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反意

Ⅰ 刑法有罪刑法定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那麼，請問民法上有相似的原則

民事法律遵循這樣一條基本原則：作為公民，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行為即可為之，即法學界通常所說的「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不違法」。

一、平等原則

民法平等原則有以下基本含義： 任何民事主體在民法上都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無論他們在行政法或者其他部門法上是否存在隸屬關系、主從關系、一進入民事領域便都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法人或公民，彼此互不隸屬和依從。

任何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任何民事主體依法取得民事權益都受同等的法律保護。

二、意思自治原則（自願原則）

其基本含義是：是否進行某項民事活動，完全由個人決定;否則該行為無效、

可變更或可撤銷；與什麼人、以何種方式、進行何種活動、由個人決定(至於該活動是否等價有償，也由本人評價抉擇。正基於此，等價有償不是民法的基本原則)；對自己的行為承擔風險和責任。既然是否進行某項民事活動完全由個人決定，那麼該民事活動的後果應由自己承擔。

三、誠實信用原則

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它要求：民事主體參加民事活動、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時，應當持有善意。不規避法律；履行義務時還應考慮他方利益、行使權利時不得損害他人利益民事主體所做的意思表示要真實、不欺不詐、講究信義、恪守諾言。

四、公序良俗原則（公共秩序原則）

民事法律行為的內容及目的不得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這一原則在現行法上的根據是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民事行為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無效。須注意的是，我國現行法因受前蘇聯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論的影響，未使用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字樣。

五、公平原則

民事法律行為內容的確定，應當遵循公平的原則。由當事人一方或第三方確定民事法律行為內容的，其確定只在符合公平原則時，始得對他方當事人發生效力。公平原則在現行法上的根據是民法通則第四條：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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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1、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民事立法的准則。

民法的基本原則，蘊含著民法調控社會生活所欲實現的目標，所欲達致的理想，是我國民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本質特徵的集中反映，集中體現了民法區別於其他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和經濟法的特徵。

它貫穿於整個民事立法，確定了民事立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制定具體民法制度和規范的基礎。

2、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基本准則。

民事主體所進行的各項民事活動，不僅要遵循具體的民法規范，還要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則。在現行法上對於民事主體的民事活動欠缺相應的民法規范進行調整時，民事主體應 依民法基本原則的要求進行民事活動。

3、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法院解釋法律、補充法律漏洞的基本依據。

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法院對民事法律、法規進行解釋的基本依據。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須對所應適用的法律條文進行解釋，以闡明法律規范的含義，確定特定法律規范的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法院在對法律條文進行解釋時，如有兩種相反的含義，應採用其中符合民法基本原則的含義。

無論採用何種解釋方法，其解釋結果均不能違反民法基本原則。如果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在現行法上未能獲得據以作出裁判的依據，這就表明在現行法上存在法律漏洞。此時，法院應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來進行法律漏洞的補充。

4、民法的基本原則，是解釋、研究民法的出發點。

學者在對民法進行解釋、研究時，應以民法的基本原則作為出發點，無論何種學說，違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則，就不是妥當的學說。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民法基本原則

Ⅱ 罪刑法定的歷史沿革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含義。這個命題雖然是用拉丁文表示的，但並不意味著在古羅馬法中就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不過，根據有關學者的考證，在古羅馬法中有類似的原則，稱為「適用刑罰必須根據法律實體」。但由於當時犯罪的構成要件並不明確，因此談不上嚴格意義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是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第39條，它確定了「
適當的法律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該條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褫奪其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罪刑法定的思想，在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更為系統與全面的闡述，由此形成了一種思想潮流，與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相抗衡。例如，英國哲學家洛克提出：「處在政府之下的人們的自由，應有長期有效的規則作為生活的准繩，這種規則為社會一切社會成員所共同遵守，並為社會所建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那麼，這些規則應該採取什麼形式呢？洛克認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了解的，經一般人同意採納和准許的法律，才是是非善惡的尺度。」法國著名啟蒙學家孟德斯鳩也有類似的論述，但是，較為明確的闡述罪刑法定原則的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貝氏指出：「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規定刑罰，只有代表根據社會契約而聯合起來的整個社會的立法者才能擁有這一權威。任何司法官員（它是社會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的對社會的另一成員科處刑罰。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一種正義的刑罰。因此，任何一個司法官員都不得以熱忱或公共福利為借口，以增加對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罰。」貝卡利亞對封建社會的刑罰擅斷進行了猛烈地拼擊，表達了對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的法治社會的無限嚮往。當然，罪刑法定真正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近代刑法學鼻祖費爾巴哈有力倡導的結果。費爾巴哈在《對實證主義刑法的原則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一書中指出：「每一個判刑的行為都應依據法律處刑。」而費爾巴哈「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對公民的處罰」一語更是使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實質昭然若揭。
罪刑法定從學說到法律的轉變，是在法國大革命勝利以後完成的。在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經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這一內容的指導下法國制定了刑法典，並於1810年公布施行，這就是舉世聞名的1810年《法國刑法典》 。該法第4條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沒有在犯罪行為時以明文規定刑罰的法律，對任何人不得處以違警罪、輕罪和重罪。」1810年《法國刑法典》一經頒行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仿效的範本，遂使罪刑法定主義成為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通行的刑法基本原則之一。
以上是罪刑法定原則從學說到法律的歷史沿革，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罪刑法定原則是在反對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的斗爭中提出來的刑法原則，是刑事法治的應有之義。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nullum crimen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這是對罪刑法定原則涵義的經典表述。我國刑法第3條將其概括為「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本條從正反兩個方面闡明了罪刑法定原則的雙重價值蘊涵，一是強調犯罪及其刑罰的法定性，體現法律的權威和國家對危害社會行為的定罪處罰權；二是強調非罪行為的自由性，即對國家刑罰權的限制，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由此派生出以下原則：排斥習慣法，刑法無溯及力，禁止類推，否定不定期刑，否定絕對的定期刑。

Ⅲ 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有哪些

罪刑法定原則，其基本內容是：

（1）絕對禁止適用類推，但是不禁止擴大解釋，把刑法的明文規定作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能通過類推或者類推解釋以犯罪論處。

（2）絕對禁止適用習慣法，把成文法作為刑法的唯一淵源。對於刑法上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允許通過適用習慣法定罪。

（3）絕對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從舊原則作為解決刑法溯及力問題的唯一原則。對於行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為當時有效的法律為依據，行為後頒行的新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絕對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罰的名稱、種類和幅度，都必須由法律加以確定，並且刑期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既不允許存在絕對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許規定相對的不定期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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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法官隨意擅斷。

（2）實定化，即對於什麼行為是犯罪和犯罪所產生的法律後果，都必須作出實體性的規定。

（3）明確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得含糊其詞或模稜兩可。

罪刑法定原則從產生之日起發展演變到今天，已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在這期間，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則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則發生了從絕對罪刑法定原則到相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轉變。

Ⅳ 罪刑法定原則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作為刑法的法治國思想的體現, 罪刑法定原則意味著市民社會確定了法律的統治。在刑事審判中, 罪刑法定原則特別具有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作用。
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的意義在於它把犯罪與刑罰的一系列問題都予以規定，並明確規定必須依法辦事，使司法工作人員定罪判刑都有統一的標准和依據可循，便於維護法制的統一；同時，也可以防止任何人，特別是執法人員濫用職權，任意出入定罪，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使有罪的人依法被懲處，定罪判刑。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依法辦案真真正正落到實處。可以說刑法規定罪刑法定的原則是維護法制統一，切實有效保障人權的需要，將它明文制定在刑法典之中，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則又是一條殘缺的原則，有其局限性，它是以一種現實的社會代價去換取理想中的法律真正的、完全的公正，這是因為刑法作為一種規范將永遠要滯後於犯罪，意味著有相當部分的犯罪不能被繩之以法，也就是要放縱一些犯罪，由於否定類推，便會導致：假如法律未對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即使該行為嚴重危害社會，也不能對其定罪處刑。解決的方法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和立法制度，及時更新和不斷完善我國的法律制度。使其適應新形式、新情況的需求。

Ⅳ 刑罪法定原則的內涵和意義

刑法第3條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即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麼罪，對犯罪處什麼刑，均須由法律預先明文規定，也即所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一來自拉丁語的法律格言，是對罪刑法定原則含義的高度概括。

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所明確的「適當的法定程序」的原則，而後，罪刑法定思想逐漸與西歐近代啟蒙思想相結合，形成一種與當時封建刑法擅斷相抗衡的一種思潮，廣為傳播，並以三權分立學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從罪刑法定原則近兩百年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可以發現，其基本精神乃是通過消極地限制刑罰權以積極地保障人權；其基本要求乃是通過刑法的確定性和絕對性來實現其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雙重機能。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也隨之進一步增強，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會呼喚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條中庄嚴宣告了這一基本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但對於這一表述，有的學者揭示了其中的「中國特色」；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有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其積極側面，第二個方面是消極側面，並且積極側面優於消極側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正確適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權，這是第二位的。我認為，正是由於這種「中國特色」的存在，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則應然性與實然性的沖突。

我國實行罪刑法定原則（即思想基礎①）是由刑法與民主的關系、刑法與自由的關系、刑法與秩序的關系決定的：是為了實現人民意志，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必須實行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原則折射出當代中國是以依法治國、保障人權為其價值取向的，其核心是實現刑法對人權價值的有力保障。

Ⅵ 罪狀、罪名、法定刑的定義

罪狀：我國刑法上的罪狀是指刑法分則條文對犯罪具體情況的規定和描述。其內容通常為對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說明。罪狀是犯罪構成的載體，或者說是犯罪構成的規范表現形式。只有通過對各罪狀的剖析，才能掌握各種犯罪的構成特徵，明確如何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由此也就產生了對立法者的嚴格要求，即應當十分注意對罪狀規定的科學性、明確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對不少罪狀的規定產生不同的理解，眾說紛紜，與罪狀表述的模糊性有直接關系。

罪名：罪名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每一種具體犯罪的名稱，是對該種具體犯罪行為本質特徵的高度概括。罪名反映了一種犯罪與另一種犯罪的本質區別，是區分此罪與彼罪的根本界限，在實踐中一般也是決定能否按照刑法總則的規定予以數罪並罰的前提和基礎。因此，科學確定和使用罪名對於正確定性，准確量刑，意義重大。罪名一般分為單一罪名和選擇性罪名。

法定刑：法定刑是指刑事立法中對特定犯罪規定的刑種及幅度。可分為:(1)絕對法定刑，即絕對確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刑法典曾加以採用，在現代各國刑事立法中則很少出現，(2)相對的法定刑，即規定幾種可供選擇的刑種和幅度，法官可以在此范圍內自由裁量.中國刑法中的法定刑為相對法定刑。

Ⅶ 罪刑法定原則體現了法律的什麼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標志著我國刑事與法的一個重大發展。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我國只將罪刑法定原則規定在刑法中。97年刑法修訂以前，我國憲法規定法和刑法對於罪刑法定原則都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立法精神，我國刑法是傾向於罪刑法定主義的。97年刑法在第三條中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這一規定無疑是我國刑事立法活動的又能一重大成果。我國刑法典自始自終體現著這一原則，下面從總則與分則兩個方面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總則方面看。刑法規定了犯罪的概念。97年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以及其它危害社會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犯罪的法定概念，從根本上回答了什麼行為是犯罪以及為什麼這些行為是犯罪的問題，它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總的標准。這一定義強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同時又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規定為違反刑法的行為，使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使犯罪概念具有以下積極意義；首先在立法者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有選擇地賦予刑事違法性的屬性，使社會危害性在刑法規范中得到明確具體的反映，這就是為追究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提供了法律依據，為司法工作人員認識危害性起到了指示作用。其次，通過刑事違法性反映社會危害性，應以刑法的規定為准繩。司法人員只能依法定罪量刑，不能依司法工作人員的好惡而任意出入人罪，這就為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起到了保障作用。最後，立法者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確認為觸犯刑律的行為，使之在刑法中得到不定的法律評價，這就為人們提供了一張應受刑罰的行為的清單，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行為模式，對人們的行為起著指引作用。
刑法還有對犯罪主體的規定。刑法第17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刑法不僅規定了犯罪主體的刑事責任年齡，還對精神病人以及醉酒的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作了規定。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除了對自然人主體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外，97刑法還規定單位也可以成為犯罪的主體。刑法第30條：「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樣刑法就為處罰單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解決了因對單位定罪無法可依而不得不不了了之的問題，寸步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
我國刑法對刑罰種類也做了明確規定。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等。我國刑法不僅規定了刑罰種類，而且同時對適用某一種的條件作了限制，例如死刑，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刑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不僅如此，刑法對量刑原則也作了明確規定。刑法第61條：「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在量刑方法上不僅對量刑的總的原則作了規定，還對量刑的具體原則作了規定，（例如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則，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的原則，犯罪預備、未遂與中止的量刑原則，主犯、從犯、脅從犯與教唆犯的量刑原則，累犯、自首的量刑原則，等等）。
此外，我國刑法總則對故意犯罪、過失犯罪、刑罰以及具體的刑罰刑罰制度都作了明確規定，不僅如此，新刑法還廢除了類推制度。這些都是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具體體現，此處不再作贅述。
（二）從分則方面看，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光靠犯罪概念是不夠的，要具體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離不開犯罪構成。總則中規定了犯罪構成的主體要件，而另外三個要件-------主觀方面、客體和客觀方面則須要從分則中才能找出。比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這一規定，構成本罪，主觀上必須具有犯罪故意，客觀上必須實話了殺人的行為，並且可以推出該行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再聯繫到刑法總則第17條的有關規定可以確定：犯罪主體是年滿十四周歲的具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根據上述要件，就可以正確地認定故意殺人罪了。不僅如此，上述故意殺人罪的罪狀還規定了該罪的法定刑。對具體犯罪的法定刑規定的形式，從各國的立法例來看，存在著三種情況：第一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第二是絕對不確定的法定刑；第三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我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立法例，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這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
由上而論述可以看出，從什麼是犯罪到對犯罪人定罪量刑，我國刑法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再加上我國廢除了類推制度，可以說基本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典化，將有利於我國刑法立法司法和行刑活動，有利於我國奉行依法治國，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和打擊犯罪的政策思想，它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向成熟與完善的新階段。

Ⅷ 如何理解刑法解釋與罪刑法定的關系不需要

(一)罪刑法定原則

我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是我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從立法者意圖而言,前段旨在突出刑法的法益保護機能,後段則旨在突出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從一般意義上理解,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

從罪刑法定原則的歷史沿革和法律淵源分析,其具體內容分為「形式的側面」與「實質的側面」。法律主義、禁止事後法、禁止類推解釋、禁止不定(期)刑,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傳統內容,被稱為「形式的側面」。刑法規定的明確性原則、刑罰法定的內容適正原則(禁止處罰不當的行為和進行不均衡的、殘虐的刑罰)是其「實質的側面」。[①]罪刑法定原則下,要求絕對禁止適用類推,但是不禁止在刑法文義「射程」范圍內進行的擴大、限制等解釋。把刑法的明文規定作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能通過類推或者類推解釋以犯罪論處。

(二)刑法解釋

刑法解釋是指刑法規定意義的說明。刑法解釋有助於人們正確理解刑法規定的含義與精神;有利於刑法的正確實施和使用;有利於克服刑法表述的某些缺陷;有利於刑法的發展和完善。

按照刑法解釋的效力可以分為正式的刑法解釋和非正式的刑法解釋。正式的刑法解釋主要指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非正式的刑法解釋,即未經國家授權的機關、團體、社會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公民個人對刑法所做的解釋,沒有法律效力,但對刑事司法乃至立法活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提高公民法律意識具有重大作用。[②]比如專家學者解釋、司法工作人員解釋等。本文主要以司法工作人員進行的非正式刑法解釋為研究對象,即司法工作人員在適應刑法過程中,在沒有相關規定及司法解釋進行闡明時,如何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則下作出必要、合理的解釋,准確適用刑法,區分好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標准。

(三)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解釋的關系

司法工作人員在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時,往往會通過比較解釋、體系解釋、文理解釋、限制解釋、擴大解釋等方法和技巧進行解釋。這些解釋方法和技巧,在不超越刑法本意的基礎上,是被罪刑法定原則所允許的。比如,在辦理聚眾淫亂案件過程中,將聚眾淫亂限制解釋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眾淫亂是罪刑法定原則所允許的,因為如果不限制解釋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眾淫亂,就可能導致刑法介入道德生活領域,使倫理秩序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然而,我們應當注意到罪刑法定原則是不允許類推解釋,司法工作人員不能以類推對刑法進行解釋。因為類推解釋是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並且一般是將所要解釋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釋,其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於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從論理方法上說,類推解釋認識到了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社會危害性和緊迫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比如,將刑法中的「婦女」解釋為「人」,就是典型的類推解釋,很顯然,這種解釋和罪刑法定原則是相沖突的。
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解釋的適用規則

從以上理論和實證分析來看,作為一名司法工作人員在具體辦案中應正確適用刑法,適用刑法的過程也是解釋刑法的過程。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如果不能發現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將難以真正做到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有機統一。筆者認為,司法工作人員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解釋的適用規則可以表現一個從抽象到具體、從整體到部分的解釋過程。即在辦理具體刑事犯罪案件時,首先從整體上要有禁止類推解釋的法律觀念,然後回歸到案件事實本身,拉近案件事實和犯罪構成的連接點,通過交互作用,進行合理必要解釋,最後從局部對個別刑法用語作出評價和修正,把握好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作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判斷。具體表現為:

(一)樹立禁止類推解釋法律觀念

司法工作人員,一方面要善於解釋刑法,不能因為刑法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就僅對刑法條文作字面解釋;另一方面也要禁止類推思維進行類推解釋。當前類推思維主要表現為整體思維,即不具體分析某種行為是否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而僅從整體上考察該行為的危害程度進而判斷是否成立犯罪。[④]這是缺乏罪刑法定主義法律觀念的表現。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在樹立禁止類推解釋的法律觀念的情況下,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等諸多方面作出解釋。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法益保護機能和人權保障機能的問題。

(二)拉近案件事實和犯罪構成進行合理解釋

由於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法律標准,所以它與犯罪構成事實有別:前者是法律規定,後者是具體事實。二者的聯系也顯而易見:具體事實符合法定的犯罪構成時,才能成為犯罪構成事實。[⑤]案件事實對犯罪構成的解釋起著重要作用,現實的案件事實成為推動司法工作人員反復斟酌刑法真實含義的最大動因。在樹立樹立禁止類推解釋法律觀念的前提下,司法工作人員在的目光總是不斷往返於犯罪構成和案件事實之間,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權衡,使犯罪構成與案件事實交互作用,一方面將案件事實向犯罪構成拉近,一方面將犯罪構成向案件事實拉近,從而作出判斷。比如,犯罪構成的內容是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案件事實為行為人故意將他人價值1萬元的戒指扔入大海中。如果將犯罪構成中的「毀壞」解釋為「導致財物物理上的毀損」,將案件事實抽象為「使他人戒指轉移與大海中」,則必然得出無罪結果,但這種結論是不能被人接受的。於是,司法工作人員可能進一步解釋犯罪構成,將「毀壞」解釋為「導致財物的本來效用減少或者喪失」,再對比案件事實,則必然得出有罪結論。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司法工作人員一定要達到有罪結論才罷休。只有在既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又不歪曲事實的前提下,使犯罪構成與案件事實彼此對應。

(三)綜合評價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

司法工作人員應該依據什麼標准對刑法用語作出評價和解釋,才能把握其擁有之義呢?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的需要證明的事實和不需要證明的事實進行分類。第一類為法律評價,即需要根據法律、法規評價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國家工作人員」、「司法工作人員」、「公私財物」等則應該根據法律法規規定的具體內容作出解釋。第二類為社會評價,即要求參照法律意外的倫理的、社會的、經濟的等一般文化的評價方式評價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猥褻」、「侮辱」、「損害」、「泄憤報復」、「淫穢物品」等。第三類為事實評價,即伴隨著事實事實判斷的概念,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比如,刑法條文中規定的「危險」以及「情節嚴重」,都是伴隨著事實判斷的概念。根據具體個案,通過綜合評價,准確把握好刑法用語中可能具有的含義。

Ⅸ 罪刑法定原則和司法解釋的關系

三、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內容分為「形式的側面」與「實質的側面」。(一)形式的側面法律主義、禁止事後法、禁止類推解釋、禁止不定(期)刑，是傳統的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被稱為「形式的側面」。形式的側面源於三權分立與心理強制說兩個思想淵源，這兩個思想淵源基本上主張議會至上。雖然「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每個人都被認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應該由自己來統治自己，所以立法權應該由人民集體享有。然而這在大國是不可能的，在小國也有許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須通過他們的代表來做一切他們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11]也正因為如此，議會主權、議會至上得以推崇。於是，人們信任立法權，只是不信任司法權與行政權；又由於三權分立以及罪刑由司法權管轄，故罪刑法定原則起先所提出的原則均為形式的側面，旨在限制司法權。即只要法院嚴格執行議會制定的法律，人們的自由就有了保障。這正是形式法治的觀點。形式側面並未過時，相反仍顯重要；而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不再具有現實意義，故現在支撐形式側面的思想基礎主要是尊重人權主義：要使國民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必須有事先明文規定的法律，而且不得對法律作類推解釋。1．法律主義罪刑法定主義所要求的法律主義，是指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必須是成文的法律；法官只能根據成文法律定罪量刑。其具體要求是：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故行政規章不能制定刑法；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必須由本國通用的文字表述；習慣法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判例也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這幾點密切聯系，雖易於理解，也存在疑問。2．禁止事後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事後法原則源於法律的本質。法律一方面具有安定的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推動或塑造的機能。即法律在保障社會生活的延續，保障人民的權利和正當期盼的同時，能夠使所建立的秩序與社會演變相適應，甚至在特定意義上來促進這種演變。法律首先是一種裁判規范，但人民透過裁判規范，可以認識其行為規范的一面。國民相信法律規范的真實性，並將其生活計劃置於刑法中，實施法律所允許實施的行為，不實施法律所禁止實施的行為；於是，法律規范起到了指引、促進或者決定人們行為的作用。顯然，法律規范不可能在其付諸生效之前指引、指示人們的行為。如果法律規范溯及既往，人們對法律規范的正當期盼的失落，會導致對法律規范失去信心，進而摧毀法的社會機能。禁止事後法是保障國民自由的要求。因為國民總是根據現行有效的法律計劃和實施自己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國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現行有效的法律可以預見，人們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由行事。國民決不可能預見到立法機關在其行為後會制定何種法律，故不可能根據行為後的法律安排現在的行為。如果現在的合法行為，會被將來的法律宣告為非法，進而給予制裁，國民就沒有絲毫自由可言。正因為禁止事後法是為了保障國民自由，所以，禁止事後法只是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溯及既往，如果新法有利於被告人，則可以溯及既往適用新法。更有甚者，在新法處罰較輕或者不處罰的情況下，對原來根據舊法所作的判決也必須改判為較輕的刑罰或者宣告無罪。[23]這是為了使刑罰的處罰范圍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擴大國民的自由。禁止溯及既往既是司法原則，也是立法原則。因為刑法適用上的溯及既往與刑事立法上的溯及既往都會損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侵犯國民自由；即使一般來說，新法優於舊法，但是，在修改舊法、制定新法之前，舊法也是適應當時社會的法律，不可認為新法能適應以往時代的需要。根據預測可能性的原理，下列做法違反禁止事後法的原則：(1)對行為時並未禁止的行為科處刑罰；(2)對行為時雖有法律禁止但並未以刑罰禁止(未規定法定刑)的行為科處刑罰；(3)事後減少犯罪構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4)事後提高法定刑；(5)改變刑事證據規則，事後允許以較少或較簡單的證據作為定罪根據。3．禁止類推解釋多數學者認為，禁止類推解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一個內容。類推解釋是指，需要判斷的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基本相似時，將後者的法律效果適用於前者，，形式側面的禁止類推解釋，是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因為類推解釋導致刑法的規定適用刁：相似的情況，「相似就是客觀事物存在的同與變異矛盾的統一」[24],兩種現象之間只要存在相同之處，人們就可以說它們具有相似性。這樣一來，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都有被科處刑罰的危險。禁止類推解釋既可以由民主主義解釋，也可以由預測可能性解釋。立法機關通過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圖，因此，在解釋刑法時，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義內進行解釋；同時，由於刑法本身有自己的體系，故在確定文字含義時，應當在維持刑法整體含義的前提下進行解釋。如果可以類推解釋，則意味著成文刑法喪失了意義。刑法通過其文字形成規范從而指引、指示人們的行為；或者說，國民通過刑法用語了解刑法禁止什麼行為。在了解的過程中，國民當然會想到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因此，在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內做出解釋，就不會損害其預測可能性；如果將國民根據刑法用語所預想不到的事項解釋為刑法用語所包含的事項，就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從而導致國民實施原本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卻受到了刑罰處罰。所以，類推解釋的結論，必然導致國民不能預測自己的行為性質後果，要麼造成行為的萎縮，要麼造成國民在不能預見的情況下受刑罰處罰。禁止類推解釋原本只是從形式側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對刑法做出任何類推解釋，，但是，如果同時從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出發，對類推解釋應當作兩個方面的補充與發展。其一，不僅應禁止類推解釋，而且應禁止一切違反民主主義、違反預測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釋。因為，一方面，在許多情況下，即使是限制解釋也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類推解釋，而只是擴大解釋，但如果超出了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也會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甚至在應當作限制解釋而不作限制解釋的情況下，也會損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解釋方法無窮無盡，但可以肯定的是，類推解釋從方法上來說，就是應當禁止的，而其他解釋方法只有從解釋理由與結論上才能判斷出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其二，類推解釋的要求經歷了由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到只是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的過程。之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是因為刑法中存在一些有利於被告人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因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緣故，按照其文字含義適用時會造成不公平現象。所以，允許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正是為了克服形式側面的缺陷，實現刑法的正義。一般認為，罪刑法定原則並不禁止擴大解釋，但如何釐定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則是一個難題。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沒有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而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可能具有的含義」，是指依一般語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標準的語言用法，該用語還能夠指稱的意義。[25]，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劃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的結論在公民預測可能性之內；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是不確定的。同一種解釋，有人覺得是類推解釋，有人則認為是擴大解釋。例如，將刑法第259條的「同居」概念，解釋為包括長期通姦或導致嚴重後果的通姦，既可能被人們認定為類推解釋，也可能被人們認定為擴大解釋。即使一些習以為常的解釋，仔細思索後也會發現問題。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然而，「侵入」一詞究竟能否包含「不退出」的行為，或者說，上述定義是否類推解釋，還是存在疑問的。不難發現，這里存在解釋者的前理解、一般人的接受程度等問題。盡管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區別還存在難題，但不能因此否認二者的界限，也不能因此否定擴大解釋本身。4．禁止絕對不定(期)刑法定刑必須有特定的刑種與刑度。如果刑法對某種行為沒有規定刑罰，那麼，根據「沒有法定的刑罰就沒有犯罪」(Nullum crimen sine poena legali.)的原則，該行為便不是犯罪。[26]同樣，如果刑法只是規定對某種行為追究刑事責任，但沒有規定特定的刑種與刑度，司法機關因為沒有適用刑罰的標准，事實上也不可能追究刑事責任。所以，不同時代的刑法通常都對犯罪規定了特定的刑種與刑度。所不同的是，在一段時間內，西方一些國家的刑法(如1791年的《法國刑法典》)規定了絕對確定的法定刑，使法官沒有裁量的餘地。從表面上看，刑法規定絕對確定的法定刑，有利於保障人權。但事實上，任何一種具體的犯罪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情節、不同的危害程度以及不同的人身危險性，而絕對確定的法定刑只能以該種犯罪的平均程度的危害性為根據予以確定，故反而侵害那些情節輕微、人身危險性較輕的部分犯罪人的自由。所以，現代各國的刑法都規定了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由於刑法規定了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法官不僅應當以相對確定刑為依據裁量刑罰，而且必須做出具體的裁量，即必須宣告具體的刑罰，而不能宣告不定期刑。相對確定的法定刑，一方面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權力，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的均衡，因而符合法治的要求