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刑法發展史

1. 簡述中國古代刑法總則的發展變化過程

中國古代刑法制度主要就體現在五刑制度的變化上
五刑的概念很早就形成了，夏商刑制就有所謂的「墨、劓、刖、宮、大辟」五刑。或者這時的五刑是比較簡陋的，但是以五種刑罰為體系的概念卻流傳了下來，成為中華法系的一個特點。
西周沿用了五刑的概念，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呂侯制定《呂刑》，將五刑統一為「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的體系，使其更為完備。
而到了東周秦朝時，由於周時定型的社會結構的解體，要求新秩序的呼聲就大起來了，因此各類變法活動就在各國興起。在法律方面，原來的舊的傳統西周社會的五刑體系就不夠用了，因此五刑體系就逐漸在變法中消亡了，秦朝的刑法體系就包括七類：死刑、肉刑、流刑、徒刑、侮辱刑、財產刑、其他刑等。變化的具體原因就不再討論，而漢承秦制，也延續了這種混亂的刑罰體系。
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改進，新的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根據《晉書•刑法志》記載，首先是曹魏的《新律》，「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曹魏的刑制雖然沒有完全形成五刑制，但也向著刑制改革邁出了一大步。
西晉的《泰始律》又將曹魏的七種三十七等刑罰簡化為五種。即死刑三等、髡刑四等、贖刑與罰金各五等，另加雜抵罪若乾等。
《北魏律》定刑為六，計：死、流、宮、徒、鞭、杖。《北齊律》承其後，確立了完整的死、流、徒、鞭、杖。
最終定型五刑體系的是隋唐時期，唐律最終將其定型，確認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二十等，而且疏議也對這些刑種做出了儒家化解釋：
笞刑五：笞一十。贖銅一斤。笞二十。贖銅二斤。笞三十。贖銅三斤。笞四十。贖銅四斤。笞五十。贖銅五斤。
【疏】議曰：笞者，擊也。又訓為恥，言人有小愆，法須懲誡，故加捶撻以恥之。漢時笞則用竹，今時則用楚。故《書》雲「撲作教刑」，即其義也。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於意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帝悲其意，遂改肉刑：當黥者髡鉗為城奴令舂，當劓者笞三百。此即笞、杖之目，未有區分。笞擊之刑，刑之薄者也。隨時沿革，輕重不同，俱期無刑，義唯必措。《孝經援神契》雲：「聖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禮》雲：「刑者，型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孝經鉤命決》雲：「刑者，型也，質罪示終。」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其所由來尚矣。從笞十至五十，其數有五，故曰「笞刑五」。徒、杖之數，亦准此。
杖刑五：杖六十。贖銅六斤。杖七十。贖銅七斤。杖八十。贖銅八斤。杖九十。贖銅九斤。杖一百。贖銅十斤。
【疏】議曰：《說文》雲「杖者持也」，而可以擊人者歟？《家語》雲：「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國語》雲：「薄刑用鞭撲。」《書》雲：「鞭作官刑。」猶今之杖刑者也。又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撲。源其濫觴，所從來遠矣。漢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畢，改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損。爰洎隨室，以杖易鞭。今律雲「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也。
徒刑五：一年。贖銅二十斤。一年半。贖銅三十斤。二年。贖銅四十斤。二年半。贖銅五十斤。三年。贖銅六十斤。
【疏】議曰：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又「任之以事，置以園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並徒刑也。蓋始於周。
流刑三：二千里。贖銅八十斤。二千五百里。贖銅九十斤。三千里。贖銅一百斤。
【疏】議曰：《書》雲：「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
死刑二：絞。斬。贖銅一百二十斤。
【疏】議曰：古先哲王，則天垂法，輔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義期止殺。絞、斬之坐，刑之極也。死者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與萬化冥然，故鄭注《禮》雲：「死者，澌也。消盡為澌。」《春秋元命包》雲：「黃帝斬蚩尤於涿鹿之野。」《禮》雲：「公族有死罪，罄之於甸人。」故知斬自軒轅，絞興周代。二者法陰數也，陰主殺罰，因而則之，即古「大辟」之刑是也。
這一體系自唐定型後，在其後的時代都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即便是少數民族政權，雖然也有不同，但是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在創立刑制的時候，也是使用的五刑體制的。

2. 如何認識「中國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的說法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20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商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加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加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加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3. 我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

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

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先秦時期。

2、秦漢至清末。

3、清末至中華民國。

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4. 中國大陸刑法典從清代到現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於1908年完成，但由於守舊派的反對，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該律並未施行。它採用資產階級的刑法體例、刑罰制度和刑法原則。在刑法體例方面，分總則、分則兩篇。

在刑罰制度方面分主刑、從刑兩種，主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包括褫奪公權和沒收。 在刑法原則方面，採用了資產階級的罪刑法定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此外，還根據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新情況，規定了有關妨礙國交、妨礙選舉、妨礙通訊、交通以及妨害衛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暫行新刑律》

《暫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對《大清新刑律》稍加刪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規，於1912年4月30日頒行，內容與《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凱發布命令：「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各條應失效力外，余均暫行援用。」此處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據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隨即擬定《刪修新刑律與國體抵觸各章條等並刪除暫行章程文》，並附列刪除各章條目，經呈袁世凱批准，並通令各司法衙門遵行，是為《暫行新刑律》。

後1914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以「重典」威懾人民，頒布《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15條，增設了一些罪名，並加重了原來的許多刑罰。此外，北洋政府還在1915年和1918年先後擬定了兩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頒行。

3、國民政府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

該刑法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共48章，387條。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經過修改的刑法,即所謂新刑法。其中總則編12章99條,分則編35章258條。

列舉了諸如竊盜、殺人等罪名，並針對各罪內容特別規定。學說上一般把刑法分則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數部分；在個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細分為生命、身體法益、自由法益和財產法益等。

原則上本法總則部分的規定適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規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規定稱附屬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別刑法），在分則的部分則列舉了基本的刑事處罰規定。

4、國民政府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

新刑法標榜「從輕主義」,對一般輕罪的處罰比舊刑法規定的有所減輕,但對於所謂觸犯反動統治秩序的行為則從嚴、從重處罰。

同時吸取了德、意、日帝國主義國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謂「社會防衛主義」和「主觀人格主義」精神，宣稱犯罪原因在於人的生理素質和心理因素，主張應以主觀的犯罪動機，而不是以客觀的犯罪事實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對所謂「內亂罪」以及「外患罪」、「殺人罪」、「強盜罪」等「危險極大」者，皆規定了懲罰「預備犯」、「未遂犯」和「陰謀犯」的條款。

特別增加了「保安處分」專章,對於所謂有犯罪行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險」的人,可以借口預防「犯罪」或「再犯罪」,實行「社會防衛」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處所。

5、新中國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

在 1950 年，我國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的主持下進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備工作。刑法大綱草案是對新中國各項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後刑法修訂的基礎

6、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5. 中國刑法史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過渡階段是哪一個時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宣告了新中國刑法學的誕生。從此,新中國刑法學的命運就和共和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從1949年10月到1957年上半年,是新中國刑法學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個時期,它為刑法學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刑法學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闡釋有關法律的著作和教材。①還翻譯出版了一批前蘇聯的刑法教科書, ②發表了一些刑法學論文,這些論文對刑法中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例如,刑法的溯及力問題、犯罪的概念問題、因果關系問題、刑罰目的問題、死緩制度存廢問題以及反革命罪等問題。
縱觀這一時期中國刑法學研究的狀況,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全面批判、徹底否定剝削階級的舊法觀點,介紹和引進前蘇聯的刑法理論。這一時期的刑法學研究初步勾勒了我國刑法學特別是刑法學總論的輪廓,對我國刑法學總論和分論的一些問題有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論述,為我國社會主義刑法學體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礎。二是參與和配合《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1979《刑法典》的最初孕育起草過程中,我國刑法理論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積極的立法建議,並從刑法理論上加以闡述。對一些問題,還展開了激烈討論,這些研討無疑推動了刑事立法的發展進程。

6. 中國歷代刑法

到底中國歷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酷刑，又是怎麼執法呢？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真的光看就腿軟！

◎剝皮

歷史上最愛搞剝皮的人是明太祖。由於他是貧民出身，最恨貪官污吏，一旦被他抓到貪污，下場通常就是剝皮，他即位之初，曾抓到一對父子貪污，震怒之下，下令剝皮。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

「剝皮實草」則是後來的事，並且有規定，貪污多少兩銀子以上就處以此刑。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從這里撕開，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樣的撕開來...

◎腰斬

電視上的包青天，開鍘的時候我們看到的都是把人頭塞進去，刀起頭落，彷佛中國式的斷頭台。但是根據歷史上的記載，包青天那三把鍘刀其實是腰斬用的，也就是一刀下去，就要把人分成兩段。

由於腰斬是把人從中間切開，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會一下子就死，斬完以後還會神智清醒，得過好一段時間才會斷氣。

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用腰斬，傳說一刀下去之後，方孝孺還能以肘撐地爬行，以手沾血連書「篡」字，一共寫了十二個半才斷氣，大家可以算算看一共要多少時間，而這段時間受刑人又得受多少苦痛。

◎五馬分屍

五馬分屍很簡單，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不要以為這沒什麼，要把人的頭跟四肢砍下來都得花不少力氣，更何況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處更可想而知。真到撕開的時候，恐怕受刑人已經不會覺得痛苦。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時候。

另外常聽到的「大卸八塊」，通常是把人殺死以後，才把人的頭、手腳剁下來，再把軀干剁成三塊。不過歷史上有一段記載，恐怕比大卸八塊還慘。

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餵養，取名「人彘」。結果呂後自己的兒子看到，給活活嚇死...

◎凌遲

說到凌遲處死，那可就不簡單了。以前聽人家罵「殺千刀的！」意思就是詛咒這個人給凌遲處死。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記得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

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

據說發展到後來，每次凌遲要由兩個劊子手執行，從腳開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斷氣。而據說犯人若未割滿一千刀就斷了氣，劊子手也要受刑。

◎縊首

在國外，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罰。在國外來說，多半是使用絞刑台，絞刑台的構造是在受刑人腳站的地方有個活門，等繩子套好，活門一開，受刑人就兩腳懸空。

不過這樣子處死的受刑人通常不是窒息而死，而是因為頸椎被拉斷了，因此不會死得太痛苦。三毛就是這樣自殺的，據說這樣子自殺，只需要13公分的空間就足夠把頸椎拉斷。不過，中國人就沒那麼人道了，中國人的絞刑是用弓弦縊殺..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後面開始旋轉那張弓。弓越轉越緊，受刑人的氣就越來越少，最後終於斷氣...

◎請君入瓮

「請君入瓮」這句成語也是從酷刑來的..那是唐朝時代，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朝中有位酷吏叫來俊臣，崇尚嚴刑峻法，對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對待。

方法是找個大瓮，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熱。溫度越來越高，受刑人也越來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話，往往就被燒死在瓮里...

後來武則天聽說了這件事，就把來俊臣找來，問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麼辦？

來俊臣很得意的把這個方法說了出來，武則天就淡淡的說了句：「則請君入瓮」，把來俊臣燒死...

◎閹割

談酷刑，大概絕對不能不談閹割。而中國的歷史上，有關閹割的東西可以寫成一本書。閹割的歷史非常久遠，有簡單的有復雜的。

簡單的就像阿拉伯人，只要犯了強奸罪，人家就會幫你准備一塊木坫，叫你把小弟弟擱在上頭，然後一斧頭剁掉。

復雜的就像中國人，由於代代都要靠宦官來服伺後妃（以免皇帝戴綠帽子），所以閹割的歷史久遠。中國人的閹割可講究了。

首先要拿繩子把小弟弟綁起來（包括子孫袋）讓血液不流通，自然壞死，然後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

割掉了以後拿香灰一蓋，止血，還得拿根鵝毛插在尿道里。等過了幾天把鵝毛拿掉，如果尿得出來，閹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來，這個人就算廢了，大概最後會死於尿毒症吧。所以如果是要閹來當宦官的話，最好趁年紀還小就閹掉，年紀大了危險性高很多。

◎刖刑

關於刖刑，大家的說法不太一樣。有人說是把膝蓋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說是把膝蓋骨削掉，以後者比較可信。總之，刖刑是一種類似截肢的酷刑。

戰國時代，孫臏受師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聽說他名字本來叫孫賓，受刑之後，才改為孫「臏」。如果是把膝蓋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間失去了保護，這個人可能連站都站不起來，要出入行走都得靠拐杖。

◎插針

用插針當酷刑？沒錯，人身上有幾個地方，針插下去可是會哭爹喊娘的。插哪裡呢？插手指甲縫。俗語說：「十指連心」，被針插進指甲縫可會痛得椎心刺骨，不信你試試看。

以前這招也是用來逼供的，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喜歡用在女生身上，有可能是因為女生的忍耐力比較差吧。不過也聽說女生耐痛的能力比男生強，生孩子那種痛都撐得過來，男生絕對沒辦法。

這種酷刑很早以前就有人用了，很多筆記、小說裡面都有提過。而且現在還有人在用。

◎活埋

活埋是戰爭時常用的手段。因為省力，速度也快。對日抗戰時，日軍就常用這招，另外一些第三國家的游擊隊也常用，所以常常有新聞報導在什麼地方又發現千人冢....

中國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過沒聽過有什麼名人受過這種刑罰。比較狠一點的，會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裡，只露出一顆頭，然後開始凌虐..

◎服毒

服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較人道的方式..中國古代的毒葯中，最有名的應該是「鴆」這種毒葯，成語中的「飲鴆止渴」便是源自於此。

據說這是一種鳥，鳥的羽毛含有劇毒，只要把羽毛泡在酒里，立成毒酒，飲之立斃。其次應該就是砒霜。這種毒葯中外皆有使用，以前拿來毒老鼠，當然，要人死也是很好用的。而且據說砒霜沒有什麼特別的氣味，長期少量加在飲食中人注意不到，自然一步步被毒死....

◎棍刑

這里要說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
這里說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從人的嘴裡插進去，整根沒入，穿破胃腸，讓人死得苦不堪言。歷史上沒有看過用這種刑罰的記載，不過金庸小說「俠客行」里有提到，還給這種酷刑起了個美名叫「開口笑」。
另外紅樓夢里，尤二娘「吞金」自殺，就是類似的原理，利用金子的重量，吞進去之後，也是穿破胃腸而死。

這種酷刑還有變形，就是對待淫婦用的「木馬」。（滿清十大酷刑那部電影里有）也是拿根木樁，從下體插進去，由於木樁在木馬上，人又坐在木馬上，身體的重量會往下落，木樁便會慢慢穿入，也讓人死得很慘...

◎鋸割

把人用鐵鋸活活鋸死，其慘狀似乎與淩遲、剝皮也在伯仲之間，難怪在地獄酷刑中，就專門有把人鋸開的酷刑。鋸割刑罰的慘像，千百年來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十分恐怖的陰影，使人畏懼震驚。

◎灌鉛

這種酷刑，就是用鉛或錫灌入受刑人的腸子里，錫的熔點是攝氏二三二度，鉛的熔點是攝氏三二七點四度，無論灌錫或灌鉛都能把人燙死。而且溶化的錫或鉛一入肚腹就會凝固成硬塊，這種重金屬的墜力也能致人死命。

◎梳洗

這里說的梳洗並不是女子的梳妝打扮，而是一種極殘酷的刑罰，它指的是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梳洗之刑的真正發明者是朱元璋。

實施梳洗之刑時，劊子手把犯人剝光衣服，裸體放在鐵床上，用滾開的水往他的身上澆幾遍，然後用鐵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間殺豬用開水燙過之後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盡，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後早就氣絕身亡了。

7. 試述中國古代刑罰制度的發展演變 ......

刑罰是對犯罪分子進行刑事制裁、維護社會穩定的有力工具。自從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社會開始，犯罪現象就從來沒有消退過，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消失。自從國家正權的建立，就代表著公力救濟取代了私力報復，國家成為了唯一有權行使刑罰權的主體，從此，人類告別了原始社會時期的血親復仇，人類向文明和理性邁進了一大步。
由於原始社會的報復思想的痕跡依然存在，所以在最初的奴隸社會時期，刑罰多為肉刑，較為野忙。對於夏代和商代的刑罰制度，目前還缺乏有效的考古證據，僅能根據史書記載略知一二。在西周時期，禮法並存，統治者實行「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刑事政策，認為治國應當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一時期，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奴隸制五刑，即墨、劓、刖、宮、大辟。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由奴隸制經濟形態向封建制經濟形態過渡的一個時期,而戰國時期被多數歷史學家定義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這一時期,刑罰制度主要還是沿襲了西周的刑種,總體上沒有大的變化.值得提出的是,這一時期,大量的成文法出現並向社會頒布(在這以前的朝代中,由於受當時宗教思想的影響,統治者制定法律但不公之於眾),如<<鑄刑書>>\<<竹刑>>\<<鑄刑鼎>>和<<法經>>,其中以魏國法家改革派李悝頒布的<<法經>>影響最大.
秦國在商鞅變法中,改法為律,同時規定了什伍連坐的制度,把全國百姓五戶編為一伍,十戶編為一什,在什伍組織中,一人犯罪,其他人必須向官府舉報,否則要連坐受刑.按照秦國的法律,告奸者與殺敵一樣受賞,而匿奸者與降敵同罪.
秦朝統一以後,基本上沿用了原來秦國的刑種.當時全國統一的法典是<<秦律>>.秦朝的法定刑有黥刑\劓刑\徒刑\宮刑\死刑\罰金刑\株連刑等等.其中的徒刑非常完善,從重到輕分為:(一)城春(男犯)城春舂(女犯)(二)鬼薪(男)白燦(女)(三)隸臣(男)隸妾(女).其勞役的時間和勞動強度依次遞減,且女犯的勞動強度小於男犯.這一徒刑不僅有效地懲罰了犯罪,同時也給當時修築長城等大型工程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秦朝的法律過於嚴苛,這是導致秦朝迅速滅亡的一個次要原因.所以後來的西漢統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訓,實行了較為寬松的刑事政策.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下令廢除肉刑制度的皇帝,他將斬左趾改為了笞五百,把斬右趾改為了棄市.漢景帝繼續執行廢肉刑的政策,他下令廢除了宮刑(但宮刑在漢武帝時期又恢復了),同時規定笞刑不得超過二百,行刑時不得換人,以盡最大限度防止受刑人死亡的情況.

漢亡以後,中國歷史進入了長達300多年的大分裂\大動盪時期.這一時期,各個割據政權雖然在法律制度上多有變革(如改變刑法典的結構,魏律將具律改為刑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北齊律>>將名和例合並,置於律首;增加了若干保護封建統治階級特權的法律制度,比如八議制度\官當制度,等等),然後在刑種上沒有多大改革.
隋朝時,中國終於確立了封建制五刑,從而奴隸制五刑徹底結束.隋文帝制定了<<開皇律>>,減輕了刑罰的殘酷性,規定滅族刑僅適用於謀反\謀大逆和謀叛三個罪名,將笞\杖\徒\流\死規定為法定的刑種(即封建制五刑).唐代基本上繼承了隋朝的刑罰內容,規定死刑只採取絞和斬兩種方式(絞刑輕,斬刑重).當時全國的刑罰分為二十等,分別是笞十,笞二下,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徒一年,徒一年半,徒二年,徒二年半,徒三年,流2000里,流2500里,流3000里,絞,斬.唐律還限制了刑訊制度,規定拷打犯人只能用杖刑,且所杖之數不得超過100下(對於輕刑犯,所仗之數不得重於可能判處的刑罰數目).

五代時期，統治者第一次執行了凌遲死刑。而這一制度被遼朝所沿用，並且第一次成為了法定刑。而且，這一時期宋朝的刑罰制度也趨於嚴苛，除了五刑以外，又出現了刺配刑，這是將古代的墨刑又恢復了，應當可以說是刑罰制度的一大倒退。
元朝統一以後，基本上沿用了自隋唐時期形成的封建制五刑的制度，不過元朝對於笞和杖刑的數目不一樣，分別是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如此直至一百零七；同時，元朝廢除了絞刑，死刑改為斬和凌遲兩等。隨後的明清兩代沿用了元朝的死刑制度，用斬和凌遲兩種方法執行死刑。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大興酷刑，他認為元朝滅亡的原因是法令不嚴，且執法不嚴，提出了「明刑弼教」的刑法思想，實際就是重刑主義，於是在制定了《大明律》以後又制定了「御制大誥」，在〈〈大誥〉〉里，大量的古代殘酷刑罰被恢復，如剝皮、抽筋、梟首等等。由於明代廠衛制度的設立，錦衣衛有權在朝堂上實行廷杖，就是當場用大棒杖擊大臣，受刑者大量死去。同時，明朝還發明了「立枷」，就是一個重達300斤的夾子，犯人一旦戴上，肯定會在三天以內痛苦地死去。
清朝繼續沿用封建制五刑，並且廢除了明朝的一些殘酷的刑罰，但是仍然保留了凌遲。清代的刑訊制度也較為寬松，規定拷打犯人，每次杖刑不得超過三十，對於殺人、強盜等重刑犯，允許使用夾棍（夾男犯人的腳）和拶指（夾女犯的手指），但兩種刑罰對於同一犯人均不得超過兩次。

8. 中國歷史上的刑法

前言 凌遲 車裂 斬首 腰斬 烹煮 剖腹 抽腸 射殺 沉河 絞縊 鴆毒 黥面 割鼻 截舌 挖眼 斷手 刖足 宮刑
幽閉 枷項 笞杖 廷杖 鞭撲 人食 獸咬 拷訊 雜刑

9. 簡述我國刑法的發展歷程

這個有點復雜了

10. 我國法律的發展史是什麼

以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為起點，中國法制歷史傳承四千餘年，其總體的發展脈內絡、相容互間淵源繼承關系是異常清晰的。不過，四千多年間，朝代不斷更替，政權屢經變更。所以從宏觀上觀察，各個時期法制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按照發展的階段及風格特色等粗略的標准來劃分，中國法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法制、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和近現代法制三個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