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明民法典

❶ 如何物權法

以下是中國最權威的民法學家對物權法的解讀:

者：物權法從著手起草到最終通過，跨越14年，歷經八審，這在我國立法史上是空前的。這部法律為什麼會受到如此大的關注？

王利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最根本的就是財產歸屬和利用關系。物權法是一部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性法律，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觸動了社會的每個神經。可以說，大到一所房子，小到一針一線，都是物權法調整的對象。所以，在起草過程中出現了各種爭議，這是非常正常的。

記者：物權法審議過程中的一大亮點，是面向社會徵集意見。這些意見對物權法的出台有何影響？

王利明：在向全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和建議時，全國人大收到了一萬多條，反饋的信息非常多。很多群眾的意見都得到了採納。應該說，物權法的出台，經過了立法機關、法學家和實務部門、社會各界充分交流意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幾代中國法學家的研究成果，也樹立了我國民主立法的典範。

記者：作為起草者之一，您如何看待物權法出台的意義？

王利明：物權法的出台是中國法律界的一件大事，在我國法制建設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物權法的首要功能就是確認財產歸屬、平息沖突和紛爭。一整套對財產予以確認和保護的規則，隨著物權法的出台而形成，這必將為維護公民的切身利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更加堅實的法律保障。物權法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起支架作用、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這部法律的通過，為中國民法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物權法有三大主要功能

記者：對許多人來說，剛剛出台的物權法還比較陌生。概括來說，物權法究竟是干什麼的？

王利明：簡單地說，物權法的主要任務就是講物是誰的、怎麼利用、在受到侵害以後怎麼保護。所以，物權法的功能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即確認產權、保護物權、物盡其用。產權應該是物權法的核心。確認產權其實就是通過明確物的歸屬，從而定分止爭。舉個例子，商鞅在《商君書》裡面曾經說過，為什麼一個兔子奔跑，每個人都去追趕，不是因為兔子可以分為一百份，而是因為兔子的歸屬沒有確定，所以，大家都去搶。但是，在歸屬確定之後，滿街都是賣兔子的，卻沒有人去搶。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界定產權就是為市場經濟體制奠定基礎。

記者：在中國老百姓眼裡，物權還是一個比較晦澀難懂的概念。物權法對物權具體是怎樣界定的？為什麼要保護物權？

王利明：所謂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財產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保護物權，就是在物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如何對權利人給予救濟。英國學者洛克有句名言，沒有個人物權的地方，就沒有公正。現代西方法治正是在對財產權的切實保護中逐步建立起來的，最經典的就是「波茨坦磨坊」的故事。1866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為在波茨坦建造行宮，強行拆掉了一座他人的舊磨坊，被磨坊主告上法庭。最後，法院一致裁決威廉一世因擅用王權侵犯原告人的財產權利，責成他在原址上重建一座同樣大小的磨坊。在我國，保護物權為依法行政確立了標准，其實就是奠定法治的基礎。

記者：對資源的有效利用，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我國物權法在促進「物盡其用」方面作了哪些規定？

王利明：物盡其用，就是通過明確權利人對物享有的權利和對物的保護，充分發揮物的效用。我國物權法為了強化對資源的有效利用，主要在如下方面作出了制度性突破：第一，規定了空間利用權，使對土地的利用由平面變為立體，以充分利用土地資源；第二，擴大了建設用地使用權，必須按照招標、拍賣方式適用的范圍，嚴格限制以劃撥方式建立用地使用權；第三，承認海域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養殖權、捕撈權等可以作為用益物權；第四，擴大了擔保物的范圍，只要法律、法規沒有禁止抵押的財產，都可以設置抵押。

平等保護是中國物權法的特色

記者：我國物權法確定了平等保護原則，這與西方物權法的規定有何不同？

王利明：我國物權法強調必須平等保護國家、集體和個人三種不同的所有權。平等保護是物權法的首要原則，是民法平等原則的具體化。物權法所說的平等保護，是指物權的主體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各種不同類型的財產，在遭受侵害後都要受到平等救濟。在西方國家，物權法以維護私有財產為其主要功能，所以沒有必要對所有權按照主體進行分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平等保護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上說，平等保護原則是我們社會主義物權法特色的鮮明體現。

平等保護原則，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在法律上宣告把個人的財產可以置於和國家財產同等的地位，這個意義是怎麼評價都不過分的。它體現了一種對個人的關懷，體現了人本主義的精神和理念，有利於更充分地關注民生，保護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民生的問題首先是一個權利問題，權利問題得不到基本的保護，老百姓的房子想拆就拆，就根本談不上民生。平等保護強調了對人民群眾財產的尊重，包含的內涵是非常深刻的。

記者：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與憲法中「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以及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否存在矛盾？

王利明：憲法規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怎麼才能保障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呢？前提就是必須要實行平等保護。假如說優先保護一種，對其他所有制就採取歧視的態度，就不可能有共同發展。同時，我們也看到，物權法只有確立平等保護原則，才能夠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鞏固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成果。只有對各類財產實行平等保護，才能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並最終有利於公有制的發展。

記者：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對個人和社會有哪些意義？

王利明：物權法對各類財產實行平等保護，有利於鼓勵人民創造財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舉例來說，假設一位村民承包一片水面搞鮑魚養殖，他對於未來的利益期待要求他進行一定規模的投資。但是否要投資、投資規模該有多大，則要取決於他對自己是否享有長期穩定的財產權利的信心。如果將他的承包經營權界定為物權，那就成為一種長期穩定的財產權利，這無疑是給這位村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他可以大膽投資、努力經營。正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

強化對國有財產的保護

記者：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是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物權法對國有財產的保護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利明：物權法在堅持平等保護原則的基礎上，強化了對國有財產的保護。

首先，物權法規定了國家所有的范圍，尤其是強調了專屬於國家所有的動產和不動產。

其次，物權法對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管理和使用國家財產的許可權作出了規定。

再次，針對實踐中較為突出的國有資產流失形式，比如企業改制、合並分立、關聯交易等過程中，低價轉讓、合謀私分、擅自擔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國有財產損失的行為，物權法規定了相應的責任。

此外，物權法還對監管不力造成國有財產流失的機構和工作人員的責任作了規定。針對國有財產監管中存在的問題，物權法規定：履行國有財產管理、監督職責的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應當依法加強對國有財產的管理、監督，促進國有財產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財產損失；濫用職權，玩忽職守，造成國有財產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物權法的這些規定，體現了憲法關於加強對社會主義公共財產保護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

記者：土地承包經營權是農民非常關心的問題，物權法有哪些特殊規定？

王利明：農民承包土地即將獲得收益時，承包合同突然被終止，類似這樣損害農民利益的事例並不鮮見。《物權法》首次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物權，同時也規定任何單位在徵收土地時，要對承包經營權人進行補償。土地承包經營權明確為物權之後，有利於保護農民對土地的長期投資與改良，促進農業經濟的持續發展。農民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所承包的土地行使充分的佔有、使用、收益以及依法處分的權利，對承包權進行轉包、出租、互換、轉讓等，從而促進土地流轉，提高農地經營效率。

記者：現在農民工大量進城，農村宅基地長期閑置；與此同時，一些城鎮居民希望到鄉下居住、種地。但目前物權法並沒有放開農村宅基地使用權，主要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利明：在這個問題上，物權法適用國務院的有關規定，禁止宅基地轉讓。之所以這樣考慮，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嚴格保護耕地，我國地少人多，應當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一旦宅基地市場放開，有可能會導致村幹部利用職權多佔宅基地，從而導致耕地的大量流失。二是保護廣大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實際上是保護農民的長遠利益。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全面建立，農村居民在失去宅基地和住房，大量湧入城市之後，城市確實無力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因而會給城市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物權法的規定既維護了現行法律和現階段國家有關農村土地政策，也為將來條件成熟後，修改法律和調整政策留有餘地。

徵收徵用制度更加完善

記者：在物權法制定過程中，不少人建議，應當在物權法中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以防止、限制有的地方政府濫用徵收徵用權力侵害群眾利益。對此你怎樣看待？

王利明：公共利益的概念很難在物權法上進行界定。因為公共利益本身在法律上是一個彈性條款，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開放性和變動性，在不同領域內和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的內涵並不相同，情況相當復雜，即使是商業利益，也可能會涉及稅收、就業等問題，從而間接地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因此，物權法難以對公共利益作出統一的具體的界定，還是分別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單行法律作出具體規定較為切合實際。

記者：現實生活中，以公共利益為名、濫用徵收權力的現象時有發生，例如違法征地、野蠻拆遷問題。物權法制定了哪些預防措施？

王利明：盡管難以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界定，但可以考慮通過規定一些必要的程序與制度，防止「公共利益」的濫用，比如對徵收程序、補償標准、權利救濟等作相應的規定。為此，物權法一方面規定了徵收、徵用土地的基本條件，即必須是出於公共利益需要，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許可權，在徵收後必須給予充分補償。另一方面完備了徵收後的補償制度，區分了對集體土地徵收與對公民住宅土地徵收的不同，同時規定了不同的補償標准，對被徵收人的權益保護得很充分。此外，物權法還嚴格區分了徵收、徵用兩個概念。

城市居民購房有了「定心丸」

記者：物權法規定，房產70年後自動續期。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是，將來延期後是否需要補交有關費用呢？

王利明：中國的不動產權利比較特殊，從法律上看，房子的所有權是沒有期限的，但土地使用權卻是有期限限制。土地使用權的期限性與所有權的永久性，是財產法律制度中的一對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物權法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至於住宅建設用地續期後，是否支付土地使用費，該問題關繫到廣大群眾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對待，物權法對此未作規定，屆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再作慎重考慮。

記者：現在小區內車位、車庫的歸屬問題，以及停放在小區內道路上車位收費問題而引發的糾紛不少，物權法規定小區車庫車位需首先滿足業主需要。對這一規定應如何理解？

王利明：有關車庫、車位，物權法明確規定：建築區劃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應當首先滿足業主的需要，其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售、附贈或者出租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屬於業主共有。我們認為，首先滿足需要，就是指開發商在修建了車位、車庫之後應當首先將其出租出售給業主，而不能高價賣給第三人。

配套法規尚需完善

記者：物權法將從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物權法的順利推行，還需要哪些配套法律的完善？

王利明：社會生活千變萬化，不可能指望通過一部法律解決所有矛盾。物權法中有些規定還比較原則，相關內容需要通過出台配套法規和司法解釋逐步細化、逐步完善。尤其是要制定國有資產管理法、不動產登記法、拆遷法等配套法律。

比如現在有人認為，管線、煤氣等公共設施應該歸業主共有，其實這么做有利有弊，因為這會給業主帶來相應的維護成本，他們也要承擔更多的維護義務，而物業服務的缺失也會增加公共設施的安全隱患。

另外，關於業主大會是否能夠具有訴訟主體資格也是難點。我個人認為業委會當然可以代表業主進行訴訟，但是在被訴時問題比較復雜。一旦業主作為被告，官司打輸了，業主卻不認賬，很多官司往往難以判決，或者就算判決了也執行不了。

物權法出台後，侵權責任法也需要提上議事日程。物權法明確了物的權屬，侵權責任法則將明確權屬受到侵害該怎麼辦。前者是後者的基礎。目前，無論從理論准備還是從實踐積累來看，起草侵權責任法的條件都已非常成熟，這部法我想會很快出台。

❷ 人大民商法考研需要考什麼科目參考書都是什麼

人大綜合課包括六門法學基礎課，具體是：法理學、中國法制史、憲法、刑法、民法、訴訟法（包括民訴和刑訴）。還有就是英語，政治。
1）民法部分
①教材
書目：
A《民法學》，王利明、楊立新、王軼、程嘯著，十五規劃教材，法律出版社2005版。
B《民法》，王利明主編，十五規劃教材，人大出版社2005年版。
②專著
書目：
A《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及說明》，王利明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B《民法總則研究》，王利明著，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C《物權法論》，王利明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D《物權變動論》，王軼著，法律科學文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E《合同法新論"總則》，王利明，崔建遠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修訂版。
F《合同法研究》第一卷、第二卷，王利明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人格權法研究》，王利明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H《親屬法專論》，楊立新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I《繼承法研究》，郭明瑞，房紹坤，關濤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J《侵權行為法研究》上卷，王利明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K《侵權責任法》，張新寶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L《法學碩士考研全攻略"民商法學》，法學考研網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❸ 王利明、梁慧星這兩位民法泰斗是否出司法考試民法部分的題目啊

司法考試的民法題庫是由錢明星和溫世揚老師建立的，拼題一般是武漢大回學的溫世揚答教授。民法部分考點很多，難度較大，物權法仍然要足夠重視，因為在《物權法》實施的近兩年的時間里，出現了很多典型的案件和新的爭議焦點。除此以外，隨著物權法的頒布實施，擔保法中的抵押、質押、留置就不要最為復習的對象了，因為它們已經被物權法所代替。2009年《專利法》進行了修改，根據以往的經驗，新修改的知識點是考試常考的知識點，所以知識產權部分要注意《專利法》。

❹ 王利明與王利民

怎麼能是一個人呢？法盲都知道。。法律是嚴謹的！
除非：那個人自己取了個化名，本來叫王利明

❺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❻ 王利明關於民法典體系的觀點

王利明關於民法典體系的觀點：
民法總則、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權總則、合同法、知識產權的一般規定、侵權行為法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