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搭便車

Ⅰ 免費搭車發生事故，能否要求司機賠償損失

［案情回放］

龍武的家位於山區，每次回家都要搭乘從平原地區開往山裡的班車，路上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由於路途遠，山路崎嶇，每天往返於山區與平原之間的班車只有幾趟。

一天，龍武正在家裡休假，公司打來電話說有一筆重要的生意要談，需要龍武在第二天上午准備出談判的相關資料，為下午的談判做好准備。龍武無奈，只好在第二天早上起個大早去公司加班。

不巧的是，第二天下起了大雨，時間太早又沒有班車經過，正在龍武著急之時，路上開過來一輛運貨物的大貨車。龍武見車上只有司機一人，便將車攔了下來，請求司機帶自己一段。司機郭旭東告訴龍武，由於路太難走，又下著大雨，怕出危險，不願意讓其搭便車。但龍武一再請求，希望郭旭東能幫自己一個忙。禁不住龍武的請求，郭旭東答應讓龍武搭車，但提前說明，路面實在太難走，如果因為搭乘發生了什麼事故，自己不負賠償責任。

急於搭車下山的龍武二話沒說便答應了郭旭東的要求。貨車開到一處山路的拐彎附近，因為路面較窄，且路上積水很深，正巧對面駛過來一輛大貨車也要拐彎，為了躲避這輛大貨車，郭旭東將車駛上了人行道。因為雨太大看不清路，郭旭東將一名路上走的行人撞倒，又撞到了路上的護欄，貨車受損，龍武也因此而受傷，住院治療了幾天，花去了醫療費幾千元。

龍武出院後，要求貨車司機郭旭東賠償自己的損失。但郭旭東卻表示，自己和龍武事前有約定，出了事故自己一概不負責任，而且龍武也一口答應，所以自己不同意龍武的請求。龍武見協商不成，便將司機郭旭東起訴到法院。

［專家點評］

在本案中，由於當時天下著大雨，山路又不好走，郭旭東出於安全考慮開始並沒有答應龍武的搭車請求，龍武確有急事在身，經過龍武的一番請求，郭旭東才答應其搭乘自己的火車。龍武和郭旭東之間雖然沒有訂立書面合同，但實際上形成客運合同關系。該合同由於是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也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因此兩人之間的運送合同是有效的。

在該運送合同中，郭旭東加入了一條，即如果因為搭乘出現了意外，一律由龍武負責，龍武由於搭車心切就答應了郭旭東的要求。郭旭東與龍武之間的這一約定構成了合同的免責條款，但由於該免責條款違反了民法自願、公平的原則並且排除了郭旭東應當承擔的基本義務，違反了《合同法》第53條的規定，該免責條款應該認定無效。龍武雖然是免費搭車，郭旭東仍應承擔將其安全送達目的地的義務。由於發生交通事故造成龍武人身損失，違反了合同義務，郭旭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同時，由於龍武是免費搭車，郭旭東在搭車前已反復提醒其危險性，對於損害的發生龍武也有過錯，可以適當減輕郭旭東的責任。

Ⅱ 現在跑順風車合法嗎

私家車自用可以來，但自收錢載客是不合法的（掛靠有資質的公司是可以的如滴滴打車）相關法律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六十四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停止經營；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2萬元的，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拓展資料

順風車是沒有運營的資格的順風車被稱為黑車。因為黑車缺少相關手續，對乘客的安全沒有保證，會影響正規計程車的利益，所以不被政策所允許。

國家鼓勵公民出行選擇有安全保障的正規計程車。如果公民出行明知是黑車仍然選擇乘坐，法官在對事故的發生原因及行為人的過錯程度進行確認，要求有過錯的公民為自己的過錯「買單」。根據民法通則規定，受害人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

Ⅲ 路上捎同事一段，若發生交通事故，免費「搭便車」出事誰負責

上下班路上，開車捎同事一段兒、或搭了同事的便車是日常時有發生的事兒，親朋好友出行互相搭乘也屬正常。若在搭載的過程中，不幸發生了交通事故，搭便車的人還受了傷，那原本利他的小事兒很可能就演化成了糾紛。

2016年11月17日下午17時許，黃黃（化名）搭乘范范（化名）駕駛的電動自行車行駛至海門市北京路路段左拐彎時，與對向直行的由羅羅（化名）駕駛的小型客車發生碰撞，造成車輛不同程度受損，黃黃倒地受傷。黃黃隨即被送往市人民醫院接受治療。

「好意同乘」寫入民法典，讓善意供乘人的責任減輕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讓司法實踐和人們的出行有了明確指導，也是倡導樂於助人的良好道德風尚的具體體現。

Ⅳ 司機因為做好事讓路人搭順風車，路人不小心踩到油門導致事故這樣的責任該誰來負擔

搭便車，復屬於民法上的」好意施惠「，制若司機對於路人所遭受的損失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一般情況下是不用承擔責任的。這個案例中，司機無故意和重大過失，相反路人踩到油門導致其自身受損，很顯然路人是有重大過失的，故不得要求司機承擔賠償責任而應自負其責。

Ⅳ 免費讓路人搭車算不算無因管理

既非無因管理，抄亦非無襲償運輸合同。
免費讓路人搭車的行為，在民法理論上被稱為「好意施惠」，詳細內容有興趣的話不妨閱讀王澤鑒教授的民法總則。
說到好意施惠和無因管理，私以為最本質的區別在於，無因管理是事實行為，可以不依當事人的意思直接、當然地發生債權債務關系，而好意施惠則既不會產生合同之債也不會產生無因管理之債，雙方當事人並無任何法律上的瓜葛，易言之，好意施惠乃適法行為，並不納入法律調整的范疇。具體來說，僅僅免費讓路人搭車，在施惠者和受惠者之間並不產生權利義務關系。
不知道這樣的解答是否讓你滿意？祝好

Ⅵ 搭便車出車禍誰的責任

假如在免費搭乘便車的途中發生了交通事故，對於搭乘者受傷的責任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侵權責任法》第48條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關規定承擔賠償責任。」《民法總則》一百七十六條：「民事主體依照法律規定和當事人約定，履行民事義務，承擔民事責任。」《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條：「承運人應當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傷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運人證明傷亡是旅客故意、重大過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規定適用於按照規定免票、持優待票或者經承運人許可搭乘的無票旅客。」

因此對搭乘人因交通事故致損的責任承擔區分以下情況：

若事故是由其他車輛的原因(全責)造成搭乘者傷害的，則自然由其他車輛擔責。

若搭乘車輛有過錯的，其駕駛人或所有人、管理人有過錯的則在其過錯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責任。

搭乘人有過錯的，在其過錯范圍內減輕駕駛人或所有人、管理人的責任，比如：若搭乘人明知搭乘車輛存在違法情況(如無照駕駛、酒後駕駛等)，則應減輕機動車一方賠償責任。再比如：若因搭乘人的原因(搭乘人駕駛、干擾、指使等)造成事故的，則搭乘人與駕駛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按比例擔責。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對於善意搭乘者的賠償不包括間接損失和精神損害賠償。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搭便車」的責任承擔隻字未提，但卻規定：在承保交強險的保險公司在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且承保商業三者險的保險公司根據保險合同予以賠償後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由侵權人予以賠償。

由此可見，搭便車、搭順風車的雖然是助人為樂的行為，但免費讓別人搭乘並不表示發生交通事故，駕駛人或所有人、管理人就不承擔責任。所以，我們一旦同意別人搭乘，車主就有安全注意、謹慎駕駛的義務，這項義務不以車主的助人為樂行為有所減輕。

Ⅶ 搭順風車遭遇車禍是否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

搭順風車的行為屬於好意同乘行為。行為人侵權的需要承擔民是賠償責任。
所謂「好意回同乘」是指經同答意無償搭乘他人車輛的行為。其法律義務是車輛駕駛人不得損害同乘人的人身和財產權益。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好意同乘」時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車無償搭車者損害的，應當減輕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但車輛駕駛人有重大過錯的除外。無償搭車者有過錯的，應相應減輕本車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

Ⅷ 民事訴訟法的知識框架

1991 年我國頒行的《民事訴訟法》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 為解決群體性糾紛，吸收借鑒美國的集團訴訟和日本的選定當事人訴訟的立法經驗,確立了我國群體訴訟的制度———代表人訴訟制度。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意見》對該制度進一步作了具體規范。

一、代表人訴訟制度對解決群體性糾紛的重要意義

群體性訴訟制度的主要功能是:

1. 解決主體眾多與訴訟程序空間容量有限的矛盾, 擴大司法解決糾紛的功能;

2. 保證訴訟標的相同或者屬於同一種類的糾紛能夠獲得相同的裁判, 避免法院做出矛盾的判決;

3. 增強單個受害者抗衡現代高技術企業或者行業等具有強大實力的組織的能力, 切實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4. 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1]

二、現階段我國代表人訴訟制度的局限性

（一）、從訴訟成本來看 [2]

有人認為訴訟成本是「生產正義的成本」, 包括國家負擔的「審理成本」和由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3] 從審理成本方面看

（1）法院立案審查工作繁重。法院需要對眾多當事人一方的訴訟標的是否相同或者屬於同一種類,訴訟請求或者抗辯方法是否相同，還要審查代表人是否適格等，極其繁雜。

（2） 受理人數不確定的案件後不僅需要進行不少於30日的公告, 而且還要對陸續前來的當事人進行審查和登記。

（3）, 當事人如果不能推舉出合適的訴訟代表人, 法院還要與全體當事人商定或者遴選訴訟代表人。

（4）法院必須對代表人是否忠於職責進行監督。

（5）, 案件審結後每當有當事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起訴的, 法院都要對其請求進行審查並作出裁判。

顯然, 在這種制度約束下, 代表人訴訟案件的當事人愈多, 法院的上述工作任務就愈重, 法官需要投入的時間、精力和法院的投入成本也愈大。

1、 從訴訟成本方面說

（1）, 在提起訴訟之前, 意圖提起代表人訴訟的當事人必須與其他當事人聯絡, 徵求各個當事人提出訴訟的意向、其後要彼此商談具體的訴訟請求、推舉適當的訴訟代表人選, 收集相關證據材料、物色滿意的代理律師等;

（2） 在提起訴訟後, 舉凡訴訟請求變更或者放棄、承認對方的訴訟請求、進行

和解和撤訴等訴訟事項發生, 都必須在所有的當事人之間征詢意見並達成共識, 才能做出相應的訴訟對策, 而涉及訴訟代表人變更的, 又必須重新確定代表人。

（3） 交通費、律師代理費等等訴訟費用。代表人訴訟涉及的受害人愈多, 搜尋有關信息和達成訴訟合意就越困難, 當事人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大。

過高的訴訟成本為糾紛當事人提起代表人訴訟設置了難以跨越的門檻。

（二）、從當事人適格的角度來看

傳統理論強調訴訟當事人必須與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 這樣的當事人才是適格當事人。傳統的民事訴訟主體適格理論在現代型訴訟中同樣受到了沖擊和挑戰。現代型訴訟的特點是: 「紛爭當事人一方常常是數量眾多且處於弱勢的受害者, 從而在人數和利益等方面具有集團性行業擴散性。」4[4] 作為現代型訴訟的集團訴訟也往往超越個人的利害關系, 其爭議因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會化和政治化, 即群體性糾紛的大量出現, 已經使單獨個人的私益問題, 變成了一個廣泛的公益問題。5[5] 而傳統的訴權理論及當事人適格問題則關閉了公共利益保護之門。一定程度上也關閉了個人權益保護之門。2000 年發生的日本「東芝」筆記本電腦、「三菱」汽車事件中,眾多中國消費者無法通過便利有效的群體訴訟機制來實現對其受損權利的救濟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事例。[6] 我國代表人訴訟中有關當事人適格的規定存在以下幾個問題。7[7]

(1)在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中,用以最終確定人數的權利登記制度存在負面作用。由於群體訴訟多為「小額多數」之訴,在信息不發達地區或權利意識不強烈的情況下,會出現許多受損者沒有機會或不願意進行權利登記的實際情況,這樣就會導致登記的賠償總額與違法者的非法所得之間出現較大的差異,從而放縱違法者。

(2)代表人的訴權需要經由其他成員的明示授予而獲得,對對私人利益的側重保護,導致群體訴訟的提起困難重重。由於群體糾紛涉及的利益主體范圍廣,規模大,要求代表人只有在獲得其他當事人一一授予的訴訟實施權的情況下才能以「集團」的名義提起訴訟,無疑是一項復雜又艱巨的工作,而且在某些群體糾紛中當事人並不是可以完全確定的情況下,要想獲得所有當事人的明示授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代表人需要由經過權利登記的全體當事人明示授予其訴權與法院生效判決對那些未經權利登記的人具有「間接」拘束力存有制度上的矛盾,容易產生「搭便車」的懈怠訴訟心理。可能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大家誰都不先提起訴訟,等著直接適用判決,個人私利得不到保障的同時,社會利益被破壞殆盡。

（三）、從訴訟代表人訴訟代表人產生及許可權角度

1、 訴訟代表人訴訟代表人產生：

我國訴訟代表人產生需要經被代表人的推薦、商定及授權。但群體訴訟人數眾多且不確定性以及分布的廣泛性, 就決定了充分的授權是不可能的, 而且取得意見一致的授權更是有很大難度。即使實現了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授權, 也僅僅是登記范圍內權利人的授權,因為代表人並不能代表那些受到侵害卻沒有登記的人們, 而他們及其受到的侵害卻是客觀存在著。可以說,這個制度設計的本身就是以犧牲權利人的部分訴權的行使為代價的。

2、 訴訟代表人訴訟代表人的許可權：

民事訴訟法規定:「代表人變更、放棄訴訟請求或者承認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和解,必須經被代表人同意。」使代表人在訴訟中處分實體權利困難重重，由於代表人訴訟中當事人人數中眾多,居住分散,處分實體權利要徵得全體當事人的同意,不僅代表人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造成訴訟拖延,增大了訴訟成本,而且當事人人數眾多,極易造成意見不統一,使得代表人無法行使代表權,最終導致代表人訴訟無法進行。具體來說：

（1）、訴訟代表人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分離最終導致訴訟代表人的訴訟權利難以保障。訴訟代表人不享有實體處分權, 便無法根據自己的意志和判斷, 自主地行使權利, 維護己方合法權益。代表人的許可權權相當於委託訴訟代理中的一般代理,忽視了代表人的當事人身份。

（2）、訴訟代表人缺乏實體處分權, 不能對實體問題獨立做出讓步和諒解, 而要徵求被代表的當事人同意, 一旦有人執意反對, 調解結案便成泡影。.為調解結案設置了障礙。其訴訟權利充其量不過是被動地把各當事人意思表示收集後代為轉告而已。

（四）、從訴訟標的同一的角度 [8]

訴訟標的同一或屬於同一種類的這一訴訟要件,導致代表人訴訟的提起要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4 條、第55 條規定,當事人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其訴訟標的為同一或同一種類的,當事人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其訴訟標的為同一種類的。這兩條規定表明,我國代表人訴訟適用范圍是以訴訟標的同一或同一種類為前提,共同訴訟人之間不能因存在共同的「法律問題或事實問題」提起代表人訴訟。實踐中因同一事實造成眾多當事人損害時,不同的當事人依據不同的法律規定,可能有的用合同關系起訴,可能有的用侵權行為起訴,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並不同一,也不是同一種類的,這樣就導致造成眾多當事人損害的事實相同,訴訟標的並不同一或同種,在這種情況下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盡管受害人眾多,也因不符合代表人訴訟的要件而不能提起代表人訴訟。

(五) 從判決效力具有間接擴張性角度 [9]

判決效力具有間接擴張性導致「搭便車」的心理普遍存在,從而使代表人訴訟提起困難重重。我國民事訴訟所講的判決效力間接擴張是指在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中,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認定其請求成立的,裁定適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決、裁定。這樣規定有利於維護同等情況得到同等對待這一司法統一的基本要求,也體現了訴訟經濟原則。但是,判決效力的間接擴張極易助長當事人「搭便車」的心態。參加訴訟的當事人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訴訟,而且他們還可能承擔敗訴的法律後果,而對於因同一事實遭受損害的未參加登記的當事人來講,在勝訴之後再行起訴,法院可直接裁定適用原裁判,這部分人以極小的代價獲得同等的利益,這樣做的後果會導致遭受損失的當事人都不先起訴,都等「搭便車」。從當事人的心態看,誰也不願意費力地帶頭到法院起訴,而讓他人坐享其成,分享利益。

(六)從上訴角度 [10]

當事人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人民法院裁定適用已作出裁判不得上訴,這一規定與二審終審制度相沖突。依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允許當事人提起上訴的裁定有四種:不予受理的裁定,對管轄權異議的裁定,駁回起訴的裁定和駁回破產申請的裁定。據此,對代表人訴訟中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時,人民法院所作出的適用原裁判的裁定是不能上訴的,這種裁定是解決實體問題的,並且裁定所適用的案件均為民事權益爭議案件,並不屬於一裁終局的非民事權益爭議案件,不允許當事人上訴,這與二審終審制度是相沖突的。

（七）、從管轄角度：

級別管轄上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還是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如果二級人民法院都可管轄,應如何分工;地域管轄上,適用一般地域管轄的規定,還是適用特殊地域管轄的規定。代表人訴訟案件的管轄問題關於代表人訴訟案件的管轄，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及相關解釋並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在實踐中，如果眾多的當事人已向同一法院起訴或者被同一原告向同一法院提起訴訟，且該法院有權進行管轄的，當然就不存在什麼管轄疑問。但現實的社會情況千差萬別，群體性糾紛案件的當事人人數眾多，往往可能會分散在許多法院管轄區之內，甚至跨縣、跨省，而不便於集中進行訴訟，直接套用傳統的民事訴訟管轄規則，對於代表人訴訟來說，就可能會顯得過於原則而缺乏應有的靈活性。如民事訴訟管轄規則對侵權行為引起的民事案件的管轄是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轄權，這在侵權行為地較為分散的情況下仍優先適用，顯然不利於充分保障全體當事人的民事權利，也不利於人民法院集中調查取證、審理案件從而使案件得以全面合理有效地解決。

三、我國訴訟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一) 適用范圍要擴大。

我國訴訟代表人適用范圍是訴訟標的同一或同類,而不涉及同一事實問題或法律問題。這就把訴訟代表人制度作為一種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的特殊處理形式,限制了訴訟代表人制度的適用。而依通說,所謂的訴訟標的就是發生爭議並提請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關系,即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這樣就產生了盡管有相同的事實問題,但當事人依不同的法律規定,比如有的依合同關系,有的依侵權行為而提起的訴訟,都不能適用訴訟代表人制度。這必然把訴訟代表人局限於狹窄的范圍。所以應從寬理解為有同一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就允許適用訴訟代表人制度。

(二) 人數不確定的訴訟代表人制度在登記權利時,程序要件應有所放寬。

如上文所述,我國人數不確定的訴訟代表人制度適用時要經過權利登記使人數確定化,而對於未登記並且在訴訟時效期間內也不主張權利的人則根據不告不理的原則不加保護。而現行的美國集團訴訟制度則採取相反的作法,凡是沒有申報退出將自己的實體權利作出處分的權利人,一律視為當事人並加以保護或拘束。相形之下,我國現行的代表人訴訟登記程序與美國1938 年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的「申報加入」相似,而該規則已被1966 年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所拋棄。這種拋棄是講究實證的美國人利弊權衡的結果。採取登記或申報的做法各有利弊,登記之後雖然確定了當事人,但是對於沒有登記的權利人不但沒有保護,而且會使侵權人因此而獲得非法利益。而申報退出的做法雖然有嫌於忽略當事人的實體處分的權利,但是相對於集團訴訟對於公益特殊的保護和預防功能,前者應該讓位於後者。

（三）、擴大訴訟代表人訴訟權利

1、在對訴訟代表人的資格予以規范的前提下，可以考慮賦予其更為廣泛的訴訟權利，在訴訟中留給其更為廣泛的活動空間。在我國現有的代表人訴訟制度框架下，訴訟代表人在訴訟活動中的訴訟行為所受的限制比較大。其中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代表人在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方面沒有自主權。從立法者的考慮來看，是為了防止因訴訟代表人的惡意行為而給其他當事人造成損失這一情況的發生。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安排是不符合群體訴訟制度自身的內在機理及其宗旨的。這是因為，群體訴訟制度的目的本來就是為解決大規模糾紛而設立的，而且群體訴訟制度的價值所在就是其效率性和經濟性。訴訟代表人可以看成是被「濃縮」的當事人，要保證整個訴訟活動真正富有意義，就必須賦予其充分而全面的訴訟權利，其中就包括處分權，尤其是實體處分權。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訴訟代表人的「代表」作用。倘若對代表人的行為做出較大的限制，不給予他充分的意志自由，無疑會束縛其手腳，不利於其能動作用的全面發揮。更為重要的是，關鍵時刻要求代表人徵求被代表人同意或授權的做法勢必造成訴訟的延誤，同時也造成不必要的程序耗費，和設立群體訴訟制度的初衷相悖。尤其是在當事人一方人數特別多，分布特別廣的情況下此種做法更是行不通，或者成本相當大。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美國集團訴訟的某些處理方式，賦予代表人在法院的監督下行使處分權（尤其是實體處分權）的權利，從而使我國代表人訴訟制度徹底從共同訴訟的框架中走出來，成為適應現代社會需求、名副其實的大規模群體糾紛解決機制 [11] 2、加強對代表人資格的審查和監督

不斷擴大代表人訴訟權利尤其是實體性處分權利，要求訴訟代表人能夠本著被代表人利益行為。因此，對於訴訟代表人的訴訟資格、訴訟能力以及必要的責任意識等問題有待

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進一步予以明確和具體化，法院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待增強。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沒有對訴訟代表人的條件做出明確規定，顯然不利於對代表人實施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作為合格訴訟代表人，尤其在前述擴大其訴訟權利的基礎上，應該具備起碼的條件，才能為被代表當事人利益不受侵害提供保障。包括：1.訴訟代表人與其他成員應具有共同的利益；2.具有訴訟行為能力；3.能公正善意的維護所代表全體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另外，「當代表人沒有很好履行代表職責時，被代表的當事人應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更換代表人；同時人民法院對此也應承擔必要的監督職責，在審理中發現訴訟代表人不適格的，也有權通知當事人更換代表人。」 [12] 此外，對於訴訟代表人的失職或者與對方當事人串通損害被代表人利益的惡意行為，必須要有相應的、及時的救濟措施，比如人民法院可以宣布其惡意的訴訟行為無效。在訴訟代表人的產生問題上，應該更為充分的尊重當事人意志。當出現推選或者商討不出訴訟代表人的情形時，人民法院不應強行指定，而應告知這些當事人可以分別進行訴訟。

(四) 賦予某些團體以訴權

現代社會尊重個人權利, 但個人權利的實現往往須通過其所在的社會組織或團體實現,所有團體的行為最終可歸結為組成團體的個人的行為 [13] 。所以可借鑒德國的做法, 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則, 尊重當事人的選擇, 在某些領域設立團體訴訟, 基於團體章程以公益事業為目的直接起訴。如果當事人不能或無法選擇訴訟擔當人, 則可以由法律或法規規定的某個機構作為其訴訟擔當人 [14]。可優先賦予消費者保護團體和環境保護團體以訴權, 賦予其直接提起侵權之訴或不作為之訴(停止侵害) 救濟的權利 [15]。在證券集團訴訟中, 可仿照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的做法, 專門成立一個「投資者權益保護協會」機構 [16] 。直接代表股東的利益, 代表股東從事訴訟活動。

（五）對民事訴訟法立法空白問題的構想

1. 管轄問題。

以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為原則,案情簡單、訴訟主體較少、訴訟標的不大的案件,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主體特別多、標的額巨大,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地域管轄適用民事訴訟法一般規定

2. 上擴問題。一審判決後,部分代表人上訴,部分放棄上訴的,部分上訴訴訟代表人的上訴行為對全體成員發生效力,上訴法院應當通知放棄訴訟的其他訴訟代表人參加上訴審,如其不願參加,可以上訴的部分代表人作為上訴審的訴訟代表人,二審判決的效力及於全體;一審判決的,全體訴訟代表人放棄上擴,群體中部分當事人不服原判,部分當事人無上訴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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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民法典一千二百一十四條怎樣理解

《民法典》就原《侵權責任法》

有哪些具體修改

1、在侵權責任的構成方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條對於侵權行為的損害結果要件進行了完善，由「侵害民事權益」變為「侵害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這一改變更加符合法律實務中對侵權行為進行責任認定時的操作，比如行為人高空拋物，這就是一個侵權行為，但是下方無人，或者拋出物沒有傷到他人，沒有造成損害結果，那麼就不能追究其民事侵權責任行為。但也要注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規定「故意從高空拋棄物品，尚未造成嚴重後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躲過了民事侵權責任，卻觸犯刑法，一樣被法律所制裁，高空拋物不可取！

2、新增「自甘風險」的相關規定，回應實踐問題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是一條完全新增的規定：「自願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活動組織者的責任適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條的規定。」

「自甘風險」原則問題在司法實踐中一直是一個備受矚目的事情，最關注這一問題的，莫過於體育法律界的朋友們，體育類活動是最容易造成人體損傷的，小傷自然不必多說，但時不時發生的嚴重損傷，非常容易引起侵權責任糾紛，體育活動的組織者，特別是校園體育活動的組織者校方，都會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束手束腳。例如體育老師組織學生折返跑導致學生摔倒受傷、公司組織員工進行足球比賽隊員鼻骨受傷斷裂等案件，都有判定學校或組織者甚至參與者承擔相應比例的賠償責任，可能這些實務判例中有多方面的考慮才讓組織者承擔了部分責任，但不可避免的是普通大眾看到這種新聞時並不會仔細研究其中的判決依據，只會記住事件的起因和結果，那麼就會導致文體活動的開展大大受限，大家都對這樣的事情畏之如虎，體育課換成數學課，周末運動俱樂部換成上網打游戲，不利於全民身心的健康發展。

因此，這次立法將「自甘風險」納入是一次極大的進步，體現了法律對體育行業的時代關懷，對於促進全民理性、積極地參加體育活動，提高體育活動效率和質量，加強和完善體育法治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正是組織文體活動可能帶來風險，只有釋放這樣一種風險，才能夠激發更多舉辦活動者的熱情。但注意，這一條文也不是所有組織或者參與者的「免責尚方寶劍」，任何組織或者參與者也都應當盡到自己的應有義務，在大街上組織踢球，慫恿喝了酒後進行跑步等劇烈運動，那麼等到的很有可能就是《民法典》的侵權責任懲罰。

3、新增「自助行為」條款，並明確了其限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同樣也是一條全新的法律條文：「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情況緊迫且不能及時獲得國家機關保護，不立即採取措施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必要范圍內採取扣留侵權人的財物等合理措施；但是，應當立即請求有關國家機關處理。受害人採取的措施不當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何為「自助行為」，根據法律條文的描述，不難想到留置權，留置權的定義是指債權人因合法手段佔有債務人的財物，在由此產生的債權未得到清償以前留置該項財物並在超過一定期限仍未得到清償時依法變賣留置財物，從價款中優先受償的權利。實務中常常引用留置權的糾紛就有交予維修物品又不支付維修費用的案件，比如維修手機，維修過後不支付費用，維修方不返回手機，對手機行使留置權。那麼「自助行為」與以前《擔保法》及《物權法》所規定的留置權有什麼區別呢？

此前，早在我國2009年以前侵權責任法制定過程中，第三稿就刪除了第一、二稿中有關民事自助行為的規定，其原因就是該「自助行為」條款實為免責條款，有著它存在的必要意義，但不同於留置權要求「債權人已經合法佔有債務人的財產，且財產與債權屬同一法律關系（如上述維修手機，手機交予維修人被合法佔有，拖欠的維修費屬於同一法律關系）」，「自助行為」不要求基於合法途徑佔有侵權人財物，可以直接「扣留」，更不要求所佔有財物與侵權行為有直接關系。因此，這樣的免責條款很有可能受到濫用，所以被刪除。

但是，「自助行為」在生活中卻是存在並具有合理性的，例如有人想吃「霸王餐」，在飯店用餐後聲稱沒錢，拒絕買單。飯店限制其離開，並打電話報警，這種行為即為民事自助行為，缺少對這樣行為的法律定義與限制的法律體系就是不完整的。所以此次民法典修訂，再次將「自助行為」條款加入侵權責任篇，同時為了防止濫用，明確了適用條件為「不立即採取措施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並規定「應當立即請求有關國家機關處理」，同時並不賦予受害人百分百的免責權力——「受害人採取的措施不當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4、人身損害賠償新增「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了「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的計算標准，而原《侵權責任法》未規定賠償「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故《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在人身損害賠償費用中進行了新增，將司法解釋中的「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納入了立法，提升了立法層級，現在被明確的可以合法主張的費用有：「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

5、完善了對侵權造成財產損失的賠付順序規定

原《侵權責任法》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財產損失的，先按照所受損失進行賠償，所受損傷難以確定的，按照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進行賠償，這樣會出現一種情況即被侵權人能舉證的所受損失小於侵權人所獲利益時，被侵權人的權益無法得到完全保障，侵權人也得不到應有懲罰，有可能使得侵權人更加肆無忌憚。因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條對此進行了完善，所受損失與所獲利益為同一賠償順位，按照最高的進行賠付，進一步保障了被侵權人的完整權益。

6、將《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四條納入立法

我們時常看到有「熊孩子」毀壞他人物品被索賠的新聞，但這類新聞大多因為熊孩子毀壞的物品價值高昂，不好好管教「熊孩子」的「熊家長」心有不平，不願賠付的時候才會鬧上新聞甚至訴至法庭，這樣的「熊孩子」數不勝數，但是生活中往往有的被毀壞物品可能價值並不高昂，可對擁有者來說卻可能有重大意義，可能是亡故的親友遺物，也有可能所看重之人贈與，被毀壞了心痛無比卻不能獲得多少賠償，「熊孩子與熊家長」也不能得教訓長記性。因此司法解釋就對此進行了規定，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條第二款「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義的特定物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則提升了其立法層級，明確了特定物損害的精神賠償責任。所以，應當管住自己，更應當管住孩子，不要隨便損壞甚至翻動別人的物品。

7、明確了委託監護的侵權責任

上一條說了「熊孩子」造成他人損害時監護人需要承擔責任，那麼如果監護人委託他人進行監護時「熊孩子」造成他人損害該怎麼辦呢？《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規定，委託他人監護的情況下，無、限制民事行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依然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受委託人則承擔過錯責任，即有過錯才需承擔責任。

8、新增關於侵害知識產權的懲罰性賠償

各種科技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知識產權的重要性越發突顯，知識產權的侵害行為也越來越多，但是很多知識產權的價值很難衡量，實務工作中對於侵害賠償數額也難以確定，因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新增條文「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進一步提高了惡意侵害知識產權的違法成本，體現了法律隨時代在進步和完善。

9、履行工作或因勞務致他人損傷，一樣有可能要承擔責任

我們都知道，單位的工作人員或者個人勞務關系中的勞務方在履行工作職責的時候造成他人損害的，都是由單位或者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與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條新增規定，在用人單位或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勞務方進行追償。因此，在生活工作中，謹慎總不是壞事。

10、明確承攬活動中，定作人只承擔過錯責任

不同於單位工作關系與個人勞務關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條規定，承攬人在完成工作過程中造成第三人或者自己損害的，定作人不承擔侵權責任，除非定作人的定作、指示或者選任有過錯的才承擔相應責任。

11、為網路用戶與網路服務提供者完善了侵權處理法律指南

現如今網路發展迅速，在大數據網路背景下，人們的隱私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是網路用戶利用網路的侵權行為也越來越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至一千一百九十七條可謂網路用戶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法律指南，完整規定了在侵權行為發生後，權利人有權如何應對侵權行為（向網路服務提供者提供初步侵權證據與權利人真實身份信息），以及網路服務提供者應當怎樣配合維權的同時（及時採取措施，否則承擔連帶責任），保證不因為一方「保障權利」而「侵權」另一方（被指侵權用戶享有聲明權，可以提交不存在侵權行為的證明，並提供真實身份信息），這幾條有關網路侵權的規定是也是《民法典》里字數最多的幾條法律條文，完美體現了一句話---「網路不是法外之地」。

12、機動車交通事故的責任明確

《民法典》侵權責任篇第五章交通事故責任共修改了6條條文，新增4條條文，主要對各種交通事故造成損害的責任承擔進行了明確，首先以掛靠形式從事道路運輸的，由掛靠人和被掛靠人承擔連帶責任；未經允許駕駛他人機動車的，由駕駛人承擔賠償責任，所有人與管理人只承擔過錯責任；盜、搶機動車的，由盜、搶人與車輛駕駛人（盜、搶人與駕駛人不是同一人的）承擔連帶責任。

大家非常關注的非營運車輛與無償搭車人損害的問題，即俗稱「搭便車」問題，明確了「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的，應當減輕其賠償責任」，體現了法律對保護受害者權益和鼓勵助人為樂二者之間的平衡。

新增條款明確了交通事故損害後的賠償優先順序：強制保險---商業保險---自行賠付。

13、遺失病歷不再是醫療事故中的借口

《民法典》侵權責任篇第六章醫療損害責任賠償修改了7條法條，主要是進行一些表述上的完善，其中最受關注的是醫療機構的過錯推定條款。因為在實務工作中，發生醫療事故時，要進行責任認定，病歷記錄是非常重要的證據，但是詳細的醫療記錄由醫療機構保管，常常出現醫療機構以遺失為借口逃避法律責任。因此在《民法典》的立法過程中，明確遺失、偽造、篡改或違法銷毀病歷資料的，均直接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

除此之外，本章新增了醫療機構與醫務人員對患者個人信息的保密義務以及侵害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時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14、破壞生態「罪加一等」

《民法典》於一千二百二十九條至一千二百三十五條以新增「破壞生態」為污染後果或新增整條法條的形式，對當前社會發展中，無視生態環境的侵權行為進行了嚴格約束，同惡意侵害知識產權一樣，被侵權人還有權提出懲罰性賠償，進一步加大了侵權人的違法成本，不但如此，國家機關或相應的合法組織還有權要求侵權人對被破壞的生態環境進行修復或承擔修復費用，以及相關的一切損失與調查、評估鑒定費用、防止損害擴大費用等。所以，愛護環境，人人有責，犧牲環境進行發展早已不可取。

15、「高空拋物」明令禁止

最開始我們就說過了「高空拋物」問題，這一行為不但觸犯了刑法，造成他人損害的，也必然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責任。鑒於實際生活中，高空拋物的事情時常發生，《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條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法條第一句即「禁止從建築物中拋擲物品」！當拋擲物或墜落物致人損害的，整棟樓的「連坐」義務也不是開玩笑的，該法條規定在經調查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時，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以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予補償，但也新增了補償人可以再向侵權人進行追償的規定。同時物業應當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事故發生而未採取的，也應當依法承擔未履行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責任。法條的最後還新增了公安機關的調查義務，明確應當由公安機關依法及時調查，查清責任人，避免因「連坐」導致承擔賠償責任的普通老百姓無法找到真正侵權人而權益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