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有良善

Ⅰ "小悅悅事件"反映出什麼社會問題

眾多國際媒體大量報道，包括在網上轉載事件發生視頻。各方都大力譴責路人的無情和冷血以及對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致使人民道德觀念朝向冷淡而感到擔憂。

官方表態

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說道：「在電視上看到佛山小悅悅事件的視頻，總共播了8分鍾，我看的時候恨不得跳進熒屏去喚醒那些麻木的路人。小悅悅事件真是有損中國人的形象。」

針對「小悅悅事件」，廣東官方明確表態，譴責見死不救的行為，表示這一事件折射出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廣東省委政法委發布官方微博消息，徵求民眾對救濟、獎懲機制方面的意見與建議，或考慮通過立法來懲罰見死不救。

事情簡述

第一輛客貨車撞倒女童，前輪碾壓過胸腔和臉頰，司機稍作停留後，後輪繼續碾壓胸膛，隨後離去。

其後3名途人路經事發現場，均沒有人救助受傷倒地的女童，隨後有另一輛小貨車駛過，再次輾壓女童雙腿。18名路人沒有伸出援手，而後來一名生於1953年的拾荒婦人陳賢妹將女童抱起到路邊，之後母親曲菲菲出現，迅速一隻手扶裙子，另一隻手單手拎起女童，將其抱走。

2011年10月21日0時32分，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醫院傳來消息，佛山被碾壓女童小悅悅死於腦後撞擊傷，發布會於10月21日8:30在醫院舉行。

(1)司法有良善擴展閱讀：

判決

2012年12月20日，廣東「小悅悅事件」肇事司機過失致人死亡一案已經由佛山中院終審判決，肇事司機胡某最終獲刑兩年六個月，比一審判決少了一年。

二審時胡某的罪名依然是過失致人死亡罪。不過，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後，胡某與其他相關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與小悅悅的父母達成調解協議，賠償了小悅悅的父母30萬零3千元，小悅悅的父母對胡某表示諒解。

二審法院認為，據此，可以酌情減輕胡某的刑事責任。

Ⅱ 如何才能更好的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義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詞含有平、正義、平等之義, 20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阿爾弗雷德·湯普森·丹寧(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著作理對「公正」作了經典的詮釋。他從1923年當律師,到1982年在上訴法院院長(Master oRolls)崗位退休,一共從事法律職業60年。令人感動的是,他在80歲以後通過著書說〔1〕繼續思考英國的法律事業,闡發自己對法律職業的追求及感悟。在這些著作中,寧勛爵以他親身經歷的案件的辯護和審判的實踐為內容,結合法學理論闡發了他對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觀點和看法。通覽這些著作,不難發現,丹寧勛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極倡導者和踐行者。在幾十年的法律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面對時代的挑戰,始終以追文明和進步,實現公平和正義為目的,在當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當下的法律職業者學習和借鑒。

一、成長閱歷———公正思想的源泉

一個人的某種思想的形成通常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丹寧勛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所決定的。1899年丹寧出生於維多利時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麥人,而丹麥人與法律有著天然的關聯,據考證,「法律」(law)這個詞本身就是丹麥語中的一個詞。平時,丹麥人喜愛爭論,他們喜歡聚在一起進行法律辯論。這種傳統對丹寧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在自傳《家庭故事》里曾寫到:「也許這就是我現在在判決之前為什麼喜歡聽法律辯論,而不願意將它們都寫下來的原因吧。」〔2〕丹寧出生後,父母給他取教名為阿爾弗雷德,也與法律有關系。因為1899年正好是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著名的統治者阿爾弗雷德去世後一千年。阿爾弗雷德在位期間非常重視法律,關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當時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後,丹寧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爾弗雷德」為他作教名,希望丹寧長大以後也能像那位國王一樣關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

丹寧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親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熱愛。媽媽堅強,做事有決心,從不講廢話。」〔3〕這些品格對幼小的丹寧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他的父親擔任陪審員的經歷對丹寧的影響更大。丹寧的父親主要職業是經營綢布店,但是曾被政府應召在巡迴法庭當陪審員,幾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審制度是英國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為法國的制度, 1066年隨著諾曼入侵被帶入英國,給英國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記。丹寧的父親在擔任陪審員期間,工作認真,為人公正,據說當時的紅衣法官約翰·勞倫斯對他印象很好。丹寧也深感受父親思想熏陶較多,他說:「早在我參加陪審團時,我就知道有關陪審團的一些事情。他是戶主,而且完全有資格擔任陪審員。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八百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被任命為陪審員的英國人在主持正義方面確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4〕因為當時的陪審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必須能將自己一般的判斷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斷的工作上;必須具有關於世界和人的知識;具有個人從屬於社會這種概念,做到公平合理這種願望是他們行動的動力;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願意努力爭取對他們要解決的爭端作出公平的決斷。〔5〕因此,英國民眾將陪審團參與法庭審判作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的重要手段。那麼,生活於這種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當中的丹寧,其思想自然也受到這種公正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年僅10歲的丹寧就萌生了長大當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師的念頭。「有一次———當時我大概10歲———我抬著頭對媽媽說:『我想,我應該當律師』。」〔6〕盡管當時他還不明白律師是干什麼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師與陪審員一樣是正直的人,是維護社會公正的人。

而求學期間是丹寧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自上小學起,丹寧就非常喜歡讀書,他說,「我讀了很多書,而且讀得很快。」〔7〕一戰爆發後,老師前去打仗,丹寧就自學,他自學了微積分、動力學、統計學等課程,讀了很多英國文學經典。這些課程及經典對丹寧後來理解社會及法律問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國文學經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對丹寧的思想產生了的極大的震撼。據丹寧回憶:「從青年時起我就熟悉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後來一直鞭策著我:騎士的圓桌多麼公正/光榮的團體,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徵/謠言,我們不講;誹謗,我們不聽/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間的邪惡踏平。」〔8〕

就這樣,丹寧通過自己的勤奮自學於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學的馬格德林學院,學習數學專業。也就在牛津大學學習數學的同時,丹寧開始大量閱讀法律經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聖經》的經文。他將所讀到的著作中有關「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錄背誦下來,這些法律經典對丹寧公正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開頭幾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恆目的。」/「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律的格言是:為人正直,勿傷鄰居,公平待人。」這幾句已經廣泛流傳了數百年,對丹寧影響深遠,他認為這幾句表達了所有時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學基礎。當時的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每個人都會說: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見,《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對人們公正思想的形成影響之深遠。而《聖經》上的幾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經指示你們他喜悅的事,那就是要你們行公義,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也對求學期間的丹寧影響很大,使他在後來的法律實踐中「行公義」。直到80多歲後,丹寧仍清晰地記住《聖經》上的這幾句格言。

在成長的過程中,丹寧受英國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在《法律的未來》一書中,丹寧專門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國是一個具有公正傳統的國家,而對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闡發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們。例如,亨利·布雷克頓提出了「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確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對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愛德華·科克「作為首席法官,他是聰明的、公正的。」〔10〕特別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間,為了司法公正,敢於與國王抗爭。在1617年的薪俸代領權案件〔11〕中,國王派人送信給科克,讓科克同國王商議之後再審理此案,被科克斷然拒絕。科克認為,「如果服從陛下的命令,停止審案,那麼就會拖延實施公正。這是違反法律的,也是違反法官的誓詞的。」〔12〕科克的這一行動遭到國王的報復,很快被國王免去了法官職務。但是,在英國民眾的心目中,科克永遠是公正的化身。丹寧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學家———曼斯菲爾德,也是因為曼斯菲爾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則輸入到我們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擺脫了陳規舊套,細枝末節和一些狹隘的想法。他把廣泛的公平與合理的原則帶進了法律之中。」〔13〕丹寧盛贊曼斯菲爾代寫論文德對司法的態度: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爾西也是丹寧所尊敬的前輩,丹寧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爾西的勸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學,也是我追求的目標。」〔14〕顯見,英國歷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學家關於公正的各種註解,對丹寧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總之,丹寧勛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國的社會環境、家庭及教育影響之下形成的,對他後來在律師和法官職業生涯中,堅持公正司法、忠於職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丹寧在他的一生中,始終不渝並卓有成效地貫徹司法公正的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寧在《家庭故事》一書中將自己的人生哲學概括為三條,其中第一條就是「實現公正」。的確,他為實現司法公正奮鬥了一輩子,實在可敬可佩。

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礎

公正(Justice)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話題,它是法律的根本出發點。早在古希臘時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實現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們通常將公正視為法律制度應當具備的優良品質,法律只有在公平正義中才凸顯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為公平正義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價值,通常認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為良法必須內蘊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觀規律,符合時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稱其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說,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礎,司法公正實為法律公正的現實化。鑒於此,丹寧勛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處闡述了法律公正問題。

丹寧極力主張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認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麼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們能看到的什麼東西。它不是一時的,而是永恆的。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公正是什麼呢?法律是在我們日常事務中運用公正———盡管還不是完全正確地運用。」〔15〕他還指出,人民服從法律的重要原因在於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確和公正的法律規則,並希望他們的鄰居也服從它們,當然,他們自己也服從它們;但他們對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如果要人們感到對法律有一種義務感,那麼法律就必須盡可能地與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說,只有「良法」才能獲得普遍的服從,這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一脈相承。丹寧所主張的公正法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則。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會的一條最基本的法則,〔17〕也是英國法院採行的一條最基本的憲法原則,在法律上它適合於一切案件的審理。它包括法官在審案時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須給予被告以充分的辯護、申訴的權利等。在丹寧那裡,「無疑,倘若一個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決是無效的;而且可以以調卷令撤銷,或以宣告無效來達到這種效果。」〔18〕例如在《坎達訴馬來亞政府案》中,丹寧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則和申訴的權利經常被稱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徵,它們是支撐自然公正的一對柱石。羅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審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經常用這樣兩個詞表達無偏和公正。丹寧指出,「在每一個案件中,不管你是採用由執政官掌握的羅馬衡平法還是採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國衡平法,衡平法都會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則。衡平法主張這些原則高於當時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應該求助於這些原則去減輕法律的嚴厲性,軟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義觀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在人類發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為一個符合正義要求的、完整的和現成的規則制度,而不管它們在一國的實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達。」〔20〕並且,「自然正義規則是為了確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規則的維持。」〔21〕當然,英國的衡平法(Equity)最能體現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對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進行審理。衡平法與自然公正原則是一致的。

其次,在丹寧看來,「公正」是憲法的精神內核。這種精神「它首先植根於人生來就有的追求正義的本能,這種本能引導我們相信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這是社會的真正基礎。」〔22〕它是由我們長期的經歷和傳統而形成的一種氛圍,感覺得到,卻看不見;體會得到,卻不能學。例如在威廉·盧夫斯大廳曾進行過對培根的公正判決和對薩默斯的公正赦免,在這座大廳,查理曾平靜地面對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聲譽……它不是他的智力產品,而是他的精神產品。宗教關心的是人的精神,人憑著這種精神就能認識到什麼是公正。〔23〕不難判斷,丹寧強調「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質,是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正如羅爾斯的正義首先適用於制度正義一樣,公平正義是制度尤其應該具有的美德。

復次,丹寧認為,英國的普通法律應該內蘊公正的精神,體現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說過:「如果國會的法令與正義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協調的,或者是不可能執行的,那麼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並裁決該法令無效。」〔24〕也即是說,如果法律違背了正義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廢除。一方面,「英國的普通法被描繪成『理智的男人』,他關心他人的安全就跟關心自己的安全一樣,這種優秀的但也是討厭的人物像一座豐碑樹立在我們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勞地要求他的同胞照著他的榜樣去規定自己的生活……」〔25〕英國「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覺的原則,這些原則有利於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民。」〔26〕誠如英國學者理查德·克萊頓和休·湯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應當聽取另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和意見。」〔27〕長期以來,這兩者被視為公正審判的最低限度原則。

再次,丹寧所認為的公正法律必須不斷更新。丹寧指出:「法律應該得到修正,以保證實現公正,或者盡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應不斷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滿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紀的法官們確立的法律原則———盡管適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但是不適合20世紀的社會需要和社會見解……」;「必須記住,無論哪一項法律什麼時候被提出來考慮,人們都沒有能力預見到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情況。」〔29〕當然,這一任務多半由法官來完成。丹寧認為,法官在審案和判案的過程中,應該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發展創造出與生活的步調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則。他常常在上議院發言指出,要實現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對法律進行創造性的解釋。〔30〕社會生活的變遷,法律必須更新,否則難以體現公正。

最後,法律條文在適用過程中必須結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國歷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馬斯·沃爾西的觀點: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離開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內容,追求公正本來的意圖。也就是說,去減輕和軟化法律的殘酷性。沃爾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審判總是守規守時,在實現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決被認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聲譽很高。丹寧認為這些主要歸功於沃爾西堅持法律公正的原則,丹寧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爾西為榜樣,堅持法律公正,為實現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長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寧勛爵親身見證了英國法律的發展歷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書里提到:「可以說,在我任職的時間內法院已經重新發現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靈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腳』,是變化無常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31〕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法律制度中,社會公眾對司法過程中那個扮演著「主持正義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種最基本的預期,這就是當他藉助於公共權力來平衡那些相互沖突的利益時,應當使爭議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少,否則就會被認為背離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學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種法律之內的正義,這意味著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態存在著的正義,同時,也意味著它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制度倫理意義上的正義。」〔33〕

總之,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為英國法律的公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的過程,其公正與否,首先取決於所適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質,司法適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確、再科學、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個不公正的結果。〔34〕因此,作為法律職業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職業自身的公正性,無論律師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實現公正的道路上,應該堅持從法律公正做起。

三、律師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

在英國,律師與法官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主體,依靠各自的知識,既各自忠實地履行著法律賦予的不同職責,又共同追求著司法公平與正義目標的實現,保證著司法的公正和社會的秩序,在司法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國,律師是一個「精英的職業階層,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豐厚的薪酬待遇,並且在適用法律上處於核心地位。」〔35〕可以說,英國律師是司法公正的追隨者。在丹寧的心目中,追求和實現公正是律師的天職。無疑,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由於自小對法律的熱愛和嚮往,〔36〕使丹寧在1920年大學畢業選擇職業時,再次將目光轉向了法律領域———當一名律師。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馬格德林學院,拿起法律課本,開始學習法律。後來,丹寧又進了林肯律師學院, 1922年10月開始直接在律師事務所實習,開始了自己的法律職業生涯。在這里,丹寧進一步接受專業訓練,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師學院圖書館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當時最偉大的辯護律師———托馬斯·厄斯金。托馬斯·厄斯金從事律師工作期間,始終將公正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他有一名言:「我將永遠不遺餘力地維護英格蘭律師的尊嚴、獨立和正直,沒有這些無私的公正———英格蘭法最有價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馬斯·厄斯金的這一名言,丹寧銘記在心,並常常對他的學生們重復這段名言。可見,托馬斯·厄斯金作為一名律師的公正思想對丹寧有很深的觸動,丹寧在自己20餘年的律師職業〔38〕中,也一直堅持公正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而奮斗著。

首先,丹寧主張律師自身在思想觀念上應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學家尋求真理一樣,律師應該尋求公正;正像科學家通過很多實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題一樣,律師也應該通過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則;正像科學家發現自己的命題不適於所有實例時就修改,或者發現自己的命題是錯誤的時候就得完全拋棄一樣,律師發現自己的原則不適於所有情況時就應該進行修改,或者發現它們會產生不公正的結論的時候就應該拋棄。」〔39〕在丹寧看來,只有通過這種辦法,律師才能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作出貢獻。觀念決定行動,一個人只有在思想觀念中樹立起公平正義的意識,才能在行動中切實表現出來。為此,丹寧還批評了某些律師片面依賴法規忽視公正的思想,指出,對一些律師來說,法規就是一切,正確與否沒有關系。他們經常咬文嚼字而忽視法律條文的實質,他們反復推敲文字,然後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詞義對他們來說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律師,應該盡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則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他將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會名譽掃地,國家的穩定將會因此而動搖。〔40〕他把一些「只關心法律事實上是怎樣,而不是它應該怎樣」的律師比做「只知砌磚而不對自己所建築的房子負責的泥瓦匠」。〔41〕這個比喻很恰當地批評那些只知道處理案件本身,而不顧及案件處理公正性的問題,強調律師應該關注所處理案件背後的公正精神。

其次,丹寧認為律師應不斷學習,只有專業過硬,才能公正執業。律師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和技能,服務於社會公眾的一種自由職業。在普通法系國家,律師與法官一樣,在參與司法審判實踐時,要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技能,解釋成文法,尋找與案件最相類似的判例來適用,需要通過自己的知識、訴訟經驗以及長期所養成的判斷力進行仔細的推敲和認定,才能公正處理案件。丹寧深切地理解這一點,他指出:「毫無疑問,律師的任務———也是法官的任務———(解釋成文法)是找出國會的意圖(符合公正精神)。當然,在尋找國會的意圖時,你必須從成文法所使用的詞句開始。」〔42〕對於參與訴訟的律師來說,他必須在訴訟的整體意義上,遵循法官的判例,來把握法律適用的真諦,即通過認真研究法官對判例的適用,努力找出與本案事實、性質最相似的判例,引證對本案最有利的適用,說服法官作出有利於本案當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決。所以,「我在學習律師時,我在圖書館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就像現在的學生一樣。我當上律師以後,我仍在那裡花很多時間,查找案例。」〔43〕以致丹寧認為律師是所有專業人員當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具備公正執業的條件。

在當律師初期,丹寧一邊從事律師工作,一邊參與編輯《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溫切斯特和埃克賽特的巡迴法庭,聽取並決定「與實現公正有關的訴因」。就這樣,丹寧在當了15年的新進律師之後不久,由於出色的表現被授予「王室法律顧問」的稱號,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絲袍,開始從事王室法律顧問的工作。此時的丹寧工作更加認真,成績卓著,贏得了贊譽:「有一位律師,是一位傑出的人,審慎、聰明……由於他的學識和名望,他領受過許多酬金和贈予的衣物,再也沒有比他還忙碌的人,而近來他越來越忙了。自從威廉一世以來,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記得清楚,每一條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說,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精湛為丹寧律師職業地位的提升、名譽的確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為其公正執業、實現司法公正掃清了障礙。

復次,丹寧主張律師在為當事人服務的過程中應堅持法律公正,不應無原則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在英國的法庭上,律師對於自己所知曉的與其所受理案件相關的判例即使不利於當事人,原則上也應在法庭上陳述。有學者認為,這種做法主要源於這樣一種理念:出庭律師除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根據公正原則幫助法院發現案件事實真相,從而實現司法公正。〔45〕從這個意義上,不難推斷: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律師還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對弱勢群體的公正。丹寧指出,「我常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師法律援助在英國早期是出於一種慈善動機,是對貧窮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屬於律師良心和道德上的義務。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人權觀念的傳播,法律援助轉化為一種國家的政治責任。「二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化使社會本位思想成為主流,法律援助成為國家保障當事人之間真正平等的義務,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實現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標。丹寧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與這種潮流相適應,也是律師實現司法公正的途徑之一。

再次,「公正是與制度性因素相關的正義。」〔47〕在丹寧等法學家的倡導下,英國逐步建立了律師的相關制度,使得律師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體說來,英國律師負有以下義務:其一,維護職業獨立性的義務,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並須單獨開業;其二,維護職業聲譽的義務,不得作廣告或招徠業務;其三,忠於委託人不得欺騙委託人;其四,忠於法院,若委託人的具體要求與辯護律師對法院的義務有抵觸,「辯護律師必須對此不予理睬,否則將要為此承擔責任。」〔48〕這些義務為律師公正執業,實現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師「正如廣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師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並且,在英國律師的職業意識中,任何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當事人所支配,犧牲自己的獨立地位或原則,都是對自己神聖職責的玷污。出庭律師聲稱他們出庭時不代表當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獨立辯護的「高貴職務」。〔50〕可見,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Ⅲ 簡要概括指出梁啟超的法治思想精髓

1、內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啟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其分為法治的「依據」「、基礎」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實行：「三個相結合」,即「法治與民權相結合,法治與道德相結合,中法與西法相結合」。
3、意義：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振興中國實業；他認為「法治主義是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

補充：梁啟超法治五大主張：
（一）以大陸法系為楷模，制定資本主義「六法」體系。
為了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梁啟超建議不僅要廣泛地翻譯、 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學說，而且要翻譯、引進西方各國的「國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書」以此為楷模，在中國首「立憲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在內的國內法。同時，還應加強研究 和發展國際法。

（二）為民立法，立法應以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宗 旨。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必須立「善法」、制「良法」。他說： 「管子之言法治主義，以得良法為究竟者也。」什麼是「善法」、 「良法」？如何區分「良善」之法與「不良善」之法？梁啟超認為區 別兩者的標准就在於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為了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循所謂最多數最 大幸福之正鵠」，就是「善法」、「良法」。因為「眾人之利重於一 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權應歸多數之國民，由專門獨立的立法機構行使。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極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立法權問題。「立法 權之附屬」問題，不僅是「為立國之大本大原」，是國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決定法律的性質，關繫到「國民之能得到幸福與否， 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實現。

梁啟超又遵循孟德斯鳩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參照西方 各國關於立法機構的設置，主張設置獨立的、專門的行使立法權的立 法機構。他說：中國「因事勢，從民欲」，迫切需要設立一個獨立、 專門的立法機構，「立制改變，以利國民。」

（四）實行法治必須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啟超認為，一個國家實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據國內外形勢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還必須強調法的嚴肅性，堅決認真貫徹 執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他說：「法也者，非將以為裝飾品 也。而實踐之之為貴。」又說：「立法非以為觀美也，期於行焉。欲 養成人民遵守法律之習慣，則當一法之將頒，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實 力以盾其後。若法意雖甚善美，而形格勢禁，不獲舉而措之，則毋寧 暫緩焉。」立法不是為了裝飾門面，美觀好看，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與價值，徒具虛文。有法等於 無法，還不如不立法。他說：天下古今之國家其得失的標准在什麼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贊揚先秦法家法治 主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法令不立則已，立則期以必行而無所假借」。

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梁啟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張，認為要實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還必須注意 以下幾點：（1）賞罰嚴明；（2）不得濫用法權；（3）劃一性，簡要 性；（4）要適時，勿保守；（5）治於法律，一律平等；（6）不脫離 國民文化程度、素質水平。

（五）司法獨立。
梁啟超根據孟德斯鳩的法理以及中外歷史實際，明確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須充分認識「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原則，「以 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因為「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 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 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中國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Ⅳ 精神病人犯罪要負責嗎假設不必負責，是否存在這樣的風險，流氓利用精神病人違法犯罪禍害社會良善

這種風險存在，所以對精神病都進行分檔管理，如果是原有精神病，公安局有檔案版記錄，如果是新增的也會權有醫院向公安機關定時報備。現在司法鑒定可以精確到案發時是否屬於精神病發作，所以。只要有疑點是可以申請鑒定的，並且有強制醫療程序，還有精神病的民事責任歸於監護人。精神病屬於特殊群體，應當區分對待，同樣，絕對不能把善意的法律被居心叵測的人給利用。一旦發現，從嚴從重，數罪並罰

Ⅳ 我有道關於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司法的簡答題 很急 求幫忙 麻煩了

【轉載】僅供參考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義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詞含有平、正義、平等之義, 20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阿爾弗雷德·湯普森·丹寧(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著作理對「公正」作了經典的詮釋。他從1923年當律師,到1982年在上訴法院院長(Master oRolls)崗位退休,一共從事法律職業60年。令人感動的是,他在80歲以後通過著書說〔1〕繼續思考英國的法律事業,闡發自己對法律職業的追求及感悟。在這些著作中,寧勛爵以他親身經歷的案件的辯護和審判的實踐為內容,結合法學理論闡發了他對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觀點和看法。通覽這些著作,不難發現,丹寧勛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極倡導者和踐行者。在幾十年的法律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面對時代的挑戰,始終以追文明和進步,實現公平和正義為目的,在當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當下的法律職業者學習和借鑒。一、成長閱歷———公正思想的源泉一個人的某種思想的形成通常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丹寧勛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所決定的。1899年丹寧出生於維多利時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麥人,而丹麥人與法律有著天然的關聯,據考證,「法律」(law)這個詞本身就是丹麥語中的一個詞。平時,丹麥人喜愛爭論,他們喜歡聚在一起進行法律辯論。這種傳統對丹寧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在自傳《家庭故事》里曾寫到:「也許這就是我現在在判決之前為什麼喜歡聽法律辯論,而不願意將它們都寫下來的原因吧。」〔2〕丹寧出生後,父母給他取教名為阿爾弗雷德,也與法律有關系。因為1899年正好是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著名的統治者阿爾弗雷德去世後一千年。阿爾弗雷德在位期間非常重視法律,關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當時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後,丹寧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爾弗雷德」為他作教名,希望丹寧長大以後也能像那位國王一樣關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丹寧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親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熱愛。媽媽堅強,做事有決心,從不講廢話。」〔3〕這些品格對幼小的丹寧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他的父親擔任陪審員的經歷對丹寧的影響更大。丹寧的父親主要職業是經營綢布店,但是曾被政府應召在巡迴法庭當陪審員,幾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審制度是英國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為法國的制度, 1066年隨著諾曼入侵被帶入英國,給英國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記。丹寧的父親在擔任陪審員期間,工作認真,為人公正,據說當時的紅衣法官約翰·勞倫斯對他印象很好。丹寧也深感受父親思想熏陶較多,他說:「早在我參加陪審團時,我就知道有關陪審團的一些事情。他是戶主,而且完全有資格擔任陪審員。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八百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被任命為陪審員的英國人在主持正義方面確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4〕因為當時的陪審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必須能將自己一般的判斷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斷的工作上;必須具有關於世界和人的知識;具有個人從屬於社會這種概念,做到公平合理這種願望是他們行動的動力;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願意努力爭取對他們要解決的爭端作出公平的決斷。〔5〕因此,英國民眾將陪審團參與法庭審判作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的重要手段。那麼,生活於這種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當中的丹寧,其思想自然也受到這種公正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年僅10歲的丹寧就萌生了長大當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師的念頭。「有一次———當時我大概10歲———我抬著頭對媽媽說:『我想,我應該當律師』。」〔6〕盡管當時他還不明白律師是干什麼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師與陪審員一樣是正直的人,是維護社會公正的人。而求學期間是丹寧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階段。自上小學起,丹寧就非常喜歡讀書,他說,「我讀了很多書,而且讀得很快。」〔7〕一戰爆發後,老師前去打仗,丹寧就自學,他自學了微積分、動力學、統計學等課程,讀了很多英國文學經典。這些課程及經典對丹寧後來理解社會及法律問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國文學經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對丹寧的思想產生了的極大的震撼。據丹寧回憶:「從青年時起我就熟悉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後來一直鞭策著我:騎士的圓桌多麼公正/光榮的團體,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徵/謠言,我們不講;誹謗,我們不聽/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間的邪惡踏平。」〔8〕就這樣,丹寧通過自己的勤奮自學於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學的馬格德林學院,學習數學專業。也就在牛津大學學習數學的同時,丹寧開始大量閱讀法律經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聖經》的經文。他將所讀到的著作中有關「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錄背誦下來,這些法律經典對丹寧公正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開頭幾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恆目的。」/「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律的格言是:為人正直,勿傷鄰居,公平待人。」這幾句已經廣泛流傳了數百年,對丹寧影響深遠,他認為這幾句表達了所有時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學基礎。當時的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每個人都會說: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見,《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對人們公正思想的形成影響之深遠。而《聖經》上的幾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經指示你們他喜悅的事,那就是要你們行公義,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也對求學期間的丹寧影響很大,使他在後來的法律實踐中「行公義」。直到80多歲後,丹寧仍清晰地記住《聖經》上的這幾句格言。在成長的過程中,丹寧受英國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在《法律的未來》一書中,丹寧專門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國是一個具有公正傳統的國家,而對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闡發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們。例如,亨利·布雷克頓提出了「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確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對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愛德華·科克「作為首席法官,他是聰明的、公正的。」〔10〕特別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間,為了司法公正,敢於與國王抗爭。在1617年的薪俸代領權案件〔11〕中,國王派人送信給科克,讓科克同國王商議之後再審理此案,被科克斷然拒絕。科克認為,「如果服從陛下的命令,停止審案,那麼就會拖延實施公正。這是違反法律的,也是違反法官的誓詞的。」〔12〕科克的這一行動遭到國王的報復,很快被國王免去了法官職務。但是,在英國民眾的心目中,科克永遠是公正的化身。丹寧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學家———曼斯菲爾德,也是因為曼斯菲爾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則輸入到我們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擺脫了陳規舊套,細枝末節和一些狹隘的想法。他把廣泛的公平與合理的原則帶進了法律之中。」〔13〕丹寧盛贊曼斯菲爾代寫論文德對司法的態度: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爾西也是丹寧所尊敬的前輩,丹寧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爾西的勸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學,也是我追求的目標。」〔14〕顯見,英國歷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學家關於公正的各種註解,對丹寧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總之,丹寧勛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國的社會環境、家庭及教育影響之下形成的,對他後來在律師和法官職業生涯中,堅持公正司法、忠於職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丹寧在他的一生中,始終不渝並卓有成效地貫徹司法公正的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寧在《家庭故事》一書中將自己的人生哲學概括為三條,其中第一條就是「實現公正」。的確,他為實現司法公正奮鬥了一輩子,實在可敬可佩。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礎公正(Justice)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話題,它是法律的根本出發點。早在古希臘時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實現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們通常將公正視為法律制度應當具備的優良品質,法律只有在公平正義中才凸顯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為公平正義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價值,通常認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為良法必須內蘊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觀規律,符合時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稱其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說,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礎,司法公正實為法律公正的現實化。鑒於此,丹寧勛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處闡述了法律公正問題。丹寧極力主張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認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麼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們能看到的什麼東西。它不是一時的,而是永恆的。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公正是什麼呢?法律是在我們日常事務中運用公正———盡管還不是完全正確地運用。」〔15〕他還指出,人民服從法律的重要原因在於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確和公正的法律規則,並希望他們的鄰居也服從它們,當然,他們自己也服從它們;但他們對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如果要人們感到對法律有一種義務感,那麼法律就必須盡可能地與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說,只有「良法」才能獲得普遍的服從,這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一脈相承。丹寧所主張的公正法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則。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會的一條最基本的法則,〔17〕也是英國法院採行的一條最基本的憲法原則,在法律上它適合於一切案件的審理。它包括法官在審案時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須給予被告以充分的辯護、申訴的權利等。在丹寧那裡,「無疑,倘若一個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決是無效的;而且可以以調卷令撤銷,或以宣告無效來達到這種效果。」〔18〕例如在《坎達訴馬來亞政府案》中,丹寧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則和申訴的權利經常被稱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徵,它們是支撐自然公正的一對柱石。羅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審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經常用這樣兩個詞表達無偏和公正。丹寧指出,「在每一個案件中,不管你是採用由執政官掌握的羅馬衡平法還是採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國衡平法,衡平法都會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則。衡平法主張這些原則高於當時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應該求助於這些原則去減輕法律的嚴厲性,軟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義觀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在人類發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為一個符合正義要求的、完整的和現成的規則制度,而不管它們在一國的實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達。」〔20〕並且,「自然正義規則是為了確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規則的維持。」〔21〕當然,英國的衡平法(Equity)最能體現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對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進行審理。衡平法與自然公正原則是一致的。其次,在丹寧看來,「公正」是憲法的精神內核。這種精神「它首先植根於人生來就有的追求正義的本能,這種本能引導我們相信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這是社會的真正基礎。」〔22〕它是由我們長期的經歷和傳統而形成的一種氛圍,感覺得到,卻看不見;體會得到,卻不能學。例如在威廉·盧夫斯大廳曾進行過對培根的公正判決和對薩默斯的公正赦免,在這座大廳,查理曾平靜地面對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聲譽……它不是他的智力產品,而是他的精神產品。宗教關心的是人的精神,人憑著這種精神就能認識到什麼是公正。〔23〕不難判斷,丹寧強調「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質,是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正如羅爾斯的正義首先適用於制度正義一樣,公平正義是制度尤其應該具有的美德。復次,丹寧認為,英國的普通法律應該內蘊公正的精神,體現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說過:「如果國會的法令與正義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協調的,或者是不可能執行的,那麼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並裁決該法令無效。」〔24〕也即是說,如果法律違背了正義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廢除。一方面,「英國的普通法被描繪成『理智的男人』,他關心他人的安全就跟關心自己的安全一樣,這種優秀的但也是討厭的人物像一座豐碑樹立在我們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勞地要求他的同胞照著他的榜樣去規定自己的生活……」〔25〕英國「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覺的原則,這些原則有利於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種膚色的人民。」〔26〕誠如英國學者理查德·克萊頓和休·湯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應當聽取另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和意見。」〔27〕長期以來,這兩者被視為公正審判的最低限度原則。再次,丹寧所認為的公正法律必須不斷更新。丹寧指出:「法律應該得到修正,以保證實現公正,或者盡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應不斷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滿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紀的法官們確立的法律原則———盡管適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但是不適合20世紀的社會需要和社會見解……」;「必須記住,無論哪一項法律什麼時候被提出來考慮,人們都沒有能力預見到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情況。」〔29〕當然,這一任務多半由法官來完成。丹寧認為,法官在審案和判案的過程中,應該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發展創造出與生活的步調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則。他常常在上議院發言指出,要實現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對法律進行創造性的解釋。〔30〕社會生活的變遷,法律必須更新,否則難以體現公正。最後,法律條文在適用過程中必須結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國歷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馬斯·沃爾西的觀點: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離開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內容,追求公正本來的意圖。也就是說,去減輕和軟化法律的殘酷性。沃爾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審判總是守規守時,在實現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決被認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聲譽很高。丹寧認為這些主要歸功於沃爾西堅持法律公正的原則,丹寧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爾西為榜樣,堅持法律公正,為實現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長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寧勛爵親身見證了英國法律的發展歷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書里提到:「可以說,在我任職的時間內法院已經重新發現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靈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腳』,是變化無常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31〕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法律制度中,社會公眾對司法過程中那個扮演著「主持正義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種最基本的預期,這就是當他藉助於公共權力來平衡那些相互沖突的利益時,應當使爭議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們「應得的一份」少,否則就會被認為背離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學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種法律之內的正義,這意味著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態存在著的正義,同時,也意味著它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制度倫理意義上的正義。」〔33〕總之,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丹寧勛爵為英國法律的公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的過程,其公正與否,首先取決於所適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質,司法適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確、再科學、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個不公正的結果。〔34〕因此,作為法律職業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職業自身的公正性,無論律師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實現公正的道路上,應該堅持從法律公正做起。三、律師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在英國,律師與法官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主體,依靠各自的知識,既各自忠實地履行著法律賦予的不同職責,又共同追求著司法公平與正義目標的實現,保證著司法的公正和社會的秩序,在司法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國,律師是一個「精英的職業階層,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豐厚的薪酬待遇,並且在適用法律上處於核心地位。」〔35〕可以說,英國律師是司法公正的追隨者。在丹寧的心目中,追求和實現公正是律師的天職。無疑,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由於自小對法律的熱愛和嚮往,〔36〕使丹寧在1920年大學畢業選擇職業時,再次將目光轉向了法律領域———當一名律師。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馬格德林學院,拿起法律課本,開始學習法律。後來,丹寧又進了林肯律師學院, 1922年10月開始直接在律師事務所實習,開始了自己的法律職業生涯。在這里,丹寧進一步接受專業訓練,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師學院圖書館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當時最偉大的辯護律師———托馬斯·厄斯金。托馬斯·厄斯金從事律師工作期間,始終將公正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他有一名言:「我將永遠不遺餘力地維護英格蘭律師的尊嚴、獨立和正直,沒有這些無私的公正———英格蘭法最有價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馬斯·厄斯金的這一名言,丹寧銘記在心,並常常對他的學生們重復這段名言。可見,托馬斯·厄斯金作為一名律師的公正思想對丹寧有很深的觸動,丹寧在自己20餘年的律師職業〔38〕中,也一直堅持公正原則,為實現司法公正而奮斗著。首先,丹寧主張律師自身在思想觀念上應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學家尋求真理一樣,律師應該尋求公正;正像科學家通過很多實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題一樣,律師也應該通過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則;正像科學家發現自己的命題不適於所有實例時就修改,或者發現自己的命題是錯誤的時候就得完全拋棄一樣,律師發現自己的原則不適於所有情況時就應該進行修改,或者發現它們會產生不公正的結論的時候就應該拋棄。」〔39〕在丹寧看來,只有通過這種辦法,律師才能為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作出貢獻。觀念決定行動,一個人只有在思想觀念中樹立起公平正義的意識,才能在行動中切實表現出來。為此,丹寧還批評了某些律師片面依賴法規忽視公正的思想,指出,對一些律師來說,法規就是一切,正確與否沒有關系。他們經常咬文嚼字而忽視法律條文的實質,他們反復推敲文字,然後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詞義對他們來說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律師,應該盡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則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他將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會名譽掃地,國家的穩定將會因此而動搖。〔40〕他把一些「只關心法律事實上是怎樣,而不是它應該怎樣」的律師比做「只知砌磚而不對自己所建築的房子負責的泥瓦匠」。〔41〕這個比喻很恰當地批評那些只知道處理案件本身,而不顧及案件處理公正性的問題,強調律師應該關注所處理案件背後的公正精神。其次,丹寧認為律師應不斷學習,只有專業過硬,才能公正執業。律師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和技能,服務於社會公眾的一種自由職業。在普通法系國家,律師與法官一樣,在參與司法審判實踐時,要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技能,解釋成文法,尋找與案件最相類似的判例來適用,需要通過自己的知識、訴訟經驗以及長期所養成的判斷力進行仔細的推敲和認定,才能公正處理案件。丹寧深切地理解這一點,他指出:「毫無疑問,律師的任務———也是法官的任務———(解釋成文法)是找出國會的意圖(符合公正精神)。當然,在尋找國會的意圖時,你必須從成文法所使用的詞句開始。」〔42〕對於參與訴訟的律師來說,他必須在訴訟的整體意義上,遵循法官的判例,來把握法律適用的真諦,即通過認真研究法官對判例的適用,努力找出與本案事實、性質最相似的判例,引證對本案最有利的適用,說服法官作出有利於本案當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決。所以,「我在學習律師時,我在圖書館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就像現在的學生一樣。我當上律師以後,我仍在那裡花很多時間,查找案例。」〔43〕以致丹寧認為律師是所有專業人員當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具備公正執業的條件。在當律師初期,丹寧一邊從事律師工作,一邊參與編輯《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溫切斯特和埃克賽特的巡迴法庭,聽取並決定「與實現公正有關的訴因」。就這樣,丹寧在當了15年的新進律師之後不久,由於出色的表現被授予「王室法律顧問」的稱號,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絲袍,開始從事王室法律顧問的工作。此時的丹寧工作更加認真,成績卓著,贏得了贊譽:「有一位律師,是一位傑出的人,審慎、聰明……由於他的學識和名望,他領受過許多酬金和贈予的衣物,再也沒有比他還忙碌的人,而近來他越來越忙了。自從威廉一世以來,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記得清楚,每一條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說,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精湛為丹寧律師職業地位的提升、名譽的確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為其公正執業、實現司法公正掃清了障礙。復次,丹寧主張律師在為當事人服務的過程中應堅持法律公正,不應無原則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在英國的法庭上,律師對於自己所知曉的與其所受理案件相關的判例即使不利於當事人,原則上也應在法庭上陳述。有學者認為,這種做法主要源於這樣一種理念:出庭律師除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根據公正原則幫助法院發現案件事實真相,從而實現司法公正。〔45〕從這個意義上,不難推斷: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律師還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對弱勢群體的公正。丹寧指出,「我常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師法律援助在英國早期是出於一種慈善動機,是對貧窮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屬於律師良心和道德上的義務。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人權觀念的傳播,法律援助轉化為一種國家的政治責任。「二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化使社會本位思想成為主流,法律援助成為國家保障當事人之間真正平等的義務,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實現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標。丹寧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與這種潮流相適應,也是律師實現司法公正的途徑之一。再次,「公正是與制度性因素相關的正義。」〔47〕在丹寧等法學家的倡導下,英國逐步建立了律師的相關制度,使得律師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體說來,英國律師負有以下義務:其一,維護職業獨立性的義務,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並須單獨開業;其二,維護職業聲譽的義務,不得作廣告或招徠業務;其三,忠於委託人不得欺騙委託人;其四,忠於法院,若委託人的具體要求與辯護律師對法院的義務有抵觸,「辯護律師必須對此不予理睬,否則將要為此承擔責任。」〔48〕這些義務為律師公正執業,實現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師「正如廣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師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並且,在英國律師的職業意識中,任何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當事人所支配,犧牲自己的獨立地位或原則,都是對自己神聖職責的玷污。出庭律師聲稱他們出庭時不代表當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獨立辯護的「高貴職務」。〔50〕可見,律師公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Ⅵ 《因父之名》案件原型及其對英國司法的影響

《因父之名》案件原型：

這部電影根據格里·康倫的回憶錄《證明無罪》改編，它以愛爾蘭共和軍和英國當年的對抗為背景，講了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賊傑瑞·康倫的不幸遭遇。他因得罪了北愛爾蘭共和軍而被父親送去英國投奔姑媽，在英國又因行為怪異被誣告為爆炸案的主犯之一，和他同樣遭遇的還有三個小夥子。他的父親趕到英國，想和他的姑媽商議聘請律師的事，結果警察突然闖入，將他和姑媽一家全部當作同案犯抓捕。

令人震驚的是，警方不僅刑訊逼供，還親自偽造證據，把傑瑞·康倫當成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導致傑瑞被判處終身監禁。而他的父親和姑媽一家則被當作運輸或製造炸葯者，分別被判處十以上不等的刑期。

對英國司法的影響：

這個案件後來被稱為英國司法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英國人把傑瑞案當成他們的恥辱，拍成電影，這是一個恆久的提醒。

他們的所為是明目張膽的故意，是赤裸裸的犯罪，尤其利用公權力，以國家的名義。他們令國家和司法蒙羞。

(6)司法有良善擴展閱讀：

《因父之名》的影片評價：

影片的結尾主題曲由來自愛爾蘭的個性光頭女歌手Sinead O'Connor的激情演繹，她無以倫比的聲音彷彿要刺透人心，仿似海浪般忽遠忽近，撼人心肺。

《因父之名》將英國現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真實事件公之於眾，重點刻畫了男主角格里為求公正所做的斗爭以及他和父親之間深厚的感情，內容雖具高度的政治性，但卻以迥異於好萊塢式的低調手法處理父子之情、權力機構的腐化和人性的掙扎，劇情凝重，情節感人，極具歷史感和震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