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結合

Ⅰ 刑法上為什麼規定那麼多結合犯，法律擬制，結果加重犯

中國特色，歷史遺留問題，這叫簡單問題復雜化，中國人最擅長了。按你那個說法，我國的刑法體系要大修，甚至推倒重來，雖然確實有這種必要，但是沒人有那個能力。

Ⅱ 刑法中的結合犯中的共犯是什麼意思

結合犯,通說認為是指將本來是刑法上各自獨立成罪的數個行為由法律明文規定內結合成為一罪的情況。結容合犯的構成特徵有是：必須是數個獨立成罪的犯罪行為的竟合；必須是數罪結合為一個新的犯罪；必須是結合與被結合的罪由刑法明文規定。而結合犯中的共犯指這個新的犯罪中，兩個以上的行為人有犯罪意思，為實施犯罪行為做了准備，並實施了犯罪行為。

Ⅲ 法定的一罪「結合犯」與「集合犯」如何區分

結合犯是指數個原本獨立的犯罪行為，根據刑法分則的明文規定，結合成為另一獨立版新罪的情況。權用公式表示就是甲罪+乙罪=丙罪，但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典型的結合犯。
集合犯是指犯罪構成預定了數個同種類的行為的犯罪。我國刑法規定了營業犯和職業犯兩種類型。刑法第303條所規定的以賭博為業的行為，屬於營業犯；刑法第336條規定的非法行醫罪，可謂職業犯。

Ⅳ 結合犯的我國刑法

我國1979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結合犯，理論上對第191條第2款（盜竊罪與破壞郵電通訊罪結合為貪污罪）、第150條第2款（一般搶劫罪、搶奪罪與傷害罪、殺人罪結合）、第139條第3款（致人重傷、死亡的強奸罪）、第136條（刑訊逼供致人傷殘的犯罪）、第137條（聚眾「打砸搶」罪）、第143條第2款（致人重傷、死亡的非法拘禁罪）、第153條（搶劫罪）、第182條（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虐待罪）存在爭議。[11]我們認為，1979年刑法未規定結合犯條款，認為存在結合犯的觀點是誤將其他犯罪形態混同於結合犯。
1997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結合犯，值得思考。有觀點認為第229條第1款規定的是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第2款規定的是受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是由受賄罪和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而合成的結合犯。[12]我們認為，第229條第1、2款僅規定一個罪名，即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第2款僅僅是第1款的加重構成。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229條並未設置結合犯。值得爭議的是第239條綁架罪是否結合犯。有觀點認為，1997年第239條規定的綁架勒索罪是典型的結合犯，由敲詐勒索罪和非法剝奪他人自由罪結合而成。[13]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綁架罪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麻醉或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它是《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2條增設的罪名。1997年刑法典繼承這一規定，並增加「綁架他人作為人質」這一行為方式和賦予獨立的法定刑，同時將以出賣為目的的行為作為加重情節並入後面的拐賣婦女、兒童罪中。[14]綁架人質與勒取贖金均屬本罪的實行行為，綁架是勒索的手段，二者密切結合。然而，綁架罪的成立並不要求兩個行為同時具備，只要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就具備本罪的客觀要件，達到本罪的既遂。因此，綁架勒索罪並不符合結合犯的構成，而屬於牽連犯。
就本案而言，有觀點主張應定綁架罪從重處斷，也有觀點主張應按綁架罪與故意殺人罪合並處罰。綁架勒索罪中「致人死亡」結果，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於外界某些不利情況或綁架方法過失或由於而致使被害人死亡；另一種情況是行為人將被害人綁架之後，由於被害人反抗或為了滅口、或因勒索財物不成而故意殺害被害人。刑法第239條明確規定，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本案中，行為人陳某出於勒索財物的目的而殺死被害人的行為，屬於刑法第239條規定的結果加重犯情形，直接依照量刑即可。

Ⅳ 我國刑法結合犯有哪些

刑法未規定結合犯條款。認為存在結合犯的觀點是誤將其他犯罪形態混同於結合犯。

結合犯，是指數個在法律上獨立而罪名不同的故意犯罪行為，由另一個法律條款將它們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新的獨立犯罪的情況。

有觀點認為1997年刑法中第229條第1款規定的是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第2款規定的是受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是由受賄罪和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而合成的結合犯。

專家表示，第229條第1、2款僅規定一個罪名，即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第2款僅僅是第1款的加重構成。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229條並未設置結合犯。

值得爭議的是第239條綁架罪是否結合犯。有觀點認為，1997年第239條規定的綁架勒索罪是典型的結合犯，由敲詐勒索罪和非法剝奪他人自由罪結合而成。

專家表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綁架罪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麻醉或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

(5)刑法結合擴展閱讀：

1997年刑法修訂以前，我國刑法學界有學者提出立法建議，主張在我國刑法中應增設結合犯條款。涉及結合犯罪名有搶劫重傷罪、搶劫殺人罪、強奸重傷罪、強奸殺人罪、侵入住宅搶劫罪、侵入住宅盜竊罪、放火殺人罪等，並且被結合之罪應限於故意犯罪。

這一立法建議是否妥當，值得商榷。專家表示，結合犯在我國刑法中沒有必要增設，按照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立法建議涉及的結合犯中，被結合之罪，除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外，其他犯罪即搶劫、殺人、重傷、強奸、放火、盜竊罪的最高法定刑都是死刑。

嚴厲的、足以容納嚴重犯罪並可使處刑結果符合罪刑相適應要求的法定刑條件排除了設置結合犯條款的必要性。司法實踐中，只要科學地把握結果加重犯和具有牽連、並發等關系的犯罪形態（即牽連犯，實質數罪等）的本質特徵，仍然可以較為准確地將不同的犯罪形態區別開來。

考察各國的刑事立法例，基於此目的而大量設置結合犯條款的實例是根本不存在的。

Ⅵ 結合身邊的事論述刑法修正案九

一、載人超載超速罪(該罪名也是對危險駕駛罪的補充和完善，嚴格意義不屬於新增罪名)
此次修正案對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規定的危險駕駛罪作了修改。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拘役，並處罰金：(一)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二)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三)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或者嚴重超過規定時速行駛的;(四)違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規定運輸危險化學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二、出售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款規定 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修改案》中將「非法提供」修改為「提供」，只要是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等國家規定的，均符合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犯罪客觀方面的規定。
三、辦假證罪(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的補充)
將刑法第二百八十條修改為，偽造、變造、買賣居民身份證、護照、社會保障卡、駕駛證等依法可以用於證明身份的證件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八十條之一，在依照國家規定應當提供身份證明的活動中，使用偽造、變造的或者盜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證、護照、社會保障卡、駕駛證等依法可以用於證明身份的證件，情節嚴重的，處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四、替考罪(該罪名是最受關注的罪名之一)
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五、醫鬧罪(稱之為醫鬧罪有不恰當的地方，有點以偏概全的感覺，但是最典型的案件就是醫鬧案件)
現行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的聚眾擾亂公共、交通秩序最，經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後，變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情節認定包括「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意味著「醫鬧」今後將入刑。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六、暴力襲警罪
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五款：「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七、沖擊法庭打罵法官
將刑法第三百零九條修改為：「有下列擾亂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一)聚眾哄鬧、沖擊法庭的;
(二)毆打司法工作人員或者訴訟參與人的;
(三)侮辱、誹謗、威脅司法工作人員或者訴訟參與人，不聽法庭制止，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
(四)有毀壞法庭設施，搶奪、損毀訴訟文書、證據等擾亂法庭秩序行為，情節嚴重的。
八、貪官或將把牢底坐穿
刑九對重特大貪污賄賂犯罪人新增了可以終身監禁的規定：「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九、朋友圈傳謠最高可判7年
刑九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中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路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路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十、虐待罪(針對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公民)
規定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第一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十一、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嚴格意義上講這不屬於新增，由於之前對於該類人員大多未處罰，所以小編暫且將其列入)
對於收買婦女、兒童的行為一律作出犯罪評價。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此次修正案刪去原來規定的免除處罰。)
十二、猥褻男性罪(該罪名嚴格意義上屬於修改，不屬於新增。)
此次修正案將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修改為：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這意味著，強制猥褻違法行為的對象不再僅僅限定為女性，還包括了男性。
十三、廢除嫖宿幼女罪
原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規定，嫖宿不滿十四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新修訂後，廢除了「嫖宿幼女罪」對應條款。今後相關行為將依據強奸罪的對應條款處理，且從重處罰。
十四、虛假訴訟罪
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嚴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為規定為犯罪。
十五、資助恐怖活動罪
當前恐怖活動犯罪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刑法應有針對性作出規定。為此，除「將資助恐怖活動培訓的行為增加為犯罪」外，還將為實施恐怖活動而准備凶器或者危險物品，組織或者積極參加恐怖活動培訓，與境外恐怖活動組織、人員聯系，以及為實施恐怖活動進行策劃或者其他准備等行為明確規定為犯罪。

Ⅶ 結合具體的犯罪,談談如何理解和運用刑法解釋

明知是贓物的一般辯護思路

對於「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以前俗稱的「明知是贓物」）是犯罪構成要件之一。該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客觀證據推定知道」，因此，辯護律師是否能提出、如何提出被告人「過失不知道」、「無過失不知道」、「過於自信過失」的理據，就成為「明知是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辯護中的一般思路。
一、明知的含義
1、司法解釋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洗錢解釋》」）第一條規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一）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二）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三）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
（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於市場的「手續費」的；（五）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於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六）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
（七）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2、明知的含義：知道，或者客觀推定知道
《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最後一句「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指明了「明知」的含義――「知道、或者客觀證據推定知道」，而不是「知道、或者應當知道」。
應當知道，包括「應當認識到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但由於疏忽大意而確實沒有認識到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即「過失不知道」；而客觀證據推定知道，排除了「過失不知道」的情形。
與「過失不知道」相應的辯護思路，是「無過失不知道」和「過於自信過失、疏忽大意過失」，這三種辯護思路將在後文中詳細說明。
3、明知認定的審判思路、換位思考與辯護思路
根據《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從審判的角度、認定是否明知要綜合案件主、客觀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主要審查以下三方面內容：一是被告人的認知能力與供述；二是被告人接觸贓物的具體情況，包括掩飾、隱瞞的具體方式；三是贓物的種類、數額。
同樣的一組證據，指控有指控的角度與線索，辯護有辯護的角度與線索，審判有審判的角度與線索；角度與線索不同，得出的結論就會不盡相同。
「非明知」辯護的一般思路，首先也要把握審判的角度與線索――即主、客觀相一致的具體三種情形，然後針對「明知」的指控、用一條辯護的線索把指控證據和辯護證據串連起來形成辯護體系，提出最終的「非明知」或者其他無罪辯護意見。
二、「過失不知道」的辯護思路
1、「過失不知道」的含義
過失不知道，是指應當認識到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但由於疏忽大意而確實沒有認識到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
理解過失不知道，要注意其與「罪過」的區分。
《刑法》中的罪過，包括直接故意、間接故意、過於自信過失、疏忽大意過失。四種罪過，都包含「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兩個層次；而認識因素的認識，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會或者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認識的對象是「行為的危害性」。
「過失不知道」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的，只是「認識因素」上的描述、不包括「意志因素」；同時，認識的對象是財物的屬性、而不是行為的危害性；並且，該過失只能是「疏忽大意」的過失，因為「過於自信過失」本身在認識因素上是「已經預見」。
「過失不知道」的含義之中，包含著「認識到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的「認識義務」、與「認識能力」，如果連「認識義務」與「認識能力」也沒有，就屬於下文中將提到的「無過失不知道」，與《刑法》總則中規定的意外事件相似。
2、「過失不知道」的證明責任
從《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的表述看，「過失不知道」的證明責任在辯方――即被告人及其辯護人。
審判的思路是，只要控方指控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了《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七種情形之一，即完成了「明知」的證明責任；如果辯方要推翻「明知」，必須舉證證明被告人「過失不知道」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
三、「無過失不知道」的辯護思路
1、「無過失不知道」的含義
《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第（二）項至第（五）項的四種情形中，使用了「沒有正當理由」的描述。這種描述的含義是，雖然控方指控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了被告人有上述四種情形，但如果該四種情形的發生有正當理由的，則被告人屬於「無過失不知道」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
「無過失不知道」，相當於《刑法》第十六條規定的意外事件，是指沒有「認識義務」和「認識能力」認識到處理的財物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但事實上處理的確實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
2、「無過失不知道」的排除證明責任
從《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的第（二）項至第（五）項的四種情形的描述看，「無過失不知道」的排除責任在控方，因為「主觀明知」的證明責任由控方承擔，而排除「無過失不知道」這個正當理由是「主觀明知」證明責任的應有之義。
3、「過失不知道」與「無過失不知道」的混淆及攻擊型辯護思路
無罪辯護思路按照主要是舉證證明還是質證證明可以分為「攻擊刑辯護思路」和「防守型辯護思路」。「攻擊型辯護思路」，是指辯方主要依靠舉證證明被告人無罪的必然性的辯護思路，比如舉證證明被告人沒有犯罪時間、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等等；「防守型辯護思路」，是指辯方主要依靠對控方指控證據體系的質證、證明其體系未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沒有排除合理懷疑或者矛盾、進而證明指控犯罪不成立的的辯護思路。
對於「過失不知道」與「無過失不知道」，在司法實踐中是極易混淆的，因為二者的區分完全在於被告人「正當理由」中所體現的其「預見義務」與「預見能力」程度的判斷。在被告人具有《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七種情形之一，什麼樣程度的「正當理由」可以證明「無過失不知道」，什麼樣程度的「正當理由」可以證明「過失不知道」，不可能有明文的、明確的標准――30%的程度和70%的程度？為什麼是這樣的程度？又怎樣計量這種程度？
所以，從辯護的角度看，選擇「攻擊型辯護思路」是比較負責任的做法。只要指控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了《洗錢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第（一）、（六）、（七）項三種情形、第（二）至第（五）項不包含「沒有正當理由」的四種情形，辯方就要積極、主動的去證明「正當理由」的存在、而無論該正當理由是「無過失不知道」的理據還是「過失不知道」的理據。
四、「過於自信過失」、「疏忽大意過失」的辯護思路
「過於自信過失、疏忽大意過失」這兩種辯護思路，是以《刑法》罪過的性質為基礎的。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罪過形式是「故意」，所以，在辯方承認被告人不存在「過失不知道」和「無過失不知道」的情形、「主觀明知」處理的是犯罪所得或者其產生的收益的前提下，如果能證明被告人對「自己處理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危害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危害結果的。

Ⅷ 刑法中為什麼設置結合犯

律師評論：設置結合犯條款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罪責刑相適應的結果。回詳言之，在任何答國家內，以牽連關系、並發關系等為表現的具有一定聯系的犯罪形態，都是客觀存在的。究竟是否規定為結合犯，應以如何達到罪刑相適應的要求為判斷標准和制約條件。刑法在現存法定刑和相應刑罰制度下，對於具有一定客觀聯系的犯罪，選擇適用相應的處斷原則可以達到罪責刑相適應的要求，刑事法律便無設置結合犯條款的必要；反之，刑事法律便應設置相應結合犯條款。

Ⅸ 現在刑法中禮律結合的體現

中國古代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語詞。中國古代行為規則體系的核心是禮，其內容主要是規定了在等級秩序中人們的義務性規范，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禁止人們做什麼。違禮的行為要受到制裁，包括道德上的譴責和國家強制力的懲罰，後者則主要是刑、法、律的調整范疇。古代的法，或刑、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名稱雖有不同，但本質上都是以刑為核心的懲罰體系，不等同於當代意義上的法律，我們姑且均稱之為「法」，但它不是完整的古代法律體系。對於古代法律的把握，只有將禮與法結合起來考察，才有完整的意義。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實踐的總結。在先民那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戎」就是血緣集團間進行的征戰。祭祀與征戰與血緣關系緊密相聯，而且是先民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因而古人將代表時代發展最高水平的青銅技術並不是首先用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而是用於祭祀用的禮器及兵器的製造。這樣的社會存在反映到社會意識上，就是「治之經，禮與刑」《荀子•成相》。禮與刑(法)，是中國古代法律的淵數。中國古代法律就是從禮、刑(法)關系的演進中發展而來。
中國法律自實行禮法結合的開始，從東漢到清朝，始終加以沿用與繼承，並成為中華法系的重要特點與標志。它的被沿用與繼承，不僅在法制上，而且在思想上。禮法結合在中國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時至今日，人們對他的關注仍然沒有減弱。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幾千年來各代統治者的經世治民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法律經驗,其中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很多,會給我們帶來許多啟示。對禮法結合的探討，是我們在新階段建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要求,同時對將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相互銜接、相互協調,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Ⅹ 請結合刑法理論談談為什麼刑法應當予以限制舉動犯

舉動犯。也稱為即時犯，是指按照法律規定，行為人一著手犯罪實行行為即回告完成和完全符答合構成要件，從而構成犯罪既遂的犯罪。舉動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問題，但存在既遂形態與預備形態及預備階段的中止形態之別。我國刑法中的舉動犯一般都是原本屬於非實行行為而被刑法分則實行行為化的犯罪行為，具體包括兩類：一類是原本為預備性質的犯罪構成。如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之參加行為。二是教唆性質的犯罪構成。如煽動分裂國家罪之煽動行為。，必須從刑法上加以最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