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內在特殊性

① 商法產生原因 （從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談）

商法的來產生，決非偶然源，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產生的根據原因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經濟基礎、積累相當物質資料的商人形成一種勢力，他們要求脫離封建領主的司法管轄及宗教勢力的支配，對商品生產交換用一個統一的社會規則進行概括，以保護和發展自由貿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使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必然發展成為國家制定的統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地中海海上貿易隨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國政府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大力推行促使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導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業活動的特殊化。於是，商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各國紛紛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見，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國法典法，只不過是各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律化。

法國學者丹尼斯·特倫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實際上來自於實踐，它們的系統化過程不是民法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推行者的努力。

② 商法產生的歷史

商法的歷史發展與獨立成因

商法，又稱商事法，是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事交易主體及商事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關於商法的起源，現代大多數民商法學者通常認為，近代商法實際上形成於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習慣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紀的商法

商人習慣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這一制度的形成有著特定的社會根源④。中世紀的歐洲（約395—1500）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商品經濟極為潺弱，主要表現為自已自足的手工業經濟，同時也是農業社會。11世紀後期，以農為本的歐洲進入了發展時期，伴隨著十字軍東征的勝利，使歐洲大量的剩餘商品湧向東方市場，商品經濟開始迅速發展活躍。這種東西方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發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興城市的商業貿易的繁榮，隨著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長，行業分工細化和商品交換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調整商人內部經濟關系的自律組織——商會。此間，數個單一的商人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已成為眾多階層中的一個獨立階層，他們迫切需要對其利益給以法律上的保護，以實現商業發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然而，中世紀的歐洲大陸實際上仍是處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業城市的貿易狀況與封建法制的實際狀況，極端的不協調，有關保護商業活動的一系列條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許多國家的法律甚至對商人還加以種種歧視。正是貿易發展與封建法制處於尖銳的矛盾斗爭之中，商會不得不另立規范以求發展。在商會自身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權和裁判權，有條件的利用商事生活習慣訂立自治規范，並實施於本商會內，於是該種規范經11世紀至14世紀實行數百年後，終於形成了中世紀商法，即商人習慣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進入16世紀後，孕育已久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開始萌芽，並顯示出了蓬勃的生機，與此相比，歐洲一些國家的封建割據勢力日漸衰落，這促使統一的民族國家逐步形成。與此相適應，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這就形成了民族國家制定統一法律和商人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條件，新生資產階級必然首先要關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在這一形勢下，歐洲的德國、法國率先開始了本國商事法律統一運動。與此同時，同處歐洲的英國和其他歐陸國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動了國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國民化」的過程。

（三）現代商法

18世紀末期，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如火如荼並逐個成功，封建專制的社會關系被徹底粉碎,整個社會隨之發生了根本變革。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推動商事活動，促進統一完整的商品市場形成，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基本國策。19世紀初，歐洲大陸國家相繼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典制定活動，至此以後，商法開始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產生，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產生的根據原因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經濟基礎、積累相當物質資料的商人形成一種勢力，他們要求脫離封建領主的司法管轄及宗教勢力的支配，對商品生產交換用一個統一的社會規則進行概括，以保護和發展自由貿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使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必然發展成為國家制定的統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地中海海上貿易隨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國政府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大力推行促使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導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業活動的特殊化。於是，商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各國紛紛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見，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國法典法，只不過是各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律化。

法國學者丹尼斯·特倫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實際上來自於實踐，它們的系統化過程不是民法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推行者的努力⑥。
參考資料：http://www.studa.net/faxuelilun/060627/11434953.html

③ 商法 民法 經濟法這3者之間的區別！！

民法、商法、經濟法的相互關系，是近年來倍受法學界關注的一個問題。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見頻仍，而關於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共性和個性的爭論，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作為規制市場交易和經濟運行的互補互動的重要法律部門,是社會主義市場良性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個法律部門以市場的完善和協調發展為共同的立足點,相互之間存在許多共性和差異,充分認識其相同點和不同之處,對於健全我國經濟法律制度,推動市場經濟的穩定和高效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對三者之間關系的考察存在多個視角,而選取本質屬性和價值取向為切入點,能夠充分揭示問題的實質。此外,經濟分析方法的運用,則是進一步深化該認識的有效途徑。
（一） 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通屬私法，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則、制度、規范，同時，屬於商法的一些原則、制度和規范也不斷的被民法所吸收。眾所周知,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它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它所調整的財產關系主要是指財產歸屬和流轉關系,人身關系是指個人非財產關系。而這些都符合龐德所指的個人利益的特徵。無疑,民法所保護的利益是個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則是由商事交易習慣形成的商品交換規則,完全可以視為民法的特別法,因此,它所保護的利益也是個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在古羅馬時期,商品交換十分頻繁。從事交易的人們漸漸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於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護交易利益為主要內容,因而必須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即人格之獨立性——能以自己獨立意志從事交易,所有權之確定性和訂立契約的自由。
商法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在公元11世紀,商人為保護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爾特,採用通行的商事慣例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在當時,商人是一個特權階層。他們擁有普遍人所沒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權利。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商事慣例被長期沿用,最終發展為商法。商法保護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無非是以更復雜、更特殊的規則來實現其保護目的。因此,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一般認為商法系民法的特別法,兩者均以個人利益為保護重心,在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處。
在民法的編篡體繫上，大陸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張民商合一論的學者們看來，無論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還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則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現。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論（德國學者李賽爾是代表人物），後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論（我國民國時期林森、胡漢民是代表任務）。①而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把並存於同一經濟形態下的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和簡單商品經濟形象的比喻成經濟的「高級齒輪」和「低級齒輪」，兩者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運行規律。②
關於民法與商法關系有以下幾種論述：
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二、 反對民法是商法的特別法，但未提出新的見解，希望廣大民法學者研究；
三、 「民法和商事法規之間是基本法與補充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③
現分述之。
第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此觀點認為「民法有普通民法與特別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國家的民事單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國家的商法，相對於作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屬普通法。我國采民商合一主義，現行民法通則相當於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均屬特別法。遇普通法與特別法均有規定的事項，應優先試用特別法的規定。」④總的說來，商法是民事特別法，它和民法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民事關系的規范；對市場關系來說，民法提供了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行為和民事救濟的一般規定，而商法提供各種商事組織和商事交易的具體規則。前者以普遍性、穩定性和原則性著稱，後者以技術性、普遍性和靈活性而見長。此一觀點指出，「現行民法通則為民商合一之立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及技術合同法，雖屬商事合同法性質，但仍屬民法通則之特別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均屬民事特別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謂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 反對把商法說成是民法的特別法。持此論者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是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模式是一種過時的、陳舊的、落後的模式。在簡單商品經濟下產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適應當今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另外，此觀點還提出，國際性是商法的天然屬性，也是其調整的市場交易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商法納入國內法後，忽視商法調整對象、調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與家庭人身財產關系攪混在一起，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其不合理性不明顯，但在世解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來了。因此認為「不應該將一個具有國際性調整交易關系的法律部門，淪為調整家庭關系的附庸。」⑦
第三， 認為民法和商事法規間是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王利明教授等有這方面的論述，具體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實際上並不存在商法部門。雖然由於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公司、保險、票據、破產等方面的立法相應得到了重視和加強，但這些法律規范大多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商品關系，因而可以視為我國民法的組成部分。我國民法作為調整社會商品經濟活動的基本法，是千千萬萬種商品關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現象，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商事法規不過是民法原則在具體領域中的表現，是民法規范在某些經濟活動中的具體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組成部門法體系，而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原則，民法的總則、物權制度、債券制度實際上已對商品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規定，對商事法規中的一些問題同樣適用。」⑧
（二）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存有爭議的。但在大陸法國家和普通法國家,在有商法典的國家和無商法典的國家,在國外和我國爭論的焦點是不同的。從總的趨勢來說,在國外,經濟法和其他法的關系主要是同商法的關系。在我國商法與經濟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為,在西方國家中都有較完備的商事法律制度,社會是典型的商業社會,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國家,也由於民法商法化,從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經濟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舊有法律部門的劃分疆界,從古典商法規范中引申出來的原理重新組合為一個新的整體。這樣,在西方社會經濟法與商法的矛盾就顯得比較突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民法和商法是從橫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他們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而經濟法則既從橫向、也從縱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它們雖然是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但並非純然無涉,而是應相互配合,相互輔助,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保障社會經濟發展。單純以某一個部門法為主體,其必將有害於我國改革開放大業的順利進行。

① 蘇惠祥主編：《中國商法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② 同上，第101頁。
③ 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④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⑤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⑥梁慧星《民法總論》。「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⑦ 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制訂》，《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京），1998年5期44-52，83。
⑧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制訂》，《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京），1998年5期44-52，83。

④ 論商法的主要特點

商法的特徵主要有四：

1. 保護營利性

所謂保護營利性，是指商法對依法追求營利的商事活動採取鼓勵而非壓制、保護而非打擊甚至積極創造條件而非消極抵抗破壞的態度。恰如學者所言，「商事法與民法，雖同為規定關於國民經濟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論其性質，兩者頗不相同。蓋商事法所規定者，乃在維護個人或團體之營利，民法所規定者，則偏重於保護一般社會公眾之利益。」[7]

商法的保護營利性，既是商的營利性本質的內在要求，也是促進商事活動正常開展、維持商事秩序健康穩定的必然需求。法律發達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其保護營利性的規定頗多。如在德國商法中，商事給付的報酬請求權的成立不以交易雙方當事人事先的約定為必要前提，其商法典第354條第1款規定，在從事其營業時為他人處理事務或提供勞務者，即使無約定，仍可以就此按在該地點為通常的數額請求傭金；並在涉及保管時，請求倉庫使用費。再如法國1953年9月30日法令商業場所租賃法律制度中，對商業承租人給予了特別保護，其一方面在商業租約到期後享有租約延展權，或在被剝奪租約延展權時有權要求給予補償，以彌補其由於遷移商業資產而帶來的顧客量方面的損失；另一方面商業承租人還可以在主要活動之外附帶從事其他的輔助性或補充性活動，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完全改變他所從事的活動，而毋須事先得到出租人的同意。[8]

不可否認，我國現行相關法律制度中也存在一些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如依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而金融機構借款則須根據借款期限等情況支付利息。但亦須看到，我國相關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相當不健全、不完善，這給商事實踐帶來了諸多不便甚至損害，必須引起足夠的注意與重視。

2. 自主性

所謂自主性，是指商法有自己的發展動力、自己的發展規律和自己的發展軌跡。學者對此進行了正確總結，「整個商法體系都處在一種演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過程表現為在數個世紀中不斷地把過去展現於未來，表現為一種自主的發展。」[9]

商法發展的自主性主要來源於受其調整的「商」的客觀性和自主性，「商」實踐的營利性與營業性先天地排斥外界的過多干預，「商」實踐中規則的形成、內容及其遵守，也更多地來自「商」實踐主體——商人的自發的平等、公平、信用等理念以及「商」實踐內在的營利、快捷、安全等需要。商規則產生、發展的歷史即為明證，「先有交易，後來才由交易發展為法律------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10]，在這一過程中，「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11]。「從實質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應該是有理智的商人們的共同意識。這個法律部門相對來說不受政治和其他感情方面的壓力的影響。」[12]商法「是為所有王國和聯合體的權威所認可的習慣法，而不是由任何君王的王權所確立的法律」[13]。

商法從習慣到習慣法，再到法律的過程，呈現為一種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不能否認「自覺」的重要意義，其可以構成對「自發」的一種整理與提升，但其不能完全脫離更不能背離「自發」的內容與本質。德國最高法院於1923年指出，「貿易交往不僅對個別消費者，而且對整個民族承擔著滿足不斷變化的生活和經濟利益需要的使命，為完滿達到這目的，貿易交往應盡量少受強製法律規范的制約，而主要按自身的規律和需要發展。」[14]商法自主性的重要表現和內在要求就在於，商法規則的制定、內容、形式等，須建立在對商實踐的需要和規律的正確把握基礎上，盲目、恣意甚至違背商實踐客觀規律的商法規定必將構成對商實踐的阻礙或損害，並最終被商實踐的偉大力量所淘汰。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足夠的尊重。

3. 發展性

所謂發展性，是指商法較其他部門法表現出更為明顯的能夠順應實踐的發展及其需要而適時、及時地作出相應變化調整的特點。正如卡多佐引用一位英國法官的話所言，「商人法，不是固定的和僵硬的，它的生長並沒有因為被裝進法典而受到了抑制；用首席大法官柯克伯恩伯爵在古德溫訴羅伯特(Goodwin v. Robert L. R. 10 Exch. 346)一案的話來說，它能夠被延伸和擴大來滿足貿易的需要」。[15]

商法的發展性主要由「商」的本質所決定，商活動主體是一群善於權衡利弊、精打細算、趨利避害的商人，他們極富投機意識和創新精神，其從事商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營利，對於利潤可謂目光敏銳行動快捷。在商的世界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利潤。這種利益驅動機制及其帶來的快速、敏捷、超前性，在商人的商活動實踐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商人總能創造出五花八門樣式繁多的方式獲取利潤，這也要求調整「商」的商法規則必須隨形勢發展快速更新有關規定，否則將成為商實踐發展的絆腳石。

商法發展性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各國商事法律的修改頻率。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必須隨社會生活、經濟基礎等的發展而相應變化或調整實屬正常且必要，但商事法律的修改變化之快表現尤為突出。以日本商法典為例，其自施行以來，已經經過35次修改或補充，是日本大型法律中修改、補充次數最多的法律。商法發展性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大量商事單行法的制定。商事實踐共性很強，但並不因此否認個性的存在，實際上隨著商實踐的復雜性、專業化、專門化的增強，制定商事單行法以分別規制已屬不得已而必要且必然之舉。如法國存在商法典，但又不得不頒行大量單行法，如1917年工人參加股份公司法、1919年商業登記法、1925年有限責任公司法、1930年保險契約法、1935年票據統一令及支票統一令、1936年海上物品運送法、1942年證券交易所法等等，同時對商法典作了相應的修改。

商法的發展性使得那種試圖通過嚴密邏輯推演規定諸多概念制度構建封閉自滿永久適用商法體系的想法完全成為一種幻想，也要求我們必須保持對商事實踐足夠的觀察力和敏感性，適時對現有商法規定進行相應修訂，從而在商法的穩定性和發展性中間尋求合適的平衡點。

4. 國際性

所謂國際性，是指相對於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各國商法規則在內容、形式等方面具有更高程度的共通性或一致性。對此，威廉·米歇爾曾言，「每一個國家，甚至還可以說每一個城鎮，都有它自己的一種商法，但所有這些商法都不過是同一種類的各個分支而已。在每個地方，商法的主要原則和最重要的規則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是趨於同一的。」

⑤ 1、商法具有哪些法律特徵2、商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一、商法的特徵
(一)兼容性（復合性）：1.私法與公法的兼容，2.任意法與強製法的兼容，3.組織內法與行為容法的兼容。
(二)調整對象的營利性：商法中的一些重要制度的構造、重要規則德確立，都必須考慮營利性特徵。盡量減少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

（三）商法規范有較強的技術性
（四）商法的國際性：1、商行為本身是一種跨國界的活動；2、商法產生之初具有國際性；3、商法的技術性4、大量的國際條約和國際商事組織的出現

二、商法的基本原則
（一）效益原則l源於商人和商行為的營利性
體現：在制度上減少加以成本和實現迅捷交易。如，短時時效、格式合同、權利的證券化等

（二）公平交易原則l源於民法，又有所發展
體現：注重機會公平、結果公平
（三）主體法定原則l商主體的創設、維持及解散需嚴格遵守法定條件和程序。
（四)維護交易安全原則l強調誠實信用、公示主義、外觀主義、行為獨立、以及嚴格責任，並建立風險分散機制

(五)業自由原則。在不違反法律和社會良俗的前提下。l商事結社自由l商事經營自由

⑥ 商法的特點

商法的特點：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的原則：商主體法定原則（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則（地位平等、誠實信用）；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交易簡便、短期實效、交易定型化）；鼓勵交易原則（維護交易的有效性、對於有過錯的交易行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過其他原則如短期實效、意思自治等原則） 。

(6)商法內在特殊性擴展閱讀

商法的種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訂）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0號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根據2001年3月15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⑦ 商法中的客觀主義是什麼意思

商法對象的確認是商法中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商法對象如果不能從民法對象當中區分出來那麼商法也就喪失了其據以獨立的基石，商法部門也就無以確立。在近代商事立法中，對於商事關系的確立有三種具有代表性的立法例：即法國的客觀主義、德國的新商人主義以及日本的折衷主義。我們首先對在這三種立法例下對商法對象的確認進行考量。 法國的客觀主義客觀主義標准，又稱作商行為主義標准，是1807年《法國商法典》所採用的標准。該標準的要義在於，商法首先界定何種行為是商行為，當雙方當事人從事的是商行為時，該種行為便引發商事關系，從而適用商法。商主體也是通過商行為來界定的，因此，《法國商法典》第1條明確規定「所謂商人是指從事商行為並以此為業者」。對於何為商行為，法國人認為商行為即「商業上的經營行為」。[3]由此可知，在法國的客觀主義立法例下，對商法對象的確立首先是立足於商行為的意義上，其次由於商行為的認定又得藉助於「商業」和「經營」這兩個名詞，所以說對於商法對象的界定最終，就落腳在「商業」和「經營」這兩個概念之上。何為「經營」，我們從字面可以得知，「經」指經常，「營」指營業。而營業之成就也需要有一定的長期的從事營利性目的的事業的事實。也就是說「經營」和「營業」幾乎是同義的。何為商業，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商業是指「可滿足人們盈利慾求之業」。[4]對比「商業」和「營業」的定義似乎商業之義也是可以涵蓋在營業的定義之中。由此可以得出商行為其實就是一種營業行為。法國人采客觀主義標準是基於一種商法國民化的設想。法國大革命後，法國人對特權深惡痛絕，而經商在中世紀是一種特權，商人身份的獲得必需經過國家有關機構的特許。法國人為了消除特權，拒絕承認有商人階層的存在，認為經商是一種自然權利，憲法將其賦予每一個法蘭西人。也就說在法國的這么一種立法例下，由於不承認商人階層的存在，所以對商事關系的確立也就只能從商行為的角度出發，而對商行為的界定又立足於「商事營業」的開展。「營業」的開展是一個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現形式的客觀的東西。所以對於商行為的確認也就有了一個較為客觀的標准。從這個層面來看，在法國的上行為主義的立法例下，對於商行為以及商事關系的確認還是可能的。而並非像有的人所說的，在法國的商行為主義模式下，由於把商行為界定為「以盈利為目的」的行為，從而使得對商行為的界定依靠於一種內在的主觀心態，而主觀心態的詮釋又得反過來依靠外在的表現形式。這樣一來就會出現邏輯上的反復。[5]從而使得對商行為以及商事關系的確立，缺乏事實上的客觀性，使商法的對象的邊界表現出來是非常的模糊。對於法國的商行為主義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有學者認為「受商行為主義標準的擺布，實施商行為是行為人成為商人的唯一依據，但是卻不問津於行為人是否已有投資，因此會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許多不應有的麻煩。」[6]的確如果說不要求商人具備一定的資金，商人信用也只是以商人的個人人格信用為基礎，那是肯定不能適應商事活動的需要的。然而，前面已經有所論述，所謂的商行為並非指的是盈利行為，而是指商事營業性行為。並非所有的盈利行為都適用商法，只有在其成就為營業行為才適用商法。在這里我們很有必要對盈利行為和商事營業行為進行一下區分。「營業」一詞有主觀和客觀兩種含義，在營業行為中所採用的是營業的客觀含義。營業客觀上是指當事人所實施的「持續性同種盈利行為」。[7]也就說偶爾為之的盈利行為是不能說是營業行為的。也就不能適用商法的規定。也就是說在法國的商行為主義立法例下，由於商法對象認定落腳於「營業」一詞，所以是否為商法的對象不再取決於行為是否是「以盈利為目的」了，而在於行為人是否長期從事某一盈利行為，並因其長期從事盈利行為而具備了在此一行業中比其他人更高的技能。因為其在此一行業中具有更高的技能所以法律讓其承擔不同於一般的人在為民事行為時所負擔的法律義務。這一現象表現在法律的適用上，那就是為營業行為時應適用商法。對於長期從事某以營利活動的人如果其不投入與該盈利活動所相適應的資金的話，我們很難想像該營利活動能夠長期維持。即使法律不對其進行規制，市場也會將其淘汰。況且在商行為主義的立法例下也並非所有的行業准入都沒有資金的限制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客觀主義在這方面應該說是不存在缺陷的。對於客觀主義的另一個批評是，「主體因從事商行為而成為商人，而傳統主體理論是商人可為商行為。這裡面邏輯順位出現了錯誤。所以說客觀主義有違大陸法系傳統的主體人格理論。」[8]但是筆者認為，由於在法國，採的是商人國民化的立法傾向，所以所有的民事主體都有從事商行為的權利能力。因此在法國對商人的界定所要解決的其實不是權利能力問題，而僅僅只具有一種概念的描述的功用。所以說也就不存在什麼對於傳統民事主體邏輯定位的缺失問題。綜上所述，法國的客觀主義其實已經解決了對於商事關系的確定的問題。

⑧ 國際商務談判的特殊性有哪些

國際商務談判既具有一般商務談判的特點，又具有國際經濟活動的特殊性，表現在：
1．政治性強。國際商務談判既是一種商務交易的談判，也是一項國際交往活動，具有較強的政策性。由於談判雙方的商務關系是兩國或兩個地區之間整體經濟關系的一部分，常常涉及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和外交關系，因此在談判中兩國或地區的政府常常會干預和影響商務談判。因此，國際商務談判必須貫徹執行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和外交政策，同時，還應注意國別政策，以及執行對外經濟貿易的一系列法律和規章制度。
2．以國際商法為准則。由於國際商務談判的結果會導致資產的跨國轉移，必然要涉及國際貿易、國際結算、國際保險、國際運輸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在國際商務談判中要以國際商法為准則，並以國際慣例為基礎。所以，談判人員要熟悉各種國際慣例，熟悉對方所在國的法律條款，熟悉國際經濟組·織的各種規定和國際法。這些問題是一般國內商務談判所無法涉及的，要引起特別重視。
3．要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在國際商務談判中，要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既不強加於人，也不接受不平等條件。我國是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平等互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一項重要原則。所謂平等互利，是指國家不分大少，不論貧富強弱，在相互關系中，應當一律平等。在相互貿易中，應根據雙方的需要和要求，按照公平合理的價格，互通有無，使雙方都有利可得，以促進彼此經濟發展。在進行國際商務談判時，不論國家貧富，客戶大小，只要對方有誠意，就要一視同仁，既不可強人所難，也不能接受對方無理的要求。對某些外商利用壟斷地位抬價和壓價，必須不卑不亢，據理力爭。對某些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落後地區，我們也不能以勢壓人，仗勢欺人，應該體現平等互利的原則。
4．談判的難度大。由於國際商務談判的談判者代表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利益，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政治背景，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及風俗習慣各不相同，從而使影響談判的因素更加復雜，談判的難度更加大。在實際談判過程中，對手的情況千變萬化，作風各異，有熱情洋溢者，也有沉默寡言者；有果敢決斷者，也有多疑多虛者；有善意合作者，也有故意尋釁者；有謙謙君子，也有傲慢自大盛氣凌人的自命不凡者。凡此種種表現，都與一定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有關。不同表現反映了不同談判者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思維方式。因此，談判者必須有廣博的知識和高超的談判技巧，不僅能在談判桌上因人而異，運用自如，而且要在談判前注意資料的准備、信息的收集，使談判按預定的方案順利地進行。

⑨ 3、舉例說明商法的營利性特徵。

商法的營利性

營利性是指經濟主體通過經營活動而獲取經濟利益的特性。商法主要規范的是商事主體的營利行為。其實商人總是與營利聯系在一起，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其直接和主要目的就在於營利，這是被各國商法所確認的。從這一角度而言，商法也可稱為「營利法」。[2]
商法的營利性還反映了商法與民法的區別。商法只調整經濟關系即財產關系，而民法除調整財產關系外還調整人身關系；商法調整的財產關系直接發生於商事領域，都是有償的、營利的，而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並不都是有償的、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法調整的財產關系集中發生在若干特殊的商事領域，如公司、海商、保險等，而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是一般狀態的財產所有關系和流轉關系。
市場經濟具有功利性的特性。為了實現營利的目的，商法對於商事主體的條件做出了規定，即民事主體只有具備了營業能力才具備了成為商人的條件，具體包括：
（1）具有營業財產，其不同於一般財產之處在於它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有組織的財產。這種財產是區別於商人用於私人生活消費的財產的特別財產，能夠成為轉讓、租賃的擔保的客體。
（2）有自己的商號。商人應是以自己的名義從事商事活動的人和組織。商號，是商人在營業上表現自己的名稱，或表現其營業自身的標志。
（3）必須進行商事登記並進行公告。公告與登記事項應該相同，否則不得對抗第三人。
營利是商法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價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而正是這一特殊性，加強誠信原則對商事活動主體的指導作用有更重要的意義。為了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防止商事主體過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產生不正當競爭，坑害消費者，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利用好誠實信用原則的彈性規定，依據法官的自由裁量對商行為作出評價，是保護市場弱勢群體的有效方法。

⑩ 法律的內在實質是什麼

法律的實質是法律的內在邏輯品質,它以規則性、現實性、時代性、保守性和價值性作為基本內核,並經此邏輯品質上達法律的倫理品質,而構成法律區別於其他社會規范的基本特徵,形成了法律從業者區別於其他職業社群的規則意識、現世主義、時代觀點、守成態度和世俗信仰。

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國家的統治工具。由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規范總稱。包括基本法律、普通法律。法律部門包括1、憲法，2、法律，3、行政法規，4、地方性法規，5、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憲法是高於其它法律部門（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國家根本大法，它規定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最基本的原則，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的組織及其活動的原則等。法律是從屬於憲法的強制性規范，是憲法的具體化。憲法是國家法的基礎與核心，法律則是國家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可劃分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商法、國際法等）和普通法律（如，商標法、文物保護法等）。行政法規，是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規范的總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