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起源
『壹』 怎樣認識民法的起源和性質
民法的抄源遠流長。公元前3千年末,古代西亞地區蘇美爾人發明了楔形文字。數百年之後,最早的法律記載就出現了。古代西亞是世界上最古老已知法律的故鄉,其文明時間與文明程度大大領先於印度、中國等其他國度。以楔形文字寫就的大量法律文集或法典,即所謂「楔形文字法典」,其中民法的內容特別多。可以說,是蘇美爾人、巴比倫人、亞述人、赫梯人以及希伯來人共同締造了古代西亞的民事規范。它對後世的影響力在《聖經》中還可以找尋得到,時至今日,古代西亞民法甚至藉助於希伯來法、希臘法以及羅馬法等,仍間接地影響著西方社會。 毋庸置疑,古代西亞民法起源於習慣法,以楔形文字成文法典為核心內容。古代西亞民法的法律文獻是很豐富的,有著各種各樣的類型,諸如法典、王室敕令、行政法令、民間契約文書、私人信件以及法律教本等文獻。
市民社會法、私法和權利法是民法的主要性質體現。調整法律地位平等者之間關系是民法本質屬性所在,是民法體系的邏輯起點。研究民法性質對於把握民法基本理念、推動民事立法和司法完善均有裨益。
『貳』 為什麼民法沒有起源於中國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在採取法典形式時,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民法規則或者法律條文以某種邏輯加以安排,從而形成的體系。簡言之,就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我國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經啟動的情況下,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課題就是應當如何構建民法典的體系。
一、確立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得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原因在於:
首先,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美國學者龐德認為,法典不同於其他的法律形式在於「它展示了整個既存的法律體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學者vander linden也認為民法典的本質特徵是指多個部分結為整體之形式的統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於一般的立法在於法典「包含了各種有效的控制主體的法律規則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性」。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中國政法大學1999年博士論文,結語。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立法的匯編」。換句話說,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其次,體系化既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規則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各項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誠實信用、維護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與消除整個法典中並存的各項理念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內貫徹一項或多項民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例如,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靜態的財產所有權的嚴格保護,也注重對動態的交易安全的維護。當這兩者發生沖突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依據一定的民法典體系將民事法律規范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的各種價值觀念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和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僅僅是為了適應改革的特定階段的需求而頒布的,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社會經濟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種通常的全局性考慮,從而導致了這些法律法規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沖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在民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民法典的體系構建之後,既可以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諧、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也可以為從事民商事活動的當事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體系化不僅有助於消除各項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而且通過體系化能夠有效地保障整個民事法律體系中各種概念、規則的嚴謹性與統一性。例如,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出現了「民事行為」、「民事活動」、「民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等諸多概念,這些概念究竟哪一個是屬概念,哪一個是種概念,它們的內涵與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學者都很難理清一個頭緒。這就需要通過法典化來解決民法概念與范疇的嚴謹和統一的問題。
第四,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優越於判例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嚴謹的、體系化的思維觀念。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如果有,則產生合同法上的請求權,沒有則判斷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體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維護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某項政策的隨意改變而發生變動。至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領域,則可以通過頒布單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調整,盡管此種單行立法可能會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是民事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卻不會隨意發生變動。從法國、德國等國家民法典的發展歷程來看,雖然社會歷盡變遷,新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但是由於法典自身的嚴格的體系性與邏輯性,新的問題通常能夠在民法典體系框架內加以解決,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歷經百年而巋然不動,這就充分說明了體系性對保證民法典的合理性,從而維系民法典的存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階段,因此在我國建立民法典的體系性具有更為突出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我國民法典體系時的三個宏觀問題
完整的民法典體系絕非朝夕之間可以形成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早在羅馬法時代,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一書中就提出了一種民法典的編纂體例,該體例將羅馬市民法劃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後被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大全所採用,後人稱之為「羅馬式」體系。至法國民法典編纂時,羅馬式體例被民法制定者採納,不過,立法者將訴訟法從民法典中分離出去,同時將物法進一步分為「財產法」與「財產權的取得方法」兩部分。在19世紀末,經過了數十年的法典論戰後,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採納了由潘德克頓學派所提出的民法典體系,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五編制「德國式」模式,更確切地說,是採納了潘德克頓體系中的巴伐利亞式,潘德克頓式體系可分為薩克遜式與巴伐利亞式,前者的編制結構是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後者的編制結構則是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兩者的區別在於物權與債權的位置前後不同,這種位置的安排是為了表達主題的不同的重要性。參見徐國棟:「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載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即將民法典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及繼承五編。潘德克頓的模式後來為日本民法典所繼受。不過,與德國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採納了薩克遜式體例,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荷蘭民法典在體例上又有重大的改變,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將法國法模式和德國法模式結合起來之後,同時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經驗,創建了民法典的八編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典在債權和物權之上設立了財產權總則,並改造了德國法的總則模式。荷蘭民法典在頒布之後,得到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民法學者的廣泛好評。1994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在體繫上也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例如該法典將債法劃分為兩編加以規定,債法總則包括債的一般規定與合同的一般規定,並在總則的民事權利客體內容中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體系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的體系。
在我國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如何確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法典體系值得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認為,就我國民法典體系而言,有三個宏觀性問題值得進行研究,因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未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與框架問題,同時也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基本結構的安排問題。
(一)完全照搬德國民法典體系還是合理借鑒並有所創新
應當承認,中國自清末變法以來,基本上可以被歸入大陸法系國家。近代中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學說大量吸收了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瑞士、蘇聯、日本等)尤其是德國法的概念、規則與制度。舊中國民法學家梅仲協先生曾精闢的指出:「現行民法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之成規,亦嘗擷一二。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我國民事立法的內容來看,確實大量借鑒了德國法的優秀成果與立法經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是否就意味我們在21世紀制定中國民法典時,仍還需要僵化地、一成不變地繼承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呢?許多學者認為,既然我國要採納德國的體系設立總則,那麼就必須完全採納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梁慧星:「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我國民法典體系不能去標新立異,而應當完全繼受國外尤其是德國的民法典體系,無須進行任何改動。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為潘德克頓學派結晶的德國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語簡練明確,體系嚴謹完整等諸多優點,因此雖歷經百年社會變遷,仍不愧為一部偉大優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國民法典畢竟是百年前的產物。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此,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在21世紀制定一部中國的民法典就必須要符合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權尚處萌芽狀態,多數學者連人格權為何物尚且不知,遑論於民法典中加以規定,立法者當然可以對其漠然視之。然而,隨著二戰以後人權運動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人格權已經成為一項與財產權並行的極為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再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當人看的現象,以及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對尊重人格權的強烈要求等因素,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就是在德國,學者也已開始對其民法典進行反思,如德國著名民法學者梅迪庫斯教授認為,民法典「對自然人的規范過於簡單,因此沒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權」。〔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可以說,在我國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獨立的人格權制度是我們這個深受數千年封建專制之苦的民族的現實需要!如何有機和諧地將人格權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時代賦予中國民法學者的機遇。如果僅以德國民法典沒有規定獨立的人格權制度為由,而置現實需要於不顧,將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體制度或侵權法的幾個條款輕描淡寫地一筆略過,這不僅是削足適履,更是放棄了時代賦予當代中國民法學者的偉大機遇與神聖職責!
其次,德國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靜止的體系,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體系。一百年來,德國民法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與完善,德國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例如,為調整隨著科技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危險責任問題,德國在民法典之外陸續頒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聯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單行法;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頁。二是通過法院的判例修正、補充民法典。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為了有效地保障個人的自由,防止行為人動輒得咎,通過規定第823條與第826條而對侵權法的保護范圍作出了嚴格的限定。但是,此種限定卻導致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型侵權行為(如過失性虛假陳述、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無法受到侵權法的調整,以致不得不創造出締約過失責任、附保護第三人的契約、默示信息提供契約、交易安全義務等諸多理論,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運用這些理論去改變、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國為了適應歐盟民事法律的統一已對本國法律作出了一些相應的修改,其中最明顯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該法出台的直接動因就是歐盟關於消費品買賣的1999/?44號指令。德國學者文德浩教授稱,債法現代化法是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變革,它動搖了德國民法的教條理論大廈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為直接地繼受了羅馬法的教義。〔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載《德國債法現代化法》,邵建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這些都表明了德國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斷充實、發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靜止的。
再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深,從而使得各個法系之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作為交易的共同規則的合同法以及有關保險、票據等方面的規則日益國際化。英美法受大陸法的影響,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信託法的制定、侵權法中引入產品責任、醫療過失責任預期違約和根本違約責任等,此外,通過一些國際公約努力將大陸法與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銷售合同公約》、1994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1985年有關國際機構制定的《海牙信託法公約》等。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因此兩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種必然的趨勢。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頁。正因如此,我們在制定民法典時不能囿於德國的經驗,而應當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的經驗與成果。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應當立足於我國實踐,本著兼收並蓄,取菁去蕪的思想,胸懷海納百川的氣度,廣泛吸收借鑒各國民法的優秀經驗,而不是狹隘、盲目地崇拜德國法,受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的束縛。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國民法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
我們在構建民法典體系的時候必須要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民法究竟是採納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立體體例?所謂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將其統一適用於各種民商事活動,不再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則意味著嚴格區分民法與商法,在民法典之外還要制定一部單獨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體制最早起源於法國,法國於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頒布訂立商法典,從而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有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立法時都採納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然而,到了20世紀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時,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等商法的內容,從而實現了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頁。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體制優越性,在大陸法系學者之間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國制定民法典時應當採納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誠如我國著名民法學家謝懷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歷史上演變的結果。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它並非如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基於科學的理論研究的產物。因此,從民商分立體制產生之初,理論界對於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就沒有嚴格的區分。一些學者或採用主體標准,即商人與非商人的區分;或採用客體標准,即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標准;或採用主體與客體相結合的雙重標准,對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加以界分,但是這些標准都無法從體繫上理清民法與商法的分工。實際上,民法與商法都是規范調整市場經濟交易活動的法律規則,本質上並無差異,在立法上無法作出區分。
其次,在歷史上,商法獨立於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存在商人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需要確立特殊的規則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作為特殊的階層已經不復存在,所有商事糾紛、民事糾紛都應當統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加以解決,因此商法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經濟基礎。如果商法側重於保護法律所規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據特定的職業把人分成不同的種類,這與人格平等的原則是相矛盾的。隨著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護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為商人,一方為非商人的法律關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應當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與非商人的對立,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雇員與僱主的對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義正在被極大地減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領域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這也是現代法律發展的一個趨勢。
再次,民商合一適應了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近代和當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推行民商法的統一。從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對某些商事內容作了規定,放棄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訂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訂出一部債法典,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規范。荷蘭從1934年起實現了民法與商法的實質上的統一,規定商法典的條款適用於所有的人,並適用於一切行為。1942年,義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內對民法與商法的內容作了規定。巴西也已開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體系,從而促進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幾年來所頒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採用的是民商合一的體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後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都將票據、保險等商事規范統一納入民法典。可以說,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是現代市場經濟下民商事立法的一個總的發展趨勢。
第四,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與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領域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因此,採用民商合一體例,首先意味著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單獨制定商法典,確切地講,是不制定單獨的商法總則,而將傳統商法總則中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內容納入到民法典相應各篇章中。申言之,採用民商合一體例並非像《義大利民法典》那樣,把一些商事特別法統統規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認公司、海商、保險等商事特別法的存在。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規定的行為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的規定,商事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商事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代理的規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此。在商事特別法單獨制定之後,其與民法典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因此按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應優先適用商事特別法。例如就法人的問題而言,首先應當適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沒有相應的條款可供適用的話,應當適用民法的關於法人的規定。如果把商事特別法都匯編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體系就無從談起。
此外,在強調民商合一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民商法之間的協調與統一,這一點常常是採納民商合一的國家碰到的一個難題,也是強調民商分立的學者的理由之一。不過,在我國,立法已找到了協調民商法關系的辦法,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了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非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並確立不同的規則。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對於前者,如果合同中並未約定支付利息或者約定不明,則視為不支付利息;對於後者,如果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則應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確定。第二,在某一類合同中僅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忽略沒有商人參與的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既然,我國現行立法已經解決了民商合一體制下遇到的技術性方面的問題,因此也沒有必要僅僅因為商事規則的特殊性而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分別是: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此種立法體例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當被納入。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編制體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體系的終結。法典的體系常常會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動,如果將來因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的需要,確實有必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否則民法典的體系將不復存在,法典編纂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學體系的民事法律匯編並非民法典,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通過科學的嚴謹的體系將民事法律規則加以統一整合,而後者僅僅是將民事法律規則簡單地加以排列組合。編纂民法典絕不意味著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盡可能地納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國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將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納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著包羅萬象的、無所不包的民法典。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為了正確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民法典在整個民事立法體系中處於最一般、最基礎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須保持高度的穩定性,並使調整的內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以放棄變化多端的生活關系本身所要求的細致化、放棄對具體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為代價,〔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謝懷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頒布單行法的沖動。但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特別法的關系。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或者僅僅是特定的職業群體或者生活領域中的問題應由民事單行立法加以調整,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例如,物權法主要調整的是人們對有形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需要的;而信託法調整的信託關系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信託法的規則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不應納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應包括具有長期穩定性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與制度。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須保證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可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相應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一些規則甚至是歷經千百年來實踐的檢驗的,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條件等規則具有長期的穩定性,應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等其他的成立條件,由於會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此應由公司法、證券法等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
『叄』 為什麼民法典沒有起源於中國
民法是調整平抄等主體之襲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中國封建社會里強調三剛五常,孔子的儒家思想根生蒂錮,人與人之間本來就不平等,加上中國周圍沒有強大的國家,中國本身就是最強大的國家,而西方國家比較小,但實力都不是很大,只有靠修內政才能強於鄰國,於是就有平等之說
『肆』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4)民法典的起源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伍』 新民法典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版」,是新中國第權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體系中居於基礎性地位,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同時廢止。
(5)民法典的起源擴展閱讀:
民法典系統整合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長期實踐形成的民事法律規范,汲取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優秀法律文化,借鑒了人類法治文明建設有益成果。
是一部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符合人民利益和願望、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體現對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嚴等各方面權利平等保護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的民法典。
『陸』 民法起源於什麼法
古羅馬時期民法的肇始:優帝法典 學說匯纂 法學階梯 優帝新律 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羅馬法典 世稱"民法大全"
近代民法指經過17 18世紀的發展,於19世紀歐洲各國編纂民法典而獲得定型的一整套民法概念,原則,理論和制度體系.最具有典型意義的是1804年法國民法典和1896年德國民法典
現代民法是20世紀社會經濟生活的反映.
我國民法:清末法制變革後,中國民法開始走上了法典化的進程。可以說,清末法制變革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開端。清末法制變革以引進西方先進法律,進行法典化運動為基本特點,其結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對中國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開端。這部仿效德、日民法典而制訂的民法典草案盡管因辛亥革命而沒有正式頒行,但對中國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中華民國成立後,民法典的修訂工作也沒有中斷,但起草工作進展緩慢。1925年,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礎上,由北洋政府修訂法律館完成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稱為《民法修正案》,又稱《第二次民律草案》。這部民法草案曾經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級法院在司法中作為法理加以引用,但終因沒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成為正式民法典。 1928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後,即著手起草民法典,並於1929年設立民法起草委員會。民法起草委員會依「民法各編立法原則」,經兩午完成民法典的整個起草工作,並分編公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民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新中國成立後,這一民法典被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廢除,現僅在台灣省適用。
『柒』 民法的來歷
古羅馬時期民法的肇始:優帝法典 學說匯纂 法學階梯 優帝新律 共同構成回了完整的羅馬法典答 世稱"民法大全"
我國民法:清末法制變革後,中國民法開始走上了法典化的進程。可以說,清末法制變革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開端。清末法制變革以引進西方先進法律,進行法典化運動為基本特點,其結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對中國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開端。
『捌』 民法一詞的來源
民法一詞來源於古羅馬的市民法(jus civile)。最初的羅馬法僅適用於羅馬市民,稱市民法;對於被羅馬征服地區的居民之間的關系及其與羅馬人之間的關系的調整則適用由裁判法官形成的規則,稱為萬民法(jus gentium)(與羅馬公民法相比,萬民法具有以案例為主、靈活方便的特點,適用范圍的擴大也使它克服了以往那種狹隘民族性的缺點,因而更能滿足整個社會的普遍要求,更能適應奴隸主階級的利益需要)。` 後來非羅馬市民逐漸獲得羅馬公民權,兩法的區別逐漸消失。公元 6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時,進一步匯總整理編成法典,到12世紀稱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見羅馬法)。恩格斯說羅馬法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3頁)。 羅馬法的理論體系對私有制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極大的影響,以至歐洲大陸都根據拉丁語(jus civile)分別將民法定名為 droit civil(法)、civil law(英)、 Zivilrecht(德)、граданское право(俄),都有市民法律和公民法律的含義。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修訂法律從法語譯為日語「民法」。中國古代法律文獻原無民法一詞,有關錢、債、田、土、戶、婚等法律規范,都收在各個朝代的律、例之中,清朝末年至中華民國時期曾制訂「民律」草案,後經修訂於1929~1930年分編陸續公布時改稱「民法」,這是中國法律歷史文獻上對民法一詞的第一次正式使用。據學者考察,我國法上的「民法」一詞系來自日本語中的「民法」。
『玖』 民法典的創始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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