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的司法救濟
❶ 人權的國內法保障主要包括哪些環節
人權通常是指普遍的人類權利,不論其管轄范圍內或其他因素,諸如種族、國籍或宗教。回被多數國家認同答的人權立法包含如下:安全的權利;自由的權利:有關自由的范疇,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的權利;訴訟的權利;平等的權利;福利(經濟)的權利;民族的權利:有關群體免受種族屠殺和其建立民族國家之權利。
人權的國內法保障主要包括立法的保障、司法的保障、執法的保障。
立法的保障由憲法、民法、刑法等法律的訂立來確定、實現並保護公民的人權。
司法的保障是後續的救濟,保障公民在人權受侵害時有得到救濟的權利。
執法的保障是國家通過行使公共職權,保障公民的人權得以實現。
❷ 人權如何在行政法、刑法和民法中得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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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有何重大意義
應當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部署,放在《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整個戰略部署中來認識,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來把握其基本特點和重大意義。
一、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與增進人民福祉、維護人民權益緊密結合起來,有利於從司法為民的角度體現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了使發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的執政理念。通過進一步規范查封、扣押、凍結、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等改革措施,不斷改進和完善人權司法保障的有關制度和程序,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眾在司法過程中依法享有更加充分真實的人權,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因此,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不僅體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而且從人權司法保障和救濟的重要方面貫徹了整個改革的戰略部署。
二、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與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有利於從司法人權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的角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司法制度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體制改革,尤其是司法體制中有關人權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毫無疑問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且是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熱切期待改革的重要領域。《決定》將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健全社區矯正制度、健全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等改革作為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具體任務,體現了以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為重點和突破口之一的政治體制改革,這是一種在憲法框架下和法治軌道上積極穩妥扎實有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有益實踐。
三、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有利於從尊重保障人權的角度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根據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建設法治中國,就是要堅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的基本方針,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建設法治中國的目的之一,就是維護人民權益,實現到2020年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的目標。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既是法治中國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司法體制和人權保障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按照《決定》的要求,健全社區矯正和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和律師制度等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必然有助於完善法治中國的制度基礎,有助於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有助於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權保障體系。
四、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與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有利於從司法人權保障的角度推進司法體制的深化改革。
《決定》把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列為現階段法治中國建設的主要任務,實際上是在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後,將法治建設的重點從改革開放前30年的以立法為中心轉向憲法法律實施的重大布局調整。法治中國建設的上述主要任務,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圍繞憲法法律實施展開的。
根據《決定》的部署,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當下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而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既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艱巨任務,又是檢驗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好壞成敗的一個重要標准。也就是說,如果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不能有效維護人民權益、保障司法人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人民群眾就有理由認為這一改革是不成功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場更深刻的司法體制改革,我們必須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新的歷史高度,來認識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更加積極穩妥、更加求真務實地參與並推進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❹ 國家為什麼要尊重和保障人權
私有財產權——國家強化權利保護與公共利益優先相結合
本次憲法修正強化了對私有財產保護,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權不受侵犯。」不受侵犯,包括不受私有財產權主體以外的個人及其他組織的侵犯,更是指不受國家公權力的侵犯。只要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都在國家保護之列。我國從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這一很長的歷史階段,由於受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長期忽視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因此在憲法中強化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把「私有財產權」抬到一個神聖、至上的地步。近代憲政史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私有財產權從神聖到不神聖,從至上權利變為相對權利。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權是一種合法權利,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但它不是位階最高的權利,不能用它排斥公民的其他權利。相反,當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社會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和人的生存權、生命權、平等權、人格尊嚴權發生沖突時,它還必須做出適當的讓步。生存權、發展權是我國人民的首要人權,當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以及生命權、平等權、人格尊嚴權和私有財產權發生沖突時,國家應優先保護前者,對後者作必要的限制。憲法關於社會權的規定就體現了這個基本理念。本次修憲在強化對公民合法私有財產權保護的同時,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照法律程序和依法給予補償的條件下,可以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
少數人群的權利——國家實行積極的差別待遇
這里所說的少數人群,也可以表述為弱勢人群,主要指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華僑、歸僑、僑屬等。我國的少數人群與他們對應的多數人群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家庭各方面應該享受同等的權利,在社會理念上為全國人民廣泛認同,同時我國憲法與法律也有明確規定。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少數人群比較多數人群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生活上存在實際的差距,這些差距會妨礙他們享受到實際的平等權利,所以我國為了幫助少數人群在各方面享有實際的平等權利,對他們的權利實現給予特殊保護,對他們實行積極的差別待遇。以國家對少數民族權利的特殊保護和積極差別待遇為例。在政治權利上,我國各少數民族與漢族都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國家大事和各級地方事務的管理,而且少數民族參與管理國家的權利又受到特殊保障。國家還重視保障各少數民族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真實實現,實行了積極幫助的政策,幫助、扶持民族地區發展經濟、社會、文化事業,並動員和組織漢族發達地區支援民族地區。國家尊重少數民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發展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文學藝術、體育活動等。國家對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華僑、歸僑、僑眷的權利也實行特殊的保護。法律規定,國有企事業單位在減員下崗中,對華僑、歸僑、僑屬不能下崗。對老人、兒童、殘疾人,我國有尊老愛幼、扶貧濟困的文化傳統,國家對他們權利的特殊保護有深厚文化基礎的支持。
獲得救濟的權利——強化人大職能和擴大司法救濟范圍
我國各國家機關均負有「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職責,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側面也都負有對被侵權人實施救濟的職責。就當前來說,我國的權利救濟應突出在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強化人大職能,一是擴大司法救濟的范圍。強化人大在人權救濟上的職能,最主要的是強化我國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職能。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人權保障、人權救濟上,要認真履行其監督職責。這里可以分作兩個方面講。第一個方面,對各級政府行政行為的監督職責。我國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社會權的實現,需要國家採取相應措施去保障。這里的國家主要指承擔日常行政管理事務的各級政府。怎樣監督政府採取相應措施保障人權的實現呢?由公民直接提起司法訴訟的方式不現實,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過度侵犯,用司法裁判代替政府政策的制訂,潛伏著司法專橫的危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國家在保障生存權、發展權、社會權上的政策行為不具有可司法性。可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此職責,督促政府為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社會權採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在必要時,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還可以直接做出決定,由各級政府執行。第二個方面,對於具體侵犯人權的案件當然不可能都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來承擔救濟職責,但它們選擇典型案件,對相關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質詢,以至依法組成調查委員會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做出決定,也是一種必要的方法。西方一些國家對影響重大的侵犯人權案件特別是涉及到政府的案件由議會直接組織調查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我國擴大人權的司法救濟范圍,當務之急是把公民的民主權利和政治權利納入司法保護范圍。我國公民民主權利與政治權利如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除個別案件外,我國的司法保護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國選舉法規定,人民代表的直選中,選民對公布的選民名單有不同意見的,在經過申訴程序後,對選舉委員會對申訴的處理意見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我國刑法、選舉法還對破壞選舉行為規定了懲罰措施。除此而外,司法保護幾乎不進入公民政治權利領域。
如我國憲法規定了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城市居民委員會和農村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成員由居民民主選舉產生。我國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基層政府及其派出機構與自治組織只是指導與協助關系,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按照憲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基層政府及其派出機構不能撤換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成員,但是,實際上這種情況十分普遍。首都北京就曾發生鄉政府撤換村民委員會主任的事件,被非法撤換的村主任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政治權利,從縣法院告到中級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該主任的合法權利也就失去了最後得到救濟的機會。目前,我國正在積極准備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政治權利是一種可訴的、可救濟的、可司法性的權利,為世界各國廣泛認同。因此,從保障人權出發,從履行國家義務出發,都應該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❺ 怎樣維護自己人權
我國人權法律保障體系初步形成,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隨著人權入憲,必然帶動人權法律保障方面的新法律草擬出台,本屆政府將審議60件法律法案,包括物產法、社會保險法、社會救濟法、勞動合同法、農民權益法等 等,一個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人權法律體系會建立起來。
目前根據現有的法律法規可以將人權的法律保障劃分為人權的憲法保障、人權的行政法律保障、人權的民事法律保障和人權的刑事法律保障。
我個人認為,最好在憲法人權原則指導下起草一部專門保障人權的人權法,旨在全面保障人權。在其下面是各類各種人權保障的專門性法律。
過去在我國憲法所確認的公民基本權利是要通過普通法律具體化,並且通過普通法律的實施得以實現,如果普通法律沒有規定,憲法不能直接去訴訟,這樣可能在實際中形成空檔漏洞,使公民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完全維護。應該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既然中國憲法沒有限制適用,各級法院可以直接適用憲法訴訟。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可以建立專門的憲法法院。憲法法院和普通法院不一樣,主要會從人權方面考慮。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享有人權,這體現了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國家因緊急狀態克減一些權利義務,這也是《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但有些權利是不能克減的,比如生命權、人格權、不受酷刑權。我們國家目前正在制定緊急狀態法,這個緊急狀態法會參照有關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的。
司法救濟通過法院的訴訟救濟還是最重要的一種維護人權的手段。但維護了法律只能說絕大多數情況下維護了人權,還不能將兩者劃等號。維護人權最根本的是全民的人權意識,人人都在社會上維護人權,包括維護自己的人權,維護他人的人權。形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氛圍。
目前中國尚無反家庭暴力法、反性騷擾法,這是法律缺陷,但是家庭暴力與性騷擾並不存在法律上的盲點。家庭暴力案受害者,可以讓公安機關出具傷情法醫鑒定委託書。可以提起刑事訴訟或按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若公安機關認為家庭暴力就是家務糾紛,只要不出現重傷就不宜介入。則屬瀆職的行為。至於性騷擾案受害者可以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中國應當就反性騷擾制定一部具體的法律,在法律規定中明確禁止性騷擾,並就實體與程序問題做出具體規定。比如實行部分舉證責任的倒置。
犯了罪的人仍然是人,仍然是保證其作為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當然,被依法剝奪的權利除外。即使判處死刑生命權被剝奪,在未執行前仍享有人格尊嚴的權利。這點符合聯合國囚犯待遇基本原則中的規定。符合我國的監獄法有關罪犯權利條款中規定的具體內容。
艾滋病人的人權問題,涉及到少數人的權利和多數人權利的問題。我們已經走進一個權利時代,權利成為我們時代重要的標識,法制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貫徹維護多數人權利的同時也關懷少數人的權利,以避免淪為多數人的暴政。有些人說得了艾滋病的人應該槍斃。這就是多數人的暴政。
否認乞丐權就等於取消了乞丐的生存權。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存方式的權利,有些人願意選擇乞丐這種生存方式,別人也就應該尊重這種選擇,法律也應該尊重這種選擇。有這個權利並不意味著不重視社會救助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並不意味著乞丐永遠去乞討或者人人都要去乞討,也並不意味著國家不能通過一定的法律法規對其加以約束或者限制。從某種程度來說,對行乞者的寬容程度,也是反映一個地區人口素質的重要表現。
打了半死,分給我哦..
❻ 司法救助辦法
為進一步規范我省國家司法救助工作,省委政法委日前制定出台《安徽省國家司法救助工作實施細則(試行)》。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了國家司法救助資金的基準、限額以及各種情況下救助標準的確定原則等。
細則首先規定,國家司法救助資金額度以作出救助決定時的案件管轄地所在市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為基準,一般不超過36個月的工資總額。因損失特別重大,生活特別困難,案件特殊情況等確需突破救助限額的,應嚴格審核控制。救助金額不得超過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判決給付或者雖已判決但未執行到位的標的數額。
在救助標准金額的確定原則方面,細則規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重傷或者嚴重殘疾,因案件無法偵破造成生活困難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沒有賠償能力,無法經過訴訟獲得賠償,造成生活困難的,以其傷殘等級或損傷嚴重程度計算國家司法救助金額度。其中,6級傷殘的救助金額為職工月平均工資×12個月;傷殘每提高一級,增加3個月救助金。重傷一級的救助金額為職工月平均工資×18個月至22個月;重傷二級的救助金額為職工月平均工資×12個月至16個月。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意見中未確定重傷級別的,參照《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准》計算救助金。細則還對下列情況下的救助金額標准作了明確:舉報人、證人、鑒定人因舉報、作證、鑒定受到打擊報復,致使重傷或嚴重殘疾,無法經過訴訟獲得賠償,造成生活困難的;追索贍養費、撫養費、撫育費等,因被執行人沒有履行能力,造成申請執行人生活困難的;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權行為造成人身傷害,無法經過訴訟獲得賠償,造成生活困難的。在標准救助金額的基礎上,救助額度同時根據救助申請人的生活困難程度和過錯責任及實際獲得賠償情況進行增減調整。其中,生活非常困難、特別困難的,救助金額在標准金額基礎上分別上調10%、20%;當事人過錯責任未達一半、一半以上但無重大過錯的,救助金額在標准金額基礎上分別下調10%、20%。
為鼓勵各地用足用好國家司法救助資金,細則還規定,國家司法救助資金分配與各地上年度預算執行情況相掛鉤。本年度國家司法救助資金使用率100%的地區,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資金撥付額增加20%;使用率為80%以上的地區,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資金撥付額不變;使用率為60%以上的地區,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資金撥付額減少20%至10%;使用率低於60%的地區,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資金撥付額減少30%。
❼ 司法救濟一般由什麼主導並通過公正的審判來實現
人民法院主導
司法救濟么 就是訴訟程序救濟唄
❽ 如何維護人權
我國人權法律保障體系初步形成,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隨著人權入憲,必然帶動人權法律保障方面的新法律草擬出台,本屆政府將審議60件法律法案,包括物產法、社會保險法、社會救濟法、勞動合同法、農民權益法等 等,一個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人權法律體系會建立起來。
目前根據現有的法律法規可以將人權的法律保障劃分為人權的憲法保障、人權的行政法律保障、人權的民事法律保障和人權的刑事法律保障。
我個人認為,最好在憲法人權原則指導下起草一部專門保障人權的人權法,旨在全面保障人權。在其下面是各類各種人權保障的專門性法律。
過去在我國憲法所確認的公民基本權利是要通過普通法律具體化,並且通過普通法律的實施得以實現,如果普通法律沒有規定,憲法不能直接去訴訟,這樣可能在實際中形成空檔漏洞,使公民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完全維護。應該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既然中國憲法沒有限制適用,各級法院可以直接適用憲法訴訟。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可以建立專門的憲法法院。憲法法院和普通法院不一樣,主要會從人權方面考慮。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享有人權,這體現了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國家因緊急狀態克減一些權利義務,這也是《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但有些權利是不能克減的,比如生命權、人格權、不受酷刑權。我們國家目前正在制定緊急狀態法,這個緊急狀態法會參照有關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的。
司法救濟通過法院的訴訟救濟還是最重要的一種維護人權的手段。但維護了法律只能說絕大多數情況下維護了人權,還不能將兩者劃等號。維護人權最根本的是全民的人權意識,人人都在社會上維護人權,包括維護自己的人權,維護他人的人權。形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氛圍。
目前中國尚無反家庭暴力法、反性騷擾法,這是法律缺陷,但是家庭暴力與性騷擾並不存在法律上的盲點。家庭暴力案受害者,可以讓公安機關出具傷情法醫鑒定委託書。可以提起刑事訴訟或按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若公安機關認為家庭暴力就是家務糾紛,只要不出現重傷就不宜介入。則屬瀆職的行為。至於性騷擾案受害者可以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中國應當就反性騷擾制定一部具體的法律,在法律規定中明確禁止性騷擾,並就實體與程序問題做出具體規定。比如實行部分舉證責任的倒置。
犯了罪的人仍然是人,仍然是保證其作為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當然,被依法剝奪的權利除外。即使判處死刑生命權被剝奪,在未執行前仍享有人格尊嚴的權利。這點符合聯合國囚犯待遇基本原則中的規定。符合我國的監獄法有關罪犯權利條款中規定的具體內容。
艾滋病人的人權問題,涉及到少數人的權利和多數人權利的問題。我們已經走進一個權利時代,權利成為我們時代重要的標識,法制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貫徹維護多數人權利的同時也關懷少數人的權利,以避免淪為多數人的暴政。有些人說得了艾滋病的人應該槍斃。這就是多數人的暴政。
否認乞丐權就等於取消了乞丐的生存權。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存方式的權利,有些人願意選擇乞丐這種生存方式,別人也就應該尊重這種選擇,法律也應該尊重這種選擇。有這個權利並不意味著不重視社會救助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並不意味著乞丐永遠去乞討或者人人都要去乞討,也並不意味著國家不能通過一定的法律法規對其加以約束或者限制。從某種程度來說,對行乞者的寬容程度,也是反映一個地區人口素質的重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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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請結合<人權宣言>內容,說明政府、法律與人權之間的關系 要簡潔
法國憲法權利存在於《人權宣言》之中
《人權宣言》是法國現行憲法的序言,其內容就是憲法權利。《人權宣言》執事正式而完整的名稱應是《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它體現了人權與公民權理論屬性的差異。 (37)37但是〈宣言〉並未認可這一差異,其所列舉和確認的是既作為人,又作為公民的個人權利,是那些屬於理論上的人,同時又得到社會認可和有效保障的權利,是那些既屬於自然狀態又須得到社會保護的人的權利。
人權是作為人所應享有的權利,無需以加入某一政治社會為前提,脫離政治社會亦不受影響。公民權指作為某一政治團體成員的個人所享有的權利,權利的享有以來政治社會的成員資格。 (38)38公民權似乎是政治社會的某種權利讓與,讓與這種權利的政治社會同樣有權依其意願收回或限制這種權利。但是〈宣言〉否認這兩者之間的差別,認為列舉的所有權利是指受到社會承認和保證的自然權利。在此,公民權與人權已毫無差別;公民權就是得到保護和確保的人權,就是自然權利。〈宣言〉第二條中就指明了自由權、所有權和安全都是人權。其中自由權和所有權是人權; (39)39安全則是一項公民權,它並非一項特別的權利,只不過是由「社會」承認並確保的自由權和所有權。 (40)40
《人權宣言》未提及個人參與行使公共權力的政治權利。狄驥認為,極有可能當時絕大多數的國民議會成員認為這不是權利的行使,而是在履行一種職責。「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政治權利確實是權利的話,那麼她也只是一種被讓與的、而非人本質所固有的權利,國家可以按其意願在確定某些有利的保留條件的基礎上授予這些權利。因此,這些權利也就不能在限制國家權力之中得到表述。」 (41)41
《人權宣言》沒有把平等權列為自然權利。 (42)42這是因為,人民擔心平等權有可能成為政府專制的借口,狄驥認為:「任何專制政府都把將所有個人置於同等的地位作為自己的目標。借用這種虛假的人類的絕對和天生的平等原則,國家為強加給人們的沉重的獨裁壓迫找到了表面上為之辯解的理由。與之相反,個人活動的自由發展和政府的寬容大度滋養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精神上、物質上的差異,而國家的餓義務就在於制定與這些先天或後天的差異想適應的法律。」 (43)43如果將平等權規定為一項權利,則個人有權使國家在可能的范圍內消除事實上存在的不平等。 (44)441789年《人權宣言》認為國家並沒有消除事實不平等的義務,而只有確保所有人受到同等保護的義務。言稱平等原則只是想確認所有公民都能在人身和所有權方面以同樣的方式受到法律同等程度的保護,而並未承諾所有公民完全享有同樣的社會特權。人人都有權成為所有者;但並非人人都有權擁有同等的財富,因為假如財富的佔有是勞動的結果,那麼既然不可能人人都有同樣的才幹,當然就不可能創造同等的財富,只是所有者無論大小貧富,都必須完全以同樣的方式受到法律同等效力的保護。由此可以看出,《宣言》確立和保護的平等僅僅為形式平等,而非實質平等。所以,《宣言》沒有包含社會權利。 (45)45
4 .憲法典中的「公民基本權利」是德國憲法權利的法律表現
德國現行憲法確立了自然權利觀。自然權利觀將憲法中的公民權利視為自然法的體現,因此是不可剝奪的、不可轉讓的,其實質是不得以公權侵犯。這一基本權利觀是俾斯麥憲法和魏瑪憲法背後所沒有的觀念的支撐,因此在這另部兩部憲法中,基本權利沒有獲得不可剝奪的屬性。
自然法背景的法哲學基礎表現為憲法一系列條款的規定:(1)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的義務。(2)因此之故,德國人民認為,不可侵犯、不可轉讓的權利,是每個共同體以及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基礎。(3)下列基本權利作為直接強有力之法律,對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都有約束力。第19條(2)規定,「任何情況下,不得侵犯基本權利的實質內容。」第79條(3)規定,「基本法之修正案影響到……第一條所鎮定的各項基本原則的……不可採納。」
確立基本權利的自然法觀在於確認了基本權利的絕對性和不可剝奪性,是自由價值對民主的抵制。如果一項權利是多數通過的法律賦予的,這項權利同樣可以另外一個多數否決它,則基本權利或者人權就是可以剝奪的,這在民主主義體制中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傾向,也是人格化的國家的一種職能。但是,如果基本權利的法哲學基礎是天賦的人權觀,則任何機構,包括國家都不可以法律的方式剝奪或限制基本權利,從而使基本權利獲得了對抗多數的屬性。因此,盡管自然法觀的基本權利在許多方面是不可證明的,但在保障人權方面,基本權利的這一認識卻是有益的。這也是德國憲法比起俾斯麥憲法和魏瑪憲法在意義上進一步的一種表現。
社會權利在德國是否獲得憲法地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德國憲法第20條規定,「德國是一個社會的聯邦國家」,但在其條文中並沒有具體規定公民的社會基本權利。 (47)47兩德合並引發了對社會權利憲法地位的新爭論。作為社會主義憲法原則體現的東德憲法包含了勞動權、教育權、休假與保養權、保護健康和勞動的權利、年老或患疾病時受國家扶助的權利、住宅權等社會基本權利,雖然這些權利在東德的實施效果存在疑問。但是1992年德國工人聯合會發布了「作為全德憲法的憲法政策指導方針」,其中提出了在基本法中強化這些權利並使之具體化的方針,並且「評議會憲法草案」也規定了這類權利。目前有人認為,德國憲法第20條的規定僅為一抽象原則,如果將之具體化,則是固定了國家目標,不利於加強議會的裁量權,提高議會的權威性。如果規定了這些內容,隨形勢變化可能導致人們對政治的不信任。贊同者認為,所謂「社會的聯邦國家」不應只是抽象的原則,應在基本法中導入具體的社會基本權利,這既是廣大民眾的要求,也有利於東德與西德的真正融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憲法權利是絕對的,有些則是相對的。「並不是所有的法律權利,或者憲法權利,都代表了反對政府的道德權利。」 (48)48如選舉的權利,如果國家根據修改程序,把國會議員的任期從兩年改為四年,這一修改是為了社會利益,那麼政府修改法律變更權利的具體內容也不是不可以的。「我們稱之為基本的那些憲法權利,如言論自由的權利,應該是強硬意義上反對政府的權利。」 (49)49因此,一方面必須對憲法中明確規定的權利增加一些普遍的限制,從而大大減少這些權利的實際運用;另一方面,憲法必須寫入或隱含有關非常時期的特別條款,在多數派最不能理智地理解自己所持觀念的對抗性質時,因而也是少數派最需要保護的時候,依據這些條款剝奪多數派的權利。
四、憲法權利的救濟方式
「從來政府以一紙公文宣布人身自由應有權利的存在,並非難事。最難之事是在如何能見諸實行。倘若不能實行,此類宣布所得無幾。」 (51)51憲法權利需要特別機制予以保護。如果缺乏一種機制以確定基本權利何時受到侵犯,那憲法權利等同虛設。所以,憲法權利的重要之處在於它由法院來實施。「權利法案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將由法院來實施」,「獨立的法院將把自己看成是以一種特殊方式保護那些權利的捍衛者。」 (52)52很多國家將保護憲法權利的只能賦予法院承擔。不同模式的憲法權利的救濟方式也存在著很大差異。沒有依靠司法審查,英國依賴普通貧農感法院的救濟,歐陸國家則是由獨立機構進行。其中歐洲模式被稱為「集中型」,審查權只限於單一的司法機關;而英美則被稱為「分散型」,把控制權賦予某一法律體系中的所有司法機關。 (53)53
1.司法審查是美國憲法權利的實現方式
嚴格而言,美國並不存在歐洲意義上的「憲法訴訟」。因為美國並沒有設立歐洲各國那樣的憲法法院,所有的案件都是普通法院審理的。這方面依賴於美國的三權分立,及美國發展的獨特救濟手段,即依賴司法審查和司法命令來抵制政府的行為,甚至抵制國會的法令。
在美國制憲者的心目中,對個人權利的重視與對立法機關的不信任一直是相伴而生的。麥迪遜清晰地認識到「民主對個人自由一直是不友好的」。 (54)54為了制約民主可能產生的暴政,用什麼方法來抑制這一傾向呢?對該問題的思考伴隨著如何實施《權利法案》。因為保障個人自由的條款體現在《權利法案》中,如果法案不能得到有效實施的話,則個人自由就是一紙空文。「當麥迪遜提出後來作為聯邦《權利法案》的建議性修正案的時候,他明確地承認,這種新的保護將由法院來實行。對他而言,司法審查就是憲法結構中的一個隱含的內容。」 (55)55
此外,實行這一模式的還有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它們引進了美國模式,但也沒有完全仿效美國。希臘、瑞士也都是建立了美國式憲法權利保護制度的國家。
2.普通法院救濟使英國憲法權利獲得現實性
英國盡管沒有美國意義上的司法審查,但法院一直是個人權利的保護者。「在英憲之下,法律以全副精神注意救濟方法。這就是說,法律務須有一定方式進行,然後法律下之權利方見尊重,然後名義上的權利可化成實在權利。」 (56)56英國普通法院發展了獨特的訴訟程序,出庭狀就是人身權利的救濟方法之一,依靠這種方法,抵制公職人員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人身自由應有權利得以強制執行。 (57)57
人身自由在英國包含這樣的含義:一個人的權利,非依據法律,不能屈於逮捕監禁或任何淫威嚴刑之下。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可以限制個人的人身自由:一是被告發的人必須被傳到法庭受訊;二是已被判為有罪。但是,如果一人受到非法逮捕或者監禁,則可以用檢舉或者起訴的方法為自己解脫,或者可以用出庭狀的方式為自己開罪。出庭狀是指當個人被非法拘禁時,自己或請他人向法院發出的要求得到公正審判的請求文件。法院接到出庭狀後,必須要求將被拘之人帶到法庭審理此案,如果審理的結果判明被拘之人是無辜的,則可以將此人立即釋放。因此,出庭狀是法院使用的一種保護個人不受非法拘禁和保護人身自由的一種重要訴訟工具。英國言論自由也通過人身自由的方式予以保護。
目前,《歐洲人權公約》的實施對英國憲法權利的救濟方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58)58(1)《公約》對議會至上原則形成挑戰,法院須審查議會立法與《公約》是否相符。人權法案規定:「法院或法庭在決定一個與歐洲人權公約有關的問題時,必須考慮任何出自人權公約的法院和制度的法律性主張及其相關程序。」 (59)59(2)英國法院可以直接強制執行《公約》所規定的權利。人權法案第3條要求,各級法院檢查議會立法及其授權立法是否符合《公約》的規定 ,不論該立法或授權立法是在人權法案通過之前或之後生效。人權法案第4條授權法院在議會立法與《歐洲人權公約》不一致的情況下有權作出不相符的宣告。
人權法案在英國憲法地位中的確立,意味著議會有關人權的立法將受到法院的司法審查,也即英國的一會主權將受到進一步限制。而且,如果申訴人對本國法院的判決不滿,還可以尋求歐洲人權法院的救濟。雖然在理論上歐洲人權法院不是英國的上訴法院,也不屬於英國法院體系的一部分,但在實踐中當事人可以尋求更高一級的司法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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