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國際化

Ⅰ 國家的刑法是什麼

國家的刑法是一國規定什麼是犯罪和如何懲罰犯罪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1979年制定實施的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我國第一部刑法典。該法實施後，又制定實施了若干單行刑法，如1983年制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1997年，全國人大對1979年刑法典進行了修訂，並廢止了其他單行刑法。1997年刑法典生效後，僅於1998年制定了一個單行刑法，即《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此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9年至2015年，對1997年刑法典進行了九次修訂。截止目前，我國刑法體系中，正在生效的刑法有一部刑法典、一個單行刑法和九個刑法修正案。

Ⅱ 《刑法》分為幾大類

我國刑法分為十大類犯罪：
第一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專章 破壞社會主屬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五章 侵犯財產罪
第六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國防利益罪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
第九章 瀆職罪
第十章 軍人違反職責罪

Ⅲ 刑法的輕刑化發展趨勢的理解

輕刑化是人類進一步走向文明的體現,也是時代發展的需要。隨著政治專經濟的發展，加之國際形勢屬的影響,我國刑法典中的適用,也經歷了由嚴到寬的過程,且有進一步輕刑化的趨勢。作為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刑法,其刑罰的寬嚴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刑法,其刑罰的寬嚴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輕刑化符合我國刑罰的目的
二、輕刑化的現實表現及其作用
（一）我國現行量刑制度中輕刑化的體現
（二）現行刑罰執行制度中輕刑化的體現
三、輕刑化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一）輕刑化是我國古代統治者長久統治的奧秘 (二）嚴酷刑罰的歷史教訓更加突出輕刑化的重要性

Ⅳ 關於國際管轄的問題

歷史上，隨著國際犯罪的增長和惡化，國際刑法的兩種實施模式，即直接模式和間接模式，漸次形成。眾所周知，前者在反對國際犯罪的斗爭中一直處在補充地位，而後者則是其基本模式。

依作者之見，直接模式的存在和發展，受制於各國國內刑法的國際化程度，而間接模式則依賴於國際刑法的國內化程度。這兩種趨勢相互滲透，並相輔相成。但是兩種趨勢不可等量齊觀。事實上，國際刑法的國內化是國內刑法國際化的一個基礎條件。很明顯，對國內刑法而言，把它們向國際刑法開放總比把它們集結化為國際刑法容易得多。因為國內法反映著一國的意志，而所謂的國內化對國家主權的震動較小；相反，直接模式的建立，其作為國內刑法國際化的目標，本質上意味著國家必須把自己的刑事管轄權的一部分割讓給國際刑事法院。源於強烈的國家主權觀念，這在當今國際社會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
對國際犯罪的刑事管轄權，是關涉國際刑法兩種實施模式的首要問題。與這兩種模式相適應，這種管轄權也可分為兩類，即國際管轄權和國內管轄權。它們分別與國內刑法的國際化和國際刑法的國內化相聯系。限於篇幅，本文僅討論兩個問題：一，中國刑事管轄權體制述評；二，普遍原則在中國刑法中的地位和前景。最後附有一個簡短的結語。
一 中國刑事管轄權體制述評
一般說來，中國在國際犯罪管轄問題上歷來堅持兩個彼此依存的觀點。一方面，中國主張在現實情況下，國內管轄應當作為國際犯罪刑事管轄的基本模式，而國際管轄則應作為補充模式；另一方面，中國認為就國內管轄而言，屬地原則應當具有對其他原則的優先性。下面先談第二方面。
國際犯罪的國內管轄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管轄原則的確立和管轄順序的安排。
在中國的刑事管轄權體制中，屬地原則被作為基礎，而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和普遍原則被作為補充。關於中國屬地原則的規定，1997年刑法典第6條第1款作了明確規定。關於中國的屬人原則的規定，參見該法典第7條。至於保護原則，參見中國刑法典第8條。該法典第9條是關於普遍原則的規定。
如上所述，對國際犯罪的管轄順序是國際犯罪國內管轄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換言之，如果這種順序闕如，管轄權之間的沖突將在所難免。在作者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是要在國際層面上建構一些規定，以便在不同管轄權發生沖突時具有優先管轄權的國家得以確定。然後，各國應把公認的關於管轄順序的國際刑法納入各自的國內刑法。如此，對特定國際犯罪具有最優先管轄權的國家可以起訴和審判這一罪案，而其他相關各國則不能再行使所謂的管轄權；假如罪犯不在這個國家控制之下，它應當享有引渡罪犯的請求權，而被請求國，即使它本來具有對該案件的管轄權，也應當履行它的引渡義務。只有這個具有最優先管轄權的國家放棄管轄權，其他相關國家才能按照優先性依次填充管轄主體的空缺，從而獲得優先管轄權。在國際刑法的現行規定中，這樣一個優先原則的缺乏，可以說是一個遺憾。一些國家以及一些學者認為，建立這樣一個優先原則是不現實的，因為引渡的一般規則是如果在引渡的請求國和被請求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的話，被請求國不會引渡一個人到請求國。即便有這種觀點，建立上述優先原則的必要性仍然在國際社會得到普遍承認。既然如此，各國就應當遵循合作精神，努力達成合意，以便盡快確定這一原則。雖然目前缺乏這樣一個原則，但人們還是能透過國際刑法關於國內管轄的規定看到上述原則的雛形。無疑，在各種管轄原則中，屬地原則總是被安排在第一位，其後總是依次為屬人原則和保護原則。被置於最後的也總是普遍原則。因此，「或引渡或起訴」不能顛倒為「或起訴或引渡」。這一立法方式表明上述優先原則正在形成，這不過尚未成為一個強行規范。鑒於領土、國民和國家利益對主權國家的極端重要性，在自己領土上發現特定的國際罪犯但沒有基於屬地原則，屬人原則或者保護原則的刑事管轄權的國家，僅僅能夠在具有優先管轄權的相關國家都放棄它們對於特定案件的管轄權或者未能在特定期間內提出引渡請求時，根據普遍原則行使管轄權。

以下這個網站有講解,你可借鑒一下.

Ⅳ 刑法學前沿問題

刑法是關於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對保護公民權益、維護社會秩序、保衛國家利益乃至促進社會發展均至關重要。
目前，改革和開放在繼續進展與深化，法律調整需要加大力度，法治建設需要進一步科學化和現代化，法學研究面臨挑戰與發展機遇並存之局面。
未來中國刑法學的發展，應緊密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實際情況，認真總結實踐經驗，借鑒國外先進的刑法理論和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經驗，促進中國刑事法治的民主化、科學化、國際化進程.
（一）在形事政策上,對傳統型犯罪的懲治與防範問題
懲治與防範犯罪乃刑法的宗旨所在，也是刑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與法治建設中的重要使命。從今後十年的發展趨勢看，下列傳統型犯罪的懲治和防範仍應作為刑法研究的重點：破壞經濟秩序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犯罪；瀆職犯罪；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等。對這些犯罪的有效懲治和防範，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有利於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有利於廉政建設，亦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
（二）在經濟方面,注重對新型犯罪的開拓研究
當前國外出現的一些新的犯罪類型，如計算機犯罪、環境犯罪、與生物工程有關的犯罪、恐怖主義犯罪等，在我國尚不十分嚴重，但是刑法學對它們的研究不能因此而放鬆，而應當進行超前性的探討。當然，這種研究應結合我國的科技、經濟發展水平，不可盲目追隨國外。
在新型犯罪中，法人犯罪問題應受到重視。就世界范圍來講，英美法系較為普遍地承認法人犯罪，大陸法系國家近年來亦有承認法人犯罪的某些跡象（如法國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典就用大量篇幅規定了法人犯罪）。但是，從實務上考察，如何真正使法人承擔刑事責任並達到刑罰之目的，在兩大法系中仍是問題。我國近年刑事立法中規定了諸多懲治單位犯罪的條款，但實際效果頗值得懷疑。刑法理論上關於法人能否成為犯罪主體的爭論尚未見分曉，仍有待於深化。
（三）法治文化視角上,不斷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研究刑法問題
自從五十年代不分良莠地全面移植原蘇聯刑法理論之後，中國刑法學便向其他國家的刑法理論關閉了大門，而只是致力於將原蘇聯的刑法理論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對其他國家刑法學研究的資料之佔有相當有限。近些年雖然情況有所好轉，但所據資料亦以二手貨為多，而且很不系統。既然對其知之不多，便很難予以研究和借鑒。隨著近年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中國刑法理論落後於國外刑法理論的現象亦愈加明顯。對國外先進的刑法理論借鑒不多，對國際刑法學術交流活動參與不夠，是中國刑法學的一個重大缺陷，這使得我國刑法理論患營養不良和視野狹窄的弊病。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得以全方位地展開，刑法學也被推到對外開放的前沿。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國際刑法學、比較刑法學、外國刑法學應當成為今後刑法學研究的重要領域。1997年和1999年中國將分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將變成現實，我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交流與和平統一的步伐也正在不可逆轉地邁進，因而關於港澳台地區刑法與全國性刑法的效力范圍及其沖突與解決等問題，亦將成為刑法學研究的重點領域之一。與此同時，還應加強與國外境外的學術交流活動和學術研究合作,真正解決人治與法治的問題

Ⅵ 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哲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為維護人類和平、安全與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雖然這些努力遠沒有達到人類所期望的結果，但畢竟在維護和平的進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常設國際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國際性特殊機構，以及一些區域性機構，如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和歐盟（European Union）等機構的建立。特別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洗劫之後，國際社會懲治國際犯罪的意識更為濃烈，國際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國際法委員會在起草編纂國際刑法典草案的同時，國際社會及時組織審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種危害人類的犯罪行為，並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範效應的國際刑法基本原則，如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國家之間刑事司法合作與協助條約及協議原則等，這些原則至今仍有其現實作用。由此觀之，國際刑法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是國際刑事實體法和國際刑事程序法的演進史，或者是國際刑事法典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發展的演進史。這一歷史進程總體上沿著一條從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線發展，在總體發展趨勢下分析，國際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兩者的發展又非同步進行。

（一）國際刑法發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從實體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犯罪的認識肇始於17世紀習慣國際法對海盜罪（Piracy）的認識，「海盜一直被認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種『違反人類的罪行者』。按照國際法，海盜行為使海盜喪失了其本國的保護，因而喪失其國家屬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飛機，雖然過去可能具有懸掛某一國家旗幟的權利，也喪失了這種權利。國際法上的海盜行為是一種『國際罪行』；海盜被認為是一切國家的敵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轄權的任何國家』加以法辦」。2自1841年至1982年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可適用於海盜罪的國際性法律文件，雖然當時海盜罪行少有發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協議》（Nyon Arrangement）認為「海盜」是一種「恐怖主義」的行為，並將該罪行列入國際犯罪種類之內，使之成為國際社會最早認同的典型的國際犯罪。因此，在以後界定國際犯罪種類時常以海盜罪作為藍本，即考察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和國際譴責性。3此後，販賣奴隸行為4和戰爭行為5應受國際譴責的特徵逐漸顯露出來，因而成為國際社會譴責的對象。這些罪行不僅危及國家利益，而且威脅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寧，然而，這一時期國際社會尚未考慮從事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

從程序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刑法的認識可以追溯到1474年，當時27名聖羅馬帝國法官審理了皮特。馮。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許其軍隊實施強奸、殺害和掠奪無辜平民財產的行為，並因這種行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認定其有罪。6這次審判嘗試被國際社會視為國際刑事審判的序幕。然而，由於當時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以及其他國際性審判或司法機構均未誕生，所以這項審判屬於在「非正式」場所中進行的審判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個唯一具有國際特色的非政府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調查1912年第一次巴爾干戰爭和1913年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中針對平民和戰犯實施的那些應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開始時，為了向西方國家提供一個「受影響地區正在發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畫面」，該委員會調查了沖突的整個過程及個人行為。巴爾干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事實調查團，在事後根據他們發現的事實作出了實質性的報告，並於1914年7月遞交了這些報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該報告的作用便成為歷史的縮影。7

因此，從形式上看，國際社會對國際刑事程序法的認識似乎早於實體法。盡管實體意義上的國際刑法或程序意義上的國際刑法都沒有進入規范化的過程，即既沒有進行國際罪行實體法的編纂，也沒有從事正規的國際性刑事審判，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雛形已露端倪，特別是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刑法完全呈現出一種獨立發展的態勢，並且努力試圖形成一種集中立法和審判機構的模式。這種發展態勢顯示了基於國家調查和執行的多邊法律文件或機構的增長，與國際領域犯罪作斗爭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這一領域的獨立發展已經有力地說明一般國際刑法的發展。8多邊公約的增長賦予國際刑法廣泛的內涵，使國際刑法擺脫了僅適用於危害人類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國際公約已經涉及非普通的國際犯罪、長期存在的焦點問題、引渡制度等，特別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國際政治寓意的國際犯罪。

（二）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的同時，也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這一期間是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國際刑法進入發展高潮的直接誘導因素。此時，國際刑法在實體和程序上的發展並駕齊驅。從實體上講，人類社會認識到戰爭罪行和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嚴重危害結果，進一步明確戰爭罪和違反人道主義罪屬於嚴重的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等戰勝國經過多方妥協最終達成《凡爾塞條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戰爭發起者責任與刑罰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895名應受指控的戰爭罪犯名單，並希望通過協約國軍事法庭進行一次較為正式的國際刑事審判，即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序言中馬頓斯條款的規定，起訴1915年在土耳其境內實施大規模屠殺亞美尼亞人的土耳其官員以及其他實施「違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個人。9 盡管由於當時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協約國的審判活動沒有成為現實，特別是萊比錫的審判。10因此，有學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們的目光短淺和對陌生事物的恐懼傾向，已經使國際刑法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11但這一時期國際社會所作的努力已經表明國際社會懲治嚴重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犯罪的強烈願望，從而使國際刑法呈現急速發展的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國際刑法的發展達到第一個顛峰，同時也為國際刑法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石。這一時期，實體法上除了強調戰爭罪、反人道罪、危害人類罪及侵略罪等嚴重國際犯罪以外，還肯定了滅絕種族罪等其他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紐倫堡審判12和東京審判13不僅在社會意識上獲得了成功，而且滿足了民眾企盼和平與懲治戰犯的渴望。紐倫堡法庭憲章及其審判活動，以革新的方法創制了解決武裝沖突的法律，創設了新的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其中包括著名的個人責任原則）。14盡管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屬於事後的立法行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沒有依據當時國際社會廣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則（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紐倫堡審判的合法性卻毋庸質疑。因為在紐倫堡審判之前，國際社會已於1928年訂立了旨在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或稱《巴黎條約》）。在簽署條約的63個國家中包括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作為締約國對條約的內容及宗旨顯然有明確的認識。雖然《凱洛格—白里安條約》中沒有刑事罰則的規定，但紐倫堡審判恰好彌補了該公約的這一缺陷，這也正是紐倫堡審判發展國際法的功績所在。雖然東京審判略晚於紐倫堡審判，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傳統國際法基礎上審判那些違反戰爭法規或習慣的普通戰爭犯罪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相同，而且還確立了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審判實例，然而，這些原則的確立是對紐倫堡原則的擴展，特別是有關「共同陰謀」進行侵略的理論，東京審判較紐倫堡審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不僅把國際刑法的發展推向高峰，其深遠意義還表現在另外兩個方面：一是促使聯合國將注意力轉移到建立一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問題。1948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要求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價值性和可行性，聯合國大會在審查了該委員會的報告後得出結論，建立這樣一個法院既值得又可行，並決定由聯合國17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國際刑事司法協會，籌備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具體事宜，該協會於1951年提交了一份規約草案，1953年委員會第二次修訂這一草案。1953年規約草案規定建立一個常設法院，法院將對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國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機構人員所犯「國際法公認」的罪行具有管轄權（這些罪行通常認為是在《懲治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簡稱《法典草案》）中規定的具體犯罪）。17法院將根據罪行發生地國家以及罪犯的國籍國根據「公約、特殊協定或根據單方聲明」授予法庭的管轄權來行使屬人管轄。二是促進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編纂罪行法典的設想總是與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設想相伴而行，但是在兩個設想之間卻沒有必要的聯系。假如國際刑事法院沒能建立，那麼國際刑法典沒有法院的建立便無處施行。通過國家之間合作或依賴地方訴訟的「間接執行」，很難化解公眾對嚴重違法行為的憤慨。18

我們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段較短的期間之所以被譽為國際刑法發展的一次高峰，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國際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發展相輔相成。國際社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國際刑事審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刑事審判實際操作，進而轉入呼籲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這種思維變遷業已表明國際刑法在程序上的行進步伐，在此期間進行的國際刑法典編纂工作同樣說明國際刑事審判對實體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來，國際刑法學協會一直致力於籌建國際刑事法院和編纂國際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紐倫堡審判時，方始加快實現這種願望的進程。1946年第一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確認了「紐倫堡憲章和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所承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191947年聯合國大會指令國際法編纂委員會（即國際法委員會的前身）20制定一部總的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21決議授權進行工作的內容包括：（1）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和法庭判決中所承認的國際法的一些原則；（2）起草一部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確指出與第（1）部分提及的內容相一致的地方。22 兩年後，國際法委員會遵照決議的精神開始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中的基本原則」，並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員會下設一個附屬委員會，任命一名專門的報告起草人，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擬的法典草案雖然僅有5個條款，列舉了13種獨立的國際罪行，但是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積極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的成功進行共同構築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繁榮景象。

（三）國際刑法發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說是國際性歷史事件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那麼自國際社會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戰犯之後，國際社會似乎度過了一段虛假平和時期。然而，由於這一時期沒有所謂巨大的歷史事件發生，所以國際刑法的發展亦隨之處於低迷階段。

在此期間，國際社會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國際性的刑事審判，國際法委員會仍在繼續從事一些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正如國際法委員會在1984年的報告中所說，「委員會編纂國際刑法試圖遵循的程序是：詳審認為構成國際犯罪的違反國際制度（公約、宣言、決議等等）的行為，選擇其中一些最為嚴重的行為，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際犯罪都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產生危害。」25而且國際法委員會還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將「offence」易為「crime」，26目的在於增強對犯罪行為嚴重程度的認識；由於侵略罪的定義遲遲沒有定論，乃至影響了整個法典的編纂進程。

這幾十年中，盡管國際社會在編纂國際法和創建國際法院方面的興趣較低，但有關國際犯罪種類的界定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逐漸從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等極其嚴重的國際犯罪轉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諸如侵略罪、種族滅絕罪、種族隔離罪、國際恐怖主義罪行以及非法販運毒品罪等。1990年，國際社會已經著手處理出現的兩類新型的國際犯罪，即環境犯罪27和盜竊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這一時期，聯合國仍在認真努力編纂國際罪行法典，並積極籌劃國際刑事法院建立進程，盡管「冷戰」阻礙了這一進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來國際刑法的發展已逐漸走出低谷。

（四）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發生了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國際性武裝沖突，1994年盧安達境內的武裝沖突中也出現了滅絕種族罪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再次推動國際刑法朝著一個新的峰值邁進。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顯著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其一，國際刑事特設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會正式通過第780號決議建立前南斯拉夫調查戰爭罪行專家委員會，這個專家委員會負責對前南斯拉夫沖突中的「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和其他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的調查和取證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繼專家委員會遞交第一份臨時報告後，30安理會第808號決議明確規定，「設立一個國際法庭來起訴應對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的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負責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國際刑事法庭（ICTFY，以下簡稱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繼前南法庭建立之後，1994年7月安理會通過第935號決議，旨在調查盧安達內戰期間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並建立了盧安達調查違反國際人道法專家委員會，其中包括調查可能實施種族滅絕行為的專家委員會。同時安理會第995號決議批准了盧安達法庭規約和審判機制。

我們認為，前南法庭和盧安達法庭的建立及運作是國際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發展，這兩個法庭的建立從本質上鞏固和發展了紐倫堡、東京審判中確立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這些進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法律淵源上的進展。兩個法庭都是聯合國安理會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並根據安理會決議設立的國際特設法庭，因而兩個法庭對及時有效地解決當時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嚴重違反人道主義法行為發揮了積極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國際法原則。兩個法庭在紐倫堡法庭和遠東法庭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將只由沖突一方承擔刑事責任的理論擴展為不受限制，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無論其為沖突任何一方均應承擔刑事責任。三是進一步糅合國際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論。在訴訟活動中，兩個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則沿展了國際刑法基本原則的內涵，諸如並行管轄權的行使問題、32一罪不二審原則的明確適用、33強調司法獨立的原則、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權利保障和國際司法協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與草案的通過。經過國際法委員會、國際刑法學協會等國際性機構積極努力，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和頒行工作順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聯合國綜合各方提出的意見不斷對草案進行分析修訂，並於1996年正式通過了《法典草案》。該《法典草案》是歷史上確定國際犯罪種類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種國際性犯罪。35這部法典的製作擺脫了原有國際公約不含刑罰特徵的弊端，吸收了現代國際公約及國際刑法發展中逐步形成的有關刑罰適用的規定和特點，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以及應受到國際刑事審判的國際犯罪等。同時，該法典還充分展示了國際犯罪行為的固有特徵：（1）構成國際罪行禁止性行為的明確規定，或依照國際法構成的國際犯罪；（2）通過確立禁止、預防、起訴和懲罰及類似的義務，來間接認可行為的刑罰性；（3）禁止性行為的犯罪化；（4）起訴的義務；（5）懲罰實施禁止性行為的義務；（6）引渡的義務；（7）在起訴、懲罰（包括刑事訴訟程序的司法協助）方面的合作義務；（8）刑事管轄根據的建立（刑事管轄的理論或刑事管轄的優先）；（9）國際刑事法院或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級命令的辯護理由。36《法典草案》的編纂與通過不僅滿足了國際刑事審判活動的法治需求，而且還為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屬物管轄的選擇空間。

其三，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誕生。1992年11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國際法委員會開始根據1992年國際法委員會組成的工作組的建議，起草國際刑事法院規約。1994年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出台，國際社會於是加快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進程，1995年聯合國成立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1996年10月28日籌備委員會向聯合國第51屆大會遞交了報告，請求擴大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范圍，並決定於1998年完成統一的公約文本、規約和附加議定書。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義大利羅馬舉行的世界外交官大會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是國際刑法發展的里程碑。這一方面是國際社會各學術機構和國際法委員會積極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國渴望和平、安全與發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種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差別，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從規約制定的過程及其內容上看，國際法委員會希望盡可能地體現不同的法律文化和價值觀念。作為創立國際刑事法院依據的主要法律文件，規約確立了嚴格的訴訟機制和行政機制，其細微之處囊括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各個環節。這不僅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有效運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且是國際法在實體和程序上有效結合的典範。

罪行法典草案和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足以表明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豐碩成果。那麼，此後國際刑法將如何發展，是平穩直線發展，抑或有所振盪，則取決於國際關系格局以及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

Ⅶ 1997年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的哪些內容

-1997年3月14日通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國現行刑法典97刑法典確立的「罪刑法定」、「適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責刑相適應」三大原則，深入人心。

-十年間，國家立法機關先後通過了6個刑法修正案、3個單行刑法和9個刑法立法解釋文件，並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規定了一些刑事條款，97刑法典進一步完善。

97年來新刑訴法實施十年程序公正推進司法文明

97刑法特色鮮明

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頒布實施，共有條文192條。此後，從1979年到1996年，17年間，國家立法機關先後通過了25部單行刑法，並在百餘部非刑事法律中規定了刑事條款。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法治建設也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1979年的刑法典，很多條文已不適應現實的需要。市場經濟的發展呼喚著新刑法典的誕生。

1997年3月14日，新刑法典在修改原有刑法規范的基礎上，應運而生。這部於同年10月1日實施、被稱為97刑法典的法律，條文增加到452個，其修改幅度之大，涉及范圍之廣，在立法史上十分鮮見。

與此前的刑事立法相比，97刑法典特色鮮明：

●實現了刑法典的統一性和完備性。新刑法典整合了各種刑法規范，包括單行刑法，為我國刑事法制的統一和有效運作奠定了法律基礎。

●取消了類推制度，確定了三大現代刑事法治原則。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責刑相適應」三項基本原則，突出了刑法人權保障的功能。

●促進了中國刑法的國際化。增設了普遍管轄規則並擴大了中國刑法的域外管轄權，增設了一些國際罪行和當代新型犯罪。

●提高了刑法典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注意了體系結構的完備，在條文設置上、用語的表述上，力求具體、細密，繁簡得當，便於實際應用。

●注意了法律之間的連續性與穩定性。與其他非刑事法律規定的刑事條款，銜接有序。

新刑法典有破有立，新修改的條文中透露出新的時代特徵。比如，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反革命罪的提法與新的形勢已不相適應，97刑法典第一章罪名便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取代了原來的「反革命罪」；由於不再搞階級斗爭，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新刑法典刪掉了79刑法典中的「社會主義革命」一詞，而在第二條保留了「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原來法典中的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97刑法典也將其更名為「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罪名比原來增加了近十倍。

Ⅷ 新刑法從哪些方面借鑒了國外經驗

新刑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與此同時，它亦重視借鑒世界各國刑事立法的有益經驗，並為適應國際性的有組織的跨國犯罪增長的新態勢與加強國際刑事合作的需要，努力使國內刑法與國際刑法相銜接，具有開放性刑法的特點。其重視借鑒與銜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 (一)新刑法確立了三項基本原則，即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罪刑法定的主要內容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是世界各國刑法普遍公認的一項法治原則。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因為當時受「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思想的影響，刑法分則部分只有103條，估計可能會出現一些漏洞，使法律適用上發生困難，故規定了以有嚴格控制的類推作為補充。從立法精神看，基本上仍是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的。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亦很少適用類推處理案件。此次刑法修訂，刑法分則條文增至345條，各種犯罪的構成要件和法定刑幅度的規定力求明確、具體、完備。因而對罪刑法定原則採取更為徹底與明晰的態度，並在新刑法第3條明文作了規定。同時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74條規定的類推制度。

罪刑法定、適用刑法一律平等和罪責刑相適應三大原則是人類法律文化的結晶，是刑法理論研究發育成熟的優秀成果。罪刑法定原則體現新刑法既要實現懲罰犯罪，維護法制，保衛社會的任務；亦須重視保障公民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防止任意入人於罪或濫用刑罰，兩者必須兼顧，不可偏廢的立法意旨。適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則表明任何人犯了罪，不論其性別、出身、民族、財產狀況、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職位高低、功勞大小，都要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利用特權或財富徇私舞弊，對定罪、量刑或執行刑罰施加影響，致使罪犯得以逃避刑罰的制裁。至於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亦稱罪刑相當或罪刑均衡原則，則是在前兩項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犯罪、刑事責任與刑罰的關系。在刑法學發展史上，它是經過長期探索的過程，先是西方刑事古典學派主張「刑罰與犯罪相對稱」(貝卡里亞著：《論犯罪與刑罰》第65頁。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出版)以收一般預防犯罪之功效。其後刑事社會學派崛起，提出「刑罰個別化」的理論，倡導重視行為人個體情況，以預防重新犯罪。從當今世界各國刑法的現狀看，一般採取折衷(並合)主義，即以罪刑相適應為基礎，輔以刑罰個別化的多種措施。我國刑法在罪刑關繫上亦采此主張。前者表現為刑罰的輕重應以犯罪的性質及社會危害程度為主要依據，做到罰當其罪，不得輕罪重判，重罪輕判。後者表現為適用刑罰時還必須考慮影響刑事責任的諸種因素，如初犯或累犯，是否自首、立功或有悔罪表現，以及行為人的其他個體特徵(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恰當地確定從重、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的情節，充分運用緩刑、假釋、減刑、死緩等刑罰制度，使刑罰公正，合乎情理，有效地發揮其預防犯罪的作用。刑法基本原則是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必須遵循的行為准則，確立上述三大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 (二)關於單位犯罪。從我國刑法不規定單位犯罪到規定單位犯罪，並列入刑法典，是我國刑事立法上的重大突破。所謂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觸犯刑律的行為。我國刑法用「單位犯罪」不用「法人犯罪」，是因單位犯罪的主體范圍比法人犯罪寬泛，它既包括具有法人資格的單位，也可包括非法人單位和法人的分支機構以及某些經濟實體。確定這樣一個適用范圍比較符合實際需要，適應當前法人制度還不夠健全和非法人單位違法行為又較嚴重的情況。同時，也考慮到原有單行刑法一直沿用單位犯罪這個概念，繼續使用，符合習慣。

法人能否成為犯罪主體，在刑法理論上一直存在著爭論。從世界各國立法上看，英美法系國家較早規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英國於1889年頒布解釋法，規定「關於刑罰適用，如果沒有特別規定，法人一概予以處罰」。美國最高法院亦有給法人定罪處以罰金的判例。大陸法系國家規定稍晚，如二戰後的日本僅在經濟行政法中規定對法人的刑事處罰。1994年法國頒布新刑法典，立法上確認「法人對相應的犯罪應負刑事責任」，並在總則中專節規定「適用法人之刑罰」。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法人犯罪，犯罪主體僅限於自然人。1987年制定《海關法》，作出單位可以成為走私罪的主體，從而為我國刑事立法規定單位犯罪開創了先例，以後陸續又有12個單行刑法及個別附屬刑法規范分別作出了有關單位犯罪的規定。此次修改刑法典，在總則和分則中對單位犯罪作出明確規定，既是近年來處理單位犯罪的司法實踐經驗總結，又明顯吸收了外國關於法人犯罪的立法經驗。

 (三)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罪。此次修改刑法把「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既是適應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發展的需要，又是採用國際通用的罪名，便於國際交往，有利於同這類嚴重犯罪的斗爭。

過去刑法用反革命罪，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但繼續沿用這個罪名，出現明顯的缺陷。反革命罪構成內容不合理，以有無反革命目的定性，由於目的與行為聯系的復雜情況不易正確界定，而有些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又不能包括進反革命罪，已不能適應當前的犯罪情況。縱觀世界各國，對於危害國家領土完整、顛覆國家政權、從事間諜活動等犯罪，都是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或國事犯罪。反革命又是個政治概念，如果罪犯在國外，稱反革命犯有可能被誤解為政治犯，若罪犯所在國拒絕引渡，勢必造成司法協助的困難。改用「危害國家安全罪」，還可以涵蓋反革命罪不能包括的內容。從一定意義上說，與國際上通用的罪名相一致，也是一種符合我國國情的借鑒。

 (四)關於國際犯罪。國際犯罪是指嚴重危害國際社會根本性利益，依據國際公約確定為犯罪，應予刑罰懲罰的行為。對國際犯罪世界各國必須聯手合作，採取協調一致的刑事措施，方能有效地控制與制止。我國1979年刑法通過以後，相繼加入或批准了多項防止與懲治恐怖主義行為的國際公約。這些國際公約明確規定締約國或加入國對此類國際犯罪行使普遍管轄權，並在國內法上將所禁止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承擔「或者引渡或者起訴」的義務。這次刑法修訂在國際犯罪方面著重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在刑法總則中確立對國際犯罪的普遍管轄權(新刑法第9條)，這是對我國刑事管轄權范圍的重要補充。它表明對在我國境外發生的國際罪行，不論犯罪人是哪國人，其侵害的是哪個國家或個人利益，只要其進入我國領域，即可依照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增設對國際犯罪的普遍管轄權，既是表明我國堅決反對恐怖主義活動和認真履行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的一貫立場，同時又是為了與我國所簽署批準的國際公約產生的國際義務相銜接，全面地反映我國刑法的實際適用范圍。二是在刑法分則中補充規定有關國際犯罪方面的條款。此次刑法修訂中十分重視如何將國際公約所禁止的危害行為予以犯罪化的問題，除了國內法中已有可適用的條款外，增補新罪有：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安全罪，劫持人質罪，非法買賣、運輸核材料罪，洗錢罪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適應當前國際性的或跨國實施的犯罪時有發生的情況，使國內刑法與國際刑法相銜接，有利於開展國際刑事合作，維護我國的權益，並發揮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

Ⅸ 刑法 跨國犯罪的定義

跨國犯罪

當犯罪行為、犯罪交易違反一個以上國家的法律時，犯罪學家將其稱為跨國犯罪 (Transnational Crime) 。為打擊跨國犯罪，第55屆聯大於2000年11月15日通過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該公約於2003年9月29日正式生效。以下是聯合國將跨國犯罪分為的17大類：

一、洗錢

洗錢的目的是要把非法獲得的資金變為合法資金。大部分現金是靠受賄、貪污、黑市交易、逃稅，特別是靠走私武器、銷贓、倒賣文物及販毒等不正當手段賺取的。

最典型的洗錢法是把「黑錢」轉移到國外去，通過多次國際匯款，把現金轉入國外的帳戶，這樣就再也無法查出錢的來源。經過這些處理，非法得來的現金可以堂而皇之地進行合法投資。

二、恐怖行動

所有反對國際恐怖行動的國家政府長久以來一直希望，既然問題能夠通過談判和簽協議來解決，那麼恐怖行動定會越來越少。但每次調解都未能使談判雙方滿意。結果，恐怖行動依然故我，而且藉助於現代化的交通和通信工具，作案越來越容易。同時，那些堅決打擊恐怖分子的國家，應該隨時准備對付恐怖分子出人意料的行動。

目前，無法立即建立保障逮捕或審判國際恐怖分子的國際機制。犯罪學家僅僅是剛開始試圖研究這一不受國籍限制的犯罪問題。

三、盜竊文物和藝術品

這類犯罪潛在地威脅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早在埃及法老年代，陵墓和紀念碑就遭到了破壞。隨著作案手段的完善，人們對文物的需求不斷增加以及文物運輸更為便利，這就使國際竊賊能制定出一整套辦法，從而使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失去珍貴的文化遺產。犯罪分子每年偷盜價值45億美元的藝術品到國際市場上賣。有4．5萬件被盜藝術品（1997年）在追查中，而且，每月平均要增加2000件新被盜的藝術品。

四、侵犯知識產權

侵犯知識產權包括侵犯版權以及非法使用保護版權的標志和商標等。犯罪分子非法復制受保護的作品並將其低價銷售，主要是在經濟欠發達國家銷售。生產國蒙受的損失很難用金錢來估算。據美國軟體製造商協會統計，僅非法被使用的軟體一項，每年就造成75億美元的損失。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是很難偽造保護產權的標志的。因為這需要巧妙的協調和組織有序的銷售系統，這往往需要串通政府人士。

五、非法買賣武器

如果沒有武器製造者和銷售者的國際網路，地球上任何一處都不會發生武裝沖突。這些非法製造和銷售武器者的活動規模很難統計清楚。其實，在這個陰暗的交易世界裡，扮演主要角色的人並不多，但參與這項危險游戲的人想出了許多狡猾的計謀，他們和政府機構結成同盟，共同行事。盡管武器和軍備的來源受到嚴密控制，但仍難有非法買賣武器的准確消息。

六、劫機

無論是70年代還是80年代，劫機事件一直沒有銷聲匿跡。偶爾會有劫機犯是為索取贖金，但一般說來劫機犯會提出恐怖分子愛提的典型的政治要求。他們想顯示自己的力量和聲勢，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

打擊劫機者的行動往往迅速而頗有成效。今天，劫機的威脅仍未徹底消除，盡管這類事件發生的頻度降低了。

七、海盜

這種形式的犯罪似乎早已被世人遺忘。70年代中期又死灰復燃，有人用快艇或者漁船從南美或中美洲向美國非法販運毒品，海盜們在公海或港口將這些販毒船截獲，殺死船主和水手。類似這樣遇難的船隻已有數千艘。

搶劫船隻現象蔓延到狹窄的通航運河。成千上萬個來自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不願放過利用滿載珍寶和貨物的船隻發財的機會，這些船隻往往停泊在港口或低速航行。今天，這種形式的犯罪已日益減少。

現在還有這樣一種說法：東南亞的海盜行為被一些同軍隊有聯系的犯罪集團操縱。犯罪學家得出結論：在世界各地同時發生海盜襲擊現象絕非偶然，這些犯罪分子的行動顯然受同一個中心控制。

八、搶劫地面交通工具

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劫持貨車可以算是偷竊行為。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貨車長途跋涉從東歐到西歐，或從中亞共和國到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都是常事。遺憾的是，貨車失蹤事件的發案率和貨流量的增長成正比。
究竟這類犯罪的規模有多大，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點不容樂觀，由於邊境越來越開放以及團伙犯罪日益嚴重（尤其是在東歐國家），這種犯罪今後將更為猖獗。

九、騙保

保險業現已成為國際性的行業，因此，在任何一個國家騙保都會涉及該國的每個居民。世界各國因這類犯罪而蒙受的損失難以估量。但目前，澳大利亞每年因保險業詐騙損失17億澳元，美國每年損失多達1000億美元。

犯罪團伙通過聯合保險領域的一些小型經營者或打入保險界的途徑參與保險業詐騙。

十、計算機犯罪

守法的商業組織和政府機構剛剛涉足計算機服務領域，黑手黨的魔爪也伸了過來。犯罪團伙之手伸向了國際互聯網路。盡管現在很難判斷，國際互聯網路受刑事犯罪的侵害有多大，但犯罪團伙正充分利用該網路的各種功能。

目前犯罪學家只對那些為個人牟取暴利而非法利用國際互聯網路的個體犯罪進行了研究。每年，因計算機犯罪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達80億美元。嚴峻的形勢要求人類刻不容緩地尋找保護這一領域的方法。

十一、生態犯罪

全人類都是生態犯罪的犧牲品。忽視生態標准、同建設監督生產系統的人相互勾結的企業是這類犯罪的主要肇事者。當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這一點變得尤為明顯。在發展中國家，要麼沒有生態監督機制，要麼就是形同虛設，為外國生產者所控制。貧困的人民更青睞能保障他們就業和國民產值增加的工業化，更希望環境清潔。犯罪團伙在這一領域找到了機會，特別是在運輸和藏匿危險品方面。

十二、販賣人口

這類日益猖獗的犯罪包括販運非法移民、賣淫女，販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到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的地方充當勞工或從事家庭服務，販賣兒童供人收養，等等。犯罪分子從中牟取暴利。

有許多法律規定取締這類犯罪。隨著一些國家邊境日漸開放，這方面的法律也日益嚴格。但由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居民力圖到相對富裕的國家，這個問題依然嚴峻。非法販運人口多由犯罪團伙操縱。通常，那些滯留在發達國家的人都沒有正當工作，他們漸漸成為受剝削的階層，參與犯罪，破壞社會秩序。

十三、人體器官交易

眾所周知，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是在1954年進行的。迄今為止，全球已經做了近50萬例腎臟移植手術。移植成為醫學界一個密不可分的領域，提供器官的行業也應運而生。

美國大約需要1．2萬個人體器官。因此，非法提供移植的器官能帶來高額利潤。這種交易也漸漸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為得到供移植的器官，犯罪分子不惜殺害無辜。更為可悲的是，貧窮家庭的孩子為了少得可憐的酬金把自己的器官當作商品。

新聞媒介披露非法交易人體器官的犯罪行徑後，一些國家建立了專門委員會來制定整頓這一領域的法令。大量的資料顯示，從第三世界國家非法購買人體器官受西歐一些國家犯罪團伙的控制。

十四、非法販賣毒品

在全世界流通的毒品價值有3000億—5000億美元。1961年的世界毒品公約和1988年的聯合國反對非法販賣毒品公約，為國際監督奠定了基礎。但由於以下原因，對販毒的監督難遂人願：

——由於缺乏必要的資金，聯合國不能監督打擊販毒的國際文件的執行情況；同時，國家和地區性的禁毒計劃得不到撥款，無法發揮效力；

——各國對待打擊販毒的態度相去甚遠。一些國家堅持禁止，而另一些國家則主張控制和容忍。

——許多國家缺少執行國際協定所必需的法律和技術基礎。

十五、虛假破產

日益國際化的貿易把虛假破產從局部犯罪變成了國際性的犯罪。目前尚未統計這種犯罪的實際規模。抽樣調查表明：黑手黨在購買企業後使其破產，獲益頗豐。今後必須由各國聯手才能改善這種局面。

十六、參與合法經營

販毒集團和其他犯罪團伙控制著大量企業。據粗略統計，僅靠毒品交易的收益就能向合法的市場投入2000億—5000億美元的資金。犯罪經營的增幅和合法經營的增幅成正比。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從理論上說，整個世界經濟處於犯罪團伙控制下的日子已為時不遠了。很難斷定，公司老闆與毒品販子是否有聯系，也不知道犯罪分子是否會為藏匿贓款而收買企業。現在有這樣一種說法，每天在各國間流動的資金，有一半是在經濟特區「洗錢」。

十七、貪污受賄，向社會活動家、黨務活動家、官員行賄

目前在一些國家，向官員行賄不受處罰，但其他種類的賄賂均屬刑法典規定的處罰范圍之內。犯罪人員打著代理費、咨詢費、中介費和法律咨詢等幌子行賄。行賄受賄在世界各地無處不在。

商人和投資商經常說，如果不違反業務所在國的政治和經營規則，就無法搞好生意。

Ⅹ 求國際刑法的特點，急！

一、擴襲展了國際犯罪的主體類型
二、豐富了普遍管轄權的理論
三、強化了國際刑法預防犯罪的功能
四、加劇了國際刑法兩種實現方式發展上的不平衡
五、加強了國際刑法的刑事司法合作
六、增強了國際刑法規范的「硬度」 法律\\教@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