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民法典
① 哪裡可以找到1929年中華民國民法典
1、對
中國近代民事立法始於清末。我國法律上使用「民法」一詞始於1929年5月民國政府公布的民法總則。漢語中「民法」一詞源於日本；日本民法典的「民法」一詞譯於法國民法典；法國民法典的「民法」一詞源於羅馬法的「市民法」。
羅馬法是羅馬奴隸制國家法律規范的總稱。有市民法（是調整羅馬市民之間關系的法）和萬民法（調整羅馬市民與外國人之間關系的法）之分。從市民發與萬民法的概念可以看出，來源於羅馬市民法的民法應當屬於國內法范疇，而今天與羅馬萬民法相對應的應當是屬於國際法范疇的國際私法法律部門。
2、對
民法本質上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民法自身發展的規律，要求生命人人格平等。傳統民法的實際調整范圍，包括不平等自然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但那是虛假民事關系。調整此類關系的「民法」是虛假民法。在民法的調整范圍中，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歷來佔主要部分，不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只佔很小的部分。隨著生命人人格的逐漸解放，前者的比重不斷增加。這一比重是民法自身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今天，一些國家的公民的民事人格乃至政治人格已經平等，這些國家的民法只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民法最終將完全成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規定。
3、對
4、對
② 拿破崙的民法典的意義和影響
拿氏對於法國《民法典》之制定既煞費苦心，他對於其推廣傳播，自亦不遺餘力。凡氏武力所至，莫不《法典》隨之。一方面，這固且是由於拿氏對於他的《法典》之優美完備有極端之信仰；它方面，他卻也想藉法律之統一來保障他武力侵略的勝利。這種由於被動或壓迫而採用《拿破崙法典》的國家，可以分為下列三類：
第一類是《拿破崙法典》施行時已屬於法國版圖者。這裡麵包括比利時(Belgium)、盧森堡(Luxemburg)、巴納丁各國(Palatine States)、菜因普魯士(Rhenish Prussia)、嚇茜打姆斯達(Hesse Darmstadt)；以下均在萊因河(Rhine R．)之左岸。此外，尚有日內瓦(Geneva)、沙埃禾(Savoy)、裴德茫(Piedmont)及巴馬(Parma)、裴亞纏差(Piacenza)、二伯域(Duchies)。
第二類是由於拿破崙武力之徵服而奉行其法典者。這裡麵包括義大利(1806年3月15日起)、荷蘭(1810年10月18日起)、漢西亞諸城(Hanseatic cities，1810年12月13日起)、勃格大伯域（Grand Duchy of Berg，1811年12月17日起）。
第三類是在拿氏威脅之下，自動採用其法典者。這裡麵包括韋士費利亞(Westphalia)王國(1808年1月1日起，是時Hanover已合並為王國之一部分)、巴登(Baden)、佛蘭克佛(Frankfort)、那梭(Nassau)、渥梭(Warsaw)、諸大伯域(Grand-chies)、瑞士之某幾省、坦屹(Danzig)自由城、依里利亞(Illyria)王國及奈汨（Naples）王國。
十九世紀是國家主義的時代；國家統一及國家復興之種種運動，均曾如火如荼，再接再厲，並且都產生了光明燦爛的結果。在歐洲，有德意志、義大利、比利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希臘六國之勃興。在南美州，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各殖民地曾得北美合眾國之幫助而獨立成為十五個自主國。在東方，日本、暹羅、士耳其及埃及四國都竭力摹仿歐化，冀自置於現代國際團體之列。以上二十五個新興的統一國家，其人種及政體雖多不同，但她們卻都曾努力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整個的民法典。這種以統一的、整個的法典來劃一全國之法律生活或保障國內之政治統一的觀念，可說完全是受了《拿破崙法典》的激刺、鼓勵或暗示。這是《拿破崙法典》最重要、最根本的貢獻。只此一點，它對於那些國家的影響已經是不小了。除此之外，各國民法典在內容上和技術上受了《拿破崙法典》影響的為數也很不少；但是她們的影響之程度深淺卻不一致。我們可將她們分為下列三類來講：
第一類是拉丁民族的國家。這裡麵包括南美洲的十五個共和國，比利時、羅馬尼亞、義大利、西班牙、塞爾維亞（Serbia）等國。這些國家的民法典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最深，有的幾乎完全抄襲，連文字都沒有多大的改變。例如拿氏法典第七條是："私權能力與公民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憲法之規定。"羅馬尼亞民法第六條是："私權能力與公民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本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巴西民法第三條是："關於私權之取得及享有，外人與公民同等待遇。"又如拿氏法典第八條是："凡法國人均享有私權。"羅馬尼亞民法第七條是："凡羅馬尼亞人均享有私權。"巴西民法第二條是："凡人均有私權及私義之能力。"其酷似之處，可見一斑。
第二類是日爾曼民族及斯拉夫民族的國家(如德、瑞、奧、荷等)。這些國家對於編纂統一法典之熱忱頗不一致；對於拿氏法典之摹仿心，亦較淡薄。這固且是由於民族文化之不同，然而她們對於拿氏和法國感情之惡劣，亦未始不是重要原因。是故她們不編纂統一法典則已，編纂則寧以普、奧兩國的《民法典》為樣本。所以《拿破崙法典》對於這些國家的影響，可說是微渺而且間接。然而我們決不能說它不存在。即如與《拿破崙法典》"分庭抗禮"的德國《民法典》，它關於"動產所有權之佔有取得"和"所有權及佔有權之契約轉移"兩種制度，卻都放棄了其本國歷來的習慣法而採取《拿破崙法典》上之規定。
第三類是東方各國。這裡面，以希臘受《拿破崙法典》影響最深。她的《民法典》摹仿拿氏法典之程度決不在南美各國之下。例如希臘民法第九條是："私權之享有與公民之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憲法》之規定。"第十條是："凡希臘人均得享有一切私權。"我們試把它們同拿氏法典第七、第八兩條比較一下，便知其"惟妙惟肖"了。土耳其1869年之舊《民法典》(即所渭Mejelle)原是冶宗教習慣和法律制度於一爐。但1924年5月1日頒布的新《民法典》則曾把宗教成分廢除，而竭力摹仿《瑞士民法典》。它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可說是很小。埃及在1874年設立"混合法院"(Mixed court)的時候，便用的是法國法律。1883年她被英人佔領時，法國法仍舊存在。英人雖屢欲更改，然均無甚成效。故今日埃及之私法可說仍是以《法國民法典》為基礎。其實，埃及今日一切的文化、制度似乎都和法國最相接近，固不僅法律為然。日本在1870年明治維新的時候，其政府曾正式命人把《拿破崙法典》譯為日文。1880年並請法人布賞那德(Boissonade)氏撰擬《民法草案》。布氏的草案多半是根據拿氏法典及其後之修正案。該《草案》在日本實際上幾乎生效了十六年，因為它雖非正式的法律，卻被當時一般法官當做"法理"或"原則"看待、援引。同時英美法亦為日本學府(尤其是東京帝大)所講誦，而所謂"英美派"亦應時而生。當布氏《草案》1890年將交國會通過的時候，"英美派"堅持異議，遂釀成所謂"法國派與英美派之爭"。然1896年《日本民法典》頒布時，其內容已非法國法，亦非英美法，而為德國法了，但這並非出人意料的事情，因為那時的日本對於德國的文物制度已經是醉心傾慕，竭力效顰了。至於我國民法典的編制，大都是參考日、德及瑞士法典，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似乎很少。
智利法學家阿魯凡勒茨(Alvarez)氏嘗說，《拿破崙法典》所引起及代表之法典編纂運動，對於英美法之法典化和國際法之編纂均有影響。誠然，自某種意義言，阿氏之說並非全無真理，但是那種影響未免過於微渺，我們暫不具論。
從上面看來，《拿破崙法典》除了對於十九世紀法典運動有一最根本的貢獻之外，它在內容上及技術上曾經直接發生過影響的，不下二十餘國。至於間接受過它底影響的，更是不勝枚舉。然考其所以能影響如是之大的原因，我們約可舉出下列數端：
(一)《拿破崙法典》不但是當時惟一之重要民法典，而且是以整個法典去統一全國民法的首次成功。因此，各國不編纂民法典則已，編纂則幾乎必須以《拿破崙法典》為模範。固且，普、奧二國的民法典之產生也還很早，且有相當的完善，然而因為那時的普、奧都是小國，故不能如《拿破崙法典》之易引起國際之注意。
(二)《拿破崙法典》之形式及內容均甚完備，它的編制又是取法當時歐人所習誦的蓋氏《法學階梯》，故易受歡迎。
(三)《拿破崙法典》之文字為法文，而法文在十九世紀幾為國際間之普通語言；所以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
(四)《拿破崙法典》是以時代最偉大且最受崇拜之人物(Napoleon)而命名，故易引起人們之景慕、注意。
(五)《拿破崙法典》自命為最合理性，且最富於平等觀念及普遍性。因此，它不但能合十九世紀之時代思潮，且易為各國所仿慕、效法。
(六)法國在革命後，教育上有極大的改革，尤其是大學教育方面。由於這種的改革，法國大學之法律教育遂特別發達，幾執全歐之牛耳。他國負笈來學者，為數甚多，這點對於《拿破崙法典》之推廣，亦不無關系。
③ 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經過
研究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經過，不只是一個法制史上的課題，更重要的，我們要從這里找出對中國立法工作有借鑒和學習價值的地方。
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時，全國分四個法域：普魯士邦法的適用地域、法國民法適用地域、撒克遜民法適用地域以及普通法適用地域。直到1900年1月1日德國民法典施行之日，這四個法域才合而為一。
在全德范圍內統一私法，這是德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但1867年7月1日的北德意志聯邦憲法和1871年4月16日的德意志帝國憲法都規定，聯邦和帝國關於私法的立法權只限於債務法、商法與票據法（如前所述，後二者當時已有帝國立法）。1873年，德國憲法第4條修改，帝國關於私法的立法權始擴及於全部民法。憲法第2條並規定了「帝國法優於邦法」（Reichsrecht bricht Landrecht）的原則，以求立法權的集中與法律的統一。
在此基礎上，德國開展了長達20餘年的德國民法典的立法工作。
1874年2月28日，成立了一個「准備委員會」（Vorkommission），決定製定民法典的計劃。1874年6月22日，帝國參議院設立一個由十一名委員組成的委員會（溫德莎德擔任委員長)。從事起草工作。這個委員會工作了十餘年，於1887年末完成草案。1888年1月31日將此草案（稱為第一草案）連同5卷理由書（Motive zumbuergerlichen Gesetzbuch）一並公布，供公眾討論。第一草案受到各方的批評。帝國司法部將各種意見匯集（達6冊之多）後，參議院於1890年又任命一個新的委員會對第一草案進行討論。1895年，完成了第二草案，將之提交參議院。參議院略作修改後，1896年1月17日帝國首相將此草案連同司法局的意見書（Denkschrift）提交帝國議會，是為第三草案。議會指定一個委員會對之進行了53次審議後，於1896年7月1日通過了草案。1896年7月14日參議院同意，同年8月18日皇帝批准，同年8月24日公布，定於1900年1月1日施行。其後，第二草案連同委員會的議事錄（Protokolle）於1898年發表。
與民法典同時公布施行的有民法典的附屬法律《民法典施行法》。施行法共218條，分為4章：⑴總則（其中包含國際私法的規定，原來在第二草案中是民法典的第6編：《外國法的適用》，經參議院移置於此）。⑵民法典與帝國法律的關系。⑶民法典與各邦法律的關系。⑷過渡規定。
與民法典同時施行的還有民法典的三個附屬法律：⑴1897年3月24日公布的《關於強制拍賣與強制管理的法律》。⑵1897年3月24日公布的《不動產登記法》。⑶1898年5月17日公布的《非訟事件程序法》。
此外，與民法典同時施行的還有與之有關的幾個法律：⑴1898年5月20日公布的《法院組織法》的修改文本。⑵同日公布的《民事訴訟法》修改文本。⑶同日公布的《破產法》修改文本。⑷1897年5月7日公布的《商法典》（通稱為「新商法典」HGB）。
從德國民法典制定的全過程看，有幾點值得提出來。這幾點在立法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些是可供我們借鑒、學習的：
⑴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和討論的階段。在制定之前，德國法學界發生過歷史上著名的「法典論爭」。這個論爭就德國應否制定一個統一的民法典，可能制定與否，以及應制定一個什麼樣的法典、應如何制定等，作了充分的討論。這一討論雖然未能直接導致民法典的制定，但論爭的雙方都由此進一步研究德國的「過去的法」，終於完成了潘德克頓法學的建立，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可以說法典論爭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完成了思想上的准備，潘德克頓法學為民法典完成了學術上的准備[11]。有了這些准備，到德意志帝國成立，德國政治上的統一一旦完成，制定民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⑵德國民法典制定工作本身也經過了很長的時間——23年（1873—1896）。這一點首先說明，當時德國的統治階級（軟弱的資產階級與當權的容克貴族階級）與法國大革命後新上台的資產階級不同，沒有法國資產階級對於一部新的民法典的急迫需要，因為他們並不希望通過制定民法典去實現深刻的社會變革，也不希望用民法典改變私法方面的各種關系。德國統治階級只想通過民法典統一各邦的法制，以加強帝國在政治上的統一。至於在法律上，德國已經有了幾個邦的普通法典，盡可維持現狀。因此，德國統治者在制定民法典時就不要要求迅速完成，而要求起草者盡量細致地進行工作，當時對第一個委員會提出的任務是：對德國現行的私法要從合適與否、內部真實與否以及合乎論理與否各方面加以探討，特別對於諸大法典（按，這是指如普魯士普通邦法等法典——本文作者注）與羅馬法、德國的基礎相異之處要研究其合適與否，盡可能求其均衡，從而草擬出適合於現代法學要求的草案[12]。第一委員會的工作長達13年，不僅提出了草案，而且提出了5卷理由書。以後的修改並沒有對這一草案作大的變動。這種細致的工作在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⑶德國民法典在長達20餘年的制定過程中，歷經兩個起草委員會、一個議會的專門委員會（這個專門委員會開了53次審查會）的討論，兩次把草案公布向公眾征詢意見。參加委員會的不僅有專門的法學家（法官、法學教授），還有經濟學家與各種實務工作者。參加討論的更是廣泛。許多著名的法學家都提出詳細的意見，如奧托·馮·基爾克（Otto．V．Gierke）安東·門格爾（Anton Menger）等都從極不相同的角度提出批評性意見。對第一草案的意見，經帝國司法局匯編為6冊，可見其多。可以說，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是集中了全國法學界與學術界的精英，集中了全國的智慧進行的。英國法學家梅特蘭（F．W．Maitlalnd，1850—1906）說，德國民法典在其生效之時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的最好的法典，他說：「我以為，從未有過如此豐富的一流智慧被投放到一次立法行為當中。」[13]
⑷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者不僅給本國制定了一個法典（對這個法典的評價是另一問題），也為本國和各國的法學者留下了一整套有系統的、完整的立法資料。這套資料包括：第一委員會的《立法理由書》、第二委員會的《議事錄》、帝國司法局長呈交議會的《意見書》以及帝國議會專門委員會的《辯論記錄》（Protokolle）。這些資料成為後人研究、了解德國民法典的最好的材料，更是法制史的最好材料[14]。而對於中國，這種完整地保存立法資料的做法，是我們應該學習的[15]。
⑸德國民法典公布後，同時或相繼公布了一些必要的附屬法律。這些法律都與民法典同時施行。最主要的是民法典的施行法。施行法詳細規定了民法典與其他法律的關系、與各邦的邦法的關系，全面地、徹底地解決了、完成了制定民法典的任務——統一全德的私法。至於不動產登記法與非訟事件程序法則使民法典的一些規定得以落實。例為德國民法典實行物權登記制度，如沒有登記法，這種制度就會落空。最後，由於民法典的公布，為了配合民法的實施將三個重要法律（法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破產法）予以修改，對一個重要法律（商法典）重新制定。這些工作，立法者都及時將之完成，使這些附屬與修改或重定的法律都得以與民法典同時施行。德國皇帝選擇了二十世紀的第1天作為施行這些法律的一天，使這一天成為德國法制史上輝煌的日子。對於我們說來，這種做法有重要意義。一個法律的實施，常常有賴於其附屬法規與配套法規的制定，如果欠缺了後者，那個主法律也許就無法實施，主法律中的規定再好，也會落空。中國的《公司法》於1994年7月1日施行，但由於許多附屬法規和配套法規沒有制定公布，公司法里的不少規定也就無從實施而成為具文。所以在這種地方，我們應該學習德國的做法。
④ 求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淵源 越具體越好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國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資本主義國家的和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基礎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公布時的名稱是《法蘭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賦予它《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稱[3]。該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別以1816年的王政復古版留傳下來。所以我國商務印書館的譯本中保留著"國王"和"王國"字樣。別的版本則在"國王"下有"(共和國總統)"字樣。
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雖然其中仍留有若干舊思想的殘余，但終究是革命思想的體現。這種革命思想就是自由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和人權思想。法典雖然未能在家庭制度方面完成"人的解放"(在這方面，法典較之革命後的法令有些退步)，卻在經濟方面較為徹底地做到了這一點．法國民法典是"人權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體現。我們如果把依照這個民法典構築的社會與革命前的社會(封建社會)對比一下，就會看到法國民法典的思想意義——它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當然，這個新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那個時代，它是人類文化的頂峰。在封建社會中，"人"受著各種各樣的束縛，受著各種力量的壓迫，既沒有意思自由也沒有行動上的自由，法國人分為各種階層，沒有平等可言。但在民法典的規定下，所有的法國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總之，法國民法典是"解放"人的法典，而不是"束縛"人、更不是"奴役"人的法典。就是在今天，法國民法典的這種精神仍對我們有啟示作用、指導作用，我們仍可從這方面去學習它。
二、法國民法典的思想內容
根據上面所說，對法國民法典的研究，應該著重於它的思想內容。以下分為4點說明：
（一）法國民法典規定了近代民族國家法律的幾個基本原則，奠定了近代法律的基石。
法國民法典前面有一部分，標題為《前編•法律的公布、生效以及一般適用》，有6個條文。這6條規定的實際上不只是民法的問題，而是一切"法律"的幾個基本原則。而且這個《前編》(Titre Preliminaire)沒有與以下各編統一編號。據說，這6條在當時制定時不是只作為民法的前6條，而是作為當時計劃中的包括幾個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的一個總法典的《前編》的。[4]現在這6條只列於民法典之首(其他幾個法典大多經過了很大的變動)，使人以為這只是民法典的前編了。
這6條的內容是近代民族國家的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則(除第3條是國際私法性質的規定外)，也是對"封建法"的改變。
1．法律統一原則。第1條規定："經國王(共和國總統)公布的法律，在法國全境內施行。"這個條文包含兩點：(1)法律須經"公布"。公布是法律對外生效和施行的要件。(2)法律公布後，在全國施行。全國的法律是統一的，這與封建法律的地域性和分散性是正相反對的。
公布的作用在於使人民知悉法律，至少是可得知悉。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公開性"。對於這一點，中國人是深有體會的。在我國，不久前還有所謂"內部規定"，那就是不公布的規定，也就是不讓人民知悉的規定。
一個統一的國家必須有統一的法律，這一點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社會，情況不是這樣。這就難怪凡是研究法國民法典的人，莫不首先把統一全國私法作為這部法典的偉大成就。例如澳大利亞法學家瑞安說："伏爾泰曾說，在法國旅行需要經常更換法律，就像經常更換馬匹一樣。他的俏皮話與事實相差並不遠。法國直到1804年拿破崙法典頒布之後，才成為一個法律上的整體[5]。"又說"拿破崙法典的目標是要統一法國的私法，從這方面看，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6]。"這就是這個第1條的意義。
2．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第2條規定，"法律只對將來生效，沒有溯及的效力。"封建社會的法律，由帝王制定，可以任意追究過去的事情，可以侵犯或剝奪人民的既得權利，可以肆意改變人民的已有的法律關系．近代法律以不溯既往為原則(當然有例外)，不僅民法如此，刑法也如此。這一原則的首要作用在於維護人民的既得權利與原有的法律地位，使人民在行為時只須注意並遵守當時有效的法律，不須顧慮行為後法律的變動(因為行為後法律的變動，只能影響以後的行為，對法律施行前的行為或事沒有影響)，從而有安全感。
3．立法與司法分離的原則。第5條規定，"裁判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裁判。"確立行為的一般規則，是立法的范圍。司法官只能對其審理的個別案件，進行個別的裁判，不得將其裁判作為一般的規則而當然適用於其他案件。這也就是立法權與司法權分離，亦即三權分立的原則。
法國在大革命之前，由於沒有統一的法律，各地區存在著分散的、彼此不一致的"習慣法"，於是法院就有對這些習慣進行解釋，從而使之取得法律效力的權力。各地區的法院常常公布一些具有立法性質的判決，使司法判決成為"一般規則"[7]。法國民法典的第5條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定的。
司法權的作用既然是裁判個別案件，法官就不能拒絕裁判。第4條規定："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時，得依拒絕裁判罪而追訴之。"如果法官可以因法律之故而對人民間的糾紛不予裁判，必將使人民的糾紛無從得到解決，而陷社會於混亂與不安。
本條是原則規定。詳細的處理辦法規定在民事訴訟法和刑法之中。
4．公私權(公私法)相互獨立的原則。第7條(不屬於"前編")原來的文字是，"(民事)權利的行使，與市民資格相互獨立，後者依憲法取得並保有之。"1889年改成現在的條文[8]，即："民事權利的行使與依憲法和選舉法取得並保有的政治上的權利的行使是相互獨立的。"這一條規定民事權利與政治權利相互獨立，二者不互相依賴，不互相影響，民事權利以民法(私法)為依據，政治權利(公民的資格、選舉權)以憲法與選舉法(公法)為依據。被剝奪公權(政治權利)的人仍可享有並行使其民事權利。
劃分公私法，這是近代法律的原則。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主張，私權是天賦的人權，與政治權利不同，行使私權並不以享有公權為條件(前提)。
(二)一切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
法國大革命"解放"了在封建制度下被壓迫、被奴役的一切人，把所有法國人置於同等(平等)的地位，這一點表現在民法上就是承認所有的法國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權利。這就是第8條的內容。這一點的意義，今天已經不必多說了。從此以後，這一條已成為任何一個國家民法的最根本的原則。當然，在各國民法典里，盡管所用的文字和詞語有所不同，例如德國民法典第l條，蘇俄民法典第9條等等，但都毫無例外地接受了這種原則。
對法國民法典苛求的人可以說，法國民法典的這一條只說到"法國人"，與德國民法典第1條只說"人"相比似乎差了一點。但應該注意到，在那個時代，民族國家是人類最高的生活共同體，用"法國人"這個字眼是完全正當的。何況就是1964年(一個半世紀以後)的蘇俄民法典也還是說"蘇俄公民"呢?
法典第488條規定："滿21歲為成年；到達此年齡後，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第13條規定："外國人經政府許可設立住所於法國者，在其繼續居住期間，享有一切民事權利。"前者與第8條合起來奠定了近代民法自然人能力制度的基礎。第13條奠定了近代民法與國際公法中外國人地位的制度的基礎。
法典還就兩項特別能力作了明文規定，第1123條規定："凡未被法律宣告為無能力之人均得訂立契約。"第1594條規定："一切法律並未禁止其為買賣行為之人，均得買受或出賣。"訂立契約和買賣物品。在封建社會是有嚴格限制的。法國民法典特別規定這兩條，也是"解放"人的表現。這些規定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們想一想，我國在解放後，在農村土地改革後，要特別申明農村借貸自由和買賣自由，就可以理解，法國民法典的這些規定，對剛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人們是多麼重要了。
(三)法國民法典奠定了近代民法中財產法的基礎。
近代民法中財產法的基礎，即所有權絕對和契約自由，在法國民法典得到完成。封建的財產制度和封建性的財產權利，在法國民法典中被清除得乾乾凈凈。在這一點，德國民法典也不如法國民法典做得好。
關於這一方面，只要舉出幾個原則性的條文就夠了，用不著詳加闡述。第537條第1款規定："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處分屬於其所有的財產。"第545條規定："任何入不得被強判出讓其所有權；但因公用，且受公正並事前的補償時，不在此限。"我國近年來制定某些法律時，對於類似於第545條的規定，還要反復討論。這時，不禁令人感到，200年前通過這樣的條文，要有多大的勇氣。
法典第967條規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繼承人的方式、或以遺贈的方式、或以其他適於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遺囑處分其遺產。"
其次關於契約自由。法典第1101條規定，"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於其他一人或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第1119條規定，"任何人，原則上僅得為自己接受約束並以自己名義訂立契約。"第113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
契約自由也擴及於夫妻之間。第1387條規定："夫妻間的財產關系，僅在無特別約定時，始適用法律的規定；夫與妻只須不違背善良風俗，並依後述各條規定的限制，得隨意訂立契約。"
法國民法典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民法，貫穿了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包含有幾層含意。第一，廢除古代的形式主義。第二，不許國家干預個人的意思自由。第三，講求個人的真實意思。法國民法典的意思主義（典型的規定是第1583條，買賣的合意成立後，即使標的物尚未交付，價金尚未交付，合同即告成立，標的物所有權即移轉)，是近代民法法律行為理論的核心。
總之，人們可以指出法國民法典在身份法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之處甚至是缺點，但很少能在財產法方面指出什麼大的問題。法國民法典在這方面，一方面繼承了羅馬法的一些優良的制度和規定，一方面貫徹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一些思想主張。為了說明這一點，還可以舉出以下幾條規定。第一，法國民法典把關於國有財產的規定納入民法典(第538-542條)，具有特殊意義。在這種規定下，國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立於同等地位，受到同等對待。第二，法國民法典對契約的解釋作了詳細規定(共9條)。第三，在買賣中，法國民法典只保留了"買回"而廢除了"先買"制度。對於買回，法國民法典對買回的期限規定不得超過5年，法院也不能將之延長(第1660條、第1661條)。與此不同，德國民法典規定了買回與先買兩種，而且把土地的買回期定為30年(第503條)。兩相比較，法國民法典的規定在當時更具有進步的意義。第四，法國民法典第1674條關於買賣有失公平時不動產出賣人可取消買賣的規定及其整個辦法(第1675條以下)，為以後的各國民法典開啟了先例。把法國民法典的規定與其他國家民法典的類似規定比較研究後，不能不承認法國民法典的規定仍有其獨到之處。因為第一，限於不動產，第二，規定了嚴格的評估鑒定辦法。
法國民法典財產法中的某些規定，因其為當然之理，以後各國民法典多不作規定。但正因如此，這種規定就成為對我國民法學生十分重要的知識。例如第2092條規定："負擔債務的人，以其現在所有及將來取得的一切動產及不動產，負履行其債務的責任。"第2093條規定：「債務人的財產為其全體債權人的共同擔保；因此其財產的價金應依債權人債權額分配之，但債權人中如基於合法原因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存在時，不在此限。」這種規定，特別是前一條的規定；由於在別的國家民法典中已經沒有，因此，今天在對中國民法學生說明什麼是債務人的無限責任時，仍要引用它。因為必須明白了無限責任後，才能明了有限責任。
(四)法國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繼承法方面的成就
在家庭法和繼承法方面，法國民法典的成就遠較財產法方面遜色。大革命後在這方面的一些激進的、先進的法律——例如廢除家父制度，准許協議的甚至單方面的離婚，長子繼承製的廢止，遺產的平均繼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緩和，有的甚至回復到"舊制度"的原樣，以致有人說這是"對革命的反動的法典"[9]。所以會如此，當然有復雜的原因，對此，本文不去詳論。
但是與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法比起來，法國民法典並不是沒有成就，它仍舊對"舊制度"(封建制度)作了極大的變革。首先是婚姻法的世俗化。中世紀末期，國王和教會爭奪對婚姻家庭的司法管轄權的斗爭，到法國民法典終於確定。民族國家對婚姻家庭取得了絕對的管轄權，教會完全失去了它在這方面的權力。法典第165條規定："婚姻儀式，於當事人一方的住所，在身份吏前公開舉行之"。以國家的身份吏代替宗教的教士和神父，從此，婚姻世俗化的過程完成了[10]。法國民法典早於德國民法典100年，卻不像德國民法典那樣，仍然在法典中承認教會的地位[11]。這一點表明，法國民法典在婚姻世俗化這一點，比德國民法典還要先進。
法典也否定了在結婚方面的家父的絕對權力。法典規定了復雜的結婚同意制度，以緩和對家父權的沖擊，但在經過了多次以「尊敬證書」請求同意後，法典於第152條、第153條規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不再需要家父的同意而結婚，這樣最終地擊敗了家父的同意權這個封建力量的強大堡壘。
法典第326條規定，"民事法院對於有關身份的訴訟，有專屬管轄權。"這一條規定的意義，有的學者只解釋說，它排除了刑事法院對身份問題的裁判[12]。但是不能否認，這一規定也同樣排除了教會對身份問題的干預，因而也具有世俗化的意義。
法典保留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規定，保留了不自由的離婚制度。這些都一直要到許多年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隨西方國家的普遍的家庭法的改革而得到糾正。
在繼承法方面，法國民法典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質。首先，法典只承認財產繼承，只承認繼承是一種取得財產的方法，因而將之規定在第三編之首。法典完全不承認身份繼承，也不承認特殊的貴族財產繼承製度，實行不分男女的均分繼承製度，否定了封建制度下的男性繼承與長子繼承。第732條規定：「法律之規定財產的繼承，不考慮財產的性質與來源。」原來在封建時代，遺產區分為貴族財產、傳來財產與取得財產。對貴族財產實行獨占繼承製度(長子繼承，以後長子不獨占繼承，但享有較大份額)，對傳來財產實行兩系分別繼承製度(父系和母系分別繼承)，對取得財產實行兩系均分繼承。民法典廢除了這種劃分，只在第733條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分系繼承。第745條規定："子女與其他直系卑親屬，不問性別與長幼，亦不問其是否出生於同一的婚姻，得繼承其父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等血親的遺產。如繼承人均為被繼承人的一親等直系卑血親，且以自己的名義繼承時，應依人數平均繼承；如繼承人全部或一部代位繼承時，應依房數繼承。"這些規定，建立了近代法上的法定繼承製度，開以後各國民法里的法定繼承製度之先河。
(五)法國民法典樹立了近代法中的個人責任原則
在封建法中，由於封建領主制與家長制的關系，民事責任與民事行為是分開的。有時，行為人不是責任人，而非行為人卻要對他人的行為負責。刑事方面的株連制度在民事方面也有所表現。法國民法典既然承認每個成年人都有平等的能力和自主的意思，當然也就承認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典第1382條規定："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失而致行為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的責任。"以下各條又規定了侵權行為的各種情形。法典關於侵權行為的5條構成以後大陸法國家民法整個侵權法的基礎。
上面列舉的5個方面，當然不能說完全是法國民法典的創造，不是由法國民法典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來的。它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產物，是文化積累的成果。但是法國民法典把這一些成果完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確立下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也為個人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一個新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法典的保護之下發展成長起來。人類文明也被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這是法國民法典的偉大的思想意義和光輝業績。
三、法國民法典的編制、體例與語言
像法國民法典這樣古老的法典，它的編制和體例自然帶有時代的特點，不應該用後代的眼光去評論。所以指摘法國民法典結構不合理，說；"任何科學的安排方法都不會在一編之中把繼承和贈與、契約和侵權行為、婚姻財產、抵押和時效等這些毫不相乾的內容都放在'取得財產的不同方法'之下[13]。"甚至說法典的第三編完全是異類題材的大雜燴[14]。這都是不適當的。法國民法典承繼了《法學階梯》的編法而稍加調整，分為人法、物法和債法，今天看來，無可厚非。
相反地，法國民法典的教科書式的體例有獨到之處。例如第二編第一章《財產分類》，第三編第三章第一節關於契約的《通則》，就可以當作財產和契約的教科書來讀而得到應有的知識。
法國民法典的語言一直受後人的稱贊。或說它淺顯易懂、生動明朗，有人甚至說法典是一部"出色的法國文學著作"[15]。
據說，拿破崙希望這部法典能為全體法國人民讀懂，法國人民能人手一冊。這一點差不多做到了。而這應歸功於法典的淺近的和優美的文字。
法國民法典在這方面與德國民法典完全相反。這是兩種文化的產物，很難比較其優劣。但是這畢竟是後世制定法典的人所應注意的。
四 結論
法國民法典是影響及於全世界的一部大法典。奧地利普通民法典就產生在它的旁邊，卻相形見絀，不為後世所重。至今我們仍不能不研究它，仍從它那裡得到啟示。
法國民法典所表現的啟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對於任何地方、任何時代的尋求自由與解放的人民，都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和價值，對於任何一個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極大的益處。
真難怪法國人民對這部法典充滿著愛好和感情，幾次想要改造它而又捨不得它，還是保留它的原貌。世界人民也把它作為一部有高度學術價值的著作。我國商務印書館將之與《法學階梯》一並列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完全是應該的。
在我國，研究法國民法典，深刻領會其革命的精神與思想史上的價值，用以促進我國自己的民法典的制定，是這一代法學者的任務。
⑤ 德國民法典編撰體系的主要特點
論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關鍵詞： 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啟示
內容提要： 德國民法典對於德國的民族振興、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卓越的貢獻。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 融合了西方各國民法典的精華，成功地實現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與國際性、現代化和現實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諧。因此， 加強對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的研析， 可以為正在制定中的中國民法典提供科學的思路與深邃的啟迪。
一、德國民法典的生成
一部法典的歷史就是一部社會的發展史。「每一種法典，都是一定的國情、歷史、文化的制度凝聚，是我們檢視一定社會、一定國家的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水準、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個制度文明的進步程度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1]德國民法典誕生的直接推動力就是要廢除西方列強在德國的治外法權，實現主權獨立。然而，作為一部反映與規制全體德國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典，不可能僅僅依靠一場廢除治外法權運動就能造就出來的，它的生成必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與法學理論方面的准備，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1. 廢除治外法權是德國民法典生成的最直接的政治動因
「德國民法典編纂的成功，應該說是在廢除治外法權這一大前提下，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相互妥協的產物。」[2] 19 世紀初西方列強開始在亞洲擴張勢力范圍，通過堅船利炮洞開了德國的大門。西方列強與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迫使德國喪失了司法主權的獨立與關稅自主權，強迫德國承認包括司法在內的本國法律制度在德國領土上對本國國民進行裁判的效力。在當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成為德國國民的強烈願望和政府的首要職責。明治政府上台以後，頭等大事就是力爭修改德國在德川幕府末期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71 年德國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歐美與各國交涉，西方列強則要求德國以西方的法律制度為楷模，制定各種法典，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換條件。面對實力強大的西方列強，明治政府為了達到廢除治外法權的目的，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開始了大規模的立法工作，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編纂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程。為了能使民法典達到西方列強的要求，同時慮及法國民法典是世界范圍內最具影響的民法典，因此德國聘請了法國學者博瓦索納德加入到法典編纂工作中，在博瓦索納德和德國國內法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890 年德國舊民法公布於世。但德國舊民法公布後立即遭到了國內強有力的批評，從而在延期派與斷行派之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法典論爭」，延期派認為民法典親屬法部分的現代化規定與德國的傳統家制習俗格格不入，甚至出現了「民法出、忠孝亡」的言論。最終，延期派戰勝了斷行派，德國舊民法被迫延期。1893 年德國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典，設置了法典調查委員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同時任命帝國大學教授穗積陳重、富井政章和梅謙次郎為起草委員會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德國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在舊民法典的基礎上，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與第二草案的基本精神，並結合德國實際情況，完成了德國新民法典的編纂工作。1896 年通過公布了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1898 年通過公布了親屬編與繼承編，全部民法典於1898 年7 月16 日正式施行。總之，來自不平等條約的壓力催生了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條約改正運動成就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事業。正如德國學者富井政章所言：「在法學尚未發達的今天，短期內成就如此龐大的立法事業，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3]
2. 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德國著名法學家K.茨威格特與H.克茨曾經指出：「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法典有幸能把近期實現的社會關系全面變革的成果以固定的形式加以鑄造，從而使它們能指望被其奉為思想准則的人類理想和社會模式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時代的尺度。」[4]明治維新以前的德國是一個與西方近代法無緣的封閉式封建社會，尤其是一國范圍內法律的不完善與不統一的現狀嚴重阻礙著德國新的經濟的發展。而從18 世紀末起，德國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提高，商品經濟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已開始形成。明治維新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變法圖強，最終達到「脫亞入歐」，也就是通過法制的近代化，通過條約的改正，達到富國強兵，走上歐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化發展道路，最終達到與歐洲列強比肩而立的目的。而要達此目的，不僅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主要的還需要增強國力。為了消除封建割據與封建社會法律不統一帶來的弊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迫切需要制定統一的民商法典。總之，統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成為催生民法典誕生的根本動力。
3. 德國法學研究的深入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准備
無論是社會變革所創造的良好社會政治經濟條件，還是大膽全面地移植國際先進制度的指導方針的實施，都只是制定一部好的法律的外部條件，從法律自身來看，完備的法律制度必須以堅實的科學理論為基礎。19 世紀中葉德國國門被洞開後，德國人抱有亡國之憂的同時，深受西方文明之刺激，眾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明治政府成立後，推行文明開化政策，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文明，圍繞著仿效西方制度、學習西方文明、振興德國民族的明治維新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德國明治維新後，朝野對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整個國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視，培養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的法學家，出版了一批具有理論深度的法學著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改革的理論。」[5]早在19 世紀70 年代德國就已經選派學生赴英國、法國、德國等研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法律，不僅如此，當時的明治政府還在國內大力興辦法律學校， [6]培養自己的法律人才。正因為法學教育與研究的繁榮和卓有成效，德國涌現出了一大批法學專家為民法典的制定建言獻策。被選為起草委員的梅謙次郎、穗積陳重、富井政章三位委員都具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並精通兩大法系或其中之一。起草者們深厚的比較民法功底、嚴謹的態度，以及大量的調查研究和論證都是法典制定成功的重要基礎。尤其是舊民法所引發的「法典之爭」，從另外一個視角來說，也為新民法典的問世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德國民法典就是明治維新之後數十年法學理論研究活動與「法典之爭」的結果。
二、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德國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德國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各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德國國內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德國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 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德國民法典，必須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審視態度，科學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徵與思想史上的價值。
1. 現代化與現實性
深受西方列強資本主義民法典的影響，德國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貫徹了資本主義民法傳統原則，並將其法典建立在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等三大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因而這是一部屬於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法典。該法典第206 條規定：「所有人在法令限制內對所有物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凡本文所引《德國民法典》相關條文，均出自渠濤編譯的《最新德國民法》） ，從而集中確立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無限制的原則。該法典第3 條規定：「私權的享有，始於出生」，從而體現了公民民事權利平等的原則。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二章契約部分，規定了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契約的訂立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契約可包含任何內容，契約在雙方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五章侵權行為部分，還原則性地肯定了民事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如第709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人，對於因此所發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依據當時社會的現實情況，該法典對過失責任原則亦作了例外規定，承認了無過失責任歸責原則，如第717 條規定：「因土地工作物的設置或保存有瑕疵而致使他人發生損害時，其工作物的佔有人對受害人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第718 條規定：「動物佔有人，對其動物給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該法典不僅很好地貫徹了資本主義的民法原則，而且還「運用了諸如法律行為、代理、時效、佔有、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近代資產階級民法廣泛使用的法律詞彙，體現了其概念、術語的歐化和近代化」[7].由於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在德國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社團組織大量出現，因而德國民法典在總則部分首先區分自然人和法人，並設立專章對法人制度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 按法人的成立目的，將其分為公益法人和營利法人兩種，民法典第34 條還承認祭祀、宗教團體為法人。這些相對於法國民法典的規定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總體而言，德國民法典「財產法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的基礎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個人責任的三大原則為指導的，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近代法律」[8]，因而較好地體現了民法典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已故著名法學家謝懷軾先生曾經指出：「民法是一個國家、社會全體人民的共同生活准則。民法的內容，民法的變化發展是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民法如果與社會脫節，就失去了它的價值。」[9]
事實也是如此，法典的許多規定未停留在寬泛原則層面，而是適應了實際的需要。由於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國社會是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德國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所以頒布之初德國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現實社會作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該法典親屬編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時代以男性為中心的「家」的制度，對戶主的特權與家屬成員的從屬地位做了具體規定；即使在財產法部分，該法典也保留了諸如永佃制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部分內容，從而凸現其現實的保守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對民法典親族、繼承編中不合時宜的規定作了根本修改，強調個人尊嚴及兩性實質平等，從而實現了民法典身份法部分的現代化。
2. 本土化與國際性
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來決定的。「必須記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與一般意識形態與觀念的集中體現。任何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樣。法律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經過某種本土化的過程，它便不可能輕易地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10]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既大膽學習借鑒甚至移植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尤其是法、德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又兼顧德國的歷史與現實，從而有機地將二者結合起來。德國民法典的成功之處就是將移植過來的西方法律制度在德國加以同化和整合，實現了本土化。德國民法典擔保物權的規定就是將法國擔保制度與當時德國社會通用擔保形態相結合的成果，在民法典實施後，由於其中的抵押權制度不能適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德國在20 世紀初又采普魯士民法模式制定了以工廠抵押法為代表的各種財團抵押法。
「今天民商法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有一部分，常常是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圍內統一或者大體統一的。」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充分認識到法律對全球經濟交流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德國民法典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在編纂民法典時採取了「西化」方針。當時西方包括英、美、法、德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是較為發達的，代表了國際法學的先進成果，所以德國移植他們的法律後所體現的國際性特徵是不言而喻的。梅謙次郎曾說過「， 世上有人稱我們的新民法是依德意志民法，這是膚淺的見解。體裁上雖酷似德意志法，但法蘭西民法與德意志民法都是按照同等程度被參考的。」而且為編寫新的民法典，法典委員會翻譯、參照了大量的其他國家民法。梅謙次郎先生曾列舉過參照的外國民法典：法蘭西民法（1804） 、德意志民法第一草案（1887） 與第二草案（1895） 、普魯士民法（1796） 、薩克森州民法（1863） 及德意志其他州法、奧地利民法（1811） 、荷蘭民法（1829） 、義大利民法（1865） 等。起草者之一的穗積陳重先生則稱德國民法典是「比較法學的成果」。[11]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是對各國法律綜合比較、鑒別、篩選的結果。德國民法典無論是在編排體系還是在法典內容上均體現了對不同國家、不同法系法律的融合。德國民法典的體系主要借鑒德國民法草案的編排體系，分為五編：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但物權編和債權編的順序沒有依照德國民法，而是將物權編放在債權編之前。這主要是因為德國新民法在編纂時深受法國民法典的影響，法國民法典的編撰體例是人、財產所有權、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財產所有權相當於物權，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中則包括債權的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法國民法典對德國民法的巨大影響。在內容上，法典繼承了德國民法典的偉大創造，規定了法律行為制度，並以公序良俗這一一般性原則作為判斷的依據；關於佔有制度，則系采法國立法例，認為佔有是一種權利，而德國立法則認為佔有僅指事實，而非權利。[12]在物權變動形式方面，德國民法典也沒有采德國民法典公示生效的做法，而是與法國民法典一樣，實行公示對抗要件主義。在關於侵權損害賠償范圍和承諾效力的立法上，德國則借鑒了英國的判例法。德國民法典關於先取特權的規定則來自於1865 年義大利民法典。因此，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是對世界各國先進的民法兼收並蓄的產物，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
3. 法典化與融合性
在絕對理性主義支配下的19 世紀的大陸法系國家，其制定民法典就是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方法，其終極目的在於通過法典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民法典作為一個自足的體系，能通過法典內部原則和制度的配合與協調，達致順暢運行的目的。但是，民法典不應成為封閉的體系。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法典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後性，立法者不可能預見到未來應受法律調整的各種情況，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同時由於法律規則本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使得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做法勢在必行。
為了使得法典在適應性和穩定性中達到平衡，德國民法典既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來實現法典的穩定，又通過判例法和特別法對法典漏洞進行必要的補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針對法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的客觀需求，德國民法典為整個民法乃至整個私法規定了一些根本性的總的原則。該法典第l 條規定：「私權必須適合公共福祉。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權利不許濫用。」第2條規定：「本法須以個人的尊嚴及男女兩性本質性平等為宗旨解釋。」法典對基本原則的規定無疑能應對沒有具體規范的尷尬，使法典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面對法典自身固有的缺陷，在民法領域則通過制定大量的特別法與司法判例來完善德國民法典，從而體現了法典的開放性與融和性的特徵。一方面，德國民法典在承認制定法是民事法律的重要淵源的同時，也承認判例的淵源地位，並且成功地實現了法院判例的法典化；而且德國民法典有意識地在法律中規定一些一般性條款，如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期實現彌補法律漏洞的目的。德國民法典采兩大法系融和的趨勢，體現了德國民法典的開放性與現代性，為後世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樹立了典範。另一方面，由於法典受到篇幅的限制，所以對於遺失物制度的規定很原則，為了適應復雜而具體的實踐要求，德國另行制定了《遺失物法》，對拾得人、遺失人的權利義務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再如，1972 年的《大氣污染防止法》和《水質污染防止法》，以承認無過失責任以及近似於無過失責任的形式謀求對受害人的保護。雖然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選擇了民法法系的模型，但之後又出現學習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傾向。一戰後，隨著德國經濟力量的強大，金融業發展迅速，英美法中行之有效的商業信託制度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正是在需求和規范的推動下，德國在1923 年通過了《信託法》。信託法制度根植於英美的衡平法，它的雙重所有權的制度設計是與大陸法國家的絕對所有權制度格格不入的。但德國民法學家克服了這些障礙，作為採納民法典的大陸法系的國家，第一個大膽地在民法典之外，制定通過了《信託法》。[13]這是融和性特徵的典型表現。
三、對中國民法典編纂的借鑒意義
民法法典化是近代以來中國政府與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自清末變法以來，無論是1911 年完成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以及1924～1925 年北洋政府以此為藍本次第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還是1931 年中華民國正式頒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均借鑒了世界上各主要法典化國家的民事立法經驗，吸收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民法理論成果，這其中又以德國法的概念、制度為先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54 年、1962年、1979 年三編民法，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草案終未成典。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之主觀上受「成熟一個，制定一個」思想的影響，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單行民法系列之路，以至於造成了現今民法體系混雜、理論底蘊不深、邏輯性不強、滯後社會發展等缺陷。經過近3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數年的求索，民法學界幾已達致共識：民法法典化是中國民法走向現代化的最佳選擇。如何使我國的民法典成為新世紀的經典之作，加強對德國民法典的研析，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1. 注重民事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契合
我們現在制定的民法典是一個意義重大且內容龐雜的工程，需要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專家的共同努力。法律專家首先必須精通民事理論，其次還應把握法律實踐。德國民法學界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與法學研究者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德國民法典成功的秘訣之一。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都十分重視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結合。明治維新以後，德國法學得以迅速發展，學習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學者，對各種理論學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許多問題上結合德國社會的實際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德國民法典起草時，立法者和民法學者對當時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和能夠想到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析，民法調查會的民法議事記錄多達數百萬字。這種從立法活動開始的研究延續到今天的法律教學和法律實務中，形成了許多服務於法律實務的理論學說和對理論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判例理論。這對法律科學的發展、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為法治國家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德國民法典起草委員會還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使相關法律規定盡可能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我們要講現實，但重要的是當前的現實，是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研究這些問題，制定民法典是沒有根基的。」[14]國外一些國家的法學理論成果或制度設計很先進，但我們在褒揚的同時應注意中國的土壤環境是否適宜它的生長，這是一個需要反復論證的任務。在民法典制定過程中，我們既要加強民事理論的研究，又必須關注現實生活，加強實證分析，努力促進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相契合。
2. 注重市場經濟成果與和諧社會相共通
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法律表現，是規制市場經濟的基本法。近年來，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統一大市場逐步建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趨於合理、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漸次加快等。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的建設成果需要統一的法律加以鞏固，市場經濟的再發展和成熟度均需要法律加以引導並予以保障。我們制定的民法典應當把市場經濟的成果合法化、制度化。市場經濟發展對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既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如電子商務、基因技術對傳統民法理論的挑戰。市場經濟帶來巨大利潤的背後又不可避免造成貧富差距、就業困境、環境惡化、資源危機等問題，這是與和諧社會的目標不相符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任務，我們要努力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能夠協調好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關系，使社會呈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使社會各個群體和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協調和兼顧。我們新制定的民法典既要能夠為新時期市場經濟的再次飛躍發展提供保障，又要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實現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社會文明。
3. 注重國際發展趨勢與科學發展相融合
德國民法典制定時雖然德國民法典還沒有正式出台，但德國人注意到了德國民法典草案的偉大之處，認識到德國民法典草案中所體現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大膽借鑒德國民法典草案，制定了許多與國際社會相共通的規則。今天在研究發達國家民法典時，應該采功能主義的比較方法，充分認識到這些國家的民法典也在不斷地修改完善，一些傳統的民法理念、民法制度已經遭遇了時代的挑戰，因此我們要關注民法典的國際化發展趨勢。當今世界是市場機制統合世界經濟的最主要機制，各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公正原則、誠信原則也是一致的。在市場經濟全球化時代，需要更多的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共生的法律規則，為復雜的交易提供便利。我們的民法典是在國際化與科技化潮流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立法者要努力克服法律的滯後性，提高法律的前瞻性，立足現在，兼及未來。
同時，民法典的法律技術和法律內容必須與科學發展相配套，關注國際法學、比較法學的發展趨勢。民法典必須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進行創新，否則民法典將不會成功。我國民法典既要對國際發展趨勢有敏銳感，又要能夠鼓勵科技創新，要有包容精神，引導我國的科學發展並能夠大膽預測科學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以超前的法治思想和價值理念，構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民法典體系，爭取把我國的民法典建設成為21 世紀最偉大的民法典。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共同社會經濟生活條件使得民法在內容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具有為世界各國或地區共同認可、一體遵循的某種意義上的通行性。因此，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判例與學說，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再重復一遍別國已走過的彎路而去親自摸索和實踐。總之，在制定民法典時，既要充分把握民法典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又要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學發展。
⑥ 法國民法典在國際私法史上的貢獻或意義是什麼
在該法典頒布之前來，國際自私法作為一種法則只是調整一國內部各城邦國家或各地區之間的法律沖突，具有區際私法的性質。但該法典頒布後，沖突規范調整的是內外國的法律沖突，國際私法才真正是解決不同國家民商事法律沖突的法律。因此可以說，國際私法由學說法發展到制定法，是一個質的飛躍。而且，法國民法典所涉及的內容都是對後世國際私法立法有著深遠影響的重要問題，並為許多歐美國家的民法典所效仿。
⑦ 分析1900年德國民法典的特點及意義
一、特點
1、德國民法典是一部保守的、守舊的法典。
2、在一百年來法典編纂與法學（特別民法學）學術發展所積累的經驗與成就的基礎上，在法典編纂技術與民法學發展兩方面，較法國民法典有顯著的進步。
3、一部壽命很長的法學傑作。
4、以成熟的一些概念、學說和制度作為基礎。
5、德國民法典立法技術的優越性。
二、意義
1、它繼承羅馬法的傳統，結合日耳曼法的一些習慣，並根據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情況而制定，因而在內容上超出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律原則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需要。
2、1900年1月1日施行，以後為德意志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繼續適用，現在仍然有效。
3、這是繼《法國民法典》之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
(7)國際民法典擴展閱讀
1900年《德國民法典》
1900年《德國民法典》從開始起草到正式公布施行，前後花了二十多年時間。除了含有若干國際私法實體規則的施行法之外，《德國民法典》分為五編，共35章，2385條。第一編為總則，主要規定涉及民法各部分的一般原則和基本制度。
第二編為債務關系法（簡稱「債法」）；第三編為物權法；第四編為親屬法，主要內容為民事婚姻、親屬關系和監護等；第五編為繼承法。《德國民法典》的用語抽象而准確，概念嚴謹，法典的編纂體例具有科學性。
《德國民法典》所採用的五編制民法體系屬於「潘德克頓體系」，創設了「總則編」，並將其放在民法典之首。總則編是對整部法典的基本制度和原則作出抽象、概括的說明，並對一些概念、術語作出解釋。其後的四編是總則編的擴展和具體化。
此外，《德國民法典》的立法精神體現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結合。
《德國民法典》的編纂和施行，對統一德國法制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成為德國民法發展的基礎。此外，《德國民法典》還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事立法，如1898年《日本民法典》、1923年《蘇俄民法典》等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由於《德國民法典》的嚴謹結構、抽象概念和晦澀的語言被認為是典型的德國產物，別國很難照搬，因此，《德國民法典》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主要是在法律理論和學說方面，而實際採用的卻很少。
《德國民法典》的出現，打破了《法國民法典》近一個世紀的壟斷地位，與前者並列成為民法法系的代表，使民法法系劃分為法國法律體系（拉丁支系）和德國法律支系（日耳曼支系）。
⑧ 民法典對人民生活和國家發展有哪些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
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全黨要切實推動民法典實施，以更好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更好保障人民權益。
民法典發布的意義和影響
中國民法典不僅僅是理論層面與思維層面的，而是源於生活實踐的。它是一部鮮活的「社會生活網路全書」。
民法規則它是源於生活又能夠影響人們生活的，它規范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法。我本人在實際的生活當中，十分在意自己的行為盡可能地不去影響其他人生活的安寧。比如對於可能產生噪音的吸塵器的使用時間，我就非常注意，通常會是在工作日的上午九點以後，以及節假日的上午十點以後才用吸塵器；晚上八點以後是絕對不會用的。民法中對於私人生活安寧的保護在隱私權當中極盡彰顯，它始終貫穿以及隱含的一條線索就是，當自己從事一些活動或者是獲得便利的同時，盡量不對他人產生影響；或者是盡可能給他人帶去一些便利，讓這個社會當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更加和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編，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誠如有學者所言，民法典的七編所體現的不僅僅是編章結構的意義，它更是七本書的體現，內容非常豐富和厚重。涵蓋胎兒、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等等主體規則與權利保護規則，從鼓勵交易、維護交易安全形度進一步完善了物權法、合同法體系及相關規則。尤其是因應社會的實踐發展，增加了典型合同的類型；專設人格權編也凸顯了國家對於人格權權益保護的格外重視；婚姻家庭編和繼承編的規則也始終貫穿弱勢群體保護的理念；而設定相關規則侵權責任編也充分規定，行為人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法律責任等內容。
而且民法典系統整合了新中國70多年來長期實踐形成的民事法律規范，汲取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優秀法律文化，借鑒了人類法治文明建設有益成果，是一部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符合人民利益和願望、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體現對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嚴等各方面權利平等保護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的民法典。
⑨ 談談你對德國民法典的認識
（一）關於對民法自身的認識
如前所述，清末繼受外國民法和國民政府制定民法典，其直接動因是為了廢除領事裁判權，新中國成立後因意識形態和經濟政治的原因而繼受蘇聯民法，直到1978年後民法經濟法論爭中將民法理解為「商品經濟法」[70]，及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統一合同法和物權法，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法學一直為某種政治功利目的所左右，是否因而長期遮蔽了中國民法學對自身的認識和理解？例如，什麼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標或者民法的本位？民法究竟是私法還是公法？為什麼中國民法學已經存在了一百年，而中國社會仍然處於公法觀念支配之下？為什麼很少涉及私法、私權、私法觀念、私權觀念，而一旦涉及這些個概念時總是顯得理不直、氣不壯？
中國繼受外國民法學，時值西方社會法學和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思潮高漲之時，所謂「社會本位」、「民法公法化」、「民法社會化」被視為民法學發展之必然趨勢。中國民法學自誕生之始即深受影響，甚至一些民法學者將所謂「社會本位」誤解為歷史上「義務本位」之回歸。此種所謂民法發展趨勢和發展潮流，恰好與中國在1949年後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暗合，更促成民法和民法學的「異化」，因片面強調社會公益、否定私權、私益，而否定了民法自身。最終「社會公益」也異化了。「公益」、「公益」，多少違法、惡行假汝之名以行！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公法與私法、公權與私權、公益與私益的關系，恐怕是中國民法學必須面對的最大課題。
（二）關於民法的「本土化」
中國民法和民法學，是從外國民法繼受而來，因此決定了中國民法學始終面對
「本土化」的命題。如果說，「法律移植（繼受）是法律進步、發展的永恆的主題」 ，則同樣可以說，如何實現繼受而來的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國民法學進步、發展的永恆的主題，也是中國數代民法學者最終的目標。
在繼受外國法的過程中，繼受的外國法與本國國情不合甚至沖突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因而在學界內外引發爭論，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日本的法典論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自清末繼受外國民法之始即發生過類似的爭論。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法立法也始終伴隨著這樣的爭論。關鍵問題是如何判斷所謂「國情」，及對那種「國情」應持何種態度。究竟什麼是「淳風美俗」？中國歷史上的「一夫多妻」，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風美俗」？女人纏足、男人蓄長辮、三跪九叩首，是不是「淳風美俗」？改革開放前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形成的習慣做法是否「淳風美俗」？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和輕視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的傳統，加之新中國建立後曾長期實行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究竟有多少值得保存的「遺產」、「習慣」和「本土資源」？這些問題都必須首先澄清。
謝懷栻先生指出，不論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要敢於接受，善於研究，不斷修改，這是繼受外國法律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不僅繼受外國法的制度、條文，還要繼受制度和條文背後的民法理論。這就是日本學者北川善太郎所謂「立法繼受」與「學說繼受」。鑒於德國民法（包括法律和理論兩方面）在成文法國家的重要地位，加上中國民法和民法學主要是繼受德國民法，德國民法的影響在近期會更加擴大，在將來也會長期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因此，研究、探討德國民法典，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以促進我國的立法工作和研究工作，仍不失為中國民法學者的重要任務。當然不限於德國民法。我們一定要密切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的實際，廣泛參考借鑒包括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內的發達國家的民法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堅持參考借鑒我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的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才能最終使中國民法和民法學不斷發展，與時俱進！
（三）關於中國民法典編纂
中國民法學的第一項使命，當然是制定中國民法典。在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開始後，常要做兩件大事，一是為前朝修史，二是為本朝修律。這兩件事的意義都很重大，皇帝都派重臣主持，並親自過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三次起草民法典均未成功。1998年八屆全國人大王漢斌副委員長決定恢復民法典起草，並委託九位學者專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組，負責民法典和物權法的起草。民法起草工作小組決定：第一步，制定合同法；第二步，制定物權法；第三步，編纂中國民法典。2002年1月，九屆全國人大李鵬委員長指示加快民法典起草，同月即委託學者起草[76]，當年即完成一部民法典草案，並於同年12月經人大常委會審議一次。因此，鼓動了中國民法學界的激情和關於民法典編纂思路的論爭。2004年6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變更立法計劃，擱置民法典草案的審議修改工作，恢復物權法草案的修改、審議。現今物權法已經頒布，按照法制工作委員會透露的信息，還將依次制定侵權行為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和民法總則，待民法總則頒布之後，再編纂民法典。
對於法典編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當法典問世之時，也必定有適當的政治環境。中華民族這位老人，背著沉重的包袱，雖然有點步履蹣跚，卻在向前奮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說的正是如今。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偉大成就並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今天，已經具備編纂民法典的政治經濟條件，應當是沒有異議的。問題在於，中國民法學為完成這一偉大歷史使命而做的理論准備是否充分？
為什麼一定要編纂民法典？不僅因為，相對於刑法典、訴訟法典甚至憲法法典而言，民法典更足以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高度，而且唯有一部科學、進步、完善的中國民法典，才能表明中華民族已經攀上歷史的高峰！
（四）造就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
中國民法學的百年史，是一部民法繼受史。無論歷史上繼受大陸法系的德國民法，1949年後繼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民法，或者改革開放以來的「多元繼受」即廣泛參考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民法，都是圍繞一個目的，就是學習外國經驗。質言之，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始終是扮演「學生」的角色。當然，將來即使制定了一部進步、科學、完善的民法典，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也還要繼續研究外國民法、繼續汲取外國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亦即還要繼續扮演「學生」的角色。
問題在於，何時中國民法學才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法學術之林，與一切國家的民法學比肩而立？何時才有不以參考借鑒外國經驗為目的的對外國民法的學術研究？何時才有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這樣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將經常出席國際的和外國的學術會議，與外國民法學者平起平坐，共同研討外國民法面臨的重大課題，報告其研究外國民法的學術成果。這樣的民法學者，將不同於現今及此前所有的中國民法學者。中國民法學，只有造就出這樣一批專門研究外國民法的學者，才能終結中國民法學單純扮演「學生」角色的歷史，屆時中國民法學既當「學生」也當「先生」，也就在世界民法學術之林，為中國民法學爭得了「一席之地」！
（五）「全方位」的外國民法研究
現今中國民法學界已經有了一些研究外國法的學者，雖不是專門研究外國法，雖其研究的目的仍然是為了學習外國經驗，產生了一批研究外國法的學術著作。但其研究的對象，仍局限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范圍，這是由前面提到的「指導思想」決定的。現在看來，中國民法學不應繼續將研究對象局限於「發達國家和地區」。隨著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國家已經舊貌換新顏，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要求中國民法學放眼世界，不僅密切關注和研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民法，而且密切關注和研究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民法。凡有中國商品、中國旅遊者、中國投資者和中國企業到達的國家，就有必要密切關注和認真研究該國民法。遺憾的是，中國民法學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且不說研究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中亞國家民法，就是對周邊鄰國包括對俄羅斯的民法，也缺乏關注和研究。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要本著一貫對國家、民族、人民負責的精神，跟上國家、民族復興的步伐，勇於承擔國家、民族、人民和歷史賦予的使命，敞開胸懷，放開眼界，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實施「全方位」的外國民法研究！
結語
中國民法學，這條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已經流淌了一百年的河流，雖然歷經曲折、艱險、轉向、停滯，終究沒有改變前進的方向。因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機遇，中國民法學以其長足的進步、優異的成就和卓越的貢獻，受到社會的關注和尊重，已成為一門「顯學」。一位研究中國民法學史的學者說過，當「民法學這條大河沸騰起來的同時，也是從容思考的空間突然失去的時候」。願中國民法學能夠從容面對各種誘惑，排除各種干擾，朝著既定方向，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