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特別化

㈠ 刑法太輕會不會引起社會仇恨

會的。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面臨的風險和危險不斷增多，回社會公眾的整體不安感答增強，要求刑法保護的慾望不斷被強化。同時，由於思想表達和信息傳遞的便利性和便捷性，社會公眾通過各種傳媒、媒介表達需要刑法保護更為直接、強烈。再加上某些個案的發生牽動著社會公眾的某些神經，社會公眾討論的熱情將會更加高漲。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如此，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有論者在論及日本刑事立法活性化的傾向時說道，日本刑事立法的活性化表明日本社會轉變為比以往更加不得不依賴刑罰的社會的一個標志。因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考與行為樣態的浸透，導致異質價值觀得到廣泛允許，造成非正式的社會統制力減弱、行為的規制遲緩，其結局必然不可避免地產生通過刑罰的補充完善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傾向。

㈡ 刑法是特別法嗎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即統治階級內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容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且和應負刑事責任，並給犯罪人以何種刑罰處罰的法律。
刑法有廣義和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狹義刑法僅指系統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刑法典。
與廣義刑法、狹義刑法相聯系的，刑法還可區分為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普通刑法是指具有普遍適用效力的刑法，實際上即指刑法典。特別刑法是指僅適用於特定的人、時、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國，也就是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

㈢ 我國刑法創制和完善的過程是如何實現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將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作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為刑事制裁的對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經濟法等法律禁止而不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違法行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由輕罪變更為重罪的，不屬於犯罪化。例如，對於明知煤礦生產設施明顯不符合安全標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為人依然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導致發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傷亡的案件，現在一般認定為過失類型的責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機關改變態度，將其認定為爆炸罪，也不屬於犯罪化。
與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將迄今為止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論處」，既可能表現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現為雖不定罪量刑，但給予行政處罰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別法條的廢除不意味著非犯罪化。例如，日本於1995年基於平等主義的要求，刪除了有關殺害尊親屬罪、傷害尊親屬罪、遺棄尊親屬罪、監禁尊親屬罪的規定，但對於殺害、傷害、遺棄、監禁尊親屬的行為，並非不以犯罪論處，而是以普通的殺人罪、傷害罪、遺棄罪、監禁罪論處。換言之，廢除以尊親屬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廢除了加重處罰的規定。再如，我國1979年舊刑法第101條（特別法條）規定了反革命殺人、傷人罪。雖然現行刑法刪除了這一規定，但並不意味著對該條規定的行為實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對之以普通的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論處。
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概念，給人以「大量」的犯罪化與「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覺。其實，一個國家將某一個以往不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以犯罪論處時，就屬於犯罪化；反之，刑法將以往作為犯罪處理的一種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義上說，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於刑法的增刪、修改。
刑法產生的歷史，就是犯罪化的歷史。20世紀中葉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沒有非犯罪化。20世紀中葉的刑事立法實踐表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犯罪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非犯罪化。換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斷地、交替地進行犯罪化與非犯罪化。但是，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化、恐怖主義活動的猖獗等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進行犯罪化。可以認為，在世界范圍內，刑事立法的趨勢已經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麼，我國司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將來會呈現什麼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趨勢
在筆者看來，我國在今後的相當長時間，與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主流趨勢。換言之，司法機關應當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積極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當今社會非正式的社會統制減弱，因而越來越依賴刑罰。由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考與行為樣態的浸透，導致異質價值觀得到廣泛允許，造成非正式的社會統制力減弱、行為的規制弛緩，其結局必然不可避免地產生通過刑罰的補充完善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傾向。另一方面，凶惡犯罪、重大犯罪不斷增加，國民的體感治安惡化，必然要求擴大處罰范圍。況且，以往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護的要求」，現在通過媒體更直接、更強烈、更及時地反映至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國家對市民的刑法保護，成為一項公共服務內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沒有變化，司法機關也可能為了保護市民利益，而實行犯罪化
第二，當今社會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來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科學化、高度技術化，對於個人而言，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進行主體性的控制。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脆弱的技術手段，與此同時，個人行為所具有的潛在危險也飛躍性地增大，人們不知瞬間會發生何種災難。這主要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與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許多犯罪行為一旦得逞，便會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結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嚴重侵害結果後再處罰，而必須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

[33]所以，我國的司法機關有必要對於部分原本並未作為犯罪處理的預備行為，特別是對如重大犯罪的預備行為、恐怖組織的預備行為實行犯罪化（當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險為前提）。
第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國際交往的增進，在本國實施某種行為卻侵犯外國國家與公民利益的現象，已相當普遍。進入90年代後，刑事實體法領域已逐漸形成了國際標准，要求各國完善國內立法與司法。事實表明，一些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已經對於我國刑法分則有關「數額較大」、「情節嚴重」之類的量的規定提出異議。雖然我國立法機關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機關完全可能接受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的建議，繼續降低部分犯罪「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認定標准。
第四，隨著行政管理加強，行政犯會越來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來越明顯。例如，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嚴重。司法機關必然不斷地重新考慮行政犯與行政違法的界限，對以往僅以行政違法論處的行為以行政犯論處。同樣，由於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司法機關必然重新審視一般違法行為與傳統犯罪之間界限，對以往的部分一般違法行為實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車輛較少，城市的外來人員少，盜竊窨井蓋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顯得並不嚴重，所以一般沒有當犯罪處理。但隨著車輛的增加，人口的膨脹，盜竊窨井蓋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顯加重，所以現在一般以犯罪論處。
第五，適用刑法的過程也是解釋刑法的過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釋能力低下，不能發現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必然導致原本構成犯罪的行為也不能受到應有的處罰。認為成年婦女與不滿14周歲的幼男發生性交的行為不成立猥褻兒童罪的觀點與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樣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隨著解釋能力的不斷提高，司法機關必然能夠充分挖掘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預料的行為也能涵攝在刑法條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之中，實現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趨勢是否意味著刑法與法治的退步？這是必須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非犯罪化的進步，並不等於刑法的進步，更不等於法治的進步。事實上，任何國家及其國民，都不會容忍嚴重的法益侵害行為，相反總是採取某種措施禁止、制裁這種行為；在法律內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為，總會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則，就沒有社會秩序與國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機關根據實體刑法與法定程序實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將大量的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在刑事訴訟之外由非司法機關處理，則存在兩個重大問題：其一，雖然從總體來看，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措施，但行政處罰完全可能重於較輕的刑罰。「在實際效果上遠甚於刑罰的行政制裁相當嚴重，將這種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機關裁量的話，就會違反保障程序公正的憲法精神。」

[34]其二，相當多的法益侵害行為，也不一定由行政機關依照行政法處理，而是採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徑，這便更加違反了法治原則。當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為主流趨勢的時代，司法機關同時應避免重刑主義，應當積極地推進刑罰的輕緩化。換言之，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刑法的處罰范圍可能越來越寬，但刑罰的處罰程度應當越來越輕。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應呈頹勢
與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間很小，應當呈現頹勢。

[35]
如前所述，我國刑法分則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經基本上將國際社會所稱的微罪與部分輕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實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規定的犯罪大抵相當於國外刑法規定的重罪的情況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幾乎不可能。西方國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現為對無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國現行刑法已將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國刑法並沒有規定通姦、亂倫、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經充分實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體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沒有很大空間。換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經嚴格限制了處罰范圍的情況下，刑事司法沒有理由進一步限制處罰范圍。正因為如此，刑法第3條前段的規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為如此，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不應當盲目進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訴率；還因為如此，在行為符合法定犯罪構成的前提下，濫用刑法第13條但書宣告無罪的現象，應當杜絕。

㈣ 什麼是特別刑法

特別刑法是指僅適用於特定的人物、時間、地點、事情的刑法。在我國，也就是指單行刑專法和屬附屬刑法。也有人把刑法典稱為主刑法，把特別刑法稱為輔刑法。
特別刑法的立法，重視經濟因素在各類犯罪中的反映，認識到財產刑的適用對於貪利性犯罪的懲罰作用。特別刑法的立法，對財產刑，特別是罰金刑的設置，朝著可操作的具體化方向發展，設置了「限額罰金制」、「比例罰金制」、「倍數罰金制」等，為司法機關具體適用提供了具體標准。而且，這些財產刑的設置，除個別條款規定是「可以並處」外，基本上都採納「必罰制」。可以說，重視財產刑的設置，除表明了立法者指導思想朝「經濟刑罰」的方向發展外，也是特別刑法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對修改刑法分則具有重要意義 。
特別刑法立法的另一個突出的成就，就是明確地規定了單位可以成為一部份犯罪的主體。有關單位能否成為犯罪主體，以及單位主體的犯罪能力等，歷來是刑法理論上爭論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發展，單位為牟取非法經濟利益的違法現象日益嚴重，單位犯罪不僅已成為可能，而且已成為我國的現實問題。

㈤ 什麼是刑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什麼是重法優於輕法

1、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這個是指當一種行為既符合普通刑法的規定又符合特別刑法的規定時，應適用特別刑法的規定定罪判刑。普通刑法，是在一般范圍內普遍適用的刑法。特別刑法，是在特定范圍內適用的刑法。特別刑法的效力，或者僅及於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或者僅及於特定犯罪。國家在普通刑法之外又制定特別刑法，是為了懲治特定犯罪，保護特定的法益。其用意是將犯罪依特別刑法論處，從而對特定的法意予以特殊保護。所以，行為符合特別刑法的規定時，應適用特別刑法，而不適用普通刑法。否則，特別刑法就喪失了應有意義。

2、重法優於輕法

在普通刑法或者特別刑法之內，會存在一種情況，就是在法律內部條款之間，存在普通條款和特別條款的關系。普通條款是指在一般場合普遍適用的刑法條款；特別條款是指在普通條款基礎上附加特定條件，在特別場合適用的刑法條款。例如，刑法第233條、第235條是過失至人死亡、重傷的普通條款；刑法第133條、第134條則是特別條款。定罪量刑應視具體情況與法律規定採取不同原則。

（1）當一個行為同時觸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條款與特別條款時，在通常情況下，應依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論處。這也是因為，立法者在普通條款之外又設特別條款，是為了對特定犯罪給予特定處罰，或因為某種犯罪特別突出而予以特別規定。因此，行為符合特別條款時，應按特別條款的規定論處。

（2）當一個行為同時觸犯同一法律的普通條款與特別條款時，在特殊情況下，應適用重法優於輕法的原則，即按照行為所觸犯的法條中法定刑最重的法條定罪量刑。

特殊情況如下：

第一，法律明文規定按重罪定罪量刑。例如，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一節第149條第2款規定：「生產、銷售本節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本節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二，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按普通條款規定定罪量刑，但對此也沒作禁止性規定，而且按特別條款定罪不能做到罪行相適應時，按照重法優於輕法的原則定罪量刑。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許多特別條款規定的犯罪並不輕，但其法定刑輕於普通條款的法定刑，如果絕對採用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定罪量刑，就會造成罪行不均衡的現象。在這種情況喜愛，只要刑法沒有禁止適用重法，或者說只要刑法沒有指明適用輕法，為了貫徹罪行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就應按照重法優於輕法的原則定罪量刑。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具有財產價值，規定侮辱國旗、國徽罪的299條，與規定故意毀壞財物罪的275條，存在特別法條條與普通法條的關系。前者是特別法條，後者為普通法條。如果嚴格按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條的原則處理，就會出現以下局面：焚燒、損毀一般財物，數額巨大的，根據刑法第275條，「處三年以上七年一下有期徒刑」；焚燒、損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的，無論其財產價值數額多巨大，都只能根據刑法第299條，「處三年一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不合理之處顯而易見。所以，具體處理如上所述。

㈥ 轉化犯包括那幾種犯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文規定，轉化犯有如下幾種犯罪：

第133條：以危險駕駛罪為基礎罪名的轉化犯；

第144條：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生產、銷售假葯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149條：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為基礎罪名的轉化犯；

第238條：以非法拘禁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1條：以收買被拐買的婦女/兒童罪為基礎罪名以拐買婦女/兒童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2條：以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為基礎罪名、以妨害公務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7條：以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48條：以虐待被監管人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53條：以私自開拆/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罪為基礎罪名、以盜竊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67條：以搶奪罪為基礎罪名、以搶劫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69條：以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為基礎罪名、以搶劫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292條：以聚眾斗毆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333條：以非法組織賣血罪和強迫賣血罪為基礎罪名、以故意傷害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355條：以非法提供麻醉葯品/精神病葯品罪為基礎罪名、以販賣毒品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第384條：以挪用特定款物罪為基礎罪名、以挪用公款罪為轉化罪名的轉化犯。

(6)刑法特別化擴展閱讀：

轉化犯，是指在非法行為（含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實施過程中或者非法狀態的持續過程中，由於出現了法律規定的行為、方法或者後果等轉化條件，而使違法行為轉化為犯罪或者是輕罪行為轉化為重罪，並以轉化後的犯罪或重罪進行定罪處罰的犯罪形態。

轉換特徵：

由於轉化犯研究具有較強的立法實踐先行、理論研究隨後的特點，雖然「轉化犯」這一稱謂已在被我國法學界廣為接受與認可，但是具體到轉化犯的具體概念與特點仍然有較大的分歧，因為轉化犯的特徵是研究者們對刑法規范中轉化犯條文的理論歸納、觀點濃縮。

普遍承認的有關轉化犯的特徵：

1、法定性

不論如何界定轉化犯，轉化前的基礎行為、轉化後的犯/重罪行為或者是造成轉化的各種情形以及定罪量刑的原則都是有刑法的明文規定的，法律沒有進行規定的就不是轉化犯。這不僅是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更是轉化犯與牽連犯、吸收犯、結果加重犯、想像競合犯等其他犯罪形態相區別的法律標志。

法定性要求轉化犯是一種由特殊到一般的理論研究的單向過程，只能由刑法現存條文中的具體規定中概括、提煉轉化犯的行為模式，在司法實踐中並不允許轉化犯的理論成果適用到法律未明文規定是轉化犯的情況。

2、轉化性

轉化犯的「轉化」一詞含有「轉變」和「化生」兩層意思，同時更加側重於化的含義，「化」的意思不是從無到有，而是由淺入深。

「深」是由「淺」而至，因此，轉化罪是由基礎行為而成，基礎行為是轉化罪的構成部分和前提，轉化犯就是行為人實施了基礎行為之後，又行使、出現了法定的行為、方法或者後果等轉化條件，基礎行為與轉化條件兩者嵌合、疊加，由於符合犯罪或重罪的構成而適用轉化罪的定罪和處罰。

3、唯一性

轉化犯的唯一性是指轉化犯必須依照轉化罪進行定罪量刑，在刑種刑格的設置、量刑的考慮情節、追訴時效和級別管轄等各個方面都是需要按照轉化罪的規定，而與基礎行為構成的犯罪無關。

4、趨重性

趨重性是指由於轉化後行為重於基礎行為，並且行為人客觀危害性的增加，刑罰亦嚴厲，這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法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趨重性具有正當性。

趨重性是轉化犯在定罪量刑方面的重要特徵，轉化犯的趨重性是確認義務的一種特殊方法，將雖存在無必要另立條文和罪名的非法行為進行轉化，既滿足了社會的特殊需要，又以實現正義為要旨。

㈦ 談談你對刑罰的輕刑化發展趨勢的理解

文章摘要： 輕刑化是人類進一步走向文明的體現,也是時代發展的需要。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加之國際形勢的影響,我國刑法典中的適用,也經歷了由嚴到寬的過程,且有進一步輕刑化的趨勢。作為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刑法,其刑罰的寬嚴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多數人的觀念中，刑罰似乎只是用來懲罰犯罪者的，其實不然，刑罰的目的更多的是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我國現行刑法典應借鑒國外經驗，體現輕刑化的趨勢。輕刑化的利弊，我們通過對周朝「明德慎罰」思想的詳細論述揭示周朝得以長久統治的奧秘，然後對歷史上較為繁盛的漢、唐兩代的輕刑政策加以論述，以增強此觀點的可信度。同時通過對秦、元、明因重刑而滅亡的歷史教訓更加突出減輕刑罰的重要性。在現代化建設中，重刑會給社會勞動者增加心理障礙，從而阻礙現代化建設之積極性，尤其是在經濟建設領域里，更應注意刑罰的尺度。 新的歷史時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用刑方面都趨向於輕刑化,這是人類進一步注重人權和走向文明的體現，也是時代發展的需要。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加之國際形勢的影響，我國刑法典中刑罰的適用,也經歷了一個由嚴到寬的過程,且有進一步輕刑化的趨勢。作為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刑法,其刑罰的寬嚴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輕刑化符合我國刑罰的目的 一個國家的刑法的任務往往與刑罰密不可分，而又與刑罰的目的息息相關。關於刑罰的目的，目前學術界沒有統一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學說：一是懲罰說，認為刑罰的目的在於限制和剝奪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權利，使他們感到壓力和痛苦，以制止犯罪的發生。二是改造說，認為刑罰的目的是通過懲罰的手段，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三是預防說，認為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四是雙重目的說，認為刑罰的目的是懲罰犯罪和教育改造犯罪人。五是綜合說，認為刑罰的目的是為了懲罰和改造犯罪分子，預防他重新犯罪，同時教育和警戒社會上其他分子。 不管怎麼講刑罰的目的，其實，懲罰就是手段，改造則是補救措施，而惟有預防才是刑罰的真正目的。我們認為刑罰預防可分為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兩種。 特殊預防是指對犯罪人適用、執行刑罰，預防其再次犯罪。其對象只能是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人。在特殊預防中，刑罰的作用表現為：（１）通過對極少數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適用和執行死刑，使其不可能在犯罪，這是一種特殊意義上的特殊預防方式，也是代價最高的預防方式，它不是實現特殊預防的主要方式。（２）通過對絕大多數犯罪分子適用和執行無期、有期徒刑、管制和拘役，在一定期限內剝奪或限制其人身自由，並在執行期間對其進行勞動改造和教育改造，以促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３）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和執行罰金、沒收財產，使其失去再次犯罪的物質基礎而不能再犯罪。（４）通過對某些犯罪分子適用和執行剝奪政治權利，以防止其利用這些權利進行新的犯罪。 一般預防是指通過制定、適用和執行刑罰，防止社會上可能犯罪的人實施犯罪。其對象是沒有犯罪的社會成員。一方面，通過制定和頒布刑法，確立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必然因果關系，使有犯罪意圖人的犯罪觀念受到抑制，不敢實施犯罪。另一方面，通過對犯罪分子處以刑罰，使犯罪和刑罰之因果關系具體化，從而其他有犯罪意圖的人，以達到阻止其犯罪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刑罰的目的，不單純是使犯罪分子遭受一定的痛苦和損失，而是進行犯罪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如果說刑罰是為了懲罰犯罪分子，那麼在執行的過程中，就沒有必要對其進行改造和教育。可見，刑罰只是手段，預防才是目的。例如，我國《監獄法》對監獄行刑的目的雖沒有明確的表述，但該法第１條和第３條分別規定了制定本法的目的是：預防和減少犯罪；監獄將罪犯改造為守法公民。在此既然已經明確了刑法的目的不在於對犯罪分子的單純懲罰，我們也就可以考慮減輕刑罰，從而走向輕刑化。 二、輕刑化的現實表現及其作用 （一）我國現行量刑制度中輕刑化的體現 我國刑法在量刑制度中一定程度體現了輕刑化的思想。我們知道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同刑事犯罪作斗爭的指導思想，也是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重要依據。現行刑法典中，無論是在刑罰的制定裁量，還是刑罰的執行過程中都始終貫穿了輕刑化這一基本思想。一方面，輕刑化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社會主義國家是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階級社會。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制定刑罰的目的不是為了鎮壓而是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權益，故而我國應適當減輕某些刑罰。另一方面，輕刑化也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發揚現代社會文明，都不應當適用重刑。特別是我國在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後，更應該考慮輕刑化問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精神實質，就在於要分清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寬嚴相濟，以便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孤立和打擊少數，改造多數。我國現行刑法典應加強吸收借鑒外國輕刑化的成功經驗，從這一點上講，我國刑法典輕刑化這一基本思路是具有科學性的。 首先，從刑罰的制定來看，我國刑法典雖未將刑罰人道主義列入刑罰的基本原則，但這一原則卻在刑法的具體內容中得到充分體現，並且這一原則早已在學術界被公認。例如我國刑法典中創造性的設置管制刑，該刑罰措施使犯罪人不脫離家庭和工作單位，在原來的生活環境中接受改造；再者我國刑法典創造性的設立死緩制度，給某些犯罪人以生存的希望。這也是我國刑法輕刑化的特色。 在量刑制度中，我國刑法典規定自首、立功、緩刑等減輕刑罰的量刑制度也是輕刑化的表現。例如，刑法典第６７條規定：犯罪以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第６８條規定：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的，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刑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犯罪後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自首和立功這兩項量刑制度，一方面，為犯罪分子自身提供了認罪和揭露他人犯罪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偵查機關偵破案件的效率。根據犯罪人提供的線索，可以快而準的偵破案件，不僅為偵查機關節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杜絕了案件拖延偵破期間犯罪分子對社會的再次危害。 此外，刑法典第７２條到第７７條對緩刑作了相應的規定。所謂緩刑，是指人民法院對判處拘役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如果認為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則規定一定的考驗期，暫緩刑罰的執行，若在考驗期間未犯新罪、未發現漏罪，並且沒有違反法律和有關規定，原刑罰就不再執行的一項制度。可見，我國的緩刑制度是懲辦與寬大，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政策的重要表現。正確適用緩刑，有利於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 （二）現行刑罰執行制度中輕刑化的體現 在刑罰的執行過程中,我國刑法典還規定有減刑與假釋等執行制度，它們同樣屬於輕刑化的表現。減刑是指對判處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而適當減輕其原判刑罰的刑罰執行制度。刑法第78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減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的。（二）檢舉監獄內外重大犯罪活動，經查證屬實的。（三）有發明創造或重大技術革新的。（四）在日常生活、生產中捨己救人的。（五）在抗禦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現的。（六）對國家和社會有重大貢獻的。刑法典第81條至第86條對假釋也作了詳細規定。所謂的假釋是指被判處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一定時間後，如果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司法機關可以附條件地將其提前釋放的刑罰制度。正是由於有了這些刑罰制度，才使得犯罪分子能夠更好的改造。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犯罪分子的強制勞動的政治思想教育改造的方法，把一切可以改造的犯罪分子統統改造成為對社會有用的新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逐步從根本上肅清反革命和預防、消滅犯罪。 三、輕刑化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一）輕刑化是我國古代統治者長久統治的奧秘 古人早就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在我國歷史上最早實施仁政的周朝。如西周制定了幾個恤刑原則：（1）矜老恤幼原則。（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原則。（三）疑罪從輕惟赦原則。由於實施了這么一些「仁政」，西周統治者不再一味地對民眾施以酷刑，因而維持了較長時間的統治。 西漢作為我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一個鼎盛時期，其寬刑仁政可謂功不可沒。漢文帝時，對秦代的刑罰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具體表現如下：（1）秦法中，大多數罪人都沒有確定的刑期，服勞役者往往終身不能解脫，漢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節的輕重規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滿則當免為庶人（2）秦法規定，對罪人行施黥、劓、刖、宮四種殘酷的肉刑,漢文帝詔令廢除,黥、劓、刖三種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漢景帝時也進行了刑制改革，其主要內容是廢除肉刑，寬緩刑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人民得以安居樂業，西漢統治階級創造了世代稱譽的「文景之治」。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顛峰時代，從法制方面來看，唐朝之所以能保持長久的繁盛亦得益於刑罰的簡約。唐太宗在隋末的農民起義中，親眼目睹了農民軍的英勇斗爭。為了鞏固統治，唐太宗一方面加強和完善了封建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他比較注重掌握統治和剝削人民的限度。「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維持它奴隸般的生存條件」唐太宗多少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常說：「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宣而國亡」他說：人民之所以為「盜」是由於「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如果用「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焉」正是這種思想影響到唐朝後來的統治者，促使唐朝成為盛極一時的東方大國。 上述事實說明統治階級施行仁政，適當減輕刑罰或者說實行輕刑化，就可以維護較長時間統治甚至出現繁盛時期，而於此情形恰恰相反，歷史上各朝各代的衰敗、滅亡，亦無不是由於暴政、酷刑所致。 （二）嚴酷刑罰的歷史教訓更加突出輕刑化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秦律是以刑罰之殘酷著稱於世的。秦律的基本內容來源於李悝的《法經》。商鞅變法時改六法為六律。根據秦國的社會特點作了一些必要補充。《唐六典》語雲：「商鞅傳法經，改法為律以相秦。增相坐之法，造三族之誅，加車裂之刑」。秦統一以後，秦始皇強調「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端平法度，萬物之紀。」在此思想指導下，以嚴密的法條加強對廣大人民的專制主義統治。秦始皇還繼承了法家重刑的傳統，並重用司法獄吏，作為推行重刑政策的工具。秦二世時，趙高對秦律有所更定，繼續推行重刑政策，使得「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據雲夢秦簡記載。秦律對死刑就有四種規定：一曰戮，即處死之前，先於刑辱，然後斬首。二曰棄市，三曰磔，即裂其肢體而殺之。四曰定殺，即拋入水中淹死或活埋。而這些僅僅是秦律中明文規定的死刑種類，除此之外，秦時常用的死刑還有「族」、「夷三族」、「梟首」、「車裂」、「腰斬」、「肢解」以及「鑿顛」、「抽肋」等。死刑之下秦律還規定了眾多摧殘人體的肉刑，且肉刑大多與徒刑相結合而使用。如「黥為城旦」「黥劓為城旦」「斬左趾為城旦」「刑為鬼薪」和「刑為吏臣」等。此外，秦律還規定有徒刑、笞刑、完刑、遷刑等多種刑種。正是在這樣嚴酷刑罰的鎮壓下，不堪忍受的農民階級揭桿而起，不得人心的秦朝很快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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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刑法》分為幾大類

我國刑法分為十大類犯罪：
第一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專章 破壞社會主屬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五章 侵犯財產罪
第六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國防利益罪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
第九章 瀆職罪
第十章 軍人違反職責罪

㈨ 刑法修正案是否為特別刑法

不是特別刑法。特別刑法是指僅適用於特定的人物、時間、地點、事情的刑法。在我國，也就是指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
刑法修正案只是對刑法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