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早期化

1. 我國刑法創制和完善的過程是如何實現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將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作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為刑事制裁的對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經濟法等法律禁止而不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違法行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由輕罪變更為重罪的，不屬於犯罪化。例如，對於明知煤礦生產設施明顯不符合安全標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為人依然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導致發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傷亡的案件，現在一般認定為過失類型的責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機關改變態度，將其認定為爆炸罪，也不屬於犯罪化。
與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將迄今為止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論處」，既可能表現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現為雖不定罪量刑，但給予行政處罰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別法條的廢除不意味著非犯罪化。例如，日本於1995年基於平等主義的要求，刪除了有關殺害尊親屬罪、傷害尊親屬罪、遺棄尊親屬罪、監禁尊親屬罪的規定，但對於殺害、傷害、遺棄、監禁尊親屬的行為，並非不以犯罪論處，而是以普通的殺人罪、傷害罪、遺棄罪、監禁罪論處。換言之，廢除以尊親屬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廢除了加重處罰的規定。再如，我國1979年舊刑法第101條（特別法條）規定了反革命殺人、傷人罪。雖然現行刑法刪除了這一規定，但並不意味著對該條規定的行為實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對之以普通的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論處。
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概念，給人以「大量」的犯罪化與「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覺。其實，一個國家將某一個以往不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以犯罪論處時，就屬於犯罪化；反之，刑法將以往作為犯罪處理的一種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義上說，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於刑法的增刪、修改。
刑法產生的歷史，就是犯罪化的歷史。20世紀中葉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沒有非犯罪化。20世紀中葉的刑事立法實踐表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犯罪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非犯罪化。換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斷地、交替地進行犯罪化與非犯罪化。但是，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化、恐怖主義活動的猖獗等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進行犯罪化。可以認為，在世界范圍內，刑事立法的趨勢已經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麼，我國司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將來會呈現什麼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趨勢
在筆者看來，我國在今後的相當長時間，與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主流趨勢。換言之，司法機關應當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積極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當今社會非正式的社會統制減弱，因而越來越依賴刑罰。由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考與行為樣態的浸透，導致異質價值觀得到廣泛允許，造成非正式的社會統制力減弱、行為的規制弛緩，其結局必然不可避免地產生通過刑罰的補充完善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傾向。另一方面，凶惡犯罪、重大犯罪不斷增加，國民的體感治安惡化，必然要求擴大處罰范圍。況且，以往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護的要求」，現在通過媒體更直接、更強烈、更及時地反映至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國家對市民的刑法保護，成為一項公共服務內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沒有變化，司法機關也可能為了保護市民利益，而實行犯罪化
第二，當今社會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來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科學化、高度技術化，對於個人而言，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進行主體性的控制。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脆弱的技術手段，與此同時，個人行為所具有的潛在危險也飛躍性地增大，人們不知瞬間會發生何種災難。這主要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與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許多犯罪行為一旦得逞，便會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結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嚴重侵害結果後再處罰，而必須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

[33]所以，我國的司法機關有必要對於部分原本並未作為犯罪處理的預備行為，特別是對如重大犯罪的預備行為、恐怖組織的預備行為實行犯罪化（當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險為前提）。
第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國際交往的增進，在本國實施某種行為卻侵犯外國國家與公民利益的現象，已相當普遍。進入90年代後，刑事實體法領域已逐漸形成了國際標准，要求各國完善國內立法與司法。事實表明，一些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已經對於我國刑法分則有關「數額較大」、「情節嚴重」之類的量的規定提出異議。雖然我國立法機關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機關完全可能接受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的建議，繼續降低部分犯罪「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認定標准。
第四，隨著行政管理加強，行政犯會越來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來越明顯。例如，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嚴重。司法機關必然不斷地重新考慮行政犯與行政違法的界限，對以往僅以行政違法論處的行為以行政犯論處。同樣，由於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司法機關必然重新審視一般違法行為與傳統犯罪之間界限，對以往的部分一般違法行為實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車輛較少，城市的外來人員少，盜竊窨井蓋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顯得並不嚴重，所以一般沒有當犯罪處理。但隨著車輛的增加，人口的膨脹，盜竊窨井蓋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顯加重，所以現在一般以犯罪論處。
第五，適用刑法的過程也是解釋刑法的過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釋能力低下，不能發現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必然導致原本構成犯罪的行為也不能受到應有的處罰。認為成年婦女與不滿14周歲的幼男發生性交的行為不成立猥褻兒童罪的觀點與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樣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隨著解釋能力的不斷提高，司法機關必然能夠充分挖掘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預料的行為也能涵攝在刑法條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之中，實現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趨勢是否意味著刑法與法治的退步？這是必須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非犯罪化的進步，並不等於刑法的進步，更不等於法治的進步。事實上，任何國家及其國民，都不會容忍嚴重的法益侵害行為，相反總是採取某種措施禁止、制裁這種行為；在法律內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為，總會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則，就沒有社會秩序與國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機關根據實體刑法與法定程序實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將大量的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在刑事訴訟之外由非司法機關處理，則存在兩個重大問題：其一，雖然從總體來看，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措施，但行政處罰完全可能重於較輕的刑罰。「在實際效果上遠甚於刑罰的行政制裁相當嚴重，將這種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機關裁量的話，就會違反保障程序公正的憲法精神。」

[34]其二，相當多的法益侵害行為，也不一定由行政機關依照行政法處理，而是採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徑，這便更加違反了法治原則。當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為主流趨勢的時代，司法機關同時應避免重刑主義，應當積極地推進刑罰的輕緩化。換言之，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刑法的處罰范圍可能越來越寬，但刑罰的處罰程度應當越來越輕。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應呈頹勢
與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間很小，應當呈現頹勢。

[35]
如前所述，我國刑法分則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經基本上將國際社會所稱的微罪與部分輕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實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規定的犯罪大抵相當於國外刑法規定的重罪的情況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幾乎不可能。西方國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現為對無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國現行刑法已將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國刑法並沒有規定通姦、亂倫、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經充分實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體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沒有很大空間。換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經嚴格限制了處罰范圍的情況下，刑事司法沒有理由進一步限制處罰范圍。正因為如此，刑法第3條前段的規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為如此，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不應當盲目進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訴率；還因為如此，在行為符合法定犯罪構成的前提下，濫用刑法第13條但書宣告無罪的現象，應當杜絕。

2. 簡述中國古代刑法總則的發展變化過程

中國古代刑法制度主要就體現在五刑制度的變化上
五刑的概念很早就形成了，夏商刑制就有所謂的「墨、劓、刖、宮、大辟」五刑。或者這時的五刑是比較簡陋的，但是以五種刑罰為體系的概念卻流傳了下來，成為中華法系的一個特點。
西周沿用了五刑的概念，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呂侯制定《呂刑》，將五刑統一為「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的體系，使其更為完備。
而到了東周秦朝時，由於周時定型的社會結構的解體，要求新秩序的呼聲就大起來了，因此各類變法活動就在各國興起。在法律方面，原來的舊的傳統西周社會的五刑體系就不夠用了，因此五刑體系就逐漸在變法中消亡了，秦朝的刑法體系就包括七類：死刑、肉刑、流刑、徒刑、侮辱刑、財產刑、其他刑等。變化的具體原因就不再討論，而漢承秦制，也延續了這種混亂的刑罰體系。
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改進，新的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根據《晉書•刑法志》記載，首先是曹魏的《新律》，「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曹魏的刑制雖然沒有完全形成五刑制，但也向著刑制改革邁出了一大步。
西晉的《泰始律》又將曹魏的七種三十七等刑罰簡化為五種。即死刑三等、髡刑四等、贖刑與罰金各五等，另加雜抵罪若乾等。
《北魏律》定刑為六，計：死、流、宮、徒、鞭、杖。《北齊律》承其後，確立了完整的死、流、徒、鞭、杖。
最終定型五刑體系的是隋唐時期，唐律最終將其定型，確認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二十等，而且疏議也對這些刑種做出了儒家化解釋：
笞刑五：笞一十。贖銅一斤。笞二十。贖銅二斤。笞三十。贖銅三斤。笞四十。贖銅四斤。笞五十。贖銅五斤。
【疏】議曰：笞者，擊也。又訓為恥，言人有小愆，法須懲誡，故加捶撻以恥之。漢時笞則用竹，今時則用楚。故《書》雲「撲作教刑」，即其義也。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於意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帝悲其意，遂改肉刑：當黥者髡鉗為城奴令舂，當劓者笞三百。此即笞、杖之目，未有區分。笞擊之刑，刑之薄者也。隨時沿革，輕重不同，俱期無刑，義唯必措。《孝經援神契》雲：「聖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禮》雲：「刑者，型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孝經鉤命決》雲：「刑者，型也，質罪示終。」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其所由來尚矣。從笞十至五十，其數有五，故曰「笞刑五」。徒、杖之數，亦准此。
杖刑五：杖六十。贖銅六斤。杖七十。贖銅七斤。杖八十。贖銅八斤。杖九十。贖銅九斤。杖一百。贖銅十斤。
【疏】議曰：《說文》雲「杖者持也」，而可以擊人者歟？《家語》雲：「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國語》雲：「薄刑用鞭撲。」《書》雲：「鞭作官刑。」猶今之杖刑者也。又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撲。源其濫觴，所從來遠矣。漢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畢，改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損。爰洎隨室，以杖易鞭。今律雲「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也。
徒刑五：一年。贖銅二十斤。一年半。贖銅三十斤。二年。贖銅四十斤。二年半。贖銅五十斤。三年。贖銅六十斤。
【疏】議曰：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又「任之以事，置以園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並徒刑也。蓋始於周。
流刑三：二千里。贖銅八十斤。二千五百里。贖銅九十斤。三千里。贖銅一百斤。
【疏】議曰：《書》雲：「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
死刑二：絞。斬。贖銅一百二十斤。
【疏】議曰：古先哲王，則天垂法，輔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義期止殺。絞、斬之坐，刑之極也。死者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與萬化冥然，故鄭注《禮》雲：「死者，澌也。消盡為澌。」《春秋元命包》雲：「黃帝斬蚩尤於涿鹿之野。」《禮》雲：「公族有死罪，罄之於甸人。」故知斬自軒轅，絞興周代。二者法陰數也，陰主殺罰，因而則之，即古「大辟」之刑是也。
這一體系自唐定型後，在其後的時代都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即便是少數民族政權，雖然也有不同，但是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在創立刑制的時候，也是使用的五刑體制的。

3. 什麼是早期社會化

早期社會化是指從幼兒期到青少年時期的社會化階段，該時期也是個人社會化的關鍵階段。（個人社會化的完成是通過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對個體的思想觀念、心理特徵和行為方式提供背景和刺激作用來實現的。）它對於一個人的一生都具有重大的影響。早期社會化的特點在於，就社會化的主體而言，處於這一階段的兒童與青少年生理、心理上都不夠成熟，缺乏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大都以模仿甚至盲從的形式接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並對新奇的東西感受特別強烈；而從社會化的環境條件來看，早期社會化受到來自多方面環境因素的影響，如家庭、學校、鄰居和同齡群體等，而隨著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電視、書報、雜志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越來越大。由於早期社會化所具有的這些特點，就需要社會為個人早期社會化提供特定的條件：一是相對穩定、統一的社會規范和價值觀念；二是令人敬佩的榜樣或社會權威形象供以模仿。
一般地，當一個社會處於正常的發展時期時，可以為個人的早期社會化提供上述條件，而社會處於轉型時期時，提供這種條件就受到了影響。首先是由於社會結構的分化，舊的規范逐步瓦解，新規范又尚未確立，帶來新舊規范的矛盾對立，這必然造成社會規范和價值觀念在指導人們思想和行為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的傾向，使對各種社會規范缺乏理性分析和選擇能力的兒童和青少年，在依據社會規范指導自己行為時陷入困境，表現為角色沖突和無法實現自我認同。
其次，當早期社會化供以模仿的榜樣或權威形象由家庭、學校和大眾傳媒共同創造時，由於各自的評判標准不一致，榜樣的形象便遭到損害，它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影響和行為約束力無疑會降低，也很難轉化為其自己的信念和行為方式。

4. 監獄法的演變

監獄法的概念隨著監獄職能的演變而不斷發展變化。監獄作為刑罰的附屬物,具有與刑罰同專樣悠久的歷屬史。早期的刑罰方式,主要是生命刑和身體刑,附之以流刑,自由刑在刑罰體系中不佔主要地位。那時的監獄主要是未決犯和刑事被告人的看守場所,判處自由刑(徒刑和拘役)的已決犯在囚犯中所佔比例很小。那時監獄法調整的主要對象不是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所發生的社會關系,所以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監獄法的屬性。18世紀中葉以後,隨著以自由刑為核心的刑罰體系的確立,監獄的主要職能是對判處自由刑的罪犯執行刑罰。與之相適應,監獄法就成為對罪犯執行刑罰的法律。由於各國監獄制度和監獄立法的多樣性,不同國家的監獄法除了具有共性特徵外,還有自己的個性特徵。如有的國家將未決監作為監獄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監獄法中加以具體規定。有的國家將監獄作為死刑犯的執行場所,因而在監獄法中規定了死刑執行的制度和方法。

5. 簡述二戰後日本刑法的變化

二戰後的1947年，日本刑法典刪除了有關對皇室的犯罪、通敵犯罪以及通姦罪；1947年的修改側重於保護個人法益與保障行為人自由，因而與1941年的修改呈相反方向。這也是與戰後日本政治、社會背景的變化緊密相聯的。1948年至1986年，日本刑法典共修改了7次，但每次修改的內容並不多。
從1987年起，日本立法機關開始頻繁修改刑法典，出現了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只是廢除了有關對尊親屬犯罪加重處罰的規定。但是，80年代末以來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現為犯罪化，增設了許多新的犯罪類型；單行刑法、行政刑法增設的犯罪類型則難計其數。大量的犯罪化，主要由來於社會生活的復雜化，此外也有刑事政策的原因。犯罪化與刑法保護的早期化密切相關。
早期化的表現是，刑法原本以造成法益侵害的侵害犯、結果犯為基礎，未遂犯、危險犯、預備犯只是修正的、例外的犯罪形態。但近年來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險犯、預備罪的處罰規定，逐漸使例外成為常態。刑法保護的早期化，主要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與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許多犯罪行為一旦得逞，便會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結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侵害結果後再處罰，而必須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提前保護似乎成為一種更有效率的保護。

6. 刑罰制度的變化有哪些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封建統治者信奉治亂世用重典的傳統原則，加上北方少數民族落後的司法習慣的影響，刑罰制度多採用秦漢舊制，頗為殘酷。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各國統治者為了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在動亂中維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也不得不對秦漢以來的封建社會早期的刑罰制度實行某種帶有寬緩傾向的改革，從而推動了隋唐刑罰制度的形成。這段時期刑罰制度的改革措施，基本上確定了封建制五刑的規模。

（一）縮小族刑連坐范圍

族刑，秦漢均有夷三族之法。魏國初設，依照漢律將族刑定為魏法，「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家屬從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孫」。晉懷帝永嘉元年，再次「除三族刑」，東晉太寧三年又加以恢復，「惟不及婦人」。北魏初期有族刑的規定，「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長少皆斬」。族誅緣坐，是中國封建社會「一榮俱寧，一損俱損」的家庭制度在刑罰制度上的表現。因此不僅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就是從隋唐直至明清，也從未真正廢止過。但是自東漢、北魏以後，凡從坐的婦女，如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這對於後世的封建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

（二）進一步廢除肉刑

魏晉時，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關於肉刑的爭論。主張恢復肉劃者宣稱，肉刑是古時歷代聖人施行的刑罰，可以化死為生。並且通過「去其為晉之具」的辦法，達到「刑一人而戒千萬人」的目的。反對恢復向刑的一派，以「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作為理由，認為肉刑「非悅民之道」，恐怕「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從而引起更大的反抗。這場爭論時斷時續，曠日持久，麗恢復肉刑的主張終於沒能施行。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罰而言，是沿著進一步廢止向刑的方向發展的。

（三）改徙為流刑

秦漢法律中沒有流刑，漢以徙（或遷）作為死刑減等之法，多用於對王公大臣的寬免，而且也沒有按道里遠近分為等差的制度。流刑作為「不忍刑殺，宥之於遠」的常用刑，是南北朝以後的事。魏晉時反對恢復肉刑的一派，針對「廢肉刑而死者更眾」的說法，主張用減死一等之法代替肉刑。這一主張，後來主要是通過確立流刑制度來實現的。

北魏、北齊律，依據「赦死從流」的原則，都已經將流刑列為法定刑。北周的法律，把流刑分為衛、要、荒、鎮、蕃五服，以「去皇畿」兩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為五等，每等相差五百里，服刑者均加以鞭笞。在此基礎上，隋朝開皇元年定律，確定流刑為法定常用刑，成為封建制五刑之一，以後在歷代相沿沒有太大的變動。

經過上述的刑罰改革，至北齊律，形成了以杖、鞭、徒、流、死五種刑罰為內容的刑罰體系，基本上確定了封建制五刑的制度與規模。隋唐之際即在北齊刑制的基礎上正式形成了以答、杖、徒、流、死為內容的封建制五刑。

7. 日本刑法全文內容有哪些

二戰後的1947年，日本刑法典刪除了有關對皇室的犯罪、通敵犯罪以及通姦罪；年的修改側重於保護個人法益與保障行為人自由，因而與1941年的修改呈相反方向。這也是與戰後日本政治、社會背景的變化緊密相聯的。1948年至1986年，日本刑法典共修改了7次，但每次修改的內容並不多。
從1987年起，日本立法機關開始頻繁修改刑法典，出現了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只是廢除了有關對尊親屬犯罪加重處罰的規定。但是，80年代末以來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現為犯罪化，增設了許多新的犯罪類型；單行刑法、行政刑法增設的犯罪類型則難計其數。大量的犯罪化，主要由來於社會生活的復雜化，此外也有刑事政策的原因。犯罪化與刑法保護的早期化密切相關。
早期化的表現是，刑法原本以造成法益侵害的侵害犯、結果犯為基礎，未遂犯、危險犯、預備犯只是修正的、例外的犯罪形態。但近年來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險犯、預備罪的處罰規定，逐漸使例外成為常態。刑法保護的早期化，主要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與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許多犯罪行為一旦得逞，便會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結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侵害結果後再處罰，而必須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提前保護似乎成為一種更有效率的保護。

8. 刑法的輕刑化發展趨勢的理解

輕刑化是人類進一步走向文明的體現,也是時代發展的需要。隨著政治專經濟的發展，加之國際形勢屬的影響,我國刑法典中的適用,也經歷了由嚴到寬的過程,且有進一步輕刑化的趨勢。作為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刑法,其刑罰的寬嚴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刑法,其刑罰的寬嚴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輕刑化符合我國刑罰的目的
二、輕刑化的現實表現及其作用
（一）我國現行量刑制度中輕刑化的體現
（二）現行刑罰執行制度中輕刑化的體現
三、輕刑化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一）輕刑化是我國古代統治者長久統治的奧秘 (二）嚴酷刑罰的歷史教訓更加突出輕刑化的重要性

9. 從刑法淵源看刑法的分類

不能。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
1997年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原則的價值內涵和內在要求，在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法官隨意擅斷。
（2）實定化，即對於什麼行為是犯罪和犯罪所產生的法律後果，都必須作出實體性的規定。
（3）明確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得含糊其詞或模稜兩可。
罪刑法定原則從產生之日起發展演變到今天，已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在這期間，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則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則發生了從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到相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轉變。絕對的罪刑法定原則是一種嚴格的、不容變通的原則，它要求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定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法官沒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權力。這一立法思想反映在刑法立法上就形成了絕對的罪刑法定原則，其基本內容是：
（1）絕對禁止適用類推，但是不禁止擴大解釋，把刑
罪刑法定原則相關圖書
法的明文規定作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能通過類推或者類推解釋以犯罪論處。
（2）絕對禁止適用習慣法，把成文法作為刑法的唯一淵源。對於刑法上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允許通過適用習慣法定罪。
（3）絕對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從舊原則作為解決刑法溯及力問題的唯一原則。對於行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為當時有效的法律為依據，行為後頒行的新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絕對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罰的名稱、種類和幅度，都必須由法律加以確定，並且刑期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既不允許存在絕對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許規定相對的不定期刑。
相對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對傳統的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修正，其基本內容是：
（1）在定罪的根據上，允許有條件地適用類推和嚴格限制的擴大解釋，即適用類推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類推制度為前提，以有利於被告人為原則，不允許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進行擴大解釋必須以不超越解釋許可權為前提，以符合立法精神為原則，不允許越權解釋或違背立法本意作任意解釋。
（2）在刑法的淵源上，允許習慣法成為刑法的間接淵源，但必須以確有必要或不得已而用之為前提。只有當構成犯罪的要件確定後，必須藉助習慣法加以說明時，習慣法才能成為對個案定性處理的依據。
（3）在刑法的溯及力上，允許採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作為禁止刑法溯及既往的例外。新法對其頒布施行前的行為，原則上沒有追溯的效力。但是，當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處罰較輕時，則可以適用新法。
（4）在刑罰的種類上，允許採用相對的不定期刑，即刑法在對刑罰種類作出明文規定的前提下，可以規定出具有最高刑和最低刑的量刑幅度，法官有權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內選擇確定適當的刑種和刑度。
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刑法立法和司法現狀來看，早期的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已受到嚴峻的挑戰，代之而起的相對罪刑法定原則，成為各國刑法改革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