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表

㈠ 商法案例分析

商法案例分析

某日，深圳市福田區法院委託深圳新國通商品拍賣公司拍賣一批布料、服裝和染布設備。康金玲系安徽淮南市人，常往返於安徽與深圳之間，是日，恰巧從拍賣廣告中看到了這一消息，於是來到現場。

康金玲拿到拍賣方提供的拍賣清單後仔細查看，發現編號為A2的一批小方巾很特別：60包，每包200打，總計144000條，市價約值10萬元，但是清單中標明的起拍價僅為475.20元。她感到懷疑，詢問工作人員是否有誤。沒想到工作人員很乾脆，說沒錯，還勸她如果覺得便宜可以去買。
康金玲認為這可能是拍賣公司的一種標價手段，故意採用特低價起拍。不料，小方巾無人競買，她僅以起拍價買到了這批小方巾。就在她交清價款和傭金、領到成交憑證准備取貨時，拍賣公司拒絕交貨，解釋說，己方工作人員失誤，清單上的標價弄錯了兩位小數點，原價應為47520元。
雙方訴諸公堂。羅湖區法院一審認定，被告方對拍賣物底價發生了重大誤解，拍賣合同撤銷。

羅湖區人民法院經公開開庭審理認為：由於被告工作人員的失誤，致使被告將A2號拍賣品以底價的10％價格賣出，被告對拍賣品的起叫價(底價)發生了重大誤解。被告請求法院撤銷對該拍賣品的拍賣行為，應予准許。被告在這次拍賣中有過錯，應返還原告所交的價款和傭金，並賠償原告因此而遭受的損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該院於1996年9月20日判決如下：
一、撤銷被告新國通拍賣公司對A2號拍賣品的拍賣行為。
二、被告新國通拍賣公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原告康金玲交付的價款和傭金500元，並按銀行同期貸款和利率計算利息至還款日止；賠償原告康金玲經濟損失人民幣1690元。
三、原告康金玲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上訴人康金玲訴稱：我參加競拍的行為符合有關規定。拍賣一經落槌即為成交。被上訴人新國通拍賣公司工作失誤不能作為民法上的重大誤解。要求二審法院改判，確認該拍賣行為有效。
被上訴人新國通拍賣公司辯稱：雙方未簽署成交確認書，拍賣行為是無效的。原判正確，應予維持。

㈡ 什麼叫商法的復合性

商法的復合性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1.作為私法的商法具有公法色彩 商法在本質上與回民法是相一致的，都是答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因此都屬於私法范疇。傳統的商法偏重於商事個體間的權利義務對應關系，強調商事主體的意思自治，具有很強的任意性和選擇性。在現代社會，各個國家不但加強了對經濟關系的直接干預，也加強了對私權的干預。傳統商法領域也被輸入了一些行政法、社會法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強制性規范，國家通過立法開工干預商事交易活動的規范，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受到了限制，使商法自身具有了公法的特徵，出現了所謂「商法的公法化」。但是商法公法化並不意味著商法已經完全公法化，而只是表明商法是一個滲透著公法因素的私法領域。商法仍然屬於私法范疇，受私法原則和精神所支配。 2.作為國內法的商法具有強烈的國際法色彩 商法最初起源於商事交易習慣 ,

㈢ 商法怎麼解釋

第一節 商法的概念
1 商法的調整對象
商法是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2 商事關系
指一定社會中通過市場經營活動而形成的社會關系，主要包括商事組織關系和商事交易關系。
（組織法和行為法的結合，就是商法）。
3 商事關系的主要標志是商人和商行為。
商人，是以自己名義實施商行為並以此為常業的人，在我國，商人主要包括
（1）個體工商戶和個人獨資企業；
（2）合夥企業：與獨資公司相對，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自然人通過訂立合夥協議，共同出資經營、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企業組織形式。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業法人；
（4）聯營企業：聯營企業(Associated Enterprises) 指兩個及兩個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法人或事業單位法人，按自願、平等、互利的原則，共同投資組成的經濟組織。
（5）外商投資企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規定，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由中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者共同投資或者僅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
商行為，就是適用商事法律規范的營利行為。從本質上講，商行為就是市場中經常化、專門化和規范化的行為。
4 形式的商法和實質的商法
我國沒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實質的商法，主要表現為大量的商事單行法，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
5 商法與民法、經濟法既有緊密聯系，也有一定區別。
簡單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別法，民法對商法具有領導指導的意義，而商法對民法具有補充、變更、限制的作用。商法與經濟法的區別主要在於商法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主導性原則，經濟法則強調國家意志和政府職能的介入，並以國家政策為主導。
第二節 商法的歷史沿革
商法雖源於古羅馬時代的商事規約，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意義上的近代商法卻是始於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確立於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商法極不發達，20世紀初以來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進借鑒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鑒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第三節 商法的一般原則
商法的一般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現代商法主要有四大基本原則。
一 強化企業組織
1 提高企業素質。主要依靠兩套法律機制，一是，企業融資和確保企業財產基礎的法律機制，
如公司法上的有限責任、資本三原則。二是，實現企業優勝劣汰和實現資產優化組合的法律機制，如破產、重整、兼並制度。
2 完善企業結構。包括完善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主要是合理分配投資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和協調企業內部關系（主要保護職工利益，加強職工民主管理）。
二 提高經濟效益 即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營收益。商法的這一原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維護信用、促使交易便捷三個方面。
1 商法保護產權，主要體現在界定產權（明晰產權）和維護其權威上；包括在產權受侵害時，給予及時、充分的救濟。
2 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著可以低成本地進行交易，從而提高經濟效率。破產法對維護信用有積極的作用。
3交易便捷可以節約時間成本。為此，商法提供了不少制度支持。如商事交易的技術化（定型化），大量運用默示行為、證明形式自由、時效短促、商事促裁等。
三 維護交易公平
就是要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主要體現為平等原則和誠信原則。 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權原則、禁止內幕交易等，體現了平等原則。 董事對公司的忠實義務、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等，體現了誠信原則。
四 保障交易安全 商法為此提供的制度主要有：
1、強行主義；
2、公示原則；
3、外觀法則（客觀主義）；
4、嚴格責任；
5、保護善意買受人（第三人）。
第四節 商法的種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l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根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
（1994年6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156號發布 根據2005年12月18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決定》修訂）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訂）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0號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根據2001年3月15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5、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根據2000 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
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根據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的決定》修正）
7、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54號公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8、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
（1995年5月10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根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的決定》修正）
9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 根據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的決定》修正）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 1992年1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4號公布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作者： 柳經緯 主編
出 版 社： 廈門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1-1 字數： 版次： 1 頁數： 799 印刷時間： 開本： 16開 印次： 定價：￥65.00I S B N ： 9787561519806 內容簡介
伴隨著我國法學教育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法學教材建設也呈現日益繁榮的景象。在民商法學科，以高校教師為主體組織編寫出版的各種系列教材，不僅大大促進了民商法學科的教材建設．而且也為法科學生學習民商法選用教材提供了比較大的空間。同時，伴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的民商法學理論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無論是研究領域的寬度還是研究領域的深度，民商法理論的進步g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令人欣喜的。我國民商法理論的進步與發展也充分反映在我國民商法學科教材的建設之中。進入本世紀以來出版的民商法學系列教材逐步改變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的一本民法教材貫穿全部民法課程學習過程的狀況，不僅出版了民商法學的系列教材，而且教材的內容比過去豐富得多，理論深度也比過去大得多。進而，90年代以來，我國的民商法學教材建設也逐漸擺脫了80年代民法教材所具有的前蘇俄民法學教科書的影響，在構建我國科學的民商法學理論體系方面發揮著其他出版物所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本系列教材是我與我過去的廈門大學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的同事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與廈門大學出版社良好合作的結果。自2000年陸續出版以來，多次重印，陸續再版，逐漸被多所高校法學院系採用，作為本科教學的教材或教學參考書，有的還被選作碩士研究生教學的教材或參考書。2007年在教育部組織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評選中，本系列中的《民法總論》和《商法》還被選定為規劃教材。
目錄
總序
第一編 商法導論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第二章 商主體概述
第三章 商行為
第二編 公司法
第一章 公司與公司法概述
第二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一）
第三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二）
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章 有限責任公司
第六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章 外國公司分支機構
第八章 公司集團
第三編 證券法
第一章 證券法概述
第二章 證券發行法律制度
第三章 證券上市與交易法律制度
第四章 信息公開制度
第五章 上市公司收購法律制度
第六章 證券交易所及證券登記結算機構
第七章 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服務機構與證券業協會
第八章 證券監督管理機構
第九章 證券法律責任制度
第四編 票據法
第一章 票據法概述
第二章 票據法律關系
第三章 匯票
第四章 本票
第五章 支票
第五編 保險法
第一章 保險與保險法概述
第二章 保險合同
第三章 財產保障合同與人身保險合同
第四章 保險公司
第五章 保險業的監督管理與保險中介
第六編 海商法
第一章 海商法概述
第二章 船舶與船員
第三章 海上運輸
第四章 船舶租用合同和海上拖航合同
第五章 海上侵權
第六章 海上遇險的處理
第七章 海事賠償責任限制
第八章 海上保險合同 [編輯本段]《商法》新版作者： 中國法制出版社 編
[1][1]出 版 社： 中國法制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11-1
字數： 245000
版次： 1
頁數： 311
印刷時間： 2009-11-1
開本： 64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509314920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法律 >> 法律考試 >> 司法考試
定價：￥11.00 [編輯本段]目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2005年10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一）
（2006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
（2008年5月12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2006年8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2001年3月1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
（2000年10月3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
（2000年10月3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
（2006年8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
（2004年8月2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2005年10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
（2003年10月2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
（2009年2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
（2009年9月2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
（1992年11月7日）
附錄：綜合比較記憶圖表
1.股東訴訟
2.匯票、本票、支票比較
3.《保險法》重要條文新舊對照

㈣ 商法在我國法律中的地位

我國按照法律效力的位階，排序是，憲法，基本法，法律，法規，規章。商法屬於基本法范疇，僅次於憲法。

㈤ 商法通則

一、 正本清源：四種不同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

任何一種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無不反映了該國對民商法關系的基本認識及處理准則。因此，要准確界定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首先必須釐清世界各國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並以此作為比較研究和學習借鑒的基礎。

長期以來，在歸納概括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體例時，我國學者大都將其區分為「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兩種模式。細究之，此種概括欠全面、准確，失之於偏頗，且有以訛傳訛之嫌。在本人看來，從法典語義上考察，實際上當今世界各國對民事與商事關系的法律調整可以概括為四種不同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一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統一的民法典外，還制定獨立的商法典，採取此種立法模式的有法國、德國、日本等。二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沒有商法典，在對傳統商法內容的處理上，是將傳統商法的內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歸納到民法典的相應各篇章中，如義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債務法等。三為單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沒有商法典，在對傳統商法內容的處理上，採用另行制定單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等，我國大陸及台灣等就採用這種立法模式。應當指出的是，此種商事立法模式通常亦被學者們視為民商合一，並被歸納概括到民商合一的體例之中，而實際上立法機關從未做出這樣的劃分和確認，這種歸納概括也並無任何法源依據。四為別樹一幟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沒有獨立的民法典，卻有獨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內容與實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陸法系國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別。

二、學說評析：我國商事立法模式抉擇的爭議

對於我國商事立法究竟應當採用何種模式，自民國初至今，一直存有爭議。早在民國之初，即有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之爭。盡管民商合一論在這場爭論中大獲全勝，其議案被國會所採納，但耐人尋味的是，民國民法實際上從未採用真正的民商合一體例，即使是沿襲舊制的台灣，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事立法仍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學說上將傳統商法中的有關立法視為民法的特別法。

我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承認，特別是隨著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在學界也出現了關於商事立法模式的爭論。鑒於法繫上的差異及業已形成的法律體系，迄今尚無人主張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對於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擇，仍為分立與合一之爭。發人深思的是，面對合一論和分立論的激烈論爭，我國的立法機關採取了更加務實的立法精神，在短短的十年間，出台了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註：此種立法模式既不是所謂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也不是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分立。)初步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法體系。

對於法典意義上的合一論與分立論，本人認為論者都沒有說出令人信服的必須合一或必須分立的充足理由，其正確性和可行性是令人懷疑的，其所持論據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論實質上是「商法民法化」的表現，其實質在於以超級民法來全盤取代商法，這不僅抹煞了商法與民法的區別，違背了法律部門劃分的科學法理，就是在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分立論雖然對於昭示商法的獨立和釐清商法的體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我國的立法現狀及法典編纂的可行性角度觀之，似既無可能，也無必要。

綜上所述，在法典意義上的合一論和分立論都具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理論缺陷，且都與我國的立法實際不相符合，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在研討我國的民法典制定時，無論是合一論者還是分立論者都應放棄已經爭論了近一個世紀且持續下去仍可能是沒有結果的學術成見，應該更加理性地而不是理想化地面對現實，另闢蹊徑，為正確處理民商關系做出明智的選擇。

三、模式創新：我國應實行以《商法通則》為統率的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

本人持民商分立的觀點是建立在實質商法主義的基礎之上的，主張在我國應實行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所謂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是相對於形式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來的概念。形式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以制定獨立商法典為其立論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實現民法與商法的徹底分立，而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則不以制定獨立的商法典作為民商分立的基礎，只是主張要承認商法的相對獨立性，要促進我國商法的體系化進程，使之成為一個有特定的規范對象和適用范圍的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主張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實質意義的商法自成體系、自成部門，反對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這樣兩個極端化的錯誤主張。

為積極倡導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論，首先必須實事求是地堅持商法的獨立性。其次，堅持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還必須勇於進行模式創新和制度創新，為適應對統一市場的法律調整，應當適時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則》(或《商事通則》)的立法建議，以實現商法對統一市場的全面規制，並實現商法體系自身的健全與完善。

論《商法通則》之設立必要性
任江 青海民族學院法學院
上傳時間:200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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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商法；立法模式；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商事通則
內容提要: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討在我國由來已久，雖然採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一直為我國眾多法學學者所推崇，但隨著我國對商事法律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商法國際統一化趨勢的日漸明顯，商事法律獨立性的問題愈加受到重視；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雖然為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所採納，其自身的弊端卻使其難容於我國現階段私法體系。因此，作為第三種選擇的「商法通則」模式，理應為我們所重視、採納。

任何國家之國內立法模式選擇，均不應脫離本國國情和本國法律傳統。我國商事立法模式之選擇也應先充分考察我國商事立法模式之傳統，再結合現階段國情及法學研究現狀，並從中擷取經驗教訓，以此為基礎，最終選擇一條正確之路。

一、我國商事立法沿革

商業貿易雖然在中國的漫長封建社會中一直存在，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但多是農民從事販運性商業，一無發達的城市商業，二無形成專門從事商業的獨立的階層，因而也沒有發展充分的商事慣例。」 [1]而到了清朝末年，自五口通商以來，海禁大開，歐風東漸，洋商蜂擁而入，紛紛在華開設洋行，建立工廠，國人亦加入其間，創辦民族工商企業，中國近代工商業由是以興，同時，華、洋商人涉訟事件亦日益增多。因此，當時的有識之士均認為，缺少必要的商事法規已成為嚴重阻礙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工商業的落後則又是國弱民貧的重要原因。就在「商戰」救國輿論方酣之際，滿清朝野上下遂齊相呼籲制定商法，以保護國權商利。光緒二十八年（1902）頒發上諭：「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煩多」。要「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於是,從1904年制定和頒布《欽定商律》入手,開始了中國近現代一系列商事立法的進程。因此，《欽定商律》是中國法制史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法典」。 [2]《欽定商律》頒布於1904年1月21日。名為商律,實則僅包括作為商法總則的《商人通例》9條和《公司律》131條兩部分內容,其他各商事法規均付闕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公布《破產律》69條。光緒三十四年（1908）聘日本人志田鉀太郎幫同編訂商律，至宣統元年（1909）完成，定名為《大清商律草案》，內容包括總則、商行為、公司、海船、票據，共計1008條。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商法典（草案），但由於清政府很快被推翻，該法未及頒行。

從清朝商事立法過程中可發現，我國商事法律從出現伊始即以單獨法典形式立法，借鑒當時德國、日本例，通過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調整上是法律關系。鑒於「中國之屬於德國法系已經是既成事實」 [3]，仿德國例采「民商分立」之模式有其可取之處。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商事立法有所發展，先後公布了《公司保息條例》（1914年1月）、《商人通則》（1914年3月）、《公司條例》（1914年公布、1923年修正）、《商業注冊規則》（1914年7月）、《證券交易所法》（1914年12月）、《物品交易所條例》（1921年3月）、《商標法》（1923年5月）等商事法律。這一時期，雖然商事單行法續有制定頒行，但仍然延續著清末編纂獨立商法典的體例。修訂法律館「曾有民商合編之擬議，終以改編之業，繁而難舉，非假以歲月不克事，而當力圖改進司法,收回法權之際,又未便將此等關系重要法典，置為緩圖，故仍分別修訂」。因此,1922年修訂法律館法國顧問愛斯加拉起草了《商法法典》，時人稱「草案之條文，不啻將中國舊有之習慣，及各國立法上之經驗，合為一物也」。 [4]法典雖稱良善，但並未付諸表決通過，仍然是一個草案而已。至此中國統一商法典編纂之路就此結束，「民商分立」之立法模式宣告失敗。

在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中，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立法成果最為豐富，只短短幾年時間便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六法體系。但在商法編訂體例上，南京國民政府卻一反清末以來制定統一商法典的傳統做法，在編纂民法典時，將通常屬於商法總則內容的經理人及代辦商、商行為部分的交互計算、行紀、倉庫、運送營業、承攬運送及隱名合夥均並入債編，其他具有特殊性質的商事法如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破產法等不能合並者，則分別制定單行法，即實行所謂的「民商合一」。在當時，主張民商二法統一的理由主要有：（1）民法與商法，同屬私法，均為私人相互間法律關系規范，沒有分別制定之必要；（2）商法本為商人階級立法，中國近代商業發達較遲，商人並無特殊地位，強行劃分，反失近代平等之世界趨勢；（3）商法過重商習慣，其效力優於普通民法，商法存在，商人常較普通人保護為優，所以商法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4）民法商法並存，審判官關於審判管轄訴訟方式及舉證方法等，會產生適用上的困難，易生實體規定沖突。通過一部分學者與立法界人士的歷史考察和理論探討，認為「民商法對立之理由,完全由於歷史相沿、積習使然」,沒有理論上的根據。在土耳其、暹羅、蘇俄先後頒布民法典之後，制定民商合一法典似成一種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亦不能獨立於世界大趨勢之外。(2)有了以上的理論基礎，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向中央政治會議正式提議編訂民商統一法典。同年6月，中央政治會議第183次會議通過決議編訂民商統一法典。從1929年開始,民法典各編陸續制定頒行。僅就形式而言，南京國民政府制定的民商合一法典，盡管債編佔有整個民法典的重要篇幅，其內容仍較瑞士債務法規定的范圍為窄，關於商業登記、商號、商業賬簿等項未有規定，而不得不準用北京國民政府時期《商人通例》中的有關規定，而公司、保險等仍要制定單行法。因此，編入民法典中的僅為商行為及商法總則中的一部分內容，其他大部分內容並未形成合一之法典，對民法仍處於特別法的地位。「實際上所收效果,竟與以商法為民法以外之一法典者無異,或且更甚。」 [5]名為合一，實未能成合一之民商統一法典。

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的指示，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的法律體系在大陸完全廢止，新中國完全在空白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商事法律的建設。但是，由於我國建國後在經濟體制上全面學習蘇聯，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否定和排斥商品經濟，民商法失去了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再加上從1957年以後政治運動不斷，法制遭受否定，商事法制建設受到嚴重沖擊，因此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國的商事法律制度幾乎處在空白的狀態。可以說，在上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我國「對於商品經濟與商事法的清除,歷史上沒有比此一時期更為徹底。」 [6]

由以上論述可知，自清末中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商事法律法規，至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百餘年間，商事立法從最初的編纂統一商法典，到建立「民商合一」體制，編纂涵蓋商法內容的民法典，至幾乎完全清除商事法律法規，經歷的是一條曲折的、自我否定之立法歷程。但是，無論在以上哪個歷史時期，或受到當時中國經濟、政治背景影響，或受到立法水平的局限，獨立的商法典抑或真正意義上的「民商合一」之民法典，均未曾在中國出現或起到應有之作用。獨立之商法典、「民商合一」之民法典，在我國商事法律發展過程中都缺乏歷史土壤。我國商事法律關系更多的是依賴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和商事習慣來調整。

自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商品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大量新的商事關系、商事主體層出不窮。而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國門的愈加開放，國際商事習慣、商事法規等源源不斷地湧入我國，尤其在我國加入WTO後，這一趨勢愈發明顯。我國商事立法的缺失和滯後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事立法速度苛待加強。
6. 「如果採用民商分立的話，究竟採用商人主義立法還是採用商行為主義立法，不易取捨。各國商法典的內容極不一致。另外，法典一般訂有總則，以綱舉目張、貫串全體，但商法則不能通過總則統領和貫串整部法典。在具有單獨商法典的國家，商法是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但最重要的買賣契約，仍多規定於民法，而民法中的營利性社團法人，仍須准用商法。除了一些特別的制度外，民商法重復交叉的地方太多，分別立法不易劃清」。 [10]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人們開始反思傳統民商合一模式的合理性，並以此得出「民商分立」，編纂獨立的商法典的必要性理由:

1.商人階層作為特殊階層雖已消失，但企業這種不同於一般民事主體的商主體仍然存在，而且在現今商品經濟社會中，企業早已成為最重要的商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企業即等於商人。而傳統商「人」的自然人屬性也逐漸被企業的團體屬性所取代，這與民事主體屬性有著極大的不同。商行為也因必須有一方是商主體或通過商主體始能發生及其本身的營利性特性而與一般的民事行為有明確區別。

2.任何法律一旦以法典的形式出現，其修訂程序都遠遠難於以單行法為形式的法律法規，其滯後性也遠遠大於單行法。這是由法典編纂的嚴肅性和法典結構的嚴謹性所致。伴隨著社會分開的日益細致，生產力水平的急劇提高，生產關系的日趨復雜，商事活動呈現出「日益現代化和復雜化，商事法需要以不斷革新的面孔適應其需要」。 [11]由此可見，商事法律的靈活性和益變性遠大於民法，難於通過修改民法典的辦法來滿足商事法律的變化。

3.民法與商法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但其差異性也是很明顯的，兩者在立法的價值取向、調整對象、法律責任制度等方面有極大不同，不能因兩者存在的共同性而否認商法形式上的獨立性。同時，「商事主體在商事活動中的自我調節機制是有局限性的，需要國家以社會的名義進行整體調節」「政府對於私法關系逐漸改變以往的放任注意態度」,「這就是所謂的『私法公法化』」， [12]這種調節方式與民法有著顯著的不同，難融於民法典中。

4.竭力推行民商合一的國家，或者是地域小、人口少、經濟關系並不十分復雜、法律體系比較單一的國家，如瑞士、荷蘭、丹麥、挪威等；或者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仍處於不發達狀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矛盾表現得很不充分的國家，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蒙古以及已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蘇聯。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仍採用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而《美國統一商法典》更是商事法律立法的典範。

5.在奉行民商合一的國家中，民法與商法也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合一，即將商法典的內容附加到民法典之中。這種簡單的合並，在立法技術上和法律適用上衍生了許多問題，它不但未能解決實體商法的獨立性，反而給民法本身的協調增添了許多問題。就商法本身的性質和發展趨勢而言，民商合一會妨礙商法的發展。商事活動從古至今就具有國際性的特點。尤其到了現代社會，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使商法重新從國內化的侄桔中擺脫出來。正如英國法學家施米托夫所說「我們正在開始重新發現商法的國際性。國際法——國內法——國際法這個發展圈子已經自行完成。各國商法的總趨勢是擺脫國內法的限制，朝著普遍性和國際性概念的國際貿易法的方向發展」。而這種國際性也決定了商法無法完全融於屬國內法的民法典中。至於究竟採用德國主觀主義、法國客觀主義抑或日本折衷主義，可隨著我國商法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結合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方向，進一步探討之。

通過比較「民商合一」論和「民商分立」論的各自立法理由，我們很容易發現，兩種立法模式都有著充足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立法理由，但也都存在著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理論缺陷。而且，此兩種理論針鋒相對，彼此互為矛盾，難於以充分的法理徹底駁斥另一方理論。如果就此持續爭論下去，不僅難於得出最終結論，而且也無太多實際意義，對於我國商事立法活動反而有巨大的阻礙作用，影響我國商事活動的快速發展。因此，跨越此兩種理論的第三種選擇也就孕育而生: 在不影響以現有民法為核心的我國「一元私法體系」框架下，不編纂獨立之商法典，利用現存已立之大量商事單性法律法規，構建脫離未來民法典的《商事通則》。即，以《商事通則》為核心，以大量商事單性法律法規為主幹，通過民法典中相關制度加以補充，構建我國民商事法律法規體系。有的學者稱此種主張是折衷主義學派的觀點。

三、制定《商事通則》之理論優勢

商事通則（有學者稱之為商法通則，應屬同一含義），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一般性規則。它指導其他單行商事法律，如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商業銀行法、破產法等的適用，同時又區別於這些單行法律，可以單獨適用。 [13]需要指出的是:商事通則和「商法總則」是不同的概念，有成文《商法典》的大陸法系國家,其法典的總則部分內容各不相同,不過一般涉及商事主體(商人)身份、商事登記、商號、商事簿記、商事代理及經理權、商事輔助人(如代理商、經銷商、行紀商等)；而商事通則概念,大致相當於這些《商法典》的總則部分和商行為部分的總稱,比「商法總則」概念涉及的范圍更為廣泛。原則上,可以認為商事通則的內容基本相當於國內商法學研究中「商法總論」的內容。而且，目前國內高校法學專業開設的「商法總論」課程以及相關教科書，其內容也大致與上述對商法通則的界定近似。(3)

關於設立《商事通則》之必要性，有學者持懷疑態度：「制定諸如商人、商行為、商事代理之類的總則性規范沒有必要。所有的特別法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主體適用主體的規定,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一般代理的規定。」(4)這一理解有待商榷,對於商事主體和商事交易的需要顯然注意不夠。雖然諸如主體制度、法律行為制度、代理制度、物權制度、一般債法制度等，都是民商法共有的。其中對一般民事主體和一般民事法律行為都適用的制度，當然地適用於商事主體和商行為。這也是在民商分立國家,凡《商法典》中沒有特別規定,就適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的原因所在。這種現象並不能說明所有商事交易中的法律關系都可以被《民法典》所包含。實際上,由於商事法律關系的營利性特徵,使它除了具有與一般民事法律關系的共性之外,還有很多特性存在,而這些特性體現在實然法的規則上,即為各商事法律的內容。如果淡化這些差異，忽視民、商法中不同性質的相似法律規范，必將導致較為嚴重的立法和實踐問題。而只要在商事通則性的立法中體現出商法對這些制度的特殊規定,這種由民、商法差異所引起的問題就至少會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緩解。更由於商事主體資格、商事登記、商號、商事簿記等純粹屬於商法特有的一般性制度的存在,我們可以認為,《民法典》和特別商事法律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立法空白,這一空白需要通過商事通則性的立法來填補。

設立《商事通則》，以其為商事法律法規之一般性法律之理論和實踐優勢在於：

1.有利於我國理論界結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無休止的爭議。縱觀我國商事立法史，自清末和民國初期實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格局以來，至南京國民政府力主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學者對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優劣就一直爭議不休。1929年《中華民國民法》第一編總則公布後，由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等人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83次會議提交了一份關於制定民商統一法典的提案，政治會議審查通過了該提案，並從八個方面進一步闡述了採用民商統一法典的理由， [14]這對我國法學界的影響非常深遠。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大陸學者又陷入了「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曠日持久的爭論，其實，現在主張「民商合一」觀點的許多學者，其論點、論據並沒有超過該提案的八點理由。我國如果制定了《商事通則》，就會結束理論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無休止的爭論，使理論界集中精力研究我國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的現代化和協調發展問題。

2.我國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雖然有靈活、務實、簡便等優點，但由於缺乏總則的統率，難收綱舉目張之效，使單行商事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內在應有的體系，這顯然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規則的統一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此種狀態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個人只有四肢軀干而沒有頭腦，無法通過頭腦的指令來驅使四肢的自如運動。 [15]而通過設立商事通則，就可以改變這種狀況，以其統領商事單行法，形成我國商事法律的有機系統。同時，與編纂涵蓋商法內容的民法典或是獨立商法典相比，結合我國現有商事單行法，僅編纂商事通則，其立法成本要大大減少。

3.淵源於貿易本位的交易效率價值、交易安全價值和交易公平價值等，是商法特有的價值觀和價值基礎。 [16]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其本質是資本謀求價值增殖的活動，資本的運動使商具有了營利性和經營性特徵，從而構成了商法有別於民法的調整對象。 [17]商事交易具有區別於民事交易的巨大差異，表現在交易主體從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體從特定物到種類物，交易目的從對標的物的實際利用到轉賣營利，交易過程從「為買而賣」到「為賣而買」，交易對價從等價到不等價，交易鏈由短到長，交易特點從隨機性到營業性，交易條件從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現出來的與民事交易不同的特點，蘊涵著商法與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並要求用商法規范予以特殊保護。 [18]這一系列商事法律法規內在價值屬性客觀上要求商事法律體系必須是獨立的部門，也必須存在統領商事單行法的一般性法律以明確規定商事法律的獨有價值追求。

4.就我國商事立法的現狀分析，由於長期以來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分別管理，加之國內市場的多頭管理，導致政出多門，立法多頭，與統一市場、統一規制的市場經濟的法制要求極不適應。同時，由於商事立法缺少系統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規雜亂無章，缺乏統率，不成體系。而制定《商法通則》，既可矯正追求形式商法主義的偏頗，又可實現商法體系的完善，同時又不根本性地改變我國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這種一舉而三得的立法動議，理應得到我國立法機關的採納。

5.超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則》不僅是商事法律外部立法選擇的客觀要求，更是商法內在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自上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知識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在經濟領域內，經濟飛速增長，新產業、新技術層出不窮，商業關系日趨復雜、多樣，擴地區、跨國商業往來與日俱增，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的法律制度也隨之發生變化，特別是作為調整商事活動的商事法律法規更是呈現出與以往更為顯著的巨變。其發展趨勢主要呈現出：(1)動態化趨勢；（2）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相互滲透；（3）國際化與統一化趨勢。(5)這些發展趨勢使得各國商事法律法規不斷修改、不斷變化，而世界性的商事條約、商事規定、商事組織規章也日益增多，這些國際性法律法規成為國內商事法律的重要法律淵源。而在國際法向國內法的移植、融合過程中，必然要求存在基礎性法律來統領本國原有的法律傳統、法律價值等核心要素，使得不同國家、不同法系之法律融合能夠做到協調發展，也只有《商事通則》在商法發展過程中能起到這一重要作用。

至於制定《商事通則》的具體內容、結構等立法實踐問題，當前雖也存在頗多爭議，但這不應影響我國立法機構選擇制定《商事通則》這一正確商事立法模式。

㈥ 求商法知識

現代民法理論，之所以將法律行為分為要因行為(有因行為)和不要因行為(無因行為)，目的和意義無外乎從人們普遍存在著的對事物和行為的認知必考察前因後果的習慣中，分離出觀察民事法律行為的獨特視角，強調如果民事法律行為是不要因行為，則與其原因關系相分離，不以原因為要件，不因原因關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該法律行為本身的效力受影響；而如果民事法律行為是要因行為的話，則與其原因不能分離。原因不存在時，該法律行為不成立。[1](P266)雖然近現代各國或地區的民商事立法、學說及判例，對物權行為、債權契約的無因性見仁見智，爭議頗大，但票據行為卻被民法理論界及世界各國票據立法公認為無因行為，並以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理論為基礎構造各國的票據法體系。
但是，從「有因說」到「絕對無因說」，人們從票據法律制度在實務中的應用，痛苦地發現仍然無法解決票據的流通效率和使用安全之間的矛盾。我們在票據的使用安全屢遭破壞的現狀面前，不得不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的應有內涵以及該原則的具體應用進行反思和再認識。於是，票據行為無因性原則具有相對性的理念逐步萌發，成為思考票據法律制度的新視角。本文試圖從對票據無因性原則進行歷時性考察入手，思考票據無因性理論的應有內涵及具體適用時的「射程距離」[2](P148)等問題。
一、票據無因性原則的緣起
(一)票據無因性理論的創設
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創設的無因性概念和理論，不僅對德國近現代民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德國民法典所採納，同時，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許多學者。德國學者Kuntze在其巨作《票據法》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債權行為無因性思想中的無因債務概念的形成過程，以及票據無因性原則從無因債務范疇中獨立出來的過程。他認為是Gneist、Liebe和Unger最早創立了這一概念的雛形。隨著世界上最早的票據法——1848年德國票據條例的頒行，幾乎所有的德國法院均認識到票據「結算」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行為，應當與債務原因相分離。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德國學者巴爾(Bahr)在其著作《關於以承認作為債務負擔的原因》中，在對傳統的否定無因性思想的「否定主義」表示質疑的同時，全面闡述了他關於無因債權契約及票據行為無因性的思想，將票據無因性原則發展成為私法的一項基本理論，並逐步為世界各國的票據立法、學說及實務所公認。
薩維尼和巴爾生活在19世紀中葉，正處於自由資本主義競爭時期，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信用經濟始見成長卻未臻成熟。他們之所以能夠極具超前意識地抽象出法律行為無因性原則，是與當時市場競爭迫切要求促進信用經濟發展的社會背景分不開的，其宗旨是既要在物權契約中保護「所有權之移轉的意思的合致」，又要在債權行為下使債權人的權利順利實現。票據行為作為具有顯現信用經濟發展水平功能的「個別的法律行為」，更被賦予了無因性。因為「匯票自開始出現之日起，就是融資的一種手段。除即期匯票外，它實際上是一種信貸工具，由銀行或金融機構作為受票人、付款人、背書人或持票人對匯票進行議付、貼現、托收或承付。銀行家們對於導致產生匯票的交易並不感興趣。對購買羊毛、木材或無核小葡萄乾而開出的匯票是否有對價關系，這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對於處理票據的金融界人士來說，匯票究竟由賣方開出，還是由買方的擔保人開出，同樣也是無關緊要的。票據交易的典型特徵是：它作為一種純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脫離了交易的最終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對於銀行家來說，重要的事是考慮票據的形式是否得當。匯票票面必須有效，不應過期，並不得以不承兌或不付款為由而拒付。」[3](P65)因此，「所謂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並不是說票據行為之所以發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關系，而是說，是基於現實的需要，在法律上將二者予以分離，從而形成票據行為的無因性特徵。換言之，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乃是基於社會經濟生活對票據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據法所特別賦予的。而並非票據行為所固有的。」[4](P60)也就是說，票據行為的無因性，並不是票據行為自身法律邏輯的必然產物，是法律為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而特別創設的，是立法技術的處理結果。所以，無論是從票據行為的對外效力闡釋無因性的概念與原則，還是從票據行為的自身內容——內部的抗辯機制闡釋無因性概念及原則，都離不開無因性理論的創立宗旨。
(二)票據無因性的基本涵義
德國票據法理論從分析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之間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票據行為無因性，是指票據上的權利並不依賴作為票據關系之基礎關系的原因關系，原因關系即使無效或被撤銷，對票據上的權利也不產生任何影響。
英美法系的票據法理論注重票據的流通作用，且強調「對價」和「正當持有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結合票據流通、支付對價及善意取得三個方面，對票據無因性的內涵進行解釋。英國學者杜德萊•理查遜就將票據無因性解釋為：票據作為一種權利財產，其完全的合法權利可以僅憑交付(或許要有轉讓人的背書)票據來轉讓。只要受讓人取得票據時是善意的，並支付了對價給轉讓人，他便獲得該票據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財產的完全的所有權而不受其他權益的約束。[5](P15)
日本及我國台灣地區的票據法理論，雖然承襲了德國票據法理論的基本觀點和原則，但對票據行為無因性理論的闡釋較德國票據法更為詳盡和清晰。日本著名商法學者龍田節認為，票據上的債務是基於票據行為自身而發生和存在的，和作為票據授受原因的法律行為(買賣、消費借貸等)存在或有效與否無任何關系。即使買賣契約無效或被解除，由此產生的票據債務也不受影響。[6](P177)台灣學者李欽賢進一步解釋到，票據法律關系雖因基礎法律關系而成立、發生，但票據行為本身決非將基礎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表彰於票據上，而是依票據法的規定，為創設另一新的權利義務之法律關系，因此，基礎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與票據行為所創設的權利義務，系個別獨立存在的，相互間不發生影響。[7](P299)梁宇賢更把票據行為無因性的含義總結為：「無因證券者，乃票據執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張享有證券上之權利謂也。票據如已具備法定要件，其權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為發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問」。[8](P11)
我國大陸的票據法理論及實務基本上繼受了德國、日本及台灣地區票據法理論關於票據無因性的理解。認為所謂票據的無因性，是指票據如果具備票據法上的條件，票據權利就成立，至於票據行為賴以發生的原因，在所不問。[9][4][10]
從上述各國對票據無因性概念涵義的理解，可以看出，票據無因性理論是以民法上的無因性理論為基礎的，是民法的無因性理論給了票據無因性思想以發軔、形成和獨立的空間。但也應該看出，正是由於民法傳統無因性理論的影響，一般多僅從無因性原則的外在效力闡釋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但是，無因性原則應當是指法律行為外在無因性和內在無因性的統稱。它不僅僅是指法律行為的有效性，獨立於產生該法律行為的原因的有效性，其發生及存續皆不受後者的影響(外在無因性)；也是指產生法律行為的原因從該法律行為中抽離，不構成該法律行為的內容，當形成債權債務關系時，原則上，債務人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產生的抗辯事由對抗債權人應當行使的權利(內在無因性)。[2](P138-139)我們對票據無因性的理解也應該從外在無因性和內在無因性兩方面入手。具體說來，票據無因性應該包括以下內容：(1)票據的無因性實際上是指票據行為的無因性，即票據行為所產生的法律效果。其與所產生的票據法律關系和所由產生的基礎關系(特別是原因關系)之間的關系。所以，對票據無因性涵義的理解實際上就是對這些關系的解釋。(2)票據行為的外在無因性正如上所述，是指票據行為的效力獨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決於該行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據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礎關系(特別是實質原因關系)引起的法律行為的效力的影響。持票人不負證明給付原因的責任，只要依票據法的規定，能夠證明票據債權的真實成立和存續，就當然可以行使票據權利。(3)票據行為的內在無因性是指引起票據行為、產生票據關系的實質原因從票據行為中抽離，不構成票據行為的自身內容。所以，當形成票據債權債務關系時，原則上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基礎關系所生的抗辯事由對抗票據債權的行使。
二、關於票據無因性原則射程距離的思考
(一)票據無因性原則法律效力之所及
無論是確定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及的范圍，還是其效力所不及的范圍，均要以票據無因性的涵義及其創設目的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劃定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射程距離。
1.對通行觀點的檢討。依我國票據法學界的通說，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票據法上的一個重要體現或曰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阻隔了票據債務人對票據債權人的抗辯，使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持票人。即所謂的抗辯切斷。[4][8]
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票據債權與原因債權是基於不同的法律行為而產生的兩個不同的請求權。原因債權是基於一般意義上的民事法律行為(如合同、清償、贈與)等而產生的民事權利，票據債權則是基於票據行為而產生的票據權利。或者說，雖然票據行為是為了實現原因行為的目的才進行的，票據行為本身亦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但票據債權和原因債權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民事法律行為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權利。所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僅應附隨於原因債權。當原因關系中的債務人為清償原因債務簽發票據給債權人，債權人又將該票據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轉讓給他人時，其轉讓的只是依原因關系債務人的出票行為而產生的票據債權，原因債權並未隨之移轉。這樣，附隨於原因債權之上的原因關系的抗辯也就並未隨票據債權的移轉而轉讓給受讓人。於是，票據債務人當然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持票人。如A為清償對B的價金債務，簽發票據給B，B為清償對C的債務，將該票據背書轉讓給C。此時，B轉讓給C的只是票據債權，其對A的原因債權並未轉讓給C。由於基於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僅存在於原因債權之上，依民事權利的本意，固不得以某一權利存在的瑕疵對抗另一權利的行使。所以，無需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即不得作用於受讓人。
只是如此說來，既然不得以一權利的瑕疵對抗另一權利的行使，而即使在直接當事人之間亦存在票據債權和原因債權兩種不同的權利。如前述在A、B之間同時存在價金債權及票據債權兩種民事權利，是否A亦不得以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B呢?依台灣學者陳自強的觀點，A亦不得以基礎原因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B的票據請求。但可以通過不當得利的抗辯、權利濫用的抗辯或目的限定的抗辯，間接予以對抗。如此一來，這時的抗辯就已非附隨於原因債權之上，可以說是對票據債權行使上的限制。那麼，就可以隨票據債權的移轉而移轉。[2](P143)只是如果這樣的話，票據的流通性必然受到極大的阻礙，有違票據法促進票據流通、保證票據流通簡便迅捷的立法宗旨。所以我國票據法第13條明文加以限制，以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是依前述票據無因性的內涵，此種限制與票據的無因性並無直接聯系。
票據法第13條規定的另一種抗辯限制是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與出票人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這一般發生在以匯票清償原因債務的情形。如A為了清償與B的價金債務，簽發匯票給B，委託自己的債務人C對該匯票進行付款，付款人C對該匯票進行了承兌。此時票據並未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進行轉讓，也就無所謂保護票據流通的問題。但是為了保證票據的支付和信用，票據法同樣對此種票據債務人C可以行使的抗辯進行了限制。兩種抗辯限制雖然目的不同，但同樣無需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即可解決。
在出票人A簽發票據給持票人B，委託自己的債務人C進行付款時，存在著兩個法律關系。一個是A、B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另一個是A、C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持票人B和付款人C之間並未因出票人A的出票行為而產生某種法律關系。是C的承兌行為，才在B、C之間建立了票據法律關系，才產生了B對C的票據債權。根據我國票據法第38條的規定，C的承兌行為並不是向A表明接受其付款委託的契約行為，而是C表明承擔票據債務的單獨行為。可見，B、C之間的票據債權債務關系與A、C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並無必然的牽連關系，是兩個不同的債權債務關系。依債的相對性原理，C固不得以與他人關系所生的抗辯對抗票據債權人B。[1](P145)
既然抗辯限制與票據的無因性原理並無直接聯系，或可以通過其他法律原理加以解決。那麼票據的無因性原則法律效果到底體現在哪裡呢?
2.票據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果雖然票據的基礎關系可以分為票據原因關系、票據資金關系和票據預約關系，但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一般僅體現於票據關系與基礎關系中的票據原因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中，[11](P41)並最常發生於票據的轉讓過程中。如前所述，正是基於促進票據流通、減輕持票人的審查義務、降低交易風險的立法目的，票據法才特別規定了無因性原則。所以，票據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力體現在：
首先，即使票據發行或轉讓的原因不存在或者無效、被撤銷，只要在票據上所為的票據行為依法成立，票據行為人就須承擔票據義務，持票人就得享有票據權利。
其次，票據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內容應當依票據文義，即使票據上的記載內容與票據原因關系的內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不能以票據外的事實來改變票據關系的內容。
再次，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當事人(包括有直接原因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發生舉證責任的轉換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在主張票據債權時，無需證明原因關系的存在，只要依票據上的記載內容即可向票據債務人主張相應的票據權利。反之，如果票據債務人慾對抗權利人的權利主張，則需舉證證明存在符合票據法規定的、足以對抗權利人權利主張的抗辯事由。
可以說，上述三種無因性原則的法律效果，就是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及的范圍，也是無因性原則射程所及的距離。
(二)票據無因性原則法律效力之所不及
原因債權與票據債權之間，畢竟具有經濟上的一體性，而非風馬牛不相及的二個獨立請求權。特別是在票據尚未依票據法規定的轉讓方式轉讓之前，並不存在對善意交易相對人的保護問題，那麼，票據債權的行使，是否絲毫不受基礎原因關系的影響?更進一步講，即使票據債權業經轉讓，基礎原因關系就一定不影響票據關系嗎?這就涉關票據行為到底是絕對無因，還是相對無因，亦即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射程距離到底有多遠的問題。
關於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現有的論著、文章和講義一般認為惟有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存在抗辯的情形，才不得以票據的無因性法則加以排除，此外，別無他論。[12][13]其實，概括說來，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情形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票據原因關系的效力直接影響他們之間票據關系的效力。由於在授受票據的直接當事人之間，既不牽涉票據轉讓的第三人的問題，又無關票據的流通。為體現私法領域的「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同時減少訟爭，節約訴訟成本。所以當原因關系和票據關系同時存在於同一對當事人之間時，根據我國票據法第13條第2款的規定，票據債務人可以對票據債權人以基於原因關系所生的事由進行抗辯。
2.持票人取得票據未給付對價或未給付相當對價的，票據債務人可以以與持票人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票據對價來源於合同對價，但由於票據是一種極具流通性的證券，所以為保護交易安全，票據法只以善意持票人為保護對象，排斥非善意或未給付相當代價的持票人。所以，票據對價並不完全等同於合同對價，它要求，第一，票據對價不僅要真實，而且要與持票人所獲得的權利相對應。支付明顯不對等的代價而取得票據的持票人，票據法推定為惡意持票人；第二，原有的債務或責任，可以構成票據的有效代價；第三，票據對價實際上是票據基礎關系中持票人應當承擔的義務，可以是現在的債務，也可以是過去或將來的債務；第四，持票人持有票據，法律原則上就推定其已經支付了對價，票據債務人如提出無對價的抗辯，應負舉證責任。
持票人有無給付對價原屬票據原因關繫上的問題，票據的取得亦不以對價的存在為必要條件。但作為原因關系的對價還是會對票據權利發生一定的影響。一般說來，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據時給付了對價，就能享有優於其前手的權利。即使其前手並不享有票據權利，持票人作為善意第三人，亦會受到票據法的保護。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其前手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反之，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據沒有給付對價，原則上不享有票據權利。在法定特殊情況下(如因繼承、稅收、贈與)而取得票據，則不享有優於其前手的權利(我國票據法第11條)。票據債務人可以以對持票人前手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票據對價所達到的法律效果，是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相互牽連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票據無因性原則效力所不及的情形之一。
3.持票人取得票據手段不合法即不享有票據權利，票據債務人得對該持票人提出「惡意抗辯」。在票據原因關繫上，如果持票人系以欺詐、偷盜、脅迫等非法手段或方式取得票據，或因重大過失或明知其前手票據權利的瑕疵仍接受票據轉讓的，該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據權利。但票據債務人對持票人提出此種抗辯時，應負舉證責任。這一方面是票據無因性的體現，同時亦是票據無因性原則的例外情形。
4.當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因票據時效的完成而消滅時，該持票人可以對因時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據當事人，行使利益償還請求權。由於持票人享有該權利的前提是票據權利已罹於票據時效而消滅，因此，該權利不屬於票據權利。此項權利的行使是基於票據原因關系中的民事權利義務，這又是票據關系與原因關系相分離的一個例外。
以上，通過對票據無因性原則在票據法中的體現及其例外情況的逐項「掃描」，這一原則的射程距離及輪廓已清晰可辨。其效力所及和所不及之處正是其是否具有絕對性的最好體現。我們正是通過對其效力不及之處的明確，來探尋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適當方式的途徑。
(三)票據無因性原則相對性的思考
雖然票據法的制定和發展，更多的是出於促進票據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繁榮市場經濟的技術上的考慮。票據法本身亦是一種技術性較強的法律。固然基於這種考慮，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及地區的票據法將「方便」、「快捷」、「效率」置於比「穩定」、「安全」、「秩序」更高的地位。所以才規定了票據的無因性原則。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方便」、「快捷」、「效率」，忽視對公平和誠實信用的追求，忽視對票據使用所需「穩定」、「安全」、「秩序」的保障，也是不可取的。正如台灣學者鍾兆民所言：「依票據法的規定，票據固為不要因證券，若絕對堅持這一原則，亦足以妨害票據的流通性。按票據法之所以規定票據為不要因證券者，原在保護票據的流通性。若今為保障執票人之權利而輕易舍棄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權利之保護於不顧，自非本部分法條之本意。」[14]故為追求法律的妥當性和衡平性，在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的基礎上，兼顧該原則的效力不及之處；在對該原則進行普遍適用的同時，對該原則的例外情形予以嚴格適用，即堅持票據無因性原則具有相對性的原則，才能實現票據法促進票據流通、保護交易安全的雙重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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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最新修改案之特點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為了進一步確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機制的實效性，於2001年底進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進一步強化監事（會）機能，緩和董事責任減輕的要件以及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內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對我國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機制；修改動態 日本商法（以下簡稱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的最新修改案已於2001年12月12日作為法律第149號正式頒布，並於2002年5月1日起施行。這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確保公司治理機制的實效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監事機能的強化；二是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三是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 具體講，強化監事機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②監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長為四年（商法第273條第1款）；③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條之3之2）；④公司外監事人數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嚴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⑤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監事對公司的損害賠償責任新設了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條第7款～23款，第280條）。作為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①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30日變為60日（商法第267條第3款）；②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可以和解作了明確規定（商法第268條第4—7款）；③對公司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參加訴訟的申請規定了監事的同意權（商法第268條第8款）。 一、監事機能的強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修改前的商法規定，「監事可以出席董事會，並陳述其意見」（修改前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根據這一規定，一般認為，監事作為負有監查公司業務執行義務和善管注意義務者，自然負有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這一義務明確化，將第260條之3第1款修改為「監事應當出席董事會，並認為有必要時應當陳述意見」。以此進一步明確監事的責任，從而保證公司業務執行的公正有效。 監事無正當理由不履行這一義務時，作為違反善管注意義務者須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損失，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商法第277條、280條、266條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實現了此項職權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規定了監事在股東大會就其選任或解任陳述意見的權利。這一規定也是為了明確和加強監事的地位而採取的措施。但為了防止監事的辭任是由董事強制所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增加新條款明確規定，「辭任監事者，可出席辭任後第一次召集的股東大會，並陳述其辭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條之3之2第1款）。並且為了使辭任監事確保這一機會，商法進一步規定，公司應當向辭任監事通知召集股東大會的意旨①（同條第2款）。當然，其他監事同樣可以陳述意見（同條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長了監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監事即獨立監事的人數，並對獨立監事的要件作了嚴格的規定。修改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3年，此次修改將監事的任期延長為4年②（商法第273條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兩年，1993年商法修改將這一任期 由兩年延長為3年，此次修改又從3年延長為4年。這一連貫措施旨在不斷加強監事的身份保障，進一步確保監事實施監督的實效性。具體講，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規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監事中，1人以上應當是就任前五年間未擔任過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強化監事相對於董事會的獨立性，加強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行的機能，將獨立監事的人數由原來的1人以上增加為監事總數的半數以上，並且將獨立監事的要件由原來的「就任前五年間」修改為單純的「就任前」，實現了要件的嚴格化。 最後，此次商法修改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修改前商法只設對會計監察人的選任，賦予監事會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即「董事向股東大會提交選任會計監察人的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條第2款），「監事會可通過其決議，請求董事將會計監察人的選任作為股東大會的議題，也可通過其決議提出選任會計監察人議案」（同條第3款）。而對監事的選任只規定監事可在股東大會就此陳述意見（商法第275條之3）。 為了防止董事隨意進行監事的人事安排，從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有必要對監事的選任事項採取同會計監察人選任相同的法律規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准用上述有關會計監察人選任之規定的辦法，就監事的選任事項同樣賦予監事會同意權和議題等的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④ 二、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 日本現行商法規定，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需要全體股東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5款）。這樣一來，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況下，實際上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幾乎等於不可能。但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許多情況下需要企業的經營者冒著一定的風險作出大膽的經營判斷。可是，按照商法的規定，事後經營者只要有輕微的過失行為，須承擔高額的損害賠償責任。經營者考慮到這種後果，必然不敢大膽經營，這對企業經營是很不利的。 為了解決這一現實的矛盾，日本商法通過增加條款的辦法，從兩個方面採取了適當減輕董事等責任的態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規定，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只要是善意的，且無重大過失，就以從該董事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中扣除該董事四年的報酬額後所剩額度為限度，可以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或基於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決議免除其責任（商法第226條第7～18款）。另一方面，考慮到公司外董事即獨立董事①所具有的優勢，為了使公司較容易地確保經營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可以通過章程規定同獨立董事締結以該董事不承擔雙方提前約定的金額以外的責任為內容的契約（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適當減輕董事責任外，還規定可通過董事會決議減輕董事責任。這是因為在由眾多股東組成的股份公司中，僅僅為了免除董事的責任而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從費用和召集程序兩方面考慮都是相當困難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東大會來作出決議，董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到底能否免除將處於長期的不明確狀態之中，這對公司的經營極為不利，甚至會嚴重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所以，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狀況，建立通過隨時可以召集的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說，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實質上是根據股東的授權（因為章程變更需股東大會特別決議），由經營專家董事構成的合議體組織即董事會，從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董事的經營判斷是否妥當合理的角度，對該董事是否應該免除其責任首先作出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為上述董事責任免除制度的擔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強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對提出的相關議案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7～11款）。同樣，通過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首先必須對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規定。為此需向股東大會提交的公司章程變更議案，以及向董事會提交的相關決議議案，在正式提出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獨立董事締結旨在減輕其責任的契約時，對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規定。為此，向股東大會提交公司章程變更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時，應當在股東大會上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7～11款）。由董事會對董事責任作出免除決議後，除上述事項外，還要公告或通知股東若對免除有異議可在一定期限（不低於一個月）內提出的宗旨。並且，如果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的3% 以上的股東提出異議時，董事會不得通過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規定，獨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締結的契約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後，在最初召集的股東大會上也應當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三、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規定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一項股東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重要制度，近年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使此項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據日本司法實踐經驗以及商法學的理性思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隨著企業經營活動的日趨國際化和多樣化，經營者的經營判斷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專業化。因此，為了使受理了股東請求並代表公司通過訴訟追究董事責任的監事，有足夠的時間對日益復雜化和高度專業化的董事的經營活動作出慎重判斷，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原來的30日延長為60日，即明確規定，公司自股東提出請求之日起6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提出請求的股東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訴訟（商法第267條第3款）。 另外，根據現行商法的規定，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訴訟案件正在審理之中時，股東或公司可以請求參加該訴訟（商法第268條第2款），但作為公司了解訴訟審理的機會，現行商法只規定了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向公司告知訴訟的義務（日本商法第268條第3款）。為了進一步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能夠建立公司提起訴訟時的股東以及股東代表提起訴訟時的其他股東都能及時准確地了解訴訟審理情況的知情機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受到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時，應當對此進行公告或通知股東。即將訴訟進行公告或向股東發出通知規定為公司的義務（商法第268條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沒有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主要指股東代表訴訟）能否和解作出規定。所以，這種訴訟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並且持否定態度的觀點較有力。而在現實的法院審判中，作為迅速且恰當的糾紛解決手段，也有訴訟和解的情況。但對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釋上的異議。此次商法修改大膽地排除了這種解釋上的異議，認為從正面認可訴訟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東的利益，也對降低訴訟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確規定，在嚴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東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條件下，訴訟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條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繼《合同法》之後，物權法、民法典的制定成為我國今後民事立法的目標。當前，有 學者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綱已經提出。然而，面對我國民商事立法的現 狀，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須對民法與商法的立法模式進行嚴謹的理論梳理、論證和整 體立法規劃，否則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會產生其應有的影響和作用，反而會反映出我國 民商法學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負了新時
一、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與立法實踐回顧
「如果將民商關系立法體例作為一個理論范疇，則該范疇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對 參照系統，事實地僅以大陸法系近代以來的立法為限。」(註：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與理念的商法》，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大陸法系各國關於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體例，即民商合一體例與民商分立體例。所謂民商合一體例，是 指「將民事商事統一立法，不設民商之區別，關於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單行法規頒行之體例」，(註：有學者認為，在法源形式上除無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時又有大量商事單行法的立法體例為「分」、「合」折衷體制，其與民商合一體 制不同，參見上書，第114頁。)此以瑞士、俄羅斯為代表。(註：張國鍵：《商事法論 》，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所謂民商分立體制是指將民事與商事分別立法 ，於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與商法法典各自獨立存在之體制，(注 ：張國鍵：《商事法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此體例以德國、法國為 代表。
由於傳統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 近代意義上私法性質的民法與商法，因而我國學者對民商立法體例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時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國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經過兩次商法大會的 召開，最終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致流產。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法作為一個部門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體例 問題也無從作為法學研究中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商法學的研究逐步復興，尤 其是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目標確立以後，民商法學者對民商 立法體例問題又投以了關注。其中主張民商合一的學者，依據的理由大致有：1.現在社 會已不存在獨立的商人階層，商事活動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般民事活動，區分民法與商法 實無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國和德國，由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內容，其商法典已經支離破碎，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民商合一已成為發展 趨勢。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也難以確立劃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的嚴格界限，民 法典與商法典的並存會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和混亂。4.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民法的含義 得以豐富與擴充。5.主張民商分立將會使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得以繼續。6.主張民商分立 不利於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統一規范。7.主張民商分立制定單獨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實務、理論觀念和法律文化傳統上都不具備響應的條件，故不可取。(註：以上內容 參見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 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魏振瀛、錢強波：「市場經濟與民法觀念」，《中外法學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偶有個別學者主張制定商法典，實行民商分立立法體例。(註：梁慧星：《民法總論》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頁。)其所依據的理由概括如下：1.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 中國商品經濟的萌芽到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的進程看，民商分立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從我國現實的立法狀況來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於民法與商法的發 展，從而能早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3.從商法的性質、商事交 易關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徵及民商分立法體例的歷史和發展看，應采民商分立立法體例 。4.「民商分立」立法體例最有利於表現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 區別，並在立法形式上真實的再現民商法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從而作到了形式與實際的 統一。5.「民商分立」不僅是人們對經濟活動，尤其是對經營活動的規律、特點在理性 基礎上更深刻認識的結果，而且是法律技術和方法完善的標志之一。6.商品經濟關系的 形成是商法產生的物質條件，而商品經濟的獨立存在和發展，則是構成獨立商法體系的 客觀基礎。(註：以上內容參見如下論文：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劉凱湘：「論商法 的性質、依據和特徵」，《現代法學》，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國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研究現狀反思
(一)民商立法體例並不僅僅是一個立法技術問題
民商立法體例問題至少涉及如下重要問題：
1.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是民商立法體例的深層次邏輯問題 。民法與商法同源，即其兩者均根源於商品經濟，但卻不同體，兩者在調整對象、調整 方法、追求的價值取向、具體的法律制度、立法技術上都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對民法與 商法的關系認識直接影響著對民商立法體例所持有的主張，對此已有學者注意到，並以 此作為研究的基點。(註：見劉凱湘、徐學鹿文。)今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應結 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2.經濟、政治體制問題。民法是簡單商品經濟的產物，其具體制度體現出濃厚的家庭 倫理道德價值取向；而商法則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只有當商品經濟關系達到比較發達或 相當發達的程度時才具備了醞釀獨立商法的溫床)，因而商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出追求效 率、營利的價值取向。在建立和發展我國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體例問題必 然要以促進、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核心導向(如為市場經濟塑造合格的市 場主體，引導、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並進而推動以適應根深蒂固的小農經 濟、自然經濟的政治制度向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政治體制的徹頭徹尾的根本性轉變，也 就是說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與我國經濟政治轉型有互動作用。可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 擇問題與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有重大關系。
3.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近幾年現代「新儒家」、本土資源論(後現代)、「現代 化」論在我國學術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時代課題，這一時代課題 涉及我國上層建築領域的各個方面，這自然也會體現在法學的研究中。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問題正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時代課題在民法學研究中的反映。對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從一個側面反映著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輕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傳統，商人無應有的社會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規則及應有的秩序更是無 從形成，而這些都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很明顯，選擇民商合一的體制 (包括有學者所稱的「合一折衷」的體制)，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均體現出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這對市場經濟所需求的商事主體的形成不能說是促動，甚至還可 能是阻礙。相反，選擇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能夠從制度上促動輕商抑商的法律傳統文 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人們的法律意識、觀念由表層向深層推進的流變過程，此乃民商 法現代化的外源性模式。(註：公丕翔：《法制現代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頁。)
(二)民商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從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積累過程。在研究過 程中，除階級分析的方法外，法學家只能也必須藉助於實證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采 用，為我國的立法、司法及執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論、基本知識的清楚解釋， 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生活的需求與我國的法制狀況。但正如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 所言：「實證主義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的趨勢，則使我們 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產生了一定的誤識」，(註：[美]E·博登 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頁。)實證主義有其只注重實證研究，如注重具體制度研究和法條解釋，不重價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這是民法學進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礙，因為「一個好的部門法學家，都因 該具有法哲學的思維」(註：朱景文：「法理學向何處去專題討論會紀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頁。)而「民法法系對於哲學影響則格外開放」。(註：[美]艾倫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頁。)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們當代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取得了從無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國的民商法研究迄今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對羅馬法及羅馬法以來的外國民 法制度、舊中國民法制度及其理論學說的闡釋和評註上面。(註：徐元州：「論民法的 革命」，《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38頁。)這在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問題上則表 現為，在總體上不能突破清末與國民黨時期的研究成果，(註：徐學鹿：「論我國商法 的現代化」，《山東法學》，1999年第2期，第39頁。)這種現象發人深省。
三、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民商分立
(一)從典型案例的實證分析論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現象自1995年出現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法學界對「王 海」現象的論爭

㈧ 什麼是三商法，它跟二商法，一商法有那些區別三商法解決了那些商業上的問題呢

三商法實際上是直銷的模式，所謂的三商法也就是分析「以人為店鋪，無店鋪經營的多層次直銷」，它是一種人員銷售。根據分析，這是一種低效率的銷售方式，盡管它有面對面的個性化銷售及良好的售前售後服務，但是，它有一個基本的缺點，就是它的銷售主要依靠人員銷售，因為人的成本是最高的，沒有高利潤(或達到一定利潤額)的產品及良好的相關支持，人的效率相對就比較低。 有很多公司打著三商法的名義做行業，其實現在正處於魚龍混雜的環境。如果要想看好公司，必須看清他是否合法。即使在開放直銷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有很多公司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賣貨渠道。在98年傳銷風潮過後，三商法可謂已經成為行業洪水猛獸。有人說合法，有人說非法，其實在此方面，國家還沒有立法，就無所謂合法非法，因為牽扯到國內直銷公司和國外直銷公司的明爭暗鬥，僅僅安利公司每年拿走200億來看。國家不會坐視局面惡化。是否合法，只取決於國家的法制。一商法以櫃台的形式出現，物品死氣沉沉地擺放在櫃台里，等待四面八方的顧客前來購買，賣一份產品得一份利潤，商業學家給了它一組很形象的數字表明：10+10+10+10+10=50，這種賣貨方式出現在我國的六七十年代，是一種供銷社的形式，它的供小於求；由於社會不斷發展，一商法很快跟不上時代的潮流，於是出現了當今世界上最常見的賣貨方式——二商法。 二商法與一商法不同之處在於二商法以公司的形式出現，從全國各地找來大量的員工，公司與員工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系，由於他們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系，他們有著矛盾的產生，他們的效益僅達5%——30%，同樣商業學家給了它一組很形象的數字表明：10×1+10×2+10×3+10×4+10×5=150，它出現在我國的80～90年代，是一種背包賣貨、走街串巷的形式，它的供大於求；由於中國加入了WTO，二商法也很快被淘汰，於是便出現了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賣貨方式——三商法（好）。 三商法與二商法相同之處都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現，從全國找來大量的員工，不過三商法的員工要改為經銷商，與二商法不同之處在於員工與公司是合作的關系。三商法的合作非常重要，即合得來就合，合不來就不合，由於他們是合作的關系，他們沒有矛盾的產生，他們的效益可達15%—60%，商業學家同樣給了它一組很形象的數字表明：10的一次方加10的二次方加10的三次方加10的四次方加10的五次方,結果就等於111110

㈨ 關於商法的問題!~

首先這不是商法的問題．是個民法的問題．
第二佟某個人肯定無權以個人名義對他人獨資版企業的權財產設定抵押．但是其負責銷售和收取貨款，在本案中可以認定其為代理人．且應為表見代理，就是指代理人雖不具有代理權，但是因為某種面現象，足以使善意第三人認為代理人有代理權而與代理人為一定的法律行為．由此產生的法律效果依法直接歸本人承擔．見＜合同法＞49條．
第三，如果翁某可以證明戴某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佟某不具備處理這些財產的權利，那麼就不用代為清償．
如果真的是為了母親治病，確實等錢急用，情有可原，雙方最好還是找到佟某，協商解決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