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民法案例

❶ 民事違法行為的典型案例

1、2006年1月19日凌晨4時許，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女教授歐陽潔跳樓身亡。歐陽潔生前曾與中山大學翻譯學院副院長、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東風簽訂一份翻譯合作協議，由王東風所在的翻譯研究中心為歐陽潔的3本管理學著作進行翻譯。

歐陽潔父母認為，女兒的死，和女兒與王東風的合同糾紛有間接關系。就這份翻譯合同，歐陽潔的父親歐陽周向天河法院起訴王東風違約，要求王東風支付違約金26萬元。昨日，此案在天河法院開庭。王東風稱：他嚴格執行了翻譯合同，歐陽潔的死與他無關。

2006年3月8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歐陽潔與中山大學翻譯學院副院長王東風以及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簽訂三方翻譯合作協議，約定由王東風翻譯歐陽潔的3本管理學著作（《決策管理――理論、方法、技巧與應用》、《國際管理挑戰賽賽前必讀》、《市場預測與決策分析方法》）；

3本書合計126萬字。該協議內容十分簡單，未就翻譯質量作出具體約定。僅約定歐陽潔需要支付給王東風3筆費用，合計30萬元。

歐陽周提出，雖然合同中沒有具體約定3本書的翻譯要達到什麼水平，但王東風組織了一批學生翻譯，導致翻譯出的文稿質量不合格，被皮爾遜公司退回。

歐陽周認為，在合同沒有具體約定翻譯質量的情況下，應當參照行業標准。王東風所在的翻譯研究中心只是一個研究機構，不是營利性機構，沒有資質去為管理學專業著作進行翻譯。「如果歐陽潔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那麼王東風作為專業人士犯了更大的錯誤。」

在沒有資質的前提下，王還組織沒有翻譯資格的學生對該書進行翻譯，直接導致翻譯質量不合格，書稿被退回。此後，歐陽潔為了讓書稿達到出版標准，又出資讓他人翻譯書稿，給她經濟上帶來很大困擾，回老家借錢時曾在家人面前痛哭。

王東風的律師提出，翻譯質量並無問題，而是歐陽潔一直都有資金問題的困擾，到譯稿已經完成時歐陽潔都未能全額付款，至今仍有4萬元未付，如果說違約也是歐陽潔違約。歐陽潔也知道不是由王東風本人翻譯，有一批學生在翻譯書稿。協議並未說明要由王東風本人翻譯。

年過70的歐陽周和陶琪參加了長達3個小時的庭審。陶琪向記者表示，打這個官司並不是為了錢，而是要討個公道。法庭建議雙方調解，王東風的律師表示，如果要補償願意補償1.5萬元，對此，歐陽周表示，如果補償數額太低他不會接受。

2、朱某在工廠浴室撿到蘇某的進口手錶，先說第二天歸還，後來又說自己把手錶弄丟了。蘇某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朱某限期歸還手錶。

我國民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歸還失主。

(1)典型民法案例擴展閱讀：

民事違法的主要特徵：

它同其他違法行為相比，有以下特徵：

1、民事違法行為是違反民法規定的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的行為；

2、某些民事違法行為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如從事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財產或人身損害的，即使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過錯，也同樣構成民事違法行為；

3、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違法行為，本人雖不承擔民事責任，但要由其監護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4、某些情況下，違反國家民事政策和社會共公利益的行為也可構成民事違法行為。

❷ 民法案例及其分析

1、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造成他人損害的，如何承擔民事責任
[案情]
原告李健，女67歲，家庭婦女。
被告丁建國，男，17歲，某鋼鐵廠徒工。
1986年7月9日晨，17歲的青年徒工丁建國騎自行車去上班，行至曙光飯館東側，將橫過馬路的李健撞倒，李當即昏迷，不省人事。醫院診斷為：急性閉合性顱腦損傷，顱內血腫，顱骨骨折。雖經搶救脫險，但其出院後，一直卧床不起，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造成終身殘廢。李健的兩個兒子作為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丁建國賠償其母李健住院期間所花的住院費、醫葯費、營養費以及家屬請假護理的工資損失等，共計人民幣1300餘元，並要求其承擔今後的醫療費和護理費2000元。經法院審理查明，李健被撞傷確是丁建國騎車時違犯交通規則造成的，丁建國應承擔賠償李健經濟損失的責任。雖然丁建國尚未滿18周歲，但已接了父親的班，在某鋼鐵廠做徒工，其勞動收入除可以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之外，還稍有節余。經法院調解，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被告丁建國賠償原告1000元，在不影響其基本生活的情況下，每月從丁的工資中扣除15元，待丁建國轉正定級後每月給付20元，至付清為止。
[問題]
本案被告年滿17周歲，造成他人損害的責任是由基本人承擔還是應當其監護人承擔？
[簡析]民法通則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里所說的「視為」就是「等同」的意思。這就是說，在能常情況下，只有年滿18周歲並且精神狀態、智力發育正常的公民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才能獨立地進行民事活動，並且對自己的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害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但是，法律規定年滿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能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公民，也看作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是指能夠以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並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的情況。具有這種情況的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公民，可以認定為以自己的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本案被告丁建國已滿17周歲，除能夠以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並且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之外，尚有少許節余，因而在法律上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的違法行為致人損害產生的民事責任就應由自己承擔，不應由其監護人承擔。因此，法院確定由丁建國本人承擔賠償責任是正確的。
2、十周歲以上的未年人進行的民事活動必須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
[案情]
原告沈為，男，17歲，明光服裝廠合同工。
被告李乙，男，16歲，華夏職工學校學生。
原告沈為進明光服裝廠工作已有一年，每月工資和獎金所得，除生活開支外已積有300餘元人民幣。因上下班乘車不便，沈托鄰居李乙代買一輛自行車。被告李乙是學生，聽到沈為要買自行車，便想把父親李復給他買的一輛新車賣給沈為。兩人商定賣價為210元。李乙為了對其你隱瞞賣車的事實，要求沈為先付給他100元，自行車不要一下子拿去，每星期由沈為使用四天，李乙使用三天，三個月後李乙將車子移交給沈為，沈再將餘款110一次付清。二人即按此約定辦理。三個月期滿，沈為要求李乙把自行車交給他，李乙表示同意，但要沈為先將110元交付後再交車。沈將110元交給李乙後，李說第二天給車，但屆時又不給車，這樣拖了有半個月。沈為無奈，只得告訴李乙的父親李復，要求交車。李復聽後表示自行車不賣，至於沈為付的210元錢，他願意由他歸還一半，沈為不同意。為此，沈為向當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沈為與李乙買賣自行車的行為是否有效？為什麼？
本案應如何處理？
[簡析]
民事法律行為是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民事法律行為首要的條件是行為人要有與其實施的行為相適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根據法律規定，完全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限制行為能力人只能進行與其行為能力相適應的民事行為。民法通則明確規定：「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徵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如何確定行為人的行為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認定，「可以從行為與本人生活相關聯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為，並預見相應的行為後果，以及行為標的數額等方面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三條）本案被告李乙只有16歲，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在未徵得其父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出賣其父購置由他使用的自行車，這一行為顯然與他的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目前在我國，自行車是家庭財產中一項比較重要的財產，按照民法通則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精神來判斷，顯然，只具有限制行為能力的被告李乙進行自行車買賣活動，是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盡管根據本案的情況，原告沈為是已滿16周歲，有固定工資收入，中夠維持自己生活的服裝廠的合同工，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可以視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但固買賣民事行為是雙方民事法律行為，買賣雙方必須都具有獨立立進行民事活動的民事行為能力，此種買賣行為才能發生法律效力。而本案買賣行為的另一方，即被告不具有獨立進行買賣自行車這項民事活動的民事主體資格，因此，該項買賣行為即應認定為無效民事行為。
至於本案的處理，應按民法通則第六十一條關於無效民事行為被確認無效後的民事責任的有關規定處理。原、被告之間買賣自行車的民事行為被確認無效後，當事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受損失的一方。即被告李乙應將收取的210元人民幣返還給原告沈為。如果李乙將自行車價款210元全部或部分花掉了，而又無力償還，則應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由被告李乙的監護人承擔返還價款的民事責任。

3、監護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順序中的數人
[案情]
原告王翔，男，38歲，教師。
被告趙玉珍，女，40歲，工人。
法定代理人顧文敏，女，58歲，趙玉珍之母，工人。
法定代理人趙明成，男，60歲，趙玉珍之父，幹部。
趙玉珍從1965年起患精神分裂症，後經治療有所好轉，1970年5月與王翔結婚，婚後生育兩個女孩。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間，趙玉珍的精神病時有發作，王翔四處求醫，在生活上多方照顧。但趙玉珍的病情自1979年以後日趨嚴重。1983年12月，王翔以趙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症經多方治療未見好轉為由，向該縣人民法院起訴，堅決要求與趙玉珍離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趙玉珍長期患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王翔又堅決要求離婚，事實證明夫妻關系已不能再維持下去。故於1985年3月判決王翔與趙玉珍離婚；兩個子婦由王翔撫養；趙玉珍的生活費、醫療費由其所在單位負擔；由趙明成（趙玉珍之父）、顧文敏（趙玉珍之母）擔任趙玉珍的監護人。趙明成以離婚不當和年老不能擔任監護人為由，代理被告上訴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趙玉珍自1965年起就患有精神分裂症，1970年與王翔結婚後，雖經多方治療不愈，且病情日趨嚴重。經醫院診斷，趙患有衰退型精神分裂症，已喪失組織家庭的能力和工作能力。在趙玉珍患病期間，王翔對趙玉珍盡了到了夫妻間應盡的扶助義務。經反復向王翔做的好工作，王仍堅持離婚。鑒於趙玉珍父母身體健康，有監護能力，且趙玉珍父母及弟、妹與趙玉珍關系好，由其你趙明成和其母顧文敏擔任監護人，對於趙玉珍疾病的治療和生活都比較有利。原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故於1886年3月判決，維持原審法院判決。
[問題]
被告的父母是否應當作為被告的監護人？人民法院判決被告父母同時做為監護人是否正確？
[簡析]
依照民法通則第十七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員擔任監護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親屬；（五）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如果沒有上述法定監護人，由他的所在單位或者住所在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本案被告趙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症，其配偶王翔是提起離婚訴訟的當事人，當然不能提任被告的監護人。根據本案情況和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應由被告的父母承擔監護責任。被告父親有監護能力，拒絕擔任監護人，是違反法律規定的，法院判決其依法承擔監護責任，處理正確。監護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順序監護人不宜承擔監護責任的情況下，法院判決被告父母同時承擔監護責任，對切實保護被告的合法權益更為有利，也是合理合法的。

❸ 民事案件的典型案例

今年1月19日凌晨4時許，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女教授歐陽潔跳樓身亡。歐陽潔生前曾與中山大學翻譯學院副院長、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東風簽訂一份翻譯合作協議，由王東風所在的翻譯研究中心為歐陽潔的3本管理學著作進行翻譯。歐陽潔父母認為，女兒的死，和女兒與王東風的合同糾紛有間接關系。就這份翻譯合同，歐陽潔的父親歐陽周向天河法院起訴王東風違約，要求王東風支付違約金26萬元。昨日，此案在天河法院開庭。王東風稱：他嚴格執行了翻譯合同，歐陽潔的死與他無關。
2006年3月8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歐陽潔與中山大學翻譯學院副院長王東風以及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簽訂三方翻譯合作協議，約定由王東風翻譯歐陽潔的3本管理學著作（《決策管理――理論、方法、技巧與應用》、《國際管理挑戰賽賽前必讀》、《市場預測與決策分析方法》），3本書合計126萬字。該協議內容十分簡單，未就翻譯質量作出具體約定。僅約定歐陽潔需要支付給王東風3筆費用，合計30萬元。
歐陽周提出，雖然合同中沒有具體約定3本書的翻譯要達到什麼水平，但王東風組織了一批學生翻譯，導致翻譯出的文稿質量不合格，被皮爾遜公司退回。
歐陽周認為，在合同沒有具體約定翻譯質量的情況下，應當參照行業標准。王東風所在的翻譯研究中心只是一個研究機構，不是營利性機構，沒有資質去為管理學專業著作進行翻譯。「如果歐陽潔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那麼王東風作為專業人士犯了更大的錯誤。」在沒有資質的前提下，王還組織沒有翻譯資格的學生對該書進行翻譯，直接導致翻譯質量不合格，書稿被退回。此後，歐陽潔為了讓書稿達到出版標准，又出資讓他人翻譯書稿，給她經濟上帶來很大困擾，回老家借錢時曾在家人面前痛哭。
王東風的律師提出，翻譯質量並無問題，而是歐陽潔一直都有資金問題的困擾，到譯稿已經完成時歐陽潔都未能全額付款，至今仍有4萬元未付，如果說違約也是歐陽潔違約。歐陽潔也知道不是由王東風本人翻譯，有一批學生在翻譯書稿。協議並未說明要由王東風本人翻譯。
年過70的歐陽周和陶琪參加了長達3個小時的庭審。陶琪向記者表示，打這個官司並不是為了錢，而是要討個公道。法庭建議雙方調解，王東風的律師表示，如果要補償願意補償1.5萬元，對此，歐陽周表示，如果補償數額太低他不會接受。

❹ 民法案例分析

1、創作是來事實行為，不適用法律源行為中民事行為能力的限制，即使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獨立完成了創作就能獲得著作權，享有著作權中的署名權和獲得報酬的權利。
2、有效。已滿16歲並以自己的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張某在購買彩電時符合這個條件，買賣合同有效。之後喪失行為能力，不影響之前買賣合同的效力。
3、配偶。對限制、無行為能力人財產的保管由監護人進行，而監護人的順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親屬，其他關系密切的朋友……。只有前一順序的監護人不能監護或對被監護人明顯不利時，才由後一順序的人監護。這里，周某的順序顯然在劉某兒子之前，而且沒有對劉某不利的地方。因此，應當由周某監護、保管財產。另外，小劉也不能起訴周某和劉某離婚，因為二人婚姻沒有無效的地方，小劉不能介入二者婚姻的存續問題。

❺ 民法案例分析及答案

1.甲與乙的關系屬於委託代理關系，甲未盡代理人的職責，將葯材以低價形式賣與自己的專好友丙，並取得好屬處費。此處可以判斷為惡意串通。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應屬於無效的民事行為。乙有權向法院聲請撤銷甲與丙之間的交易行為並返還葯材或補足差價。
對於樓上說也可屬於效力待定的問題，我也查了一下，在學術上面，我們可以這樣討論，在實務上，我們仍然應當將惡意串通的民事行為歸於無效民事行為裡面。而且，即使是在學術上討論惡意串通的民事行為的效力待定問題，也是要進行區分的，惡意串通損害特定的第三人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如果是前者則可適用效力待定，若是後者，則仍應適用無效民事行為。

2.乙在未得到甲的同意的情況下把甲的彩電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處分屬於典型的無權處分行為。原因在於，乙對彩電不享有所有權，本不具有所有權中的處分權能。但他將彩電以自己名義進行處分，且彩電的真正所有人並不知情，此行為構成無權處分。
附上說一句，如果丁是善意第三人，則可基於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彩電的所有權，而甲則需請求賠償損失。但如果丁是知情第三人，則不能取得彩電的所有權，甲得以基於物上請求權請求丁返還彩電。

❻ 德國100年經典民法案例

幼兒班負有過錯，應適當作出賠償。
幼兒園與幼兒的法律關系，目前大致有這樣三種觀點：1、監護關系；2、准行政法律關系；3、教育、管理和保護關系。下面就這三種觀點，作一詳盡的分析。
所謂監護，是為保護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人身和財產權而由特定公民或組織對其予以監督、管理和保護的制度。
《民法通則》第16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據此，幼兒的父母是其當然的監護人，其監護人資格從幼兒出生之時起當然取得，不必經任何程序。
如果幼兒的父母死亡或者失去監護能力，則應按下列順序確定其中有監護能力的人擔任監護人：1、祖父母、外祖父母；2、兄、姐；3、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願意承擔監護責任，經幼兒所在單位或幼兒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意的。
在不存在上述規定的監護人的，由幼兒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幼兒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
擔任幼兒的監護人，其監護的職責主要有以下幾項：1、保護幼兒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2、管理幼兒的財產；3、代理幼兒參加各類民事活動；4、教育和照顧幼兒；5、在幼兒的權利受到侵害或發生爭議時，代理其進行訴訟。
根據上述法律的規定來看，把幼兒園確定為幼兒的監護人並承擔相應的監護責任，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監護責任是基於親權產生的一種法定的職責；而幼兒園對幼兒的教育職責是基於教養機構的設置產生的一種工作職責。
不少人認為，父母作為監護人，把自己的孩子放進幼兒園，那麼幼兒在幼兒園的時間內，幼兒園就是暫時或臨時的監護人，在這段時間內應盡到監護人的全部職責。這種觀點同樣是無法律依據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22條：」監護人可以將監護職責部分或全部委託給他人。因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需要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由監護人承擔，但另有約定的除外；被委託人確有過錯的，負連帶責任。」由此可見，幼兒園不能成為暫時或臨時的監護人，因為幼兒的父母並沒有明確將監護職責委託給幼兒園，事實上幼兒園也不可能接受這種委託。
第二種觀點認為，幼兒與幼兒園之間是准行政法律關系。准行政法律關系，它並不是一個很規范、很確切的法律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均十分模糊。這一觀點的提出，是部分學者基於行政法律關系的概念和特點，同幼兒園和幼兒之間的關系有某些地方的吻合或相似。但必竟不是相同，幼兒園不是行政機關，不能成為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而幼兒園的主管機構或上級機構是教育局，屬於行政機關，故而用准行政法律關系來表示，這種表達未免有些牽強附會。
行政法律關系是指行政法律規范所確認和調整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和義務內容的社會關系。國家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權的過程中，必然要對內外發生各種關系，這些關系涉及范圍廣泛、內容復雜，但通稱為行政關系。這些行政關系凡經行政法律規范確認和調整，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內容的，就形成了行政法律關系，它是行政法律規范確認和調整一定范圍行政關系的結果。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推斷，用准行政法律關系來確定幼兒與幼兒園的法律關系是不確切的；同時，用這種關系也難以解決幼兒與幼兒園之間諸多的實際糾紛。這種論點，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難以把握。
第三種觀點，是可以找到法律依據的。這種觀點，把幼兒與幼兒園的關系歸納為教育、管理和保護關系。筆者也贊同第三種觀點。
《幼兒園管理條例》第3條："幼兒園的保育和教育工作應當促進幼兒在體、智、德、美諸方面和諧發展。"第13條："幼兒園應當貫徹保育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第19條：」幼兒園應當建立安全防護制度，嚴禁在幼兒園內設置威脅幼兒安全的危險建築物和設施，嚴禁使用有毒、有害物質製作教具、玩具。」《幼兒園工作規程》第38條規定：保育員在教師指導下，管理幼兒生活，並配合本班教師組織教育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3條：」學校應當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對未成年學生進行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第16條：」學校不得使未成年學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學設施中活動。"第17條："學校和幼兒園安排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參加集體活動，應當有利於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防止發生人身安全事故。」以上法律法規足以說明幼兒園對幼兒的關系為教育、管理和保護關系。
既然幼兒園對幼兒是一種教育、管理和保護關系，而不是監護關系，那麼幼兒在幼兒園發生傷害事故，應如何進行賠償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60條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人，受到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適當給予賠償。"這一司法解釋明確指出，幼兒園在賠償問題上實行的是"過錯原則"，即有過錯應適當賠償，沒有過錯就不予賠償。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也是以此為依據來作裁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