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的現實意義

『壹』 商法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具體作用400字以上

商法之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內容
誠實信用原則是現代民商法中的一個「帝王條款」，它對於民事活動和商事活動的公平進行具有著普遍性的控製作用。誠信原則起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的誠信契約中債務人不僅要依照契約條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內心的誠實信念完成契約所規定的支付。所謂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規則。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誠實信用原則為一切市場參加者樹立一個「誠實商人」的道德標准。按照這一原則，商事主體在行使私法上的權利、履行私法上的義務時，應恪守信用、誠實為主。詳言之：（1）應依照誠實信用的方式行使權利，商事主體行使財產權應尊重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利益，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並獲得利益，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而濫用權利。（2）應依誠實信用的方式履行義務。如票據法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具有真實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保險法規定，投保人於訂立保險合同時應遵循最大誠信原則，對保險標的重要事實如實告知等。 誠實信用原則也是對法律規定不足的補救原則，具有較強伸縮性。這一彈性原則賦予司法人員一定自由裁量權，使其在法律規定模糊或法律規定不清時，從商法的宗旨出發，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合理地處理商事糾紛。

『貳』 公司法的社會現實意義

我國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得以初步建立的主要標志，與其說是契約關系和契約制度的建立，毋寧說是公司和公司制度的萌芽和發展。
我國《公司法》計有230條之多，頒布於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9年。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公司法理論研究薄弱、起草時間倉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條文存在著原則性較強、可操作性較差、法律漏洞較多的不足。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關於修改公司法的決定》，增設了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放鬆了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允許在證券交易所內部為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開辟第二板塊市場。這些修改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畢竟不是對《公司法》的全面修正。《公司法》的修改既要立足於我國的公司實踐，還要大膽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立法例、判例與學說，考慮到全球化時代和網際網路時代的新情況，突出新公司法的前瞻性、可預期性、嚴謹性、開放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修改公司法是我國抓住「入世」機遇，保護國內外投資者投資熱情的需要。在資本市場國際化、全球化的今天，資本已經變成沒有國界和「國籍」的高度流通資源。川流不息的國際資本，總是傾向於流向那些法律環境比較好、投資預期比較穩定以及投資者的權利較有保障的國家和地區。如果我國《公司法》不作出相應調整，不但有可能導致國際資本流向其它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而使我國錯過難得的商業機會；而且有可能導致國內民間資本的外流。雖然尚無確切的內資外流統計數字，但內資外流的現象已經存在，這與《公司法》的不完善不能說沒有一點因果關系。在現實生活中，不僅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東利益屢屢受到損害，就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東也存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

修改公司法是我國資本市場走向法治的需要。現代公司是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的縮影。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衡量資本市場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標志是看，公司法治的完善程度如何。為了更加公平、高效地協調好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經理、雇員、供應商、債權人、競爭者、政府、社會中介機構等諸多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必須通過建立健全主體制度、行為制度、權利制度和責任制度落實各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其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公司的設立、投融資和治理結構等諸多領域能否擺脫人治的烙印，步入法治軌道，關鍵在於是否有一部現代化的公司法。

修改公司法是我國提高公司競爭力，乃至民族經濟競爭力的需要。公司是民族經濟的細胞。公司是否具有競爭力，取決於公司對資本、勞動力和管理等生產資源的整合和開發能力。公司制度的設計初衷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法人制度和股東有限責任制度提高公司和投資者的商事活動效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無不是公司法健全的國家。

修改《公司法》應遵循的原則

（一）既強調公司與股東自治，也要維護交易安全。

新《公司法》與現有《公司法》相比，應當進一步突出公司自治與股東自治，加大民事法律規范、任意性法律規范和保護性規范的比重，並慎重擬訂禁止性規范。為擴張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間，新《公司法》應當允許公司章程和股東協議在不違反強行性法律規定、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就公司內部的治理關系作出安排。新《公司法》還應廢除或者限制傳統的經營范圍制度對公司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不合理限制。為保護投資者的投資自由，有必要簡化公司設立、重組程序，對各類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設立採取以登記制為原則，以審批制為例外的立法態度，限制審批制范圍，取消不合理的登記前置程序，進一步擴大公司登記制的適用范圍。根據國民待遇原則，對於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也應採取這一立場。原則上，對於包括外國投資者在內的股權轉讓行為，都不應當再以政府主管部門的審批為生效條件。為確保投資者選擇企業組織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認一人公司等多種公司組織形式。又如，股東協議可以規定股東不按照出資比例享有分取股利。例如，甲乙兩股東可以約定，出資比例為90％的股東可以享有60％的股利，出資比例為10％的股東可以享有40％的股利。

當然，為維護公司對外關系中的交易安全，《公司法》需要納入一些必要的行政法律規范、強制性法律規范和管理性規范。例如，新《公司法》應當進一步健全公司資本制度，規范股東出資形式，強化資本減少限制原則和資本維持原則。新《公司法》還應進一步改進公司公示制度，確保公司債權人和投資者的知情權。在擴張公司自治和股東民主范圍的同時，更要注重強化登記機關和登記行為的公信力。公司財務會計制度也應進一步與國際會計標准接軌。

（二）既要大膽移植國際立法經驗，又要著力解決國際立法經驗的本土化。

公司和公司制度是舶來品。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資、留住內資，我國《公司法》修改應當盡可能多地參照國際慣例（並不一定寫入WTO規則），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公司法接軌。例如，WTO《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的協議》的內容只涉及與貨物有關的投資措施的效力問題，而未對成員國的一般投資政策作出系統規定。但為了強化國內外投資者對我國企業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國《公司法》修改就不能僅僅滿足於《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的協議》的要求。而是要主動借鑒WTO主要成員國（包括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先進立法經驗，構築良好的投資法律環境。當然，對發達國家公司法經驗的吸收借鑒應當從中國國情出發，實現國際經驗的本土化。在對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外立法例（如英美法系的單層制與大陸法系中的雙層制）進行借鑒時，應當本著洋為中用、擇善而從、實用優先的原則，決定取捨。

（三）新《公司法》應當涵蓋公司設立與運營中發生的主要法律關系。

新《公司法》既要解決好企業進入市場的問題，簡化公司設立程序；也要解決好企業退出市場的問題，填補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問題；更要解決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資中的難點問題。例如，我國現行《公司法》以若乾股東設立獨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為假定調整對象。當時，立法者尚未預料到公司作為股東設立子公司、子公司復出資設立孫公司、孫公司又出資設立曾孫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例，從規范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建立公司集團的合並財務會計報表制度、保護子公司債權人與小股東的合法權益方面，實現對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債權人利益及小股東利益的均衡保護。從單純規范單一公司，到同時規范單一公司與公司集團，反映了立法者對公司法律現象的認識規律，體現了現實經濟生活對立法的迫切需要。對於現行《公司法》的漏洞均應予以彌補。

（四）既強調公司的營利性和股東利益最大化，也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

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社團法人。公司法歷來把最大限度地營利，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視為公司的最高價值取向。近現代公司法的歷史就是一部為股東權保護而奮斗和努力的歷史，公司法實際上就是股東權保護法。股東權的保護程度如何，不僅直接關繫到股東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關繫到公司制度本身的存廢，並進一步波及於公司的勞動者、經營者、消費者、債權人、交易客戶、公司所在地居民、公司所在地政府乃至全社會的利益，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股東權保護所具有的經濟意義與政治意義不言自明。

國際公司法學界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討論日趨熱烈，越來越多的人們呼籲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考慮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包括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正確處理好強調公司社會責任與強調股東權保護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將是修改《公司法》不斷變革和前進的動力。強調公司社會責任與強調股東權保護在新《公司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例如，既要保護股東的權利（含自益權與共益權），也要強化股東的足額出資義務。又如，為制裁投資者在投資及經營中的欺詐行為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應當導入公司法人資格否認理論或者掀去法人面紗理論，明確規定濫用法人資格的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五）《公司法》的穩定性與開放性兼顧的原則。

為保護中外投資者的合理法律預期，《公司法》理應具有相當的穩定性，避免朝令夕改。因此，凡是看準的《公司法》制度改革，應當盡可能一步到位，避免由於逐步推出改革而干擾投資者對法律環境的長遠預測。當然，實在不具備一步到位條件的立法改革，也應逐步推進，避免立法偏激冒進，缺乏可操作性。但立法者並非聖賢，無法對未來的公司法律現象先知先覺。因此，只能隨著對公司法律現象的不斷認識，而不斷修改立法。例如，馬車時代的公司法與互聯網時代的公司法應當有所不同。新《公司法》理應對股東大會的電子化等問題作出回應。難怪，近年來西方國家的公司立法變化頻仍。就《日本商法典》而言，近年來每隔一兩年就修改一次，在1997年時竟然先後於5月、6月和12月修改了三次。

此外，《公司法》修改還應堅持保護股東權利與預防股東權利濫用相兼顧、立法目標理想化與公司現實多元化相統一、壓縮行政權作用空間與鼓勵司法權適當介入相兼顧的原則。

『叄』 結合當前實際,談談對商法的認識和理解

和世界比較接軌的法。

『肆』 學習國際商法的自己的影響或者心得體會 要現實意義的 不要官腔套話

對國際商法的認識 俗話說，編筐編簍，貴在收口。因此，在此時縱觀本學期的商法學習就顯得 尤為重要了。本學期，通過對國際商法的學習，很是受益匪淺，雖然我是一名國 際經濟與貿易的學生，但經濟貿易與法本就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國際商法 是法學的一門重要學科，尤其是隨著中國的入世，它在國際貿易實務以及商 事往來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下面，我就談一下通過這半個學期的學習，我對國際商法的基本認識， 以及國際商法的一些基礎知識。 一、 國際商法的概念 1、國際商法的含義 國際商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是調整跨國境的貿易活動的法律制 度和法律規范的總稱， 主要包括調整平等主體間的商業交易活動的私法規范和國 家對貿易活動進行管理的公法規范。同國際經濟法的淵源一樣，國際貿易法主要 表現為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和國家或國家集團的立法、規章。 2、國際商法的特徵 主體的普遍性 調整對象的廣泛性 法律規范的多樣性 二、 國際商法的歷史淵源與發展 國際商法是一門古老的法學學科，並且不斷發展。其調整范圍由原來的商事 交易范圍擴大到貿易管理規范，從性質上已不再限於私法；由貨物買賣擴大到技 術貿易、服務貿易。與國內法相比，其淵源不僅包括國家立法、國際條約，還包 括沒有當然約束力的國際慣例。 商人之間的國際貿易越來越受到國家乃至國際組 織制定的規范的影響。自然人、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國家、國際組織，都是國 際貿易舞台上的主角。 國際商法是國家間商事交往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產生的。11 世紀起，隨 著歐洲商業的復興和發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商業中心城 市，這些城市中的商人從封建領主那裡買得了自治權，組建商人法庭，適 用他們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習慣規則調整商事交易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法 律被稱為「商人法」，以區別於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等法律 體系。後來，隨著歐洲航海貿易的發展，商人法逐步擴及到西班牙、法國、 英國、德國等國家，實際上成了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調整他們 之間經濟貿易活動的法律和國際慣例。商人法從產生之時起就與當時佔主 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成為一個特殊的、獨立的法律部門。這種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國界商事交易法 的形成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為各國商業的 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而國際商事交易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國際商法 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質基礎。具有國際性的商人法被納入主權國家國內 法體系後，使得各國國內商法成為調整本國對外商事關系的重要規則。從 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直到 19 世紀末以前，在國際商事交易中，國內商事 立法一直是國際商法主要的法律淵源。國內法本質上屬於主權法的范疇， 為法學理論中的「強制性規范」，即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從這 一角度說，商人法的國內化實質上是從主權原則和民族主義出發的商人法 的民族化。從歷史的觀點看，這對促進本國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 常化起了積極作用，但以發展和未來的觀點來看，卻是與商事活動的國際 性、跨國性相違背的。由於各國內商法主要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制 定的，而不是從國際商事活動的需要出發。因此，各國的商法不但很難充 分涉及國際商事方面的問題，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規定甚至與傳統的國際商 事慣例背道而馳。國家法越多，各國交往中的法律沖突也越多，在發展國 際貿易方面的法律障礙也越多。盡管這些法律沖突可以按照國際私法規則 予以解決，但畢竟給順利進行國際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煩和障礙。因此，從 19 世紀末起，隨著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有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 過渡，在國際商事交易活動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各國政府都積極介入了統 一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工作，以雙邊條約或多邊公約的方式推動著國際商 事交易規則的國際統一化進程，使國家成為推動傳統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 要力量。 各國已在統一國際投資、國際貨物、服務和資本交易、國際技術 轉讓與這些活動密切相關的國際貨幣、金融和財政制度、國際民事訴訟和 國際商事仲裁規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國家參與制定的條約、公約已取 代國內立法和國際商事慣例成為國際商法最重要的淵源，正是在國家的推 動下，各國之間涉外商法的差異日漸縮小，國際商法的內容也不斷豐富和 完善，國際商法統一化進程日益加快，為適應並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發揮 了積極作用。國家之間的關系、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商 事關系的主導因素。國際商法淵源結構的變革推動了傳統法學的變革，正 是在國家成為推動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的歷史背景下，二戰後興起 了一門專門研究國際經濟關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關系，即以國家為主 體的法律關系的新興的學科———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必 將會推動國際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變革與統一化進程。目前，國際商法在 法律淵源方面已形成了國際條約、國際貿易慣例（兩者我們可合稱為國際法淵源） 、國內法並存的局面。 三、 國際商法的作用 國際貿易法作為調整跨國貿易活動的規范，無疑具有廣泛和重要的作用。概 括起來，至少應包括下述幾個方面： 第一，調整貿易活動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國際貿易界普遍接受、遵守的國際貿 易管理也都是直接調整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的。這是國際貿易法的最基本 作用。 第二，調整國家間的貿易關系。 第三，促進全球共同發展和可持續性發展。貿易已不再單純的局限於貿易，而逐 漸與環境、人權相聯系。 第四，為解決國際貿易爭議提供准則。 在貿易過程中一般會產生兩種類型的貿易 爭議：一類是商事爭議，交易雙方對合同的履行、權利與義務產生爭議； 另一類是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爭議，主要因貿易管理而引起。 討論國際商法的地位和體系， 必須把國際商事法律規范與國際商法的淵源區 分開。國際商法的淵源，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其與國際商事法律規 范之間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我們說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基於國 際商事法律規范的內容、性質進行的分類，而非就其表現形式進行的分類。近代 以來國際商法的淵源出現了新的變化，但並不影響國際商法的獨立性。相反，法 律淵源的豐富反映了國際商法體系在隨著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完善， 在不 同的法律淵源間的相互作用下，國際商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四、 從合同法看國際商法 合同是現代社會進行各種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律形式。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生 產、分配、流通領域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合同。比如，公司廠房的建造、原材料 的取得、職工的僱傭、產品的銷售、貨物的運輸與保險等，都要通過訂立合同來 實現。由於合同至關重要，無所不在的作用，決定了合同法在國際商法中的地位 合同法構成許多商事交易的基礎，其基本的制度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因此，要更 好的學習國際商法，就必須對合同法有一定的基礎了解。 2、各國的合同法 在大陸法系國家，合同法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現，如法國、德國等國的合同法 一般包含在民法典中。 在英美法系國家，合同法主要是以判例法的形式出現。這是幾個世紀以 來英國、美國等國法院以判例形式發展而成的判例法。 中國現行合同法是 1999 年 3 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 1、合同法的重要地位該法從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的合同法中吸納了許多先進的制 度，在我國的合同法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3、合同的有效性及合法性 a 有效性： 各國法律通常規定， 只有合同同時符合以下四項條件， 才是有效合同： 當事人必須具有訂立合同的能力； 合同的標的、內容必須合法； 合同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求； 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須真實。 b 合法性 各國法律通常規定，當事人所訂立的合同必須合法，並且規定：凡是違反法律、 違反善良風俗與公共秩序的合同無效。 4、合同的簽訂 一般要經過要約和承諾兩個步驟。 要約：為當事人一方向他方提出訂立合同的要求或建議。提出要約的一方稱 要約人。在要約里，要約人除表示欲簽訂合同的願望外，還必須明確提出足以決 定合同內容的基本條款。要約可以向特定的人提出，亦可向不特定的人提出。要 約人可以規定要約承諾期限，即要約的有效期限。在要約的有效期限內，要約人 受其要約的約束，即有與接受要約者訂立合同的義務；出賣特定物的要約人，不 得再向第三人提出同樣的要約或訂立同樣的合同。要約沒有規定承諾期限的，可 按通常合理的時間確定。對於超過承諾期限或已被撤銷的要約，要約人則不受其 拘束。 承諾：為當事人一方對他方提出的要約表示完全同意。同意要約的一方稱要 約受領人，或受要約人。受要約人對要約表示承諾，其合同即告成立，受要約人 就要承擔履行合同的義務。對要約內容的擴張、限制或變更的承諾，一般可視為 拒絕要約而為新的要約，對方承諾新要約，合同即成立。 5、我國的合同法立法 我國合同制度的立法，經歷了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特別應當 指出的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需要，我國陸續 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 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 ，此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也對合同制度作了大量規定，對促進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後，這三部合同法的計劃 經濟色彩已顯現出來，同時，由於三部合同法並存的弊端和沖突，顯然已 經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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切實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國於 1999 年頒布和施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合同法》 。 五、 小結 隨著國際之間的日漸密切合作以及經濟的進步，國際商法一定會更加完善和 全面。

『伍』 商法中的信義義務

忠實義務，又抄稱信義義務襲，指董事管理經營公司業務時，毫無保留地代表全體股東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自導利益與公司整體利益發生沖突時，後者優先。它源於作為受信人的董事與作為受益人的公司之間的信任關系。公司由董事控制，是董事決策公司應採取的行動。就關於公司而作出的任何行為而言，董事處在如同受託人一般的信義地位[1]。依誠實信用原則，公司對董事在法律或事實上產生信任，有所信賴；董事因接受公司信任而負有誠信、忠實、謹慎與勤勉等義務。公司對董事個人素質與品德等充分信任，董事在此關系中具有極強人身性。從權利義務一致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權力，董事應基於信任在法律上承擔忠實義務。這主要包括：(1)在法律和社會道德允許范圍內，遵守公司章程，董事為正當目的誠信行使職權，努力實現公司利益最大化；(2)盡力避免董事個人利益（含與其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的利益）與公司利益發生沖突，若兩者沖突，後者優先。了解忠實義務，須明確公司與董事的法律關系。

『陸』 商法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現今的中國，是一個倍受歡迎的字眼。經過長期的重農抑商的文化壓抑，經歷建國初期「割資本主義尾巴」式的遏制商業時期以及長期計劃經濟時代後，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包括商業在內的第三產業，民眾對「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國現實中，實在是承受著太多的神話，彷彿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靈了。在法學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樣是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本文對商法的學習研究，不僅僅是因為商法的熱門，更多的是緣起於學術上對商法性質定位等問題的爭論：如學者普遍認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學者否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認為商法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的商人習慣法，從一開始就和民法毫無關系[2]；大部分的學者贊成商法並非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而有的學者主張商法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或者說是眾多法律部門中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4]。此外，對於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問題也是爭議的焦點。本文試圖通過對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現實中著實混亂。與之相關的有商法、商人法、商業法、商事法、商貿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盡管在《論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經作了詳細的辨析和論述，但是在此還是有必要進一步強調。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謂商人法，是「中世紀期間有關商人、商業事務的習慣法規和原則的總稱。」[6]因此，商人法是一個歷史形成的概念，是對歷史上形成的商人習慣法的總稱。相對來講，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於法律部門的劃分爭議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們認為商法是「傳統上指與民法並列，並互為補充的部門法，即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7]或者是「規范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行為的特別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商人法是一個歷史上的概念，更為准確的稱謂應該是商人習慣法，而商法是一個現實的法典意義上的概念，其最為本質的特點就是直接或者間接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因此，如果嚴格按照法的定義來講，商人法是習慣法而不是法，因為其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這一結論可以從後文對於商人法的發展歷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質精神是不同的。從我們對商人法的歷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產生和發展，無不貫穿著實事求是、務實創新的精神。由於歐洲中世紀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響，致使商業行為不被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認可，商業活動無法獲得當時的既有法律保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商業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個歐洲大陸的復興，需要有調整商人活動的規范，因此商人自發的從羅馬法的萬民法中尋求依據，並且直接適用到中世紀的商業活動中。這種活動完全是有了客觀的需要以後才發掘相應的制度，是一種客觀的活動。

但是與商人法這種客觀需要而產生的活動相反的是，商法的產生可以說是一種主觀的活動，缺乏客觀的現實基礎。盡管在關於商法特點的論述中都提及商法規范的技術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靈活性和適用的廣泛性，但是考察商法產生的現實，其就是拿破崙為了解決軍火供應中經常出現差錯而影響其軍事活動的問題，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拍腦袋」法典。因此，法國商法典從一開始就不是從社會需要這塊肥沃的土壤上開出的花，其到現在雖幾經修改，但只有數十條有效的條文。從這一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說僅僅是個別人主觀活動的產物，並不是社會發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業法

在外文的翻譯中，我們經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詞，此外還有Commercial Law。對於這兩個詞語的准確翻譯，應該是這里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

應該說商法是大陸法系的一個概念，在英美法系國家中，並不區分法律部門，因而沒有法律部門劃分意義上的商法的概念，而僅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達的意思應該是與企業或者經營有關的法律。如果說將其翻譯成為商事法還勉強說的過去，可以理解為與商業事務有關的法律，翻譯成商法則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考察英美法國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發現其中不僅規定了大陸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組織的內容，更多的是關於反托拉斯法、稅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內容，甚至包含了不動產和共有、遺囑、信託、知識產權等內容，完全不是大陸法系所說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強行的將Business Law與商法對應，則更多的情況下是會產生誤解的。所以應該用商貿法的概念來表達Business Law，同時也區別商業法。

商業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國也是一個不太准確的概念，因為我國使用商業法實際上是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的概念。「商業法通常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的商業立法。其立法的范圍僅限於國內商業，其內容與傳統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規定：（1）商業的作用和地位；（2）商業的基本任務和目的；（3）國家對商業工作的領導和監督；（4）商業行為要在國家政策和計劃指導下進行；（5）維護消費者的利益。」[10]從其內容可以看出商業法和商法的內容迥異。商業法在實質意義上應該是以產業政策法為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再者，對於Commercial Law的翻譯，有的稱之為「商業法」，而有的直接稱為「商法」。對商業法的概念前面我們已經進行了分析，不再贅述。而對於將Commercial Law翻譯成商法的做法，有一點是必須要澄清的。現在有的學者將美國的《統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稱為商法，並且將其作為商法法典化的例證，[11]這是一種誤區。盡管在翻譯上我們可以籠統的稱為「商法典」，但是就連這些學者自己都承認美國統一商法典「內容、體系與法、德、日等大陸法國家各異其趣」，怎麼可以僅憑名稱的類同而就簡單的認為其是商法？事實上，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內容龐雜，既包括了商業票據、銀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證、艙單、提單和其他所有權單據、投資證券等，又包括了貨物銷售（主要是關於合同的內容）、擔保交易的內容，實則是關於商貿法規的總匯，而絕不是像某些學者稱贊的那樣是「現代商法產生的標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確了商法的相關概念，進一步對於商法的考察，自然離不開對商法產生的歷史進行考察。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商法的歷史中得到很多內容，直接論證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問題。無論是主張商法在現代社會中還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商法典的論點，還是主張商法在現代泛商化情況下逐漸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體化的論點，都會從歷史上商法產生的原因和現實生活的角度出發進行考察的，只不過其對於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會有不同的結論。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考察歷史，然後回頭看現代社會生活的情況。同時我們希望能夠不再依託於法學教材中對商法發展的歷史陳述進行分析，因為我們發現法學領域中對其的論述，大體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們希望能夠借用歷史學考察的結論對這一過程作更為明晰的考察。同時，由於對這一過程的歷史考察是一個極為宏觀的視角，因此必須借鑒社會學的分析研究方法，更為明確的說就是使用社會結構理論進行指導。

（一）從歷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產生和發展

論及到近代商法的產生，通行的觀點認為是商法起源於十一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各個自治城市。這個時間是處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統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會制度極其盛行的時期，怎麼會產生與封建法和教會法格格不入的商法，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

由於歷史的原因，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到七世紀伊斯蘭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這個原來「羅馬帝國的內陸湖」從東南西三面被封鎖，歐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紀時期。「七世紀伊斯蘭教擴張造成的地中海封鎖，必然使上述商業活動迅速衰落。八世紀中的商業停頓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維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時趨於衰落。當然，羅馬的城市還在繼續存在，因為他們是教區行政的中心，……不過，這些羅馬城市已經失去了經濟的重要性與市區行政的意義。」[13]無論是試圖從地中海北岸少數的朝聖者經過地中海到麥加朝聖的行為，還是在北海、波羅的海附近的海盜活動證明這個時期的商業存在，都是徒勞無益的。「從各種觀點來看，九世紀以後，西歐在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14] 與這個農業社會相適應的就是封建勢力、教會勢力的昌盛，而商業在這個社會中是完全沒有地位的。但是從上面的記載中，我們也發現了歐洲中世紀城市可以分為教區行政、市區行政和經濟區三層意義。

但是商業的沖動是人類抑制不住的，在經歷了數個世紀的商業消亡以後，地中海、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商業活動都在九世紀以後慢慢復興，這種復興活動從南北兩部刺激著西歐大陸的商業活動，而最早的商業復興還是來自於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發源地。

無論最初的商人是怎麼出現的，由於歷史材料的缺乏難以准確的回溯，但是有一點事實是可以知道的：根據Norman J.G. Pounds的估計，在1050年，西歐商人階級數量達到幾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數量竟達到幾十萬人。[15]在漫長的黑暗中世紀，商人作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繼續活躍的經濟，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顯現出一絲人類文明曙光，但是其發展是經歷了千辛萬苦。主要的表現就是：

第一，商人在經濟上擁有一定數量的財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沒有地位，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由於中世紀歐洲的社會結構主要是依據城市為主的農業社會，所以城市生活對於人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進行商業活動、謀取商業利益的行為是不符合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說的作為教區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沒有商人生存的環境。但是商人並沒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創造了商業場所，並由此演變成為商業城市。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為封建或者宗教的勢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說有時封建或者宗教勢力還需要依靠這些商人的幫助：一方面教會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從商人處得到，另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的分裂狀況也不容許封建勢力過多得干預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這些自治城市中如魚得水，飛速的發展起來。

第二，在意識形態上，歐洲中世紀教會法是禁止牟利行為的，這對商人的打擊是巨大的。在奧里臘克的聖·格臘爾的傳記中記載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會的道德標准和商業行為是不能相容的：聖·格臘爾從羅馬進香回來，在帕維亞遇到一些向他兜售東方貨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機將他在羅馬購買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給商人，並且說明了是花多少錢買來的。商人們祝賀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為他們認為同樣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錢。格臘爾責備自己欺騙了賣主，立即將差額寄回去，因為他不願意貪便宜而犯貪婪的罪過。[16]

商業行為謀取商業利益是違背教會法的，因此商人在經營商業的活動中在意識上並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銀行家和投機家的遺囑中都說明了應該對那些曾經受他們欺騙的窮人賠償並且將他們的一部分產業捐贈給教會。如康布雷主教記載的魏令波爾的故事：魏令波爾和一個富商的女兒結婚，並且將富商的經營大為擴充，他包攬了一個城門的稅收，而且自己花錢修築了橋梁，但是在死後還是將自己大部分財產捐獻給教會。[17]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宗教宣揚的最終審判中得到赦

『柒』 概述商法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的作用

商法之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內容
誠實信用原則是現代民商法中的一個「帝王條款」，它對於民事活動和商事活動的公平進行具有著普遍性的控製作用。誠信原則起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的誠信契約中債務人不僅要依照契約條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內心的誠實信念完成契約所規定的支付。所謂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規則。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誠實信用原則為一切市場參加者樹立一個「誠實商人」的道德標准。按照這一原則，商事主體在行使私法上的權利、履行私法上的義務時，應恪守信用、誠實為主。詳言之：（1）應依照誠實信用的方式行使權利，商事主體行使財產權應尊重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利益，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並獲得利益，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而濫用權利。（2）應依誠實信用的方式履行義務。如票據法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具有真實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保險法規定，投保人於訂立保險時應遵循最大誠信原則，對保險標的重要事實如實告知等。 誠實信用原則也是對法律規定不足的補救原則，具有較強伸縮性。這一彈性原則賦予人員一定自由裁量權，使其在法律規定模糊或法律規定不清時，從商法的宗旨出發，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合理地處理商事糾紛。

『捌』 商法在我國法律中的地位

我國按照法律效力的位階，排序是，憲法，基本法，法律，法規，規章。商法屬於基本法范疇，僅次於憲法。

『玖』 開設國際商法課程有什麼意義

一、學習研究國際商法，有利於我們「引進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必須學會與國際商事主體打交道，以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中國《民法通則》第142條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中國《票據法》第96條也規定：「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這就為國際商事領域的國際法規范轉化為國內法規范對中國公民、法人有直接約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學習研究國際商法，有利於我們「走出去」。圍繞國家戰略與跨國投資設想，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機遇與風險並存。如何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現提供法律保障，需要法律界定人士認真思考——國際商法不可或缺。

三、學習研究國際商法，有利於我們參與國際競爭並在競爭中勝出。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迅速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互相依存。

附：國際商法典概念。國際商法（InternationalBusinessLaw）：國際商法是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的調整對象是國際商事關系，這種關系是各國商事組織在跨國經營中所形成的商事關系。
國際商法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有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的，即國際商事關系。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國際商事主體參與的商品流轉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於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國際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僅在空間上超越了一個國家的國界，而且在內容上也以「商事」為質的規定性，從而決定了國際商法既不同於以主權國家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內法體系，也與以國家之間非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際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