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偵查所實施的司法控制

A. 偵查權的司法控制

立足於偵查程序是一種行政調查程序，可以對其在整個刑事程序中的定位進行合理調整，改善偵查模式。 整個刑事程序是一個由行政權和司法權相繼支撐的完整過程，其中偵查程序是集中體現了行政權的階段，審判程序是集中體現了司法權的階段。但是，在偵查程序中，並不完全排斥司法權的作用。相反，在認識到偵查權的行政性質的前提下，才可能更加名正言順地運用司法權力進行制約。
在偵查程序中，行政性的偵查權雖然是佔主要地位的國家權力，但由於司法最終權的設置，偵查權的運行應該主動適應司法的要求。同時，司法權也應介入到偵查程序中，對偵查權進行約束。
改善偵查模式的時候，應該注意兩個方面突出存在的問題：一是偵查手段的不節制；二是法外手段的存在和缺乏制裁。這些問題產生了設立司法審查機制的要求。對於前一種情形，應當用事前審查（在我國現行制度中，包含於偵查監督之中）加以約束；對於後一種情形，則需用事後審查（在中國可考慮通過行政訴訟）進行處置。
事前的司法審查，是要在偵查機關實施限制公民重要基本權利的措施之前，引入司法的形式作出決定，不應由偵查機關依行政權單獨決定。當然，一切偵查行為都會限制或干涉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只不過存在著方式上的隱或顯、力度上的強與弱之分而已。警察在適當的范圍內以行政的快速和高效行事是符合社會利益的，而這種行政權力過多、過重地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又是不符合社會利益的。平衡的方法是劃分強行性偵查與任意性偵查。強行性偵查的范圍至少應包括逮捕、羈押、搜查這些嚴厲的偵查措施。他們的採用必須申請裁判權主體進行司法審查，由其作出決定。審查的主體一般應為法官。警察自己只能決定任意性偵查措施的採用。
事後的司法審查則對一切非法的偵查行為設立救濟渠道。進行事後審查的依據是承認偵查行為的行政性，不享有訴訟豁免權。對於偵查中國家行政權力對個人利益造成的一切損害，公民均可以尋求司法救濟。這是由司法最終權所必然決定的。沒有這種審查機制，偵查中的法外手段就會不斷滋生、創造出來。事前的司法審查只能對法定的強行性偵查措施的採用方式進行監督，但無法禁止法外的偵查手段的蔓延，也無法對任意性偵查措施進行規范。因此，不賦予偵查行為以可訴性，就會失掉司法權對行政權的普遍約束，使整個社會面對失控的警察權力而束手無策。

B. 當代我國刑事偵查措施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探討

試論我國刑事訴訟中偵查監督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完善意見
偵查與公訴是源與流的關系，長期以來，刑事檢察工作中存在重公訴而輕偵查監督的現象，雖然原因諸多，但偵查與公訴分別由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承擔的分工，使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在兼顧二者的偵查監督方面，一直處於相對薄弱的境地。
造成偵查監督被動局面的表層原因是立法不完善、缺乏操作性，而深層的原因是偵查監督的基礎理論不明確，為什麼要設置偵查監督制度？偵查監督的本質是什麼？現有的理論研究，以憲法設置了法律監督機關和刑訴法設置了刑事訴訟監督制度為前提，只討論如何實施偵查監督的問題，很少涉及偵查監督的基礎理論。事實上，正是這一基礎理論的「缺席」，導致了偵查監督立法中的程序缺陷。
偵查是刑事訴訟活動的基礎和前提，它處於刑事訴訟程序的起始環節，也是重要的環節，關繫到整個刑事訴訟的進程和結果，所以，對偵查權的監督也顯得尤為重要。從廣義上說，對偵查權的監督是來自各個方面、各種途徑的，有依照刑事訴訟體制而產生的監督，也有來自國家權力機關以及偵查機關內部的監督，其中，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應該是最具權威性、適法性和現實性的。但是，由於各個方面的局限，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機制未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
一、刑事偵查監督的概念特徵及偵查監督的范圍
（一）偵查監督的概念
關於偵查監督的概念，有不少的觀點。筆者認為，偵查監督應指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的案件的審查以及刑事立案和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的監督。
（二）偵查監督的范圍
關於偵查監督的范圍，除了偵查活動監督之外，是否還包括刑事立案監督以及對偵查機關移送案件的審查，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工作包括刑事立案監督和刑事偵查活動的監督。另有觀點認為，偵查監督就是偵查活動監督，不包括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還有觀點認為，偵查監督包括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和偵查活動監督。筆者認為，偵查監督包括刑事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以及對偵查過程中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的審查等三項內容。刑事立案監督和審查案件都應該是偵查監督的內容。因為立案是對偵查權的發動和偵查程序的開啟，它與偵查過程緊密相聯，而且實踐中確實存在刑事立案的違法操作現象，所以對刑事立案進行監督，不僅是程序上的必然，也是司法實踐的要求。另外，對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移送的提請批捕和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不但是檢察機關的職責范圍，而且是進行偵查監督的有效載體和途徑，審查案件與偵查活動監督是相互聯系，不能絕對脫離的。
（二）偵查監督的對象
關於偵查監督的對象，多數觀點認為，偵查監督針對的對象是公安機關；也有觀點認為，國家安全機關承擔了一部分的偵查任務，所以偵查監督的對象除公安機關外，還應包括國家安全機關；還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直接受理自行偵查的案件，實行偵查活動，所以對檢察機關自身也應進行偵查監督。筆者認為，盡管實踐中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對象主要是公安機關，但是從理論上講，一切享有偵查權力的機關和部門都應該是偵查監督的對象，它包括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海關走私犯罪偵查部門、監管部門以及檢察機關的自偵部門等等。
二、我國現行刑事偵查監督機制存在的問題及缺陷
（一）刑事訴訟立法上的缺陷
1.對偵查監督的內容、范圍規定不夠具體、明確，缺乏可操作性。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都規定了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合法性可以進行監督，但這只是原則性的規定，監督的階段范圍、具體內容都沒有明確，如哪些情況應當適用偵查監督手段，哪些情況只能適用提出檢察建議的方式等也沒有加以規定，導致進行監督時缺乏可操作性，繼而出現監督的程度、寬嚴把握不一，監督的方式不規范、難以統一的情況。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以下問題：（1）監督與不監督的隨意性。由於法律對監督的情形規定得不明確，所以遇到情況時是否進行監督，往往取決於辦案人員的責任心和主觀認識；（2）監督方式的隨意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了偵查活動監督的方法有口頭通知糾正和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兩者的區別在於情節的輕重。但哪些情況屬於情節較輕，哪些情況屬於情節較重又未作規定，所以在偵查監督方式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隨意性；（3）監督期限的不確定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對刑事立案監督的程序和期限作了較簡單的規定，但對偵查活動監督卻未作出任何期限上的規定，這就可能出現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監督的無限拖延，以及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的監督不及時予以回復的情況；（4）監督效果的盲目性。由於法律沒有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處分權，所以檢察機關在進行監督以後，對監督效果能否實現，總是處於盲目的狀態。以上情況的存在，嚴重影響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只有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偵查監督卯具體操作規程和具體內容，才能為偵查監督提供有力的依據和保障，才能保證偵查監督的順利實施，達到監督的目的和效果。
2.法律規定公檢兩家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機制使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職能難以充分發揮。由於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家在刑事訴訟中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這表明公、檢、法三家行使刑事職能時處於平行的位置，各自分享權力，三機關的結構不具有層次性，這就決定了檢察機關很難深人到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中去，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另外，盡管法律規定了檢察機關享有法律監督權，但公檢兩家處於相互制約的關系，監督的職能具有逆向性和交錯性（如刑訴法賦予了檢察機關具有決定逮捕的權力，同時又賦予了公安機關可以變更逮捕決定的權力），這大大削弱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充分發揮，從而導致偵查權力在某些方面的失控，使偵查監督工作步履維艱。如批准逮捕權雖然在檢察機關，而對檢察機關已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可以在不徵得檢察機關同意的情況下對其變更強制措施（只是事後告知），檢察機關發現情況後，即使對公安機關的行為採取監督，也只是一種事後的、不具有強制性的監督。
3.立法上缺少確保監督效果實現的權力條款或責任條款。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偵查行為的監督權，但是如果出現偵查機關不接受檢察機關的監督的情況時，卻沒有相應的條款來保證檢察機關監督權的實現。如刑訴法第8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倘若公安機關既不說明理由也不予以立案，經檢察機關多次監督仍不立案的，檢察機關也就沒有法定的有效手段來保證監督效果的實現。偵查活動監督也是如此，在檢察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以後，盡管一直進行跟蹤監督，但對監督效果能否實現，卻始終處於盲目之中。
（二）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問題
1.對偵查監督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如果說偵查監督立法上的缺陷是導致偵查監督工作效果不明顯的客觀原因，那麼一些檢察機關對偵查監督工作重要性認識不足則是一個重要的主觀原因。如有的檢察機關考慮到與偵查機關工作上的長期配合關系，出現了寧可放棄一部分偵查監督工作，也要處理好與偵查機關之間的關系的想法；有的考慮到偵查監督立法上的缺陷，監督起來法律依據不足，困難重重，從而出現了畏難情緒。這些情況都不同程度地妨礙了偵查監督工作的進展。
2.監督方式滯後、被動，難以預防和及時糾正偵查中的違法行為。目前，實踐中偵查監督的做法主要表現為事後監督的形式，即在偵查機關的偵查工作中出現了違法情況後，才予以口頭或書面的監督，很少也很難針對偵查活動的全過程進行全方位的動態的監督。而且監督的渠道主要是從偵查機關報送的案件材料中發現線索，但偵查中的違法情況一般很少反映在案件材料中，即使有所反映，待檢察機關審查發現時，有的也是時過境遷，監督難以達到實效。
3.偵查行為所涉及的當事人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力度還不夠。在刑事偵查中，很大程度地涉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公民的人身以及其他權利的限制和剝奪等情況，國家法律賦予了偵查機關較大的偵查權能，以求案件得以迅速偵破，相對來說，對涉案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就比較弱化。實踐中，由於當事人法律意識欠缺，當偵查行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權力時（如違法取證或刑訊逼供等），很少有人行使監督的權力，對之提出申告。
4.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公訴、監所檢察等部門在監督中缺少必要的溝通，沒有形成監督的完整體系。一些地方的檢察機關由於內部各部門在工作中缺乏聯系和溝通，相互脫節，各自為政，沒有從大局考慮及時互通信息，從而導致監督不到位或監督達不到實效。
三、完善我國刑事偵查監督機制的建議
（一）完善立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於偵查監督的內容主要體現在第76條、第87條、第137條。第7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過程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第8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第137條針對提起公訴程序規定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偵查活動是否合法。以上條款是檢察機關進行偵查監督的法律依據。另外，《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71條至390條規定了刑事立案監督和偵查活動監督的內容、方式和程序等。但實踐中仍然存在應當監督的情形沒有法律依據或者監督達不到效果的被動局面，所以，筆者建議將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在立法中加以規定。
1.確立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的刑事立案、撤案權以及對違法偵查行為的直接糾正權。根據刑事訴訟法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等有關規定，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只有建議偵查機關立案或建議糾正違法偵查行為的權力，而沒有直接的處分和糾正權。如刑事訴訟法第87條規定，公安機關接到檢察機關的立案通知書後應當立案。但在實踐中，由於對案件的事實、證據以及案件性質認識上的不同，在公安機關接通知後仍不予立案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也只能以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的形式予以督促。在公安機關堅持己見，拖而不立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沒有更有效的法定方式予以監督成案。偵查活動監督的情況也是如此。所以，筆者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要確立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的直接立案、撤案權以及對違法偵查行為的直接糾正權。如在刑事訴訟法第87條後面增加「如果公安機關仍不立案的，檢察機關可以直接決定立案」的內容，以確保檢察機關偵查監督職能的發揮。在偵查階段，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的關系應該是一種監督、引導的關系，通過有效的監督、引導這種司法控制的手段，使偵查機關的偵查權始終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而檢察機關始終是要站在公正的法律立場上，為被追訴者和被害者提供一種實質上的法律保護。[3]設立檢察機關在刑事立案程序中的最終立案權，就是對偵查行為的有效的控制和引導，可以充分體現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2.立法或司法解釋中，明確偵查監督的原則、主體、對象、范圍、內容、途徑、期限等。（1）原則。偵查監督的原則是偵查監督工作必須把握的靈魂和重心，所以明確偵查監督的原則有著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偵查監督工作應遵循以下三項原則：第一，依法原則。偵查監督是檢察機關依法而實行的法律監督行為、是檢察司法職能的一種體現，所以，檢察機關進行偵查監督時，必須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必須遵循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不能超越法律進行監督。第二，公正和效率原則。公正和效率是司法行為永遠的主題和追求的目標。偵查監督工作的目標也是如此，通過監督，不但使立案和偵查活動依法進行，還要力求案件在實體上公正處理。另外，強調偵查監督的效率，目的是為了使違法偵查行為及時得以糾正，是為了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平和正義，體現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效果。第三，配合與引導原則。與偵查機關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所要求的，而檢察機關在必要的時候引導偵查機關收集證據，提出偵查建議則是為了共同的訴訟目的的需要，檢察引導偵查的方式可以說是偵查監督所要達到的較理想的模式。（2）主體和對象。偵查監督的主體是檢察機關，而監督的對象是一切有偵查權力的機關和部門。只有對監督的主體和對象（尤其是對象）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那麼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才顯得更有針對性、更加有力。（3）范圍和內容。偵查監督的范圍主要包括三項內容：刑事立案是否合法的監督、偵查活動監督、對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移送的案件的審查。對偵查監督的內容範圍加以法律規定，不僅能使一些檢察人員克服畏難情緒，也使檢察機關開展偵查監督工作更具有適法性。（4）途徑和期限。要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的具體手段、方式，並且規定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的期限以及偵查機關和部門對監督的反饋和糾正的期限，這不但有利於監督效果的實現，也有利於避免檢察機關濫用偵查監督權。
（二）與公安機關建立「互相配合、引導偵查」的合理關系
偵查監督制度涉及到公、檢兩家的工作，如何對公檢兩家在偵查監督中的關系予以合理定位，是關繫到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職能能否發揮其應有作用的關鍵。筆者認為，「互相配合、引導偵查」其著重點在於引導，這是由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所決定的。「引導偵查」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監督形式出現的引導，目的是為了引導公安機關規范立案以及偵查活動，保證訴訟過程依法進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具體內容有（1）對刑事立案和不應當立案的監督；（2）對偵查過程中違法決定、執行、變更強制措施的情況進行監督和糾正；（3）對刑訊逼供等侵犯當事人權益的違法情況進行監督和糾正；（4）對偵查過程中違反法定的羈押和辦案期限以及錯誤撤案的情況進行監督和糾正。 二是引導具體案件的偵查，主要內容是（1）適時介人公安機關的具體偵查活動，參與重特大案件的討論，為收集和固定證據提出建議；（2）對偵查中的違法取證行為進行監督並及時提出糾正意見；（3）做好退查案件的《補充偵查提綱》以及審查批捕案件的《提供法庭證據意見書》工作，引導偵查機關補充證據時的取證方向。
（三）完善制度，落實措施
制度和措施是偵查監督不斷加強的有效保障，當前，要深人開展偵查監督，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檢察機關要與公安機關建立切實可行的適時介人偵查的具體制度。適時介人偵查是檢察引導偵查的一個重要的切人點，是做好偵查監督工作的重要環節。由於法律沒有對檢察機關適時介人偵查工作做出明確規定，所以，檢察機關有必要與公安機關建立可具操作性的適時介人偵查的制度。（1）明確適時介人偵查活動的范圍，主要是重大、疑難的案件以及一些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涉黑涉惡和邪教組織的犯罪的案件；（2）明確檢察機關介人偵查活動的工作內容，主要是了解案情，參與勘查、討論和分析案情，為偵查機關在收集和固定證據方面提出建議，履行監督職能，及時糾正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3）明確適時介人偵查的原則、程序和時間等。
2.檢察機關內部各部門要相互配合，形成監督合力。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公訴、監所檢察、控申、讀職偵查等部門要經常聯系和溝通，及時通報偵查監督的線索和信息，並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形成監督合力。如控申、公訴部門可將在來信來訪和辦案中發現的立案監督線索提供給偵查監督部門，由偵查監督部門審查後決定是否進行立案監督；監所檢察、公訴等部門可對在工作中發現的偵查過程中的超期羈押、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等情況進行監督，也可將線索移送給偵查監督部門進行監督；偵查監督部門也可將在偵查監督中發現的偵查人員讀職犯罪的線索移送給讀職偵查部門進行立案偵查。各部門之間還要建立一定的線索、信息聯系、登記和反饋制度，定期進行溝通，偵查監督部門掌握信息後及時進行監督，這樣才能形成監督的合力，使偵查監督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3.建立跟蹤監督制度。（1）建立刑事立案監督案件的跟蹤監督制度。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經過立案監督而成案後，應當進行跟蹤監督，防止立而不偵、偵而不結的情況發生。
（2）建立審查逮捕案件的跟蹤監督制度。檢察機關對已批捕或不捕案件進行跟蹤，對公安機關執行逮捕的情況以及對不捕案件的辦理和執行情況進行監督。首先，建立偵查活動監督流程表，將批捕案件執行的監督、捕後變更強制措施的監督、不捕案件的監督以及其他情況的監督均及時輸人表格，掌握情況。其次，規范不捕退查案件的辦理和監督程序。由於對不捕退查案件的辦理程序和監督程序，法律未作明確規定，所以有必要制定相應的制度予以規范：規定公安機關辦理不捕退查案件的相對期限；規定檢察人員在案件退查期間的監督職責；規定檢察機關對退查案件的監督程序。
參考文獻：
1、《刑事審判原理》，陳瑞華，1997年北大出版社；
2、《刑事訴訟目的論》，宋英輝，1995年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3、《關於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案件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規定（試行）》，最高人民檢察院；
4、《刑事訴訟的理念》，左為民、周長軍，法律出版社；
5、《刑事訴訟法精要與依據指引》，邱俊芳，2005年人民出版社；
6、《刑事訴訟法學》，孫長永，2004年內部文獻。

C. 我國刑事偵查中強制措施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刑事強制措施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爭，並回保障訴訟活動的順利進答行，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現行犯所採取的暫時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各種訴訟方法和手段的總稱。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強制措施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強制措施是為了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刑事司法機關享有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權力。由於刑事強制措施關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權，所以它又是一柄「雙刃劍」，因此各國對刑事強制措施的運用均制定了較為嚴格的法律法規。本文主要圍繞我國刑事強制措施規定及適用方面、與西方國家的強制措施制度及適用方面的區別、針對我國刑事強制措施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對策等方面對我國刑事強制措施進行理解。

D. 犯罪心理學對於犯罪偵查及刑事司法系統運作的影響有多大

犯罪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對實務基本沒有影響，對學術研究和影回視行業的影響倒是很大。答
在實務方面，講的是看得見、拿得出來的證據材料，不是心理分析。即便分析得頭頭是道引人入勝，但沒有證據，也不能影響案件的定性。

E. 刑事偵查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哪些

偵查工作的內容，就是依照法定程序發現和收集有關案件的各種證據，查內明犯罪事實，查獲和確定犯容罪嫌疑人，並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防止現行犯和犯罪嫌疑人繼續進行犯罪活動或者逃避偵查、

起訴和審判，從而保證刑事追訴的有效進行。具體而言，是指偵查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進行偵查，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各種證據材料，

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並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防止犯罪分子逃避偵查或者毀滅、偽造證據，串供等，

以便將犯罪嫌疑人順利交付起訴和審判，保證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保護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5)對偵查所實施的司法控制擴展閱讀：

偵查活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偵查手段的濫用；

二是違法行為的存在和缺乏制裁。

而現行立法體制對偵查權缺乏有效的規制，法院、檢察院無從對偵查程序實施實質性的控制。針對所出現的兩種情形，應當分別採取不同的司法控制形式。

針對前者，應當實施事前審查，在偵查機關作出影響公民基本權利的偵查行為之前，應由裁判主體也就是法官來進行司法審查，由其作出決定。

F. 偵查機關不經過法院，可以直接對公民採取的人身強制措施有哪些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第四條：「國家安全機關依照法律規定，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與公安機關相同的職權。」
據此，除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和國家安全機關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對公民採取人身強制措施。

G. 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

一、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之內涵
在現代漢語里，監督就是監察、督促之意。而所謂的法律監督，即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依照法定許可權和法定程序，對法的創制（即立法活動）和法的實施（即司法與執法活動）的合法性所進行的監察與督促（3）。如若按照來自檢察機關內部佔主流地位的觀點，所謂的法律監督，則是指運用法律規定的手段、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針對特定的對象進行的、能夠產生法定效力的監督（4）。顯然，這此二者之內涵並無質的不同。因此，除了檢察機關的職權具有法律監督的性質之外，立法機關、審判機關、偵查機關及其他行政執法機關的職權同樣也具有法律監督的性質。因為，除了監督的主體、監督的手段、監督的程序、監督的對象以及監督的法律後果因法律的規定而有所區別外，檢察機關與立法機關、審判機關、偵查機關及其他行政執法機關的職能活動其監督的目的並無質的不同，即其監督的目的均是依據國家法律的規定，監督一切國家機關、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在遵守國家法律的軌道上行動，對任何違反國家法律的行為依法予以追究。
首先，就刑事訴訟而言。偵查機關依法所進行的偵查活動，處於法律監督中的最低層次。因為偵查機關之偵查活動及其偵查之結果（即犯罪嫌疑人應否受到追訴），均受到處於上位的檢察機關之監督。此即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承前」之一面。而審判機關的中立性與消極、被動性，又決定了其無法主動啟動審判程序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審判。只有在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之後，審判機關才能對其進行審判（6）。而且審判機關之審判活動、審判活動之結果，亦同樣受到檢察機關之監督。此即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啟後」之一面。
其次，就民事訴訟而言。盡管在民事活動中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公權力基本上不予介入，當前的民事訴訟亦由當事人自行提起，然審判機關之審判活動及其審判之結果，亦同樣受到檢察機關之監督。檢察機關也正是通過對審判機關之審判活動及其審判結果之監督，從而實現了對民事活動的間接之監督。
再次，就行政訴訟而言。行政機關依法所進行之行政訴訟亦為行政相對人自行提起，然審判機關之審判活動及其審判之結果，亦同樣受到檢察機關之監督。檢察機關也正是通過對審判機關之審判活動及其審判結果的監督，從而實現了對行政行為的間接監督。
若從應然之角度而言，檢察機關之公訴權除刑事公訴權之外，還應包括民事公訴權與行政公訴權。在檢察機關對部分民事案件與行政案件具有公訴權與參訴權的條件之下，則檢察機關之法律監督在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中亦同樣具備了「承前啟後」之中樞作用。「承前」，則監督著一切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之民事行為，監督著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啟後」，則對符合法定條件的民事案件與行政案件提起民事公訴與行政公訴，啟動民事審判程序與行政審判程序，並對審判機關之審判活動及其審判之結果進行監督。
對於檢察機關在整個的國家法律監督體系中，其法律監督所處之「承前啟後」的中樞地位,用承攬合同中各方當事人的關系這樣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來說明，也許更能說得清楚，看得明白。
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就相當於一個承攬合同中的定作人，偵查機關則相當於定作人的原材料采購員，審判機關則相當於承攬人。定作人不僅要對其采購員的采購活動（偵查活動）進行監督，而且對其所采購之原材料（起訴材料）是否符合質量標准亦要進行檢驗與監督，然後再將原材料交付給承攬人（提起公訴），由其進行加工（審判）。對於承攬人之加工活動（審判活動）與其工作成果（審判結果）之質量，定作人也要進行一番監督與檢驗。認為不合格者，有權要求承攬人返工（抗訴）。
而在民事、行政訴訟中，目前尚未具有民事、行政公訴權的檢察機關則相當於一個質量監督員。作為定作人的原、被告將原材料交付給作為承攬人的審判機關（起訴與答辯），由其進行加工（審判）。若定作人認為承攬人之加工活動（審判活動）或其工作成果（審判結果）之質量不符合標准，則可以申請質量監督員對之進行一番檢驗（申訴）。質量監督員經檢驗（審查）後認為不合格者，則有權要求承攬人返工（抗訴）。若檢察機關具有了民事公訴權與行政公訴權，則其自身既是定作人，亦是質量監督員。
盡管基於國家權力分工之不同，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之監督，其效力僅止於二審或再審程序之啟動，至於審判之最終結果依然無法加以左右或改變，仍屬獨立審判許可權范圍之內。否則，又將陷入「誰來監督監督者」這一永恆的怪圈而難以自拔。不僅如此，審判機關對於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的案件,經審判監督程序再審後，可以依法改判或維持原判。顯然，檢察機關在對司法機關進行制約與監督的同時，其自身也受到了審判機關的逆向制約與監督。而這同樣也是「以權力制約權力」這一權力制衡原則在訴訟程序中的直接體現。因此，那種否定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觀點，即認為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干預獨立審判或損害審判獨立的觀點，以及以此為由主張削弱甚至廢除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觀點，可以說是既無事實根據，又有違法理。然兩相比較之下，審判機關之法律監督仍處於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之下位。顯然，除卻立法機關及其所司之立法監督之外，檢察機關因其在司法程序中「承前啟後」之中樞地位而處於法律監督的最高層次，將之定位為國家之法律監督機關，不僅名副其實，而且亦合乎法理。
基於此，檢察機關其法律監督權之內涵，可以表述為：檢察機關依法通過刑事、民事與行政訴訟，對一切國家機關、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予以監督之權力。
二、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之表現形式
檢察機關其法律監督權之表現形式，指的即是檢察監督權之構成。筆者以為，檢察機關其法律監督權之表現形式可分為兩個層次。處於第一層次或上位的，即是刑事公訴權、民事公訴權與行政公訴權。在此三者當中，又尤以刑事公訴權為重。處於第二層次或下位的，乃依附於刑事公訴權、民事公訴權與行政公訴權而存在的輔助性權力，包括偵查權、偵查監督權（7）及刑事訴訟監督權、民事訴訟訴訟監督權與行政訴訟監督權。
（一）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最基本的權能是刑事公訴權
所謂的刑事公訴權，就是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訴，追訴犯罪的權力。
從檢察制度的發展史來看，檢察機關及檢察制度是為了代表國王、君主及後來的國家利益控訴犯罪而建立起來的。檢察機關從誕生之日起便是一種新型的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專門機關。設立檢察機關的目的就是行使刑事公訴權，亦即檢察機關是應國家刑事公訴的需要而產生、發展起來的。直至今日，代表國家行使刑事公訴權，依然是世界各國檢察機關最基本的職能，我國亦毫不例外。
在刑事訴訟中，除了刑事公訴權之外，檢察機關其法律監督權還包括偵查權、偵查監督權及訴訟監督權。
所謂的偵查權，是指檢察機關對公務人員的職務犯罪進行偵查的權力。
所謂的偵查監督權，是指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權力，主要包括逮捕權、立案監督權。逮捕權，即檢察機關批准或決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權力。檢察機關主要就是通過該項權力之行使，從而實現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立案監督權，即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符合立案條件而不予立案，或不符合立案條件而予立案的行為進行監督的權力。
所謂的訴訟監督權，包括審判監督權與執行監督權，是指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與其審判結果進行監督的權力，以及對審判機關與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進行監督的權力。
盡管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權、偵查監督權及訴訟監督權亦是檢察機關其法律監督權的重要權能，而且在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檢察機關擁有偵查權、逮捕權及審判監督權存在諸多爭議，然偵查權、偵查監督權及訴訟監督權與刑事公訴權在本質上是相互統一的，彼此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邏輯關聯性。刑事公訴權本身所具有的保護人權、維護法制統一及司法公正的本質要求，決定了偵查權、偵查監督權及刑事訴訟監督權只不過是依附於刑事公訴權而存在的輔助性權力而已。首先，偵查是刑事公訴的基礎，刑事公訴是偵查的必然歸宿。只有刑事公訴與偵查兩者的結合，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控訴。雖然偵查與刑事公訴在刑事訴訟中的邏輯內涵不盡相同，但偵查與刑事公訴在價值目標上的沿續性或繼承性，決定了偵查與刑事公訴在本質上的統一性。而且偵查職能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或依賴於其能否保障刑事公訴權的充分實現。因此，無論是檢察機關自身所擁有的偵查權，還是偵查機關所擁有的偵查權，均不過是依附於刑事公訴權而存在的一項輔助性權力而已（8）。其次，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所實施的偵查監督，是刑事法治的需要，是權力制衡原則在偵查起訴階段的必然要求和體現，是刑事公訴權本身所具有的保護人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法制統一及司法公正之本質要求所使然。當初設立檢察機關之目的，除了為追究犯罪實行刑事公訴之外，就是要由檢察機關在行使刑事公訴權之同時，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權加以法律控制，即監督。當然，我國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的監督尚有諸多的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監督手段之缺位導致了監督力度相當軟弱，距達到刑事法治之要求還有著相當長之路程。而對於檢察機關偵查監督權中逮捕權之存廢,盡管理論界與實務界存在著諸多爭議，然筆者認為，由於檢察機關的刑事公訴權與偵查監督權分屬不同的部門行使，因此，在實現了檢察官的身份保障與檢察官相對獨立的條件下，逮捕權仍由檢察機關行使則並無不當。而且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部門對其偵查部門的監督，也就不再存在著所謂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再者，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所實施之刑事訴訟監督，實際上只不過是其刑事公訴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之延續而已。因為，保護人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法制統一及司法公正本身即是刑事公訴權應有的題中之義。當檢察機關認為審判機關的裁判行為與裁判結果違反法律時，自然有責任行使其刑事訴訟監督權即抗訴權對審判權加以監督。而且基於國家權力之分工不同，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之監督，其效力僅止於二審或再審程序之啟動，至於審判之最終結果依然無法加以左右或改變，仍屬獨立審判許可權范圍之內，構不成對審判獨立之干涉。顯然，若無刑事公訴權的存在，則偵查機關的偵查權與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偵查監督權及刑事訴訟監督權便失去了依歸，失去了其獨立存在之價值。當然，若無偵查權、偵查監督權及刑事訴訟監督權之存在，則刑事公訴權也就無法實現或無法充分地實現。
（二）檢察機關應擁有民事、行政公訴權與參訴權
所謂的民事、行政公訴權，是指檢察機關對於符合法定條件的民事、行政案件有提起公訴的權力。而參訴權，則是指檢察機關有參加進入業已啟動的民事、行政訴訟中的權力。雖然與世界各國一樣，刑事公訴也是我國檢察機關最基本的職能，但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並不充分、完整。根據權力制衡原則而決定的檢察權與行政權之間所應具有的監督關系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因此，我國檢察機關無論是從應然的角度還是從實然的角度來講，只有在擁有了民事、行政公訴權與參訴權之後，其法律監督權才算得上是比較充分、完整。而且也只有在檢察機關擁有了民事、行政公訴權與參訴權之後，其原先所擁有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權也就不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因為，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權與民事、行政公訴權在本質上也是相互統一的，彼此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邏輯關聯性。與刑事公訴權一樣，民事、行政公訴權本身亦同樣具有保護人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法制統一及司法公正之本質要求，這決定了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權同樣亦只不過是依附於民事、行政公訴權而存在的輔助性權力而已，是民事、行政公訴權在民事、行政訴訟過程當中的延續。
自現代檢察制度產生以來，檢察機關就以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現。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檢察機關公訴權的行使已不再局限於刑事訴訟領域。在最早產生現代檢察制度的西方法治國家，其檢察機關就某些民事、行政案件享有公訴權與參訴權，已有相當之歷史。不過，這種民事、行政公訴權大多是建立在檢察機關在組織結構上隸屬於行政機關司法部門的基礎之上，而且無論是在行政機關作為原告還是作為被告的民事、行政訴訟中，其檢察機關均以行政機關法律代表人之身份出現。現代西方法治國家三權分立之政治體制，決定了其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並不存在真正的監督關系，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監督關系。而我國檢察機關從建立依始與行政機關即是一種各自獨立、互不隸屬的平行關系、為保護人權，維護法制統一、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由其對部分民事案件，尤其是以行政機關為被告的民事案件和部分以行政機關為被告的行政案件擁有公訴權和參訴權，即檢察機關有權提起民事、行政公益之訴或客觀之訴，這不僅合乎法理，而且在我國人大統一領導下的一府兩院制這種政治體制之下，則更為必要。因為，人大機關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其對作為二級權力機關的一府兩院的監督只能是一種宏觀的和縱向的監督。而微觀的和橫向的監督，就只能在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三者之間產生。
首先，在民事訴訟領域，檢察機關其法律監督權對行政權的監督，以及其法律監督權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民事權利的監督，體現在當檢察機關認為行政機關的民事行為，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民事行為違反法律損害或可能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時，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運用其民事公訴權，以行政機關、對方當事人或雙方當事人為被告，而向審判機關提起民事訴訟。一般而言，當一個民事行為或行政行為給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時，受害人可以依法直接向審判機關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審判機關判令侵權人予以賠償。但是，當一個民事行為給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時，因其並未直接損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之合法權益，往往無人享有訴權。即使法律賦予其起訴權，也常常因為起訴與否與其自身並無直接的利害關系，或者鑒於訴諸法律主張權利可能很不經濟，或者因為受害人人數眾多、分布較散，無人願意牽頭或自己付出代價而讓他人坐享其成等各種原因，故而無人願意提起民事訴訟。而審判機關其審判權之中立性和消極、被動性又決定了其不能直接介入到民事糾紛之中。因此，這在技術上就需要一個能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主體，就此類案件向審判機關提起民事訴訟。顯然，既有能力又有職責來擔當起此一角色的，除了以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現的、負有維護國家法制統一職責的檢察機關之外，別無他人（9）。
其次，在行政訴訟領域，檢察機關其法律監督權對行政權之監督，體現在當檢察機關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違反法律時，通過其行政公訴權之行使，啟動司法審查程序，從而使之得以糾正。
就具體行政行為而言，一般的個案均有特定的行政相對人存在，且其人數相對較少。作為與具體行政行為有著直接利害關系的行政相對人，若其認為該具體行政行為違反了法律規定，侵害了其合法權益，則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啟動司法審查程序，促使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受到司法的監督。這不僅是憲法和法律賦予行政相對人的民主權利和程序或訴訟權利，而且也是權力制衡原則中以權利制約權力的具體體現。但是，有相當部分之個案，卻並無特定的行政相對人存在。若此類個案中的具體行政行為，包括作為與不作為，損害或可能損害了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根據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則幾乎無人對此享有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力或權利。即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享有原告資格，但鑒於訴諸法律主張權利可能很不經濟，或者因為受害人人數眾多、分布較散，無人願意牽頭或自己付出代價而讓他人坐享其成等各種原因，故而無人提起行政訴訟，啟動司法審查程序。而審判權的中立性和消極、被動性又決定了審判機關不能自己積極主動地啟動司法審查程序，對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加以糾正。這在技術上就要求有一個能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主體來提起行政訴訟，啟動司法審查程序，從而促使行政機關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受到審判權的監督。顯然，既有能力又有職責來承擔起此一角色的，除了負有維護國家法制統一職責且以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代表面目出現的檢察機關之外，別無他人（10）。
就抽象行政行為而言，對其所進行的監督應該是對行政權所進行的監督中的重中之重。因為從保護人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促進和實現行政法治的角度而言，以抽象行政行為為審查對象的司法審查與以具體行政行為為審查對象的司法審查，其作用有主次之分，標本之別。前者為本為主，後者為標為次。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只能對個案中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加以監督，其所保護的只是個別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則可以從源頭上預防和杜絕因其所依據的抽象行政行為違法而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大面積發生，其所保護的則是較大范圍內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但是，由於抽象行政行為並無特定的行政相對人存在，因而對於那些由行政機關，尤其是各級地方行政機關所作出的違反法律，損害或可能損害了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抽象行政行為，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即使享有訴權，也可能因種種原因而不願提起行政訴訟，啟動司法審查程序。而審判權的中立性和消極、被動性同樣決定了審判機關不能自己積極主動地啟動司法審查程序，對違法的抽象行政行為加以糾正。這時，在技術上同樣也要求有一個能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主體來承擔起提起行政訴訟，啟動司法審查程序的角色。而既有能力又有職責來承擔起此一角色的，除了負有維護國家法制統一職責且以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代表面目出現的檢察機關之外，同樣是別無他人（11）。
二OO一年十一月十日，我國簽署了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的議定書，並已正式成為了WTO的成員。根據WTO規則的要求，成員國必須建立以行政行為，包括具體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為審查對象的司法審查制度。而我國現有的司法審查制度，其審查對象卻僅限於具體行政行為一種，抽象行政行為並未納入其中。因此，WTO規則的要求必將促使我國對行政訴訟進行改革，以建立起以具體行政行為和抽象行政行為為審查對象的新的司法審查制度。而新的司法審查制度之確立，必將促使檢察機關應然擁有的行政公訴權與參訴權在將來的實然法上得到真正的確認和落實，從而確立並構建其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監督關系。
檢察機關所享有的民事、行政公訴權，主要應當是針對那些違反法律，損害或可能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民事、行政行為。一是國有資產流失案件；二是公害案件；三是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設施受到損害的案件；四是沒有起訴主體的案件（12）。檢察機關為此而提起之民事、行政訴訟，即是民事、行政訴訟中所謂的公益之訴或客觀之訴。而在已有人就此類案件提起民事、行政訴訟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基於其自身之認識與判斷，可以決定是否行使其參訴權以從當事人的身份參與其中，以便為原告提供法律上之支持與幫助。
若檢察機關將來在實然法上並未擁有民事、行政公訴權與參訴權，則將檢察機關的憲法地位定性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確實似有頭重而腳輕、名不盡副實之嫌。若檢察機關將來在實然法上擁有了民事、行政公訴權與參訴權，則必將形成一個以刑事公訴為龍頭、以民事、行政公訴為輔翼的大公訴格局，此時的檢察機關作為國家之法律監督機關，不僅名副其實，而且亦合乎法理。

H. 搜查的司法解釋。

目前沒有合適的關於搜查的司法解釋，不過有一篇資料可供參考，
完善我國刑事搜查制度的思考
搜查是偵查機關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地方進行搜索、檢查的偵查行為。由於搜查不僅可能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財產及隱私權造成侵犯，還有可能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的人的權利構成侵擾，故各國在刑事訴訟法中都明確規定了搜查程序，一些國家還將其上升到憲法的高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37條和第39條分別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為保證上述規定的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245條規定：「非法搜查他人身體、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對搜查程序的規定卻過於籠統和簡略，只用了區區五個條文（第119-123條）規定了搜查的程序和目的。由於《刑事訴訟法》遠未確立搜查的正當程序，故在司法實踐中對非法搜查行為難以認定，這使得《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不能得到保障和落實，《刑法》上規定的「非法搜查罪」也往往形同虛置。（註：實踐中查處的非法搜查罪多是無搜查權主體的犯罪，司法工作人員受到追訴的情況很少見。這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說刑事搜查無法可依，故無非法搜查。）由於搜查程序的欠缺，關於非法證據（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研究也就缺少了基本的前提，以至於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要解決上述問題，亟待反思現行的搜查程序，借鑒國際上的通行做法，重構我國的刑事搜查制度。
一、對我國現行搜查制度的反思
1.搜查是偵查機關的獨家權力，缺少必要的權力制衡。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搜查的主體是偵查人員（主要指公安人員和檢察人員），無論是搜查的決定還是執行均由同一偵查機關負責。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05-206條的規定，搜查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執行搜查的偵查人員不得少於二人；（註：參見《刑事法律最新司法解釋》編寫組：《刑事法律最新司法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頁。）在自偵案件中，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77-178條的規定，搜查證由檢察長簽發，搜查應當在檢察人員的主持下進行，可以有司法警察參加。可見在我國，搜查是偵查機關的獨家權力，不受其他權力機關的制衡。這種絕對權力的運作，必然包含著濫用權力的危險。
2.搜查程序可以輕易啟動，缺乏應有的證明標准。對於搜查的實質條件（或稱搜查理由），《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未作規定，只是重復強調「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這一目的性要求，而這實際上是整個偵查活動的目的和任務，缺乏作為具體偵查行為（在我國搜查通常是強制偵查行為）應有的針對性。若沒有以特定證明標准為核心的搜查理由，僅僅是出於偵查的需要啟動搜查程序，勢必導致搜查的濫用，其結果是侵害到公民的憲法性權利。
3.搜查證空泛，千篇一律，缺乏特定性及針對性。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除非在執行逮捕、拘留或遇有緊急情況時，搜查必須持有搜查證。從偵查實踐看，《搜查證》是一種填空類文書，共兩聯——正頁和存根。正頁應依次填寫執行人姓名、被搜查人住址和被搜查人姓名，尾部應加蓋公安局長的私章和公安局公章，並填寫簽發時間；存根應按固定格式的項目，依次填寫發文字型大小、被搜查人姓名、填發時間和填發人。（註：參見蔣麗華：《法治視野下搜查程序問題研究》，《當代法學》2004年第5期。）在我國的搜查證中，既無搜查理由的限制，又不要求明確的搜查對象，也無搜查期限的規定，這無疑為搜查的隨意性大開方便之門：偵查人員既有權搜查可能與犯罪有關的一切地方，也可能會對藏匿犯罪人和物證的重要地點視而不顧，搜查證對搜查的指引及限製作用無從體現。
4.粗陋的執行程序，缺少必要的人文關懷。《刑事訴訟法》雖對搜查的執行程序作了些許規定，但仍存在很多漏洞。如缺少有關同意搜查的規定，對搜查的時間、搜查中的保密義務、搜查後果等事項均無規定。在實踐中，濫翻亂搜者有之，態度蠻橫者有之，在某些情況下給被搜查人造成了不應有的財物毀損及其他不應有的傷害，執法的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5.漠視被搜查人的權利保障，面對非法搜查，被侵害人投告無門。在現行的搜查程序中，被搜查人完全處於消極、被動地位，欠缺從權利的角度對搜查權的制約；對於不符合證據條件的搜查以及違反法定程序的搜查，由於缺少一個中立的第三方，被搜查人無申請權利救濟的渠道，只能坐視權利遭受侵犯。
6.對非法搜查的後果沒有明確規定，缺乏對非法搜查的程序性規制。雖然《憲法》明令禁止非法搜查，但《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並無相應的程序性後果的規定。我國尚未確立非法物證的排除規則，非法搜查所獲取的證據在訴訟中通行無阻，可以作為定罪的根據。非法搜查的偵查人員從違法行為中獲取了實際利益，導致非法搜查行為的蔓延。一些地方的自偵部門甚至在沒有立案、沒有啟動刑事訴訟程序之前即以種種借口對涉嫌職務犯罪人員的人身及辦公場所進行搜查，以獲取有利於辦案的證據。這類做法嚴重侵犯了被搜查人的權利，也使法律的尊嚴盪然無存。
二、兩大法系國家搜查制度立法的特點
當今任何一個國家的刑事程序法都是在吸收其他國家和地區有益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的。由於搜查既關繫到犯罪的有效控制又與人權保障緊密相連，英美法系與大陸法國家均對搜查程序在立法或判例中進行了細致的規定，涉及搜查的理由、許可權、具體程序等諸多方面。（註：參見孫長永：《偵查程序與人權》，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93-119頁。）雖然兩大法系的國家對搜查程序的規定紛繁復雜且各有側重，英美法系的國家注重啟動搜查的正當性，大陸法系的國家強調搜查過程的合法性，但兩大法系的國家關於搜查程序的設計還是具有很多共通性的特點，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
1.明確規定搜查的實質條件。搜查的實質條件即啟動搜查的理由，它通常是決定搜查時所需達到的證據要求。在美國，有證搜查的標準是具備了「可能原因」，可能原因存在的條件是執法人員掌握的事實和情況可以使一個具有合理警覺的人相信在某個地方或某人身上可以找到某件東西。可能原因可能通過下面三個途徑而成立：(1)警察自己對事實或案情的了解；(2)可靠的第三人（線人）的報告；(3)信息加上其他佐證。（註：參見程味秋、楊宇冠：《美國刑事訴訟中逮捕和搜查》，《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5期。）對於逮捕附帶的無證搜查，逮捕的「合理根據」即為搜查的理由。在英國，搜查需要具有「合理的理由」，如對於警察搜查房屋的申請，治安法官確信有合理的理由認為已經實施了嚴重的可逮捕的犯罪以及申請中有關特定房屋的材料有可能對調查犯罪具有重大價值且該材料可能是相關的證據等，可以批准搜查房屋。（註：參見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8條，載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編譯：《英國刑事訴訟法》（選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頁。）德國與日本的刑事訴訟法對嫌疑人及嫌疑人以外的人分別規定了不同的標准，對後者的規定較為嚴格。如在日本，對嫌疑人的搜查可概括為「有必要」，而對嫌疑人以外的人的搜查要求存在「足以認為有應予扣押的物品存在的情況」。（註：參見《日本刑事訴訟法》，宋英輝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頁。）
2.搜查原則上遵循令狀主義的要求，以無證搜查為例外。為防止偵查權的濫用，現代法治國家普遍實行對偵查權的司法控制。搜查權原則上屬於法官，由中立的法官簽發搜查證，偵查人員方可持搜查證進行搜查。當然，為控制犯罪的需要，各國在立法中也明確規定了一些緊急情況下的例外。在美國，基於《美國憲法》第4條修正案令狀主義的要求，搜查證原則上必須由「中立的司法官」簽發，偵查機關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有搜查權；英國逮捕前以及附帶於逮捕的搜查權屬於警察固有的權力，但在其他情況下，除經被搜查人同意或治安法官的許可，不得進行搜查；《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規定：「是否搜查，只允許由法官，在延誤就有危險時也允許由檢察院和它的輔助官員決定。」（註：《德國刑事訴訟法》，李昌珂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頁。）法國在現行犯罪的偵查中，搜查權屬於司法警察官和司法官；正式偵查中的搜查權屬於預審法官，但預審法官可以授權司法警察行使。日本無證搜查的權力屬於偵查機關，其情形由法律明確規定；有證搜查需經法院許可。
3.搜查證需符合「特定性」的要求。為限制警察權力的濫用，兩大法系國家在搜查證上多要求具體地寫明搜查的對象，使執行搜查的警察可以合理地確定所要搜查的具體場所、車輛和人。如在美國，對城市內進行的搜查，搜查證必須具體寫清所要搜查的建築物所在的街道及門牌號或其他足以特定的事項；對人身的有效搜查證則必須載明被搜查人姓名或其他足以特定被搜查人的事項。（註：參見孫長永：《偵查程序與人權》，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06頁。）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15條第6項規定：「搜查令應具體說明提出申請的人的姓名、簽發的日期、簽發所依據的法規以及將要搜查的房屋，只要有可能應確認要查找的物品及人員。」根據德國憲法法院判例的要求，德國搜查證要求貫徹「特定性」要求，如物品搜查證必須寫明所懷疑的犯罪、物品的特徵、搜查的地點，說明為什麼可以期待在准備搜查的地方可以發現該物品等。《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19條規定搜查證必須寫明嫌疑人的姓名、罪名，應予搜查的場所、身體或物品，有效期及過期不得執行並退回搜查證的意旨，簽發的年、月、日，並由法官簽名、蓋章。（註：參見《日本刑事訴訟法》，宋英輝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頁。）
4.嚴格細密的搜查程序。為防止搜查的隨意性，兩大法系國家對執行搜查的程序作了完備的規定，包括以下內容：(1)事先向被搜查人宣布搜查意向。美國警察持搜查證進入住所搜查之前，原則上必須先敲門，待告知開門人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之後，才能要求被允許進入住所。但這種宣布也有例外，即根據法律和判例，如果事先宣布有可能造成生命或肢體上的危險或證據被毀滅或嫌疑人逃跑，可以不事先宣布。(2)嚴格執行搜查證的要求。在美國，搜查的范圍不得超過搜查證上指定的空間范圍及物品范圍；在英國，一旦搜查證上指明的物品已被發現或者被警察認定不在場所，搜查即應停止。（註：參見孫長永：《偵查程序與人權》，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頁。）(3)搜查原則上在白天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美國原則上禁止夜間搜查；《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無論是現行犯案件還是預審法官進行的正式偵查，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搜查不得在6時前和21時以後進行。此外，兩大法系國家對搜查中的見證人制度、搜查中的安全防範措施及搜查筆錄的製作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5.注重對被搜查人權利的保障。應當明確，前文歸納的幾個方面都從不同角度體現了搜查中關注人權保障的立法理念。與此同時，直接維護被搜查人權利的法律規定也會給我們啟發：(1)搜查不得針對屬於特權保護范圍內的材料。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8條規定，搜查的材料不包含任何受法律上的特權保護的物品（註：「受法律上的特權保護的物品」是指職業法律顧問與其當事人或代表其當事人的人之間有關向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的通訊等。）或者不是「專有材料」（註：「專有材料」指個人不願公開的記錄（如有關個人健康的文件或記錄等），等等。）或「特別程序材料」。這反映出對律師職業秘密與個人隱私權的尊重。(2)搜查時必須尊重被搜查人的人格，並且盡可能維護其體面。（註：參見《義大利刑事訴訟法》，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3)搜查人有義務事先採取一切措施使職業秘密得以保守和辯護權利獲得保障。（註：參見《法國刑事訴訟法》，余叔通、謝朝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4)對無可疑物品者，出具搜查結果證明書。《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經過搜查沒有證物或者沒有應當予以沒收的物品時，依據被搜查人的請求，應交付該旨意的證明書。《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07條也有近似的規定，反映出對被搜查人名譽權的尊重。(5)
被搜查人的權利救濟。《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41條第5項規定，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區法院提出動議，要求排除非法搜查和扣押所取得的證據。
6.明確非法搜查的後果。關於非法搜查所獲證據的可采性，在各國立法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在美國，違反《美國憲法》第4條修正案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一般不得被法院採納，但出於打擊犯罪的考慮，近年來通過判例確立了排除規則的四個主要例外：「善意或誠信例外」、「公共安全例外」、「必然發現例外」和「獨立來源例外」；（註：參見李學軍主編：《美國刑事訴訟規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頁。）英國將是否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權交由主持審判的法官自由裁量，《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78條對此作了規定；德國以權衡原則為標准予以處理，即侵犯人的尊嚴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證據應予禁用，但對於重大犯罪，前者應當讓步；（註：參見陳光中、［加］丹尼爾·普瑞方廷主編：《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頁。）根據《義大利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違法搜查所獲得的證據一律沒有證據能力。
三、完善我國刑事搜查制度之路徑
由於刑事訴訟是強大的國家與弱小的個人之間的理性爭訟活動，任何程序的設計都離不開被追訴者權利的維護與防止警察、檢察官及法官濫用權力這一永恆的話題。作為偵查行為的搜查由於涉及公民的人身、財產及隱私權等憲法性權利，其程序的設計尤其應以控制偵查權、保障人權為基點。同時，應遵循訴訟固有的模式及規律，以訴訟程序特有的理性方式消解對抗。在遵循上述基本指導思想的前提下，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借鑒兩大法系關於搜查程序的共通性規定，重構我國的刑事搜查制度。具體思路如下：
1.引進司法審查機制，原則上由法官決定搜查、簽發搜查證
如前所述，對偵查權的司法控制是國外刑事訴訟中的普遍做法：對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處分決定通常應由法官作出裁決，以防止偵查權的濫用。搜查的決定權交由法官，首先是實現權力制衡、促進權利保障的需要。為了偵破犯罪，偵查人員總是期望通過搜查獲取犯罪證據，對其如果不加以必要的制約和防範，極可能造成搜查的泛濫，傷及公民的憲法性權利。故由偵查人員提出申請，由法官負責審查其理由及必要性、簽發搜查證的模式應成為合理的選擇。其次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作為沖突雙方中的強勢一方，偵查機關自行決定搜查違背了「如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這一程序正義的基本規則，對涉及公民重大權益問題的裁決，應交由中立的法官作出。
在我國，有學者主張應賦予檢察機關搜查的批准權，以強化檢察監督。（註：參見宋世傑、黃柳：《刑事搜查初探》，《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2期。）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代表的是國家利益，行使的是控訴職能，與公安機關同屬一個利益共同體，都以追訴犯罪為己任，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屬於同質監督，這與司法審查所要求的中立性相差甚遠，難以實現對人權的切實保障。依照刑事訴訟的自身規律，司法審查只能由法官進行。為此，可在人民法院內設立司法審查庭，專門對搜查等強制性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審查法官專司裁判職能，但僅限於重大程序性問題的裁決，不得參與案件的實體審理。
此外，還應明確搜查中令狀原則的例外。畢竟，偵查的重要任務是控制犯罪，在法定緊急情況下，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可先行搜查，但事後應盡快取得法官的追認授權。
2.明確搜查的實質條件，嚴格搜查的啟動程序
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搜查的實質條件，對保證搜查的正確運用意義重大。鑒於搜查通常在偵查的初期適用，又關涉被搜查人基本權利的保障，故在設定條件時不可過高亦不可過低，應同時包含罪重條件和證據條件兩個方面。(1)搜查應針對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適用。對輕罪不適用強制搜查，但在被搜查人同意的情況下，可對其進行搜查。(2)應明確搜查的證明標准。考慮到在整個證明標准體系中的層次安排，可確定為「有證據證明有查獲嫌疑人或證物的可能」，方可對其人身、物品或住處及其他有關地方進行搜查。如果事先沒有一定的證據表明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僅憑懷疑、推測及嫌疑人從前的犯罪記錄不得進行搜查。
事實上，法官審查搜查申請、簽發搜查證的過程屬於程序性裁判的過程，依「有裁判必有證明」的原則，這種程序性裁判必須建立在程序性證明的基礎上。在圍繞搜查證的簽發進行的程序性證明活動中，由偵查人員負證明責任，故應在提請搜查的申請中寫明該案的犯罪事實、現有證據情況、證據與被搜查人或被搜查場所的關系，且應使法官相信通過搜查可能找到嫌疑人或與案件有關的犯罪證據。
3.強化搜查證的特定性要求，完善搜查的程序規則
根據程序法定原則的要求，刑事訴訟法應細化搜查程序，需加強以下方面：(1)搜查證應寫明嫌疑人的姓名、罪名，應予搜查的場所、身體或物品。禁止搜查、扣押與該罪無關的場所、人身及物品，但偵查人員現場發現的淫穢物品、毒品、危險品以及珍貴文物、動物及其製品、珍稀植物及其製品除外。(2)明確搜查證的有效期及執行時間。搜查證的有效期應為30日，逾期則不能執行搜查，需重新申請簽發搜查證；禁止重復搜查；搜查應在白天進行，除非法定緊急情況或者逮捕、拘留附帶下的搜查，對住宅的搜查禁止在早6時前晚9時後進行。(3)明確開始搜查時的告知程序，使被搜查人了解偵查人員的意圖；搜查應以文明合法的方式進行，應尊重被搜查人的人格尊嚴。(4)規定搜查人員的保密義務。嚴格禁止搜查人員泄露在搜查中獲悉的個人隱私或者商業秘密等，對違反義務者處以司法罰款，情節嚴重的可追究其法律責任。(5)當沒有搜查到嫌疑人及相關犯罪證據時，偵查機關應向被搜查人出具證明，以消除不良影響。此外，法律應明確規定無證搜查的情形，以防止搜查的隨意化。
4.確立對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機制，以結果規制過程
「法律不允許違法者從其違法行為中獲得利益。因此，對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都應當有相應的法律責任制度，使違法者受到適當的法律制裁，被剝奪因違法而取得的不當利益，從而承擔消極的法律後果。」（註：陳瑞華：《大陸法中的訴訟行為無效制度》，《政法論壇》2003年第5期。）違反實體法如此，違反程序法亦然。對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應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明確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效力，確立適合我國實際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考慮到控制犯罪的需要，對非法搜查所獲取的證據予以全面排除是不切實際的；當務之急是從維護憲法的至上性出發，排除通過侵犯公民的憲法性權利而獲得的非法證據，諸如未經司法授權而進行的搜查所獲取的證據、無法定理由進行搜查所獲取的證據、搜查中嚴重侵犯被搜查人的重大權益所獲取的證據，等等。
二是通過程序性裁判建立對非法搜查的程序性制裁機制，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落到實處。(1)《刑事訴訟法》應賦予任何遭受非法搜查侵犯的人都可以向法院提出動議、要求排除非法搜查所獲取證據的效力的權利。(2)法官應就此舉行一個由控辯雙方參與的專門的聽證程序，針對是否存在非法搜查問題進行程序性裁判。在圍繞搜查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所進行的程序性證明活動中，應實行「證明責任倒置」的原則，即由偵查人員提出證據證明搜查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如不能盡到證明責任，則需承擔非法證據被排除的程序性制裁後果。
以上資料，供參考！

I. 最高法要求對刑事案件中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證據應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於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准確懲罰犯罪,切實保障人權,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等規定,結合司法實際,制定如下規定。

一、一般規定

第一條
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

第二條
採取毆打、違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變相肉刑的惡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願作出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三條
採用以暴力或者嚴重損害本人及其近親屬合法權益等進行威脅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願作出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四條 採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五條
採用刑訊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該刑訊逼供行為影響而作出的與該供述相同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並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偵查期間,根據控告、舉報或者自己發現等,偵查機關確認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而更換偵查人員,其他偵查人員再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犯罪嫌疑人自願供述的；

(二)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和審判期間,檢察人員、審判人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供述的。

第六條 採用暴力、威脅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第七條
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二、偵查

第八條 偵查機關應當依照法定程序開展偵查,收集、調取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

第九條
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後,應當按照法律規定送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訊問室進行。因客觀原因偵查機關在看守所訊問室以外的場所進行訊問的,應當作出合理解釋。

第十條
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錄像；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錄像。

偵查人員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並在訊問筆錄中寫明。

第十一條 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應當不間斷進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選擇性地錄制,不得剪接、刪改。

第十二條
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應當依法製作訊問筆錄。訊問筆錄應當交犯罪嫌疑人核對,對於沒有閱讀能力的,應當向他宣讀。對訊問筆錄中有遺漏或者差錯等情形,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補充或者改正。

第十三條 看守所應當對提訊進行登記,寫明提訊單位、人員、事由、起止時間以及犯罪嫌疑人姓名等情況。

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應當進行身體檢查。檢查時,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可以在場。檢查發現犯罪嫌疑人有傷或者身體異常的,看守所應當拍照或者錄像,分別由送押人員、犯罪嫌疑人說明原因,並在體檢記錄中寫明,由送押人員、收押人員和犯罪嫌疑人簽字確認。

第十四條
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對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調查核實。調查結論應當書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對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偵查機關提出糾正意見。

偵查機關對審查認定的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提請批准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

對重大案件,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應當在偵查終結前詢問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並同步錄音錄像。經核查,確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排除非法證據,不得作為提請批准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

第十五條
對偵查終結的案件,偵查機關應當全面審查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據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證據。排除非法證據後,證據不足的,不得移送審查起訴。

偵查機關發現辦案人員非法取證的,應當依法作出處理,並可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查取證。

三、審查逮捕、審查起訴

第十六條 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期間訊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告知其有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後果。

第十七條
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期間,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並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調查核實。調查結論應當書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期間發現偵查人員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依法排除相關證據並提出糾正意見,必要時人民檢察院可以自行調查取證。

人民檢察院對審查認定的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批准或者決定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被排除的非法證據應當隨案移送,並寫明為依法排除的非法證據。

第十八條 人民檢察院依法排除非法證據後,證據不足,不符合逮捕、起訴條件的,不得批准或者決定逮捕、提起公訴。

對於人民檢察院排除有關證據導致對涉嫌的重要犯罪事實未予認定,從而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訴決定,或者對涉嫌的部分重要犯罪事實決定不起訴的,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可要求復議、提請復核。

J. 怎樣開展對派出所的偵查活動監督

一、偵查活動監督的意義
1、偵查活動監督是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的體現。
公民的人身權利受法律保護，偵查機關、偵查部門對刑事犯罪的偵查，必須依法進行。如果偵查活動沒有法律監督，往往就會造成冤假錯案。加強偵查活動監督工作，從而保證偵查活動的正確、合法進行，保證刑事訴訟任務的順利完成。
2、偵查活動監督有利於及時糾正偵查活動中違法現象。
偵查活動監督目的歸根到底就是發現、糾正、預防偵查活動的違法行為。正如《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那樣：「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在司法實踐中認真地履行偵查活動監督權，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就將不斷減少。
3、偵查活動監督是遏制司法腐敗的有力措施。
對偵查活動中的違法情形，輕則及時口頭提出糾正意見，較重則經檢察長批准後，向公安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若不被採納，報告上級檢察機關，依法督促落實。如果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就要移送給本院偵查部門審查。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偵查活動越來越規范，對犯罪的打擊更加有力，偵查活動中的腐敗現象愈來愈少，與偵查活動監督工作的大力開展是分不開的。
二、當前偵查活動監督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我國憲法、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偵查活動監督權是法律監督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和制約的一項重要職能。現階段我國的偵查活動監督工作由於監督機制缺陷、立法不完善以及司法體制的原因而存在諸多問題，需要進行改革，以不斷強化檢察機關偵查監督職權的效力。
1、監督主體地位弱化。
我國立法在賦予檢察機關偵查活動監督權的同時，又確立了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監督是單向的，而制約是雙向的。根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之間相互制約的運作關系，檢察機關可以制約公安機關，同樣公安機關也可以制約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反向制約，肯定了偵查的獨立性，抑制了檢察職能的發揮，對偵查活動監督權的行使形成一定阻礙作用，使得法律監督的權威性難以充分體現，這也是有些地方和有些事件中偵查權失控的重要原因。
2、監督內容形式化。
雖然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一切偵查活動都有權監督，但在我國現行的監督機制下，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須經檢察機關批准外，偵查活動中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的強制性處分，包括拘留、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搜查、扣押、查封、凍結等，都可以由公安機關自行決定，自行執行。大部分偵查行為和偵查手段的運用由偵查機關自行掌握，偵查機關享有廣泛的偵查權，在程序上缺少外部制約機制，使得偵查活動具有「任意主義」傾向。
3、監督方式置後、被動。
現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實施偵查活動監督的主要途徑是通過審查批准逮捕、審查起訴，發現偵查機關在偵查活動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而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審查起訴的大量工作是書面審查偵查機關報送的材料，偵查活動違法的情況很難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反映偵查中有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因難以收集充分的證據多數難以查實。有些雖然能夠查實並對違法行為人給予了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權利已經成為事實，無法挽回。這種監督的置後性、參與程度的有限性以及權力行使的被動性，使檢察機關難以有效預防和及時糾正偵查違法，不利於保障公民合法權益。
4、監督手段不力，沒有明確的法律後果。
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同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檢察機關提出的糾正意見不被接受的，由上級檢察機關通知同級公安機關督促下級公安機關糾正。但對公安機關拒不糾正的，卻沒有明確的法律後果和制裁規范，使得監督效果大打折扣。
5、監督程序缺少具體的法律規范。
關於公安機關逮捕後變更強制措施問題，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公安機關釋放被逮捕的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應當通知原批準的人民檢察院。」但是，並未明確規定公安機關在變更強制措施時，具體以什麼形式、在什麼時間內通知人民檢察院。因此，實踐中公安機關變更強制措施存在隨意性，檢察機關難以及時掌握變更強制措施的情況，不利於對公安機關實施監督。
三、強化偵查活動監督的途徑
1、強化檢察機關作為監督主體的法律地位。
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控制向來是檢察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也明確規定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且檢察官的客觀、公正義務是當今世界檢察機關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檢察機關是保護公民人身權利的最重要的屏障。因此，我國偵查活動監督體制改革的關鍵就是重塑公檢之間「互相制約」的格局，即在「互相制約」中充分體現檢察機關的監督權，構建起層次遞進的工作關系，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更為全面、強大的控制權力，強化檢察機關的監督主體地位。
2、轉變觀念，加強對偵查活動監督工作的領導。
長期以來，審查批捕部門把主要精力放在審批案件上，對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活動監督任務，沒有完全擔負起來。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對偵查活動監督的職能認識得不夠，對法律賦予的偵查活動監督職責落實得不夠；二是「重配合，輕監督」，「重打擊，輕保護」思想在不少幹警頭腦中根深蒂固。
3、從辦案入手，認真審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監督。
為切實履行法律賦予的監督職責，加大對偵查活動監督的工作力度，應從偵查工作易出問題的地方入手，針對偵查活動易出問題的環節認真審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監督，並根據所發現的不同情況採取追訴、口頭糾正、檢察建議、糾正違法通知等形式進行監督，以保證監督的有效性、針對性，從而把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工作落到實處。
（1）、查程序，看程序是否違法
根據偵查人員仍然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情況,該院針對偵查工作程序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在辦案中著重審查以下幾個環節：一是採取強制措施是否適當；二是對訴訟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是否按規定告知；三是刑事拘留是否超過法定期限；四是取證、扣押物品等是否違反法定程序。在審查中發現問題及時提出糾正意見,跟蹤監督,督促糾正和改進。
（2）、查實體，看有無漏訴
主要是審查公安機關在實體處理方面是否合法。一是事實認定是否准確，有無錯訴，有無遺漏罪行；二是涉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都追訴到位；三是法定情節(自首、立功、未成年人等)的認定是否准確。
（3）、查文書案卷，看是否規范、准確
由於個別偵查人員責任心不強，製作文書不嚴謹，裝訂案卷不規范，使得實際工作中出現問題。鑒於此，應把對公安機關案卷文書的審查納入了監督的范疇。主要審查：文書製作是否嚴謹；文書內容是否准確無誤；案卷裝訂是否規范；案卷中有無遺漏材料等。
4、規范適時介入偵查、引導偵查取證等活動，將偵查活動監督由事後監督轉為同步監督。
目前檢察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督主要是事後監督，即通過對公安偵查案件的審查，發現其在適用法律、定性等執行實體法方面和收集證據、執行逮捕等執行程序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並加以監督糾正。這樣的規定在新形勢下顯得有些滯後，不但監督的面不夠廣，時間上的延伸也有欠缺。因此，筆者感到，要進一步擴大監督的范圍，應當大力推行同步監督的機制，即將偵查監督貫穿於從立案到偵查終結的全過程。通過立法規范適時介入偵查、引導偵查取證等活動，將偵查監督由事後監督轉為同步監督。偵查監督部門應更新觀念，改變過去「坐堂辦案」的傳統作法，以提前介入為切入點，強化監督力度，促進偵查機關辦案質量的提高。建立與偵查機關的聯系會議制度，規范介入偵查工作的范圍和程序。適時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注意審查案件事實與證據，涉及到有關證據方面的缺陷時，及時與公安機關溝通、協調，指明取證重點，糾正偵查方向上的偏差，完善、固定證據，從而達到印證和鎖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實的目的。
在提前介入活動中，不僅要注重與公安機關的配合，而且通過參與討論、訊問、勘查等活動，現場監督公安機關的執法活動，糾正偵查活動中的違法、違規行為，提高偵查監督的及時性和效果，促進公安機關偵查水平的規范和提高；現場告知犯罪嫌疑人的相關權利，維護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5、明確監督的法律後果和制裁手段。
法律必須明確檢察機關向偵查人員提出建議或發出糾正違法通知後偵查人員拒絕接受的法律後果，否則，監督就形同虛設。對於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監督建議或者繼續違法偵查的偵查人員，可以考慮由檢察官要求公安機關予以更換，並追究其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