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刑法

1. 芬蘭刑法中受賄量刑

刑事執法嚴格，重在定罪，罰金高昂
芬蘭在調查、起訴涉及腐敗犯罪中，其程序完全等同於其他類型犯罪，嚴格遵循《刑事訴訟法》、《預審調查法》和《強制措施法》規定的一系列規則和程序。芬蘭刑事司法系統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其突出特點是重罪輕刑重罰，即入罪門檻低，重在定罪，刑罰的適用較為輕緩，但強調罰金刑的廣泛適用。很少使用監禁刑處罰腐敗犯罪的結果並未導致這類犯罪的增加，因為腐敗犯罪被追查、起訴的高風險和嚴厲罰沒的高成本往往使行為人不敢鋌而走險去實施腐敗犯罪。
對於公務員實施腐敗犯罪的，根據《公務員法》的規定，如果公職人員涉嫌違法，司法調查則被視為影響其履行職責，該公務員將被停職。而且被選為公職人員或行使公共權力的人實施了加重賄賂犯罪，其公職身份和職權將被罷免；對於實施較輕微的與腐敗相關的犯罪，法官對是否解除其公務員身份或職權享有自由裁量權。
同時，《芬蘭刑法》對私營企業涉及賄賂犯罪的規定也比《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更嚴格，違反職責本身並不是犯罪的構成要件，在行為人履行職責過程中接受行賄者的好處便足以構成犯罪。因此，定罪的目的旨在保護僱主與雇員之間的信任關系，以及維護自由競爭機制。如2012年5月赫爾辛基地方法院對某一公司的6名職員發出調查令（該公司在赫爾辛基主要從事建築業、提供工業設施、住宅物業維修和管理服務及綠植），調查他們在赫爾辛基城市建築工程中的收受賄賂行為，該案至今尚未審結。
密切關注腐敗犯罪高發領域
近年來，芬蘭在政府采購、稅收、選舉、建設項目、體育以及政治等領域發生腐敗犯罪的頻率較高。
在過去的10多年來，芬蘭出現了一系列涉及假球的案件，其中大多以球員和教練因受賄而踢假球以及通過博彩欺騙而定罪。芬蘭刑法對實施商業賄賂和接受商業賄賂的作為和不作為腐敗犯罪處以罰款和最高二年有期徒刑。在芬蘭有關假球的案件，當涉及付給球員金錢以讓他們輸球時，則涉及腐敗犯罪；當對涉及賭球並贏錢情況下，則被視為欺詐行為。
2008年法庭審理了尼斯辛倫案，教練和一名球員因實施操縱比賽和賭球行為，構成商業活動中的賄賂和嚴重欺詐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一個月和附條件監禁一年，並處罰金。2009年法庭審理了米特斯克案，該案中，守門員米特斯克收受賄賂，在比賽中故意懈怠守門，吸引了大量的投注，比賽後他的賬戶內被存入大量現金。由於守門員所屬的俱樂部是一個商業實體，米特斯克的行為構成經營活動中的受賄罪，而被判處附條件監禁4個月，並處罰金。
2011年芬蘭法庭審理的威爾森·拉吉·佩魯馬爾案，佩魯馬爾被指控行賄11名球員，被判處2年有期徒刑；9名隊員因欺詐行為而定罪，並分別判處附條件監禁5個月至20個月不等，其中3人被並處罰金。佩魯馬爾是新加坡籍人，持假護照來到芬蘭，他在芬蘭足球聯賽中行賄來自路雲尼米隊的11名球員，詐騙賭注達數10億美元，其行為震撼了當年的足球賽場。國際足球協會將該案作為全球打擊假球和非法賭博行為的突破口，並由此啟動了全球范圍內假球事件的深入調查。

2. 求教刑法問題

這個問題是目前刑法理論中還存在爭議的問題，僅僅從法律依據上並不能很好地將這個問題解釋清楚，而必須要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很多刑法教科書上也並未將此問題解釋清楚，有朋友說既然是學法律的看書就知道了，我想，也許你對這個問題也還存在疑問吧。

一、關於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問題
我國刑法中關於盜竊信用片並使用的行為規定在第196條第3款: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按盜竊罪定罪處罰。我國現行刑法關於該行為的規定，是沿襲了97刑法出台前的司法解釋和《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規定的。對這種行為的定性最早做出卡片騙取財物如何定性問題的請示所作的答復，答復中指出，「被告人盜竊信用卡後又仿冒卡主簽名進行購物、消費的行為，是將信用卡本身所含有的不確定價值轉化為具體財物的過程，是盜竊行為的繼續，因此並不另定詐騙罪，應以盜竊一罪定性」。之後，在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第14條第2款採納了上述司法解釋的意見，規定為:「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依照刑法關於盜竊罪的規定處罰。」1997年修訂後的刑法典則吸收了《決定》中的相關規定，依然將其作為一個注意條款規定在第196條信用卡詐騙罪的第3款，以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員忽略。

但是理論界關於盜竊信用卡並使用行為的定性，一直存在爭議。很多學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就王平盜竊信用卡騙取財物如何定性的批復中指出，被告人仿
冒卡主簽名購物、消費的行為，是盜竊罪的繼續。可見其是以「不可罰之事後行
為」為根據的。但司法解釋卻忽略了該行為與「事後不可罰行為」構造上的區別。「事後不可罰行為」，指行為人為了保全、利用或處分其前行為之不法所得，所為之後行為，如果並未擴大先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則為先前之犯罪所吸收，而不另行處罰。「事後不可罰行為」適用的前提為先前之行為構成犯罪，即使沒有其後續行為，也可獨立定罪。而盜竊信用卡的行為本身並不能成立犯罪，因為一張信用卡本身並不具有多少財產價值，充其量即為製造一張信用卡所需的成本費用。只盜竊信用卡而不使用，並不構成盜竊罪。即使盜竊信用卡本身構成犯罪，而「事後不可罰行為」也要求「事後之行為不得擴大先行為所造成的法益損害」。而盜竊信用卡後的使用行為中，即使其盜竊行為只侵害了公私財產權，而後的使用行為也必然要造成對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亦即「擴大先行為所造成的法益損害」。可見，其後的使用行為不能包括在之前行為的評價中。該行為用「事後不可罰行為」來解釋是不妥的。

另外，按照牽連犯的理論來解釋該行為構成盜竊罪也不妥當。牽連犯是指以某種犯罪為目的實施的實行行為，與其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的犯罪形態。牽連犯的基本特徵都要求行為人實施了數個相互獨立的犯罪行為。而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過程中，盜竊信用卡這一行為本身並不能單獨構成犯罪，也就不符合牽連犯所要求的犯罪行為的復數性。

現在有些學者主張，對於盜竊信用卡使用應當分為兩種情況處理」

一種是盜竊後在銀行櫃台取款或者在特約商戶購物消費的情況，應定性為信用卡片詐騙罪，因該行為應歸為「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為。而根據國外刑法的規定。此種行為都歸為詐騙行為。如按照法國判例，使用盜竊的信用卡構成詐欺罪。英國的信用卡詐騙罪在行為方式中也包括盜竊信用卡詐騙。芬蘭刑法中也將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行為歸為「支付手段的欺詐罪」條款之中，「凡為本人或他人牟取非法利益，(一)未經合法持有人許可，超過合法持有人許可，或其他在無合法權利下使用支付手段的……以支付手段的欺詐罪論處……」。

第二種情況是在ATM機上提取現金或利用電話銀行、網路銀行使用信用卡的盜竊行為，應定性為盜竊罪。這種情況類似於自動販賣機投入偽造硬幣以竊取商品之行為，雖然存在欺詐，但機器沒有陷於錯誤就不構成詐欺罪，而構成盜竊罪。但是，本來針對機器的行為應認為不是詐欺行為。因為指向陷於錯誤而處分的行為，不是欺詐行為。因為這種行為就像通常教科書列舉欺騙財產所有人離開財產然後秘密竊取其財產一樣貌似使用了詐騙的手段，但實質還是盜竊，因為銀行決不可能讓非法持卡人使用他人的信用卡和密碼從自動取款機上取出現金的。行為人竊得信用片及其密碼，即使合法持卡人發出掛失止付的要求，由於這之間還存在著通知上和掛失止付生效的時間間隔，行為人隨時從自動取款機上取現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而且風險較小。這樣行為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用卡內的資金，使合法持卡人信用卡中的財產面臨著被嚴重侵害的危險。實踐中發生的案件也多表現為不法分子盜竊信用卡和密碼後，隨即就將信用卡內的款項利用自動取款機提走。這種行為並不牽涉到信用卡的管理秩序，而僅僅只涉及到公私財產受損的問題。所以，對於在自動取款機上提取現金或利用電話銀行、網路銀行使用信用卡的行為，按盜竊罪定罪處罰更為准確。

當然，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或者刑法修正案出台之前，這些都為理論上的探討，實踐中還都應當以盜竊罪論處。

二、關於拾得他人信用卡並使用的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拾得他人信用卡並在自動櫃員機（ATM機）上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中規定，拾得他人信用卡並在自動櫃員機（ATM機）上使用的行為屬於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構成犯罪，以信用卡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因為按照通說，搶奪、詐騙、撿拾、侵佔他人信用卡，本身是不構成犯罪的，只有在使用他人信用卡的時候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這也就明確說明了該種非法使用使用卡的情形顯然屬於冒用使用。實際上，國外很多國家的刑法中規定了「濫用信用卡罪」，將這種基於非法手段使用信用卡的行為都納入該罪，減少了理論和實踐中的爭議。我國目前並未有此罪名，因此仍應當按照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滿意請採納。

3. 求教一個刑法問題~~~

這個問題是目前刑法理論中還存在爭議的問題，僅僅從法律依據上並不能很好地將這個問題解釋清楚，而必須要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很多刑法教科書上也並未將此問題解釋清楚，有朋友說既然是學法律的看書就知道了，我想，也許你對這個問題也還存在疑問吧。

一、關於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問題
我國刑法中關於盜竊信用片並使用的行為規定在第196條第3款: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按盜竊罪定罪處罰。我國現行刑法關於該行為的規定，是沿襲了97刑法出台前的司法解釋和《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規定的。對這種行為的定性最早做出卡片騙取財物如何定性問題的請示所作的答復，答復中指出，「被告人盜竊信用卡後又仿冒卡主簽名進行購物、消費的行為，是將信用卡本身所含有的不確定價值轉化為具體財物的過程，是盜竊行為的繼續，因此並不另定詐騙罪，應以盜竊一罪定性」。之後，在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第14條第2款採納了上述司法解釋的意見，規定為:「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依照刑法關於盜竊罪的規定處罰。」1997年修訂後的刑法典則吸收了《決定》中的相關規定，依然將其作為一個注意條款規定在第196條信用卡詐騙罪的第3款，以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員忽略。

但是理論界關於盜竊信用卡並使用行為的定性，一直存在爭議。很多學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就王平盜竊信用卡騙取財物如何定性的批復中指出，被告人仿
冒卡主簽名購物、消費的行為，是盜竊罪的繼續。可見其是以「不可罰之事後行
為」為根據的。但司法解釋卻忽略了該行為與「事後不可罰行為」構造上的區別。「事後不可罰行為」，指行為人為了保全、利用或處分其前行為之不法所得，所為之後行為，如果並未擴大先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則為先前之犯罪所吸收，而不另行處罰。「事後不可罰行為」適用的前提為先前之行為構成犯罪，即使沒有其後續行為，也可獨立定罪。而盜竊信用卡的行為本身並不能成立犯罪，因為一張信用卡本身並不具有多少財產價值，充其量即為製造一張信用卡所需的成本費用。只盜竊信用卡而不使用，並不構成盜竊罪。即使盜竊信用卡本身構成犯罪，而「事後不可罰行為」也要求「事後之行為不得擴大先行為所造成的法益損害」。而盜竊信用卡後的使用行為中，即使其盜竊行為只侵害了公私財產權，而後的使用行為也必然要造成對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亦即「擴大先行為所造成的法益損害」。可見，其後的使用行為不能包括在之前行為的評價中。該行為用「事後不可罰行為」來解釋是不妥的。

另外，按照牽連犯的理論來解釋該行為構成盜竊罪也不妥當。牽連犯是指以某種犯罪為目的實施的實行行為，與其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的犯罪形態。牽連犯的基本特徵都要求行為人實施了數個相互獨立的犯罪行為。而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過程中，盜竊信用卡這一行為本身並不能單獨構成犯罪，也就不符合牽連犯所要求的犯罪行為的復數性。

現在有些學者主張，對於盜竊信用卡使用應當分為兩種情況處理」

一種是盜竊後在銀行櫃台取款或者在特約商戶購物消費的情況，應定性為信用卡片詐騙罪，因該行為應歸為「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為。而根據國外刑法的規定。此種行為都歸為詐騙行為。如按照法國判例，使用盜竊的信用卡構成詐欺罪。英國的信用卡詐騙罪在行為方式中也包括盜竊信用卡詐騙。芬蘭刑法中也將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行為歸為「支付手段的欺詐罪」條款之中，「凡為本人或他人牟取非法利益，(一)未經合法持有人許可，超過合法持有人許可，或其他在無合法權利下使用支付手段的……以支付手段的欺詐罪論處……」。

第二種情況是在ATM機上提取現金或利用電話銀行、網路銀行使用信用卡的盜竊行為，應定性為盜竊罪。這種情況類似於自動販賣機投入偽造硬幣以竊取商品之行為，雖然存在欺詐，但機器沒有陷於錯誤就不構成詐欺罪，而構成盜竊罪。但是，本來針對機器的行為應認為不是詐欺行為。因為指向陷於錯誤而處分的行為，不是欺詐行為。因為這種行為就像通常教科書列舉欺騙財產所有人離開財產然後秘密竊取其財產一樣貌似使用了詐騙的手段，但實質還是盜竊，因為銀行決不可能讓非法持卡人使用他人的信用卡和密碼從自動取款機上取出現金的。行為人竊得信用片及其密碼，即使合法持卡人發出掛失止付的要求，由於這之間還存在著通知上和掛失止付生效的時間間隔，行為人隨時從自動取款機上取現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而且風險較小。這樣行為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用卡內的資金，使合法持卡人信用卡中的財產面臨著被嚴重侵害的危險。實踐中發生的案件也多表現為不法分子盜竊信用卡和密碼後，隨即就將信用卡內的款項利用自動取款機提走。這種行為並不牽涉到信用卡的管理秩序，而僅僅只涉及到公私財產受損的問題。所以，對於在自動取款機上提取現金或利用電話銀行、網路銀行使用信用卡的行為，按盜竊罪定罪處罰更為准確。

當然，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或者刑法修正案出台之前，這些都為理論上的探討，實踐中還都應當以盜竊罪論處。

二、關於拾得他人信用卡並使用的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拾得他人信用卡並在自動櫃員機（ATM機）上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中規定，拾得他人信用卡並在自動櫃員機（ATM機）上使用的行為屬於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構成犯罪，以信用卡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因為按照通說，搶奪、詐騙、撿拾、侵佔他人信用卡，本身是不構成犯罪的，只有在使用他人信用卡的時候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這也就明確說明了該種非法使用使用卡的情形顯然屬於冒用使用。實際上，國外很多國家的刑法中規定了「濫用信用卡罪」，將這種基於非法手段使用信用卡的行為都納入該罪，減少了理論和實踐中的爭議。我國目前並未有此罪名，因此仍應當按照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4. 芬蘭為什麼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

芬蘭何以成為當今世界最廉潔的國家；芬蘭一向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政府官員和公；有關專家認為，芬蘭之所以能成為當今世界上腐敗程度；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芬蘭法律專家認為，芬蘭腐敗案件少與公民的道德水準；芬蘭人說話算數守信用，朋友之間相互信賴程度相當高；良好的教育環境使芬蘭公民普遍具有法律常識，知法守；社會的透明與開放；透明和公開是芬蘭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則
芬蘭何以成為當今世界最廉潔的國家
芬蘭一向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政府官員和公務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現象極為少見。全國各地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賄受賄案件不足10起，而且幾乎沒有大案。最近，總部設在柏林的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公布了2003度世界各國腐敗指數排名，芬蘭連續第四年被評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
有關專家認為，芬蘭之所以能成為當今世界上腐敗程度最低、腐敗案件最少的國家，應歸因於以下幾個方面：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社會的透明與開放、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
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
芬蘭法律專家認為，芬蘭腐敗案件少與公民的道德水準以及民族的歷史傳統有著密切關系。長期以來，在北歐嚴酷自然環境中得以生存的芬蘭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堅韌不拔、內向自律、善良寬容、誠信忠厚。至今，芬蘭仍保持著純真古樸的道德准則和良好的社會風氣。例如，在芬蘭各地超市裡購買蔬菜、水果和糖果，普遍保留著自選、自稱、自貼價簽的自我服務購物方式，令初來乍到的外國人驚訝不已。人們在公共場所遺失的衣物幾乎不會被過路人拿走，而是被放在明顯之處等待失主自己來尋認。
芬蘭人說話算數守信用，朋友之間相互信賴程度相當高，在口頭上達成的君子協議如同正式簽訂的合同一樣有效，使許多事情運作起來既簡單又高效。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無形中會感到心靈得到凈化與升華。相比之下，在芬蘭，貪污受賄、侵吞社會財富等非勞動所得如同偷盜搶劫一般，被視為卑鄙骯臟的不義之舉。芬蘭公民歷來鄙視行賄受賄、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等丑惡行為。人們不願投機取巧，通過歪門邪道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習慣於通過腳踏實地的勞動和正當的努力去創造和獲得財富。芬蘭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馬蒂·庫西馬基認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敗的最有效的手段。為達到某種目的向他人行賄，或替他人辦事而索取錢財，都不符合芬蘭人的思維方式。在他擔任法官的30年裡，沒有一個人以任何形式向他行賄。
良好的教育環境使芬蘭公民普遍具有法律常識，知法守法。芬蘭兒童在初級學校就學習社會學課程，在高中學習法律知識。這樣，青年人在步入社會之前就已具備基本的法律知識和遵紀守法的觀念。在芬蘭，具有法律知識是各級政府部門錄用工作人員的必要條件。所有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官員，一律要宣誓守法，並在任何時候都能清醒地意識到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並准確地把握社交和腐敗的界線。

社會的透明與開放
透明和公開是芬蘭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則。公共部門一切公開，接受市民和媒體的監督。政府檔案館以及公共部門的所有檔案材料不僅對專家和研究人員開放，而且也對新聞界和公眾開放。同時還提供資料查詢、借閱和復印等服務。芬蘭公民在需要時可以通過這一途徑了解政府部門的有關情況，從而有效地防止政府部門產生腐敗現象。
芬蘭國家雖小，但社會的透明程度很高。在芬蘭，不但不能開匿名賬戶，稅收當局還有權了解全國所有賬戶的情況。此外，每個芬蘭公民和團體的收入及財產（資產）每年都要在納稅表上加以公布。在公車管理方面，政府的透明度也相當高。芬蘭政府機構公車數目極少，除總統外，在政府各部，只有總理、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和國防部長4人享受配備專車的待遇，而且專車只限執行公務時使用。上下班用專車屬於額外待遇，等於增加了個人收入，要照章納稅。其他部長在執行公務時，由秘書向政府辦公廳申請用車。政府部門有義務定期如實地公布官員使用公車情況，媒體也有權查詢。如果某政府官員多次使用公車辦私事，將會被舉報或被媒體曝光。
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
制定法律、嚴格執法，是防止和消除腐敗的最有效手段。芬蘭有一套經過長期實踐而形成的嚴格的法律法規，並隨著形勢的變化不斷修訂和完善。2002年6月，芬蘭議會一致通過有關禁止議員接受賄賂的法律，該條款被納入芬蘭刑事法。如果議會議員接受他人賄賂，並答應按照行賄者的要求在議會中行事，就會被視為違法，並受到法律制裁，同時行賄者也將承擔法律責任。受賄者和行賄者將根據情節輕重處以罰款直至4年徒刑。
芬蘭的公務員法和刑事法中明確規定，政府官員不得接受賄賂，絕對禁止公務員利用職權謀取任何好處。如果公務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和他人索取或接受賄賂和其他好處，將以受賄罪處以罰款直至兩年徒刑。其犯罪行為表明已不適合擔任原職務者將被解職。如果公務員接受的賄賂和好處價值很大，或因受賄而給行賄者很大好處、給他人造成嚴重損失和傷害，將以嚴重受賄罪判處4個月到4年的徒刑，並免除其職務。向公務員和公共團體工作人員行賄以達到某種目的、獲得很大好處者，根據情節輕重也將被處以罰款直至4年徒刑。所有行賄受賄的錢物和其他好處，不論數額大小一律上繳國家。
芬蘭的法律還禁止工商界在國內的經營活動中行賄和受賄，並同時禁止芬蘭公司在國外通過行賄來促進其產品出口。芬蘭公司在接待客戶時，通常只向客人贈送價值不高的小紀念品。這樣既可避免客人涉嫌受賄，自己也不會因行賄而違法。在某些腐敗成風的國家，芬蘭公司通常因不行賄而失掉許多項目和機會。即使如此，芬蘭人也不會因眼前利益因小失大觸犯法律。 但是，如果真要以身試法，芬蘭的法律也是鐵面無私的。2003年8月29日，芬蘭海運局3名高級官員因受賄罪被赫爾辛基上訴法院判刑。這是近年來發生在芬蘭的少有的嚴重腐敗案件。據報道，這3人在1993年至1999年間代表芬蘭海運局同挪威DSND船舶公司
簽訂出租多功能破冰船合同時，以極低費用出租兩艘芬蘭破冰船，使國家蒙受很大損失。而他們則在此期間接受對方賄賂，利用挪威DSND船舶公司提供的款項進行私人旅遊，總金額達到近10萬歐元。涉及此案的芬蘭海運局總經理屈厄斯蒂·韋斯特里寧和副經理埃羅佩卡·科伊武邁基分別被判處4個月的監禁，緩期執行，韋斯特里寧同時被開除公職；原海運局運輸部門負責人萊納特·哈蓋斯坦因接受賄賂情節較前兩人嚴重，被判處10個月的監禁，緩期執行。他們3人還必須將其所獲得的好處全部退給國家。

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
芬蘭的違法案件少，各種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起著重要作用。芬蘭對公職人員的監督體制主要體現在政府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和公眾監督三個方面。
政府監督：議會督察員和政府司法總監是芬蘭國家和政府機構中的最高監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學家擔任。主要工作是依據憲法監督總統、內閣成員以及政府官員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職責。
根據憲法規定，政府司法總監有權出席內閣會議，監督總統和政府所作出的決定是否合法，同時對政府各級官員進行監督，並有權隨時要求政府官員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司法總監還接受和審理普通公民、團體對官員及公務員的舉報；對官員的不當行為提出警告；對嚴重違法的官員提出起訴。司法總監還可以根據輿論和媒體透露的有關情況立案調查。
新聞輿論監督：新聞媒體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於芬蘭國家小，有一點小事很容易被新聞界抓住。如果政府官員有不體面的事被媒體曝光，就會威信掃地，甚至被起訴。2002年5月，芬蘭《晚報》披露，文化部長蘇維·林登利用職務之便批准向奧盧市一家高爾夫公司提供17萬歐元的政府贊助，幫助其擴建高爾夫球場，而她和她的丈夫及其數位親屬在該公司擁有股份。這種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行為立即遭到公眾的強烈抨擊。芬蘭政府司法總監帕沃·尼庫拉聞訊立即責成有關部門就此事進行調查。一周之內，林登便被迫辭職。
公眾監督：在芬蘭，官員的行為皆在公眾的監督之下，任何公民都有權自由地檢舉和揭發違法的政府官員。芬蘭政府為公民提供了各種機會，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對政府官員的工作進行監督。如果有人發現政府官員有瀆職行為可向警方告發，或向其上司檢舉。如果這樣做仍不奏效，還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另外，國家在采購物資和進行工程項目建設時盡可能公開招標，使行賄受賄的可能性減少到最低限度。

5. 請教下國外有哪些關於野生動物傷人的相關法律

一、野生動物資源刑法保護的中國規定
1997年《刑法》在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第341 條,規定了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非法狩獵罪三個罪名,在第346條規定了單位犯罪,在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二節「走私罪」第151條規定了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分述如下:
(一)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
刑法第341條第1款規定:「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犯罪構成是: 1. 犯罪客體是國家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資源的管理制度。犯罪對象是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本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國家對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實行重點保護。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分為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和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珍貴是指其價值高,瀕危是指其有瀕於滅絕的危險。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特定環境中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如何界定,即在動物園或公園中經人工馴養的野生動物以及科學研究過程中使用的野生動物,能否成為本罪對象。有學者認為,「現有關法律、法規未就捕殺野生動物的區域以及捕殺特定環境中的野生動物作出任何限制性規定,因此,無論行為人於何處非法捕殺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都可以構成本罪。」[ 2 ]筆者認為如此界定有利於有效打擊非法捕殺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活動。2. 犯罪客觀方面。本罪的行為方式包括獵捕和殺害。獵捕是指用器具、葯物等狩獵、捕捉、捕撈野生動物,殺害是指殺死、害死野生動物。本罪屬於選擇性罪名,無論行為人是只有獵捕或殺害行為之一,還是行為人兼有獵捕與殺害行為,均只定一個罪,而不應數罪並罰。本罪屬於行為犯,不以「情節嚴重」或「造成嚴重後果」作為犯罪成立要件。司法實踐中認定本罪的具體標准,是依據2001年《國家林業局、公安部關於森林和陸生野生動物刑事案件管轄及立案標准》(下稱林業局、公安部動物案件立案標准) 。刑法第341條第1款規定了三個量刑檔次,即「基本犯」、「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最高院動物司法解釋)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作出了明確界定,在解釋的附表中按照涉案數量確定了「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數量認定標准[ 3 ] 。3. 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對自然人犯罪按照法定刑量刑即可;單位犯本罪的實行雙罰制,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341條規定的法定刑處罰。4. 犯罪主觀方面只能出於故意,即明知是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而故意獵捕、殺害[ 4 ] 。
(二)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
本罪是1997年刑法增設的罪名,即第341條第1款:「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犯罪客體是國家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管理制度,犯罪對象包括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所謂「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前已說明,此不贅述。所謂製品,系指製成品,即通過某種加工手段而獲得的成品與半成品。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用死亡野生動物加工而成的製品,包括毛、皮、骨骼、角、牙、臟器、屍體等,以及其他有極高經濟價值的部位,如犀角、象牙、虎骨等。二是用活的野生動物肢體或器官加工而成的製品,如麝香、熊膽汁等[ 2 ]。本罪行為是違反野生動物保護法規,故意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行為。按照2000年最高院動物司法解釋,「收購」包括以營利、自用等為目的的購買行為;「運輸」包括採用攜帶、郵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進行運送的行為;「出售」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 3 ]。本罪為選擇性罪名,行為人只有「收購」、「運輸」、「出售」三種行為之一的,定一個罪,行為人同時具有其中兩種或三種行為的,仍定一個罪,不要數罪並罰。行為人只收購、運輸、出售野生動物或者野生動物製品的,或者將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同時收購、運輸、出售,均只定一個罪,不要並罰。按照2000年最高院動物司法解釋,本罪犯罪對象為野生動物時,其立案標准和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准均同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司法解釋第5條規定了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具體標准。
(三)非法狩獵罪
刑法第341條第2款規定,「違反狩獵法規,在禁獵區、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進行狩獵,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侵犯的客體是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有關法律法規,如《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犯罪客觀方面是違反狩獵法規在禁獵區、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進行狩獵的行為。禁獵區,是指國家對適宜野生動物生息繁衍或者資源貧乏、破壞比較嚴重的地區,劃定禁止狩獵的區域。禁獵期,是指國家野生動物行政管理部門根據野生動物的繁殖或者皮毛、肉食、葯材的成熟季節,分別規定的禁止狩獵的期間。禁用的工具,是指足以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危害人獸安全的工具。禁用的方法,是指禁止使用的損害野生動物資源正常繁殖、生長以及破壞森林、草原等的方法[ 4 ] 。如何理解「情節嚴重」? 2000年最高院動物司法解釋第6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非法狩獵『情節嚴重』: (一)非法狩獵野生動物20隻以上的; (二)違反狩獵法規,在禁獵區或者禁獵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獵的; (三)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2001年林業局、公安部動物刑事案件立案標准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 非法狩獵陸生野生動物20隻以上的; 2. 在禁獵區或者禁獵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獵的;3. 具有其他嚴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情節的。該標准還規定,非法狩獵陸生野生動物50隻以上的,為重大案件;非法狩獵陸生野生動物100隻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惡劣情節的,為特別重大案件。本罪主體為自然人或者單位,主觀方面是故意。
(四)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
刑法第151條第2款規定,「走私國家進出口的珍貴動物及其製品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較輕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條各款的規定處罰。」與之相關的還有第155條「准走私罪」、第156條「走私罪共犯」、第157條關於「武裝掩護走私」和以「走私犯罪和妨害公務罪數罪並罰」的規定。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外貿易管制中有關禁止珍貴動物及其製品進出口的管理制度。犯罪對象是珍貴動物及其製品。根據2000年最高院《關於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 條規定,「珍貴動物」的范圍跟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中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范圍完全一樣。本罪客觀方面是違反海關法規,逃避海關監管,非法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進出口的珍貴動物及其製品進出境的行為。本罪的立案標准、「情節較輕」、「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准,2000年最高院走私司法解釋第4條有詳細規定。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主觀方面是故意。
(五)與上述罪名相關的幾個問題
1. 行為人觸犯上述罪名與其他罪名的想像競合。根據2000年最高院動物司法解釋第7 條規定,「使用爆炸、投毒、設置電網等危險方法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構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或者非法狩獵罪,同時構成刑法第114條或者第115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說明當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既構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或非法狩獵罪,又構成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罪名的時候,屬於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罪處斷。
2. 數罪並罰的規定。2000年最高院動物司法解釋第8條規定,以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或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和妨害公務罪數罪並罰。
3. 以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為犯罪對象的其他犯罪。根據2001年林業局、公安部動物案件立案標准,如果行為人在盜竊、搶奪、搶劫案、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案、破壞生產經營案、聚眾哄搶案、非法經營案、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案件中,涉及野生動物及其製品或者陸生野生動物允許進出口證明書、特許獵捕證等犯罪對象的,分別執行盜竊、搶奪等罪名的相對應的立案標准。
二、野生動物資源刑法保護的域外規定
在國外刑事立法中,關於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規定情況不一。有的國家專門規定了野生動物犯罪,有的國家則突破了「野生動物」的概念范圍,將保護外延擴大到「動物」,凸顯了這些國家強調「動物福利」的立法理念。現將有關國家的規定表述如下。
(一)美國。在1962年美國法學會擬制的《模範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中規定了「殘害動物罪」( cruelty toanimals) ,是指行為人故意地或者輕率地使任何動物遭到殘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監管的動物遭到殘忍的忽視;或者殺死、傷害他人的動物而沒有得到主人的許可[ 5 ]。在美國,該罪從性質上歸為損害道德的犯罪,屬於四等犯罪(重罪、輕罪、微罪、違警罪)中的「輕罪」,刑罰不超過1年監禁。
(二)德國。1998年《德國刑法典》有關動物的犯罪主要是兩處。一是分則第二十九章「針對環境的犯罪行為」第329條和第330條。第329條第(3)款規定,行為人違反為保護自然保護區、作為自然保護區而暫時加以保護的地面或者國家公園而公布的法律規定或者可能實行的禁止規定: 1. 挖掘或者獲取地下資源或者其他的土地組成部分; 2.從事掘溝或者碓砌; 3. 建成、改變或者除去水域; 4. 從泥坑、泥沼、沼澤或者其他濕潤地帶中排水; 5. 開墾森林; 6. 殺害、捕獲、追捕在聯邦自然保護法意義上特別加以保護的動物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毀壞或者移走其蛋卵; 7. 損壞或者移走在聯邦自然保護法意義上特別加以保護的植物或者; 8.設立建築物,和因此相當地妨礙其各自保護目的的,處5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錢刑。第329條第( 4)款規定,如果行為人過失地行使上述行為,那麼刑罰為3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錢刑。第330條規定對特別嚴重的情形中的故意行為,處6個月以上10年以下的自由刑。特別嚴重的情形是指行為人持續地損害瀕臨滅絕的動物或者植物的存在或者出於貪利而行動[ 6 ] 。二是分則第二十五章「可罰的謀取私利」第292條、293條。第292條規定了「私自狩獵」,即行為人在侵害他人的狩獵權或者狩獵活動權之下: 1. 追捕、捕獲、打死或者使自己或者第三者佔有獵物或者2. 使自己或者第三者佔有、損壞或者毀壞處於狩獵權之下的物品的,處3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錢刑。在特別嚴重的情形中,處3個月以上5年以下的自由刑。第293條規定了「私自狩漁」,即行為人在侵害他人的狩漁權或者狩漁活動權之下狩漁或者使自己或者第三者佔有、損壞或者毀壞處於狩漁權之下的物品的,處2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錢刑[ 6 ]。
(三)法國。1994年《法國刑法典》第五卷《其他重罪與輕罪》全一章《對動物的嚴重虐待或殘忍行動》規定的動物犯罪,有兩個法條。第511 - 1條第1款規定,在並不必要的情況下,對家養、馴養或捕獲的動物實行嚴重虐待或施以殘忍行為的,處6個月監禁並科5萬法郎罰金。第5款規定,開設任何新的斗獸場,處第1款規定之刑罰,第6款規定,拋棄家養、馴養或捕獲的動物的,亦處相同之刑罰,但旨在放歸繁殖的動物除外。第511 - 2條規定,不按照經最高行政法院提出資政意見後頒布的法令規定,在動物身上進行科學或實驗性試驗或研究的,處第511 - 1條規定之刑罰[ 7 ]。在《法國刑法典》第六卷《違警罪(條例部分) 》第二編《侵犯人身之違警罪》第二章《侵犯人身之二級違警罪》第二節《放任危險動物亂跑亂闖》第R622 - 2條規定,有可能對他人造成危險的動物,其看管人聽任該動物亂跑亂闖的,處二級違警罪當處之罰金。在第六卷第二編第三章《侵犯人身之三級違警罪》第三節《刺激有危險的動物》第R623 - 3條規定,可能對人具有危險的動物,其看管人眼見該動物在攻擊或追逐行人,反而刺激該動物,或者不對其加以制止,即使未造成任何損失的,處三級違警罪當處之罰金。在第六卷第五編《其他違警罪》第三章《三級違警罪》全一節《非故意傷害動物之生命或身體》第R653 - 1條規定,因笨拙失誤、輕率不慎、缺乏注意、疏忽大意,或者不履行法律或條例強制規定的安全或審慎義務,偶然地造成家養、馴養或捕獲之動物死亡或受傷的,處三級違警罪當處之罰金。第四章《四級違警罪》全一節《虐待動物》第R654 -1條規定,在並無必要的情況下,公開或非公開地故意虐待家養、馴養或捕獲的動物的,處四級違警罪當處之罰金。第五章《五級違警罪》全一節《故意傷害動物生命》第R655 -1條規定,在並無必要的情況下,公開或非公開地故意殺死家養、馴養或捕獲的動物的,處五級違警罪當處之罰金[ 7 ]。
(四)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1965年生效的《瑞典刑法典》第十六章《對公共秩序的犯罪》第13條規定,虐待、使過度勞累、忽視或以其他方式,故意或重大過失不正當地使動物遭受痛苦的,以殘酷對待動物罪處罰金或2年以下監禁[ 8 ]。現行《芬蘭刑法典》有三處規定了動物犯罪。一是第17章《侵害公共秩序的犯罪》第14條、第15條。第14條「侵犯動物福利」規定,行為人故意或有重大過失地採用暴力、加重負擔、不提供必需的照料或食物,或者其他違反《動物福利法案》的方式,殘酷地對待動物,或者對動物施加不必要的疼痛或痛苦的,以侵犯動物福利罪論處,處以罰金或者2年以下的監禁。第15條「輕微的侵犯動物福利」規定,鑒於疼痛或痛苦的狀況或者其他犯罪情節,如果綜合評定該侵犯動物福利的行為是輕微的,則犯罪人以輕微的侵犯動物福利罪論處,處以罰金[ 9 ]。二是第28章《盜竊、侵佔和非法使用》第10條規定了捕獵罪,即凡不合理的在他人的捕獵區域捕獵,或在他人的捕魚區域捕魚,或以其他方式實施捕捉行為,或者是超越了其具有的基於法律、許可、協議或決議的捕獵或捕魚權利,處以罰金。凡在其沒有權利或不被允許的區域里,故意地且不合理地設置陷阱捕捉或殺死非受保護的動物的,也以捕獵罪論處。三是第48a章《自然資源犯罪》第1條規定了狩獵罪,第2條規定了捕魚罪,兩罪均處以罰金或2年以下的監禁。第4條規定了隱藏非法獵物罪,即對犯狩獵罪或捕魚罪而獲取的獵物而隱藏、獲取、傳送、運輸和交易的,處以罰金或6個月以下的監禁。第6條規定了狩獵禁令,即被判狩獵罪的人可以被禁止狩獵1年以上5年以下[ 9 ]。
(五)國外刑法中動物資源犯罪的立法特點。國外刑法與我國刑法相比,具有以下特點: (1)犯罪對象的范圍較廣。美國規定為「任何動物」,德國規定是「在聯邦自然保護法意義上特別加以保護的動物」、「瀕臨滅絕的動物」。法國將其規定為「家養、馴養或捕獲的動物」。芬蘭則將保護范圍擴大為「動物福利」、「非受保護的動物」乃至「動物」。而我國是將犯罪對象嚴格限定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對上述范圍之外的動物則沒有列入保護范疇。(2)犯罪客觀方面規定較為詳細,許多在中國司空見慣的行為都規定為犯罪。美國刑法規定為「使任何動物遭到殘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監管的動物遭到殘忍的忽視」、「或者殺死、傷害」。德國規定是「殺害、捕獲、追捕」、「毀壞或者移走其蛋卵」,「追捕、捕獲、打死或者使自己或者第三者佔有獵物」。在法國刑法中「實行嚴重虐待或施以殘忍行為」、「拋棄動物」,「在動物身上進行科學或實驗性試驗或研究」,「放任危險動物亂跑亂闖」,「刺激有危險的動物」,「造成動物死亡或受傷」、「虐待動物」、「公開或非公開地故意殺死動物」等都可構成犯罪。瑞典和芬蘭的規定也同樣細密。我國動物犯罪則局限於「非法獵捕、殺害」、「非法收購、運輸、出售」、「非法狩獵」和「走私」等行為。( 3)犯罪主觀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美國規定是「故意地或者輕率地」。德國既有「行為人違反⋯⋯法律規定或者可能實行的禁止規定而殺害、捕獲、追捕動物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毀壞或者移走其蛋卵」的故意犯罪,也有過失犯罪的規定。法國刑法中「虐待動物」、「拋棄動物」、「放任危險動物亂跑亂闖」、「刺激有危險的動物」、「故意殺死動物」等犯罪顯屬故意,而「因笨拙失誤、輕率不慎、缺乏注意、疏忽大意⋯⋯偶然地造成動物死亡或受傷」則屬過失。瑞典、芬蘭刑法也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均可構成。而我國刑法的幾個罪名在主觀方面都是故意,沒有過失破壞動物資源犯罪的規定。(4)刑罰處罰都不太嚴厲,且注重財產刑的單處或並科。美國的「殘害動物罪」屬於「輕罪」,刑罰不超過1年監禁。德國對故意犯罪「處5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錢刑」,對過失犯罪處「3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錢刑」,「對特別嚴重的情形中的故意行為,處6個月以上10年以下的自由刑。」法國「對動物實行嚴重虐待或施以殘忍行為的,處6個月監禁並科5萬法郎罰金」,其他情形只單處二級、三級、四級或五級違警罪當處之罰金。芬蘭對侵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對情節特別嚴重的可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最重的是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情節特別嚴重的可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針對動物犯罪的行政處罰沒有在《刑法》中規定,主要由《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來調整。
三、野生動物資源刑法保護的司法建議和立法完善
(一)積極參與國際動物資源保護,加大國際合作力度
國際上對動物資源保護的重大意義認識較早,從20世紀初就開始制定一系列國際條約。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和完善,已經形成了較為健全的國際生物資源保護制度。1.野生動植物保護名單或名錄制度。對需要特別保護的野生動植物物種在國際協定里加以列舉,其意義是有利於各國密切合作而有所側重地保護野生動植物,保持地球生態系統穩定。2. 許可證制度。對擬參與國際野生動植貿易的主體實行准入限制,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定了出口許可證、進口許可證、再出口許可證和其他有關證明書,其意義是有利於控制野生動植物的非法國際貿易。3. 保護野生動植物生境制度。「生境」是指生物體或生物群體自然分布的地方或地點。通過國際協定來確認、劃定野生動植物的自然生存環境並予以特殊保護。中國除於1981年加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於1992年加入《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外,對有的國際條約還沒有批准。針對當前野生動物資源違法犯罪跨越國界、形式多樣且日趨猖獗的嚴峻形勢,我國應積極應對,爭取早日加入,參與國際動物資源保護,加大國際合作力度。4. 密切與國際動物保護組織的聯系。目前世界上有許多有序運行的國際動物保護組織,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World Wild life Fund)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 IFAW) 、野生救援組織(Wild Aid)等。這些組織已成立幾十年乃至百餘年,具有豐富的國際動物保護經驗,我國的相關動物保護組織應與之加強合作。
(二)樹立刑法謙抑的現代理念,重保護,輕打擊
關於刑法的謙抑性,日本學者平野龍一指出:「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會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規制不充分時,才能發動刑法。⋯⋯只有在其他社會統制手段不充分時,或者其他社會統制手段(如私刑)過於強烈有代之刑罰的必要時,才可以動用刑法」[ 10 ] 。我國學者也認為,「刑罰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利國利民;用之失當,害民害國。用之得當的重要保證是刑罰權不得濫用,刑罰權受制約的積極意義正在於此。」[ 5 ]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的最終目標是保護。懲罰犯罪只是保護的手段,而不是終極目的,在保護過程中通過打擊野生動物犯罪而更加有效地預防犯罪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要提高公民的環保意識,教育人們改變不良生活習慣,如不吃野生動物,不穿戴野生動物皮毛製作的服飾等。促使行為人實施野生動物犯罪的原動力是牟取暴利,因此,加大經濟處罰乃至財產刑的懲罰力度,也是阻止犯罪的重要措施。還要強化行政監管,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的主管部門分別是林業和漁業行政部門,兩部門要和其他行政、司法機關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加強行政處罰力度,把野生動物犯罪有效遏止在萌芽狀態。
(三)處理好保護野生動物和動物致人傷害之間的關系
野生動物資源對於人類社會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但是最近我國出現多起動物致人傷害事件。2007年4月12日中央電視台《今日說法》報道, 2007年2月22日昆明市動物園內遊客小瑞欣在與老虎合影時突然發生慘劇,老虎將小瑞欣咬死。2007年4月30日《東方時空》報道,廣西北海市銀海區旅遊度假村有一個鱷魚湖, 9歲的劉海洋在湖邊玩耍時被幾只食人鱷拖進湖中吞食。據統計,中國每年發生十幾起野生動物傷人事件。因此,如何加強野生動物管理,避免類似事件發生,協調好保護野生動物和動物致人傷害之間的關系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
(四)修訂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
1. 及時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該法於1988 年制訂,至今已近20年,許多內容的語言表述與現行法律極不協調。如該法第31條規定,非法捕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依照「關於懲治捕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的補充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該補充規定已被1997年刑法廢除。該法第32條規定,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0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這里的「刑法第一百三十條」系指1979年刑法,現已修訂為1997年刑法第341條。該法第35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出售、收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或者其產品,情節嚴重、構成投機倒把罪、走私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投機倒把罪是1979年刑法中的罪名, 1997年刑法已廢除,代之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非法經營等罪名。此外,《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發布於1992年,《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發布於1993年,均存在類似問題,亟待修訂。
2. 定期核定《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該名錄於1988年12月10日批准,距今已近20年。20年來,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范圍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急需納入名錄,以期得到重點保護。因此,應當盡快對《名錄》進行重新審核修訂。
(五)修訂《刑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
1. 將野生動物資源犯罪集中規定。目前,我國刑法中的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罪、非法狩獵罪規定在分則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而走私珍貴動物及其製品罪則規定在分則第三章第二節走私罪中,這樣規定顯得分散,不夠系統。從國外刑法規定來看,有的規定在「針對環境的犯罪行為」專章中,有的稱「對公共秩序的犯罪」,有的集中在「環境犯罪」或「自然資源犯罪」專章中。筆者認為,我國刑法將野生動物資源犯罪集中規定的立法思路有兩種。一種是「小改」,即將第三章中的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納入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之中;另一種是「大改」,即設置「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專章,將環境犯罪全部納入,以適應當前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大量增加的形勢需要。
2. 可以增設或修改相關罪名。其一,我國有些地方人們濫吃野生動物,易將動物病菌傳染給人類。要改變這一不良習慣,單靠行政處罰遠遠不夠,建議設立「濫食野生動物罪」予以規制。其二,隨著動物園馴養動物、家庭自養「寵物」數量大量增加,許多非國家重點保護動物遭受侵害的案例頻繁出現。諸如北京大學生劉海洋潑熊案、網上熱炒的虐貓、虐狗現象等等,嚴重傷害公民愛護動物的情感,不利於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立法例,將「野生動物」外延擴展為「動物」,設置「虐待、殘害動物罪」,以打擊殘害動物行為。其三,增設罪名保護動物生境或棲息地。其四,通過立法規制外來動物物種入境。據2007年4月14日《焦點訪談》報道,目前在一些城市的寵物市場或在互聯網上,有人公開銷售另類寵物,即從境外走私入境的外來動物,如巴西龜、大個子蟑螂等,有的生性兇猛,會攻擊人類。對此類動物的監管目前很不到位,如果長此以往、任其自然繁殖,其危害是造成外來動物物種泛濫,破壞國內生態平衡。除採取措施嚴格管理動物進出口活動外,在刑事立法上要不要設置「非法引進境外動物物種罪」,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6. 1871德意志刑法典簡介

全文358條，分總則，分則兩編，總則5章，分則28章
總則5章,規定適用范圍、犯罪、行為的後果、親告和時效。分則28章，規定各種具體罪行和法定刑。這部法典是經過多年准備和反復爭論後制定的，對各種犯罪行為規定得相當詳細,不僅罪行種類較全,而且在每一罪行中又規定了在不同情節下法院應採取的措施，以減少分散的單行法規，並給法院以裁量的餘地。該法典的主要特點有：①採取報應刑與矯正刑相結合的量刑辦法；②實行多種多樣的保安與矯正措施;③絕對廢除死刑;④無期徒刑僅限於個別犯罪（如發動或准備侵略戰爭、謀殺、以滅絕種族為目的而殺人）；⑤嚴格限制適用短期自由刑（6個月以下）,而代之以罰金；⑥實行「日數罰金制」(Tagesbussensystem),即在刑法分則各條中只規定處罰金而不定數額，法院在判決時，根據罪行和被告經濟情況,在法定幅度(5～360天,每天2～10000馬克)內,宣告被告應處若干日罰金,每日罰金額為若干馬克,共應繳納罰金若干馬克。日數罰金制原系1910年先在瑞典提出的,1921年5月芬蘭刑法首先採用，後來墨西哥(1929)、瑞典(1931)、巴西(1935)、古巴（1936）、丹麥(1939)各國陸續採用。

7. 現在國家刑法是怎樣對待未成的性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第六條：「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行為，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不認為是犯罪。」

在此之前，關於已滿14歲的未成年人與幼女發生性行為如何定罪處罰的問題，曾經有兩個司法解釋。其一是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14歲以上不滿16歲的男少年，同不滿14歲的幼女發生性行為，情節輕微，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不認為是姦淫幼女罪，責成學校和家長嚴加管教。」其二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對於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與幼女發生性關系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強奸罪定罪處罰；對於與幼女發生性關系，情節輕微、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不認為是犯罪。」

三個解釋文字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已滿14歲的未成年人與幼女發生性行為的刑事豁免增加了一個「偶爾」的條件。豁免條件更為嚴格。

也就是說，已滿14歲的未成年人與幼女發生性行為不被認為是犯罪，需有四個應當同時具備的條件：不滿16歲、偶爾、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後果。除了不滿16歲是清楚的，其餘三個條件都是不明確的。偶爾是幾次？情節輕微是否包括幼女「同意」的情況？造成嚴重後果是否包括處女膜破裂、懷孕？

對已滿14歲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與幼女發生性行為，不一律作為犯罪對待，我是贊成的。這與《刑法》的有關規定並不沖突。《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4歲未滿18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也就是說，已滿14歲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刑事責任能力，他們只有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危害嚴重的犯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而且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雖然也有強奸，但我認為，這里所說的強奸主要是指那種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強制手段而實施的強奸。

但我的理由以及我構想的豁免條件與《解釋》不盡相同。我認為，已滿14歲不滿16歲的未成年人與幼女發生性行為，如果幼女是「同意」的，可以不作為犯罪對待。我所說的「同意」，對於幼女來說，並不是指法律認可的、在理性基礎上的對性行為的同意，而是指與其年齡相適應的、在對性有一定了解基礎上的對性行為的同意。借用有關的術語，可以把這種「同意」稱為「准知情同意」。這種「同意」的年齡底線大體在12歲左右。性生理學和性心理學研究揭示，12歲左右的幼女以及幼男處於青春前期，性生理已有相當發育，性意識已萌芽甚至覺醒，異性之間的吸引已被雙方明顯地感覺到。據美國的有關調查，60％的成年女性回憶她們在12歲之前就了解到有關性的事情；40％的女大學生回憶在12歲之前有過手淫經歷。美國另有一項對9～15歲未成年人的調查，結果表明63％的男孩和14％的女孩在12歲之前發生過性關系。中國的女孩或者男孩也許不會如此早熟，但也不會晚許多。《大清律例》就把已滿12歲作為幼女同意性行為的年齡，「奸幼女十二歲以下者，雖和，同強論」。

不必對已滿12歲的未成年人有性的沖動大驚小怪。這樣的性沖動是難以壓制的。對性沖動的粗暴壓制只能推波助瀾。但是，為他們著想，對他們的性沖動以及由此發生的性行為也不能聽之任之。父母的干預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父母的干預之外，法律也可以進行適當干預。但是法律處罰的，應當是那些已經被成年社會的污垢感染並已經表現出道德品質問題的未經對方「同意」而實施性行為的未成年人。已滿14歲的未成年人與年齡接近的幼女發生雙方「自願」的性關系，不論偶爾或者經常，也不論處女膜是否破裂，是否造成幼女懷孕，我認為都無刑事處罰之必要（民事責任是另外的問題）。他們的性關系，大多屬於早戀中的偷食禁果，雖然不智，但還有一些純真。對行為人進行批評訓誡足矣，當作強奸犯處罰則太苛嚴。我擔心，他們會因為受到這樣不能讓他們信服的懲罰而敵視法律、敵視社會、敵視女性，進而發展成為真正的強奸犯。而且，對行為人的處罰還會對「被害」幼女的心理造成傷害。在我們這個社會，說她早戀性交與說她被強奸，對她的心理和名譽的影響有很大不同。遭此打擊，她以後性觀念、性心理的發展可能會發生扭曲。

而對於已滿14歲的未成年人與不滿12歲的幼女發生性行為，不論經常或者偶爾，也不論造成什麼後果，我認為都應以強奸罪或者猥褻兒童罪論處（在這里，「明知說」也是適用的）。12歲和14歲、18歲一樣，只是一個法律的推定，並不是說，幼女12歲前後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的成熟度會有天地之別。杜里奧·帕多瓦尼在談到刑事責任年齡問題時指出：「這種推定並不符合人格發展形成的漸進性（對特定事實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絕不是在剛滿14歲的第二天就一下子形成的）；但是，這樣的推定卻為維護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必需，在刑事責任能力這個特別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上，更需如此。」

難題是，刑法如何把上述意思表達出來。有些國家想出一個辦法。在有些國家，與幼女發生不構成普通強奸罪的性關系，雙方年齡差距不大是刑事豁免的條件之一。例如，《奧地利刑法典》規定，與兒童發生性交或與性交相似的行為，如果行為人的年齡大於兒童的年齡不超過3歲的，性行為不存在藉助物品的情況，且行為既未造成嚴重身體傷害，也未造成兒童死亡的，不予處罰，但兒童不滿13歲者除外；對兒童實施其他性行為，如果行為人的年齡大於兒童的年齡不足4歲，且未造成兒童重傷害，也未造成兒童死亡的，不予處罰，但兒童不滿12歲者除外。《瑞士刑法典》規定，與兒童發生性行為，如果雙方的年齡相差不足3歲的，不處罰。為什麼限定年齡差距？我分析，這主要是為了把利用智力和經驗的優勢誘騙幼女的情況排除於豁免之外。其次，這些國家刑法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與我國刑法一樣，也是有層次的。奧地利是14－18歲兩檔，瑞士是7－15－18歲三檔。17歲少男與13歲幼女發生性行為，比14歲少男與13歲幼女發生性行為更有可能是誘騙的結果。《芬蘭刑法典》沒有限定年齡差距，也沒有限定兒童年齡底線，但規定：與兒童發生性行為，如果雙方的年齡、精神或者身體成熟狀況沒有巨大的差距，不構成犯罪。這些規定值得借鑒。

8. 現在在芬蘭殺了人，法院會怎麼判

1、中華人民共抄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具有屬人管轄權，仍然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關規定，就本案而言適用232條或者234條予以追責。
此外，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境外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依法應當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如果案發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引渡條約的，則犯罪嫌疑人即便逃回國內也有可能會被通過外交手段，引渡回案發國受審，如果引渡回案發國受審，則適用於案發國的法律。
如果未引渡的，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2、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司法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7條

9. 盧建平的主要作品

1. 《比較犯罪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2. 《經濟犯罪與侵犯人身權利犯罪研究》（副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 《經濟犯罪與侵犯人身權利犯罪的國際化及其對策研究》（副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4. 《金融法律實務》（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 《新刑事訴訟法釋義》（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6. 《外國法制史——法國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7. 《比較犯罪學》（合著），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版
8. 《經濟法》（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1998年年版
9. 《刑法國際指導原則研究》（副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0. 《經濟法》第2版（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 《網路犯罪》，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2年版，
12. 《有組織犯罪比較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 《刑事政策與刑法》，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4. 《中國刑事政策研究》（第二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5. 《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解讀》，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6. 《刑事政策學》（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7. 《挪用公款罪專題整理》（合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8. 《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產權犯罪與防治》，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9. 《刑事疑難案例研究》（執行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
20. 《當代刑法學》（副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1. 《外國刑法學總論》（副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2. 《中國刑事政策研究綜述》，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版
23. 《檢察工作科學發展的探索與實踐》（執行主編），2009年版
24. 《刑法學各論研究述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5. 《不起訴實務研究》（執行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 1. 《新刑法理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9年版
2. 《刑事政策的主要體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中文類
1. 《要重視對我國國內法律沖突現象的研究》，載《法學研究動態》1989年
2. 《西方國家的法律膨脹現象》，載《法學研究動態》1989年4月
3. 《西方國家刑法發展的新趨向》，載《法律學習與研究》1990年2月
4. 《試論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載《浙江大學學報》1990年6月
5. 《行政監察法初探》，載《浙江大學學報》1992年9月
6. 《論行政刑法的性質》，載《浙江大學學報》1993年9月
7. 《論經濟合同法的修改》，載《法學》1994年5月
8.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新里程碑》，載《浙江檢察》，1996年
9. 《論中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載《刑法修改建議文集》，1996年
10. 《論犯罪經濟人》，載《犯罪問題研究》，1996年
11. 《論法律與經濟秩序》，載《浙江大學學報》，1996年
12. 《法治與人性》，載《法治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13. 《刑罰資源的有效配置》，載《法學研究》，1997年
14. 《國有企業現狀之法律分析與對策建議》，載《浙江社會科學》，1997年
15. 《始發與未發-談刑事偵察工作方針》，載《公安學刊》，1997年
16. 《經濟國際化對犯罪國際化的影響》，載《浙江學刊》，1997年
17. 《從法制國家到法治國家》，載《人民政權報》，1997年10月31日
18.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理論視野》，1997年
19. 《關於領導幹部的法治觀》，載《理論視野》，1997年
20. 《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載《浙江大學學報》，1998年
21. 《社會防衛思想》，載《刑法論叢》，1998年
22. 《論法治國家與刑事法治》，載《法學》，1998年
23. 《刑事政策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載《刑事法專論》上卷，1998年
24. 《洗錢犯罪比較研究》，載《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
25. 《知識經濟的法律調整》，載《知識經濟與創新》，浙大出版社，1998年
26. 《村民委員會組成人員的身份問題》，載《人民檢察》，1999年8月
27. 《面臨有組織犯罪挑戰的刑事司法體系》，載《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年第6期
28.《評中國的刑事法律改革》（法文De la reforme pnale en RPC），法國《L』Astre》,1999年
29. 《不正當競爭的經濟和制度分析》，載《浙江大學學報》1999，3
30.《科學研究自由的法律評價》，載《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6月
31.《中國刑法的國際化》（英文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riminal Law），Symposium o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Sept. 2000
32. 《法的世界化-機遇與風險》，載《法學家》，2000年8月
33.《洗錢犯罪與我國反洗錢立法》，載《檢察日報》，2001年3月13日，
34.《非專業主義與刑法學的發展》，載《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卷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406-419頁，
35.《被告單位參與刑事訴訟方式研究》，載《法學家》2001年10月第5期，第30-40頁
36.《刑事政策視野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載《檢察日報》2001年12月14日
37.《刑事政策視野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1期，61-68
38.《需要一種正確的犯罪觀》，載《江蘇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3期，38-40
39.《做一個社會型的富人》，載《新財經》雜志2002年8月1日，第37頁
40.《平庸的邪惡與盲從的犯罪》，2002年10月16-19日刑法學年會論文
41.《刑事政策視野中的黑哨問題》，載《刑法評論》第1卷，2002年10月，9-14
42.《從「黃碟案」看刑法的界限》，載《法學家》2003年第3期，22-26
43.《論醫療事故罪的幾個問題》，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74-77
44.《從國際社會廢減死刑的進程看我國非暴力犯罪死刑廢止問題》，載《法制日報》2003年6月26日理論專刊
45.《非專業主義與刑法學的發展》，載《現代刑事法治問題探索》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26-35
46.《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研究》，載《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69-75
47.《刑事政策的概念與方法》，載《中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48.《刑事政策學的基本問題》，載《法學》2004年第2期
49.《有組織犯罪刑罰之比較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04年第2 期，83-87
50.《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理論》，載《浙江學刊》2004年3期，
51.《兩大法系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理論比較》，載《經濟刑法》（2），2004年5月
52.《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我國刑法的完善》，載《法制日報》2004年6月17日
53.《賄賂犯罪的立法規制：接軌與完善》，載《中國紀檢監察報》2004年8月25日第4版
54.《死緩制度的刑事政策意義及其擴張》，載《法學家》2004年第5期
55.《受賄罪不能有起步價》，載《中國青年報》2005年1月15日
56.《刑法憲法化》，《雲南大學學報》2005年4期，6-9
57.《從<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看賄賂犯罪的立法發展》，載《人民檢察》2005年第3期
58.《民意與死刑適用》，載《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五卷，107-109
59.《對未成年人判處無期徒刑是錯誤》，載《人民檢察》2005年第7期
60.《死刑核准權的法律沖突》，載《燎望東方》2005年3月25日
61.《應加強刑法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保護》，載《法學家》2005年第3期，24-27
62.《作為治道的刑事政策》，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58-66
63.《賄賂犯罪十問》，載《人民檢察》2005年7期（上），24
64.《重罪輕罪的劃分及其意義》，載《法學雜志》2005年第5期，22-25
65.《死刑適用與民意》，載《刑法評論》第8卷，2005年10月，78-91
66.《獨具特色的芬蘭刑法制度》，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110-118
67.《什麼是信用》，載《法制日報》，2006年2月9日
68.《生命權的優先該如何體現》，載《法制日報》，2006年2月9日
69.《論刑事政策（學）的若干問題》，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年第4期，16-22
70.《論中國廢除死刑的路徑選擇》，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45-55，人大復印資料《刑事法學》全文轉載，2007-2
71.《刑事政策體系中的民間社會與官方（國家）》，載《法律科學》2006第5期，69-76
72.《國際人權公約視角下的中國刑法改革》，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5期，132-137
73.《在寬嚴和輕重之間尋求平衡》，載《深圳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37-40
74.《從政策上控制死刑》，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7期，37-39
75.《關注調查報告，加強國際交流》，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2期
76.《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及其啟示》，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3期
77.《和諧的社會與和諧的法律》，載《民主與法制》2006年第20期，28
78.《論茶座的功能》，載《法學家茶座》第12期，2006年10月；136-138
79.《寬嚴相濟與和諧社會》，載《法制日報》2006年11月23日
80.《寬嚴並進刑事政策在台灣地區的實踐》，載《南昌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1期，16-22
81.《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對中國治理商業賄賂的啟示》，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2期，99-105；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刑事法學》2007年第9期全文轉載，81-87。
82.《商業賄賂的刑法規制》，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1期，43-47；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2007年4月
83.《商業賄賂犯罪及其刑事實體立法規制》，載《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1期，232-238
84.《必須合理地組織全球反恐斗爭》，載《國際刑法評論》第二卷，2007年1月，310-318
85.《寬嚴相濟的歷史溯源與現實啟示》，載《刑事政策評論》第一卷，2007年3月，45-68
86.《刑事政策評論發刊詞》，載《刑事政策評論》第一卷，2007年3月，
87.《網路犯罪被害與被害預防》，載《公安學刊》2007年第2期，2007年4月，P6-9
88.《刑事政策與刑法關系的應然追求》，載《法學論壇》2007年3期，59-65
89.《中國刑事政策與刑法理論的發展方向》（中、韓文），載韓國《比較刑事法研究》2006年7月，143-171
90.《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犯罪構成要件芻議》，載《河北法學》2007年7月第7期，39-42
91.《日本被害人保護制度及其啟示》，載《理論探索》2007年第5期，142-146
92.《論文答辯的技巧與方法》，載《法學家茶座》第13輯，2007年1月
93.《師范與規范》，載《法制日報》，2007年6月17日
94.《我在法蘭西學院聽課》，載《法制日報》2007年8月12日
95.《死刑核准權收回的實質問題》，載《刑法論叢》第11期，2007年，238-245
96.《論我國第333條的立法完善》，載《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3期，65-68
97.《從黑磚窯案看刑法244條之完善》，載《人民檢察》2007年20期，55-57
98.《與眾不同是一種權利》，載《法學家茶座》第17輯，2007年11月，62-65
99.《一種違法性認識理論的新主張及其在涉林案件犯罪故意認定中的具體運用》，載《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4期，13-18
100.《和諧社會語境下犯罪被害人調查的意義及其方案設計》，載《犯罪研究》2007年第6期， 28-32
101.《故意殺人罪中行為性質的認定與量刑情節的考察》，載《中國案例指導》，法律出版社，2007年6月，3-16
102.《長期合同與長治久安》，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5期，55-56
103.《從亞里斯多德到周秋田》，載《法學家茶座》2008年2月，第20輯，152-154
104.《國際人權公約與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載《北方法學》，2008年第2期，63-72
105.《權利的雙向尋租及法律規制》，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3期，23-28
106.《傳染病防止失職罪的主體范圍研究》，載《人民檢察》2008年6月第11期，41-44.
107.《知識產權犯罪門檻的下降及其意義》，載《政治與法律》第2008年第7期，16-21；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刑事法學》2008年第10期，38-43
108.《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國特色》，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11期，9-14.
109.《政治系統理論視野中的刑事政策科學》，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1月，21-26
110.《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護》，載《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65-69
111.《通吃現象和腐敗的馬太效應的遏制》，載《人民檢察》2009年2月第3期，41-42
112.《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載《南都學壇》2009年第3期，84-89
113.《我國被害人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河北法學》2009第5期，65-69
114.《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體調整》，《青少年犯罪問題》，2009年第4期， 63-71
115.《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語境下中國死刑廢止前景展望》，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10期，36-40
116.《選擇的智慧與利益的博弈》，載《中國審判》2009年第6期，44-45
117.《中國有組織犯罪相關概念特徵的重新審視》，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3-10
119．《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語境下中國死刑廢止前景展望》，《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433-445
120. 《論我國刑罰結構的缺陷及其完善》，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0年7月第4期（第22卷，總112期），第5-10頁。
121.《犯罪構成理論若干問題梳理》，載《南都學壇》2010年6期，第30卷總126期，80-84
122.《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法典化》，載《人民檢察》2010年第17期，9月，總581期
123.《海峽兩岸涉黑犯罪若干問題研究》，載《海峽兩岸司法實務熱點問題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6月，32-39
124. 《 社會敵意（社會沖突）的制度調控—兼論刑法的面孔》，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0年9月第5期（第22卷，總113期），第48-54頁。
125.《城中村治理—撕開二元制度的面紗》，載《清風》2010年第12期，總第012期，第32-33頁。
126.《加強對民生的刑法保護-民生刑法之提倡》，載《法學雜志》2010年第12期，總202期，三十一卷，第10-13頁。
127.《風險社會的刑事政策與刑法》，載《法學論壇》2011年。
128.《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與少年司法制度改革》，載《法治研究》2011年第3期，41-46
129 .《犯罪分層及其意義》，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3期，147-149
外文類
1. 法文：《La délinqunce des jeunes en RPC》, in《Archives de politique criminelle》, Paris,France，1988
2. 法文：《Droit chinois》in <Juridictions nationales et crimes internationaux>, Sous Dir. Antonio Cassese et Mireille Delmas-Marty, PUF, juin 2002, P.345-365
3. 法文：La limite droit, in<Clonage humain, Droits et societes, Etudes franco-chinoise>,Volume 2-Comparaison, sous Dir. Mireille Delmas-Marty et Zhang Naigen, Societe de legislation compare, Paris, 2004,3, p.123-130
4. 法文：Reponse de la Juistice penale au defi d』une catastrophe sanitaire soudaine, Zhao Bing, Lu Jianping et Sunping, in <Gazette Palais>, October 2004, Paris, France
5. 法文：L』influence d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s des droits de l』homme sur la reforme droit penal chinois, in Colloque<Reforme droit>,15-17 dec 2004, Paris
6. 英文：China』s attitude towards the ICC,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3，P608-620
7. 法文：MDM et son <Trois defis pour un droit mondial>,in Mireille DELMAS-MARTY et LES ANNEES UMR, Societe de legislation comparee, Paris, 2005, p197-201.
8. 英文：Death penalty reform in China before ratification of ICCP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9. 日文：當代中國刑罰政策的發展變革，日本北海道大學《北大法學論集》（ISSN0385-5953）第58卷第5號，2008年1月，101-117
10. 日文：民間社會在中國刑事政策體系中的角色轉型，日本北海道大學《北大法學論集》（ISSN0385-5953）第58卷第5號，2008年1月，118-137
11. 法文：Le debut d』une autre longue marche, 載《歐洲法律與經濟評論》(ISSN 1766-5914)，法國巴黎，2007年1月-6月，總13-14期，2008年6月出版
12. 英文：New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since 1997, 載《歐洲法律與經濟評論》(ISSN 1766-5914)，法國巴黎，2007年1月-6月，總13-14期，2008年6月出版
13. 法文：Regards croises sur la reforme de la peine de mort en Chine, in Revue de sciences criminelles et de droit penal compare, 2008-3, septembre, 537-541
14. 英文：Death penalty in PRC:Quo Vadis?, in Revue juridique et economique Europe- Chine(ISSN 1766-5914), 2009-6, p131-153
15. 英文：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ISSN0009-4625/2009 ）, vol 41, no 4, The Debate on the aboli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as applied to Economic Crimes in China, Summer 2009, pp66-79. SSCI.
16. 法文：La protetcion de la securite alimentaire en droit penal chinois,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economique,RIDE,2009
17. 英文：The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Seminar on Major Issues about the ICC, Hainan, 9-12/2/2003
18. 英文：The Cyber-crime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PRC, 2003-4-9—11, Athens, Greece, AIDP Colloquium on Cyber-crime.(with Zhao Bing)
19. 西班牙文：La reforma del sistema de la pena de muerte en China antes de la ratificacion del pacto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s civiles y politicos，in《Hacia la abolicion universal de la pena capital》, Valencia,,2010, pp311-340
20.日文：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整體完善，載日本北海道大學《北大法學論集》第60卷，第6號，2010年3月，第248-268頁
21. 義大利文：La riforma della pena di morte in Cina(中國的死刑制度改革)，in《Il diritto di uccidere》,Feltrinelli, Milano, 2010年6月，PP223-246
22. 法文：L』epee de l』academicienne de Mireille Delmas-Marty,14-mai-2009, La releve-Temoignage de LU Jianping
23. 韓文：中國食品安全的刑法保護，載《比較刑事法雜志》韓國比較刑事法學會，2010年第1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