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有漏洞嗎

① 法律的漏洞有哪些舉例說明

我國還遠遠不是一個法律制度完善的法制國家，因此法律漏洞還非常多。以下兩個案例就說明了法律存在漏洞，以及漏洞的類型及探討。

案例一：偷稅9萬元可以定罪，偷稅15萬元反倒不能定罪！公安機關在查處一 經濟 犯罪案件時，發現犯罪嫌疑人隱匿收入，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少繳應納稅款，遂一並立案偵查。經偵查查實，犯罪嫌疑人偷稅數額約9萬元，占應納稅額的12％。

根據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偷稅數額占應納稅額的10％以上不滿30％並且偷稅數額在 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偷稅數額1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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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漏洞與嗣後漏洞：

法律漏洞以存在的時間先後為標准，有自始漏洞與嗣後漏洞之分。所謂自始漏洞是指法律漏洞在法律制定時即已存在。

所謂嗣後漏洞是指在法律制定和實施後，因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發展而產生了新問題，但這些新問題在法律制定時並未被立法者所預見以致沒有被納入法律的調控范圍，由此而構成法律漏洞。

其中，對自始漏洞又可將其分為明知漏洞與不明知漏洞。此是以立法者在立法時對法律規定的欠缺是否已有認知為標准而作的劃分。明知漏洞是指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已意識到法律的規定存在不完善或缺漏但卻將這一問題保留給其他機關或部門。

通過解釋或補充細則等其他途徑來建立規范。明知漏洞是基於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尚不成熟，如法律當時予以規范恐致日後產生弊端，而這些問題有可能通過法律解釋、法律補充、司法判例或學理等來解決。

② 精神病人犯法為何不判刑，為啥法律有這種漏洞，一個正常人的命還不如一個精神病人嗎

精神病人只有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犯罪才不被判刑。
精神病人犯法是否判刑的情況如下：
1、精神病人對外界事物沒有正常的認知，其行為沒有犯罪故意，不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不需承擔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精神病人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
2、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3、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精神病人只是在承擔刑事責任方面存在限制，對於精神病人的行為給他人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的，精神病人以及其監護人還是要依法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
我國法律，對故意犯罪的懲罰都比非故意犯罪的要重很多，因為法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維護社會正常秩序，避免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對正常人來說，盡量遠離精神病人，生活中保持平和心態，也是對自身的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 特殊人員的刑事責任能力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強制醫療。 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③ 什麼是法律漏洞

法律漏洞也有稱法律缺失、法律空白，是人們在談及法律話題時經常被提到的一個名詞。或許正是因為使用的頻率很高，使人們對「」缺少繼續追問的意識。筆者曾經了解到這樣的一個案例，其間涉及到了所謂法律漏洞的問題。案例是這樣的：某檢察院發現下層級的法院有一個判決確有錯誤，便依職權向其同級法院提起抗訴，該法院依據刑事訴訟法205條等相關規定指令原審法院重新審理。提出抗訴的檢察院委託（姑且不論這種委託是否合法）其下級檢察院派員出庭，出庭的檢察官宣讀了上級檢察院的抗訴書。重新審理的結果是上級檢察院的抗訴書被下層級法院駁回。
從維護國家司法體制的權威和尊嚴的角度看這樣的審理結果，不免讓人們質疑法院這種裁判結果的合法性。而作出此裁判的法院卻認為這個裁判結果並不存在合法性危機。因為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並未對此種現象和訴訟行為作出明確的規定，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法律存在漏洞，是法律漏洞導致了這樣的裁判結果。
說到法律漏洞，首先應當回顧什麼是法律。盡管學術界對法律的概念立場不同、表述不一，但如果撇開理念差異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就會發現人們對法律規則性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簡言之，法律是一種規則。例如，西漢之初的「殺人者死，傷及盜抵罪」即是這樣的規則，但這一規則並未詳細地列舉出殺、傷、盜的具體表現形式，僅是抽象的、歸納性的描述。這樣的規則也充分反映了法律創制的過程在邏輯上是歸納推理的過程。也就是說法律創制過程中，在充分考量到可能發生的應當由法律調整的「行為」之後，法律對這些調整對象進行歸納，在規則的表述上表現出抽象的特性。易言之，法律相對於其所調整的對象來說在邏輯上處於「屬概念」的地位，而法律調整的對象則是「種概念」。法律的「屬概念」的特性與法律的普遍性、穩定性、適應性的特徵以及人們對法律的簡約、明了、易知等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創製法律的重要目的是調整社會關系，法律調整社會關系最直觀的表現形式是對已經發生的事件和行為（案件）進行處理。處理案件典型的思路是演繹推理的三段論模式，法律憑借其「屬概念」的地位成為大前提，案件事實本身因其「種概念」的地位成為小前提，推理的結果也就是法律後果。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相對於其調整對象的外延來說是少的，但這是屬種概念的符合邏輯的正常關系，因此不能認為這種情況就是法律漏洞。正如中國象棋
「馬日象田車直線」的規則，它並未規定是前進還是後退，或者前進後退多少步是合乎規則的，但不能因此說這是象棋規則的漏洞。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與大陸法系的法律傳統相似。在大陸法系的發展過程中曾經流行過法典萬能的信念，這一信念的直接體現是1840年《法國民法典》第四條：「法官不得以法無明文為理由，拒絕裁判。」我國台灣學者楊仁壽對之分析考證後認為本條原意應當是指該民法典是萬能的，任何民事相關問題均可於法典之內找到答案而無需考慮其他法源。誰知後來竟被理解為法無明文時法官可於法典之外另尋根據加以裁判，以致最後演變成「判例」為法國民法典的主要內容之一，這大概也是法國民法典立法之初立法者始料未及的。法律普遍性要求在其效力范圍內普遍適用。其穩定性要求法律一經制定、公布實施，就不能隨意變更，朝令夕改。成文法普遍性和穩定性的特徵，必然導致法律的僵化和滯後，出現法律與社會現實中的事件和行為脫節，產生法律缺陷。再則，由於法律是通過法律語言將立法者的立法意圖表達出來的，但語言並非精密的表意工具，只要涉及到書面的表達，就必然存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問題。同時，即使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在法律文本中得到了准確的表達，但法律文本一旦與立法者脫離，其用語在不同人的理解中也會出現立法者當初意想不到的意見，即由於語境的變化而使法律語詞表達的意義范圍超出了立法者想要表達的原意，出現所謂的言外之意。
發現法律因其本身的特性而產生的這些缺陷，人們不免產生這樣的擔心：法律運行、實施的過程是否會是「一團糟」呢？而事實上在法律運行、實施的過程中很少出現大規模的混亂現象。這是因為在法律運行、實施過程中各類參與者，特別是執法、司法等主體在執行、適用法律的過程中，通過運用相關的法律理論、使用必要的法律方法克服了法律的缺陷，解決了相應的糾紛，保證了法律的正常運行、實施。如前文所說的象棋規則，在適用的過程中出現了對壘方不斷要求悔棋的現象，而這一問題在象棋的規則中並沒有統一、明確的規定，但這並未妨礙象棋活動的傳承和發展。因此，筆者認為即使在法律運行、實施過程中因法律本身的缺陷而產生了法律對相應的社會事件和行為缺乏明確規定的問題，但這樣的問題能夠通過執行、適用法律的相關主體充分依據現有法律，運用符合法律理論和原則的法律方法予以解決，那麼這種問題就不能稱之為法律漏洞。也就是說與之相反的情況才應當被稱之為法律漏洞。
在以上的論述中，筆者排除了行政、司法機關在履行其執法、司法職能時解決法律漏洞問題的可能。因為，首先從字面上理解，既然有漏洞就有被填補的可能，就會出現法律漏洞填補，這種「填補」是事實上的立法行為，即使是行政立法行為，它也是與行政執法行為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法律漏洞是在立法過程中產生的，對之填補應當通過立法活動進行。如果行政機關憑借其執法職能或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時通過運用法律原理和法律方法仍不能在其職責范圍內解決法律與社會現實中的事件和行為之間脫節問題，不可為而為之，那就有僭越之嫌疑，這對於國家的法治體系的權威和秩序無疑是很嚴重的。其次，將法律漏洞的概念和特徵做限制性的解釋，有利於執法和司法機關積極、全面、深入履行職責，最大限度避免以「法律漏洞」為說辭而敷衍塞責。回顧前文所引案例，有關機關的說法和做法很難不讓人們想到「推諉」、「敷衍」等詞彙。
如果說執法、司法職能不能發揮填補法律漏洞的作用，那如何認識在我國法律體制中廣泛存在的「司法解釋」呢？眾所周知，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不奉行「法官造法」原則，為解決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適用法律中的一些問題，法律規定最高國家司法機關可以對法律適用中的問題作出解釋的職權，即制定「司法解釋」。從理論上說，司法解釋不是創製法律的行為，只是在立法機關的授權和法律的原則精神指導下對有關問題進行細化使其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的活動，不能認為司法解釋就是在填補法律漏洞，而是司法機關特有的一種履行職責的形式。但事實上有些司法解釋起到了立法的作用，有的甚至有突破現行法律之嫌，這也是不爭的事情。在目前我國法治體系中很難對這種現象做肯定性的評論。做個極端的假設，如果刑法並未規定盜竊罪，而司法解釋卻規定了盜竊罪，這就不能說司法解釋是在填補法律漏洞。再則，有些司法解釋的出台起因於司法機關在實際工作中理解和適用法律的困惑，出台之後即作為司法機關適用的准則，其中難免「法律溯及力」的疑問。因此對「造法性」司法解釋的合法性有待進一步審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所謂的法律漏洞是指應當由法律對一定的社會關系及相應的事件和行為進行調整而法律並未有規定，或法律已有規定但在處理具體案件時因合法的原因導致已有的法律不能被適用，且經過充分依據現有法律，運用符合法律理論和原則的法律方法仍然無法使之解決的，只有通過新的立法活動進行填補的一種法律現象。對法律漏洞概念的界定，有利於提高立法質量，維護法律權威；有利於法律執業者素質的提高和工作作風的轉變；有利於執法和司法機關積極、全面、深入地履行其職責而不是推諉、懈怠和扯皮；有利於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略的推進和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