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法律擬制

❶ 刑法中擬制性規定的含義

法律擬制，又稱來法定擬制，是將自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所作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搶劫罪)定罪處罰。該條規定的行為原本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但立法機關通過法律擬制，賦予其與搶劫罪相同的法律效果。

拓展資料

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或者說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一般情況下，注意規定好像都是擴大的打擊面，比如某種行為變成共犯。而法律擬制一般情況則是加重某種行為的罪行。比如攜帶凶器搶奪的定搶劫罪。

❷ 法律擬制，注意規定

刑法分則條文具有不同的性質，應善於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既不能將注意規定特別化，也不能將法律擬制普通化。

注意規定是在刑法已作基本規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忽略的規定。其一，注意規定的設置，並不改變基本規定的內容，只是對相關規定內容的重申；即使不設置注意規定，也存在相應的法律適用根據（按基本規定處理）。例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此條即屬注意規定。一方面它旨在引起司法工作人員的注意，對於一般公民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貪污的，不能以盜竊、詐騙等罪論處；另一方面，即使沒有這一規定，對於一般公民與國家工作人員夥同貪污的，也應根據刑法總則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以貪污罪的共犯論處。可見，注意規定並沒有對基本規定作出任何修正與補充。其二，注意規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內容與基本規定的內容完全相同，因而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相關基本規定的行為也按基本規定論處。換言之，如果注意規定指出「對A行為應當依甲罪論處」，那麼，只有當A行為完全符合甲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將A行為認定為甲罪。

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或者說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在法律擬制的場合，盡管立法者明知T2與T1在事實上並不完全相同，但出於某種目的仍然對T2賦予與T1相同的法律效果，從而指示法律適用者，將T2視為T1的一個事例，對T2適用T1的法律規定。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攜帶凶器搶奪（T2）與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罪（T1）在事實上並不完全相同，或者說，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原本並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但立法者將該行為（T2）賦予與搶劫罪（T1）相同的法律效果。如果沒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法律擬制，對於單純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只能認定為搶奪罪，而不能認定為搶劫罪。由此可見，法律擬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法律擬制僅適用於刑法所限定的情形；對於類似情形，如果沒有法律擬制規定，就不得類比擬制規定處理。例如，刑法沒有規定攜帶凶器盜竊的以搶劫罪論處，故不得將攜帶凶器搶奪以搶劫罪論處的規定，類推於攜帶凶器盜竊的情形。

刑法之所以設置法律擬制，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理由：形式上的理由是基於法律經濟性的考慮，避免重復；實質上的理由是基於兩種行為對法益侵害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設立，一方面避免了重復規定搶劫罪的法定刑；另一方面是因為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與搶劫罪的行為，在法益侵害上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第一個意義是，明確該規定是否修正或補充了相關規定或基本規定，是否導致將不同的行為等同視之。換言之，將某種規定視為法律擬制還是注意規定，會導致適用條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認定結論。例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針對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行為規定：「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對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的條件是，除了要求該行為致人死亡外，還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法律擬制，那麼，只要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行為致人死亡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故意，都必須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換言之，盡管該行為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成立條件，但法律仍然賦予其故意殺人罪的法律效果。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第二個意義是，注意規定的內容屬理所當然，因而可以「推而廣之」；而法律擬制的內容並非理所當然，只是立法者基於特別理由才將並不符合某種規定的情形（行為）賦予該規定的法律效果，因而對法律擬制的內容不能「推而廣之」。例如，刑法分則關於「明知」的規定屬於注意規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才成立贓物犯罪，而在該贓物犯罪中，犯罪所得的贓物屬於特定的犯罪對象，由此可以「推而廣之」：凡是特定的犯罪對象，都是故意的認識內容，行為人對此必須有認識，否則不成立故意犯罪。所以，姦淫幼女要求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幼女。而法律擬制則只能適用於具有擬制規定的情形，不得適用於沒有擬制規定的情形。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對於犯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出於特定目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以搶劫罪論處。由於該條屬於法律擬制，不能類比推理，因此，對於犯敲詐勒索罪、聚眾哄搶罪，出於特定目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不得類比第二百六十九條認定為搶劫罪。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第三個意義是，對於注意規定，應當按照基本規定作出解釋；對於法律擬制，應當按照該擬制規定所使用的用語的客觀含義進行解釋。例如，如果認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只能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罪的構成要件解釋「攜帶凶器搶奪」（如要求使用或者顯示凶器）；如果認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屬於法律擬制，則只能根據「攜帶凶器搶奪」的客觀含義作出解釋（不要求使用與顯示凶器）。

總之，區分法律擬制與注意規定直接關繫到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問題。但實踐中，許多人卻不注重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即將注意規定都理解為法律擬制或特別規定。例如，將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理解為法律擬制，對於該款規定以外的其他人為保險詐騙提供幫助的，不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罪論處。這顯然是沒有合理區分法律擬制與注意規定所致。雖然概括出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一般規則並非易事，但通過綜合考察以下幾個方面，大體上是可以得出正確結論的。

第一，是否存在設立注意規定的必要性？如果有必要作出注意規定的，可能是注意規定；如果根本沒有必要作出注意規定的，所作的規定可能是法律擬制。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規定的行為，原本符合保險詐騙的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但立法者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員將為保險詐騙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行為認定為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所以設立注意規定，提醒司法工作人員將該行為認定為保險詐騙罪的共犯。再如，如果認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屬於注意規定，則意味著立法機關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員將持凶器搶劫的行為認定為其他罪，所以特別提醒司法工作人員對持凶器搶劫的行為認定為搶劫罪。顯然，不會有人認為存在設立注意規定的必要性。據此，可以認為該款不屬於注意規定。

第二，是否存在作出法律擬制的理由？由於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T2的行為賦予T1的法律效果，故需要考慮：將不符合T1構成要件的T2，賦予T1的法律效果，是否具有合理理由？如果不具有擬制的理由，則宜解釋為注意規定；反之，則應解釋為法律擬制。例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利用職權、從屬關系，以脅迫手段姦淫現役軍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如果認為本條屬於法律擬制，即只要利用職權、從屬關系姦淫現役軍人的妻子，即使不符合強奸罪的構成要件，也應以強奸罪論處，那麼，其理由何在？如此解釋找不出理由，即使牽強地找出「現役軍人的妻子需要特殊保護」的理由，該理由也不能得到認可。所以，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因此，只有當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的強奸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

第三，某條款的內容與基本條款的內容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原則上應解釋為注意規定；否則，具有解釋為法律擬制的可能性。例如，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所表述的內容，分別與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二條所表述的內容相同，故能認定這兩款屬於注意規定。再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攜帶凶器搶奪」這一罪狀，與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罪的罪狀內容存在區別，但仍然對前者賦予後者的法律效果，因而屬於法律擬制。

第四，解釋為法律擬制時，其規定的行為與基本條款規定的犯罪行為，在法益侵害上是否存在重大區別？法律擬制雖然是將兩種不同的行為賦予相同的法律效果，但之所以能夠作出擬制規定，是因為這兩種行為在法益侵害上沒有明顯區別，或者說二者對法益的侵害程度大體相同。否則，法律擬制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因而被解釋為注意規定可能更為妥當。例如，刑法第三百條第三款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姦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分別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如果將本款解釋為法律擬制，即只要行為人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與婦女發生性交，就應以強奸罪定罪處罰，那麼就會發現，這種行為與強奸罪的法益侵害性存在重大區別，即上述行為只是侵犯了社會管理秩序，而強奸罪侵犯的是婦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權。因此，宜將上述規定解釋為注意規定，即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姦淫婦女的行為，只有完全符合強奸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第五，條款是否具有特殊內容？注意規定常常只具有提示性，或者雖有具體內容但沒有在基本規定之外增添特殊內容；而法律擬制則增添了特殊內容。例如，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該條只是提示性規定，顯然屬於注意規定。相反，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二百八十九條，都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所規定的搶劫罪的罪狀之外增添了特殊內容，使原本不符合搶劫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也成立搶劫罪，因而屬於法律擬制。

總之，要通過體系解釋、目的論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正確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❸ 刑法310是法律擬制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刑法》第自三百一十條「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通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這條是窩藏包庇罪。
法律擬制是將刑法中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根據該定義，刑法第三百一十條不屬於法律擬制。

❹ 刑法中法律擬制的情況有哪些

法律擬制，是指立來法者源基於公共政策的考慮，把甲事實當作乙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根據德國著名法學家Karl Larenz的經典表述：「法學上的擬制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通俗的講，就是把「不是」的東西說成「是」。

例如：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刑法第267條第2款規定：「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所有類似以上兩條刑法規定的情況，都屬於刑法中法律擬制的情況。

❺ 刑法第196條第三款是法律擬制么

法律擬制，來是指立法者自基於公共政策的考慮，把甲事實當作乙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根據德國著名法學家karl
larenz的經典表述：「法學上的擬制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通俗的講，就是把「不是」的東西說成「是」。
例如：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刑法第267條第2款規定：「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所有類似以上兩條刑法規定的情況，都屬於刑法中法律擬制的情況。

❻ 刑法學中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區別

注意規定是在刑法已作基本規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忽略的規定。其一，回注意規定的設置答，並不改變基本規定的內容，只是對相關規定內容的重申；即使不設置注意規定，也存在相應的法律適用根據（按基本規定處理）。其二，注意規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內容與基本規定的內容完全相同，因而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相關基本規定的行為也按基本規定論處。
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或者說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說個個人不算準確的區分方法，一般情況下，注意規定好像都是擴大的打擊面，比如某種行為變成共犯。而法律擬制一般情況則是加重某種行為的罪行。比如攜帶凶器搶奪的定搶劫罪。

❼ 如何區分刑法中的「任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你打錯了吧···任意規定不需要與法律擬制相比較 任意規定是對應的時強制性規回定 與法律擬制答無關
你想問的應該是區分於注意規定 注意規定是提醒司法工作人員注意的 本來就是應該判此罪 只是強調下而已 即a罪是a罪
而擬制則是a罪是b罪 是種技術手段 比如將攜帶凶器搶奪擬製成為搶劫罪 本身來說應該是搶奪罪

❽ 如何區分刑法上的「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如何區分刑法中的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基本意義，在於明確該規定是否修正或補充了相關規定或基本規定，是否導致將不同的行為等同視之。換言之，將某種規定視為法律擬制還是注意規定，會導致適用條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認定結論。例如，刑法第247條前段規定了刑訊逼供罪與暴力取證罪;後段規定：「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對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的條件是，除了要求該行為致人死亡外，還要求行為入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本書不贊成此觀點)。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法律擬制，那麼，只要是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致人死亡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故意，都必須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換言之，盡管該行為原本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成立條件，但法律仍然賦予其故意殺人罪的法律效果。再如，刑法第382條第3款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受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資產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倘若認為該款屬於法律擬制，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原本並不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對於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沒有這種擬制規定，就不得認定為共犯(本書不贊成此觀點);如果說該款只是注意規定，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根據總則規定原本構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則條文中有無這一注意規定，對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均應認定為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