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價值的現實
『壹』 近代民商法到現代民商法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民商法是指民法與商法。關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有兩種體例:一是民商合一，一是民商分立。所謂民商合一，是指民法包含商法，是商法的母法，並指導和統帥商法，而商法是民法的子法或者特別法。如瑞士、義大利等國;所謂民商分立，是指民法與商法屬兩個並存的獨立的部門法，通常在民法典以外還制定了商法典，如法國、德國等國。
主要表現在：
（1）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市民社會個體在生活交往過程中因為生活的需要產生的，民法伴隨商品經濟的產生而產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而商法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與依託的、商法的產生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現代商法不再是維護商人特殊利益的法律，已經變成了規范商事組織和商事活動的法律，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法不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規范市場主體、維護交易安全。
(2) 民法以追求其主體人格獨立與被尊重為價值目標，具有鮮明的道德性即倫理色彩。民法在對主體調整的過程中注重的是公平，注重的是對人身關系和與人身關系有關的財產歸屬的調整，更加強調人格的獨立，是立足於民事主體的個體權利，以權力為本位的私法。而商法的價值追求目標，在於使社會生產的效率能夠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具有極強的功利性質，即經濟學色彩，商法是以從事商事經營的商人為其主體性，這種特定的主體階層及其營利之目的就決定了它的功利性，商法更強調安全、效率，這些都與其生產目的有著直接的關系。
(3)兩者制度構建的主要立法技術有別 民法實行為法，因為民事主體的主體地位是"自然"的，它是一種生理過程，客觀地說它只需要法律給予確認而沒有必要賦予其主體資格。民事規范只是民事主體的行為給予必要的約束以及在長久的生活交往中的一般性規則。而商事主體的地位卻不是自然就有的，它是需要根據法律的規定，符合條件的並經過一定的程序才能獲得的，商人是因職業而形成的一種身份。商法既然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同時也就是市場經濟運作技術規則在立法層面的集中反映，所以它的制度設計采之以"組織兼行為法"。這是因為商法既有對商事主體的制度的規定又有對商事主體行為的規范。
『貳』 商法的價值、功能和地位
在封建自然經濟解體之前，商法只能以習慣法、商人自治法的形式存在。商人習慣法上升回為國家制定法的內答在因素，在於商品經濟社會的建立和發展。商法是適應調整商事關系的需要而存在的，也是適應調整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和完善的。商法的功能在於，對民法個別規定的補充、變更以及創設商法理念的新制度，並以獨特的營利調節機制保護商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商法與經濟法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價值取向。商事主體和商行為是商法的基本范疇和商事法律體系的核心內容。 商法在當今社會的發達，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有商事關系的存在。在經歷了僅一個世紀各國學者對商法的整理、歸納、解釋之後，商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概念、規則和原理。這期間，人們逐步擺脫了概念化的爭論，以及拘泥於立法形式的認識局限，開始探討現代商法的本質和系統化、科學化的理論體系。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法能否如其他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一樣，紮根並發展起來，這是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問題。本文僅就商法的價值、功能以及商法的獨立地位和基本范疇等問題作一探討。
『叄』 商法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和價值
商法產生於市場經濟並且直接服務於市場經濟，商法作為規范市場交易關系的基本法，專無疑在其中扮演著屬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立地位。
商法的獨立存在價值—直接以市場交易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商法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屬性。
『肆』 商法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現今的中國，是一個倍受歡迎的字眼。經過長期的重農抑商的文化壓抑，經歷建國初期「割資本主義尾巴」式的遏制商業時期以及長期計劃經濟時代後，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包括商業在內的第三產業，民眾對「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國現實中，實在是承受著太多的神話，彷彿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靈了。在法學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樣是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本文對商法的學習研究，不僅僅是因為商法的熱門，更多的是緣起於學術上對商法性質定位等問題的爭論：如學者普遍認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學者否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認為商法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的商人習慣法，從一開始就和民法毫無關系[2]；大部分的學者贊成商法並非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而有的學者主張商法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或者說是眾多法律部門中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4]。此外，對於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問題也是爭議的焦點。本文試圖通過對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現實中著實混亂。與之相關的有商法、商人法、商業法、商事法、商貿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盡管在《論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經作了詳細的辨析和論述，但是在此還是有必要進一步強調。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謂商人法，是「中世紀期間有關商人、商業事務的習慣法規和原則的總稱。」[6]因此，商人法是一個歷史形成的概念，是對歷史上形成的商人習慣法的總稱。相對來講，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於法律部門的劃分爭議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們認為商法是「傳統上指與民法並列，並互為補充的部門法，即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7]或者是「規范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行為的特別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商人法是一個歷史上的概念，更為准確的稱謂應該是商人習慣法，而商法是一個現實的法典意義上的概念，其最為本質的特點就是直接或者間接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因此，如果嚴格按照法的定義來講，商人法是習慣法而不是法，因為其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這一結論可以從後文對於商人法的發展歷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質精神是不同的。從我們對商人法的歷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產生和發展，無不貫穿著實事求是、務實創新的精神。由於歐洲中世紀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響，致使商業行為不被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認可，商業活動無法獲得當時的既有法律保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商業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個歐洲大陸的復興，需要有調整商人活動的規范，因此商人自發的從羅馬法的萬民法中尋求依據，並且直接適用到中世紀的商業活動中。這種活動完全是有了客觀的需要以後才發掘相應的制度，是一種客觀的活動。
但是與商人法這種客觀需要而產生的活動相反的是，商法的產生可以說是一種主觀的活動，缺乏客觀的現實基礎。盡管在關於商法特點的論述中都提及商法規范的技術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靈活性和適用的廣泛性，但是考察商法產生的現實，其就是拿破崙為了解決軍火供應中經常出現差錯而影響其軍事活動的問題，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拍腦袋」法典。因此，法國商法典從一開始就不是從社會需要這塊肥沃的土壤上開出的花，其到現在雖幾經修改，但只有數十條有效的條文。從這一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說僅僅是個別人主觀活動的產物，並不是社會發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業法
在外文的翻譯中，我們經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詞，此外還有Commercial Law。對於這兩個詞語的准確翻譯，應該是這里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
應該說商法是大陸法系的一個概念，在英美法系國家中，並不區分法律部門，因而沒有法律部門劃分意義上的商法的概念，而僅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達的意思應該是與企業或者經營有關的法律。如果說將其翻譯成為商事法還勉強說的過去，可以理解為與商業事務有關的法律，翻譯成商法則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考察英美法國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發現其中不僅規定了大陸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組織的內容，更多的是關於反托拉斯法、稅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內容，甚至包含了不動產和共有、遺囑、信託、知識產權等內容，完全不是大陸法系所說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強行的將Business Law與商法對應，則更多的情況下是會產生誤解的。所以應該用商貿法的概念來表達Business Law，同時也區別商業法。
商業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國也是一個不太准確的概念，因為我國使用商業法實際上是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的概念。「商業法通常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的商業立法。其立法的范圍僅限於國內商業，其內容與傳統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規定：（1）商業的作用和地位；（2）商業的基本任務和目的；（3）國家對商業工作的領導和監督；（4）商業行為要在國家政策和計劃指導下進行；（5）維護消費者的利益。」[10]從其內容可以看出商業法和商法的內容迥異。商業法在實質意義上應該是以產業政策法為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再者，對於Commercial Law的翻譯，有的稱之為「商業法」，而有的直接稱為「商法」。對商業法的概念前面我們已經進行了分析，不再贅述。而對於將Commercial Law翻譯成商法的做法，有一點是必須要澄清的。現在有的學者將美國的《統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稱為商法，並且將其作為商法法典化的例證，[11]這是一種誤區。盡管在翻譯上我們可以籠統的稱為「商法典」，但是就連這些學者自己都承認美國統一商法典「內容、體系與法、德、日等大陸法國家各異其趣」，怎麼可以僅憑名稱的類同而就簡單的認為其是商法？事實上，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內容龐雜，既包括了商業票據、銀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證、艙單、提單和其他所有權單據、投資證券等，又包括了貨物銷售（主要是關於合同的內容）、擔保交易的內容，實則是關於商貿法規的總匯，而絕不是像某些學者稱贊的那樣是「現代商法產生的標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確了商法的相關概念，進一步對於商法的考察，自然離不開對商法產生的歷史進行考察。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商法的歷史中得到很多內容，直接論證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問題。無論是主張商法在現代社會中還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商法典的論點，還是主張商法在現代泛商化情況下逐漸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體化的論點，都會從歷史上商法產生的原因和現實生活的角度出發進行考察的，只不過其對於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會有不同的結論。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考察歷史，然後回頭看現代社會生活的情況。同時我們希望能夠不再依託於法學教材中對商法發展的歷史陳述進行分析，因為我們發現法學領域中對其的論述，大體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們希望能夠借用歷史學考察的結論對這一過程作更為明晰的考察。同時，由於對這一過程的歷史考察是一個極為宏觀的視角，因此必須借鑒社會學的分析研究方法，更為明確的說就是使用社會結構理論進行指導。
（一）從歷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產生和發展
論及到近代商法的產生，通行的觀點認為是商法起源於十一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各個自治城市。這個時間是處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統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會制度極其盛行的時期，怎麼會產生與封建法和教會法格格不入的商法，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
由於歷史的原因，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到七世紀伊斯蘭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這個原來「羅馬帝國的內陸湖」從東南西三面被封鎖，歐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紀時期。「七世紀伊斯蘭教擴張造成的地中海封鎖，必然使上述商業活動迅速衰落。八世紀中的商業停頓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維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時趨於衰落。當然，羅馬的城市還在繼續存在，因為他們是教區行政的中心，……不過，這些羅馬城市已經失去了經濟的重要性與市區行政的意義。」[13]無論是試圖從地中海北岸少數的朝聖者經過地中海到麥加朝聖的行為，還是在北海、波羅的海附近的海盜活動證明這個時期的商業存在，都是徒勞無益的。「從各種觀點來看，九世紀以後，西歐在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14] 與這個農業社會相適應的就是封建勢力、教會勢力的昌盛，而商業在這個社會中是完全沒有地位的。但是從上面的記載中，我們也發現了歐洲中世紀城市可以分為教區行政、市區行政和經濟區三層意義。
但是商業的沖動是人類抑制不住的，在經歷了數個世紀的商業消亡以後，地中海、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商業活動都在九世紀以後慢慢復興，這種復興活動從南北兩部刺激著西歐大陸的商業活動，而最早的商業復興還是來自於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發源地。
無論最初的商人是怎麼出現的，由於歷史材料的缺乏難以准確的回溯，但是有一點事實是可以知道的：根據Norman J.G. Pounds的估計，在1050年，西歐商人階級數量達到幾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數量竟達到幾十萬人。[15]在漫長的黑暗中世紀，商人作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繼續活躍的經濟，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顯現出一絲人類文明曙光，但是其發展是經歷了千辛萬苦。主要的表現就是：
第一，商人在經濟上擁有一定數量的財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沒有地位，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由於中世紀歐洲的社會結構主要是依據城市為主的農業社會，所以城市生活對於人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進行商業活動、謀取商業利益的行為是不符合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說的作為教區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沒有商人生存的環境。但是商人並沒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創造了商業場所，並由此演變成為商業城市。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為封建或者宗教的勢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說有時封建或者宗教勢力還需要依靠這些商人的幫助：一方面教會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從商人處得到，另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的分裂狀況也不容許封建勢力過多得干預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這些自治城市中如魚得水，飛速的發展起來。
第二，在意識形態上，歐洲中世紀教會法是禁止牟利行為的，這對商人的打擊是巨大的。在奧里臘克的聖·格臘爾的傳記中記載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會的道德標准和商業行為是不能相容的：聖·格臘爾從羅馬進香回來，在帕維亞遇到一些向他兜售東方貨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機將他在羅馬購買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給商人，並且說明了是花多少錢買來的。商人們祝賀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為他們認為同樣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錢。格臘爾責備自己欺騙了賣主，立即將差額寄回去，因為他不願意貪便宜而犯貪婪的罪過。[16]
商業行為謀取商業利益是違背教會法的，因此商人在經營商業的活動中在意識上並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銀行家和投機家的遺囑中都說明了應該對那些曾經受他們欺騙的窮人賠償並且將他們的一部分產業捐贈給教會。如康布雷主教記載的魏令波爾的故事：魏令波爾和一個富商的女兒結婚，並且將富商的經營大為擴充，他包攬了一個城門的稅收，而且自己花錢修築了橋梁，但是在死後還是將自己大部分財產捐獻給教會。[17]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宗教宣揚的最終審判中得到赦
『伍』 1. 試分析民法與商法追求的價值區別在哪裡 並舉例說明
民法追求的是每個公民的切身權利義務關系 從出生到死亡 不可分割 比如婚姻繼承等
商法追求的是那些經濟領域的可以理解為個別權利義務關系
『陸』 結合當前實際,談談對商法的認識和理解
和世界比較接軌的法。
『柒』 商法的價值取向是什麼，及與民法的價值取向的區別
商法主要是保護貿易的公平,民法主要是保護公民的人身權,物權等基本權力不受侵害。
『捌』 100分~~~~ 求法經濟學的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請認真回答
基於法經濟學視角的商法價值取向研究
一、關於商法價值取向的分歧
商法價值取向是從法哲學高度對商法宗旨的概括,是商法在調整商事社會關系時欲求的理想目標,因而是商法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近年來我國已有不少學者關注商法價值取向問題,相關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如錢玉林從商法與經濟法相比較的角度,認為兩者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價值取向,現代商事法的價值取向是交易迅捷、靈活和交易安全。交易安全與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1]。而胡鴻高認為商法的價值是指商事法律規范對於社會和個人及其群體的積極意義。它體現商法精神,統領商事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過程。交易效率價值、交易安全價值和交易公平價值構成了當代商法的三大基本價值。商法的三大價值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們在貿易本位的基礎上組成了一個動態的、既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的相輔相成的基本價值鏈[2]。在商法的價值取向的認識上,雖然結論不完全一致,有認為是公平,有認為是效率,但相同之處在於多傾向於存在一個終極價值目標可以統領一切商法價值。
但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尚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已有成果界定商法價值取向的方式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推導,商法價值取向這一宏觀問題缺少微觀基礎支持。第二,也有學者意識到單一商法價值取向的缺陷,給出的解決方法是羅列多種價值作為替代,分別將其定位為「目標」、「基點」或「條件」,但這並不能說明各價值間的關系。「理想的商法價值取向構成狀況應為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卻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兩者的沖突在現實中難以避免。所以,有必要事先預設其序位,權衡出首要的價值目標,為價值沖突的解決立下規則」[3]。但是,「事先預設序位,權衡出首要的價值目標」,等於先入為主預先確立了商法的終極價值取向,也就不存在價值沖突問題。第三,從部門法比較的角度考察經濟法與民商法,得出商法價值取向與經濟法不同的結論,但該類分析是建立在「民商合一」論之上的,認為公平原則是民商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原則是一個高位原則,對其他民商法的其他原則起指導作用。實際上未注意民法與商法價值取向的不同,籠統地將二者作為一個整體,是在「民商合一」的前提假定之下得出商法的價值取向為公平[4]。第四,有個別文獻認識到商法價值取向的歷史性,但沒有考慮到商法價值取向的現實性和層次性,未能從實然之商法和應然之商法的層面加以詳解。第五,研究方法以法學的規范研究為主,缺少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的考察和相互佐證。因此,運用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商法的微觀層面———商法的要素入手,探尋隱藏在商法規范、原則、概念和技術性規定之中的商法價值取向,並討論商法價值取向的層次性、現實性和歷史性,對完善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建構
(一)法律價值取向的微觀基礎
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基本滿足,反映現實的人同滿足其某種需要的客體的屬性之間的關系。法的價值蘊涵在法的要素之中,而在法的要素中,法律規范是具體規定權利、義務及法律後果的行為准則,具有微觀指導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概念是對專門法律術語的抽象和概括,包含特定法律意義;法律規范和法律概念構成法的價值的微觀基礎。法律技術性規定是法律文件中的技術性事項,涉及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解釋權等問題;相比其他法律要素而言,法律原則具有宏觀指導性和本源性。法律原則和法律技術性規定是法的價值的宏觀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是法的價值的積淀,決定了法律的價值取向。立法價值取向是指法律向著某種目的或達到某種社會效果的方向運作和發展,價值取向集中體現在部門法的法律原則上[4]。立法價值取向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各國在制定法律時希望通過立法所欲達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會效果,其二是指法律所追求的多個目標出現矛盾時的最終價值目標的選擇[5]。價值取向與法律原則的關系是:價值取向可以轉化為或直接體現為法律原則,而法律原則所體現的精神又會具體體現為各項明確、肯定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在效力層次上,價值取向是法律原則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則與具體法律規范的關繫上,法律原則又是制定具體法律規范的依據,它要求具體法律部門的所有法律規范之間應當具有統一的價值取向,從而可以避免具體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實現法律體系內部的和諧[6]。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內涵
商法的價值取向也可稱為商法的精神。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抽象的,它存在於商法規范、商法概念、商法技術性規定和商法原則中。商法的價值取向必須藉助商事規范、概念、技術性規定和原則來體現。商法的原則較多地反映了商法的精神,它是調整商事關系必須遵循的普遍行為准則,是編撰商事法規和制定商法典的根本出發點和理論依據[7]。因此,討論商法的價值取向離不開對商法要素的考察,尤其是對商法基本原則的分析。所謂商法基本原則是指集中體現商法的性質和特點、概括商法的基本制度並反映商法基本精神的根本規則[8]。在我國商事法學研究中,商法基本原則是一個必然論及的問題。在數量有限的商法基本理論研究的學術論文中,關於商法基本原則的專題論文佔了較大的比重。事實上,極少有國家像我國這樣重視法律基本原則[9]。關於商法的基本原則,國內學者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1)三原則說。有認為應包括保障營利原則、維護交易效率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也有認為應表述為交易自由原則、交易誠信原則、交易公平原則。還有學者主張維護市場正常運行原則、提高商事交易效率原則和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原則[10]。(2)四原則說。持四原則說的學者最多,但分歧也較大,如有學者認為從商自由原則、企業維持原則、商事交易便捷性原則和商事交易安全性原則是商法的基本原則。也有認為應是是強化商事組織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促進交易迅捷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還有認為是促進交易自由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提高交易效率原則和確保交易安全原則[11]。(3)五原則說。主要是商主體法定原則、公平交易原則、交易簡便和迅捷原則、鼓勵交易原則、交易明確和安全原則。還有認為是商事主體法定原則、確認和保護營利原則、促進交易簡便快捷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和保護交易安全原則[12]。(4)七原則說。認為包括依法自由行使權利原則、商事主體意思自治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合法原則、尊重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則、鼓勵交易保障交易便捷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13]。(5)八原則說。即利潤最大化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磋商調節原則、互惠原則、簡便敏捷原則、安全原則、經營自主原則、強化商事組織和社會責任原則[14]。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雖然在商法基本原則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維護交易公平原則、提高交易效率原則和確保交易安全原則是為主流觀點所認可的。筆者認為,公平、效率和安全原則正是商法價值取向的直接體現,公平價值體現在許多商事規范中,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公司收購制度、公司破產制度等。公平價值在法律上表現為商事主體資格、權利、義務的平等性,在經濟上應該是表現為分配正義,強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公正性。商法效率價值體現在交易自由、交易規則及行為方式定型化、格式合同、短期時效、權利證券化、電子簽名、股東藉助證券交易系統投票等具體商事法律規范中。如學者所言:「商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為達到此種目的,必須力求交易敏捷。因交易敏捷,從事於商業之人,才能多次反復地交易,得以經濟其時間之利用,而達到其營利之目的。」[15]而信息披露制度、要式性、權利外觀主義、公示主義、票據無因性和嚴格責任等制度則是商法安全價值的體現。
有些原則不能作為商法的基本原則,僅僅適用於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領域,是商法基本原則在具體商事制度或領域的表現,比如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雖然在民法中被譽為「帝王條款」,但在商法中,誠實信用只是公平原則的體現。至於有學者主張「保障營利原則是商法保障營利基本價值理念在商法基本原則上的直接反映,它能適應商事交易發展的需要而進一步細化出商法的其他基本原則,是商法基本原則中的基本原則」[16],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混淆了商行為與商法的關系,值得商榷。因「營利已不再是商法所保護的商事經營活動的最高目標,法律必須盡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對他人及社會產生消極影響的營利行為」[7]。
三、商法價值取向的法經濟學解析
(一)商法價值取向的均衡性: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商法的價值是一組價值集合,經過博弈達成一種均衡狀態,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的均衡結果,而不是以某種優位價值統率其他價值。商法各價值經過博弈達成價值均衡狀態,從而顯示商法的價值取向,商法各價值間的博弈過程實際上是社會各利益集團博弈的過程,制定法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團力量博弈的結果。具體歷史時期的商法是該時期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博弈均衡,該均衡表現商法的價值取向。無論是我國的商法還是國外的商事法律,其產生、發展及演變過程都清楚地顯示了這一博弈過程及其均衡結果。另外,商法價值取向的均衡性還要求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在同一商事法律中的不同規范間實現均衡,只有這樣,該法律才能適應經濟活動的需求。比如舊《公司法》是為適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新《公司法》強調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很明顯兩者體現的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之間不同的均衡狀態,同時也說明商法價值取向從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變化。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具體性:商事部門法的價值取向
就商法在一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而言,在世界范圍內,有所謂「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我國商法學研究者曾對此問題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超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則》是現階段商法學研究界佔主流地位的學說[17]。我國不存在形式意義上的商法,只有公司、證券、票據、保險、破產、合夥企業、信託法和海商法等一系列單行商事立法,我國近年來出版的商法學著作也主要以上述商事部門法為研究內容。從各個商事部門法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各商事部門法的價值取向並非整齊劃一,各商事部門法對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側重不同。《公司法》側重效率,《證券法》和《保險法》強調安全,《破產法》更關注公平。所以,效率、公平和安全等價值在不同的商事部門法中體現出的不同均衡狀態,或者說效率、公平和安全等價值在不同均衡狀態中的地位,因不同的商事部門法而異。
(三)商法價值取向的歷史性:商事制度變遷與商法價值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商法的價值取向是一個宏觀問題,能夠通過其微觀基礎,即商法的規范、原則、概念和技術性等要素得以體現。而商法相對其他部門法而言,具有易變性,商事立法隨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變化,不同時期的商法必然與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背景相適應,不同的微觀基礎也就必然體現差異性的商法價值取向。以我國的《公司法》為例,該法自出台以後歷經三次修改,其中第三次是修改幅度最大、最全面的的一次,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修改後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明晰了法人治理結構,更大程度體現了公司的意思自治,突出了中小股東股東的權益保護。公司立法理念的變化可以從新舊法律條文的對比中清晰地得到答案,同樣的結論可以在證券、保險等商事部門法的修改中得出。而對法律價值取向的歷史性最有說服力的論據莫過於我國的《憲法》,從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憲法》的變化,尤其是1982年憲法所經歷的4次修改,都充分說明了法律價值取向的歷史性。此時如果仍然堅持認為新《公司法》與舊《公司法》在價值取向上的同一性,恐怕難以服人。有學者與筆者持類似觀點,認為法律諸價值的階位僅在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的具體制度中探討才有意義,純理論上的研究僅具有假設意義[18]。理想的商法價值構成狀況應為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卻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其沖突在現實上難以避免[3]。
(四)商法價值取向的層次性:實質意義與形式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
商法的價值取向可分為三個層次來表達:第一,商法作為私法的價值取向,即商法和同為私法的民法以及其他部門法一樣,其終極價值目標都是社會的公平、正義。第二,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具體價值追求,包括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的集合。第三,形式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指在商事部門法內部,當不同的價值發生沖突時,何者更為優先。形式意義上的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的均衡。以上三個層次構成完整意義上的商法價值取向。在我國商法理論研究中,對於民商法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終極價值目標這一點已形成共識[19],但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已有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實質意義上的商法和形式意義上的商法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
(五)商法價值取向的現實性:實然之商法和應然之商法的價值取向
「應然之法」與「實然之法」是法哲學的基本范疇。「實然之法」是現實存在之法,是「實際上是怎樣的法」,即在現實中實際存在、對人的行為實際發生效力的制定法,「實然之法」是各種利益相互妥協的產物。實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為公平、效率和安全三種價值的均衡。「應然之法」是理想之法,是「應該是怎樣的法」,即根據法的特性而應達到某種理想狀態的法。商法價值取向與商法基本原則的關系是商法價值取向決定商法基本原則,因此,可以通過對商事成文法基本原則的分析來追尋其背後的價值取向。但由此得到的只是實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而不是應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顯然,從商事部門法的要素中無法探知應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
在法哲學領域尋求「應然之法」價值取向的研究產生了「自然法」的思想,法經濟學的研究視角給我們提供了探尋應然層面商法價值取向的又一路徑。法經濟學主要運用微觀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分析法學理論和法律現象。其理論的核心是:一切立法、司法、執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都起著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故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益最大化為目的。法律作為經濟的「內生變數」,如同資金、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一樣,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作用。法律的經濟功能包括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促成合作、提供激勵機制、外部性的內部化和減少不確定性[20]。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經濟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提供服務、為實現合作創造條件、提供激勵機制並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創新有利於外部利潤內部化[21]。也就是說,當每個人自以為是奔向個人利益的時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2]。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言:個人追求利潤的活動在滿足交易雙方的同時,間接地促進了社會的繁榮。應然層面的商法作為正式制度,顯然也具有以上經濟功能,效益最大化也就成為「應然之商法」價值取向的不二選擇。
參考文獻:
[1]錢玉林.商法的價值、功能及其定位──兼與史際春、陳岳琴商榷[J].中國法學,2001(5).
[2]胡鴻高.商法價值論[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
[3]張楚.論我國商法規范的二元結構及其價值缺陷[J].中國法學,1999(2).
[4]戴霞.論民商法與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從公平與效率之視角[J].暨南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3).
[5]趙萬一.商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4.
[6]趙萬一.論民商法價值取向的異同及其對我國民商立法的影響[J].法學論壇,2003(6).
[7]范健,王建文.商法的價值、源流及本體[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1.
[8]張民安.商法總論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0.
[9]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礎理論專題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7.
『玖』 商法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具體作用400字以上
商法之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內容
誠實信用原則是現代民商法中的一個「帝王條款」，它對於民事活動和商事活動的公平進行具有著普遍性的控製作用。誠信原則起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的誠信契約中債務人不僅要依照契約條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內心的誠實信念完成契約所規定的支付。所謂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規則。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誠實信用原則為一切市場參加者樹立一個「誠實商人」的道德標准。按照這一原則，商事主體在行使私法上的權利、履行私法上的義務時，應恪守信用、誠實為主。詳言之：（1）應依照誠實信用的方式行使權利，商事主體行使財產權應尊重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利益，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權利並獲得利益，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而濫用權利。（2）應依誠實信用的方式履行義務。如票據法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具有真實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保險法規定，投保人於訂立保險合同時應遵循最大誠信原則，對保險標的重要事實如實告知等。 誠實信用原則也是對法律規定不足的補救原則，具有較強伸縮性。這一彈性原則賦予司法人員一定自由裁量權，使其在法律規定模糊或法律規定不清時，從商法的宗旨出發，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合理地處理商事糾紛。
『拾』 商法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
法商不止於思維，而是聚焦於思維方式下的財富規劃實操。
什麼是法商？
除了人們熟知的情商、智商和財商之外，法商作為流行的新名詞，正在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商即法治商數，指對法律知識了解和運用的指數。在經濟生活中，包括私人財富規劃、管理、傳承、資產保全都需要法律的介入，知道如何運用法律工具和知識去應對和規劃。
用法商駕馭創造財富的智商和情商
法是規則，商是創新，商無法不興，商無法不穩，法寸步不離地影響著商業行為。精商明法，敏思善行，讓律師具備商業思維，讓總裁具備規則思維，法商融合，大勢所趨，法商智慧是企業管理者必備的一種能力和思維。
如今，社會已全民法商時代。擁有法商，才是守護您財富的最佳法寶。
(10)商法價值的現實擴展閱讀~提高法商小竅門
(一)做個學法的人。一定要將法律學習貫穿自己的一生，在以後的學習、生活中不斷的強化、深化，保護自己也尊重他人。
(二)做個守法的人。努力學好法律知識，約束好自身的行為，控制好個人情緒，不聽信他人慫恿、不參加打架斗毆等行為。
(三)做個用法的人。充分尊重同學和他人的合法權益，積極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利，主動抵制違法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