程序要保障訴訟者與人在訴訟活動中能夠平等地參與活動，平等地對待訴訟參與者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對任何一方不得因其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等而在訴訟中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在刑事案件中，控辯雙方的訴訟地位是平等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奪被告的程序權利。在行政案件中，即使是政府部門作為被告參與訴訟，他們不享有任何優越於普通公民的地位和權利。在程序的設計過程中必須要給予雙方平等的攻擊和防禦的權利。程序權利與當事人的實體利益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程序權利得以充分體現，當事人才能相信訴訟的公正，並能通過訴訟充分維護其權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程序權利

5，程序的民主性。按照程序的民主性的要求，一方面，程序的民主要求當事人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請求和意見，而裁判者要認真地、耐心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仔細分析其提供的證據，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公正的裁判。審判的民主性是防止法官的恣意專橫以及濫用職權所必須的。在訴訟活動中，當事人應當被給予充分的機會，向法院陳述自己的案情以保護自身利益。[21]當事人所獲得的聽證的權利，當面地和直接地向裁判者作出陳述的權利是當事人所享有的重要的程序權。另一方面，民主性還包括在訴訟過程中應通過陪審而實現民眾的參與和對訴訟的民主監督，羅伯斯彼爾指出：「訴訟程序，一般來說不過是法律對於法官的弱點和私慾所採取的預防措施而已」[22]這句話雖然過於偏激，但確實指出了通過民眾的參與司法過程而對審判進行監督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在程序中通過完善各項民主監督制度以確保裁判結果的公正。

6，程序的便利性和及時性。公正的程序也應當便於公民實現訴訟權，避免程序上的繁瑣和極端形式主義。例如簡單的糾紛應當以簡單程序進行，以盡可能縮減程序的成本。程序也應當及時終結，裁判時間不可遙遙無期，因為任何遲來的正義都可能構成不正義。訴訟時間的拖延對訴訟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會形成極大的損失和浪費。還要看到，證據不可無限制的提出，訴訟也不可永無止境地進行。當法定程序完結以後，訴訟應當終止。

總之，公正的程序不僅要體現公平正義的價值，而且也要反映效率的要求，同時在程序的設計中，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體系性，程序的各個部分也要彼此協調，才能夠充分發揮程序的作用。

Ⅳ 刑法修正案九對纏訪鬧訪者有什麼規定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一條、將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款修改為：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增加二款作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經行政處罰後仍不改正，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組織、資助他人非法聚集，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改前關於纏訪鬧訪者的規定

第二百九十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工作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4)刑法互動擴展閱讀：

合理上訪要求

(一)堅持原則，依法依政策解決合理訴求。要把纏訪問題納入到依法依政策解決的軌道上來，嚴防為求得一時一事的解決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矛盾。

(二)堅持以人為本，有情解決實際問題。纏訪群眾大多是弱勢群體，他們有問題需要解決，也有困難需要幫助。特別是有的纏訪群眾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而長期的上訪使他們陷入了愈訪愈窮、愈窮愈訪的怪圈。不管群眾有理無理，都應站在群眾利益無小事的高度，認真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行政救濟、社會援助、司法救助、親情幫扶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堅持真心真情溝通，耐心疏通思想和感情的渠道。面對纏訪群眾，只要在真情和耐心上下工夫，用心靈來溝通，堅冰是一定能夠被融化的。

(四)堅持抓住關鍵，找准突破口。盡管每一個纏訪案件的成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可以著手解決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也就掌握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只要把纏訪人的心思摸透、心態摸准，抓住了問題的症結，也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五)堅持寬嚴相濟，維護法律權威。在處理纏訪問題時，一方面不能失之於情、失之於心，要帶著感情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另一方面對違紀違法行為的處理也絕對不能失之於軟、失之於寬，違反法律法規的，必須依法嚴肅處理。

(六)堅持從機制和制度上入手，做好化解、穩控和穩定的工作。

一是應建立纏訪問題處理的終結機制，對化解之後再上訪的纏訪案件，無論再鬧到哪裡，都不改變正確的處理意見。

二是應進一步建立完善信訪督查督辦機制，加大督促檢查力度，切實改進督查工作方式方法，建立和完善各種形式的包案督辦責任制，促使纏訪案件件件有著落、事事有結果。

三是應做好穩控工作，與纏訪人員結對，將他們穩控在基層。四是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加大正面輿論引導的力度，真正讓纏訪人從「信訪不信法」的觀念中走出來，徹底息訴罷訪。

Ⅳ 刑法修正案九罰金制度是怎麼規定的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作了立法完善，其中第四十五條關於行賄罪條款所作修改的規定，完全保留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審議稿)中有關行賄罪條款修改的相應表述。

一、行賄罪立法修改的背景與目的

賄賂犯罪中，行賄與受賄既具有對合性，又存在互動性。受賄犯罪率居高不下，與行賄活動猖獗是密不可分的。從司法實踐看，相關調查統計的數據表明，對於行賄犯罪不僅刑事追訴率低，而且對行賄人的量刑亦明顯偏輕。有鑒於此，加大對行賄犯罪的懲處以遏制腐敗的呼聲越來越高。關於刑法修正案(九)的說明中就明確指出：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加強反腐敗工作，完善懲治腐敗法律規定的要求，為加大懲處腐敗犯罪的力度，需要進一步完善刑法的相關規定，為懲腐肅貪提供法律支持。此可謂行賄罪立法修改目的之官方權威回應。

二、對行賄罪立法修改的解讀

1.增設罰金刑使刑罰配置更完善

現行刑法對行賄罪並未規定罰金刑，罰金刑作為我國附加刑的一種，其本質就是通過剝奪犯罪分子的金錢，使其受到財產上的懲罰。從犯罪預防的角度，罰金刑對於貪利型犯罪無論從特殊預防還是一般預防的角度來說，均能起到重大作用，而行賄則是一種典型的貪利犯罪。縱觀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刑法，如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均普遍規定了對行賄罪的罰金刑，尤其在歐美國家，行賄罪的罰金刑適用率達到了將近百分之八十。

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增設罰金刑，不僅是順應世界反腐犯罪刑罰發展趨勢，完善了行賄罪的刑罰配置，而且消除了行賄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時直接並處沒收財產這一規定的突兀感，使得行賄罪附加刑種的銜接更加有序、合理。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在行賄罪中增設罰金刑，給人的直觀感受是加大了對行賄行為的懲處力度，但筆者以為，增設罰金刑的最大意義在於通過合理配置財產刑，與自由刑實現了更好地互補，從而可以達到更好的刑罰效果。

2.嚴格從寬處罰情節的適用條件

現行刑法對行賄罪規定了從寬處罰的條件，即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出於刑事偵查及側重打擊受賄犯罪等因素考慮，前述規定具有特定價值，但由於該規定的內容過於原則性，司法實踐中濫用從寬處罰規定的情況較多，致使對行賄犯罪打擊不力。

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從寬處罰規定的修改正是對上述問題的積極回應。從立法修改的內容來看，對於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將從寬的幅度由原來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限縮為「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同時進一步嚴格控制免除處罰的適用。應當說，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從寬處罰規定的修改，其初衷值得肯定，方向也是正確的，但在修改內容上仍值得商榷。

三、對行賄罪新規的思考與建議

1.關於罰金刑

刑法修正案(九)對行賄罪增設的罰金刑採用了強制並處式與無限額罰金制。無限額罰金制看似在司法實踐中可以更加靈活，但進一步斟酌該規定，仍會發現存有弊端。

首先，無限額罰金制不利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刑法規定應當具備明確性的特點。但由於無限額罰金制對於罰金刑沒有「量」上的限制，導致罰金刑的確定仍存有不明確性，從而不利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

其次，無限額罰金制有違刑法謙抑性原則。刑法謙抑性原則要求刑罰應當具有一定限度，防止出現「刑罰過剩」的現象。盡管我國刑法第五十二條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罰金刑的裁量做出了一定限制與規范，但在無限額罰金制情況下，司法裁量中仍容易出現罰金數額與行為社會危害性不相稱的情形，甚至有可能出現罰金刑濫用的危險。

最後，從法律可預測性的角度而言，由於無限額罰金制對於罰金數額的確定不夠明確，因此國民無從得知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具體刑罰後果是什麼，從而不利於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

有鑒於此，筆者建議對行賄罪的罰金刑應規定採取倍比罰金制，此制度既可以確保法的穩定性、明確性，在實踐中也簡便易行，便於司法統一。具體而言，即以行賄數額為基數，將罰金數額規定為行賄數額的數倍。當然，也有人提出應以行賄人已獲得的不正當利益或者即將獲得的不正當利益為基數來計算罰金數額，但由於行賄人獲取的不正當利益往往無法以金錢來衡量，故此種提議在司法實踐中將缺乏可操作性。

2.關於特別自首

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的行賄罪從寬處罰情節因在成立條件上符合刑法總則規定的自首制度的本質特徵，但在從寬處罰的幅度上又大於普通自首制度，故被稱之為特別自首。

通過對比修改前後的法律條文發現，行賄罪特別自首的規定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面的修改：一是對於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在從寬處罰的幅度上進行了調整，即延伸了下限，縮緊了上限。二是進一步明確了對行賄人免除處罰的三種情形，即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前提下，犯罪較輕或者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的。

仔細對比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一稿)與通過的正式文本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對於免除處罰情形的表述，正式文本中去掉了第一稿中「檢舉揭發行為」這一詞句。筆者以為，此種做法是正確的，因為該詞句主要見於刑法中關於立功的表述，側重指行為人向辦案機關檢舉揭發與己無關的他人犯罪行為，而前述條文中因「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與「有重大立功表現」這兩者系並列表述，故前者應當是指行賄人對偵破與己相關的重大受賄犯罪起到關鍵作用，此時再用「檢舉揭發行為」這一詞句便不恰當了。另外，行賄人即便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同時又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但綜合案件的實際情況，可能仍不宜對行賄人免除處罰，故出於這種考慮，在草案的二次審議稿及後來的正式文本中增加了減輕處罰的規定，即規定為「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來源找法網：網頁鏈接

但這種做法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即對於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且犯罪較輕的，其法律後果規定為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與刑法總則關於自首制度的規定相矛盾，因為刑法總則中規定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因此，筆者建議行賄罪特別自首規定應表述為：「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免除處罰。」還有一種做法就是，可考慮將行賄罪特別自首規定簡單表述為：「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至於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具體情形，則由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Ⅵ 立案刑法196條會判刑多久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是關於信用卡詐騙罪的規定。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最長可判處無期徒刑

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違反信用卡管理法規，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3、犯信用卡詐騙罪，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信用卡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惡意透支的。

拓展資料：

根據刑法第196條規定，信用卡詐騙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違反信用卡管理法規，利用信用卡進行詐騙活動，騙取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利用信用卡，一般是指使用偽造的、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惡意透支的方法進行詐騙活動。信用卡詐騙罪是詐騙犯罪的一種，該罪和詐騙罪之間是特別法和一般法的關系，信用卡在該罪中是犯罪工具，而不是犯罪對象。行為人以信用卡作為犯罪工具進行詐騙活動的，按照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以本罪定罪處罰。[1]因此，信用卡詐騙罪，簡言之就是利用信用卡體現的信用所實施的詐騙犯罪活動。

參考資料來源：信用卡詐騙罪_網路

Ⅶ 對於網路言論有什麼法律

對於網路言論的相干法律有：

1、《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捏造並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

（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後果的；

（三）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的；（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此外，一年內多次實施利用信息網路誹謗他人行為未經處理，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轉發次數累計計算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7)刑法互動擴展閱讀：

1、2013年，中國最新司法《解釋》規定，利用信息網路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構成誹謗罪。該司法解釋子2013年9月10日起實施。

2、一般來說，中國有關網路誹謗的民事侵權成立，須具備以下兩個要件：

（1）要有損害行為。就是指行為人為通過網路傳播了有損特定人名譽的文字、圖片或語言。

（2）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過錯。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形式。行為人明知傳播內容必然或可能會對他人名譽造成損害卻希望和放任結果發生的，為故意。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損害他人的民事權利但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雖然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結果導致他人的名譽受到損害的，為過失。

Ⅷ 刑法修正案九對搶劫網路游戲虛擬財產的行為如何定性處理

盜竊網路虛擬財產的法律定性

一、網路虛擬財產的范圍

網路虛擬財產是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網路游戲的發展而出現的一個新名詞，侵害網路虛擬財產的犯罪則是以虛擬財產為侵害對象的犯罪，其最為常見的表現形式為採用秘密手段盜竊網路虛擬財產。

在探討盜竊網路虛擬財產的定性之前，首先要對「網路虛擬財產」(以下簡稱為虛擬財產)的范圍進行一個准確的界定。虛擬財產分為廣義的虛擬財產和狹義的虛擬財產，廣義的虛擬財產即一切存在於特定網路虛擬空間內的、具備現實交易價值的或不具備交易價值的、由持有人隨時調用的專屬性的數據資料。從目前技術發展情況看，包括ID賬號,免費與收費的電子郵箱、QQ號碼、網易泡泡幣(用來購買免費簡訊)、虛擬貨幣、虛擬裝備等等。狹義的虛擬財產，是指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財產。即指以網路游戲為基礎，在網路游戲空間環境中，由網路游戲玩家控制的ID賬號項下記載的該ID通過各種方式所擁有的「寶物」、「寵物」、「武器」、「級別」、「段位」等保存在伺服器上的，由玩家隨時調用、創建或加入游戲中的數據資料和參數。

狹義的虛擬財產僅指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財產，但是網路虛擬空間並不限於網路游戲世界。因此我們本文中對虛擬財產采廣義說。我們認為，虛擬財產應是「虛擬」的而不是現實中的財產。它必須是存在於虛擬世界中，在虛擬世界中具有實質的內容，而不是僅僅是現實世界的替代品。如當當網、淘寶網等網上購物中的貨幣等，這些貨幣僅僅是現實世界的延伸，它不具有虛擬的屬性，其中的財物不屬於虛擬財產。再如網路銀行中的電子資金只是現實財產的記載，即使因不可抗力而致使記載現實財產的資料庫崩潰，現實財產實際上並不受損失，這些電子資金也不能成為虛擬財產。但對於QQ和E-mail等，雖然與現實中的郵箱、書信類似，其中的功能遠非現實中的郵箱、書信可比，如其中包含網路相冊、網路硬碟、虛擬空間等等，所以我們認為QQ和E-mail等可以成為虛擬財產。根據取得方式的不同，虛擬財產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網路游戲或論壇的高等級的帳號(ID)、數字較好的QQ號碼和E-mail等。網路用戶通過自身不斷的網路社區活動，使自己在網路社區中的級別提升，從而在網路虛擬社區中擁有更大范圍的自由和許可權。這類虛擬財產可以從網路服務商那裡免費申請或付費取得，如QQ號碼，早期的五位、六位的QQ號，並非通過有償方式取得，只是由於此類資源具有滿足網路用戶一定需要或代表一定的高水平而為網路用戶所追求，從而出現了現實的買賣行為。而如今九、十位數中的數字較好的QQ號碼，需要從網路服務商那裡付費取得。

第二類是網路服務商發行並出售的，用於網路消費的虛擬貨幣，如游戲點數。這類虛擬財產一般需要從網路服務商那裡購買。

第三類是網路用戶在享受某種網路服務時根據既定的規則所取得的「財產」，如網路游戲設定中的物品、裝備、寵物，或他人的網路虛擬貨幣，從而成為自己的虛擬財產。這類虛擬財產通常是玩家在游戲中過關斬將「練」出來的，也可能通過網路服務商或其他玩家購買得到。

二、我國司法實踐對盜竊虛擬財產行為的定性

1、盜竊他人用現實貨幣購買的虛擬財產。

這里又分兩種情況：一種盜竊他人虛擬財產，加以變賣的行為;另一種是盜竊他人虛擬財產自己使用的行為。這兩種行為，虛擬財產均與現實世界發生了交互，盜竊被害人的虛擬財產實質上等於盜竊了他人現實中的財產，虛擬財產只不過是現實經濟價值的表現形式而已，虛擬財產已具有了現實世界中財產的性質，對於前一種情況，行為人非法佔有的目的比較明顯，應當認定為盜竊罪。這里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價格的計算問題，該行為中存在兩個價格，一個是被害人的購買價格，一個是行為人的變賣價格。具體如何確定，下文再行探討。

對於後一種情況，行為人盜竊他人虛擬財產沒有變賣，而是留與自己使用，這種情況行為人非法佔有的目的難以認定。我們認為，可參照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簡稱為《盜竊問題解釋》)。該解釋規定，對偷開汽車的，以非法佔有為目的，變賣或者留用的，應定為盜竊罪。所以我們認為，盜竊他人虛擬財產自己留用的，如果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沒有歸還、日後也並不想歸還的，也應當認定為盜竊罪。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的，行為人僅僅是出於娛樂目的或其他惡意，如報復等盜竊他人虛擬財產的，這種行為僅僅是一種使用的行為，不具有非法佔有為目的，一般不應認定為盜竊罪。《盜竊問題解釋》規定，為游樂，多次偷開汽車，並將汽車遺棄，嚴重擾亂工作、生產秩序，造成嚴重損失的，可以按擾亂社會秩序罪論處;為游樂，偶爾偷開汽車，情節輕微，可以不認為是犯罪，應當責令賠償損失。這里，《盜竊問題解釋》也沒有將上述兩種行為認定為盜竊罪，道理是一樣的。

2、盜竊他人未用現實貨幣購買的，但具有財產價值的虛擬財產。

如從網路服務商那裡免費申請的五位、六位的QQ號，或玩家在游戲中過關斬將「練」出來的網路上明碼標價可以變賣的物品、裝備等。這里也分兩種情況：一種盜竊他人虛擬財產，加以變賣的行為;另一種是盜竊他人虛擬財產自己留用的行為。前一種行為，盡管虛擬財產並非被害人用現實貨幣購買的，但其虛擬財產可以變賣為現實的貨幣，侵害被害人的虛擬財產實際上就等於侵害其現實的財產，而且行為人將該虛擬財產加以了變賣，實際上已經牟利，非法佔有了他人的財物，應當認定為盜竊罪。

後一種行為，由於虛擬財產並非被害人用現實貨幣購買的，盡管該虛擬財產可以變賣為現實的貨幣，但是盜竊他人虛擬財產是供自己留用，並沒有變賣，該虛擬財產並沒有與現實世界發生任何交互和有意義的聯系，其所具有的現實世界中的財物的性質並沒有體現出來，還完全屬於虛擬空間中的行為，特別是從網路服務商那裡盜竊虛擬財產自己留用的行為，行為人並不能完全控制該虛擬財產，而網路服務商也並沒有失去對該虛擬財產的控制，我們認為刑法不宜介入，不應當認定為盜竊罪。

三、盜竊虛擬財產的數額確定問題

認定盜竊罪除了盜竊對象必須是公私財物外，還要達到情節上的標准，即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對於盜竊虛擬財產的案件，認定盜竊數額是判斷是否構成盜竊罪的關鍵。對於虛擬財產的估價，不少人提出了這樣幾種方法：通過計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確定;或由玩家舉證，根據玩家的投入成本計算;或根據黑市的交易價格來確定;或由游戲運營公司進行定價;或以原始的以物易物交換來代替;或建立統一的轉讓交易平台，以一段時間以來轉讓的平均價格確定。

要對虛擬財產估價是非常困難的，這些方法均不可行。首先，虛擬財產的價值不遵循價值規律，不能通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其次，根據玩家的投入成本計算，因人而異，同樣的虛擬財產，數額差異會很大，這有違刑法適用公正原則;第三，黑市交易本來就不公開且價格變化無常，用不公開和不準確的信息作為依據是荒謬的;第四，讓運營商充當物價局的角色，運營商就具備了運動員和裁判員雙重身份，顯然是不妥的;第五，虛擬財產的可交易性是不完全的，因此「以物易物交換」或「建立統一的轉讓交易平台」的估價方面不具有可操作性。

那麼，盜竊虛擬財產的數額如何認定呢?可以區分為三種情況：

1、對於有確定的交易價格的虛擬財產來說，因為虛擬財產已經具有「財物」屬性，其價格是客觀可信的，盜竊數額無疑應按交易價格認定。秘密竊取網路環境中的虛擬財產構成盜竊罪的，應當按該虛擬財產在現實生活中對應的實際財產遭受損失的數額確定盜竊數額。虛擬財產在現實生活中對應的財產數額，可以通過該虛擬財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交易價格來確定。因為行為人實施盜竊行為，被害人的財產一般就會受到相應的損失，盜竊數額與被害人受到的財產損失密切相關。畢竟只有現實生活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公私財產，才是刑法要保護的客體。如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檢察院訴孟某、何某某網路盜竊案中，用被害單位茂立公司與騰訊公司、網易公司在合同中約定的交換價格來計算被盜Q幣和游戲點卡在現實生活中代表的財產數額，能准確反映茂立公司遭受的財產損失。在目前對Q幣和游戲點卡的盜竊數額如何計算沒有明確規定的情形下，起訴書沒有按網上公認的Q幣和游戲點卡銷價計算，而是按照茂立公司購進時實際支付的價格認定盜竊數額，具有合理性。

2、對於沒有經過交易的虛擬財產來說，如玩家在游戲中「練」出來的虛擬財產，由於游戲過程並不產生價值，因此應以被告人盜竊後牟利的數額進行認定。如，2004年8月，廣州網易互動娛樂有限公司舉行「大話西遊」兩周年慶典，顏某被聘為會務人員。顏某利用工作便利，私自截取了參加慶典活動的游戲玩家的個人資料，然後通過偽造他人身份證，截取他人網易通行證號，竊得多名游戲玩家的賬號及裝備並轉賣，非法獲利3000餘元。2005年12月19日，廣州市天河區法院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罰金5000元。

3、對於虛擬財產既有交易價格，又有牟利的價格，而且交易的價格和牟利的價格不一致時，應該按照交易價格還是行為人牟利的價格呢，我們認為以交易的價格為宜。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頒布實施的《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被盜物品的價格，應當以被盜物品價格的有效證明確定。銷贓數額高於按本解釋計算的盜竊數額的，盜竊數額按銷贓數額計算。這就是說，對於被盜物品的價格，一般應當以被盜物品價格的有效證明確定。但如果銷贓數額更高的，盜竊數額應當按銷贓數額計算。同樣，盜竊虛擬財產的，如果虛擬財產既有交易價格又有牟利價格的，一般應該按照交易價格計算。但如果牟利價格更高的，則應當按牟利數額計算。

Ⅸ 甲犯賭博罪、被抓、為了立功表現、舉報乙犯賭博罪、甲犯罪嫌疑人從輕處理了、

如果舉報屬實，屬於立功，可以酌情從輕或減輕處罰。
《刑法》：第三百零三條以營利為目的版，聚眾賭博或者以賭權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Ⅹ 什麼是沖動犯罪

沖動犯罪就是激情犯罪，是指在強烈的激情推動下實施的暴發性、沖動性犯罪行為。屬情感性犯罪。包括殺人、傷害、毀物、縱火等。

激情犯罪的特徵包括以下幾點：

1、犯罪人的理智削弱或喪失，具有自控力缺乏和易激惹的反應習慣。在激情狀態下，表現為認識狹窄，思考問題的能力受到極大限制，自我控制力減弱；犯罪人一般具有抗拒、固執的逆反心理，對外界刺激過於敏感。

2、犯罪人具有盲目、畸形的自尊意識，以及過分認真、拘泥形式、敏感多疑、易受暗示、情緒不穩定、易沖動等人格特徵，大多缺乏客觀的自我評價能力和堅強的意志品質。

3、從產生激情到實施犯罪行為，有兩種情況：

一是當即產生犯罪沖動而引起犯罪行為，在刺激與行為之間缺乏冷靜思考的時間，此為典型的激情犯罪

二是不良情緒體驗長期郁積，在某種刺激的引發下瞬間爆發而實施犯罪。

4、無預謀。犯罪人預先未確定犯罪動機和侵害目標，其實施犯罪行為是因受到外界強烈的刺激，這種刺激既可以與被害人無關，也可以是在犯罪人與被害人的沖突互動中產生的。

(10)刑法互動擴展閱讀：

激情犯罪的防範措施：

1、必須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

激情犯罪雖然表現為行為人大多沒有預謀過程，只是瞬間心理失衡而導致犯罪，但這類犯罪並非不可避免。第三方的積極介入調處，可以及時制止激情犯罪。

2、必須加強社會文化娛樂活動

家庭和社會的關懷對個體的心理問題有明顯的積極作用。只有生活在一個和諧的人性化的環境里，個體才會形成健康的性格和情感。

所以應該開始著手加強對激情人群的幫助和精神關懷。豐富的文化生活可以使激情人群的情緒得到調整，緩解壓力，減少煩亂。

3、必須建立社會心理輔導機構

中國從事心理輔導與心理治療專業的人員很少，心理疏導隊伍缺位嚴重的問題應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著手做一些適當補位的工作。

如在打造社會治安防禦體系和社會糾紛調節體系工作中，應建立心理干預機構，如心理咨詢、熱線訪談等一系列心靈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