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雙招雙引

⑴ 公安偵查制度

偵查制度
偵查是公安機關（包括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和軍隊保衛部門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依照法律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採取有關強制措施的活動。它是偵查機關在刑事案件立案後、起訴前收集證據，查明案情，確定是否起訴的准備程序，是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偵查權，是依法收集證據，揭露和證實犯罪，查獲犯罪人，並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的權力，它與審判權和檢察權同屬於司法權，同屬於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偵查要遵循下列原則：（1）專門機關與群眾相結合；迅速、及時；客觀公正，全面細致和實事求是；保守秘密。
在中國，公安機關的性質具有雙重性，即既有行政性又有司法性。它既是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依法管理社會治安，行使國家的行政權；同時又依法偵查刑事案件，行使國家的司法權，是國家專門的偵查機關。
中國的偵查制度包括：
1、受案、立案制度
偵查機關對於公民扭送、報案、控告、檢舉或犯罪嫌疑人自首的，都應當立即接受，問明情況，並製作筆錄，對受理的案件要迅速進行審查，對符合條件的應予立案。對疑難、復雜、重大案件決定立案的，應擬定偵查方案視案情需要採取必要的措施。
2、偵查程序制度
偵查機關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應進行偵查，全面、客觀地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並予以審查核實。偵查機關根據需要可以採取各種偵查手段和措施，包括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鑒定以及通緝等。採用各種偵查手段和措施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行。
3、強制措施制度
偵查過程中的強制措施，是指偵查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為了保障偵查活動的順利進行，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強行剝奪或者加以一定限制的方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有五種，即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
拘傳是偵查機關對於未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強制其到指定地點接受訊問的一種方法。它與傳喚的主要區別在於它具有強制性並且僅適用於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審是偵查機關責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以保證其在取保候審期間不逃避偵查，並隨傳隨到的一種強制方法。
監視居住是指偵查機關責令犯罪嫌疑人在訴訟過程中，未經批准不得離開住處或指定的局所，並對其行動加以監視的一種方法。
拘留是偵查機關對於現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在法定的緊急情況下，暫時剝奪其人身自由、予以羈押，並進行審查的一種方法。除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外，一般拘留時限為10日，最多為14日。
逮捕是偵查機關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剝奪其人身自由、予以羈押，並進行審查的一種最嚴厲的方法。我國憲法第37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
4、證據制度
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包括下列七種：（一）物證、書證；（二）證人證言； （三）被害人陳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五）鑒定結論；（六）勘驗、檢查筆錄；（七）視聽資料。以上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偵查人員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必須遵守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原則；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司法行政管理制度

新華網 （2003-01-24 12:29:32） 來源：中國網

司法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政府的職能部門之一。它負責管理司法行政和法律規定的司法工作。

在司法行政機關的組織體系中，司法部對全國司法行政機關實行領導，地方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受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領導，同時也受同級人民政府的領導。

司法行政機關的主要任務有：

1、 管理勞改、勞教工作。

組織、領導勞改、勞教工作，確定監獄、勞教場所的設置、分布和犯人、勞教人員的安置；指導、督促和檢查監獄和勞教場所，正確貫徹執行勞改和勞教工作的方針政策；提出或者審定勞改和勞教工作的重大決定；制定和審查勞改和勞教工作的長遠規劃和年度計劃；指導監獄和勞教場所不斷改善和改革管教制度，提高改造水平；總結和推廣勞改和勞教工作的先進經驗，對監獄和勞教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檢查和處理，對違法亂紀的管教幹部予以紀律處分；管理勞改和勞教單位的幹部，進行考察、培訓和任用，提高幹部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

2、 管理律師工作

對律師、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協會進行監督、指導；審查律師協會章程，負責律師資格的報考，考試工作；授予律師資格和批准律師執業證書；決定律師事務所的設置和律師隊伍的發展；制定法律援助的具體辦法；對律師違紀進行處罰，取消嚴重不稱職律師的資格；制定律師收費的具體辦法；總結和推廣律師工作的先進經驗，制定律師工作發展規劃。

3、 管理公證工作

領導公證處工作，確定公證處的設置、公證人員的編制、機構和考核制度，任免公證處的正副主任；監督公證處的收費標准和財務支付，對公證人員進行紀律檢查；總結和推廣公證工作的先進經驗。

4、 管理司法幹部培訓

確定司法幹部培訓工作的方針，制定培訓工作計劃；指導政法幹部學校的工作，培養師資，編寫教材；總結推廣幹部培訓工作的經驗。

5、 管理法學教育工作

確定法學教育的方向，制定法學教育的發展規劃，協調全國法學教育，協同國家教委指導全國法學教育；管理部屬政法院校領導幹部的任免和考核，督促和檢查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審批基建計劃和重大財務開支，負責專業設置，招生和畢業生分配計劃；組織編寫全國法學教材。

6、 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

管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業務建設，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開展調解工作；調查研究民間糾紛發生的原因，特點和規律，提出預防糾紛的辦法，有針對性地進行政策，法律和道德的宣傳教育；總結推廣調解工作的先進經驗。

7、 負責組織法制宣傳工作

協同有關部門加強對幹部和群眾的法制教育，在各類學校開設法制教育課，出版法制報刊和法律書籍，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識。

8、 負責司法外事工作

司法部統一負責司法行政機關的司法外事活動 。確定司法外事工作的方向，活動范圍和方式，並對外事工作作出具體安排；派代表團出國考察和出席國際會議，組織接待外賓，宣傳我國社會主義法制；開展國際司法協助業務活動 。

9、 開展司法行政理論研究與法制工作。

確定司法行政系統的研究機構和任務；草擬有關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法規；制定有關司法行政工作的規章制度；對有關司法行政建設方面的問題，犯罪問題，特別是青少年犯罪問題進行理論研究和調查研究工作。

⑵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⑶ 司法考試和法碩聯考兩個考試有啥區別

第一個問題：
司法考試是資格考試，考過了，給證。不過報名要求是本科生及以上學歷,法學專和非法學均屬可。
法碩聯考是面向非法律專業本科生報考法律類研究生的考試。簡單說就是考研。考上了，是研究生，09年全國有76所高校參加法碩聯考。
第二個問題：個人認為有用。法碩專業課考刑法，民法，憲法，法理，中國法制史。基本上是法學里相當基礎的學科，有專門的人大出的考試大綱和考試指南，必看的。
而司考要考的多一些，什麼婚姻法繼承法之類的...每年都有司法考試大綱，你可以看一下，以確定考試用書。
祝你好運.

⑷ 關於討薪的司法程序

拖欠工資怎樣處理?

現在的公司經常以公司業績不好來拖欠我們的工資，而且老闆還跟我們講道理說什麼這屬於合法的拖欠工資，我想問律師，不屬無故拖欠情形有哪些?

中顧網律師解答：

關於不屬無故拖欠情形：

不屬於用人單位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情形包括11種：(1)國家法律、法規中有明確規定的;(2)勞動合同中有明確約定的;(3)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4)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的應由勞動者個人負擔的各項社會保險費用;(5)法院判決、裁定中要求代扣的撫養費、贍養費;(6)因勞動者本人原因給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用人單位從勞動者本人的工資中扣除的賠償;(7)用人單位依法制定並經職代會批準的廠規、廠紀中有明確規定的;(8)企業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相聯系，經濟效益下浮時，工資必須下浮的( 但支付給提供正常勞動職工的工資不得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標准);(9)因勞動者請事假等相應減發工資等;(10)用人單位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災害、戰爭等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工資;(11)用人單位確因生產經營困難、資金周轉受到影響，在徵得本單位工會同意後，可暫時延期支付勞動者工資，延期時間的最長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行政部門根據各地情況確定。

拖欠工資的相關知識：

單位拖欠工資是一個常見的問題，你可以通過下面的方法解決：

1.到勞動行政部門舉報(通常是勞動管理監察大隊)。

2.也可以直接申請仲裁(仲裁費用200-300元，如果你勝了全部由公司負擔)。

3.如果對仲裁結果不滿意可以在拿到仲裁書後15天之內到法院起訴。

4.根據國家規定在仲裁或訴訟的時候，你可以要求除在規定的時間內全額支付勞動者工資報酬外，還需加發相當於工資報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經濟補償金。(具體法律根據見參考部分)。

但是，鑒於你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最大的問題是你需要證明你跟公司之間的確存在勞動關系。因此你需要收集證據：比如公司曾經發給你的一個月工資的工資單，公司花名冊，出入卡，考勤卡，工作制服，報銷單據，有公司領導簽字的各種單據，其他非公司員工不可能得知的所有事項。

參考案例——企業不得隨意拖欠職工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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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方：嚴某等26人，某棉紡廠合同制工人
被訴方：某棉紡廠，法定代表人：李某，廠長

1992年10月棉紡廠招收了26名女工。在3個月試用期後，工廠一直以各種理由拖延、不發給這26名女工的工資。1993年2月底，26名女工在正式成為該廠職工後，廠均未發給工資，只是每人發了60元生活費。為此，26名女工找到廠長交涉，廠方說要研究一下。結果是廠長去了境外，其他管理人員作不了主。女工們無奈只得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訴，請求公正裁決，補發全部拖欠工資，並保證以後按月發工資。

某棉紡廠是一家外商獨資企業，1991年開業，1992年擴大了生產規模，同時招收了26名女工。在簽定用工協議時，棉紡廠提出試用3個月，每月工資120元，試用期滿後每月工資180—240元。然而在試用期的3個月，工廠以這些女工應當交納保證金為由，沒有發給工資。在女工成為正式工後，工廠仍未發給工資，只給了每人60元生活費。其理由是企業近來沒有資金，由於訂單接得不多，流動資金都購買了原料了，等過一段時間再補發。

[處理結果]

在市勞動仲裁委員會的調解下，雙方達成了如下調解協議：
（1）棉紡廠在1993年3月1日將拖欠26名女工工資發給其本人。
（2）棉紡廠向每位女工賠償拖欠工資損失費250元。
（3）棉紡廠保證每月10日向職工發放工資。
（4）仲裁費60元由棉紡廠承擔。

[案例評析]

這是一起因企業拖欠職工工資引起的勞動爭議案件。《勞動法》第五十條規定，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勞動部頒發的《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第三條的規定，用人單位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以及拒不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報酬的，除在規定的時間內全額支付勞動者工資報酬外，還要加發相當於工資報酬25%的經濟補償金。勞動部頒發的《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行政處罰辦法》還規定，用人單位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可責令按相當於支付勞動者工資報酬、經濟補償總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勞動者賠償金。侵犯勞動者權益的行為，必須及時、嚴肅處理，以使職工的基本生活來源有所保障。

⑸ 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是否全國通用

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不是全國通用，只是所在的省通用，其他省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才是全國通用，才具有法律效力。

⑹ 「雙引雙招」是什麼意思

招商引資，招才引智。

⑺ 市駐京辦在「雙招雙引」、對接國企、對外聯絡、項目信息搜集、項目考察對接等方面應發揮什麼作用

項目的了解、市場調研與分析、項目的可行性等。 1、首先對項目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2、對項目進行市場調研與可行性進行分析 3、找到發展的優點與缺點 4、項目是否可以盈利

⑻ 試論公正司法是司法活動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

理論上是，但實際上我國現狀為權大於法。
由李剛兒子案，跨省抓捕上訪者回鬧劇等可答以看出。權利機關本身沒有將公正司法做為終極價值目標。我國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渴求和現狀形成鮮明對比。不斷的立法和修正成效並不明顯，真正的問題所在不是司法本身，而是做為權利階層的執法者。
所以，你的提問沒有意義。

⑼ 論美國聯邦法院設置與法官制度對保障司法獨立和預防司法腐敗的作用與意義

美國有兩套法院系統，即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轄權。州法院管轄的范圍要比聯邦法院廣一些。聯邦法院可以審理涉及美國政府或者政府官員、美國憲法或聯邦法律以及州與州之間或者美國政府和外國政府之間的糾紛案件。即使案件本身並不涉及聯邦法律，但是參加訴訟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爭議發生於美國公民和外國公民之間，該案件也可以由聯邦法院審理。聯邦法律要求聯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認對方的判決，但是按照憲法的有關條款，聯邦法律優先於任何與其沖突的州的法律。
最高法院是聯邦法院系統中最高級別的法院。國會在最高法院之下建立了一審法院和上訴法院兩個層次的法院。

全國94個聯邦法院管轄區被劃分成12個巡迴區，每個巡迴區設有一個聯邦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審理巡迴區內地區法院裁判後的上訴案件以及對於聯邦行政機構的決定的上訴請求。此外，聯邦上訴法院還對於某些特殊案件擁有全國管轄權，比如涉及專利法的案件和有國際貿易法院和聯邦賠償法院判決的案件。
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最高法院設立於首府華盛頓特區，是憲法特別設立的惟一法院。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法官和8位法官組成。最高法院在國會確定的許可權內，自由決定審理一定數量的案件。這些案件可能開始於聯邦法院或州法院，通常涉及關於美國憲法或是聯邦法律的重要問題。在每年數千宗上訴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通常只審理約一百五十宗，大部分案件涉及法律的解釋或者涉及聯邦立法和國際立法的旨意。
聯邦法院的工作涉及影響普通人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聯邦法官在審理的案件中具有廣泛的權力和自由裁量權。
美國對法官的任命和罷免是兩個互不幹涉的系統，任命法官更多地體現了行政和立法部門對司法部門的制約；而對法官的罷免，則更多地體現了司法部門相對於行政和立法部門的獨立。
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必須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的審議和認可，再由總統正式任命。在美國歷史上，總統對法官的任命權一直被行政部門當做控制司法部門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歷屆總統在任命法官，尤其是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本黨黨員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接近自己的人。雖然這種做法會招來反對黨的批評，但已為美國各方政治勢力所接受，而國會也極少反對總統對法官的提名與任命。
美國實行法官專職及中立制。即法官不得兼職，包括不得兼任行政官員、議員、除教學以外的其它營利性職務，甚至不得有政黨身份或從事政治活動。在西方學者看來，法官只有不從事第二職業並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才能得以超然地和真正獨立地依法行使職權，否則就有可能受到商業利益、有報酬職務或黨派的影響而喪失獨立、公正的地位。
法官應是公平的、中立的。法官必須保證律師在出庭時履行職責合法，以便雙方在陳述案件過程中處於平等地位。即便是實行陪審團審理案件時，法官也可有巨大的影響。所以，法官必須注意防止任何個人偏見或不公正出現，因為這種現象可能會對陪審團和案件判決結果造成不公正的影響。
法官應具備專業能力，對可能出現的法律事務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識，充分掌握法律的變化。這要比對律師專業能力的要求更為重要，因為知識淵博的法官可以彌補律師出庭時的不足。法官也應營造一種有條理的工作氣氛，在法庭上耐心、威嚴、謙和地對待訴訟當事人，陪審員和證人，並以同樣的舉止對待雙方律師、法庭成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法官應避免在任何公共場合談論未決案件的情況。
法官應有助於建立、維護和執行相關的道德水平，以保護司法界的團結和獨立。在管理本系統成員的行為時，司法部門保留對政府其他部門的獨立性。如果一名法官發現另一法官有不道德行為時，有責任採取適當的懲戒措施。法官在法庭上對律師也應具有相同的義務，因為對於律師是否具備有專業能力或違反職業道德，特別是律師無效的和違反規范的行為，法官是最有發言權的。例如，一名刑事辯護律師與其客戶發生利益沖突，客戶尚未察覺，審判法庭必須通知被告以保護他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不受侵犯。
法官在從事法庭以外的活動時，應該避免各種不正當的行為以及不正當的形式出現。如果法官的公正性受到懷疑，他就不能審理案件，因此法官無論何時，個人行為舉止都應是值得公眾信任和公平誠實的。法官受到公眾監督，不得不承受比其他公民更為嚴格的約束。例如，法官可能無法成為某些機構的成員，因為某些機構的成員資格在種族、性別、宗教或血統上有歧視，這可能引起其他公眾成員懷疑法官判案的公平性。法官不得允許其家人或朋友干涉司法行為，不得利用其職位聲望謀取利益，法官還不得允許任何人認為某個個人或當事人對他具有特殊的影響力，這些規則都是避免使公眾產生類似的印象。
法官僅限於參加純私人、無公務的活動。他們不得參加有政府背景和公眾事務有關的活動。但他們可以針對法律或司法運作撰寫或發表演講和對聯邦法院發表建議。法官可以成為旨在促進法律制度的官員，參加慈善或民間活動，但不能引起他公正斷案的任何問題，不得從事此類機構的基金捐贈活動。法官處理公務時，不得利用他的地位使其公正性受到影響，或者從事與可能成為其訴訟當事人從事的交易。
為了避免經濟方面的利益沖突，聯邦法律規定，所有的法官以及其他高層政府官員每年要申報他們自己以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資產、負債、接受的禮物和報銷費用。聯邦法官和某些司法部門的官員的財務申報紀錄由聯邦法院行政辦公室保存，可以應公眾要求隨時提供。
法官不允許參加政治活動、法律執業和經商活動（投資除外）。從工作以外的活動中獲得的收入，比如教學，不能超過大約法官工資的15％。
法官的監督機制
法官在美國體制中是獨立的，同時，他們對道德法則的違反又受到紀律的約束和公眾的監督。首先，法官（像其他公民一樣）所承擔的道德義務事先以書面文字的形式被明確規定，因此，對於必須達到什麼樣的標准，法官已經被充分的告知了。其次，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審查委員會或專家小組就違反司法道德的現象進行投訴。這些委員會和專家小組由法官和一般公眾組成。第三，司法審查委員會的意見將被公之於眾。
盡管有許多外部機制對法官的權力進行制約，但是在美國社會中法律與法官的最高境界最終歸於內部的制約，即法官們的自律。這些人或者放棄了在個人法律執業中賺大錢的機會，或者離開了政府高位和可以為政治家所支配的所有權力。他們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職業化意識和榮譽感，而這些是對美國法官濫用權力或貪污腐敗的成功制約。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尊敬和敬仰法官，甚至在並不同意他們的判決時也是如此。
另外，任何人如果認為某個法官的行為對法院工作的高效快捷進行有害，或是某個法官由於身體或是精神方面的缺陷無法履行所有職責，都可以向該法官所在的巡迴區的上訴法院投訴。如果投訴中所列舉行為不符合法律中對於不當行為或是缺陷的定義，或者投訴與法官判決的好與壞有關，或者投訴屬於瑣碎小事，該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有權退回投訴。實際上，大多數投訴都被退回。
如果首席法官沒有退回投訴，他就必須任命一個由法官組成的特別調查委員會來審查投訴中所說的事件，准備一份書面報告和建議，遞交給巡迴區的司法理事會。司法理事會在考慮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後，有權進一步調查投訴內容或是採取合適的措施，包括：要求投訴所涉及的法官自願退休；證明該法官由於身體或精神缺陷，沒有能力繼續工作，從而產生一個空缺職位；決定暫時不再分配給該法官案件；公開宣布或者私下宣布對該法官的訓誡；採取其他合適措施。
如果司法理事會認為一個憲法第三條規定的法官可能從事了犯罪行為，或者對法官的投訴自己無法處理，必須把此事呈請合眾國司法會議處理。司法會議可以投票決定把此事呈請國會，進行可能的彈劾免職程序。實踐中，彈劾和免職很少發生，一般是在一個法官已經被判犯有某項嚴重罪行的情況下。彈劾條款首先在眾議院中被考慮。如果眾議院投票決定彈劾法官，則這一問題將被移交參議院。參議院是惟一有權對法官進行彈劾的權力機構。在彈劾案中，被彈劾者無權要求陪審團審判。對彈劾決定判決必須由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做出。彈劾案中的懲罰措施包括撤銷職務和不得再任此職。被宣告有罪的當事人也將會被依法起訴、審判和懲罰。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對法官更有效的一種質量監督來自美國的判決體例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的大量報導。作為習慣法國家，美國的判決體例基本上沿襲了英國的傳統：法官判決任何一個案子都採用判決書的形式。判決書的體例通常是：一、首先對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實做客觀的描述與總結；二、評介原告與被告（或其律師）的主要論點和論據；三、根據有關法律、適用先例、立法部門的立法意圖、對公眾利益的考慮等等，對具體案情和法律條文進行推理、分析和論證，做出判決。在很多情況下，判決書就是一篇完整、嚴謹的論文，它把法官對一個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記錄下來，從而使任何人都能據此對他的判決進行分析與評價，並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決後，判決書通常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圖書館查詢、借閱。近期的案子和判決書更可以通過電子媒介，在互聯網上檢索和閱讀。這種判決體例給司法活動帶來了極大的透明度，成為對法官判案質量的一種有效監督和促進

⑽ 遼陽市司法局招聘矯正助理員考完這么久了 怎麼還不上班呢

別著急，得一個月左右吧，我朋友考檢察院文員，也將近一個月才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