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釋寬泛

Ⅰ 《最新工傷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的幾個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於近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將於2014年9月1日起施行。正確理解和適用這一司法解釋相關規定的精神，對於依法正確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具有重要意義。
一、司法解釋的起草背景
2010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對工傷保險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規定。隨後，國務院對《工傷保險條例》進行了修訂，並於 2011年1月1日起實施。隨著新修訂《工傷保險條例》的實施，工傷保險參保范圍進一步擴大，參保人數也不斷增加，工傷保險行政案件數量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據統計，近幾年案件數排在各類行政案件前4位。工傷保險行政案件涉及民生，關繫到職工的切身利益， 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相關行政案件審判過程中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解決糾紛的難度日益增大，已經成為當前法院審理案件和化解矛盾的重點難點。為了妥善處理工傷保險行政糾紛，依法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統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依法保障工傷職工權益、大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要求，經反復調研並徵求各方意見，制定出台了本《規定》。
二、關於影響工傷認定的特殊情形的認定問題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了認定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具體條件，同時該條例第十四條的部分內容和第十六條也明確出現「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 「醉酒或者吸毒」和「自殘或者自殺」等特殊情形時，職工雖然符合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條件，但也不能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規定》第一條的主要目的在於明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六條關於不認定工傷或者不視同工傷的特殊情形的認定問題。本條主要明確以下幾點內容：
1. 因特殊情形不認定工傷或者不視同工傷的，必須提供特殊情形存在的證據。有些工傷認定案件中，因沒有有權機關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醉酒」、「自殺」等特殊情形的認定意見，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往往以無相關認定意見，無法判斷是否屬於特定情形為由，長時間中止工傷認定程序或者不認定為工傷。我們認為，因存在特殊情形而排除工傷認定，社會保險部門的不予認定工傷決定必須以能夠證明存在特殊情形的證據為依據，如果沒有相關證據，而職工受傷害符合認定為工傷的其他條件，則應當認定為工傷，不能以沒有有權機構的法律文書為由拖延認定或不予認定。
2. 特殊情形是否存在，原則上應當以有權機構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結論性意見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書為判斷依據。特殊情形是否存在，涉及到特定部門或者特殊機構的專業分析和權威判斷，如交通事故責任、自殺、醉酒等，專業的權威機構判斷或者經訴訟程序對證據嚴格審核後認定的事實，屬於公認的證明力較高的證據材料。當然，也不排除上述法律文書出現錯誤的可能，本條同時也規定了出現相反證據的處理方式。
3. 沒有有權機構或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時，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可以結合相關證據作出事實認定，但是，涉及到「故意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以刑事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生效法律文書和結論性意見為依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無權認定。主要考慮到，雖然特殊情形的認定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術特點，但在當事人無法獲得相關法律文書或者法律文書內容不明確時，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基於履行工傷認定的法定職責的需要，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行使調查核實權對是否存在特殊情形的作出的明確認定，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審核。
三、關於工傷認定中出現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爭議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
人民法院在受理工傷認定行政案件後發現職工或者用人單位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發生爭議，在處理方式上應當區分情況分別對待。第一種情況是，職工和用人單位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發生爭議，提起行政訴訟前已經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正在審理的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第二種情況是職工和用人單位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發生爭議，沒有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審理工傷認定行政案件時一並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進行審查。
主要考慮到，勞動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具有認定受到傷害的職工與企業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職權。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已經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作出了判斷，進入到行政訴訟程序後，人民法院可以對社會保險部門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認定進行審查，職工或者用人單位無需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另行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另外，效率和便民問題也是處理方式選擇上的重要考量因素。《社會保險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認定程序應當盡可能簡便。如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已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作出了判斷，在行政訴訟中再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另行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中止行政訴訟，必然會因繁多的程序導致效率低下，往往耽誤了受傷職工及時的治療和康復，也導致在實踐中很多勞動者因程序繁雜而放棄申請工傷認定或者匆忙和用人單位達成不平等的協議，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不利於職工權益保護。一並進行審查，有利於防止用人單位因工傷認定對己不利時，故意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藉此拖延行政案件的審理，損害工傷職工合法權益。同時，鑒於《勞動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民事訴訟法》有關「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規定，人民法院發現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訴訟前已經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應當依法中止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的審理。
四、關於特殊情況下如何確定用人單位的問題
一般情況下，職工只有一個工作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是工傷發生時職工的工作單位，但在特殊情況下，工傷發生時與職工存在工作關系的單位有兩個以上，如何確定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規定》第三條概括了下列情況下確定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的規則。
1.職工與兩個以上單位存在勞動關系，應當以發生工傷事故時，職工實際為之工作的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此種情況下，難以區分多個勞動關系的主次，工傷認定應當以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界定責任主體。
2. 指派、派遣關系情況下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的確定，主要考慮了職工與指派、派遣單位以及實際工作單位形成的雙重工作關系，與第一項規定中的多個勞動關系存在區別。職工與多個用人單位形成的多個勞動關系之間互相獨立，無法區分主次，而在指派、派遣關系中，兩個用人關系存在主次區別，職工與指派和派遣單位之間的用人關系是主要的、獨立的用人關系，而與被指派或被派遣到的實際工作單位之間的用人關系是因指派和派遣而形成的次要的、附屬的用人關系，不能獨立存在。另外，勞務派遣關系中用人單位的確定，除考慮以上因素外，還考慮了《勞動合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勞務派遣單位是本法所稱用人單位，應當履行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義務。
3. 存在轉包關系的情況下，發生工傷事故時用人單位的確定，以有利於保護職工為原則。本規定是對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勞社部發[2005]12號《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四條關於「建築施工、礦山企業等用人單位將工程(業務)或經營權發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自然人，對該組織或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方承擔用工主體責任」規定的發展，也吸收採納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人社部發〔2013〕34號)第七條的精神。
4. 掛靠關系中用人單位的確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2006]行他字第17號批復《關於車輛掛靠其他單位經營車輛實際所有人聘用的司機工作中傷亡能否認定為工傷問題的請示》已經予以明確。關於掛靠經營過程中，聘用的人員與掛靠單位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問題，存在不同認識。我們認為，本條規定主要是從有利於職工的角度出發，其原理與轉包關系中無用工主體資格組織或個人聘用的人從事發包工程遭受工傷情況下的用人單位確認相同，不以是否存在真實勞動關系為前提，這是對工傷保險條例將勞動關系作為工傷認定前提的一般規定之外的特殊情形處理。需要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掛靠人是自然人，單位掛靠不能適用本條;二是僅適用於掛靠人聘用的人員，不包括掛靠人。
由於轉包關系和掛靠關系中職工和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之間並不存在真實的勞動關系，對職工造成傷害的實際侵權人仍然是不具有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自然人。確定用工單位和被掛靠單位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雖然有利於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在責任的承擔上，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會出現免除實際侵權人賠償責任的不公平現象。為解決這一問題，司法解釋明確了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在實際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後，可以根據實際支出的工傷保險待遇，向實際侵權人行使追償權。
五、關於工作原因、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在工傷認定中所起作用的問題
法律法規對 「工作原因」、「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以下簡稱為「三工」)規定的比較原則，具有較大的解釋空間和較高的適應性，能夠滿足不斷發展的實踐需求;但是由於比較原則容易產生分歧，容易導致標准不統一的問題。《規定》第四條明確以下情況可以認定為工傷：
1. 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受到傷害，用人單位或者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沒有證據證明是非工作原因導致的。工傷認定的「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是認定工傷的充分條件。即使不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但只要是工作原因，同樣應當認定為工傷。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在工傷認定中一方面是補強工作原因，另一方面是在工作原因無法查明時，用以推定是否屬於工作原因。因此，在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內，沒有證據證明是非工作原因導致職工傷亡的亦應認定為工傷。
2. 職工參加用人單位組織或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參加其他單位組織的活動受到傷害的。關於職工在參加本單位或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參加其他單位組織的集體活動受到傷害是否認定工傷的問題，爭議較大。我們認為，如果屬於用人單位強制要求或者鼓勵參加的集體活動，這些活動可以被認為是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屬於工作原因，由此受到的傷害應當認定為工傷。
3. 在工作時間內，職工來往於多個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因工受到傷害的。對工作場所的認定，既不宜過於寬泛也不宜過於狹窄。實踐中將完成工作所應當經過或可能經過的區域確定為工作場所比較合理。這里所說的「為履行工作職責應當經過或可能經過的場所」是對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因其與工作職責有直接關聯，應當認定為工作場所。因此，職工來往於多個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因工受到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
4.其他與履行工作職責相關，在工作時間和涉及的合理區域內受到傷害的。此項既為兜底條款，也是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規定作出的進一步解釋。
六、關於「因工外出期間」的規定
關於「因工外出期間」的認定。「因工外出期間」屬於「工作時間」的一種特殊情形。《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職工因工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應當認定為工傷。這里的「因工外出期間」和通常意義的「工作時間」是不同的。通常意義的「工作時間」是指《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二)、(三)項、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的「工作時間」，多數發生在工作場所或工作崗位內，而「因工外出期間」則發生在工作場所和工作崗位之外，是用人單位為了工作指派職工或者職工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場所或工作崗位以外從事與工作有關的活動期間。因此，「因工外出期間」可以從職工外出是否因工作或者為用人單位的正當利益等方面綜合考慮。為了更好地明確「因工外出期間」的有關情形，本條第一款列舉了三種情形：(一)職工受用人單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場所以外從事與工作職責有關的活動期間。(二)職工受用人單位指派外出學習或者開會的活動期間。(三)職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期間。此為兜底條款。
關於職工因工外出期間的工傷認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職工因工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如何理解這里所規定的「工作原因」，存在較大爭議。我們認為，「因工外出期間」較之一般工作時間存在許多不可預測的風險，這些風險由職工承擔不甚公平;2010年《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的「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是指由於工作原因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包括事故傷害、暴力傷害和其他形式的傷害。既包括與工作直接有關而形成的傷害，也包括開展工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傷害，如外出途中產生的傷害，因住宿、餐飲等場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產生的傷害等。因此，這里的「工作原因」是一個范圍很廣的概念。只要不屬於職工從事與工作或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外出學習、開會無關的個人活動受到傷害的，原則上應當認定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的「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
七、關於上下班途中的規定
人民法院對「上下班途中」的認定至少應當考慮以下三個要素：一是目的要素。即以上下班為目的;二是時間要素。即上下班時間是否合理;三是空間要素。即往返於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線是否合理。
為了更好指導下級法院，《規定》第七條列舉了 「上下班途中」的具體情形：
1. 以上下班為目的，在合理時間內往返於工作地和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單位提供的居住地或者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線的途中。實踐中，工作地的認定較為簡單，而職工的居住地，認定起來往往非常復雜。我們認為，鑒於「上下班途中」的情況復雜，對「居住地」應當作廣義的理解。所謂的「居住地」除住所地和經常居住地外，還應當包括以下居住地：單位宿舍或者配偶、父母以及子女居住地等等。凡是職工以上下班為目的，在合理時間內往返於工作地和上述住所地或者居住地的合理路線的途中，原則上應當認定為「上下班途中」。
2. 在上下班途中從事屬於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須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內未改變以上下班為目的的合理路線的途中。在實踐中，爭議較大的是職工在上下班途中繞道是否屬於「上下班途中」。我們認為，是否屬於「上下班途中」應當視繞道的原因而定。對於繞道的原因，實踐中有因客觀原因(突發事件、交通堵塞、天氣惡劣等)而繞道，也有因私事而繞道等多種情形。因客觀原因繞道的，原則上要認定為「上下班途中」。而因私事而繞道的，不能一刀切，如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從事屬於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須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內未改變以上下班為目的的合理路線的途中，應當視為「上下班途中」，其他原則上不宜認定為「上下班途中」。前者如接送孩子上學、去菜市場買菜等繞道，後者為下班後朋友聚會等等。
3.以上下班為目的，在合理時間內其他合理路線的途中。此項為兜底條款。
八、關於工傷認定申請法定期限的規定
根據2010年《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用人單位工傷認定申請法定期限遇有特殊情況，經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同意，申請時限可以適當延長。但對工傷職工或者其近親屬的1年工傷認定申請法定期限是否可以適當延長則沒有明確規定。對此，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是除斥期間，不能延長;另一種意見認為，不屬於除斥期間，可以適當延長。我們認為，國務院法制辦(國法秘函[2005]39號)《對〈關於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六十四條關於工傷認定申請時限問題的請示〉的復函》明確「申請工傷認定時限應扣除因不可抗力耽誤的時間」，由此可見，該條規定的不是除斥期間，申請時限依法可以延長，但應當有正當理由。《規定》第七條將延長的正當理由明確為「不屬於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自身原因」。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和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用人單位等不當致使受傷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耽誤工傷認定申請等情形。
九、關於第三人侵權情況下，工傷認定和工傷保險待遇支付的問題
關於職工因第三人侵權受到傷害，如何處理第三人侵權賠償責任和工傷保險待遇支付的關系，爭議較大。因第三人侵權導致職工工傷的，根據侵權責任法和社會保險法的規定，職工既可以向侵權的第三人要求民事侵權賠償，也可以向工傷保險基金要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從而出現民事侵權責任和工傷保險責任如何處理的問題。對於這兩種法律關系如何處理存在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主張單賠，認為受傷害的職工只能在民事侵權賠償和工傷保險待遇中選擇一項，如果享受了工傷保險待遇，工傷保險基金就取得了對第三人的代位追償權;如果工傷職工追究第三人民事賠償責任的，不能再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第二種意見主張補差，應當實行工傷保險與第三人侵權賠償相結合，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民事侵權賠償超出工傷保險待遇的部分，歸工傷職工所有。第三種意見主張雙賠，根據《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除工傷醫療費用外，工傷職工可以同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和獲得民事侵權賠償。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雙賠」或者「一補一賠」。主要理由如下：
1. 理論上，工傷職工可以同時主張工傷保險待遇和請求民事侵權賠償。一是工傷保險與民事侵權賠償性質不同。工傷保險待遇屬於公法領域的補償，人身損害賠償則屬於私法領域的賠償，二者不能混用，也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工傷保險金是用人單位而不是侵權的第三人繳納的，那麼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不能免除接受用人單位工傷保險金的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受傷職工工傷保險待遇的法定義務，否則工傷保險基金便擁有了「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的特權。
2. 法律規定上，除工傷醫療費用外，法律不禁止工傷職工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後再獲得民事賠償。《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明確規定了構成工傷應享受相關待遇，沒有規定第三人侵權工傷應當扣減第三人賠償部分，也沒有規定工傷基金或用人單位追償權(除工傷醫療費用)。現行法律和行政法規沒有明確規定受傷職工只能得到一份賠償或者補償，司法解釋限制受傷職工只能得到一份賠償，甚至只能先請求民事侵權賠償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據。
3.在程序上，設計民事侵權賠償與工傷保險待遇雙向就高補差的程序過於復雜，缺乏操作性，難以切實保障職工權益。極易導致工傷職工一方面因侵權賠償不能及時到位，而另一方面又因民事先行而不能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兩難境地。
4. 現實情況中，由工傷職工向侵權第三人主張民事賠償責任存在相當多的問題。一是在實踐中，侵權人具有完全賠償能力的並不多。即使法院判決侵權人支付賠償金，也難以執行到位。從實際情況來看，侵權人的賠償往往不足以彌補受害人的實際損失。二是工傷職工打民事官司要花費很大的人力和金錢成本。如果把打官司的成本除去，受到工傷的職工即使打贏官司，扣除成本後所獲得的利益是有限的。三是民事訴訟實行的是「誰主張誰舉證」，工傷職工存在舉證不能而無法獲得民事賠償的巨大風險。
上述三種觀點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述三種模式在其他國家也都有所體現。《社會保險法》制定時，這個問題也存在較大分歧。《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由於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傷，第三人不支付工傷醫療費用或者無法確定第三人的，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鑒於這一問題爭議較大且屬於立法許可權，本著不突破司法權，不逾越基本法理的原則，最大限度保護職工合法權益出發，《規定》第八條明確：一是職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傷害，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以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已經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者獲得民事賠償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傷認定申請或者不予認定工傷決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職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傷害，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已經作出工傷認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未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者尚未獲得民事賠償，起訴要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三是職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導致工傷，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以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已經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為由，拒絕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經支付的醫療費用除外。上述規定，充分保障了工傷職工取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
十、關於因申請人或者用人單位提交虛假材料導致工傷認定錯誤的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條規定，行政機關可以依法改變具體行政行為，改變後原告不撤訴的，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原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應當作出確認違法的判決;認為原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但在工傷認定行政案件中，因工傷認定申請人隱瞞有關情況或提供虛假材料導致工傷認定錯誤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依法改正且在作出原工傷認定決定時無過錯，是否應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條規定作出確認其違法的判決，在實踐中爭議較大。一種意見認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條規定，應當作出確認原工傷認定決定違法的判決;另一種意見認為，此種情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畢竟在作出原工傷認定決定時無過錯且依法予以改正，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為妥。我們認為，造成工傷認定錯誤的原因，既有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工傷認定申請人隱瞞有關情況或提供虛假材料以及其他客觀方面的原因，不同原因處理的方式應當不同，否則對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其積極改正錯誤。社會保險行政部門進行工傷認定時有賴於各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如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已經盡到法定調查核實的義務，主觀上不存在導致錯誤認定的過錯，則可以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不判決工傷認定違法

Ⅱ 一個法律有兩個司法解釋的時候，以哪個為准 比如「職務侵佔罪」中，「數額較大」 最高法的解釋是5

不構成！最高法的解釋只是寬泛的法律規定或建議，但涉及到金額的以當地實際生活水平及可支配收入進行相應規定——也就是說各地對於涉及經濟的案件，立案標准都是不一樣的

Ⅲ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如果一個人同時像很多人借貸，然後經營不善人跑了怎麼辦

你說的這個也太寬復泛了制。關鍵要看借貸是干什麼用的。
如果這個人是借錢來做正常生意，那他不構成犯罪，頂多就是民事責任，賠錢。
如果是借錢用來再借貸給下家，那他可能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要坐牢的。
如果是以做生意為由借錢給自己揮霍了，那他可能構成詐騙罪，也要坐牢的。

Ⅳ 破產什麼情況下個別清償會使債務人財產受益急尋答案

論破產程序中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立法完善

作者:黎晨輝 陳洲 來源：廣州市律師協會網站

(本論文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二OO九年度理論成果三等獎）
內容摘要：新破產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該規定在我國屬於破產撤銷權制度中嶄新的內容，在實務操作中引發了眾多爭論，因此，有必要對該撤銷權制度進行深入研究，並予以完善。本文擬在對比各國對破產程序中撤銷個別清償行為不同規定的基礎上，分析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的利弊，最終提出完善我國相關立法的建議。
關鍵詞：破產程序 撤銷 清償行為 立法完善

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新破產法」） 第三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該條規定與舊破產法相比較，增加了在破產案件受理前六個月內，債務人對個別到期債務進行清償可予撤銷的新制度，在我國屬於破產撤銷權制度中嶄新的內容，在實務操作中引發了眾多爭論。因此，有必要對該撤銷權制度進行深入研究，並予以完善。
本文主要通過介紹各國破產法關於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不同規定，比照分析我國破產法現有規定的利弊，提出完善破產程序中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相關立法的建議。
一、各國破產法關於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規定
關於破產程序中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規定，各國的立法及學說均不一致，歸納起來有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
否定說認為，對到期債務的清償，不構成撤銷權的原因。因為債務人對到期債務的清償，是債務人的法定義務，即使清償行為發生在破產程序開始前的臨界期間內，亦不得對之行使撤銷權。1我國台灣、英美等國家的立法采此說。例如我國台灣地區立法規定，對到期債務的清償不屬於可撤銷行為，因此時的清償屬於債務人應履行的法定義務。台灣地區學者史尚寬先生認為，「對於已屆清償期之債權為清償結果，致其剩餘財產不足清償其他債權時，雖有主張此時亦得為撤銷，然依債務之內容為清償者，應不為有害行為。蓋清償已存之債務為債務人義務之履行，對於債務人的總財產並無所增減。債權人平等之原則並非限制債務人之自由為清償，債權人如欲求平等比例之清償，則應依破產程序為之。」
肯定說認為，對到期債務的清償，在受清償的人有主觀惡意時，可行使撤銷權。這是因為，在破產宣告前的臨界期間內清償到期債務有其特殊性。當債務人明知自己將被宣告破產時，可能與關系較近的債權人惡意串通，待其債權到期時先為清償，然後才申請破產。這顯然不利於公平保護一般債權人，特別是當法律沒有規定債務人在出現破產原因有法定申請義務時更是如此。所以，若債權人明知債務人即將開始破產程序或與債務人串通誘使債務人對其清償時，為維護法律的公平，應撤銷該清償行為。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采此說。3例如，法國司法重整與司法清演算法規定，債務人在停止支付後清償未到期債務的行為無效；債務人在停止支付後清償到期債務，如果受償人知道停止支付事實的，法院可以撤銷。又如，日本破產法規定，以下兩種行為可撤銷：第一，債務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產申請後的所實施的，且受償人在接受清償時明知停止支付事實或明知債務人提出破產申請的事實的；受償人為債務人的親屬或共同居住的人，視為明知。第二，債務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產申請後或此前三十日內所實施的，且該清償行為本來不應該此種方式或在此期限內進行。
二、我國現行立法的規定及其弊端
我國新破產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顯然，我國對撤銷個別清償行為是採用肯定說。筆者認為，我國破產法對個別清償行為行使撤銷權的規定，是為了公平地保護全部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使同樣順序的債權人得到平等的對待，但是，由於該規定先天存在諸多缺陷，而致在實務操作中引發眾多問
題，表現如下：
（一）沒有規定行為人的主觀惡意為行使撤銷權的要件
如前所述，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雖採用肯定說都規定了對到期債務的清償，在受清償的人有主觀惡意時，可行使撤銷權。但他們都強調了對這類撤銷權的行使要求受清償人主觀要件上要有惡意。通常認為，所謂惡意不僅要求債務人已知其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仍對個別債權人予以清償，而且應要求接受清償的債權人也明知債務人不能清償的事實。而我國新破產法第三十二條對債務人和受清償人主觀惡意卻沒作任何規定。這顯然與國外立法例有明顯區別。誠然，在一般情況下，破產臨界期內的個別清償行為，存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相互串通的可能性極大，但假如不對各方行為人主觀要件進行規制，將破產臨界期內的個別清償行為不由分說地一律准予撤銷，對受清償人而言，顯然有失公允。特別是對受清償人來說，在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之前，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在債務人償付能力狀況上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很難保證在有多個債權人的情況下，每個債權人都能了解債務人的真實財務狀況。而要求債務人對到期債務的清償，是受清償人的法定權利，如果不分受清償人是否具有主觀惡意而一律准予撤銷，對受清償人是十分不公平的，也不利於整個市場經濟的穩定和交易的安全。
（二）可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適用范圍過於寬泛
從《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二條文義上看，可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包含如下成立要件：1．時間須在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2．債務人須已經符合《企業破產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資不抵債情形；3．對個別債權人進行了清償（有別於新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此處應理解為清償的是到期債務）；4．不屬於純令債務人財產受益的行為。僅從文義上去理解該條規定，可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的范圍過於寬泛，而在實踐中，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很長的時間內，債務人往往早已是負債累累，為了尋求起死回生之道，債務人往往還要繼續融資、經營，甚至支付一些維持企業生存必須的開支，從而存在較多個別清償行為。如果這些行為都屬於可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那麼就誠如中國人民大學王欣新教授所指出的：「所有債權人依法本應得到的安全清償都將變成不確定的，這對人們的經濟活動預期將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正常的債務清償活動將無法進行。」筆者同意此觀點，如果不對可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范圍作收窄解釋，則將對整個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和企業的正常經營造成難以想像的不利後果。
（三）除外條件沒有統一標准
我國新破產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這個除外條件沒有統一標准，在實務中很容易引發不同理解。畢竟在現實生活中，交易行為復雜多樣，對「財產受益」的理解，也因人而異。有法官撰文指出，如債務人欠某債權人到期債權100萬元，債權人承諾只要歸還90萬元，餘10萬元就放棄。假如這種做法可以理解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而不得撤銷的話，那麼，債權人在得知債務人正在准備破產時(通常債權人能提前獲知)，幾乎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以放棄少量債權而獲取大部分清償。甚至，只要預估其受清償額高於在破產分配時實際受償金額，即可進行交易。該法官進一步指出，這種局面恐怕不是立法者制訂「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的初衷。4
三．完善我國相關立法的建議
如前所述，筆者認為新破產法第三十二條主要存在上述三大弊端，應盡快加以解決，使該法律規定在實踐中具有可操作性，真正落實公平保護所有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立法目的。
為此，筆者建議，應盡快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個別清償行為可撤銷的具體司法標准。該司法解釋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增加債務人和受清償人的主觀惡意為行使撤銷權的要件。如前所述，筆者認為行為當事人的主觀要素對撤銷權的行使十分重要，鑒此，在將來制定相關司法解釋時，筆者建議應增加債務人和受清償人的主觀惡意為行使撤銷權的要件，即清償行為須有主觀惡意，且系債務人和受清償人雙方均具有主觀惡意時，破產管理人才可以行使撤銷權且破產管理人對債務人和受清償人的主觀惡意負有舉證責任。
（二）縮小可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適用范圍。筆者認為應對新破產法第三十二條應當採取限縮解釋方法，以利於對個別清償行為進行嚴格的甑別，來區分不應當被撤銷的一些個別清償行為。應當被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除了符合前述文義規定的四個要件之外，筆者建議還應同時滿足如下情形：
1．個別清償行為令個別債權人獲得多於未個別清償時該債權人從債務人財產分配中依法可以獲得的利益；2．個別清償行為令債務人財產受損，以至於其他債權人可獲得得的利益減少；3．不屬於維持企業存續的、非為經營性的債務的個別清償；4．不屬於對正常經營行為中的正常清償。
（三）明確適用除外條件的統一標准。到底那些情形屬於或者應視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筆者認為應規定統一的標准。在現階段可採用列舉式方式規定「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情形，筆者認為可借鑒美國破產法偏頗性清償的例外規則，將下列情形解釋為屬於「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1．為了取得新價值而同時發生的交易行為。若雙方當事人基本上是同時發生交易，並且交換的目的是為給債務人增加新價值，那麼這種轉讓就是不能被撤銷的。2．對正常（業務）債務的正常清償。即「對正常經營債務的正常清償」不屬於優惠性交易行為，不能予以撤銷。3．授權擔保利益。授權擔保利益或價款擔保權益是指債務人為提供新價值的人在擔保物上設立的協議擔保，從而使債務人可以購買或者獲得作為新價值的財產。4．借新債還舊債的行為,即債務人通過清償舊債同時從債權人處獲得後來的新價值，後來新價值與清償兩者相抵，沒有偏頗性後果的出現,不能予以撤銷。5、稅款、社會保險費、撫養金及人身傷害賠償費用的支付等行為。通過上述列舉式規定,筆者認為有利於司法實務中統一適用標准，避免任意理解。

新破產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破產案件受理前六個月內，債務人對個別到期債務進行清償可予以撤銷的制度在我國屬於嶄新的法律制度，而我國的企業破產法正處於從初步成型走向規范的路程中；這就需要我們在企業破產實踐中，多借鑒國外的經驗，再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不斷進行深入研究，並予以完善，從而使這一制度真正實現公平保護所有債權人利益的目的，保障市場經濟的穩定性和企業的正常經營。

Ⅳ 四川省工傷假的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於近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將於2014年9月1日起施行。正確理解和適用這一司法解釋相關規定的精神，對於依法正確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具有重要意義。
司法解釋來源於 大律師網 相關律師的解釋依據內容：

一、司法解釋的起草背景
2010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對工傷保險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規定。隨後，國務院對《工傷保險條例》
進行了修訂，並於 2011年1月1日起實施。隨著新修訂《工傷保險條例》的實施，工傷保險參保范圍進一步擴大，參保人數也不斷增加，工傷保險行政案件數
量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據統計，近幾年案件數排在各類行政案件前4位。工傷保險行政案件涉及民生，關繫到職工的切身利益， 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相關行政案
件審判過程中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解決糾紛的難度日益增大，已經成為當前法院審理案件和化解矛盾的重點難點。為了妥善處理工傷保險行政糾紛，依法審理工
傷保險行政案件，統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依法保障工傷職工權益、大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要求，經反復調研並徵求各方意見，制定出台了本《規
定》。
二、關於影響工傷認定的特殊情形的認定問題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了認定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具體條件，同時該條例第十四條的部分內容和第十六條也明確出現「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 「醉
酒或者吸毒」和「自殘或者自殺」等特殊情形時，職工雖然符合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條件，但也不能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規定》第一條的主要目的在於明確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六條關於不認定工傷或者不視同工傷的特殊情形的認定問題。本條主要明確以下幾點內容：
1. 因
特殊情形不認定工傷或者不視同工傷的，必須提供特殊情形存在的證據。有些工傷認定案件中，因沒有有權機關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醉酒」、
「自殺」等特殊情形的認定意見，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往往以無相關認定意見，無法判斷是否屬於特定情形為由，長時間中止工傷認定程序或者不認定為工傷。我們認
為，因存在特殊情形而排除工傷認定，社會保險部門的不予認定工傷決定必須以能夠證明存在特殊情形的證據為依據，如果沒有相關證據，而職工受傷害符合認定為
工傷的其他條件，則應當認定為工傷，不能以沒有有權機構的法律文書為由拖延認定或不予認定。
2. 特
殊情形是否存在，原則上應當以有權機構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結論性意見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書為判斷依據。特殊情形是否存在，涉及到特定部門或者特
殊機構的專業分析和權威判斷，如交通事故責任、自殺、醉酒等，專業的權威機構判斷或者經訴訟程序對證據嚴格審核後認定的事實，屬於公認的證明力較高的證據
材料。當然，也不排除上述法律文書出現錯誤的可能，本條同時也規定了出現相反證據的處理方式。
3. 沒
有有權機構或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時，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可以結合相關證據作出事實認定，但是，涉及到「故意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以刑事偵查機關、檢察機關
和審判機關的生效法律文書和結論性意見為依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無權認定。主要考慮到，雖然特殊情形的認定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術特點，但在當事人無法獲得相
關法律文書或者法律文書內容不明確時，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基於履行工傷認定的法定職責的需要，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行使調查核實權對是否存
在特殊情形的作出的明確認定，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審核。
三、關於工傷認定中出現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爭議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
人民法院在受理工傷認定行政案件後發現職工或者用人單位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發生爭議，在處理方式上應當區分情況分別對待。第一種情況是，職工和用人單位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發生爭議，提起行政訴訟前已經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正在審理的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第二種情況是職工和用人單位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發生爭議，沒有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審理工傷認定行政案件時一並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進行審查。
主
要考慮到，勞動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具有認定受到傷害的職工與企業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職權。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在工傷認定程序中已經對是否存在勞
動關系作出了判斷，進入到行政訴訟程序後，人民法院可以對社會保險部門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認定進行審查，職工或者用人單位無需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另行申
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另外，效率和便民問題也是處理方式選擇上的重要考量因素。《社會保險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認定程序應當盡可能簡便。如
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已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作出了判斷，在行政訴訟中再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另行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中止行政訴訟，必然會因繁多的
程序導致效率低下，往往耽誤了受傷職工及時的治療和康復，也導致在實踐中很多勞動者因程序繁雜而放棄申請工傷認定或者匆忙和用人單位達成不平等的協議，造
成更多的社會矛盾，不利於職工權益保護。一並進行審查，有利於防止用人單位因工傷認定對己不利時，故意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
藉此拖延行政案件的審理，損害工傷職工合法權益。同時，鑒於《勞動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民事訴訟法》有關「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規定，人民法院發現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訴訟前已經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申請勞動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的，應當依法中止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的審理。
四、關於特殊情況下如何確定用人單位的問題
一般情況下，職工只有一個工作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是工傷發生時職工的工作單位，但在特殊情況下，工傷發生時與職工存在工作關系的單位有兩個以上，如何確定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規定》第三條概括了下列情況下確定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的規則。
1.職工與兩個以上單位存在勞動關系，應當以發生工傷事故時，職工實際為之工作的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此種情況下，難以區分多個勞動關系的主次，工傷認定應當以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界定責任主體。
2. 指
派、派遣關系情況下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的確定，主要考慮了職工與指派、派遣單位以及實際工作單位形成的雙重工作關系，與第一項規定中的多個勞動關
系存在區別。職工與多個用人單位形成的多個勞動關系之間互相獨立，無法區分主次，而在指派、派遣關系中，兩個用人關系存在主次區別，職工與指派和派遣單位
之間的用人關系是主要的、獨立的用人關系，而與被指派或被派遣到的實際工作單位之間的用人關系是因指派和派遣而形成的次要的、附屬的用人關系，不能獨立存
在。另外，勞務派遣關系中用人單位的確定，除考慮以上因素外，還考慮了《勞動合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勞務派遣單位是本法所稱用人單位，應當履行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義務。
3. 存
在轉包關系的情況下，發生工傷事故時用人單位的確定，以有利於保護職工為原則。本規定是對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勞社部發
[2005]12號《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四條關於「建築施工、礦山企業等用人單位將工程(業務)或經營權發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
或自然人，對該組織或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方承擔用工主體責任」規定的發展，也吸收採納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執行〈工傷
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人社部發〔2013〕34號)第七條的精神。
4. 掛靠
關系中用人單位的確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2006]行他字第17號批復《關於車輛掛靠其他單位經營車輛實際所有人聘用的司機工作中傷亡能否認定為工傷
問題的請示》已經予以明確。關於掛靠經營過程中，聘用的人員與掛靠單位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問題，存在不同認識。我們認為，本條規定主要是從有利於職工
的角度出發，其原理與轉包關系中無用工主體資格組織或個人聘用的人從事發包工程遭受工傷情況下的用人單位確認相同，不以是否存在真實勞動關系為前提，這是
對工傷保險條例將勞動關系作為工傷認定前提的一般規定之外的特殊情形處理。需要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掛靠人是自然人，單位掛靠不能適用本條;二是僅適用於掛
靠人聘用的人員，不包括掛靠人。
由於轉包關系和掛靠關系中職工和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
人單位之間並不存在真實的勞動關系，對職工造成傷害的實際侵權人仍然是不具有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自然人。確定用工單位和被掛靠單位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
的用人單位，雖然有利於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在責任的承擔上，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會出現免除實際侵權人賠償責任的不公平現象。為解決這一
問題，司法解釋明確了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在實際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後，可以根據實際支出的工傷保險待遇，向實際侵權人行使追償
權。
五、關於工作原因、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在工傷認定中所起作用的問題
法律法規對 「工作原因」、「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以下簡稱為「三工」)規定的比較原則，具有較大的解釋空間和較高的適應性，能夠滿足不斷發展的實踐需求;但是由於比較原則容易產生分歧，容易導致標准不統一的問題。《規定》第四條明確以下情況可以認定為工傷：
1. 職
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受到傷害，用人單位或者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沒有證據證明是非工作原因導致的。工傷認定的「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是認
定工傷的充分條件。即使不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但只要是工作原因，同樣應當認定為工傷。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在工傷認定中一方面是補強工作原因，另一方面
是在工作原因無法查明時，用以推定是否屬於工作原因。因此，在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內，沒有證據證明是非工作原因導致職工傷亡的亦應認定為工傷。
2. 職
工參加用人單位組織或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參加其他單位組織的活動受到傷害的。關於職工在參加本單位或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參加其他單位組織的集體活動受到傷害是
否認定工傷的問題，爭議較大。我們認為，如果屬於用人單位強制要求或者鼓勵參加的集體活動，這些活動可以被認為是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屬於工作原因，
由此受到的傷害應當認定為工傷。
3. 在工作時間內，職工來往於多個與其工作職責相關
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因工受到傷害的。對工作場所的認定，既不宜過於寬泛也不宜過於狹窄。實踐中將完成工作所應當經過或可能經過的區域確定為工作場所
比較合理。這里所說的「為履行工作職責應當經過或可能經過的場所」是對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因其與工作職責有直接關聯，應當認定為工作場所。因此，職工來
往於多個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因工受到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
4.其他與履行工作職責相關，在工作時間和涉及的合理區域內受到傷害的。此項既為兜底條款，也是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規定作出的進一步解釋。
六、關於「因工外出期間」的規定
關
於「因工外出期間」的認定。「因工外出期間」屬於「工作時間」的一種特殊情形。《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職工因工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
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應當認定為工傷。這里的「因工外出期間」和通常意義的「工作時間」是不同的。通常意義的「工作時間」是指《工傷保險條
例》第十四條第(一)、(二)、(三)項、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的「工作時間」，多數發生在工作場所或工作崗位內，而「因工外出期間」則發生在工作場所
和工作崗位之外，是用人單位為了工作指派職工或者職工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場所或工作崗位以外從事與工作有關的活動期間。因此，「因工外出期間」可以從職工
外出是否因工作或者為用人單位的正當利益等方面綜合考慮。為了更好地明確「因工外出期間」的有關情形，本條第一款列舉了三種情形：(一)職工受用人單位指
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場所以外從事與工作職責有關的活動期間。(二)職工受用人單位指派外出學習或者開會的活動期間。(三)職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期
間。此為兜底條款。
關於職工因工外出期間的工傷認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
(五)項規定：「職工因工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如何理解這里所規定的「工作原因」，存在較大爭議。
我們認為，「因工外出期間」較之一般工作時間存在許多不可預測的風險，這些風險由職工承擔不甚公平;2010年《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的
「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是指由於工作原因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包括事故傷害、暴力傷害和其他形式的傷害。既包括與工作直接有關而形成的傷害，也包括開展工作
過程中所發生的傷害，如外出途中產生的傷害，因住宿、餐飲等場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產生的傷害等。因此，這里的「工作原因」是一個范圍很廣的概念。只要不屬
於職工從事與工作或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外出學習、開會無關的個人活動受到傷害的，原則上應當認定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的「由於工作原因
受到傷害」。
七、關於上下班途中的規定
人民法院對「上下班途中」的認定至少應當考慮以下三個要素：一是目的要素。即以上下班為目的;二是時間要素。即上下班時間是否合理;三是空間要素。即往返於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線是否合理。
為了更好指導下級法院，《規定》第七條列舉了 「上下班途中」的具體情形：
1. 以
上下班為目的，在合理時間內往返於工作地和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單位提供的居住地或者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線的途中。實踐中，工作地的認定較為簡
單，而職工的居住地，認定起來往往非常復雜。我們認為，鑒於「上下班途中」的情況復雜，對「居住地」應當作廣義的理解。所謂的「居住地」除住所地和經常居
住地外，還應當包括以下居住地：單位宿舍或者配偶、父母以及子女居住地等等。凡是職工以上下班為目的，在合理時間內往返於工作地和上述住所地或者居住地的
合理路線的途中，原則上應當認定為「上下班途中」。
2. 在上下班途中從事屬於日常工
作生活所必須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內未改變以上下班為目的的合理路線的途中。在實踐中，爭議較大的是職工在上下班途中繞道是否屬於「上下班途中」。我們認
為，是否屬於「上下班途中」應當視繞道的原因而定。對於繞道的原因，實踐中有因客觀原因(突發事件、交通堵塞、天氣惡劣等)而繞道，也有因私事而繞道等多
種情形。因客觀原因繞道的，原則上要認定為「上下班途中」。而因私事而繞道的，不能一刀切，如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從事屬於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須的活動，且在合
理時間內未改變以上下班為目的的合理路線的途中，應當視為「上下班途中」，其他原則上不宜認定為「上下班途中」。前者如接送孩子上學、去菜市場買菜等繞
道，後者為下班後朋友聚會等等。
3.以上下班為目的，在合理時間內其他合理路線的途中。此項為兜底條款。
八、關於工傷認定申請法定期限的規定
根
據2010年《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用人單位工傷認定申請法定期限遇有特殊情況，經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同意，申請時限可以適當延長。但對工傷職工或者其
近親屬的1年工傷認定申請法定期限是否可以適當延長則沒有明確規定。對此，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是除斥期
間，不能延長;另一種意見認為，不屬於除斥期間，可以適當延長。我們認為，國務院法制辦(國法秘函[2005]39號)《對〈關於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
七條、第六十四條關於工傷認定申請時限問題的請示〉的復函》明確「申請工傷認定時限應扣除因不可抗力耽誤的時間」，由此可見，該條規定的不是除斥期間，申
請時限依法可以延長，但應當有正當理由。《規定》第七條將延長的正當理由明確為「不屬於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自身原因」。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和社會保險行政部
門、用人單位等不當致使受傷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耽誤工傷認定申請等情形。
九、關於第三人侵權情況下，工傷認定和工傷保險待遇支付的問題
關於職工因第三人侵權受到傷害，如何處理第三人侵權賠償責任和工傷保險待遇支付的關系，爭議較大。因第三人侵權導致職工工傷的，根據侵權責任法和
社會保險法的規定，職工既可以向侵權的第三人要求民事侵權賠償，也可以向工傷保險基金要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從而出現民事侵權責任和工傷保險責任如何處理
的問題。對於這兩種法律關系如何處理存在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主張單賠，認為受傷害的職工只能在民事侵權賠償和工傷保險待遇中選擇一項，如果享受了工傷保
險待遇，工傷保險基金就取得了對第三人的代位追償權;如果工傷職工追究第三人民事賠償責任的，不能再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第二種意見主張補差，應當實行工傷
保險與第三人侵權賠償相結合，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民事侵權賠償超出工傷保險待遇的部分，歸工傷職工所有。第三種意見主張雙賠，根據《社會保險法》第
四十二條規定，除工傷醫療費用外，工傷職工可以同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和獲得民事侵權賠償。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雙賠」或者「一補一賠」。主要理由如下：
1. 理
論上，工傷職工可以同時主張工傷保險待遇和請求民事侵權賠償。一是工傷保險與民事侵權賠償性質不同。工傷保險待遇屬於公法領域的補償，人身損害賠償則屬於
私法領域的賠償，二者不能混用，也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工傷保險金是用人單位而不是侵權的第三人繳納的，那麼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不能免除接受
用人單位工傷保險金的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受傷職工工傷保險待遇的法定義務，否則工傷保險基金便擁有了「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的特權。
2. 法
律規定上，除工傷醫療費用外，法律不禁止工傷職工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後再獲得民事賠償。《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明確規定了構成工傷應享受相關待
遇，沒有規定第三人侵權工傷應當扣減第三人賠償部分，也沒有規定工傷基金或用人單位追償權(除工傷醫療費用)。現行法律和行政法規沒有明確規定受傷職工只
能得到一份賠償或者補償，司法解釋限制受傷職工只能得到一份賠償，甚至只能先請求民事侵權賠償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據。
3.在程序上，設計民事侵權賠償與工傷保險待遇雙向就高補差的程序過於復雜，缺乏操作性，難以切實保障職工權益。極易導致工傷職工一方面因侵權賠償不能及時到位，而另一方面又因民事先行而不能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兩難境地。
4. 現
實情況中，由工傷職工向侵權第三人主張民事賠償責任存在相當多的問題。一是在實踐中，侵權人具有完全賠償能力的並不多。即使法院判決侵權人支付賠償金，也
難以執行到位。從實際情況來看，侵權人的賠償往往不足以彌補受害人的實際損失。二是工傷職工打民事官司要花費很大的人力和金錢成本。如果把打官司的成本除
去，受到工傷的職工即使打贏官司，扣除成本後所獲得的利益是有限的。三是民事訴訟實行的是「誰主張誰舉證」，工傷職工存在舉證不能而無法獲得民事賠償的巨
大風險。
上述三種觀點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述三種模式在其他國家也都有所體現。《社會
保險法》制定時，這個問題也存在較大分歧。《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由於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傷，第三人不支付工傷醫療費用或者無法確定第三人的，由
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鑒於這一問題爭議較大且屬於立法許可權，本著不突破司法權，不逾越基本法理的原則，最
大限度保護職工合法權益出發，《規定》第八條明確：一是職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傷害，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以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已經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者獲
得民事賠償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傷認定申請或者不予認定工傷決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職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傷害，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已經作出工傷認
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未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者尚未獲得民事賠償，起訴要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三是職工因第三人的
原因導致工傷，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以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已經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為由，拒絕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經支付的醫療費
用除外。上述規定，充分保障了工傷職工取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
十、關於因申請人或者用人單位提交虛假材料導致工傷認定錯誤的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條規定，行政機關可以依法改變具體行政行為，改變後原告不撤訴的，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原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應當作出確認違法的判
決;認為原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但在工傷認定行政案件中，因工傷認定申請人隱瞞有關情況或提供虛假材料導致工傷認定錯誤的，社
會保險行政部門依法改正且在作出原工傷認定決定時無過錯，是否應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條規定
作出確認其違法的判決，在實踐中爭議較大。一種意見認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條規定，應當作
出確認原工傷認定決定違法的判決;另一種意見認為，此種情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畢竟在作出原工傷認定決定時無過錯且依法予以改正，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為
妥。我們認為，造成工傷認定錯誤的原因，既有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工傷認定申請人隱瞞有關情況或提供虛假材料以及其他客觀方面的原因，不
同原因處理的方式應當不同，否則對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其積極改正錯誤。社會保險行政部門進行工傷認定時有賴於各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材
料，如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已經盡到法定調查核實的義務，主觀上不存在導致錯誤認定的過錯，則可以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不判決工傷認定違法

Ⅵ 法律解釋中的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究竟怎麼區別最好舉例子。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轉自鄒建章博客 請採納

Ⅶ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級別管轄的規定有哪些

級別管轄是指審判管轄中的一種，亦稱為審級管轄、事務管轄。各級審判機構對第一審案件回管轄范答圍的劃分，主要根據案件性質、情節輕重和影響范圍大小來確定。《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第十八條，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一)重大涉外案件；(二)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第十九條，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民事案件。第二十條，最高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一)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二)認為應當由本院審理的案件。

Ⅷ 法律能不能隨意解釋為什麼

法律不能隨便解釋。只有正式解釋才是有權解釋的主體，有法律效力。一般人是不能解釋的，或者說解釋了也沒有法律效力。法律解釋分為以下幾種：（一）按照解釋主體和法律效力的不同，法律解釋可以分為正式解釋和非正式解釋
正式解釋又稱有權解釋或官方解釋，（單選）是指國家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所作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釋。正式解釋又可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多選）
1.立法解釋。廣義的立法解釋是指有關國家機關對其制定的法律規范所進行的解釋。
2.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對具體應用法律規范的有關問題所進行的解釋。在我國，司法解釋又可以分為兩種：（多選）一種是審判解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對具體應用法律的有關問題所進行的解釋。 這種解釋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具有普遍的約束力。第二種是檢察解釋，是指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檢察工作中對具體應用法律的有關問題所進行的解釋。這種解釋對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3.行政解釋。行政解釋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法處理其職權范圍內的行政事務時，對具體應用法律的有關問題所進行的解釋。在我國，行政解釋分為兩種：一是國務院對如何具體應用法律及國務院所屬各部門（一定要注意）對如何具體應用行政規范所作的解釋；二是地方人民政府對如何具體應用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所作的解釋。
4.非正式解釋，又稱無權解釋。指未經授權的國家機關、社會組織或公民個人對法律規范所作的沒有法律效力的解釋。非正式解釋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任意解釋，是指公民、當事人、辯護人、代理人、社會組織或未經授權的國家機關，（不是所有的國家機關的解釋都是正式解釋）按照自己的理解，對法律規范所作的解釋。另一種是學理解釋，是指有關專家、學者在學術研究、法學著作、法學教育和法制宣傳中，對法律規范所作的解釋。
（二）按照法律解釋的方法不同，可以將法律解釋分為語法解釋、系統解釋、歷史解釋和邏輯解釋
1.語法解釋，指從語法結構和文字字義等方面闡明法律規范的含義。如：比如物權法。
2.系統解釋，指分析某一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的聯系，以及在它所屬的法律部門、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闡明法律規范的含義。比如：合同法中的規范與民法通則中的規范的關系。
3.歷史解釋，指通過對法律規范制定的歷史條件及其與歷史上同類法律規范的比較，闡明該法律規范的內容與含義。如：類推與比附。
4.邏輯解釋，指運用形式邏輯的規律和方法分析法律規范的內容，闡明其立法精神與含義。
（三）按照法律解釋的尺度不同，可以將法律解釋分為字面解釋、限制解釋和擴充解釋（多選）
1.字面解釋，指嚴格按照法律規范的字面含義所進行的解釋，既不擴大也不縮小。
2.限制解釋，指為了符合立法原意，對法律規范作出窄於其字面含義的解釋。如：「本公園禁止車輛進入」，這里的車輛排除自行車。
3.擴充解釋，指當法律規范的字面含義比立法原意狹窄時，為了符合立法原意，對法律規范作出較字面含義范圍寬泛的解釋。

Ⅸ 法律問題，在線等！！關於法律解釋的

學理解釋是指專家學者從法律理論/各家學說的角度對法律所作出的解釋,沒有法律專強制力,不是法官審判案屬件的依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是從法律的淵源及將來的發展來看,學理解釋是一個很重要的法學發展的推動力量.

任意解釋是非正式解釋的一種,一般的個人、群眾組織、訴訟當事人、辯護人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和說明,反映該個人或團體的法律意識和願望。這種解釋無法律上的約束力,但國家機關、公職人員應給予充分的重視,以便使法的創制和實施更符合實際生活的需要,避免差錯。

任意解釋比學理解釋更寬泛。

Ⅹ 罪刑法定原則 中的禁止類推解釋

禁止類推解釋不是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它不禁止擴大解釋。司法解釋和立法解釋都允許擴大解釋但不允許類推解釋。原則上不允許類推實務中也不允許類推解釋。

禁止類推和類推解釋不是一個概念。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比解釋，而類比解釋與擴展解釋的界限不僅僅是詞語的使用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和尊重人權原則。合法性原則禁止類比解釋，但並不禁止解釋擴張（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對區域分類的解讀和拓展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從解釋擴張和類比解釋的限度來看，理論上可以列舉很多：首先，在形式上，解釋擴張所取得的結論不超過刑法的可能含義，而是在《刑法》的「范圍」內得到解釋。近似律和結論的類比超出了該術語的可能性。其意義在於超越刑法的「范圍」。

其次，從解釋的角度來看，刑法解釋的擴張側重於刑法本身，它仍然是對刑法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側重於刑法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

第三，從立法者的意義上看，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類似的解釋，除了立法者的意思之外，還主張解釋者自己設定的原則。

第四，從理論上講，解釋擴張是刑法概念的擴張性定義，它使刑罰行為包含在概念中，類比是承認某一行為不是刑罰的對象，而行為則是刑罰的目的。基於與刑法規定的類似行為同樣的邪惡性質。懲罰對象。

第五，實質上，解釋的擴展不超過公民預測的范圍；類比解釋超越公民預測的范圍。然而，類比解釋和擴展解釋之間的界限仍然是難以區分的。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的性，是否「同居」包括通姦，以及「財產」是否包括財產利益，這一點值得懷疑。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有些解釋是類比解釋或擴展解釋。換言之，如果刑法處罰原則禁止了某種解釋，則有必要通過權衡刑法的目的、刑罰的必要性、國家預測的可能性、協調CR的規定等來得出結論。刑法的解釋結論與語言的核心意義以及刑法的發展趨勢之間的距離。在許多情況下，它甚至不是一個措辭的問題，而是如何考慮法律的性質和行為的性質，以及如何平衡保護功能和保障功能。相同類型的行為可能被解釋為犯罪，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很小，不被解釋為犯罪，或者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因此，類比解釋與擴展解釋之間沒有絕對的固定界限。

拓展資料：

類推解釋：類推解釋是指對於相類似的案件應作相同處理，其法理基礎在於平等原則，也是正義的要求。目前理論界支持的廣義說認為，類推解釋是指在一個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情況相似，但根本不可能為該法條的字面含義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為援引某一法律規定為依據的解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