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司法
㈠ 簡述秦朝司法機關
先秦：西周時期有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秦朝建立後，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地方的司法機關由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父母官）——郡守和縣令兼任。
兩漢：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後，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台這種中樞組織，尚書台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
南北朝：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隋唐：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宋元：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為都察院。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古代司法機關的發展變化，體現出皇權逐步加強的趨勢，司法機關一直隸屬於行政，最終隸屬於皇帝，說明了司法僅僅是君主專制的一種工具，司法的獨立是很難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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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皇權與相權
在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中，宰相制度居於核心地位，是連結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環節。
從宰相制度的興廢看，其起源甚早，而且復雜多變。其演變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即萌芽期、創立期、鼎盛期、調整期、衰落期。
黃帝至西周時期為萌芽期。在史書中，這一時期已有宰相名稱如「相」、「百揆」、「宰」的記載。這些職位實際已有輔助君王處理政務的職責，但尚未作為正式官稱，所以也還談不上建立宰相制度。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制國家，天子分封他的宗族成員後，天子與諸侯國之間沒有隸屬關系。天子只管轄王畿地區，諸侯國對天子沒有交稅的義務，中央的財政開支靠王畿地區提供，諸侯國只是上貢，交一些土特產品；再就是軍事義務，遇有戰爭，天子可以借用諸侯國的軍隊，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關系。在西周以前那種政治形態下，不可能產生宰相制度，所謂國家實際上是大家族，天子就是大家族的首領，身邊只需要少量家族重要成員和近親幫助處理事務即可，真正核心的行政運轉體系在卿大夫那裡，具體權力是在家臣手中，家臣是處理家族事務的總管。雖然在當時的社會政治形態下，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一個很系統的中央管理體系，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宰相制度，但行政權力的萌芽和後來的中央政府的萌芽都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的家臣制度。
春秋至秦為創立期。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其中與政治體制密切相關的變化有：（1）世卿世祿體系被官僚體制沖擊，形成了以官僚體制為主、世卿世祿為輔的政治體制。（2）血緣關系被地緣關系所沖擊，鄉里制度、郡縣制開始建立，形成了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並重的體制。（3）中央集權開始形成。因為政事繁多，國君一人難以應付，就出現了以宰相為首的朝官集團。為適應這種政治體制變化的需要，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已普遍設立相職，建立起各自的宰相制度。各國招賢納士，選賢用能，一批賢相名宰應運而生，活躍在周秦之際社會劇變的歷史舞台上。經過幾百年的實踐，到秦始皇統一天下時，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正式創立，成為後世沿襲相承的定製。春秋時期，以世卿、世大夫執政，當時所稱的相，逐漸成為一個固定官名。到了戰國，世卿制度被打破，相職在諸侯國內普遍設置。丞相作為官稱，始於秦國，後來也被他國採用。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宰相制度的普遍實行，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對政治制度進行改革時，便確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使之成為正式官制。秦朝的宰相仍沿襲統一前的叫法，稱「丞相」。秦朝開始實行一相制，也曾置左右丞相。
漢初至武帝時為鼎盛期。在秦統一中國、實行丞相制度後，相權日強。到西漢初期，宰相的權力更是迅速膨脹，並很快達到鼎盛時期。丞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所不管，與當時的皇權基本上處於平等狀態。蕭何、曹參等一批名相出現，在西漢的政治舞台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就在君相「坐而論道」之時，相權和皇權之間的矛盾開始暴露出來。由於相權的膨脹使皇權受到威脅，皇帝便想辦法制約相權，宰相也就很快迎來厄運。僅西漢初期到漢武帝時期的百餘年間，相權雖然很大，但宰相被殺的也達30多人。而且在漢武帝之後，由於加強了皇權，抑制了相權，相權就再也沒有翻過身來。可見，宰相制度的萌芽和創立時期雖然很長，但它的鼎盛時期卻很短暫，不足百年。在宰相制度走向鼎盛的漢朝，宰相已從一相發展到三公。其演變的特點是：（1）宰相人數多變。從西漢前期1人，到西漢後期和東漢時三公皆為宰相。（2）辦事機構龐大。漢朝設丞相府（相國府），三公並相時期，宰相辦公處稱為「三府」：丞相府、大司馬府、大司空府。最後改定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西漢丞相府屬員多達300多人。（3）職責許可權大。西漢時期宰相的職責無所不統、無所不包，幾乎參與所有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還掌握選用官吏、總領百官朝議和奏事、執行誅罰、主管郡國上計與考課、封駁與諫諍等權，還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軍事權。在兩漢時期，宰相涉權之廣、職權之重，是後代宰相無法比擬的。（4）出身雜。由於兩漢選官途徑廣泛，宰相出身也雜，從布衣到宗室，各種出身都有。（5）相權開始受到皇權的制約，其主要措施就是提高尚書台地位。
魏晉至宋為調整期。兩漢時期，由於君權與相權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進入調整期。調整的核心是，皇權不斷集中，相權不斷被分割。但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特點和喜好，控制相權也就有不同的辦法，因而宰相權力時而強化，時而又被弱化。第一次調整開始於漢武帝時期內外朝的設立，皇帝開始靠身邊的心腹辦事機構控制相權，但心腹辦事機構日漸坐大後，又形成一個實際的行政中心，分割甚至取代了相權，最後形成了互相消長的內外朝。在進入調整期後，宰相制也屢有變化，最重要的是多相並存、三省出現。曹魏時，凡任錄尚書事、尚書令及尚書僕射者，便成為宰相，執掌政柄，但這時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義上仍不失為宰相之號。至兩晉時期，中書監、令便取代了宰相的職位。宋齊梁陳並相沿襲。這時所謂宰相，除錄尚書事、尚書令、僕射及中書監、令外，還有侍中。北魏、北齊時，因魏晉以來的門下省逐漸發展起來，侍中權柄尤重。後周改制，以大冢宰為宰相，不久又置左右丞相。隋朝廢三公，三省長官為相，稱為「真宰相」。唐朝前期確立三省制，中後期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制。唐朝是宰相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其宰相機構之變化與宰相名稱之多變均較復雜。三省制度是在魏晉南北朝和隋朝時期逐漸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確立。在唐代的中樞機構中，真正握有實權的是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尚書省是中央執行政務的總機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其長官稱尚書令，左、右僕射為之副。中書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國家機要大事、發布政令的機構，其長官稱中書令。門下省與中書省同掌機要，並負責審查詔令，簽署章奏，有封駁之權，其長官稱侍中。凡朝廷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令（決策），門下封駁（審議），尚書受而行之（執行）。所以人們也簡稱尚書省是執行機構，中書省是決策機構，門下省是審議機構。又因尚書省下設有六部，故習稱「三省六部制」。唐初右僕射加「知政事」身份，參加政事堂會議，也是宰相。中書令遷右僕射，不加「知政事」亦為宰相。李世民繼位後，尚書省的左、右僕射與侍中、中書令均成為宰相。從貞觀元年起，以他官預宰相事便經常出現。一是以資格較淺的官員加「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參知政事」、「專典機密」、「參議得失」等名號而預宰相事；二是給一些資格較老的元勛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號，使其可以繼續預聞宰相事務。宋朝正副宰相同設，多相並行，編制也不固定，目的是分散相權。北宋沿襲唐代後期制度，設置中書門下省。在北宋前期，中書門下的長官為正宰相，亦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宰相稱「參知政事」。後來參知政事與正宰相基本無差別，使正宰相事權更為分散。宋太宗後，一相四參或二相二參是常事。
元至清末為衰落期。因為宰相制度無論怎樣調整，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都無法得到徹底解決，所以從元朝開始，宰相制度便進入衰亡期。金朝罷中書、門下兩省，實行一省制，以尚書省總攬政務。元朝開始是一省多相制，後改為兩省多相制，又以中書省取代尚書省。明朝從廢丞相到實行內閣制，使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央官制發生了最重要的變革。明洪武元年設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設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職，為其屬員。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撓政為名，殺中書省丞相胡惟庸，廢丞相，使六部直隸於皇帝。廢除宰相制後，相權被分於六部，國柄則集於皇帝一身。明成祖時，在洪武年間設立殿閣的基礎上正式設立內閣。閣臣權力雖比宰相權力小得多，但人們還是習慣把閣臣看成宰相。清朝從三院長官到內閣大學士，再到軍機大臣、總理大臣、內閣政務大臣，宰相權力日趨淡化，皇帝集權則達到極點。而隨著清王朝的滅亡，中國古代的宰相制也終於走到它的歷史盡頭。
㈢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時期
在距今兩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時期，就有了明確的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時期只是有了監獄這種司法執行機關。西周時的最高審判權還在周王手裡，他統轄的中央地區的具體司法官是士師和眚史。西周時的案件區域管轄還沒有明確區分，不過審級已經有了王、三公、司寇、鄉、遂、縣六級，古代的司法機關基本形成。就已有了類似現在治安管理的職能分工。當時，國家設有司民（戶籍）、司稽（捕盜）、司寇（刑獄與糾察事務）等相應的官職。
戰國時期
到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魯國則設有大司寇一職。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擔任過魯國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統治，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縣制，地方的司法機關由郡守和縣令兼任，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一般的則自己處理。在縣鄉兩級，則創設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專門基層治安機構——亭。亭是秦漢時代政府的末端組織之一，遍布全國，主要設置於交通要道處，大致每十里(相當於3公里)設置一亭。亭本來是為軍事交通設置的機構，後來逐漸演變為兼具軍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層政府機構，兼司緝捕盜賊和維護治安之職。秦朝的司法機關體制奠定了以後中國歷代王朝司法機關的基礎。
漢朝
漢朝基本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體制，所以歷史上有了「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後，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台這種中樞組織，尚書台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 漢朝對於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員會審，這種名為「雜治」的會審制度體現了皇權對司法權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三國兩晉南北朝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隋唐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監察。但刑部許可權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准以後才能執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 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時期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清
清末中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國亮相，是在租界內。在此之後，中國開始逐漸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㈣ 作為司法機構的明代大理寺，是如何在人治社會中維護皇權的呢
明代經歷了歷朝歷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對於自身的司法也有著獨特的結構和風格特點。明代的中央司法機關分為三個：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這三個不同的司法機關有著不同的職責，刑部主要是受理全國的重大案件都察院更多的是糾察，大理寺則是審理駁正。大理寺司法機關是專門審判的司法機關最早在北齊設立隋唐沿用但是到了明代的時候出現了不同的職責。
結論
農民起義的朱元璋靠著武裝打了天下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對於元朝統治的不足也是深有體會。所以在於法律上依舊是利用重點治理。將大理寺分為了兩個左右寺分管全國的案件，將全國案件在大理寺中進行復核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冤假錯案。再加上都察院和刑部發揮著監察審判的職能這對於地方吏治來說是一個很大程度的改善。
明朝大理寺存續了很久這種司法制度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之中人治社會永遠大於法治社會所以大理寺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完善的司法機構但是依舊是為皇室服務所以很難保證公平但是對於皇權還是有監督作用。
三司的設立與運行在社會上也是極大保證了司法秩序，也給司法公正奠定了基礎。這些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司法機構，設立之初就包含著可以最大化減少冤假錯案、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與願望。遺憾的是，明代社會關系復雜，尤其在宦官猖狂的時期，大理寺並不能完全履行職能，實現司法公正。
㈤ 皇權是否受到有效的限制
材料A:許多中學歷史參考書都將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制混為一談，使學生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搞不清誰是誰非。在此，筆者對這兩個概念作一甄別。
君主專制是指中央政權或地方政權掌握在君主手中，是非民主的政治體制，而中央集權制則是指地方政權直接歸屬中央，尤其是財政、政治、軍事等大權。君主專制政體包括中央集權制，但並非必須中央集權，也可以實行分封制、郡國制；中央集權制並不代表君主專制，也可以不是君主專制政體，如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在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時，大都採用中央集權制。一般情況下，實行君主專制政體的國家，都實行中央集權制，在封建社會尤其明顯；而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也是以君主專制政體為主，在古代尤為如此。隨著社會發展，君主專制逐漸淡出了歷史的舞台，並逐漸演變成為其他政體，如君主立憲制。
君主專制政體，在封建社會時期是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它的不斷發展，使君主的權力不斷得到擴大和強化，國家穩定性也越來越大。如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三司三使制、元朝的中書省制、明朝的內閣制、清朝的軍機處設立等等，這些都是君主專制有效的政治統治模式。它解決的是君主個人專權與大臣民主集中的矛盾，也是君主與大臣的權力分配問題。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人們對民主的要求越來越高，個人的意志凌駕於民主之上的現象越來越遭到人們的反對，因此，君主專制政體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桎梏，它必然會被民主政治所取代。資本主義發展及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出現的事實很快便證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
中央集權制解決的則是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關系，它的不斷加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它的加強，使地方的權力逐漸縮小，有利於國家的穩定，是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中央集權制度，從秦朝的郡縣制發展到漢朝的刺使制，再到宋朝的三司三使制，地方權力基本上被削弱；到元朝明清時期的行省制，中央集權制度最終定型。雖然，中途有些政權也試圖實行分封制、郡國制，但結果都失敗了。這說明中央集權的確立、發展和強化是歷史發展的一種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君主專制雖然有利於中央政權的穩定，但更容易造成君主的獨斷專行，使國家的興衰成敗維系於君主個人品質的優劣。同時，權力的過度集中，更容易導致朝中百官、王公貴戚爭權奪利。而民主制則以公共意志取代了個人意志，公眾權利通過憲法限制君主個人的意志對國家的不良影響，從而盡量地避免了頻繁的政變與屠殺。中央集權制雖然容易形成集權，但它避免了頻繁的地方叛亂或分裂活動，從而利於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所以，只有不斷的完善與發展中央集權制，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雖然實行不同的政體，如君主制、君主立憲制、總統制、共和制……但大多以中央集權制為主要的管理體制。
你在辯論的時候一定要分清兩者關系,別被人抓住尾巴.
材料B:
從中國角度而言,秦始皇廢分封，置郡縣，創立了有效統轄地方的中央集權制度，打破了傳統的貴族分封制，奠定了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基礎。但是，這里舊制度的「廢」與新制度的「置」，不可能一步到位，還會發生反復。於是，自秦朝之後經由漢唐，到宋代，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勢力之間，進行了長期激烈的較量和斗爭。
一、七國之亂與漢武帝的集權措施
漢初，郡縣制與封國制並存。諸侯王國名義上受朝廷節制，但它們有割據之實，專制皇權不能施行於王國所屬的郡縣。漢初王國問題成為西漢最嚴重的政治問題。盡管漢高祖所封同姓王曾一度起過拱衛皇室的作用，但諸侯王國帶有割據性質，伴隨其實力的增強，他們往往發展成為對抗朝廷的力量。面對這種情況，一些有識之士深感擔憂，建議對這種勢力加以控制，文帝的時候，就有賈誼上《治安策》，提出把大的諸侯國變成幾個小的以削弱其面積及實力。景帝的時候，御史大夫晁錯又上《削藩策》，提出削奪藩王的封地。景帝接受他的建議，著手削藩，這引起了諸侯的不滿，景帝三年，當下令削奪吳王劉濞的一些封地時，劉濞即與另外六國聯合起來反叛，史稱「七國之亂」。景帝先是殺晁錯，後派兵平叛。七國之亂是割據勢力惡性發展的結果，平叛後，朝廷稱平亂的餘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權，使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局面大為緩和，為後來漢武帝進一步解決封國問題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繼位以後，進一步採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繼續打擊地方勢力。
西漢以來，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權力極大，他們既能參與制定重要政令、輔佐皇帝總管全國政務，又能督察中央百官和地方告官，直接影響到皇帝的集權。為了加強皇權，限制相權，漢武帝親自過問政務、令九卿不通過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之外，還提拔了一批中下層官員充當自己的高級侍從和助手，替他出謀獻策，發號施令。這些侍從包括尚書令、侍中、常侍等，由他們組成「中朝」，於是，在朝官中形成了中朝、外朝之分。中朝逐漸成為中央實際的決策機構，直接聽從皇帝指揮。而原來以丞相為首的中央政府就成了「外朝」，其實際職能也逐漸退居到執行政務的地位。
漢武帝時，為了加強對郡國的督察，將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人。刺史沒有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視所部郡國，考察吏治，獎懲官員，斷治冤獄。刺史位卑權重，出使時代表中央，但不直接處理地方行政事務。刺史的設立起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
漢武帝時，諸侯王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制，但有些王國仍然威脅著中央政權。於是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後又酹金奪爵，王國問題得到解決。
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鞏固了統一，但也帶來一些弊端。「中朝」的權力越來越重，逐漸為外戚和宦官與聞政事提供了空間和環境。中朝官地位越來越高，而其職又多引用宦官與外戚擔任，因此，自霍光輔政，至於東漢，終於造成了外戚與宦官專政的局面。不論外戚和宦官，都是作為中朝官而專朝政的。到東漢時期，刺史逐漸演變成郡縣之上的一級行政建制，形成威脅中央集權的地方割據勢力。
二、藩鎮割據與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
唐朝中期以後至五代十國大分裂，長達二百餘年，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是當時無法避免的政治問題。唐朝在軍隊的兵力部屬上出現一個失誤，就是把軍政的重點放在周邊。方鎮地方勢力得到迅速發展壯大。安史之亂的發生，根本上就是節鎮之兵「外重內輕」發展的結果。安史之亂後，藩鎮憑借軍事力量割據一方。唐朝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只能採取忍讓姑息的政策。但朝廷越姑息，節鎮越跋扈，其權力不斷膨脹，地方行政、司法、財稅大權被他們完全操縱。盡管後來有些皇帝企圖削藩，但已無能為力。近三百年的大唐一統政權，在藩鎮割據中被吞噬，分裂成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國。五代十國里，比較有作為的是後周世宗，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為結束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礎。
三、宋初中央集權的強化
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是，宋太祖卻常常陷入徹夜難眠的思考之中，思考如何避免步唐朝後撤，又如何避免再次成為短命的王朝。這種徹夜難眠的思考，引出了宋太祖與趙普等大臣的歷史性對話，引發「杯酒釋兵權」的歷史喜劇，引發了宋太祖一整套強干弱枝、加強中央、削弱地方計劃的出台。
961年，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石守信等一批手握重兵的節度使的大權。同時規定，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率，撤銷殿前都點檢，分由三衙統領禁軍，但無發兵之權，發兵權掌握在直接向皇帝負責的樞密院手裡。打仗時，由皇帝臨時任命將軍，樞密院調兵出征，打仗時將帥也無自主權力，要嚴格按原計劃行事，不得應變，並受到皇帝派遣的監軍的制約。在兵力部屬上，採用「守內虛外」的原則，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餘分守各地，同時，還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軍隊為將領所私有。從此結束了武人專橫跋扈的局面。
宋太祖通過分化事權削弱宰相的實權，陸續解除節度使的權力，在地方上，規定州郡長官不能兼任一個州郡以上的職務，並且州郡的兵權、財權和司法權也歸朝廷，又規定州郡長官由文臣擔任，長官之外又設通判，使其互相強制。這樣，地方長官的權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無法與朝廷對抗。
宋朝還將地方的財權收歸中央，分全國為15路，設轉運使將州郡的財賦收歸中央。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基本解決了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威脅中央政權的現象，促進了社會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再沒有發生漢代「七國之亂」、唐代安史之亂、藩鎮割據那樣的內亂。但這些措施也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弊端和負面影響。權力過分集中，全國只有皇帝有權，其他人人無權，遇事則人人可以不負責任，政治上因循苟且，萎靡不振。官僚機構臃腫，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從中央到地方，增加了很多新的機構，機構重疊，造成衙門多而效率低。軍隊戰鬥力衰退。財政危機嚴重。龐大的軍事官僚機構，巨額兵餉和俸祿成了北宋財政上無法承擔的負荷。縱觀北宋一代，是「積貧積弱」「富而不強」的一代。
（三）鞏固小結：中國古代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斗爭經歷了漢、唐、宋上千年時間方告一段落。但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除了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外，還突出體現在皇權為核心的中央中樞權力體系的調整和完善上。
㈥ 關於古代的司法制度的問題
歷代抄的司法制度都不同，但一般的民事糾紛都是縣太爺審理（縣太爺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還有師爺啊，押司啊，主簿啊一票人呢）
刑事案件一般歸刑部，核定死刑犯要皇帝親自畫紅圈
行政案件由監察機構審理（如明代的監察院，清代的大理寺）
㈦ 唐朝皇帝是否干預司法
皇權下，你問是否干預，多少都會有的啦。而且干預應該是中性詞，有好的干預，也有壞的。
唐代是我們偉大的歷史時期，已經做的非常讓人佩服了，甚至有很多值得現代借鑒的地方。在當時可是世界領頭羊哦。
一、中央司法機構與職官
(一)大理寺
大理寺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職掌與審理中央百官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以上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判決後須直接奏請皇帝裁決後方能生效。同時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
大理寺之職官，《新唐書·百官志》說：「大理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五品下，掌折獄詳刑。」下設有：大理正2人，從五品下；丞6人，從六品上；大理司直6人，從六品上；評事20人，從八品；主薄2人，從七品上；獄丞4人，從九品下；錄事2人，府28人，史56人，獄史6人，亭長4人，掌固18人，問事100人等及其他屬吏200餘人。
(二)刑部
刑部為尚書省所屬六部之一，是唐朝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機關。除主掌司法行政事務之外，並參與比大理享有更高的審判權。具體職掌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及州縣徒刑以上案件。如復核中發現疑點，流徒以下案件可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或自行復判，而死刑案件則移交大理寺重審，上奏皇帝核准。其職官設置，《新唐書·百官志》載：「刑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之政。」可見尚書、侍郎乃為刑部主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四司。刑部司職權高重，人員較多，以郎中、員外郎為主官，並有主事，令史、書令史、亭長、掌固等屬官；都官司以都官郎中、員外郎為主官，並有主事、令史、書令史、掌固等屬官；比部司以比部郎中、員外郎為主官，並有主事、令史、書令史、計史、掌固等屬官；司門司以司門郎中、員外郎為主官，並有主事、令史、書令史、掌固等屬官。
（三)御史台
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它始自秦漢。由於李唐統治集團十分重視「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使御史台監察機構與制度更趨完備。
唐代的中央三大司法機關，平時各司其職，如遇特別重大案件，須由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形成最高審判組織，叫做「三司推事」制度。如審理中意見分歧，則上奏皇帝裁決。另外，如有地方上的重大案件不便解送中央審判的，則由中央派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大理寺司直、評事等官為「小三司使」，代表「三司使」前往審判。有時還由門下省給事中，中書省中書舍人、御史台御史，共同組成特別法庭，負責審理所謂的申冤案件，叫做「小三司」。
二、地方司法機構與職官
(一)州
州是唐代地方行政機關，也是司法機關。在今陝西境內有岐州、華州、同州、京兆府、彬州、涇州、隴州、綏州、延州、慶州、鄜州等。
州設刺史1人，察冤滯，聽獄訟。而州又分上州、中州、下州。上州(戶滿四萬以上為上州)剌史1人，從三品。屬官有司戶參軍2人，從七品下。佐3人，史7人，司法參軍事2人，從七品下。佐4人，史6人；中州(戶三萬以上)剌史1人，正四品上。屬官有司戶參軍事1人，正八品下。佐3人，史5人。司法參軍事1人，正八品下，兼掌司士事。佐3人，史6人；下州(戶不滿三萬者)刺史1人，正四品下。屬官有司戶參軍事1人，從八品下，兼掌司兵事。佐2人，史5人，帳史1人。司法參軍事1人，從八品上，兼掌司士事。佐2人，史4人。
剌史主管一州行政與司法。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據《唐六典》卷30載：「剖斷人之訴競。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辯其族姓，以舉其違。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爭訟以從其順」。而司法參軍(亦稱法曹參軍)，則受理刑事案件。《唐六典》卷30載：「法曹司法參軍事，掌律、令、格、式，鞫獄定刑，督捕盜賊，糾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偽而制其文法。赦從重而罰從輕。使人知所避而遷善遠罪」。此有民刑分理之意。當然，參與審理訴訟案件的屬吏還有許多。
(二)縣
縣，是唐代地方基層行政機構，也是司法機構。
縣設縣令(長)一人，職掌一縣之行政與司法，下設若干屬吏，分管獄訟。而唐代之縣，又分京縣、畿縣、天下諸縣等。《唐六典》卷30載：「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審察冤屈，躬親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訴訟之曲直必盡其情理……。」又據《舊唐書·職官二》載：「凡三都之縣：在內(京城內)曰京縣，城外(京城之外毗鄰地區)曰畿，又望縣(歷史上有名的大縣)有八十五焉(如華陽、合陽、鄭……等縣)。其餘則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二千戶以上為中縣，一千戶以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里正為唐代受理人民訴訟之基層，但僅限於民事糾紛，對刑事訴訟，里正則無審理權，須送報縣官審理。
(三)府
府是州的別名，設於首都和陪都。唐代的「三都府」，即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京城長安為京兆府，地位最為重要，所謂「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被視為全國之楷模。府各設牧一人，從二品；尹一人，從三品。職掌「清肅邦畿，考核官吏，……錄囚徒，恤鰥寡、閱丁口，務知百姓疾苦…有不孝悌悖禮亂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繩之。……其貪穢、諂諛、求名、徇私者，亦謹而察之；……若獄訟之枉、疑，甲兵之徵遣」。屬吏有司錄參軍事2人，正七品上；戶曹參軍事2人，正七品下；法曹參軍事2人，正七品下；典獄十八人；問事十八人等。
（四)都督府和都護府
唐朝在西北和東北邊疆地區分設都護府與都督府，其司法管理機構大抵相當於州制。
都督府分為大、中、下三等。據《文獻通考》卷60職官考15說：「唐武德五年，以洛荊並幽交五州為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太極初以並益荊揚為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為五馬；其餘都督定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據《唐六典》卷30載：「大都督府都督1人，從二品；長史1人，從三品。」「中都督府都督1人，正三品。別駕一人，正四品下。」下都督府與中都督府相同。
都護府：《文獻通考》載：「唐永徽中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後，又加單於北庭都護府。」《唐六典》說：「大都護府大都護1人，錄事參軍事1人，戶曹參軍事1人，法曹參軍事1人。」
註：
岐州統扶風、眉、普澗、麟游4縣。
華州統鄭、華陰、下邽3縣。
同州統馮翊、合陽、白水、澄城、韓城、夏陽6縣。
彬州統新平、三水、永壽、宜祿4縣。
涇州統安定、靈台、良原、臨涇、潘原5縣。
隴州統千源、千陽、南由、吳山、華亭5縣。
京兆府統萬年、長安、藍田、渭南、昭應、三原、富平、櫟陽、咸陽、高陵、涇陽、雲陽、興平、戶、武功、好畤、周至、奉先、奉天、華原、美原、同官22縣。
㈧ 漢朝的皇權與法制之間的聯系
第四章 漢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一、法律思想
1、漢初盛行黃老之術
黃老，是先秦道家的一個派別，「黃」指傳說中的黃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聃。該學派以黃老之言作為自己學派的指導思想，所以稱為「黃老」。黃老學派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思想體系的學派，形成於戰國中期。在西漢初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中，黃老思想最為盛行，其自身理論也相應地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黃老思想的核心是「清靜無為」，具體到統治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禁。
黃老思想在漢初盛行的原因在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在經過秦的暴政、反抗秦暴政的農民大起義、楚漢戰爭後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史記·平準書》），「人相食，死者過半」（《漢書·食貨志》）。與民休息、恢復社會生產是當務之急。同時，漢初的統治者親歷過秦末農民大起義，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的橫征暴斂和苛酷刑罰所將導致的嚴重後果。而黃老思想的貫徹運用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於是取之、推廣之。
2、西漢中期以後儒術獨尊
至漢武帝時，西漢王朝經過六十年的休養生息，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各種社會矛盾也相應的凸顯出來。包括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與諸侯割據之間的尾大不掉的矛盾、由於土地兼並盛行所引起的商人、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與匈奴之間的民族矛盾等。而漢初的黃老之術
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統治者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法律思想來解決眼下的各種矛盾並繼續推行其統治。而經過改造的新的儒家學說由於極力倡導維護「大一統」和「專制皇權」，得到了漢武帝的首肯。那種原來只是表達一種政治倫理思想的儒家一家之言，通過政治力量的大力扶持，被迅速推崇成為政治、社會乃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則，儒術獨尊的局面因而形成。
二、立法概況
漢初六十年，以「約法省禁」為原則的，蕭何作律九章、叔孫通修補《傍章律》十八篇；
西漢中後期，立法數量繁多、刑罰嚴峻。「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漢書·刑法志》）
東漢時期，立法再度由繁至簡——由簡至繁。
三、刑事法律制度
1、刑名
（1）侵犯皇權與危害國家政權的犯罪
危及政權的犯罪，包括謀反罪及與之相聯系的首匿罪、通行飲食罪等；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的犯罪，包括闌入罪（擅自進入皇帝居住的地方）、失闌罪（對闌入者未加制止）、犯蹕罪（因過誤沖犯皇帝出行的儀仗車騎）等；
侵犯皇帝權威的犯罪，包括違反詔令罪、矯詔罪、逾制罪等等；
侵犯皇帝尊嚴的犯罪，包括不敬、大不敬、腹誹罪等；
危害中央集權的犯罪，包括阿黨罪、附益罪、非正罪（非嫡系正宗繼承爵位）等；
（2）危害人身安全犯罪
殺人罪，分為謀殺、賊殺、斗殺、戲殺、誤殺、使人殺人、輕侮殺人、復仇殺人、狂易殺人等；
傷害罪，分為斗傷（雙方在斗毆中造成一方傷害）、賊傷（採取各種形式故意致人傷害）、盜傷（因搶劫或盜竊致人傷害）；傷害保辜制度，即傷人者在一定期限內即「辜期」對受傷者的傷勢負責，如在期限內因傷勢惡化而死亡，則傷人者以殺人罪論處。
（3）侵犯官私財產犯罪
強盜罪
竊盜罪
（4）思想言論方面的犯罪
誹謗妖言罪
非所宜言罪
左道罪
（5）經濟犯罪
盜鑄錢罪
私冶鐵煮鹽罪
（6）職務犯罪
選舉不實罪
貪贓受賄罪
故不直（故意使無罪之人受刑罰或故意使輕罪之人受重罰）與故縱（故意使有罪之人得減免刑罰）
（7）軍職犯罪
2、刑罰
（1）制度
分死刑、肉刑、身體刑、恥辱刑、徒刑、流刑、財產刑、贖刑
（2）原則
上請，是漢律中賦予貴族官僚的一項法定特權。凡宗室貴族及六百石以上官犯罪，執法官無權擅自判決，而需「上請」皇帝裁奪，由皇帝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來決定減免刑罰。上請制度源於儒家禮所強調德等級名分，是「尊尊」原則的具體體現。漢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確立上請制度。
聽贖，適用於各種刑罰，包括死刑。漢律進一步確認了由來已久的以錢、物收贖的原則，同時允許以爵贖罪。
恤刑
親親得相首匿，漢宣帝時以「詔」形式確立該項法律制度。
（3）執行
在死刑的執行上，確立秋冬行刑制度
蕭伯符主編《中國法制史》學習筆記（4）-漢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㈨ 明朝加強君權的措施（從政治、司法、思想幾個方面）
政治：在中央廢除丞相，分權六部，設內閣；在地方，設三司，分管財政、檢察、司法和軍政；
司法：增加對君權的法律保障，比如設置了許多針對保護君王的法律。
思想：八股取士，從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中取材等等！
㈩ 關於中國古代的司法權問題
"法自君出"
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以禮教為指導原則
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以刑法為主刑
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口含天憲"
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獄訟是否得平，自漢以來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項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