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民法通則
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9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九十九條 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
姓名權的主要法律特徵為:
第一,姓名權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不享有姓名權。只有自然人人格的文字標識才叫做姓名,因而自然人才享有姓名權。法人人格的文字標識是名稱,享有的是名稱權。
第二,姓名權的客體是自然人對自己人格的文字標識的專有權。姓名權的核心問題就是專有權,他人不得享有、使用,只能是權利人自己享有和使用。專有的客體,就是自然人的人格文字標識,不僅包括正式的登記姓名,而且也包括筆名、藝名、別號等。
第三,姓名權的基本義務是不得非法干涉、使用他人的姓名。姓名權是絕對權、對世權,除了姓名權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是義務主體,都負有不得侵害其姓名權的義務。
(1)中華人民共和民法通則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
第十八條
公民變更姓名,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1、未滿十八周歲的人需要變更姓名的時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養人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2、十八周歲以上的人需要變更姓名的時候,由本人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十九條
公民因結婚、離婚、收養、認領、分戶、並戶、失蹤、尋回或者其他事由引起戶口變動的時候,由戶主或者本人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變更登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第二十二條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
第二十三條父母有保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和義務。在未成年子女對國家、集體或他人造成損害時,父母有承擔民事責任的義務。
第二十四條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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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2條規定:「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2條規定:「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
一、不當得利是引起法定之債發生原因的一種,在性質上屬於民事法律事實中的事件。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是:
(1)一方獲得利益。獲得利益包括兩種情況:一是財產 的積極增加,即權利的增強或義務的消滅,使財產范圍擴大;二是財產消極的增加,指當事人的財產本應減少卻因一定事實而未減少。
(2)他方受到損失。損失, 包括現有財產利益的減少,即積極損失和財產利益應當增加而未增加,即消極損失。
(3)獲得利益與受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4)無合法根據。
二、具體而言,不當得利在民法中產生的情況有如下幾種:
(1)民事法律行為不成立、無效及被撤銷所產生的不當得利。
(2)履行不存在的債務所引起的不當得利。
(3)因合同解除產生的不當得利。
(4)基於受益人、受害人或第三人行為而產生 的不當得利。
(5)基於事件而產生的不當得利。
三、不當得利的效力,依受益人主觀心態為惡意或善意而有重大不同:
(1)受益人為善意的,返還義務以現存利益為限,對已不存在的利益不負返還責任。
(2)受益 人為惡意的,返還范圍應是取得利益時的數額,對已不存在的利益的返還義務並不免除。
(3)受益人先為善意,後為惡意的,返還范圍以惡意開始之時存在的利益 為准。
❹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是什麼呢
第八十四條抄 債的定義
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享有權利的人是債權人,負有義務的人是債務人。 債權人有權要求債務人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規定履行義務。
❺ 民法通則106條最新司法解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
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七條: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八條:
債務應當清償。暫時無力償還的,經債權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決,可以由債務人分期償還。有能力償還拒不償還的,由人民法院判決強制償還。
(5)中華人民共和民法通則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條:
當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違約的,應當向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當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間的糾紛,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按照約定解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
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條:
當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並應當在合理期限內提供證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
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
當事人因防止損失擴大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違約方承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條:
當事人雙方都違反合同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聯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聯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是我國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子法即部門法。
各部門法都是憲法的子法,但它們與憲法的距離和聯結點卻是不一樣的。憲法性法律距憲法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是憲法之下各部門法系統中最龐大的法群,憲法對其主要是一種理念與原則的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調整的是憲法領域之「外」的私權利關系。
在法律體系中,憲法是各部門法的基礎,各部門法都應當以憲法為立法依據,都不得與憲法相沖突;同時,各部門法也都是憲法的的發展和落實,是憲法精神和價值的延伸和體現。部門法需要憲法的指引和規范,以免脫離憲政軌道;憲法也需要部門法的細化和補充,以落實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憲法與民法
民法規范先於憲法產生,[22]從歷史上看,與其說憲法是民法的源泉,不若說民法是憲法的基礎。現代社會的自由、平等、法治理念之源頭在民法而不在憲法,民法能夠供給憲法以思想營養,而不像其它部門法那樣主要靠憲法供給它們以思想營養,能夠滋養憲法的部門法,非民法莫屬。如憲法中的平等原則來自民法中的平等原則(從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而不是從今天的法律體系之位階來看),然後作為一個憲法原則再轉化為其它部門法的原則,如行政法、訴訟法、刑法上的平等原則,刑法雖然也比憲法歷史悠久,但將「平等」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在憲政社會之後,是被憲法指引和規范的結果。「在權利本位主義的取向中,傳統民法早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權利類型,其中的人格尊嚴和平等、私權神聖,經濟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為近代憲法確立自己的規范價值和權利類型提供了具體的藍本。後者正是在參照了前者的基礎上,才建構起自己的權利規范體系的。只不過民法的權利乃是市民社會中私人之間彼此所擁有的權利,而憲法權利則主要是個人相對於政治國家所享有的權利而已。」[23]民法「曾為近代憲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模式的雛形。比如近代自然法學派的社會契約論顯然是從民法中的契約原理得到了啟迪,進而認為國家權力應根據自由的人民的社會契約而成立,在其看來,這種『社會契約』的具體形式即是憲法,或曰憲法就是一種『根本契約』。」[24]作為「根本契約」與民法契約的相似之處在於,在制憲階段的憲政關系中,人民彼此之間的關系恰如民事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平等對話,共同協商,意思自治。但亦有不同,民事契約在形成時任何一方當事人若有不同意見隨時可以退出,一經退出就與該契約不再有利益關系;而在制憲過程中任何個人都很難退出或退出了可能對己更加不利,即使有人不同意這部憲法或不同意其中部分內容,他們仍必須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接受它。因此,在締結憲法這個根本契約時已經出現了權力(社會權力),出現了少數人的屈從。憲法作為契約比民事契約復雜得多,後者一經制定即可實行,而前者還需經過復雜的再加工(立法對其具體化)才能真正操作起來。前者涉及的主體比後者多,民事契約中即使有多方當事人,他們之間也只是一種平面關系,而憲法這一契約則呈現出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立體空間——錯綜復雜的權力與權力、權利與權力的關系。
雖然民法距離憲法較遠,但距離憲法的遠近並不能作為判斷法律重要性的依據。距離憲法越遠,說明憲法對之干預越少,即距國家權力越遠(有國家權力的地方憲法都會有至少是原則性的規定),從某種意義上說,憲法不涉足或少涉足的領地,就是在告戒國家權力不涉足或少涉足,也就是表明此處屬於「私法自治」之領域,而「私法自治」與憲法保障人權免受國家權力侵害的最高價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從形式上看民法與憲法距離最遠,但從精神價值層面上看民法又與憲法最近,其它法律與憲法只是形似,而民法則與憲法神似,其它法律或許只是憲法實現其終極價值的途徑和方式,如通過分權、限權來保障人權,而民法的終極價值本身就是憲法的終極價值,甚至憲法消逝之後,民法可能永存,即國家權力消逝,人權永存,從這個意義上說,甚至憲法都只是實現民法價值的一種手段和方式。在哈耶克看來,憲法屬性的吊詭性在於它既作為公法的上層建築,然其最終目的又是為了實施私法。哈耶克與戴雪都認為,憲法乃私法之結果,而非私法之淵源,哈耶克更是作了進一步的推進,認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憲政乃以憲法的公法形式實施私法。[25]
但「公法易逝,私法長存」[26]只是遙遠未來的一幅圖景。以人類歷史目前的發展來看,憲法還處在生命力旺盛的青壯年,在有的國家甚至還處於稚嫩的童年時代。在當今的憲政社會,憲法更宏觀的視野,更復雜的結構,尤其是它以人民的名義說話而具有的一種自然法力量,使憲法在法律體系中居於「最高法」的地位,民法在法律位階上不得不低於憲法。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時也應以憲法為依據,在憲法之前的民法規范只有在不與憲法相抵觸時才能繼續適用,民法隨時都可能受到合憲性審查。雖然憲法之前的民法制定時並不需要憲法作依據,它依據的主要是人民的習慣、歷史的傳統、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等,但有了憲法之後,這一切都蘊涵在憲法之中了,憲法就是人民的習慣、歷史的傳統、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的結晶,以前它們分散地呈現在教科書中,在學術著作里,在鄉規民約或法典匯編中,在人民的思想和信仰里,現在它們集中體現在一部憲法文本中,以庄嚴的根本法規范明確而集中地表達出來,憲法因此而閃耀著神聖的光輝,成為「萬法之母」。
「私法被認定為社會關系的調節規則,在這方面,國家除了為保證解決爭端的程序得以有秩序地進行外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而公法則被看作是國家機構之間以及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的法律框架。」[27]民法作為典型的私法,主要是規范私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憲法重點規范的是權力關系以及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對權利與權利的關系只作了簡潔的原則規定(如權利的平等性、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等),其具體內容由民法自己去處理。如果說憲法對憲法性法律是千叮嚀、萬囑咐(為其制定了一大堆相對具體的規則),對訴訟法、刑法、行政法也是態度嚴厲,約法三章,那麼它對民法則是和顏悅色,甚至有點放任自流。當民法是憲法的規范對象時,憲法對民法比對其它法律寬松,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時比制定憲法性法律、行政法、訴訟法等法律有更多的發揮空間,此時憲法對它們的制約可能遠不如民風民俗、傳統習慣、歷史文化等社會因素對它們的影響大。當某些行為是民法規范的對象時,民法也比其它法律寬松,如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民事法律關系中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明顯更多,民事法律關系中的當事人有較為充分的自由選擇權,而行政法律關系中的當事人的意志卻很難影響行政機關的決定,行政機關是依法行政,而不是與對方協商行政。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法律相比,民法不太受憲法影響的變化,對憲法變遷的反應相對遲鈍,不論政府如何更迭,政體如何變遷,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方式依舊,市民社會之間的來來往往所遵循的規則並不因此有大的變化。「即使是在因革命或征服而致使整個政府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大多數正當行為規則,亦即私法和刑法,卻會依舊有效——即使是在那些主要因欲求改變部分正當行為規則而導致革命的場合,事實亦是如此。」[28]
民法的基本原則,如平等原則,自願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等,[29]與憲法的有關原則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由於民法先於憲法而存在,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與其說是從憲法原則中「引申」出來的,不如說是它們與後來的憲法之間完成了一種有效的「對接」。其中平等原則與憲法中的平等原則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只是憲法中的平等原則比民法中的平等原則內涵更寬泛。其餘的原則如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等是專屬於民法的原則,但它們與憲法中的權利義務一致原則、權利界限原則之含義也是相通的。誠實信用是與他人相處時的要求,它涉及兩個利益關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系」,「在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中,誠信原則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對待自己事物的注意對待他人事物,保證法律關系當事人都能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不得損人利己。……在當事人與社會利益的關系中,誠信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民事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在權利的法律范圍內以符合其社會經濟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30]公平原則是通過協商和平衡的手段「在民事主體之間合理地、恰當地配置權利義務」,「使民事主體在實現自己利益而享有權利的同時,也為實現對方的利益而承擔相應的義務,……民法既鼓勵人以正當行為取得權利並在權利范圍內把別人化為自己利益的工具,同時又不允許人只享受權利,不承擔義務,在法律規定范圍拒絕充當別人利益的工具。」[31]這與我國憲法第33條、第51條規定的權利義務一致原則、權利界限原則是完全契合的,[32]是公民行使權利的憲法原則在民法中的表現。「兼顧公益」的要求使民法中亦存在某種「公法」因素,這一因素是它與憲法之間的一座橋梁。
但民法基本原則中還有一些較為明顯的道德因素,如誠信原則固然體現了憲法中的法治原則精神,其宗旨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經濟交易秩序(一種公益),秩序是法治的基礎價值,「法律旨在創設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33]但誠信原則又不完全是一種法律原則,它最初樹立的是一個「誠實商人」的道德標准,「在歷史上,誠實信用這一道德原則曾長期以商業習慣的形式存在,作為成為法的補充而對民法關系起著某種調整作用。」誠實信用原則被民法所吸收後,先是作為債的關系之原則,後來才「上升為涵蓋整個私法領域的基本原則」,成為其「帝王條款」。[34]這一原則中的道德成分往往直接源於社會生活,而不是直接源於憲法。當它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時,它的主要作用是指導整部民法,構建具體的民法制度和民法規范,這種對民法規范的指導作用,即約束立法者的作用,多是通過民法的子原則和民法規則表現出來的,如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我國《合同法》第114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這些子原則和規則都是誠信原則的具體化,它強調只有當事人的誠實守信才能維系民事法律的秩序,「這種秩序或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體現為一定道德基礎的可供依賴。」[35]在個別時候,當民法規范缺乏具體規定時,立法者授權法官可以依據誠信原則直接進行案件的裁判,法官在這時候對這一原則的適用往往是在發揮該原則中的道德作用,法官的創造性司法活動所「創造」的是這一原則中的道德要求在具體案件中的運用,這種道德性更多地體現的是社會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反映的是社會上人們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水準,這種個別情況下的依誠信原則判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道德判案。在嚴格要求「依法審判」的訴訟法領域,在明確要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刑法領域這是不可想像的,它是民法領域的特有原則。因此同是對憲法權利界限原則的具體化,刑法、行政法、訴訟法所確定的權利界限是明確的,相對固化的,而民法所確定的權利界限有時是模糊的,由法官臨時裁量的。
民法中的具體規則以及相關子原則有的源自民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的直接源自憲法,如民法中的身體權、健康權與憲法中規定的人身自由,民法中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與憲法中規定的人格尊嚴,民法中的知識產權所包括的著作權、專利權、發明權、發現權及其它科技成果權等與憲法中的科研文藝創作權,民法中的財產權、繼承權與憲法中的財產權、繼承權等等,都有一種直接的對應關系。像《繼承法》這樣的次級民事法律,其基本原則(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繼承權,繼承權男女平等,養老育幼照顧病殘,互諒互讓,團結互助,權力和義務一致)[36]也往往與憲法原則或規則有直接關系,如保護公民繼承權的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13條,[37]繼承權男女平等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48條,[38]養老育幼的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49條,[39]權利義務一致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33條和第51條,[40]等等。民法規范與憲法中的公民權利規范十分相似,但同為權利規則,二者之間還是有明顯的區別,民法中的權利所產生的義務是另一個或另一些權利主體的義務,而憲法中的權利所產生的義務主要是國家的義務,民法調整的是權利與權利的關系,民法中的權利對應的是義務,而憲法調整的權利與權力的關系,憲法中的權利對應的是國家的責任。
❼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哪一年頒布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為了保障公民、 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 正確調整民事關系版,適應社會主義現權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憲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總結民事活動的實踐經驗,制定本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通則》是我國對民事活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作的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所謂民事活動是指:公民或者法人為了一定的目的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行為。如買賣、運輸、借貸、租賃等。進行民事活動時,應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守法的原則。 民法通則制定於1986年(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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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內試容行)》
178、
凡民事關系的一方或者雙方當事人是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法人的;
民事關系的標的物在外國領域內的;
產生、變更或者消滅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事實發生在外國的,均為涉外民事關系。
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外民事關系的案件時,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的規定來確定應適用的實體法。
❾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法條在哪裡能有
本人建議你去買一本
法律出版社出的民法通則
裡面對重點法條有詳細的解釋,我認為是單行本里最好的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