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則的地位

『壹』 論述民事權利在民法體系中的地位

民事法律行為行為，又稱法律行為，是法律事實的一種，是指民事主體以設立、變更或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為目的，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依法產生民事法律效力的行為。民法通則第五十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是公民或者法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可見其在民法中的地位及功能：
1、橋梁作用。民事法律關系通過主體為一定的法律行為來實現。
2、保障作用。沒有法律行為民法的調整無從談起。
3、可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多種多樣的，除了物，還有可能是行為，權利、智力成果、人身利益等。
4、作為違法行為的相對行為。民事法律事實分為法律事件和行為，行為又分為法律行為和違法行為。

『貳』 民事法律行為制度在民法中的地位

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制度及其相關理論在現代民事法律制度以及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

(1)民事法律行為的概念 民事法律行為是指民事主體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民事法律行為是一種重要的民事法律事實。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上確認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但與傳統民法有所不同的是我國《民法通則》上確認了民事行為這一概念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上位概念。民事法律行為專指合法行為而民事行為則是一個中性概念是指民事主體實施的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旨在發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為它相當於傳統民法上的法律行為。

(2)民事法律行為制度在民法中的地位

①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統轄著合同法、繼承法和婚姻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而且用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

②法律行為作為私法自治的工具真正保證了個人生活空間不受外來力量的干涉使個人處理自己事務的理想成為可能。法律行為是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旨在發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行為。私法自治旨在保障經濟活動的運作不受政府的統制或者支配而是經由個人意思決定所體現的自由競爭。法律行為正是個人自由競爭時的方式和方法。

③法律行為概念的提出使民法理論甚至民法典的體系更加完善。從理論上來說它解決了意思自治 原則適用在婚姻法、繼承法上捉襟見肘的情況擺脫了法律行為從屬於債法或者合同法的傳統民法體例。從立法上來說它使民法典總則得以完美的呈現沒有法律行為就沒有民法典總則這在民法學術界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從技術上講它解決了法律行為普遍規則和具體規則之間的關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對各種具體法律行為作出不必要的重復規定。通過抽象性和概括性規定能力克服了羅馬法以來對設權行為的具體羅列方法在法學方法上具有簡化法律規定和協調體系化的價值。

④它擴充了意思自治的空間。近現代的民法都是以私法自治為其根本原則的法律行為制度的構建不僅使私法自治原則得以真正貫徹而且有效地擴充了私法自治的空間。特別是物權行為理論的提出使意思自治得以在物權法中生存。傳統的物權法除了所有人的處分自由之外是幾乎沒有個人的自由意思空間的但是法律行為的出現使傳統的債的履行行為成為了物權法上的有轉移所有權的意思的物權行為。

『叄』 民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民法提供了社會活動最普遍、最常用、最活躍的法律規范群體，它們構成我國法律體系的基礎，也構成我國社會最一般的法律保障。

民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部重要的部門法律，其內容博大精深，是萬法之基礎。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

「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

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

(3)民法通則的地位擴展閱讀

所謂民法的體系定位，是指人們對民法在國家整體的法律體系中應發揮作用的基本認識。關於民法的體系如何定位，最重要的是國家治理者對民法基本功能的看法，在大陸法系國家，民法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的制定工作。

關於民法的體系定位這個問題，法學界的認識存在不足。一些人學習的民法知識源於蘇聯法學，至今也沒有更新。蘇聯法學認為，民法在法律體系中處於部門法的地位，只能在指定的狹小范圍內發揮有限作用。

這種功能定位的原因是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社會的人、財、物、供、產、銷這些領域受計劃支配，民事權利主體被當作勞動力資源，主體意思自治的范圍受到限制，而且社會主要財產的支配和流通制度也不由民法規范，甚至婚姻法也不被當作民法。

在這種情況下，民法能夠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法學把民法定義為部門法。這種做法以及法學理論與市場經濟體製法學完全不同，因為市場經濟體製法學都是把民法定位為基本法。

蘇聯法學的這個民法觀，不但壓縮了民法的作用范圍，也損害了民法的基本結構和基本制度，使得民法應有的基本內容無法充分展現，在社會需要民法的時候，民法也難以順利成長。關於民法體系定位的錯誤認識得不到糾正，民法典編纂工作、我國法律制度整體的發展都會受到很大阻礙。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肆』 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現中民法處於什麼地位

中國是法制文明發達很早的古國，已有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歷史，在漫長的法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諸法並存，民刑有分」的封建法律體系。在這個法律體系中，刑法是主幹，歷朝代表性的法典基本是刑法典，這是由於中國古代重公權、輕私權，以及其他的國情因素所決定的，但決不是說中國古代只有刑法和刑法史，而沒有其他法律和其他的法律史。相反，由於社會關系是復雜多樣的，法律調整的方式也是復雜多樣的。根據法律調整對象的特殊性和具體性，形成了除刑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如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和訴訟法律。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民法逐漸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顯而易見。
一、民法的概念
（一）定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2條從民法的對象和任務角度來看，民法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組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條第1款對於合同所進行的概念界定，對民法的定義更為妥當的表述應為：我國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民法既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即民法典），也包括單行的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規中的民事法律規范。
（二）性質
1.民法是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的基本法；
2.民法為文明法；
3.民法為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
4.在民商分立的國家，民法為商法以外的全部私法；在民商合一的國 家，民法為私法的全部；
5.就其內容來說，是規定權利主體有無權利、義務的法律，因此是實 體法，而不是程序法；
6.就其適用范圍來說，是施行於一國范圍內的法律，因此是國內法， 而不是國際法；
7.就其效力來說，是全國范圍內主體間一般通用的法律，因此是普通 法，而不是特別法。
（三）民法的調整對象
民法的調整對象是指民法所調整的各種社會關系.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人身關系.
二、民法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法是規范社會生活的重要法律，是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民法乃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准則"。它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民法是保障市場體制正常運行的有效法律形式。
民法的主體制度使得商品生產者、經營者能夠作為獨立平等的主體進入市場;法律行為制度賦予當事人以廣泛的行為自由和活動空間;物權制度控制著主體對各種物品的權利限度，同時也保護著主體對特定物品的正當權利。民法的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等原則有助於協調商品交換者的利益沖突，引導他們開展正當競爭。民法不僅有效地穩定市場秩序，而且能夠推動市場的培育和發展，為市場交換的高速運行提供方便。債權制度的確立，實現了讓渡商品和實現商品價值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分離，使商品交換在信用制度的擔保下，跨越了時間、地域的限制，有力地推動了商品交換的進行。民法的代理制度，有助於避免事必躬親;居間制度使得人們及時獲得相關信息;行紀制度使憑借專業組織為自己謀利成為可能。時效制度則促使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力，從而加快商品流通。簡言之，民法為現代化市場提供一般規則與市場主體的基本行為規范，使他們可以遵循這些規則進行活動，並使市場秩序獲得保障。民法可以為現代化市場經濟提供一般規則和市場活動的行為規范，是市場參與者在這些規則允許的范圍內各顯神通，開拓進取，創造最佳業績，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民法可以為人權提供基本保障。
人權是人按其本質屬性享有和應當享有的權利。民法實質上是權利法。它首先給人的人格權、人身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以規定和保護，為其他權利包括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保護提供基礎。
（三）、民法可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民法體現著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它調節著各種利益，保護人們合法地謀求自己的利益，不允許侵害社會和他人的弱肉強食，謀取非法利益。
（四）、民法可以促進民主政治。
民法是私法，要求劃分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劃分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在市民社會和市民生活中，實行私法自治原則，要求國家公權力不得隨意介入、干涉，這有利於抑制公權力的不當擴張與膨脹。權力機關不法或不當侵害民事權利，也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這必將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綜上所述，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的基本法,自其誕生以來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與作用無疑是讓人震撼的。由此,人們對於民法社會作用和地位的認識和探究就應該不斷地深化與提高。而且,人們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不應該僅僅局限於具體內容的揭示,更要深入剖析制約或促進其功能發揮的諸要素,以民法的功能研究為切入點,洞察民法與社會其他現象的互動規律,實現民法的自我完善與發展。

『伍』 簡述民法的法律地位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①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②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本文擬從分析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背景出發，反思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緩和中國民法面臨的悖論和加快中國民法現代化進程的策略性建議。
一、民法現代性問題及其具體表現
現代化表徵一個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現代性則表徵現代社會的屬性。因此，法的現代化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現代社會法的特徵。對於法的現代性因素，較為全面的概括是：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應該向社會公開。未經公開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並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反對並消除特權現象；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准則，並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律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和安全，而不應模糊不定、自相矛盾、過於原則，不確定的法律只能給社會帶來不確定；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以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③
法律的現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張揚。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結出的碩果。法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變成自在自為的主體的過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的起碼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為法律運作的原則，這確乎構成了法制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④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建構於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確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為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但是法律從來沒有放棄對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價值的忠誠，從來都把對價值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作為自己的宗旨。沒有價值底蘊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質疑，無法贏得人們的信仰，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調整作用。現代法律張揚形式合理性，僅僅是轉換了人類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式，試圖通過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賴不可靠的人，使這些價值得到普遍的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們破解現代法治及立基於其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門。
「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逐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⑤可見，現代法治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以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總的看來，當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加者可以進行計劃、預見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後果。這成為現代法治憑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約束性條件。這種生活條件下，法律通過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它所追求的價值。而20世紀以後的世界則演變為一個極度動盪的、高度分化的、急劇變化的、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和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極不穩定的世界。轉換了社會基礎使得現代法治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與其追求的價值出現了斷裂，形式和價值的割裂必然要導致致命的問題，絕對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義的內容也能合理。這就是法的現代性問題。集中體現為由於缺乏對地域性知識、特殊性問題以及非正式規范的關注，現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如優勢群體在法治的旗號下對邊緣群體的「合法」壓制。
作為原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品格：
首先，現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為邏輯前提。民事主體制度無視主體的豐富個性，確立了民事主體普遍的權利能力。這種普遍抽象的權利能力滌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經驗因素，主體的個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輝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簡化為「人」這一高度劃一的類的存在。「他不知道農場主、手工業者和工場主、企業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體，只是人，而且它視這種認為絕對自由的人。」⑥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萬別，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體自我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准，而且對其自身的行為和社會地位負責。人類歷史才能實現從身份到契約、從歸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發展。
其次，現代民法以民法典為基本載體。完備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大陸法系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為貫穿民法制度設計始終的基本宗旨。民事主體被假定為理性人，民事行為被假定為理性行為，行為標准被假定為理性人標准……。關於「理性標准」的假設是民法體系的基石，正是基於這些假設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對生活世界的簡化，建構了民法的大廈——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規范了私人生活，將公權力阻隔於私人生活之外，製造了一個完全屬於市民的法律空間，為個體追求自由、知識、財富、幸福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再次，現代民法以普適主義的普遍性知識消釋地方性知識。現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概念、原則、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適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礎上建構的，它是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具體化，它可以游離於形形色色、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民法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普遍性的知識，「放之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相應地，在普適主義的籠罩下，地方性知識往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研究羅馬法對德國民法的影響時，就指出「羅馬法系經學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國法，而德國法則系成於種族習慣的自然狀態之限人、限地法。羅馬法之世界統一性，其發達之基礎，在於希臘斯多噶哲學之自然法說，無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觸，恰如冷熱二物相觸，冷體必吸收熱度，劣等文化國之必繼承優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勢也」。⑦
現代民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觀性追求形式合理性。當民法作為一種世界性知識向外界擴張時，它往往以與文化背景無關的純粹的、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姿態出現。民法所追求的價值則只能處於潛在性、隱蔽性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即使在現代民法的原創地——西歐大陸，其民族精神與羅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啟蒙思想等較相契合，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凸現。在與西方有著不同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將更為復雜。
中國民法獨特的現代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現代化的民法制度與人民生活的隔膜
「語言也是思想和文化傳統，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標志和象徵。只有把語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之中，與構成文化總體的認知系統、評價系統、心態系統、行為模式系結起來，對之進行多維、系統的分析，才能真正解決語言的內涵和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⑧因此，法律語言、法律制度必須置於特定的語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來，我國大量移植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體系和框架。但由於對法律語言的語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價值理念的忽視，引入的制度與中國百姓的生活有相當的隔閡，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實際運作的結果相悖離，以支離破碎的概念、規則、制度建構的民事法律體系無力承載公平、正義、秩序、自由等價值理念，無法成為調整社會生活的「活法」。龐大的民事制度體系並沒有導致市民社會生活的秩序化，也沒有給中國百姓的現實生活帶來確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實際運作結果往往與其設計初衷相背離。一個明證就是在中國正式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仍然大量存在著以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於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決糾紛的現象。「所謂私了並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後對國家正式法的規避；規避至少對於多數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規避中，國家正式法並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結果卻可能和其規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⑨
(二)現代化的民法話語與人民生活的乖張
隨著民法的現代化，民法學界對學術共同體、精英話語的追求越來越高。這種精英式話語霸權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會間設置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概念的技術含量越高，它就越遠離日常生活而成為高度專門化的法律概念」。⑩法律語言的精確性、技術性、專業性要求自身與市民社會保持距離。但是，過度的精英化必然異變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制度引入過程中不顧本土資源，搞精英話語霸權，生吞活剝異質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與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決裂的貌似激進做法，使「中國許多民眾目前對待建的法治大廈或冷漠、或懷疑、或反對」。(11)如此，民法則只能停留在文字層面，單純作為自我欣賞的理論模型。很難想像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聞所未聞或根本無法理解的制度設計作為行為預期，「私的自治的社會理想」勢必成為空中樓閣。
游離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民法制度還會極大地挫傷民眾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體現了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心態和情感體驗。「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感情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勵的財產了。……法感情是整個大樹的根，當這根不發揮任何作用時，它將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將歸於泡影」。(12)法感情的培養有賴於法律自身的親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學術神秘主義，那麼就會使人們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而是權力者手中的魔杖；人們不再「為權利而斗爭」，而是盡力規避法律，尋求法外空間的世外桃源。
二、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獨特背景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總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種種挑戰，具有了西方國家民法現代化過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難。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其解決更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背景之一：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我們既定的選擇
近代以降，中國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古老的規范體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極不情願地被納入世界歷史的軌道。這一移植過程雖然充滿了沉重與無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來，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國民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紹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盛況空前；新合同法頒布實行、物權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艷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鶯歌燕舞。但是我們慣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卻是脫離語境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構法典，從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學說將其類型化，並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構築概念體系，進而形成規則、制度。繼而進行制度對比，純粹的制度對比研究往往流於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於概念、規則、制度內部循環論證。具體制度的優越性、正當性、合理性多源於強式話語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無法上升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認知理論的形態。這種純粹形式的分析技術表面上博採眾家之長，對各國法律制度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為我所用，實質上忽視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語境下的功能，忽視了其在整個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義，其結果必然是所建構的民法體系成為四不象的大雜燴。「我們不僅沒有領悟概念法學的體系性以及概念法學的語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疇也未被我們充分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概念法學的框架下蹣跚學步而已，還無力貢獻出一套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識體系來」。(13)可見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還是一個遠未實現的目標，因而又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目標。
背景之二：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窘迫
法治雖然登陸中國的歷史已有百年，而且在當代中國獲得了無上光榮，成為治國方略，法治話語更是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風行。但是中國由於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發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踐更多的是出於無奈，依憑的則是對法治的神秘忠誠與先期熱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時代精神的理論作指導。由於缺乏對法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的、系統的反思與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難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設的種種努力必然要經受傳統的前現代的精神因素的沖擊。
中國長期處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導產業，農民是社會的主體，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到今天還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務農的人通常有一個確定的活動范圍和明確的界限意識，有強烈的歸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內外有別的界限意識。內與外的分類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首要前提，根據內外之別，又形成優劣、先後、尊卑之差，構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與外國或外國人的關系時，內與外之分是我們一切判斷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國人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內外」關系，也很難實現平等對待。(14)「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在性質：以倫理為取向的家產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各地，所尋求的總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15)「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法的正統性不依賴於一個終極根據的設定，秩序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內在的『情境倫理』和『社會交換』」。(16)中國的民法中體現這種界限意識的規范比比皆是，如對國有企業的特別保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特別優惠。
事實上，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禦型現代化，中心思想是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主導著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意識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對法治的選擇來源於其在西方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熱情和神秘忠誠之中多少夾雜著不情願，至少可以說，最初的現代化在民眾的潛意識里是從對現代化的敵視開始的。這種夾雜著渴求、無奈和敵視的強烈的、復雜的現代化願望和情緒表現在法律思想領域中就體現為，既期待外國法律經驗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各種困難，重建社會秩序，又在內心裡對其持懷疑的、不信任的、不情願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態度。葛洪義先生把這種現象叫中國法的「現代情結」。這個現代情結，可以提供持續的來自前現代的反現代思想資源。(17)因此，現實法治陡現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展開而逐漸暴露之時，就是前現代因素大舉反撲之日，法治建設就要面臨反復和回潮的危險，人們就可能棄法治如蔽履。
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存在前現代因素的摯肘，而且同時遇到了後現代思想的侵襲。西方的後現代法學發端於20世紀下半葉，它是從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念和方法進入法學和法理學開始的。這種與中國的法治建設共時性的思潮，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必然要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影響。
針對西方社會法治的全面實踐，後現代法學全面挑戰和解構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原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法治由於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導致的負效應，而且無情地貶低現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後果是可能使現代法治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人們喪失建構現代法治這一法律帝國的信心和熱情，甚至產生拒斥現代法治的情緒。後現代法學對現代法治的挑戰擇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戰法律的至上性。這方面集中地表現為新的法律工具主義的興起。後現代法學認為，法律並非中立和客觀，任何制定的規則都是以法律名義所掩蓋的政治。法律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政府藉助法律公開介入現代法學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的領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資源和權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創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過法官的解釋來適用的，解釋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的興起，法院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機構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機構；其二，挑戰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對法律自主性確信的支持力量被踢開了。首先，與『意識形態之終結』相聯系的政治上的共識破碎了。……自從1960年代以來，伴隨政治上共識的衰落，使諸如經濟和哲學(以及游戲理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文學理論)這樣一些學科的興盛，這些學科可以與法律問題相聯系——並且看起來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這些變化都還不充分，對律師根據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法律制度的問題的確信也已被削弱。」(18)法律解釋的規則隨著公共政策的要求搖擺，判決所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過多而且處在變化之中，使統一的標准幾乎成為不可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法學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尋求平衡；其三，挑戰法律的普遍性。後現代社會是告別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社會，類似於法律普遍性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已經完成了使命。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關於什麼是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觀念。所以單一的正義、公平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種方式存在的正義。法律的普遍性在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面前顯得空泛和遠離實際，掩蓋了法律代表權利的本質，甚至可能導致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壓制。(19)後現代法學的認識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對西方法治的批評卻不乏啟示作用，更是西方社會改進法治的寶貴精神財富。
但後現代法學之於中國的意義卻遠較其對西方社會的作用耐人尋味。後現代法學的許多主張與中國的傳統法文化現象具有形式上的類似性，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表現出某種早熟的「後現代性」，可能成為衍生後現代的反現代精神土壤。
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本來屬於法治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應對的問題，即歷時性問題。前現代思想並不反對把法律作為一種工具，反對的是法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徵及其基本精神；後現代思想則不僅反對、批判法的現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贊成把法律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他們反抗的是所有統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統治。但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它們同時出現在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而且由於具有了共同的對立面，很容易結成聯盟，交相輝映，為本已非常難纏的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更加撲朔迷離，平添了許多西方國家無法體驗的復雜性。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需要對現代法治的深層次的理性認識，不僅要為現代法治的功績喝彩，而且要對現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同時認真對待前現代因素和後現代思想，同時應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壓縮」的現代化，其間充滿了太多的窘迫，我們經常需要採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
三、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緩解
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發生在獨特的環境之中，留給我們的迴旋餘地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理性地面對中國、理性地面對民法。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性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化的法律本身攜帶的自反因子，我們需要在選擇接受、認可法治現代化優點的同時，寬容、認可、默許它的問題，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擔任何代價。於是我們認為，如果法治現代化仍然是我們的無悔選擇，那麼法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只能盡量緩解、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本文的著眼點是在民法典層面緩解民法的現代性問題。
(一)調整價值取向，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確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單純的形式邏輯證明不足以確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制度體系背後必須有龐大的價值理念體系對其進行支撐、整合。只有實現了背後的價值理念體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獲得自在自為的合法性。「如果從嚴密的邏輯學角度講，既然法律應該規范社會生活，那麼就必須要預先確定通過這種規范所要實現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實現的理想，如果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像的」。(20)因此，價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導，對其具有統率、整合的作用。離開價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軀殼，甚至連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難於保證。現代中國的民事立法雖由被動轉為主動自覺，但由於長期漠視法律價值，又沒有足夠的法律思想啟蒙，加之對新時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對作為民法靈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層感悟。鄭戈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法學「總是停留於介紹西方法律理論和注釋舶來的中國法律的水平，極少以中國社會為立足點來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律。由於對這種基礎性問題缺乏理論上的探究，中國法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根基的狀態」。(21)中國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務在於維護私法主體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戲規則只存在於力量的均勢之中，在絕對的強勢者和絕對的弱勢者之間，所謂的規則都難免帶有私人規則的性質，成為支配者單方面意志的表達。意思自治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證民事主體所為給付的合理與平衡的前提是：主體相互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基於此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讓步的規則，各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協商關系，當事人如果在協商中不能獲得自己所認為的「平衡」的條件，即可停止協商，另尋相對人。
當社會中的主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就排除了協商與讓步，導致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紀，不平等問題日益深刻：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且存在於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往往異化為一方當事人強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條件的權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銳地指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過分強調個人的要求，犧牲了他的那些有組織的同伴們的要求，天賦人權曾變得神授君權一樣殘暴。實現一種冠冕堂皇的壓制。
意思自治對於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無法單獨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的協調，也無法完全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中國民法必須吸收其他價值對其社會效果加以補正，以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更為合理地組織社會經濟。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張揚實質正義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以客觀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選擇的主觀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實現主體之間的實質平等，平衡主體之間的利益以及主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法律不再對當事人的自治行為採取放任態度，或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是要對是否締約、合同的內容、形式進行必要的實質性干預。最終由實質正義與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協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從生活實踐中發掘形式合理的規則
價值是預設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對於「類」存在的超驗感受。作為主體的人要求民法體現對人——這種「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價值構造了理念世界人類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設計正當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論框架、制度模型，屬於符號世界的范疇，強調形式邏輯的自足性，價值屬於意義世界的范疇，它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價值肯定人作為「類」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滿足需要的工具，兩者統一於市民社會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會生活的圖景，提供一種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決然不可能憑空製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籍由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職是之故，為了確保法律之為民族信念與民族意識的真實映象，成為適合民族生活狀況，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間規則，必須首先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並在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中，今古觀照，釐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22)因此，法典必須是人類經驗的總結，只能是對現實世界形象經驗的概念化、體系化，必須委諸日常生活經驗的考察以確立其深層次的社會基礎。民法中的概念應該是對市民社會現實和抽象存在的一種單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日常生活邏輯的反映；邏輯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對應該於市民社會生活的有序性。在這一意義上，民法典完全應該被理解對市民社會有序的生活圖

『陸』 《民法通則》究竟是屬於法律還是行政法規

《民法通則》屬於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中國對民事活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作的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
簡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1986年4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頒布。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事基本法，是中國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被譽為中國的「權利宣言」。它承繼了中國自清末以來變法圖強以復興中華民族的理想，開啟了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礎，為我國民事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提供了基本前提與依據。

近二十年來，社會各個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法通則》又暴露出了許多新的缺陷，並且越來越突出，可以這樣說，《民法通則》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已經完成了其特殊的歷史使命，從《民法通則》中的種種缺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改《民法通則》已非常迫切，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修改《民法通則》，制定民法典要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進行，否則，從某種程度上說「惡法」，比無法的危害會更大。

立法機關對《民法通則》起草的進程計劃明確，爭取1986年春季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為此要求在民法草案四稿和法工委提出的八個問題意見的基礎上，由起草小組成員分工盡快寫出條文，由起草小組集體討論後修改，廣泛徵求意見後，再修改。在起草過程中，民主與集中交叉反復，集思廣益，《民法通則》最終反映和集中了多方面的意見。

為了制定一部優秀的民法典，全社會尤其是立法、司法、法律理論界的專家們都應共同努力，應加強對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法、德、日民法典、民法理論的研究，同時應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情況進行研究、論證，將《民法通則》的種種缺陷予以修改，刪除掉那些與市場經濟不符內容，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補充、完善國外科學的、先進的民事法律制度，共同為制定一部完善的、科學的、先進的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有中國特色的優秀民法典。

《民法通則》的頒布，為民事司法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根據，為司法解釋提供了法律依據。《民法通則》頒布後，經濟體制改革有了進一步發展，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共200條。法官和學者簡稱其為「二百條」。
產生的相關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1985年6月法工委召開的座談會的名稱是民法總則座談會，在座談和起草過程中，有了改變名稱的建議，提出了民法通則、民法總綱、民法綱要三個名稱，各有不同的理由，其共同點是內容要超出民法總則的范圍，解決實踐中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當時作為民法組成部分的法律已經有婚姻法、繼承法、經濟合同法、商標法、專利法等，缺少的主要是民法總則、物權和關於侵權責任的立法，物權法的起草難以提到立法議程，於是就決定起草以總則內容為主，兼顧分則內容的民法通則。從《民法通則》的內容可以看出，突出了民法總則方面的規定，對民法分則的問題都涉及到了，但詳略有很大不同。對物權和債權的主要問題作了簡要的規定；將人身權單獨規定一節，突出了對人身權的保護；民事責任一章突出的是侵權責任。另外，監護問題當時還沒有法律，規定得就詳細些；對知識產權作了提示性規定。《民法通則》還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如此突出借貸關系，是因為實踐中這方面的問題很突出。當時有法官建議簡要規定借貸問題，即使規定一條，也便於最高人民法院依據《民法通則》作司法解釋，使裁決借貸案件有法可依，《民法通則》第90條關於借貸的規定就是這樣產生的。

一、規定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重在鞏固改革成果
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是否民事主體，至今還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則》起草時也有不同意見。從民法原理上難說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是民事主體，立法機關主要是從政策上考慮問題。當時農村承包經營已在全國實行，個體工商業有很大發展，這樣重大的政策問題應當用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民法通則》規定了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的經營者與其家庭成員的財產和責任關系，這樣規定就為解決有關糾紛提供了了法律根據。討論的結果是將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規定為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四節。

二、規定個人合夥重在體現當時的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形式繁多的經濟組織，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感覺，從民事主體角度看，歸結起來不外是獨資、合夥和法人三大類，但是在《民法通則》中如何規定並不簡單。在立法上遇到的問題之一是合夥的法律地位。對此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當規定合夥為民事主體，另一種意見認為合夥是合同關系。立法機關的主導意向是規定個人合夥重在體現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民事主體的理論問題，以後由學者繼續研究。最後確定將個人合夥規定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的第五節。

問題之二，是否規定合夥的財產歸合夥共有，這在民法上本來是個常規性問題，但是對此《民法通則》沒有直接作規定，而是規定為：合夥人投入的財產，由合夥人統一管理和使用；合夥經營積累的財產，歸合夥人共有（第32條）。這條規定主要是為了避免人們將共有誤解為公有，影響人們投資經營合夥的積極性。規定合夥人投入的財產由合夥人統一管理和使用，實際效果和共有沒有根本區別。
問題之三，如何區別個人合夥與僱工大戶？當時已經出現了個體工商戶僱工一二百人的情況，當時對此稱為僱工大戶。《民法通則》第30條規定，合夥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共同勞動。規定合夥人共同勞動，就排除了僱工大戶。當時對僱工大戶在政策上還看不清楚，就沒有作規定。

三、規定法人聯營重在劃清民法與經濟法的界限
《民法通則》第三章法人，其中第四節有三個條文（第51－53條）規定聯營問題。在改革進程中，出現了三種聯營的基本形式，一是緊密型聯營，實際上是共同出資，建立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二是半緊密型聯營，實際上是共同出資，建立合夥性質的企業，三是鬆散式聯營，實際上是建立長期的合同關系，學者對此分別稱為法人型聯營、合夥型聯營、合同型聯營，《民法通則》第51－53條規定的就是這三種聯營形式。用傳統民法觀點看，這三條規定的性質分別是法人、合夥與合同，按照常規不應當規定在一起。對《民法通則》這樣規定我的理解是：第一，規定聯營反映了改革的現實，使聯營關系有了明確的法律規定，發生糾紛時有法可依。第二，將個人合夥與法人合夥分別規定，就排除了個人和法人之間的合夥，這是因為對個人和集體企業或者國有企業合夥，關繫到重大決策，需要慎重，暫不作規定。第三，在討論《民法通則》草案時，有主張「大經濟法」的學者認為聯營是經濟法問題，《民法通則》不應當規定聯營。立法機關堅持在《民法通則》中規定聯營，實際上是肯定了聯營是民事法律關系，不是經濟法律關系，這樣就在法律上進一步劃清了民法與經濟法的界限。
指導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1、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是我國一貫的立法指導思想，在1985年12月召開的民法通則草案座談會期間，彭真委員長和彭沖副委員長都講了這個問題，指出：要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以實踐為根據；要從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要體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2、既要總結中國的經驗，又要借鑒外國的立法。

3、經濟關系由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分別調整，不能由某一個法律部門統一調整。

4、內容要簡明，文字表達要在准確中求通俗。

5、立法要完備，但是要分清輕重緩急。制定《民法通則》不是不要民法典，以後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制定民法典。
重點內容的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圖冊
民法調整對象的確定
關於民法的調整對象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法律部門劃分的一個問題，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民法和經濟法的界限如何確定，對這個問題前蘇聯學者經過長期爭論，最後在1961年的《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中明文規定了民法的調整對象。我國在改革開放不久就討論民法的調整對象，接著發生了民法與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爭論，有不同觀點和方案，主要分歧表現在被稱為「大經濟法」和「大民法」兩種對立的主張，主張大經濟法的理論上影響最大的是縱橫統一說，該說認為經濟管理關系（縱向經濟關系）和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橫向經濟關系）應當由經濟法統一調整。主張大民法的理論上影響最大的是商品關系說，該說認為商品所有關系和商品交換關系應當由民法統一調整。《民法通則》起草時，肯定商品關系由民法調整無異議，不同的意見是，民法的調整對象是否僅限於商品關系。佔主導地位的意見是基本參考《蘇俄民法典》 ，財產關系以平等劃線，人身關系限於用民法方法調整的人身關系，據此形成了《民法通則》第二條規定的：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條規定和蘇聯民事立法綱要的表述和內涵都不同，該綱要和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前言的表述均為：「蘇維埃民法調整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因利用商品貨幣形式而產生的財產關系，以及與這些財產關系有關的人身非財產關系。」《蘇俄民法典》第2條用4款規定民法典調整的關系，其中第三、四兩款規定，行政、稅收、預算方面的財產關系和家庭關系、勞動關系、土地關系都不由民法調整。與《蘇俄民法典》不同，《民法通則》包括了婚姻家庭關系、監護關系、土地關系、知識產權關系，但是對已經有單行法的，主要是提示性或者原則性的規定。

法人原則上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
《民法通則》關於法人的規定和德國、蘇聯等國家的規定不同。一是《民法通則》明確規定了法人應當具備的條件，而且規定的條件比較嚴格。規定法人應當「依法成立」，這個規定直接涉及私人經濟組織能否取得法人資格，是個政策性問題，這樣規定便於實踐中根據情況靈活掌握。二是無限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資格，對此外國法有不同的態度，起草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民法通則》第36條規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這條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人原則上應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在企業法人部分明文規定企業法人的條件之一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第41條），又規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第48條），這樣規定是留有靈活掌握的餘地。

《民法通則》用了民事法律行為和民事行為兩個概念
民法通則中是否沿用傳統的法律行為概念？對這個問題有三種意見：一是用法律行為，二是用民事法律行為，三是用民事行為。主張用民事法律行為的理由是，法理學上已經使用了法律行為概念，擴大了法律行為的內涵，用民事法律行為是為了與法理學上的法律行為相區別。另外，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是合法行為，是為人們樹立一個行為標准，這個標准體現在《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的條件。主張用民事行為的意思是用民事行為代替法律行為概念，民事行為與法律行為的內涵相同。用民事行為的理由有二：一是為了明確行為的民事性質，與行政行為相區別。二是為了避免傳統民法理論上將法律行為歸於合法行為，同時又將無效的法律行為歸於法律行為的缺陷。後來在《民法通則》中採用了民事法律行為和民事行為兩個概念。

「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概念的提出
《民法通則》是否使用物權包括用益物權概念，起草時進行了討論，學理上沒有原則性分歧，對在《民法通則》中是否用物權概念作了斟酌，達成了共識。鑒於當時人們對物權概念比較生疏，擔心因為物權概念問題影響《民法通則》通過，於是就有學者提出《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的標題定為：「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是個立法技術問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概念，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國情吧。

國有企業經營權的確立
《民法通則》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對國家授予它經營管理的財產享有經營權，受法律保護。這條規定是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反映，改變了過去使用的經營管理權概念，去掉管理二字與否具有質的差別。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問題是民法問題，還是經濟法問題，是民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爭論的問題之一。有的主張大經濟法的學者認為，經營權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產生的，不是民事權利。還有學者說：國有企業姓「國」不姓「民」，經營權應當放在經濟法中。主張大民法的學者認為經營權產生的根據和經營權本身不是同一個含義，經營權是民事權利，具有物權性質。有一次討論《民法通則》修改稿時，有位學者強調說，我參加這次討論會，就是為了堅持《民法通則》要有「經營權」這個概念來的。最後，立法機關採納了民法學者的意見，落實在《民法通則》第82條。

專節規定人身權
《民法通則》第5章為民事權利，其中第4節為人身權。起草時有學者提出，應當突出人身權，應當寫具體些，理由是我們國家過去對人身權保護不夠，發生過不少隨意侵犯人身權的情況，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第4節有8個條文，應當說在當時條件下寫的比較細致。在第6章民事責任「侵權的民事責任」一節，對侵害人身權的責任作了具體規定。

過去民法學界長期否定並批判西方國家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起草中對是否規定精神損害賠償進行了討論，主流觀點是肯定的，但是在條文中沒有直接用「精神損害賠」概念。《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這里規定的賠償損失包含了精神損害賠償。

八專章規定民事責任
民事責任是否獨立成章，有不同意見。反對獨立成章的主要理由是，理論上不成體系，與整個民法不協調。贊成獨立成章的主要理由，一是民事責任獨立成章提高了民事責任的地位，有利於加強對民事權利的保護，人們也容易理解；二是責任與義務的性質不同，將責任獨立出來理論上沒有問題。在1985年12月的《民法通則》座談會上，有的法官說法院很歡迎這一章，能解決實踐中無法可依的問題。

這一章規定的違反合同的責任，不限於違反經濟合同的責任，在內容上具有總括性，有的條文更能體現商品經濟的要求，在討論民事責任時分歧較大的問題是，違約責任是否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一種意見認為，違約責任不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除了不可抗力以外，違約的都要承擔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違約責任也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了三款，後來學者對這一條的理解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從綜合分析三款的內容看，違約責任是過錯責任，有的學者認為是嚴格責任。

訴訟時效概念的沿用與內容的變革
《民法通則》借鑒了《蘇俄民法典》的訴訟時效概念，沒有借鑒《德國民法典》的消滅時效概念。參考《蘇俄民法典》，沒有規定取得時效。《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的內容與《蘇俄民法典》不同，《蘇俄民法典》規定，國家組織關於返還被集體農庄、其他合作社組織、社會團體或者公民非法佔有的國家財產的請求，不適用訴訟時效（第90條第1款第2項）。《民法通則》沒有作類似規定。對這個問題，起草中沒有不同意見。

『柒』 合同法在民法通則中的地位和作用

合同法是民法通則的特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