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令狀

❶ 令狀主義規則的含義

令狀主義，即原則上由法官事先批准，一切偵查行為必須接受司法審查，給予權利受到侵害的人以司法救濟，使偵查這一類最容易侵犯個人權利的「具體行政行為」直接受到獨立、公正的法官的審查，以司法權抑制偵查權。

❷ 人身保護令的簡介

人身保護令是司法令狀的一種。司法令狀是由法官根據行政機關及其人員的版申請簽發的一權種命令，根據這一命令，該行政機關及其人員在辦理該刑事案件中被授予某一權利（如進行有證逮捕、有證搜查）或者進行某一行為（如根據人身保護令釋放被拘禁者）。司法令狀制度體現了司法權對於行政的監督，對於保障公民自由權利則是一個優良的制度。這一制度的原理在於：法院在保障人權方面具有特殊作用，這就是對其他國家機構行使權力的有力制約。
人身自由是公民參加社會活動和享受其他合法權益的基礎。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權利最容易受到損害的群體，對他們人權保障力度的強弱，是衡量一個國家人權發展水平、民主進步與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修正案中，對《憲法》第三十三條增加了一款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在我國人權保障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此，《刑事訴訟法》也應當響應《憲法》新規定。應從立法上完善對被羈押者的司法救濟制度，加強對司法機關（在中國指的是行使法律監督、審判權的檢察院和法院）的監督，效仿歐美建立自己的刑事訴訟人身保護令制度。

❸ 司法令是什麼意思

西方國家的令狀制度，亦稱強制偵查令狀制度、司法令狀制度，是指偵查機關只專有在獲得法屬官簽發的令狀後，才有權實施扣押、搜查、監聽及拘捕等強制偵查行為的制度。它要求偵查機關必須得到授權，才能實施相關強制偵查行為。偵查人員即使在緊急情況下採取強制偵查措施，也必須事後得到司法官員的認可，否則應立即糾正，且所取得的證據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2] 一個國家的法律並不是始終連貫的，雖然建國後及現行法律對人身保護令制度沒有規定，但這一進步的制度曾在上個世紀初的中國有過短暫的出現

❹ 令狀主義的中國令狀

西方國家的令狀制度，亦稱強制偵查令狀制度、司法令狀制度，是指偵查機關只有在獲得法官簽發的令狀後，才有權實施扣押、搜查、監聽及拘捕等強制偵查行為的制度。它要求偵查機關必須得到授權，才能實施相關強制偵查行為。偵查人員即使在緊急情況下採取強制偵查措施，也必須事後得到司法官員的認可，否則應立即糾正，且所取得的證據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一個國家的法律並不是始終連貫的，雖然建國後及現行法律對人身保護令制度沒有規定，但這一進步的制度曾在上個世紀初的中國有過短暫的出現。
民國時期，中國曾效仿英美法系，先後於1927年2月5日制定了《保護狀條例》、1935年6月21日頒布了《提審法》。
最早提出建立這一制度的進步人士是章士釗。有感於孫中山（1866～1925）政府《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保護公民權利方面的缺失，章士釗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的次日，上書大總統，建議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他寫道：「人身自由權者，即民非違法，無論何人不得拘執之、羈禁之，及用他法以侵害身體之自由。如身體之自由無故而被侵害者，無論其為何人，被侵害者皆得控之，向索名譽金，或治以相當之罪也。然人慾濫用其權，中外一致。於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惟何？則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者友皆得向相當法庭呈請出庭狀。法庭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庭狀者乃法庭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於一定時期內，率被侵害者出庭，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此處的「出庭狀」即人身保護令。盡管隨後的《天壇憲草》吸納了一些內容，但還沒有頒布實施。北洋軍閥統治末年，北京攝政府公布了《保護狀條例》，該條例全面規定了申請保護狀的條件、格式、受理機關、授受辦法、違法拘禁和責任等事項。1928年北洋軍閥政府滅亡後，《保護狀條例》即自動失效。
1935年，伴隨著民國新一輪的立憲熱潮，《提審法》應運而生。1935年6月21日中國國民黨政府頒布了《提審法》，並於1946年3月15日正式實施。這部法律對1936年頒布的《五五憲草》也有一定的影響。可惜的是，《提審法》如同《保護狀條例》一樣，司法實踐中從未啟動過，成為一紙空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時期舊有法律被廢除，人身保護令制度也被付之一炬。1978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在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努力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終於從無到有。但是，直至最新的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審前超期羈押問題仍沒有規定有效的對策。雖然在2007年有學者重新關注起人身保護令制度，重新思考這一制度與我國的司法的融和，重新考慮再一次引進這一良制應對我國審前超期羈押這一毒瘤。但這一與我們分別近一個世紀「古老」制度能否適應現代中國的土壤？是需要適當改良還是僅需簡單「移植」仍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我國偵查機關在採取強制措施的時候，只有逮捕需要檢察機關的批准，其他涉及人身自由的拘留，涉及財產權的搜查、扣押，涉及隱私權的監聽等強制措施均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此種做法存在著制度性缺陷，已出現諸多弊端，建立強制偵查令狀制度已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1．保護人權的需要。人身自由權、財產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得到憲法的最高保護。實踐中，偵查機關對上述權利能自行處置，超期羈押、刑訊逼供、濫用監視居住措施、濫用搜查、扣押措施等現象大量存在，屢禁不止，公民的憲法性權利屢屢被輕易地剝奪，而現行司法體系對此並不存在一種有效的審查機制。
2．實現分權制衡，防止權力濫用的需要。法治社會的要義在於如何合理地運用和有效制約公共權力。強制偵查權是重要的公共權力，它直接關繫到公民的基本權利，「警察的權力越大，公民的權利往往就越小，相反亦然」。偵查權作為公權力中潛在危害性最大的一種，必須受到嚴格的制約。而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首要條件是必須對權力進行結構性的分離，並進行相互的制衡。為防止強制偵查權的濫用，就必須對偵查權進行分權，並進行制衡。具體來說，就是強制偵查權的決定權與執行權應該分開，並相互牽制。偵查機關作為強制偵查的執行機關，必須向另外的機關申請司法令狀後，才有權實施拘留、搜查等強制措施。
3．履行國際公約義務的需要。1966年聯合國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一款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並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到審判或被釋放。」我國政府已經於1998年10月簽署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建立強制偵查令狀制度，達到國際人權保護標准，可為早日實施這一公約創造條件。 在實行令狀制度的國家一般由具有司法性質的法官來簽發令狀，只有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才由檢察官簽發。 國外實行逮捕與羈押分離的措施，逮捕往往需要得到有權機關的司法令狀方可實施。而逮捕的期限相對較短（往往為幾十個小時），期滿必須放人。如果要轉為羈押，必須經法院的審判。所以，對於逮捕權的控制，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是：引入一個中立的、有權威的裁判者（通常是法院或法官）行使對偵察權的司法審查，以保障人權，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而我國則較為特殊，對偵查機關扣押、凍結財產，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強制措施僅由做出行為的機關自行決定，惟有一項權力--逮捕需要經檢察機關的批准，而這種「批准」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即檢察機關畢竟是公訴機關，操持逮捕批准權不如法院行使該權利公允、居中，且整個過程沒有賦予被羈押人司法救濟的途徑。因此有人建議效法西方制度，把批捕權交給法院行使，這樣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檢法三機關互相制約原則。筆者卻認為，依我國的司法現狀，全盤吸收國外經驗會造成水如不服。 因為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若由法官簽發令狀存在諸多的問題：
1．需要「再造一個審判機構」。若由法院對強制偵查進行司法審查，為防止法官先入為主，必然要在我國現行的審判機關內「專設獨立的預審法官序列」。這實際上是再造一個審判機構，我國法院的審判工作已不堪重負，積案情況十分嚴重。再造一個法院系統，在物質及人員配備等方面的耗費巨大，不切合實際。
2．審判機制及配套制度無法實現法官獨立。令狀制度要求預審法官獨立，以防止「先定後審」，影響公正審判。但我國的體制是「法院獨立」而非「法官獨立」，我國審判的最高決策機構是審判委員會，而非法官個人。此外，法官的任職制度、考核制度及職業道德培養等離法官獨立都有非常大的距離。
3．不符合憲政體制。由法官簽發令狀對強制偵查進行審查，是審判權對偵查權的制約。這種制度的設想實質是將檢察機關納入行政權的范疇，是在「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基礎上的設計，不符合我國憲政體制。
4．法官不中立之嚴重後果。將拘留權、批捕權、搜查權等偵查控制權交給法院，法院無疑要在審判前對案件事實進行實質審查，法院批准逮捕的案件，必然影響法院事後對案件的判決。尤其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法院批准逮捕的案件，如果作出無罪判決，法院還需承擔「國家賠償」的責任。這種「責任」對法官個人的聲譽、升遷、經濟收入都有影響。而且法院對自己決定拘留、逮捕的案件進行審理而作出終局性的裁決，實際上做了「自己的法官」，違反了程序正當原則。在這種不正當的程序及「利害關系」下，法官顯然難以中立，更傾向於作出「有罪判決」。
正如哈羅德·伯爾曼在注釋蘇聯法中的「國家崇拜」時指出：「每一行政執行機關都擁有受其上級機關控制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每一機關的管轄雖然受地域限制，但是就它所可能做的事的性質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受限制的。這意味著，對權力腐敗和濫用權力的控制，主要是由那些處於命令鏈條得更高環節來作出的，而不象這個國家（美國），更多地是由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那些限制性規則來作出。」 正因為此，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缺乏法院控制偵查、對偵查權進行司法審查的機制，因為偵查權在傳統上被視為行政權，偵查機關也就是行政機關，對偵查機關的監督制約來自偵查機關內部，通過偵查機關的上級行政機關來控制的，同時也包括由被名之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來監督而不是由中立的司法審判機關來進行。 我們在借鑒他國司法經驗的時候，不是要照搬照抄他們的制度，而是吸收該制度的合理內核和精華。西方法治國家令狀制度的精髓是「分權制衡」，其作用和目的是「制約公權和保障人權」。筆者認為，由誰來擁有強制偵查的審查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誰行使此項權力能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在我國，建立由「檢察機關」簽發強制偵查的令狀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礎，符合刑事訴訟發展的規律和司法現狀，也是由我國憲政體制所決定的。
1．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對強制偵查進行監督具有正當性和應然性。《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規定：「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無違法進行監督。」強制偵查在偵查活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偵查活動中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關鍵，對強制偵查的法律控制是檢察機關實現監督權的重要形式和應有之義。
2．檢察官具有客觀公正義務。我國《檢察官法》規定，檢察官履行職責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執法，不得徇私枉法；有義務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檢察官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檢察官是社會公益的代表人」，檢察官除了保護國家和公共的利益外，並沒有其他的利益訴求。
3．有利於建立合理而有效的偵查程序訴訟結構。我們對訴訟程序構造的研究大多基於「控、辯、審」審判階段三角理論的視角，如果站在偵查程序的視角，就可以發現，在我國的偵查程序中同樣構成了以檢察官為中心，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為相互對立的三角訴訟結構。在偵查程序中，偵查人員構成控方，犯罪嫌疑人及律師構成辯方，而檢察官則是偵查程序中唯一的裁決者和監督者。在大多數由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中，檢察機關實際上行使著「裁判」的職能。因此，從我國的憲政體制出發，通過強化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權的制約，建立以檢察官為中心，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及律師為另外雙方的偵查程序訴訟結構，讓檢察官成為「法官之前的法官」是完全可能的，這既符合我國二元司法的架構，也符合檢察權程序裁判的特點。
4．具有本土資源優勢。我國的檢察機關一直擁有對偵查機關的批准逮捕權——這一最重要的強制偵查批准權。因此，這一本土資源是我們在考慮建立現代法治意義上的令狀制度時可資借鑒的重要資源。這一資源為我們提供了強制偵查控制制度的機構基礎、人員基礎、歷史文化基礎及刑事訴訟習慣。而且利用這一本土資源創建新的制度也是簡單易行的，這就是在我國現有批捕權審批的基礎上，擴大強制偵查的審查范圍，構建起以批捕權為基礎、由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強制偵查全面審查的法律制度。 由上所述，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強制偵查令狀制度，就是在我國的憲法框架內，根據刑事司法規律和法治現實的要求，建立能夠切實保護人權的強制偵查檢察審查制度——我們暫稱之為檢察批准書制度（或如有些學者所稱的「檢察司法令狀」制度），即由偵查機關向檢察機關申請批准書的方式來實現對強制偵查的法律控制。具體設想如下：
1．批准書的申請。在刑事訴訟中首先要明確規定，偵查機關實施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偵查行為之前，原則上必須向檢察機關申請「批准書」。考慮到我國法制的現狀和保證公安機關偵查效率的需要，對法律控制的范圍尚不宜過寬，可賦予偵查機關一定的自主決定權。可以先對涉及人身自由的強制偵查進行法律控制，而對涉及財產權利的強制偵查措施實行報備案制度，採用事後審查的方式。
2．批准書簽發的主體。簽發的主體是檢察機關，考慮到改革與繼承的關系，具體落實到偵查監督部門。簽發時應舉行「聽審」，聽取偵查機關申請的理由和辯方的抗辯，並作出是否簽發的決定。批准書的內容必須明確，具體說明偵查行為實施的對象以及執行的時間和有效期等。
3．申請批准書的例外。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如果遇有緊急情況，可以不需要預先申請，直接實施相應的強制偵查行為。但在採取措施後，必須立即報告檢察機關，以確定其採取的措施是否合法。如果確認不合法，則應立即解除。但對於「緊急狀況」應明確規定，可以參照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於先行拘留的有關情形的基本規定執行。
4．權利的救濟。犯罪嫌疑人對檢察機關的批准書不服的時候，可以在法定時間內向上一級檢察院申訴。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審批，應作出撤銷的裁決，申訴人並有權得到賠償。對檢察機關的裁決經申訴後仍然不服的，則可參照2006年施行的人民監督員制度來進行裁決（利用「人民監督員制度」來審查強制偵查的制度，與英國充當「治安法官」的「太平紳士」審查制度不謀而合，這是可利用的又一司法資源）。
5．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未申請批准書，又不屬於法定的例外情形，偵查機關實施強制偵查行為所取得的證據應視為非法，確定無效。

❺ 名詞解釋 德國聯邦法院 英國令狀制度

聯邦憲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機構，主要負責解釋《基本法》，監督《基本法》的執行，有16名法官，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各推選一半，由總統任命，任期12年。正、副院長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輪流推舉。此外設有聯邦法院（負責民事和刑事案件）、聯邦行政法院（負責一般行政司法案件）、聯邦懲戒法院（負責公職人員違紀案件）、聯邦財政法院（負責財政案件）、聯邦勞工法院（審理勞工案件）、聯邦社會法院（審理社會福利糾紛）和聯邦專利法院（審理有關專利問題的案件）。各級法院設檢察機關，任務是對違法、犯罪提出起訴，但不受法院的管轄，不幹預法院的審判工作，也不獨立行使職權，而受各級司法部門的領導。聯邦行政法院設聯邦最高檢察院，由聯邦檢察長和數名聯邦檢察官進行工作。

普通法中的令狀制度
李紅海
普通法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制度是令狀制度。所謂令狀，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條子」，起初它由國王或教皇基於臣下的申請而針對某一特定主體（主要是權貴）發出。在12世紀初期以前，無論從內容還是用語方面，令狀都反映了統治者的權威及命令式的口吻，如「你必須將某物返還給某人」。但自亨利二世起，這些令狀不再直接命令相對人如何做，而是要求他們到王室法官面前解決爭訟，由法官而不是國王決定雙方權利義務的分配。從此，令狀由直接分配權利義務的「命令書」演變成了啟動訴訟的司法文書——這便是在普通法法庭上開始訴訟的起始令狀。我們把令狀的這一發展過程稱之為行政令狀的司法化。此時，起始令狀成為在王室法庭開始訴訟的一個必備的條件，國王通過自己的文秘署簽發令狀，當事人需出錢購買，因此它成為王室財政收入的來源之一。但其意義卻並不限於或不主要限於財政方面，而主要在爭奪案件的司法管轄權方面。
王室通過頒發令狀使普通法法庭的管轄權不斷擴大，同時事實上也是在剝奪其他法庭的管轄權。我們通常所能想像得到的方式是，文秘署不斷地基於各種案由為各種案件簽發不同的起始令狀，允許它們在王室法庭審理；又因為王室法庭與其他法庭相比有很大優勢，如採用更理性的陪審方式來裁斷事實問題，王室更能保證判決的最終執行等。因此人們不管遇到什麼糾紛都紛至沓來，而原本依據「習慣」或「法律」對這些案件有管轄權的法院卻「吃不飽」了。這就是起始令狀對於王室法庭司法管轄權的直接擴大，也是最常規的方式。
令人更感興趣的是通過一些技巧達到此目的的間接方式。通過令狀來獲取司法管轄權的措施主要有：1．「無須應訴」。即被告在未見到王室令狀時，無須出席在封建法庭開始的針對他的自由保有地的訴訟，這為封建法庭審理原來「當然」屬於它的案件設置了前提條件，即需要王室令狀開始訴訟。2．被告的選擇權。在庄園法庭開始的地產權利訴訟中，被告可在傳統的決斗裁斷和王室法庭的陪審裁決之間進行選擇。鑒於決斗結果的不可預見性，多數當事人會選擇在王室法庭進行訴訟，這在實質上限制或剝奪了庄園法庭在這一問題上的管轄權。3．移卷令和錯判令。這是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將案件移至王室法庭進行審理或改判的令狀。4．在某些訴訟上設立前置訴訟令。如在涉及可能是教會地產的糾紛中創設地產性質令狀，遇此糾紛時首先由12名鄰人組成陪審團在王室法官面前決定該爭議地產的性質。若為世俗保有性質，則歸王室法庭審理，否則歸教會法院。5．還有些令狀通過轉換問題的重點來獲取管轄權。由此可以看出，令狀在國王手裡是一種便捷的文書工具，他可以直接規定，也可以採取各種間接的方式將自己的意志貫徹下去。
起初令狀是針對個案簽發的，因此差異很大。但後來類似案由多次出現，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令狀的格式化及隨之而來的格式訴訟。每一類案由及相應的訴訟都採用相同的程式，這便是普通法中著名的格式訴訟。而格式訴訟發展的一個極端的後果是，只有符合了既有令狀的格式才可能獲得普通法的救濟，而如果得不到普通法的救濟，即使你說自己有再多的權利，也只能是虛權利而已。因此，後來在普通法中出現了如下的觀念和公式：沒有令狀就沒有救濟，有了令狀才有救濟，有了救濟才有權利，最後的等式就是有令狀才有權利。反觀大陸法的觀念通常認為，人的權利或者來源於立法的規定，或者來源於某些先驗的觀念，它不因是否存在司法救濟而受影響，這體現了一種立法至上的立場，而與普通法的司法中心主義形成了對比。
王室法庭為擴展自己的司法管轄權而不斷簽發新令狀的做法，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侵害了貴族領地法庭的管轄權，使其收入減少。這激起了貴族們的不滿，1258年的《牛津條例》宣布停止簽發新的令狀；若必須簽發，要經貴族組成的大諮議會同意方可。新令狀的停止簽發意味著新的不法侵害無法得到救濟。於是負責簽發令狀的文秘署官員就套用以前類似案件的令狀格式，簽發令狀以開始訴訟，這類訴訟被稱為類案訴訟或例案訴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從有身體接觸的侵權之訴中發展出對無身體接觸的侵權行為的救濟。衡平法是新令狀停止簽發後的另一個新生事物，雖然這二者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聯系，但後者無疑是導致前者產生的重要因素。
令狀制經過漫長的發展，這一主宰中世紀普通法訴訟方式的制度，最終在1875年英國司法改革時被廢除。這次改革規定，今後所有的訴訟都採用統一的方式進行，即各種訴訟在起訴條件、傳喚方式、訴答方式等方面，都採取和我們今天類似的方式，這樣也就在體制上實現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統一。不過誠如梅特蘭所言：「我們雖然埋葬了令狀制度，但它卻仍從墳墓里統治著我們。」由令狀制度所導致的對權利的分類、對不同法律原則的適用，都對今天英國法律的發展產生著影響。

❻ 西方政治及憲法制度（圍繞行政，法院，公民分析）

就政治體制而言，西方所有國家都是實行議會民主、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制度。但在具體的組織方式上不同國家又各有自己的特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國的總統制模式、英國、德國的議會內閣制模式和法國的半總統制模式。
一、美國政治體制模式的基本特點
美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總統制的國家，在其早期的權力構架中，並沒有政黨的因素，只是在後來政治角逐中，政黨不斷在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點是：
1、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推薦產生，總統在全國由全體選民直接投票、間接選舉產生，當選總統並不一定是得到絕對選票多者，而是為獲得選舉人票更多者，哪一位總統候選人只要獲得270張選舉人票即當選美國總統。當選總統所在的那個黨即為「執政黨」，上台組閣行使行政權。總統還是行政首腦，直接控制著行政機構，並且還是三軍總司令。
2、美國的政黨體制相當鬆散，政黨存在的意義更多的是作為各類選舉的工具，選舉之後，政黨作為一種組織體系作用相當微弱，所以它是一種典型的「選舉黨」。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兩黨制國家，但它不同於西歐國家的兩黨制，它不是以意識形態劃分的，而是按照區域和利益集團來劃分，兩黨從本質上講都是代表不同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在美國的權力體系中，從聯邦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絕大部分權力都由兩黨人士掌控，第三黨從未在真正意義上對共和、民主黨構成實質威脅。
3、美國的國會即眾議院、參議院議員一般由政黨推薦參選，由全民投票直接選舉產生，擁有立法權。除個別當選議員是第三黨、獨立人士外，大部分議員都由共和、民主兩黨所得，並組成各自的黨團。眾院議長由多數黨資深議員出任，參院議長由副總統兼任，另設臨時議長。與西歐國家不同，即便在參、眾兩院獲得多數席位也未必是執政黨，只有總統所在的黨才是執政黨。在總統任期的中間，還有中期選舉，主要是改選部分參議員和眾議院全部改選。
4、美國的總統盡管名義上是所在黨的領袖，但當選後更多的是以「全民總統」的面目出現，其政黨背景和痕跡淡化，沒有哪一個美國總統全面領導過一個黨，他難以通過黨組織來控制國會、州和地方公職人員。美國總統不由國會選舉產生，他不對國會負責。
5、這一政治體制模式的優點是：美國總統的權力較大，總統受政黨的約束小，獨立性較大，有利於較快地作出政治決斷，提高執政效能。其弱點是：美國三大權力體系的相互制約與牽制明顯，造成一些體制消耗。總統無權解散國會，但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國會可以彈劾總統；總統可以任命最高法官，最高法院又可以裁決國會和總統的法律、決定是否違憲。
二、英國、德國等政治體制模式的基本特點
這類國家的政黨政治及政權構成模式在西方較為普遍，包括如英國、德國、瑞典、加拿大、義大利、日本和西歐大陸的多數發達國家。它們基本上都是屬於責任內閣制政體，是典型的議會民主制政體，其基本特點是：
1、政黨獲得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贏得議會選舉的勝利，即獲得下院即眾議院議席的多數。議員候選人大都由政黨推薦或具有政黨背景，多黨參加的競選是體現其所謂民主制度的重要方面，一般都設定了3－5％的門檻票，並實行以多數代表制為主的選舉制度，更有利於大黨獲得多數議席。一般是由獲得下院相對多數的黨領銜組閣，並由該黨的領袖出任政府首腦。但也有議會的少數黨組閣的現象，這尤其是在多個黨進入了議會，且無一黨獲得議會相對多數的情況下更有可能。
2、國家的權力體系以內閣為核心，內閣擁有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力。內閣對議會負責，受議會制約。內閣不僅擁有行政權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議權，由執政黨所控制的議會多數保證立法的通過。內閣總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權力，他不僅能夠挑選閣員，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甚至可以解散議會，宣布提前進行大選。
3、總統或國王更多的是一種榮譽性職位，並無真正的實權。在這一政體中，國王均為世襲制，總統多為間接選舉產生，如由國會議員投票選舉產生。總統或國王作為國家元首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象徵性、禮儀性意義，只是在特殊情況下介入政黨間的權力調解，平常較為超脫，不承擔具體責任。
4、政黨大都是一個相對嚴密的組織體系，但右翼比左翼要鬆散。政黨無論是作為群眾黨還是精英黨，大都有一個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乃至還有一套黨的外圍組織如工會、青年、婦女組織，對本黨執政起著一種輔助作用，甚至可以對政府形成某些牽制。
5、這種政權模式的優點是，無論是體制形成還是實際運作都相對民主、公正，更有利於決策的科學和周全。但缺點是，體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導致官僚主義，影響執政效率。
三、法國政治體制模式的基本特點
與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不同，法國的政權模式是一種「半總統制」模式，既有總統制的特點，又有議會制的特徵，其主要特點為：
1、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或政黨聯盟推薦，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從原來的七年減為五年，同議會、政府任期同步。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權力不如美國總統大，但又遠遠大於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或國王。他掌管著國家的外交和國防大權，決定包括經濟社會事務在內的各項大政方針，實際上掌握國家最高行政權（但他不是行政首腦，也不具體負責經濟社會事務），主持內閣會議，享有對政府官員的任命權，並有權解散議會，宣布提前大選，還可施行憲法第16條規定的非常權力。
2、政府由獲得下院即國民議會多數的政黨組成，總理也由該黨領袖出任，並由總統任命，政府主要職責是管理經濟與內政事務，同時對總統和議會負責，議會可以質詢並彈劾政府。
3、法國的總統和議會一般都實行兩輪投票制（總統如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超過50％的多數，就不必再進行第二次投票），總統、議員都是由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相對多數的候選人出任。如果總統與獲得議會多數的黨不是同一個黨，便會出現「左右共治」的政治現象，但一般都把在政府中當政的黨視為執政黨。近20年來，法國幾次出現了這種「左右共治」的現象。
4、這種政治模式的優點是，權力相對分散，不易於導致專制和專權，總統握有一定的實權，有利於政局的穩定。其缺點是，行政權力的分散使得政府權威較弱，不利於國家管理，而且「左右共治」現象又導致了政黨間的爭權奪利，損害了政黨的形象，也不利於社會問題的順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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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有個時候,突破法律的那些不合時宜的規定,是可以允許的做法嗎

A 正確理解「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探索

20年來的法律改革經驗表明，立法機關在推動制度變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呈現出逐漸萎縮的發展趨勢。一方面，立法機關所頒行的基本法律，往往都是對那些已經富有成效的改革經驗的立法確認，甚至就連立法機關對憲法的修改也具有這種確認既有改革成果的性質。另一方面，一些制度變革的推動者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理念，在現有法律沒有發生修正的情況下，通過在部分司法機關開展試驗的方式，對一些制度設計進行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嘗試。這些改革試驗盡管在「合法性」上存在著爭議，有時被視為「背離了現行法律的框架」，卻對於中國諸多領域的制度變革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推動作用。在這一方面，中國的法院和檢察機關在制度變革的推動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對於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持續不斷的改革探索，使得一種「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道路得以形成。

例如，早在2000年前後，部分基層法院就開始試行「普通程序簡易審」的程序改革，最終推動那種「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得以確立。從2000年以來，一些基層檢察機關和基層法院對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探索，對於那些被害人與被告人雙方就民事賠償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採取「和解不起訴」或者從輕處罰的處理方式，這一制度逐漸被各地、各級司法機關所採納。早在2005年前後，最高法院就在若干個地方法院進行了量刑程序的改革試點。按照改革者的設想，量刑制度改革最終的目標是逐步實行適用於全國各級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和「量刑程序」。不僅如此，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少年司法改革走過了一條基層法院進行探索、最高法院吸收成熟經驗的改革道路，在諸如圓桌審理、法庭教育、延伸幫教、社會調查報告、合適成年人、量刑答辯等一系列方面取得了制度創新。甚至在較為敏感和復雜的少年罪犯的「前科消滅」方面，一些地方司法機關都在進行改革探索，並取得了初步的經驗。

2002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則更是對二十多年來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結果的立法總結。應當說，沒有這種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和探索，立法機關就不可能制定出這部法律。從時間順序上看，先有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後有這部土地承包法；從兩者的關繫上看，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所產生並不都是成功的經驗，土地承包法不過是將那些較為成熟、行之有效的改革經驗給予法律規范化罷了。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似乎發現了另一條推動制度變革的道路，那就是「相關制度改革試驗先行」、「立法機關將成熟的改革經驗總結成為法律規范」的變革之路。這一改革道路吸收了「立法推動主義」的有益經驗，那就是強調立法機關的中立性和利益無涉性，強調即便是改革試驗也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並保證這些改革試驗有效地得到總結和提煉。這一改革道路也吸收了「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強調制度變革的探索性、自下而上性和漸進性，發揮司法機關在發現和創制新制度方面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任何制度變革除了要考慮制度本身的內在正當性以外，還要關注制度實施的社會效果，使得那些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能夠化解矛盾的制度設計，最終被轉化為國家的法律規范。

但是，鑒於現行立法方式具有各種不可克服的缺陷，依靠這種立法方式來推進制度的變革，又是不合時宜的。從立法技術層面來看，立法機關應當拋棄那種「宜粗不宜細」的立法觀念，不再僅僅滿足於法律的頒布和法律體系的完善，而應將法律的可實施性視為立法的生命和靈魂。法律規范要得到有效的實施，不能過分依靠相關細則、行政法規、司法解釋甚至地方性法規，否則，立法機關頒布的基本法律就有可能被這些規范性文件所架空，而變成一紙空文。而從立法的指導准則來看，立法機關應當放棄那種動輒「為變法而修律」的想法，真正從「制度變革的推動者」變成「改革經驗的總結者」。立法機關應當保持謹慎的立法態度，盡量不在法律中確立那種未經任何試驗、也無從考察其實施效果的新制度，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虛置化和法律失靈的問題，使得立法機關所頒行的法律都是可實施的法律。與此同時，立法機關也應當保持一定的開放性，秉承對法律實施中的問題與改革試驗中的經驗同時兼顧的原則，及時而有效地將那些成熟的改革經驗上升為國家的法律規范，從而促進法律制度的健康發展。

不僅如此，為避免司法機關的改革試驗各行其是的局面，立法機關有必要頒布專門的法律，對這種改革試驗活動加以引導和規范，確定這種改革試驗的時限、地域范圍、改革措施與現行法律的關系以及改革經驗的總結方式，為司法機關的改革試驗設置「特區」，並設定明確的限制性規范。而司法機關在進行特定改革試驗之前，也應當向立法機關進行呈報，並遵守相關的授權立法條款。另一方面，在相關改革試驗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後，司法機關應當對改革的經驗作出總結，並呈報立法機關作為立法的依據和參考。而在立法機關尚未就此確立為生效法律規范之前，司法機關在向本系統推行相關改革經驗之時，應當報請立法機關批准。這既體現了對改革試驗效果的慎重態度，又顯示出對立法機關以及國家現行法律的尊重。

從這一角度來看，司法機關所進行的諸多改革試驗，包括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程序、量刑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少年司法程序，都不應當停留在地方司法機關提供改革經驗、最高司法機關制定司法解釋的階段，立法機關進行全面的經驗總結，將其中較為成熟的部分上升為國家法律規范。這在新的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時已有所體現。

在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方面，立法機關一方面可以針對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研究相應的立法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改革動向，作出經驗的總結，從而設計出一種既能解決律師辯護難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例如，越來越多的地方法院開始在民事訴訟中實施調查令制度，對於律師調查取證遇到困難的，經過律師的申請，發布旨在強制被調查單位或個人接受調查的司法令狀。這一改革盡管在合法性上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卻對於解決刑事訴訟中的律師調查難問題具有相當大的啟發性。又如，一些地方為避免檢察機關濫用對辯護律師的刑事追訴權，要求對那些辯護律師涉嫌妨害作證罪的案件，一律要經過省一級檢察機關批准，才能對律師採取強制措施。這種改革探索對於有效遏止個別檢察機關任意對律師採取刑事追訴行為的現象，維護辯護律師的法律安全，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再如，早在十多年前，一些地方就建立證據展示制度進行了改革試驗，確立了一種旨在激勵檢察機關保障律師閱卷權的互惠機制，也就是在檢察機關向律師全面展示案卷材料的前提下，要求律師也要向檢察官展示本方掌握的無罪證據材料和線索。這種互惠機制的設置要比那種單純強調檢察機關證據展示義務的制度設計，更有利於調動檢察官保障律師閱卷權的積極性。

很顯然，中國制度變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表明，立法推動主義不可能是中國制度變革的惟一道路，司法機關主導的改革試驗雖有其內在的局限和不足，卻不失為一條引導法律制度取得健康發展的道路。立法機關應當接受一種「立法改革探索先行」的思路，允許司法機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相關領域的制度變革試驗，並將其中富有成效的改革經驗上升為普遍適用的法律規范。立法機關應當放棄那種動輒從西方法律制度中進行移植和借鑒的立法思路，而更多地關注本土自生自發的改革經驗。對於那些經過試驗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改革經驗，立法機關應當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規范化的改造，經過立法技術的轉化使其轉變成為新的法律規范。換言之，立法機關應當在制度變革進程中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從改革的推動者轉變為改革的關注者、研究者和總結者。

「徒法不足以自行」。經驗表明，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通過立法先行的方式加以推動，而只有首先在司法過程中展開相關的改革試驗，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對於那些經驗表明不具有切實可行性或者實施效果並不理想的改革措施，及時地予以拋棄，而對於那些具有良好社會效果的改革措施加以總結，並將其上升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制度。這才是法律制度得以穩步發展的正常道路，也是制度變革取得成功的基本規律。

❽ 警察權的概念

探討規范監督警察權力之路
《南方周末》報道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王振忠和其他7名警察勾結黑社會違法犯罪一案顯示：警察利用手中的權力製造假案，槍殺和陷害無辜，反而作為「打黑除惡首戰告捷」的案件上報獲得嘉獎；一個副局長可以獲取1000多萬美金和3000萬元人民幣的非法所得。可見警察的權力很大，而且相對缺乏監督。為此，我們應當認真
檢討如何從體制上限制公安機關及其警察的權力。

警察權與公民權利在一定條件下成反比例關系，因此，警察權是否得到應有控制，是國家文明的標志之一。現在，世界各國已經探索出了一套制約警察權的共同規律，我國應當借鑒。

首先，應當摒棄長期以來形成的公安中心主義。我國很多地方由政法委書記或者政府副職兼任公安局長。這是中國特色官本位的產物：因為根據一府兩院都是人大產生的平行機構的政治體制，檢察院和法院是與政府平行的，只比政府低半級，而公安機關則只是政府的一個局，比政府低一級，這樣公安機關比檢察院和法院就低了半級。很多地方為了讓公安機關與檢察院、法院在行政級別上平起平坐，就讓公安局長兼任政府副首長或者政法委書記。這種體制導致了司法和行政權力行使中的所謂「公安中心主義」，即由於公安局的級別太高，而使法院、檢察院和其他單位對其難以監督。

其次，公安機關的多種權力應當內部分立或者分離給其他單位。我國目前的公安機關是一個擁有眾多司法權力與行政權力，二者界限不清的單位。從內部職能的分立來看，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應當分立，以避免在兩類案件間自由裁量，形成容易產生腐敗的空間。另外，有些本不應當由公安機關行使的權力應當從公安機關中分離。如偵羈分離和偵鑒分離，即借鑒外國經驗，將看守所和鑒定機構從公安機關中分離出去，這樣可以使公安機關權力縮小，也使偵查多一道其他機關的監督。

再次，應當加強對公安機關的專門監督。我國對公安機關的專門監督機關是人民檢察院。可是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檢察機關在案件偵查終結以前，除批准逮捕過程中的審查以外，公安機關的其他偵查行為，沒有任何專門監督行為。我國也沒有對警察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司法審查是指對於警察的強制偵查行為和強制性措施都應當有法院的事前批准並頒發令狀才可以進行；特殊緊急情況下沒有事前的批准，也應當在採取這種措施以後的12或者24小時內到法官面前接受中立的法官的事後審查。我國應當建立完善的司法令狀制度或者司法令狀與自始至終的檢察監督制度相結合的雙重監督制度。

最後，應當通過公民的人權來制約警察的權力。在偵查程序中，國家應當通過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從國際人權公約和各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犯罪嫌疑人在偵查程序中基本的權利包括律師在場權、沉默權、由律師進行的調查權。另外，國際准則規定媒體在公安機關對案件進行偵查的過程中，可以進行獨立調查；有權接受犯罪嫌疑人的申訴；揭發警察的違法行為。輿論監督是防止警察腐敗的重要途徑，而這在我國卻恰恰存在很多局限，應當通過立法明確媒體對警察的監督權利。

以上關於防止警察濫用權力的對策，並沒有超出權力哲學的一般規律：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但對於手中有槍的警察而言，後果則可能會更嚴重。

❾ 電視里常常有陪審團出現，請問他們是什麼性質，怎麼組成，什麼作用的啊

陪審團的基本作用是認定案件事實。在有陪審團的訴訟中，法官不認定事實，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訴訟程序，根據陪審團認定的事實適用法律。

陪審員是由電腦從一個由符合條件的人組成的「後備軍」里隨機抽中的，跟彩票一樣。當陪審員與選舉不同的是： 選舉是自願的，願不願投票悉聽尊便。但當陪審員是義務，一旦抽中，除非特殊情況(需提出證明)，沒跑。你休想「矇混過關」，否則以違法論處，違者將受到從罰款到被起訴的懲罰。

被抽中當大陪審員的機率比審判陪審員低。當一次大陪審員要當四個星期。

大陪審團是專聽刑事案的。所有刑事案件在進入審判之前得先到大陪審團聽證。 某人控告某人涉嫌刑事犯罪， 檢察官認為可以立案，即收集各種證據。 但是，檢察官不能決定該案件證據是否足夠進入審判，這個決定必須由大陪審團做出。大陪審團由23人組成，其中包括正負「頭人」和兩位自願擔任的書記。 聽證時必須有至少16人在場，聽完後必須12人投票通過。如果通過，該人即被正式起訴，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她有罪。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則由另一個陪審團—12人組成的審判陪審團—在聽完雙方律師的辯論後,決定該人被控的罪名是否成立。也就是說，一個犯罪嫌疑人要經過兩個陪審團, 共35人的聽證才能被定罪。而民事案件則不必經過大陪審團這道程序。

一般認為英國是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在民事訴訟中逐漸淘汰陪審團，至1993年根據新的法律民事陪審團的適用僅涉及公民名譽的案件。另外，適應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國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檢察制度相繼得以發展。終於，英國於1933年基本廢除了起訴陪審團——即大陪審團（1948年正式廢除），而代之以檢察官制度。並於1948年，法律准許以簡易程序對輕罪進行審判，無須陪審團參加，這使審判陪審團的適用范圍銳減。據80年代中期的一個統計，如今英格蘭和威爾士，有陪審團參加審判的案件只佔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佔4%，民事案件佔1%。[1]如此，陪審制在英國,看來確是衰落了。不僅如此，自19世紀後期以來，陪審制事實上是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地趨於衰落。然而，陪審制在英國歷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圍內）曾長時間的興盛卻亦是歷史事實；並且即使陪審制在英國業已衰微，但仍被認為是普通法的一大傳統性特徵,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異於以大陸法系國家為典型的司法程序,並由此發展出了英美法獨特的證據規則。而對於大陸法系，雖然在19世紀初期也曾嘗試著引進英國式的陪審團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蛻變」成了參審制度或者其他樣式；有的甚至根本無法正常運作，以至於不得不忍痛廢棄。可見陪審制度對於英美國傢具有獨特的適應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特的制度功能與特徵。出於陪審制度之於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徵性的意義，以及其歷史命運之今昔巨大反差，筆者一直對這樣的問題深感好奇：「作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審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的？ 」雖然，現在國內已有諸多學者對陪審制度大致的來龍去脈進行過概略探討，但是，至今為止尚未見學者對「陪審制度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這樣的基本問題進行過較為清晰的研究與敘述。筆者認為對這樣的問題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許可以告訴我們陪審制度為何在兩大法系命運截然不同，以及為何昔盛今衰。法國哲學家 德日進說：「過去已經向我們顯示如何建設未來。」[2]歷史對於我們永遠是一種可敬畏的並因此值得我們去挖掘與反思的存在。

是為本文寫作的初衷。

英國陪審團的原初——團體證人

近現代陪審制度成型於英國，並且自英國遍傳世界各地，這為時人所共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英國是近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歷史判斷決不意含著英國的陪審制是源於其本土的。當然，許多學者談到陪審制起源一般總是從古希臘雅典與古羅馬的民眾陪審法庭說起，筆者對這樣的方法也心存疑慮，因為它們不久即從歷史上消失，與現今世界各國的陪審制實無歷史聯系[3]。因此，我們理應直接從英國的陪審團著手去尋找其起源與傳承。

英國陪審制度的起源問題似乎相當模糊，研究者的意見分歧較大，有的追溯其源於盎格魯——撒克森時期的類似做法，有的傾向於認為它是由諾曼輸入。我們確實可以在盎格魯——撒克森國王埃塞爾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這樣的規定：「在每個百家村(wapentake)的集會上，得由十二個年長的鄉紳及邑長(reeve)一起手持聖物宣誓，不起訴無辜者，不隱匿罪惡者。」[4]這的確很象後來的起訴陪審團。另外，十世紀早期，法蘭克王國的教會法院偶爾也有過將某人有罪或無罪的問題交給十二人組成的民眾團體裁決的作法，而英國的教會於Dunstan和Oswald時期也曾借用過法蘭克教會的這種作法。[5]盡管如此，由於它們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帶有偶然作法的性質，因而大部分研究學者（包括權威學者）仍傾向於認為嚴格意義上的陪審團是諾曼征服後由威廉一世從法蘭克的諾曼底公國引進來的,而上述類似作法充其量不過是為陪審團制度的引入准備了一些有利條件而已。[6]

據記載，至少從公元8世紀起，法蘭克皇帝和國王就曾經傳喚鄰居調查陪審團（Inquest或 Inquisitio），讓他們回答一位巡迴王室官員提出的問題——主要是關於當地習慣所確認的王室權利和違反王室命令的問題。史料表明，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在當時主要是為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而採用的。由於當時王室土地時常為私人所佔據，國王為清查土地佔有狀況，而命王室官員赴各地探求事實，以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為了有效地獲取證據和事實，王室採用了鄰居調查團作為推問方式。後來國王將這種推問方式（鄰居調查團）擴及於有關民人身份租稅調查等方面。[7]法蘭克國王的這種鄰居調查團之推問方式初獨為國王特權，國王憑借這種推問方式有效地維護和伸張王室的權利，[8]地方封建權威（如封建領主）[9]斷不能使用。因而，這種調查陪審團實際上是當時國王面對眾多封建地方割據勢力而採用的用以伸張王室權利的手段。同時顯然，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僅是提供證據實情的證人，而非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團。[10]

後來從北方來的諾曼人從法蘭克人手中接過了這種辦法，也使用鄰居調查陪審團。[11]但是，諾曼人具有非常強的行政管理能力，他們將調查陪審團的使用范圍加以擴大，把它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來運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當地人調查時，可召集調查陪審團，後者要發誓如實提供有關情況。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採用這種調查陪審團來獲取有關信息資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詢問土地佔有以及財產等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問題，司法官吏責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實發表意見等。通過這樣的作法加強了中央王權對全國的控制與管理，不久，諾曼底公國便確立起了一套中央機構體系。[13]可以說，這種調查陪審團事實上也是諾曼王室面對封建狀況而努力確立其體系化的官僚管理機構的一種手段，是中央王權向地方封建勢力進行權力盤剝（中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如同法蘭克王室所作的那樣。

諾曼統治者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這樣一種作法，在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不久，便被引入英格蘭的實踐，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對征稅人口的調查統計。[14]在這次全國性的」摸底」調查中,王室官吏廣泛地採用了十二人鄰居調查陪審團，調查陪審團必須如實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問題，否則要受罰。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能夠快速有效地給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詳實信息,因而鄰居調查陪審團對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調查計劃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審判書》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對土地的佔有，剝奪了廣大農民的權利，對英格蘭的集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誇張地說,這一次由從地方民眾中召集的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又在王室為自己攫取權力的艱難路途中扮演了」開路先鋒」的尷尬角色。並且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調查陪審團在性質上仍是團體證人。當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後來者在王室的各項行政事務中廣泛地採用了這種團體證人，因為憑借它來獲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種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並且王室通過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這種調查陪審團來查問有關地方官員有無違犯王室的不軌行為，藉以控制、監管地方的行政與司法活動。陪審團對英王室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直至14世紀，由於有地方各郡代表參加的議會的出現，使得國王無需派官員四處奔跑，即能在議會上獲取其所需的全國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負行政職責的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來越不受民眾歡迎，應公眾的強烈要求很快被司專職審判的巡迴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並且王室的專業化、規范化運作的官僚機構體系在全國也已基本建立，原來的取證方式（調查陪審團）也多少有些難以適應這種專業化及規范化運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紀王室行政事務中的調查陪審團逐漸地衰微，調查陪審團演變為主要與司法審判相關了。

當然，調查陪審團並非直到14世紀才被引入司法審判。如前所述，諾曼征服後的英王室一開始從諾曼底引進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就是為了在政府管理中廣泛地加以運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調查陪審團才被固定地應用於英格蘭的司法審判中。[17]之前，司法審判中運用陪審團（jury）的事例較少，據記載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傑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採用過陪審團。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對於十二人陪審團絕對不會陌生，無論是在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司法審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權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權幾全操於地方封建勢力手中，王室干預地方司法被認為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不可容忍的。[18]這嚴重阻礙了王室集權。並且「司法中有大錢」（英格蘭格言），司法能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因此，無論從政治上謀略，還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司法權對於英王室無疑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亨利二世在英國歷史上是個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國王，為了盤剝地方封建司法權，伸張王室司法權 ，他對傳統的「令狀」進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變革——即將令狀「司法化」。

令狀（writ）初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後繼者統治英格蘭時，王室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狀由王室頒發，命令封建領主和郡長等糾正處理那些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有礙國王安寧的行為）。這些令狀種類較多，每一種都設計用來解決國王所干預的個案。因此，這些令狀實際上是國王向地方滲權的有力工具。由於這些令狀負載著國王向地方下達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狀的封建領主必須著手處理令狀所指向的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因此，這個時候的令狀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務，伸張王室司法權，他將原行政令狀予以「司法化」——令狀不再單純地命令地方封建領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將不法行為所涉之當事人傳喚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由王室法官著手審理裁決案件。這樣就使得對不法行為的最終處理權事實上轉移到了王室手中。這是一種王室對地方權力的絕妙篡奪。也正因此，國王的每個令狀就引起一起訴訟，而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命令，在這個意義上說，國王的令狀「司法化」了。這種司法化的令狀所帶來的明顯後果是王室的司法權得以伸張，拿到司法令狀的糾紛（是民事糾紛，刑事案件通過重罪上訴或大陪審團提起，不通過司法令狀提起）當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

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還把調查陪審團與他的『司法化』的令狀制度結合起來。這樣，每一類根據國王的司法令狀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轄的民事案件，均得採用十二人陪審團審，以詢問陪審團作為取證方法，而不得適用宣誓斷訟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證手段，由此全體公眾可以在王室管轄范圍內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訴訟）中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正規的制度予以運用。同時，亨利二世還輔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這樣亨利二世就確定了王室對頒發令狀和對陪審訴 訟的專有管轄權，使王室司法權獲得正當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審團來審理案件[20]成為制度性作法。

❿ 陪審團的性質在法庭上的作用謝謝了

陪審團的基本作用是認定案件事實。在有陪審團的訴訟中，法官不認定事實，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訴訟程序，根據陪審團認定的事實適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