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相關論點
⑴ 刑法到底採用誰的觀點和理論 周光權還是張明楷
理論之爭一時還不會有定論，司法實踐中，每個法官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獨立裁判。
⑵ 刑法論文寫什麼比較好
論教授淫亂罪這個罪名該部該在刑法中取消。
⑶ 對於學習刑法你有什麼想法和建議
刑法和民法是最重要的兩大實體法，條文多，知識量大，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至於怎麼學習，提供以下建議：
1.先把基礎理論掌握好。如果你是法學專業的學生，就應該充分利用好學習資源（包括課堂的和圖書館等），將刑法學教材吃透，建立起最基本的刑法學知識體系；如果非法學專業，付出就要相對多一些，可以選修或者旁聽相關課程。
2.多看法條。刑法這門部門法是很龐大的，除本身外還包括八部修正案和各種司法解釋，由於刑法本身的嚴肅性和調整手段的特殊性，需要學習者多看相關法條，至少大致掌握不同情況的不同界定和規制模式。由於刑法本身的條理性、邏輯性很強，在掌握基礎理論的前提下去掌握相關法條，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3.學以致用，多理論聯系實際。多看案例書，或者相關電視節目（如《今日說法》多為刑法案例），嘗試自己分析實際問題，提出個人觀點或者解決方案，逐漸培養起刑法思維，增強運用刑法的能力。
4.既品味經典，又接觸前沿。一方面，可利用課余時間閱讀刑法學相關名著，最好是法學大家的經典之作；另一方面，鑒於刑法內容龐大，流派甚多，加之這些年修改較為頻繁，建議多關注學科前沿，及時更新知識，積極進行研究。
5.實習鍛煉。有時間和機會的話，實習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法院、檢察院和律所，最好選擇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增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實戰經驗。
⑷ 學習刑法的方法有哪些
刑法和民法是最重要的兩大實體法，條文多，知識量大，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至於怎麼學習，提供以下建議：
1.先把基礎理論掌握好。如果你是法學專業的學生，就應該充分利用好學習資源（包括課堂的和圖書館等），將刑法學教材吃透，建立起最基本的刑法學知識體系；如果非法學專業，付出就要相對多一些，可以選修或者旁聽相關課程。
2.多看法條。刑法這門部門法是很龐大的，除本身外還包括八部修正案和各種司法解釋，由於刑法本身的嚴肅性和調整手段的特殊性，需要學習者多看相關法條，至少大致掌握不同情況的不同界定和規制模式。由於刑法本身的條理性、邏輯性很強，在掌握基礎理論的前提下去掌握相關法條，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3.學以致用，多理論聯系實際。多看案例書，或者相關電視節目（如《今日說法》多為刑法案例），嘗試自己分析實際問題，提出個人觀點或者解決方案，逐漸培養起刑法思維，增強運用刑法的能力。
4.既品味經典，又接觸前沿。一方面，可利用課余時間閱讀刑法學相關名著，最好是法學大家的經典之作；另一方面，鑒於刑法內容龐大，流派甚多，加之這些年修改較為頻繁，建議多關注學科前沿，及時更新知識，積極進行研究。
5.實習鍛煉。有時間和機會的話，實習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法院、檢察院和律所，最好選擇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增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實戰經驗。
⑸ 論刑法的基本原則
刑法的基本原則 （1）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2）平等適用刑法原則：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3）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但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至今依然「遠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見，爭論紛紜不休，到現在依然持續，未能達成普遍共識。 有關刑法基本原則的認識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刑法基本原則認定的依據以及刑法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等方面，後二者尤其為論爭的焦點。 其實, 刑法基本原則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確，與人們研究這一問題的角度有重要關系。筆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雖然屬於刑法學問題，研究著眼點卻不宜囿於刑法學這一埠。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實的狀態，就須全方位地進行多維捕逐。 故此，筆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韙而試從各個角度諸如法理學、刑法學、比較研究等對該問題詳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則法理探究 關於法律原則，國內外學者的認識頗為紛紜。依照英國法學家沃克對這一概念的定義，法律原則就是：許多法律推理所依據的前提，不斷地、正當地適用於比較特別和具體規則解決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確地解決的案件的一般原則。可見，這主要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所作的詮釋。而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的解釋，法律原則即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或原理，為其它規則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規則或原理，是法律行為、法律程序、法律決定的決定性規則」 。我國學者一般也都認為，「法律原則是法律的基礎性真理、原理，或是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原理或出發點」 。從而不難看出，法律原則反映了人們對法律基本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更包含了人們對法律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這才使得法的原則具有「內容的明確化程度較低」 非常抽象、較為穩定、覆蓋面廣 的特點。而且因為它是對法律基本規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價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備這樣基本功能：（1）為法律規則和概念提供基礎，對法律制定和法律規則理解具有指導意義。（2）可作為疑難案件的斷案依據。（3）直接作為審判依據.以上這些，究其實質，乃是法的原則的內容施加於立法、司法活動的狀況。 按照學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則可以做出如下分類：（1）按原則產生基礎的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政策性原則和公理性原則。政策性原則是國家關於必須達到的目的或目標，或實現某一時期、某一反面的任務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關於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國防的發展目標、戰略措施或社會動員等問題。公理性原則是從社會關系性質中產生並得到廣泛認同的被奉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則。這是法律原則最通常的涵義。（2）按原則的覆蓋面的不同，可分為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原則。基本法律原則是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是整個法律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具體法律原則是基本法律原則的具體化，構成某一法律領域的法律規則的基礎或出發點。（3）按法律原則內容不同可將法律原則分為實體性法律原則和程序性法律原則。實體性法律原則指規定實體法律問題的原則，其功能為調整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程序性法律原則是程序性問題的原則，具有調整程序上權利義務的功能。 當然，法律原則按照不同的標准（如按照法律部門的不同）還可以做出其它的分類，不一而足。 在這里。我們需要著意厘析的問題主要是法的原則和基本法律原則這兩個基本概念，即這二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關系。法的原則是構成法律規則之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原理和准則，是法律的基本構成要素之一。顯而易見，法的原則是立足於「法」而非「部門法」的角度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因而它屬於整個宏觀法領域，可以說是萬法之本，基礎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並不存在法律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共處的問題，因為其本身即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並不會增生出任何新的涵義。而通常所謂的基本法律原則是相對於具體法律原則而言的，不過，就目前理論界的認識而言，實際上普遍存在將法的原則與基本法律原則混談的問題，甚至在解釋這一概念的涵義時也模糊不清，所謂「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 「對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時所依據的最基本的准則」 之類闡述，都不能清楚地說明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更無從確定與法的原則的分界。 實際上，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是不能等而一視的。基本法律原則與法的原則的研究背景，嚴格地說，是迥然有別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則是著眼於具體法律部門進行探究時的用語，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則」「民法基本原則」等等說法；也正是基於此，這一概念才有「具體法律原則」這一相對的概念，因為在宏觀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談不上什麼具體法律原則。這是二者最為顯著的差異之處。此外，二者在調整范圍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法的原則所能作用的范圍顯然大於基本法律原則；在穩定性和抽象性上，後者也是顯然遜於前者。 不過，這兩個相形迥異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關的，二者存在共性與個性上的聯系。其一，離開法的原則，基本法律原則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則正是法的原則在部門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樣，撇開基本法律原則而言法的原則也是空談，因為法的原則之所以存在於法學領域，正是人們對各種部門法的各種規律認識的更深層次歸納提煉，各部門法是其存身的載體。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圍上亦有相競合之處，即很多情況下，二者都要依託於法的概念和規則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其三，在法的適用過程中，法的原則有助於或會影響基本法律原則的適用；而且有些情況下，基本法律原則就是法的原則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則探究 1. 何為刑法基本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學界見仁見智，觀點紛紜，不盡一致。有學者認為，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貫穿於刑法始終，必須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則」 ；也有學者主張刑法基本原則是「貫穿全部刑法規范、具有指導和制約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義，並體現我國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則」 ；也有人將刑法基本原則定義為「正確、科學地進行刑事法律活動所必須遵循的、貫穿整個刑事法律活動過程、體現在刑事法律活動各個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動規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准則或准繩」 或「在制定和適用刑法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 。 上述幾種觀點中，除了第三種觀點更側重從法律適用角度予以闡釋而外，並不存在原則性的出入，其實只是具體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筆者擬參酌以上觀點稍作補充而將其定義為：刑法的基本原則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貫穿於形式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始終的根本性准則。 不難看出，對刑法基本原則的界定之所以眾說不一，從根本上講是人們對刑法基本原則確立的標準的認識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則是法的原則表現於法律部門中的情況，故而它只能為部門法所特有；它有別於具體法律原則，故更為抽象深刻；法的原則是對法律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認識和把握的結果，因此體現於部門法中必然是部門法的基本規律和普遍價值的有意識掌握的產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義，必將對法律規范的制定、適用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響。具體說來，刑法基本原則必須具備以下根本特性：（1）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為許多部門法所共同具備，否則不屬於刑法基本原則。（2）刑法基本原則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則，是刑事法律活動根本依據。（3）它貫串全部刑事法律規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動的全局，指導整個刑法立法、司法活動。（4）它是刑法領域中的規律的總結根本價值追求，而不屬於具體現象或某方面活動規則。 尤應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則的特性是有機聯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為判斷標准時必須滿足全部要求，否則不能確認為刑法的基本原則。 那麼，究竟刑法基本原則包含那些具體內容？按照法學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等原則為刑法基本原則似乎已成公論；有的學者還提出罪責自負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刑罰個別化原則，奉之為刑法基本原則必不可少的內容。 依筆者愚見，雖然學界對刑法基本原則的前三項內容多持認同態度，從學理上講，也不敢苟同。因為學者們之所以終於認可了適用刑法平等原則，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規定為理由，落入「律學」的故轍。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權衡，雖然這一內容已被我國刑法典奉為基本原則規定於條款之中，它的問題依然明白可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根據其涵義，顯然是憲法基本原則活剝下來而置於刑法之中的結果，盡管其長期適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於刑法的發展，可以作為刑法的一個基點，但這畢竟是不審慎的，從法理而言，如此搬用並不符合立法科學，故不可助長。據筆者看來，若改作「刑法平等適用」或許更能為刑法所接受。 至於罪責自負、主客觀相統一、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刑罰個別化能否樹為刑法基本原則，筆者願就此試作分析。罪責自負的涵義是：刑事責任的承擔者只能是行為人本人而不能株連無辜 。對於這一原則，我們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則的要求具體分析。先看其是否貫穿刑法規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動的始終。通常，如果一種原則存在於刑法規范之中，也就會在整個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因為刑事司法活動必定要遵循刑法規范的規定，但將二者換位則明顯不能成立；也就是說，在司法活動中發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規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為二者的遵循關系是單向的，不能顛倒逆轉。而從法理角度講，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規則、原則和概念。一種原則如若貫徹於刑法規范的全程，定然會對刑法規則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也就是從前提、行為模式、法律後果方面作用於刑法規范；從而不難明曉，刑法基本原則發生作用的對象也須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論年齡大小、行為能力有無等狀況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並非「有罪的人」。以此為繩墨，不難看出，罪責自負不能符合。因為罪責自負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後果也就是「罪」而無涉於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後果；而且其針對的也只是認定為有罪的人，不然也談不上「自負」，也就是說，若此「人」為無行為能力人等等，這一「原則」也就不會涉及，因無行為能力人很多情況下是不會治罪的，何言株連不株連等等問題。有人認為罪責自負是貫穿於法律適用全過程的原則，依筆者所見，連這種觀點也是不確的。因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責」也可以不負，比如身患絕症的被判為有罪的當事人或孕婦。也就是說，罪責自負甚至連法律適用的整個過程也會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樣的思路，筆者認為懲罰與教育結合，其實也「只有在非刑罰處置措施和量刑與行刑的規定中有充分體現，換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義而非根本意義，既無實在法所賦予的實然性，也難於成為理念法的內容，因此也不具有應然性，它實際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殺』『兩少一寬』等政策一樣，不具有全局性意義。」 也談不上基本。 刑罰個別化也可以做出同樣的「判處」。關於這一概念的所指，有學者認為「即是指法官在適用刑罰時，要充分考慮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據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大小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之效。由於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無與大小，取決於犯罪人諸方面的『個人情況』，因而，為了正確適用刑罰，就必須對犯罪人進行『人身調查』，即對犯罪人的個性、身心狀況、境遇、經歷、教育程度等『個人情況』進行調查。」 後來，有人提出刑罰個別化「是指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應當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會生活需要而給予個別待遇的制度，即刑罰的執行，必須依據犯罪人的年齡、性別、性格特徵、生理狀況、犯罪性質、犯罪嚴重程度、人身危險性等給予不同的處罰改造方式。」 總而言之，甚至可以視之為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演化或支原則。 唯主客觀相統一尚有可討論的價值。「我國刑法從犯罪概念到犯罪構成原理、從犯罪構成規定到犯罪形態的規定、從社會排險行為的判斷與處置到對罪犯的量刑與行刑，無不體現著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對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也是刑事司法從愚昧走向科學、文明的結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應然結果，也是實現刑事法治的必然結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認為仍須討論，是因為這一原則也難脫引申「罪刑相適應」原則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說。 2. 下面，筆者擬對上文業已論定的原則用比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討 。 從法律體繫上看，刑法屬於具體部門法，憲法則歸於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疇，與之可相對照的是私法范疇的民法。故以下筆者將著眼於這兩個角度，從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以及刑法基本與民法基本原則兩方面進行對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則與憲法基本原則比較 憲法基本原則略述 人民民主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憲法通行的原則，故本文只就此立論。人民主權原則也稱主權在民原則，它源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主權在民」學說，認為一切國家權力歸屬於人民而非主權在君或主權神授。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在民已經不是單純針對神權、君權意義，而是進一步發揚了人民主權說，將人民定義為權力的來源，是對人民根本地位的確認。基本人權原則系由西方啟蒙思想家「天賦人權」說演化而來，主要強調人有不可剝奪的生存、發展、財產、自由、反抗壓迫等權利。法治原則亦稱憲法至上原則，誕生於資產階級反對君主專制的斗爭過程中，其內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棄基於特權、特殊身份等對人的人格及基本權利採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當今社會，該原則更為發展豐富，具備了法律至高無上的含義。 二者之比較 首先，性質之比較。 在性質上，憲法基本原則更具根本性、政治性、優位性。因為憲法基本原則是國家根本大法建構的礎石，故而更為根本，堪為憲法國家法律體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則只是憲法治下的刑法部門的根本准則，之間明顯存在層級差異。另一方面，憲法是國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權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確定的根據和藍本，其基本原則起著全方位統攝的作用，故而有著極強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則較之則當然遜色。再者，憲法基本原則概括了一國社會的總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則的形成與發展乃至發揮作用無疑都須遵循，可以看出憲法進原則相比之下更為優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則在刑法的適用過程中可作為行為人某種或某一系列行為的參照標准進而約束其行為；憲法基本原則常常不直接作用於人的一般活動，這主要是因為憲法基本原則大多關乎調整的社會關系中的根本問題。 其次，效力之比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別是極為顯豁的。效力，從法理上講，指的是法律制度對其調整的社會關系發生約束作用的范圍和程度。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調整內容、制定過程的重大和嚴格，地位自非同一般，這就使得作為其根本內容和指導方針的憲法基本原則也具有類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門法律的制定實施均須以之為根本准繩。刑法基本原則作為部門法的重要部分，其約束力面積和程度遠不及前者。因此，從效力上看，憲法基本原則相比之下明顯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內在的對社會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屬於一種可能。與刑法基本原則相較，一則，憲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一般只具單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則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護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損抑，如人民主權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一般都起到保障國家權力歸於人民、保護公民的基本人身財產等權利、保障法治實現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則卻具有雙重功用，它的實現既有保護一方相對人的正當權利的可能，同時也有損抑另一方當事人的權利的可能；對同一方當事人而言，既會造成積極後果，也會造成消極後果。二則，在功能的實現方面，憲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訴諸立法，刑法基本原則則既可以立法為徑，也可以司法為徑；之外，憲法基本原則還可以灌注於其它部門法以實現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三則，二者在宏觀的結果方面也是有差別的。憲法基本原則所涉多為社會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與效能所系也為大端，一旦實現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必為重要後果；而從整體觀之，刑法基本原則並不及於社會的根本方面與極重要領域，故其功用表現出的社會效果自難及前者的高度。 最後，價值之比較。 從法哲學的角度看，價值乃是客體（如法的原則）相對於主體（主要為人）的有益性以及從而產生的評價。換句話說，就是主體對客體有用性的認識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憲法實基本原則的價值所向具有更強的階級性，不同階級控制政權，其目標和價值觀最易於滲透於憲法基本原則的創設和採用上；刑法基本原則於此則遠沒有這樣鮮明，這正是預防和打擊犯罪無國界的印證，可以說是人類的共同認識和理念所旨。第二，在憲法基本原則的價值體系中，民主、自由、平等處於根本地位，是其它價值目標的生發點和歸宿，並且一致地體現對國家公權力的限制的趨勢；而在刑法基本原則價值體系中，處於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義和人道，且張揚公權力，突出公權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動中的重要性，而其它價值目標皆隸屬這兩方面。第三，憲法基本原則主要強調憲法的一般價值。憲法基本原則所提及的「人」「公民」等價值主體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個集合或是全體人，是在法哲學意義使用的，過濾掉了人的個體性徵；刑法基本原則卻不能以此為價值羅盤，因為刑法基本原則是與適用銜接的，而適用則是與具體案件、具體行為人打交道的過程，故而必當注重區別人的各方面的具體差異，由之矢中公平、正義等價值之的。 不過，作為法的原則的憲法基本原則和刑法基本原則雖存在各式各樣的不同之處，卻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屬部門法的基本准則，都體現了法的原則；除此而外，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則必定對位在普通部門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則的產生、發展、演變等等方面有所作用，從刑法基本原則的角度來講，則有刑法基本原則反作用於前者；但後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從以上的比較不難看出，憲法基本原則與刑法基本原則無論在性質上、效力上、功能上還是價值上都有著顯著的差別。在認識到二者的聯系的同時，不論是在刑法基本原則的認定還是適用上都應予必要的注意。
⑹ 急求刑法周光權的觀點。
佩服，佩服！-------------------------------------yili----------------------------------------------歐式內傢具容 [url= http://www.rfxy.cn]
⑺ 請給我一篇正規的刑法論文！
摘要：共犯關系脫離是共同犯罪理論中的重要內容，但我國刑法理論對此缺乏充分的研究。為了合理地處理實踐中出現的共犯關系脫離行為，需要在借鑒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從理論上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構成要件和罰則進行合理的界定。
關鍵詞：共同犯罪；脫逸；成立要件
所謂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並終止與其他犯罪人的共犯關系，從而對脫離後其他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的情況。共犯關系脫離所需研究的主要問題是，需具備什麼條件脫離者才對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對此，我國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理論界也鮮有人論及。筆者擬對此問題及相關內容加以淺析，以期裨益於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
一、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條件
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有的學者認為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本人放棄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為；三是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場合讓其他行為人知道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筆者認為，根據以上要件，在某種情況下，無疑會擴大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外延，而在有的情況下，則又不適當地縮小了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范圍。具體說來，首先，論者並沒有限制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根據論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發展的任一階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但是，筆者則認為，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行犯罪後，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動放棄犯意，並有脫離共犯關系行為的，也不能解除他們的共犯關系。其次，第三要件即「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為脫離共同犯罪關系可以表現為不同的行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關系中，只要有消極的脫離行為即可，而無須實施積極的脫離行為。
以上兩種情況其實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問題。在此需將共同犯罪關系脫離與共同犯罪中止區分開來。前者是指共犯人脫離了共犯關系，因而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後者則是指共犯人並沒有脫離共犯關系，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仍然承擔共犯責任，只是應從輕處理。可見，在理論上，兩者屬於不同的范疇。當然，共犯關系的脫離與共犯的中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兩者都發生在犯罪過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在表現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為就是一種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因此共犯關系的脫離必然有著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徵，但是它畢竟有著自己的特定構成要素，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應具備以下條件：
1、發生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施犯罪以前。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犯罪階段要求。
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有的學者認為可以發生在共同犯罪人著手實行犯罪前、直接實行者實行犯罪後以及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等三個階段。筆者認為，這是從形式意義上來理解共犯關系脫離的。就脫離者而言，在犯罪的發展過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他都可以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表示和行為。但是這種脫離行為是否能解除共犯關系尚需要實質地進行判斷，即共犯關系的脫離並不是以脫離者單方面的意志為轉移的，需要結合共同犯罪關系的實質來認定。一般說來，只要直接實行者已著手實施犯罪，共犯關系就不能解除。因為，根據刑法理論，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已形成共犯關系。如同犯罪既遂後的恢復原狀不能改變行為的犯罪性一樣，成立共犯關系後就不可能再解除。具體說來，在復雜的共同犯罪中，根據占統治地位的共犯從屬性說，教唆犯和幫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罰性取決於正犯是否已著手實行犯罪。只要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關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於各犯罪人基於意思聯絡而成為同心一體，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沒有實施犯罪行為，也不影響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為。這也正是對共同正犯實行「一部行為負全部責任」的理論基礎。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關系的脫離必須發生在著手以前。當然在著手後，共犯仍有脫離行為，但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問題。
2、脫離者必須自動放棄犯意。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主觀要求。
多數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但也有論者認為，只要在著手前切斷因果關系，即使不是基於任意性，也不影響。筆者認為，既然脫離者在處理上不承擔共犯關系責任，那麼就應對其成立要件做出嚴格的限制，即脫離者應自動放棄犯意。但關於自動性，德、日刑法理論上存在著多種觀點：主觀說認為，由於認識外部的障礙而停止的場合以外，是自動放棄犯意。限定主觀說主張只有放棄犯意即後悔而中止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客觀說主張按照社會一般的觀念，以客觀的判斷為標准認定障礙的性質。折衷說主張在一般經驗上對意思給予強制影響的情況為動機以外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通說認為折衷說比較妥當。我國理論界關於自動性的觀點比較一致。一般認為是指在行為人能夠將犯罪進行到底的情況下，基於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為。這表明只要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自己能夠完成犯罪，即使客觀上難以完成犯罪，也不影響自動性的成立。
3、行為人必須有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
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實質性要件。何謂脫離行為?筆者認為，應以是否切斷脫離者已經實施的加功行為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為原則。只有切斷了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脫離者才不負共犯刑事責任。基於這一原則，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將脫離行為分為消極的脫離行為與積極的脫離行為。前者是指脫離者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幫助者將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這種脫離行為一般是針對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間不存在領導、制約關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處於被動、消極地位的幫助犯、脅從犯以及犯罪集團中的一般參加者等。由於這些犯罪人對犯罪的實施並不起主導、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極地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為對正犯的影響。內心的脫離或單方面的脫離是不能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因為二人以上基於實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為同心一體。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但是卻並沒有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那麼對於其他共犯人來說，這種同心一體的聯系仍然存在。當他實行犯罪時，與脫離者也依舊存在著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聯絡。因此只有將脫離共犯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這種同心一體才能解體。對於傳達脫離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確告訴對方自己決定從犯罪活動中退出來，並中止了犯罪行為。對於以默示的方式表達脫離犯罪活動的意思，如從犯罪現場離去、幫助者沒有按約定提供工具或出現在現場，如果同時符合其他條件，也不失為一種脫離行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這一方式。例如共謀強盜並實施了預備行為後，其中一人悔悟，從犯罪現場離去。對於這一案例，福岡高級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決認為：雖然行為人既沒有阻止其他共謀者的犯罪行為，也沒有明確表示脫離的意思，但是當剩餘的共犯者不僅認識到了脫離者的脫離事實，而且認識到只能由自己來完成共謀的犯罪事實時，可以說共謀者接受脫離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脫離者只對當初共謀的強盜預備負刑事責任，而不承擔強盜共同正犯的刑事責任。
所謂積極的脫離行為就是指脫離者採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為此做出了真摯努力的。這種脫離行為是針對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著領導、指揮、主動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於這類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於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單純地將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脫離共犯關系，他們還必須採取積極的作為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從國外的立法規定及司法實踐來看，將下列行為認定為積極的脫離行為：(1)使其他共犯者確定地放棄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決「當脫離者作為共謀者團體的頭目可以強制支配其他共謀者的地位時，倘若脫離者沒有恢復到不存在共謀關系的狀態，就不能說解除了共謀關系。確定地放棄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須真正放棄犯意。」筆者認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應放棄犯意即可。至於是否真正地放棄犯意並不影響行為人脫離共犯關系。因為脫離者已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國家有關機關告發、舉報的，如俄羅斯刑法第205條規定，參與准備實施恐怖行為的人員，如果及時提前報告權力機關或採取其他措施預防恐怖行為的發生，如果其行為沒有別的犯罪構成則免除刑事責任。這種行為既可以作為第一種行為失敗後實施的一種補救行為，也可以單獨實施。(3)其他阻止犯罪實行的行為，如向被害人通報等。
二、脫離共同犯罪關系者的處罰
對於脫離後其他犯罪者實施的犯罪行為，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脫離者不承擔共犯責任，這與共犯處罰的根據密切相關。關於共犯處罰的根據，理論上有責任共犯說、行為價值惹起說、惹起說等不同觀點。雖然觀點聚訟，但在對待脫離者的刑事責任上，則無論根據哪一種理論，都可以得出脫離者不對他的犯罪行為負共犯責任的結論。如惹起說認為共犯之所以處罰是因為與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結果。根據這一理論，在共犯關系脫離的情況下，脫離者不僅與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聯絡，而且給予他人實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與正犯惹起的犯罪結果就不存在因果關系，從而也不對其承擔共犯責任。
對於脫離者脫離前的行為，從司法實踐與有關國家的刑法規定來看，一般也是免予處罰的。這有理論上的依據和刑事政策上的考慮。從理論上來說，脫離者的行為是著手前的預備或陰謀行為，對法益的侵害並無實質的危險，同時脫離者又系自動放棄犯意，主觀惡性較小。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的要求，對於情節顯著輕微的，不應作為犯罪處理；對於構成犯罪的，也應當從輕處罰。從刑事政策上來說，這樣處理無疑是給犯罪者「架設後退的金橋」(李斯特語)，對於鼓勵犯人改過自新，瓦解、分化和打擊犯罪組織顯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然並不是說脫離者可以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筆者認為，結合具體案情，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給予適當的處罰：(1)預備行為構成犯罪的。如甲、乙為了搶劫成功，事先各自購買了槍支。但在實施搶劫前，甲因懼怕而放棄犯意，並沒有參加搶劫。甲的行為構成菲法買賣槍支罪。(2)共謀實行重大的犯罪活動，並進行了預備活動。如共謀搶劫國家金融機關、爆炸國家重要設施、部門等。是否屬於「重大」的犯罪，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為阻止他人實行犯罪做出了誠摯的努力，但並沒有真正阻止他人實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雖然答應放棄犯意，但是仍然實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須注意的是，即使是應追究以上行為的刑事責任，也應從輕處理。即將共犯者的脫離作為從輕處理的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三、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立法評價
從世界各國刑法規定來看，多數國家對共犯關系的脫離沒有作明文規定，只是司法實踐中的解釋問題，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國家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條件及責任作了規定。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立法方式：一是規定在總則中，如美國模範刑法典。該法第206條第6項第C款規定，在實行犯罪之前，終止共犯關系且將共犯關系給予實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滅或給予執法機關適時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實行作適當的努力，不能作為他人所實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條第6、7項規定，行為者共謀實行實質犯罪後，在能確認其在完全而自動放棄犯罪目的的狀況下，阻止共謀目的之達成，即為積極抗辯。共謀者之一，縱有廢棄其合意，如未將合意之廢棄告知共謀之對方，或向法律執行機關申告共謀之存在以及自己為共謀之一員時，對該人之關繫上，不得認為共謀已終結。二是規定在分則，這是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國1994年刑法典第422條規定，恐怖活動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當局或司法當局，從而得以制止犯罪行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員殘廢或永久性殘疾，且在相應場合，得以偵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減半。三是總、分則結合式。即既在總則中作出一般性規定，同時又對分則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專門作出規定。這種立法體例為多數國家刑法所採納。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條規定：犯罪之不發生，非由於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發生，與中止以前加功行為無關者，如中止者確曾因己意而盡力謀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罰。同時分則第129條對脫離犯罪集團作了規定，如自動將其所知犯罪行為之計劃，於尚可阻止其實施之適當時機內報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斷減輕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羅斯刑法典也採納了這一立法體例。綜觀各國關於分則的規定，可以發現有以下特點：(1)其適用對象是有組織的共同犯罪，特別是恐怖活動組織犯罪；(2)客觀上必須是積極的脫離行為；(3)在處罰上，從寬有兩個層次：一是從犯罪組織中退出來則給予從輕處罰，二是如果他們對偵查予以積極幫助的則對其免除處罰。在分則中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專門規定是伴隨著有組織犯罪的猖獗而採取的一項策略。實踐證明，獎賞脫離者或稱「悔過者」的刑事政策在偵查期間打擊最為恐怖的有組織犯罪形式是極為有用的。「悔過者」或更確切地說司法機關的合作者，在與通常的有組織犯罪特別是黑手黨犯罪的斗爭中無疑是有意義的。
我國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沒有對共犯關系的脫離作出明文規定。但是根據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這種情形可以按預備犯的中止犯處罰。這樣看來，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似乎意義並不大。因為與國外的刑法規定不同，在我國對於預備犯原則上是可罰的，而且中止犯不僅可以發生在實行階段，在預備階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國刑法中的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情形，依據我國刑法規定，其實是共犯中止犯的問題。但是，從刑事立法的科學性出發，筆者認為，在理論上還是有必要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共犯論體系的一個獨立範疇予以研究。因為共犯關系脫離之所以不適合我國主要在於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規定過於寬泛。首先，我國刑法原則上處罰一切預備犯；其次，我國刑法並未限定預備犯的成立範圍，不僅包括自己預備，也包括他人預備。這樣共犯就有成立預備犯並受到處罰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國刑事立法中，多數國家是將預備犯的處罰嚴格限制在少數嚴重的犯罪中，即預備犯原則上不處罰，如法國、日本、韓國、德國。同時在理論上，多數學者也主張預備犯只能以自身的行為為前提，他人預備行為不能包括在預備行為中。可見，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處罰是相當嚴厲的，「這不僅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也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應改進我國關於預備犯的立法，即只處罰少數嚴重的犯罪的預備行為。筆者贊同這一見解。若從這一立場出發，則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據。不僅如此，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更有理論上的合理性。舉一不恰當的比喻來說，共犯關系猶如民法上的合夥，有其成立、變更、撤銷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體論中，應包括共犯關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關系的變更如實行過限、共犯關系脫離等內容。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一個獨立的范疇予以研究，可以推動我國共同犯罪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最後，從性質上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都小於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種應當從寬處罰的量刑情節。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強司法操作性，而且能發揮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同時也使刑法關於共犯的規定更趨完善。
那麼，在上述三種立法體例中，哪一種立法體例比較適當?僅在總則中做出一般性的規定，固然具有其長處，但是由於沒有區別對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將不利於打擊、分化和瓦解有組織犯罪，畢竟有組織犯罪的懲治是當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點；分則性規定雖然突出了對有組織犯罪的懲治，但是對於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規定。比較起來，總、分則結合式就比較可取。它可以克服兩者的缺陷，同時又取兩者之長。這種立法體已為新近制定或修訂的刑法採納。具體言之，一方面在總則中規定著手前脫離共犯關系的，免予或減輕處罰；另一方面，對於分則中第一百二十條組織、領導、積極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規定特殊脫離行為，即實施恐怖活動犯罪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訴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處罰：(1)解散或決定解散犯罪組織的；(2)不是發起者或首要分子，並且退出該組織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團犯罪的。
僅供參考，原創進空間問
⑻ 刑法觀點展示什麼意思
就是說有關這個問題，司法實踐中有不同做法，學理界也有不同的觀點
學理界的不同觀點大多都是張明楷，周光權提出
司法考試中的考點就在於，你要知道每種不同的觀點結論，和該結論的理由
⑼ 你好，我寫個畢業論文，想涉及刑法中青少年犯罪的問題，不知怎麼找到論點，您能否給與相關的幫助，謝謝
可以從預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量刑、青少年犯罪的審判、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等方面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