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齊國刑法

⑴ 齊國變法

管仲的變法，雖然使齊國迅速發展，國力強盛，外交策略也相當成功，恩威並用，各國諸侯都尊重齊國，使齊桓公成為了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但並沒有解決國內的矛盾和隱患，所以齊桓公死後，齊國霸業中衰，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逐漸被晉所取代。 商鞅的變法，由於得到秦孝公的有力支持，在秦國進行了大的改革，從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但是嚴酷的刑法，特別是商鞅開創的「焚書禁游說」的高壓政策，對我國古代文化也是一種摧殘，雖然後來商鞅被殺，但變法的結果已經在秦國生根發芽，為秦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
管仲鼓勵漁鹽工商各個行業的發展；商鞅重農抑商，以耕戰為本。
管仲沒有脫離封建制度的框架，屬於局部改良；商鞅徹底廢除封建法統，實行依法治國，屬於政治經濟制度的革命。

你說的對，齊國在當時非常強大，秦王想要稱帝，都不敢隨便放肆，要先尊讓齊閔王為東帝，自己再稱西帝。
戰國初期的齊國在威王的治理下，有一大批的賢才輔弼，國力強盛。那個時候的秦孝公才剛剛任用商鞅變法，雖然變得強大了，但也只能跟臨近的韓魏爭點利益。秦國最終強大，也是經過幾代人的經營的。
齊國也是經過幾代王的治理，在東方是首屈一指的大國。但齊閔王愛好征伐，打了這個國家打那個，最終惹得諸國聯合起來，被燕國的樂毅率五國軍隊破了齊國。
雖然後來依靠田單的火牛陣復國，但齊國已經不如之前了，此時的戰國已經進入了秦國縱橫的時代了。

⑵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官職名稱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官職名稱有縣令、縣丞、縣尉、縣司馬、縣司空。

齊桓公時，管仲整理政治軍事，實行「叄（三）其國而伍（五）其鄙」的政策，曾把鄙分為五屬來統洽。戰國時，齊設五都，可能是從五屬演變而來的。五都不同於五屬，就是五都已帶有郡的性質。

當時各國郡的設置，雖僅限於各國的邊區，但縣的設置已很普遍。大概凡是有城市的都邑都已建為縣，所以史書上縣和城往往互稱。只有秦國在戰國初期還未普遍設縣，因而普遍設縣也就成為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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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年前，姜子牙輔佐周武王滅商後，被封國建邦。自太公望封國建邦以來，煮鹽墾田，富甲一方、兵甲數萬，傳至齊桓公時，已經是疆域瀕臨大海的大國，齊桓公也依靠海上的資源，迅速成為春秋五霸之首，齊國被當時的人稱為海王之國。

姜齊傳至齊康公時，大夫田和放逐齊康公於臨海的海島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為國君，是為田齊太公。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為諸侯，姜姓呂氏齊國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稱侯，仍沿用齊國名號、世稱「田齊」，成為戰國七雄之一，在戰國中晚期稱王（曾一度稱東帝）。前221年，齊王建向秦王嬴政投降，秦國統一六國，齊國覆滅。

⑶ 戰國時期著名變法有哪四例

魏國的李悝變法

隨著土地私有制的出現，階級關系的變動，在上層建築方面也勢必有所調整。戰國初年各國所進行的變法活動，正是順應當時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出現的一種政治改革。

魏國的「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其「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漢書·地理志下》）。宗法制度下的經濟基礎在於宗法貴族對於土地所有權的掌有，「鹽鐵之饒」是井田制度破壞後的經濟活動，在土地私有出現後，才能有「侵奪」和「分」，所以「多豪傑侵奪」和「好分生」，則表示了魏國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恩禮」是貴族社會的倫理規范，「薄恩禮」正是宗法制度薄弱的現象。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戰國初年「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攻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韓非子·飾邪》）。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禮賢下士。用人唯賢，先後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樂羊為將，吳起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還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戰國時期的招賢養士之風，可以說是由魏文侯開始的。他的用士參政的作法，標志著過去「任人唯親」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賢」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強匡天下，威行四鄰」，乃是因為李悝「務盡地力」（《史記·貨殖列傳》）和「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晉書·刑法志》）的結果。

李悝的「務盡地力」有兩項措施：一是重新劃分土地，正式承認土地私有，發展農業生產，從而鞏固地主階級政權的經濟基礎。他指出：在百里見方的范圍內有九萬頃土地，「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還有「六百萬畝」。如果農民「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斗）；不勤，則損亦如之」。一進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萬石」（《漢書·食貨志上》）。土地私有，刺激了生產積極性，造成了兼並。所以《史記·平淮書》中說：「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並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土地私有的出現，也造成了貧富不均的情形。這主要是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商人對糧食操縱的必然結果。商人操縱糧食的方法是賤價向農民買入，高價賣給人民，因而造成「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由於農傷，所以農夫「常困」而「有不勸耕之心」（《漢書·食貨志上》）。

因此，李悝又實行了一種「平糴法」，就是「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餘四百石；中熟自三（三倍，收四百五十石），餘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漢書·食貨志上》）。這個政策，除了鼓勵生產和保障農民利益外，其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就是經濟上的國君集權。前雲的「仁義」和「推讓」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觀念，而李悝經濟政策的實施，就大大地打擊了宗法的道德觀念，所以司馬遷雲：「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李悝的《法經》，今雖不傳，但從《晉書·刑法志》中可以得知其內容分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六篇。李悝「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因而把懲罰「盜」「賊」作為封建統治的首要任務，把《盜法》、《賊法》列為《法經》之首。李悝認為「盜賊須劾捕，故著《囚》（原誤作「網」）、《捕》二篇。」《雜法》包括懲罰「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六種違法行為的條文，規定了對於淫亂、賭博、盜竊官府印信、貪污賄賂以及僭越逾制和議論政(蟹)府法令等的懲治辦法。《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減」，就是根據不同情況，對於犯法者加重或減刑的規定。李悝的《法經》內容中雖然也有針對統治階級內部的條文，但其主要部分在於鎮壓和防止農民的反抗斗爭，是一部加強地主階級專政的法典。這部《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以上均見《晉書·刑法志》）；「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謂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一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為二十篇」；「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愛至北齊……隋因北齊……唐因於隋，相承不改」（《唐律疏義·名例》）。由此可見，李悝的《法經》不但為後世法家提供了法典依據，而且又對後來的中國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李悝又主張要禁「技巧之民」，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綉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說苑·反質》）。他還主張「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實行「食有勞而祿有功」（《說苑·政理》），所謂「淫民」，就是沒落的公族封君之後。這樣一來，也就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制，改為按功勞大小而分別授予職位和爵位，有利於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

在軍事上，李悝起用吳起，嚴格挑選兵士，「以武卒奮（師古曰：「奮，興起。」）」（《漢書·刑法志》）。這種「武卒」，乃是「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荀子·議兵》）。我們知道，春秋時代，本無常備兵，至吳起設置後，需「中試」，並且有一定的待遇為「復其戶，利其田宅」，就使當時的戰鬥力有了提高，魏國在戰國初年也就成了一個最為富強的國家。

吳起在楚國的變法

吳起，衛國左氏（山東定陶西）人，「曾學於曾子，事魯君」（《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他是當時著名兵家，有兵書傳後。《韓非子·五蠹》說：「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便是其證。魯是儒家思想最盛的國家，吳起因受讒去魯。由魯至魏，時魏君文侯，吳起曾為魏國將兵，大敗秦師，後任西河守，抵禦秦、韓，甚為得力。他「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因此大得軍心。魏文侯死，武侯立，在「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呂氏春秋·執一》）的情況下，吳起又由魏入楚。在楚，吳起被任為「宛守」（《說苑·指武》，苑在今河南南陽），防禦魏、韓。

楚國是個「蠻夷」（《史記·楚世家》）國家，地廣而有「川澤山林之饒」，商業不發達，所以「亦亡千金之家」（《漢書·地理志下》）。可知楚國所受宗法影響較少，且無商人勢力。到了戰國中葉，楚國的「大巨太重，封君太眾」，他們「上逼主」、「下虐民」，以致「貧國弱兵」（《韓非子·和氏》）。公元前404年和391年，楚國曾兩次受到三晉的進攻，吃了敗仗。第二次由於向秦國送了厚禮，才在秦國的幫助下講了和。楚悼王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便任用吳起作令尹，主持變法。

吳起變法的主要點是：「限制舊貴族，改變世襲的分封制，「廢公族疏遠者」（《史記·吳起列傳》）。吳起主張對封君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韓非子·和氏》），減削官吏的祿序，精減裁汰「無能」、「無用」和「不急之官」（《戰國策·秦策三》）。根據楚國地廣人稀的特點，他認為多餘者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過去舊貴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區來的做法，應該加以糾正，因而下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呂氏春秋·貴卒》）。這就有力地打擊了舊貴族的勢力，也有利於開發荒地。

吳起為了整頓楚國官場歪風，還提出了「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和「破橫散從（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戰國策·秦策三》）的主張，要求大家能夠為「公」而忘「私」，「行義」而不計毀譽，一心為地主政權效力。

吳起的改革造成了深遠的影響。1958年，安徽壽縣發現的《鄂君啟節》是楚懷王時封君鄂君啟的通行證，上面記載有對封君的各種限制，如車船的大小、載重、行程等等，這應該是吳起變法的直接結果。這時的楚國，在諸侯中逐漸強盛起來，「南平百越，北並陳、蔡、郤三晉，西伐秦」（《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成了南方的一個強國。

吳起在變法過程中，曾遭到舊貴族的反對，貴人「皆甚苦之」（《呂氏春秋·貴卒》），甚至連改變「兩版垣（用夾板填土築牆）」的簡陋建築方法，也被「見惡（怨）」《呂氏春秋·義賞》）。所以，進行改革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便攻殺吳起於悼王喪所。楚肅王即位後，按照楚國法律，「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呂氏春秋·貴卒》），結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史記·吳起列傳》），舊貴族的勢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齊國鄒忌的改革

公元前357年齊威王即位，雖然已離田和正式列為齊侯三十年，但是齊國仍處於內優外患的境地。不久，鄒忌就「以鼓琴見威王」，用「鼓琴」的節奏來說明「治國家而餌（安定）人民」的道理。王曰：「善」，三個月後就授給他「相印」。

鄒忌為相後，對於國君，「請謹毋離前」，「請謹事左右」；對於人民，「請謹自附於萬民」；對於臣下，「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執行了順從國君行事，選擇「君子」擔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雜，修訂法律而監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鄒忌推薦人才給齊威王，威王把他們都視為「寶」。齊威王二十四年，齊威王與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獵時，魏惠王誇耀自己有「徑寸之珠」十枚，可「照車前後各十二乘」，所以是「寶」。但是，齊威王則說他的「寶」與魏惠王的寶不同，是幾個得力的大臣，他們是「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的檀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的朌子，「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的黔夫，「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的種首，他們「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這都是鄒忌推行法家「謹擇君子」政策的結果。

齊威王時，為了整頓吏治，曾經獎勵了治下「田野群，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的即墨大夫，懲辦了治下「田野不辟，民貧苦」，卻賄賂國王左右使譽言日聞的阿大夫和欺騙國君的官吏，使齊國「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均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這又是鄒忌推行法家「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體實施。同時，又由於鄒忌的進說，齊威王獎勵群臣吏民進諫：「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據載，「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還有人進諫，一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均見《戰國策·齊策一》）。這段記載，難免有其誇大之處，但其提倡臣下進諫的作法，對於地主階級的政治改革是有好處的。

齊威王時又用軍事家孫臏改革軍事，鼓勵人民習武，規定在戰爭中「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荀子·議兵》），加強了軍事力量。

由於齊威王進行了改革變法，實行君主集權和法治，齊國也逐漸強大起來。公元前353年，首敗魏國於桂陵，公元前343年，又大敗魏國於馬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韓國申不害的改革

戰國初期，韓國曾經進行過政治改革，但是由於改革不夠徹底，「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韓非子·定法》），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亂。大約在公元前354年，韓昭侯用申不害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實行了進一步的改革。

關於申不害生平事跡記載不多，司馬遷把他放在《老子韓非列傳》中，只有六十九個字的敘述。串不害原是京（今河南滎陽南）人，出身比較微賤，韓昭侯時為韓相，十五年而卒。他是個講究「術」的法家，其理論「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可能是從黃老學派發展起來的。司馬遷說，申不害「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而《漢書·藝文志》著錄《申子》六篇，已亡佚。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有別人引用的零章斷句，比較完整的有魏徵《群書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體篇》②。

申不害言「術」也講「法」，如雲：「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主張「明法正義」，「任法而不任智」（《太平御覽》卷638引《申子》）。《韓非子·定法》中又說：「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生「法」者固然是韓昭侯，但相昭侯生「法」者，卻不能不說是申不害。只是「申不害不檀其法」，使得「故新（指法）相反，前後（指令）相悖（《韓非子·定法》）而已。申不害所說的「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治的意思；所謂「術」，則是一種用以貫徹執行「法」的手段和方式。他在韓國曾努力把「法」的思想付諸實施，作為他治理韓國的准則，把「術」用到韓國推行政治改革，貫徹法治的實踐中去。

申不害認為：君主治國，務要集權，主張「明君使其巨並進輻湊」，不允許「一臣專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以致「弒君而取國」。因此，他主張要做到「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體》）。

申不言在主張君主「設其本」、「治其要」、「操其柄」時，特別強調「術」。他所說的「術」，就是韓非所說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也」（《韓非子·定法》），主要是指任用、監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主張「為人臣（君）者，操契以責其名」《申子·大體》），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們是否名副其實。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責實」呢，在他看來，就是要靠「術」這個手段，也就是韓非所說的「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申不害主張要「去聽」、「去視」、「去智」（《呂氏春秋·任數》），就是裝著不聽、不著、不知，實際上卻可以聽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這就可以作到「獨視」、「獨聽」、和「獨斷」。所以申不害說：「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為了更好地駕馭臣下，考核臣下，申不害還主張國君要「無為，而治就是要「藏於無事」，「示天下無為」（《申子·大體》）。他要國君平時不要讓臣下看出自己的慾望和弱點，使臣下猜不透國君的企圖，臣下也就不可能投國君之所好而弄虛做假，從而臣下就只好去盡力做好份內事，不能越職亂來。申不害所說的「治不逾官，雖知弗言」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臣下篡奪國君的大權。申不害講究的統治之「術」，雖然使國君可以用來駕馭臣下，但是大臣也可以用來爭權奪利，所以「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均見《韓非子·定法》）。司馬遷說：「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但是申不害的變法效果，遠不如魏、齊、秦等國，無怪乎韓國在三晉中，以至於戰國七雄中，始終處於弱下的地位。

秦國的商鞅變法

秦是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西方部落，曾「破西戎，有其地」，周幽王時，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秦國「救周有功，賜受■、豐之地，列為諸侯」。其民「好稼穡、務本業」，「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其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均見《漢書；地理志下》）。可見，秦是一個受封歷史較短，沒有多大宗法勢力的農戰之國。公元前341年，秦獻公死，秦孝公即位。他憤於「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下令「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均見《史記·秦本記》），衛鞅就在此時自衛入秦。

衛鞅為衛之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孫，亦稱公孫鞅，在秦被「封之於、商十五邑」後，號稱商鞅。他「少好刑名之學」，曾為魏相公孫座的家臣。入秦後，為了說服秦孝公變法，商鞅駁斥了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的「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謬論後，提出了一個「變古」的歷史觀，即「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乃因「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因此可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史記·商君列傳》），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上的准備。

第一次變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為左庶長，實行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有：（一）「令民為什伍」，實行連坐告奸之法，「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商君列傳》）。這就是在按五家為伍、十家為一什的戶籍編制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的制度，告發「奸人」的可以同斬得敵人首級一樣受賞，不告發的要被腰斬。如果一家藏「奸」，與投降敵人一樣受處罰；其餘九家，倘不檢舉告發，則要一起辦罪。這樣，也就摧毀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的「親親」宗法關系，使宗法的父子關系轉向一種純粹政治上的君臣關系。

（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這里的「本業」，指男耕女織；「未業」，指商業和手工業；「復其身」，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收孥」，就是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奴婢。還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商君列傳》），拆散家長制的大家庭，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使生產組織從家庭公社轉變為個體小生產，發展私有制。

（三）為了削弱公族武力，使之集中於公室，規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商君列傳》），以有「軍功」者，來取代「有親」者，廢除了以血緣為根據的「封建親戚」的原則和禁止反映氏族殘余之「血親復仇」的私鬥。

（四）為了重建社會階級，又規定「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商君列傳》），即貴族的依據是軍功，而不是「親親」。當時的「爵」分為二十級，尊卑依照爵位的等級，每家佔有田宅奴隸的數字和服飾也按爵級而不同。這樣，宗族舊家如果沒有軍功，過去的族籍便被廢除，使得貴族的與生俱來的特權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五）為了推行變法，又斷然採取了「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的措施。同時，又下令禁止私門請托，禁止遊宦之民。

商鞅的第一次變法，主要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發展農業生產，削弱貴族特權，以行國君集權。這就引起了舊貴族的反抗，一時國都之內「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史記·商君列傳》），當時太子也違反了法令，商鞅嚴懲太子的師傅以做眾，從此無人敢公開反對。公元前352年，衛鞅因功由大庶長升為大良造，相當於中原各國相國兼將軍的官職。

第二次變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這是前次變法的繼續，著重於新制度的建設，其政策有：（一）「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徹底革除殘留的戎狄舊習，加強封建統治。這種習俗改革，可能就是商鞅所說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史記·商君列傳》）。古代秦國公社內部的家庭生活，似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談到這種家庭公社內部的家庭生活，應當指出，至少在俄國，大家都知道，家長對於公社的年輕婦女，特別是對他的兒媳常常濫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們作為後房；俄羅斯民歌對於這點有很好的描寫」①。商鞅所謂「為男女之別」可能是改革了這種落後的風俗。

（二）「平斗桶權衡丈尺」（《史記·商君列傳》），由中央統一度量衡，結束春秋以來「公量」、「私量」的不同，便利了賦稅的徵收和商業的經營。

（三）「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史記·秦本記》作「四十一縣」，此據《商君列傳》），廢封建，行郡縣。縣制的普遍推行，是為了把全國兵政大權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政治體制，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統治，進一步剝奪奴隸主貴族的權利。

（四）「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全面實行土地私有制。「開阡陌」的「開」，當是「破壞鏟削之意」（朱熹《開阡陌辯），蔡澤所說：商君「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戰國策·秦策三》），便是其征。「阡陌」是一種田界，因而所謂「開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三代以來的舊田界而建立一種新田界。具體些說，就是把原來的「百步為畝」的「阡陌」、「封疆」，開拓為二百四十步為一畝，重新設置「阡陌」和「封疆」。《新唐書·突厥傳》雲：「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官畝給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作面積。這種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晉國六卿中的趙氏已經實行②，商鞅佐秦，改用二百四十步為畝，可能也是適應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商鞅看來，為「農」就是為「戰」，所以他在變法中首先改變田制來適應兵制，即把過去的「步百為畝」改為二百四十步為畝，使當時農民平時家家為農，每戶人口少而耕地面積增，「利出於地，則民盡力」；戰時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為里，出戰卒萬，「名出於戰，則民致死」，這樣就深合「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見《商君書·算地》）的旨意。另外，在過去的一家受田百畝的情況下，每戶的賦稅負擔頗不合理。例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於土地有限，所以每人所得甚低，但卻需要負擔與人口較少人家相同的賦稅。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余夫出去從事工商業，那麼他們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額外納稅，這與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變法鼓勵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數字也就大體相同，而且每家均按新制百畝受田。這樣一來，每家的人口數目相近，受田面積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役的義務，因而每家的負擔也就一樣了。所以《史記·商君列傳》中說：「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蔡澤列傳》中又說：「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這里應當指出的是：商鞅變法雖然以法律形式破壞了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但是由於秦國的社會發展進程較之其他各國緩慢，到了戰國前期才出現了與「初稅畝」、「作爰田」等同樣性質的「制轅田」，直到此時，秦國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才有了內部量變，即由過去的「愛田易居」之定期分配製變為「自愛其處」的長期佔有制。在這個過程中，商鞅則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的授田制度，大體上一直延續到戰國末期①。1979年四川青川戰國墓出土的秦更修田律木牘①，更有其證。雲夢秦簡《法律答問》，解釋「盜封徒，贖耐」時說：「封，即田千（阡）伯（陌）、頃半（畔）封也」，便是其證。這里的「田阡陌」就是木牘所說的「百畝為頃」的「封」和「捋（埒）」。

（五）為了爭取中原，圖謀向東發展勢力，「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同時，為要仿效中原各國都城的規模，又「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進一步剝奪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強化了秦國的統治力量。公元前340年，商鞅大破魏軍，生擒魏將公子昂，迫使魏國交還部分過去被掠奪的西河地。由於這個大功，商鞅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十五邑。

商鞅被害及其變法的歷史意義商鞅在秦變法前後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擊、懲治的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卻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秦惠公即位，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均見《史記·商君列傳》），而被秦兵車裂於彤（陝西華縣西南）。

商鞅雖然被殺，但是他的變法成果仍然沿續不變，終於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比如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基礎上修訂補充而成的；商鞅統一度量衡時定下的標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後的秦始皇還在沿用著。正如王充所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即奠定了其後秦統一六國的基礎。

商鞅的變法產生了巨大的歷史作用，自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反映商鞅思想的《商君書》中，不但言「法」①，而且也涉及到了「勢」和「數」①的討論，並且針對儒家思想產生了爭論。「勢」和「數」的觀念，是國君有了獨立的主權和「獨制」①之權才會產生的，即是「變法」之後所產生的新觀念。這些新觀念，對於封建制的發展和鞏固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辭，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漢書·刑法志》）等嚴刑峻法，特別是商鞅開創的「燔詩書」的高壓政策，不僅極端壓制了人民的思想，對於我國文化典籍也是一種摧殘。

⑷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紛變法和改革，春秋時期的齊國和戰國時期的秦國是改革成就最突出的。

商鞅變法，公元前361年開始 內容不同：管仲改革是從經濟改革入手，通過發展經濟帶動政治、軍事、外交的全面改革。即把全國人口按職業劃分為土、農、工、商四民分別居住，並提供職業保障。「相地而衰征」的新的田賦制度。保護自然資源，禁止奴隸主搶掠平民的牛羊去作祭祀用，保護牲畜的繁殖。 大力發展商業貿易。由官府專賣鹽鐵。基礎還是奴隸制度 商鞅變法是商鞅於前361年在秦國實施的改革,對秦國的崛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內容有: 措施 目的及作用 「開阡陌封疆」、「廢井田」、「民得買賣」、承認土地私有 以法律形式廢除奴隸制的土地制度,開阡陌,肯定封建土地.. 商鞅是法家，重法制！ 參考資料： http://..com/question/14087180.html 管仲——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 商鞅——商鞅和秦孝公談霸業，得到了孝公支持，舌戰甘杜，堅定了孝公變法的決心，變法共有兩次，主要包含公元前356年，商鞅進行第一次變法，內容包括： （一）頒發法律，制定連坐法，輕罪用重刑； （二）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布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 （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 到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進行第二次變法，進一步從經濟和政治上進行改革，內容包括： （一）廢除貴族的井田制，「開阡陌封疆」， （二）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 （三）遷都咸陽，修建宮殿； （四）統一度量衡制，頒布度量衡的標准器； （五）開始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 （六）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兩次變法，使得秦國大治。 管仲的變法，雖然使齊國迅速發展，國力強盛，外交策略也相當成功，恩威並用，各國諸侯都尊重齊國，使齊桓公成為了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但並沒有解決國內的矛盾和隱患，所以齊桓公死後，齊國霸業中衰，中原霸主的地位也逐漸被晉所取代。 商鞅的變法，由於得到秦孝公的有力支持，在秦國進行了大的改革，從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但是嚴酷的刑法，特別是商鞅開創的「焚書禁游說」的高壓政策，對我國古代文化也是一種摧殘，雖然後來商鞅被殺，但變法的結果已經在秦國生根發芽，為秦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

⑸ 古代都有哪些刑法各自得名稱

中國古代十八大酷刑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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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祥 來源：搜狐 日期: 2005-1-30 7:17:48 已閱: 632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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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剝 皮>

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一堆油，不好分開。

另外還有一種剝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裡，只露出一顆腦袋，在頭頂用刀割個十字，把頭皮拉開以後，向裡面灌水銀下去。由於水銀比重很重，會把肌肉跟皮膚拉扯開來，埋在土裡的人會痛得不停扭動，又無法掙脫，最後身體會從從定的那個口「光溜溜」的跳出來，只剩下一張皮留在土裡...

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

02.<腰 斬>

由於腰斬是把人從中間切開，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會一下子就死，斬完以後還會神智清醒，得過好一段時間才會斷氣。

明成祖殺方孝孺就是用腰斬，傳說一刀下去之後，方孝孺還以肘撐地爬行，以手沾血連書「慘」字，一共寫了十二個半才斷氣。

03.<車 裂>

即五馬分屍，很簡單，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記得商鞅就是受五馬分屍之刑。

要把人的頭跟四肢砍下來都得花不少力氣，更何況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處更可想而知。真到撕開的時候，恐怕受刑人已經不會覺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時候。

04<俱五刑>

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塊」，通常是把人殺死以後，才把人的頭、手腳剁下來，再把軀干剁成三塊。

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喂養，取名「人彘」.結果呂後自己的兒子看到，給活活嚇死...

05<凌 遲>

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記得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

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

據說發展到後來，每次凌遲要由兩個人執行，從腳開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斷氣。而據說犯人若未割滿一千刀就斷了氣，執行人也要受刑。發展成死刑的藝術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聽說一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而最慘的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因為崇楨皇帝中了反間計，誤以為他通敵賣國，判他凌遲處死，行刑前以魚網覆身（讓肌肉突出以便下刀），遊街示眾，被北京城無知的民眾沖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咬下來...那種心理的痛恐怕遠高於生理的痛。

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06<縊 首>

在國外，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罰。

中國人的絞刑是用弓弦縊殺...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後面開始旋轉那張弓， 弓越轉越緊，受刑人的氣就越來越少，最後終於斷氣...

岳飛父子就是這樣死在風波亭，（因為他是功臣，不能斬首，要留全屍）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這樣給吳三桂親手縊殺...

07<烹 煮>

即「請君入瓮」那是唐朝時代，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朝中有位酷吏叫來俊臣，崇尚嚴刑峻法，對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對待。方法是找個大瓮，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熱。溫度越來越高，受刑人也越來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話，往往就被燒死在瓮里...後來武則天聽說了這件事，就把來俊臣找來，問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麼辦？來俊臣很得意的把這個方法說了出來，武則天就淡淡的說了句：「則請君入瓮」，把來俊臣燒死...

08<宮 刑>

司馬遷就是受了宮刑，才會寫出史記，也才會在「報任少卿書」里寫出「身直為閨閣之臣」這樣的句子。

中國人的閹割可講究了。首先要拿繩子把小弟弟綁起來（包括子孫袋）讓血液不流通，自然壞死，後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後拿香灰一蓋，止血，還得拿根鵝毛插在尿道里。等過了幾天把鵝毛拿掉，如果尿得出來，閹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來，那個人就算廢了，大概最後會死於尿毒症吧。所以如果是要閹來當宦官的話，最好趁年紀還小就閹掉，年紀大了危險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貴族沖抵死刑.

相對的女性為幽閉

09<刖 刑>

關於刖刑，大家的說法不太一樣。

有人說是把膝蓋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說是把膝蓋骨削掉，以後者比較可信。

總之，刖刑是一種類似截肢的酷刑。

戰國時代，孫臏受師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聽說他名字本來叫孫賓，受刑之後，才改為孫「臏」。

如果是把膝蓋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間失去了保護，這個人可能連站都站不起來，所以稗官野史上說，孫臏受刑之後，上陣打仗連騎馬都沒辦法，必須要坐車（馬車或人力車）。

10<插 針>

用針插手指甲縫。常用於女囚

11<活 埋>

活埋是戰爭時常用的手段。因為省力，速度也快。

戰爭里的活埋，都是叫戰俘自己挖坑，有時會先殺死俘虜再把他們推下去，但時間不夠的時候（或是要省子彈時），就直接把他們推進去以後蓋土。中國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過沒聽過有什麼名人受過這種刑罰。比較狠一點的，會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裡，只露出一個頭，然後開始凌虐..

12<鴆 毒>

鴆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較人道的方式....

中國古代的毒葯中，最有名的應該是「鳩」這種毒葯，成語中的「飲鳩止渴」便是源自於此。

常用於賜死情況

13<棍 刑>

即木樁刑。這里要說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這里說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從人的嘴或肛門里插進去，整根沒入，穿破胃腸，讓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沒有看過用這種刑罰的記載，不過金庸小說「俠客行」里有提到，還給這種酷刑起了個美名叫「開口笑」。

14<鋸 割>

把人用鐵鋸活活鋸死，其慘狀似乎與凌遲、剝皮也在伯仲之間，難怪在地獄酷刑中，就專門有把人鋸開的酷刑。然而，鋸死活人不僅在傳說的地獄中存在，在人間也是確確實實存在著的。據《三國志．吳書．孫皓傳》記載，三國時，吳帝孫皓的愛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搶奪百姓的財物，主管集市貿易的中郎將陳聲原是孫皓的寵臣，他捕獲搶劫者繩之以法。愛妾告訴孫皓，孫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陳聲，命里武士而燒紅的大鋸鋸斷陳聲的頭，把他的屍體投到四望台下。

15<斷 椎>

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仇恨之極時，往往會想到要打斷他的脊椎骨。打斷脊椎骨確實是一種很解氣的行為，因為人的脊樑骨若是斷了，他也就一命嗚呼了。在中國歷史上，斷椎也是一種很重要的酷刑。據《商君書．賞刑篇》載，春秋時姬重耳打算明文規定刑律，使國內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們一同商議。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顛頡很晚才到，有人認為顛頡有罪，應該給以處罰。於是，姬重耳批准，將顛頡斷椎處死。晉國的士大夫們都非常害怕，他們說：顛頡跟隨姬重耳流亡列國十九年，功勞很大，現在偶爾有小過尚且受到如此嚴厲的刑罰，何況我們哪？從此人人畏刑守法。

16<灌 鉛>

在佛教關於閻羅的故事中，有閻羅黑白二相的說法，白相即為地獄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圍侍；黑相即每天有兩個時辰，要受銅汁灌腸之苦。與此相似，人間有灌錫或灌鉛的酷刑。錫的熔點是攝氏二三二度，鉛的熔點是攝氏三二七點四度，無論灌錫或灌鉛都能把人燙死。而且溶化的錫或鉛一入肚腹就會凝固成硬塊，這種重金屬的墜力也能致人死命。

漢代廠川王劉去的王後陽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劉去寵愛另一位名叫榮愛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塊飲酒，昭信妒性大發，就向劉去說：「榮愛看人時，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誰有私情」。劉去信以為真，他見榮愛正在給他綉衣領上的花紋，就一怒之下奪過衣服投進火中燒掉了。榮愛見劉去生氣，非常害怕，投井尋死，劉去命令人把她撈出來，不幸沒有死。劉去杖責榮愛，她招認私情，榮愛受刑不過，胡亂說出和醫生有姦情。劉去越發惱怒，就把榮愛綁在柱子上，用燒紅的尖刀剜掉她的兩隻眼珠，再割下她的兩條大腿上的肉，最後用溶化的鉛灌入她的口中，這樣一直把榮愛摧殘至死。

17<梳 洗>

這里說的梳洗並不是女子的梳妝打扮，而是一種極為殘酷的刑罰，它指的是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梳洗之刑的真正發明者是朱元璋，據沈文的《聖君初政記》記載，實施梳洗之刑時，劊子手把犯人剝光衣服，裸體放在鐵床上，用滾開的水往他的身上澆幾遍，然後用鐵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間殺豬用開水燙過之後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盡，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後早就氣絕身亡了。梳洗之刑與凌遲有異曲同工之妙。據《舊唐書．桓彥范傳》記載，武三思曾派周利貞逮捕桓彥范，把他在竹槎上曳來曳去，肉被盡，露出白骨，然後又把他杖殺。

18<抽腸>

最後一個，很惡心的，是朱元璋用的，抽腸。看這個名字就有點受不了了吧。具體做法是立一個很高的竿子，上面裝個類似滑輪的東西，一根繩子搭上，一邊栓一個大石頭，一個掛一個鐵鉤，然後鐵鉤從人的肛門插進去，掛到腸子上，石頭下落，腸子就慢慢出來......，當然，人是活的。

⑹ 孫臏，黥布分別受了什麼酷刑

孫臏受臏刑，剜掉膝蓋骨，英布受黥刑，臉上刺黑字。

臏刑是夏商五刑之一，又稱刖刑，是斷足或砍去犯人膝蓋骨的刑罰。臏辟：古代斷足的酷刑；臏腳：砍去膝蓋骨及以下的酷刑；臏罰：剔去膝蓋骨的酷刑。

黥刑，又名墨刑，黵刑，刺字，上古的五刑之一，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肉刑，直至清末光緒三十二年修訂《大清律例》時才被徹底廢除，前後沿用時間長達數千年。

是封建國家刑罰制度中的正刑；在漢文帝廢肉刑之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黥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被廢除。

(6)春秋齊國刑法擴展閱讀：

師弟龐涓做了將軍，並沒有忘記師兄孫臏。孫臏當時在齊國，齊國又強於魏國。龐涓怕孫臏被齊國重用後與自己為敵，便處心積慮地要去掉這個眼中釘。

經過周密策劃，他假魏惠王之名邀請孫臏到魏國做客。孫臏如約前往，龐涓卻說孫臏來遲，怠慢了魏王，私自將孫臏處以臏刑，即剔除膝蓋骨，使其不能行走。

孫臏後來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投奔齊國，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輔佐齊國大將田忌兩次擊敗龐涓，取得了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勝利，奠定了齊國的霸業。

⑺ 齊國刑法太過苛刻，晏子如何巧諫齊景公減刑的

春秋戰國時期，齊景公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在國內實行一套非常嚴苛的法律制度。一時之間，國內民眾因為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被砍去雙腳的人有很多。晏子是齊國有名的思想家，他對於齊景公的做法十分不贊同，多次想勸誡齊景公。但是又擔心讓齊景公失了面子，讓自己身陷困境，為此，晏子十分苦惱。可是最終晏子還是成功勸誡齊景公，原因就是在一次閑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